我们当然都希望走出创伤，然而，负责我们基本生存功能的那部分大脑（深藏于我们的理性大脑之下）并不擅长否认记忆。即使创伤性经历过去了很久，这部分大脑也有可能在一些轻微的危险信号下激活大脑的应激回路，让大脑产生大量的压力荷尔蒙。这会引发负面情感、强烈的生理感受以及冲动的攻击性行为。这一创伤后应激反应难以理解又势不可挡。失控，让创伤的幸存者觉得他们的内心已经彻底损毁，无可救药。

我们还要进行多年的学科研究。然而，三门新学科的诞生让有关心理创伤、虐待和忽视的知识出现了爆炸性的增长。这三个新领域分别是：神经科学，一门研究大脑如何支持思维过程的学科；发展精神病理学，研究逆境对思维和大脑发育的影响；人际神经生物学，研究我们的行为如何影响我们周围人的情绪、生理和观念。这三个领域的研究揭示出，创伤会造成实际的生理影响，包括重新调校我们的大脑警报系统、令压力激素更加活跃、让报警系统从不相关信息中筛选出与危机相关的信息。我们现在知道，精神创伤会损害大脑感知生理感觉的功能区域，让我们感受不到生命力。这些变化也解释了为什么受过创伤的人对威胁过度反应，不能体验他们的日常生活。这些知识也帮助我们明白，为什么受过创伤的人们似乎总是面临同样的问题，好像难以从经验中学习。我们现在知道，他们反复受挫的行为不是因为他们有道德上的缺陷，或是意志力薄弱，又或是他们的品格不好，而是他们的大脑发生了变化。

我们对精神创伤知识的增长也带来了新的可能，让我们可以缓解甚至将创伤带来的损害恢复。现在，治疗创伤可以利用大脑自身的神经可塑性，发展新的方法和体会，帮助幸存者在现实生活中感到活力，从而继续生活。这些方法从本质上可以概括为三个途径：①自上而下，通过谈话重新与他人建立联系，进而了解自我，处理与创伤相关的记忆；②服用药物，关闭脑中不适当的警报，或者使用其他方式来改变大脑组织信息的方式；③自下而上，让身体深刻地体会与创伤带来的无助、狂怒或崩溃完全相反的体验。对每个特定的创伤后幸存者来说，哪一种方式最好，是一个经验上的问题。就我见过的病人来说，大多数人都需要上述方法的综合。

几年之后，我在儿童虐待的幸存者中看到了类似现象：他们大多都对自己当年为了幸存，或为了保持与施虐者的联系而采取的行动而羞愧万分。施虐者越是与孩子亲近、受孩子依赖，受虐的孩子就感到越强的羞愧感。这一状况看起来相当混乱，似乎分不清这是一个受害者还是一个自愿的参与者，这结果导致了爱和恐怖、痛苦与愉悦进一步的混淆。我们会在本书稍后回到这一矛盾当中。

研究的一部分是给参与者进行罗夏墨迹测验。和其他直接回答问题的测验不同，罗夏墨迹测验几乎不可能作假。罗夏墨迹测验是一种独特的工具，它通过墨迹——这种基本上没有意义的刺激来检测被试的精神状况。就好像我们夏天躺在草坪上，看到漂浮在天空中的云朵一样，我们会给罗夏的墨迹创造意义和故事情节。人们对墨迹的想象可以揭示相当大一部分的思维状态。例如，在看着罗夏墨迹测验的第二张卡片时，比尔陷入了恐慌：“这就是我在越南看到的那个爆炸了的婴儿。你看，在正中间就是那些烧焦的肉、这里是伤口，还有血喷得到处都是。”他喘息着，额头留下汗水，处于跟他第一次来医院时非常相似的恐慌中。

→有点好奇做这个测验时我会看到什么……

我们从罗夏墨迹测试中发现，受过创伤的人会将他们的创伤重叠在周围的一切事物上，因此难以解读发生在他们周围的一切。要不就是“创伤再现”，要不就是“难以解读”，这之间没有中间地带。我们也发现，创伤会损害想象力。那5个什么都解读不出来的人失去了想象的能力。但剩下的那16个在墨迹中重回过去的人也失去了灵活的思维能力，这也是一种想象力受损的表现：他们只能不断重蹈覆辙。

→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想象力受损的表现，我连维持记忆都做不到[ ´ー`]

现在想来，他们的这一举动似乎揭示了他们的一部分问题：一个人要不就是团体中的一部分；要不就什么都不是。在创伤过后，这个世界似乎简单地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了解你的；剩下的是什么都不知道的。不能分享创伤性经历的人都不值得信任，因为他们不明白。遗憾的是，这些“不可信任”的人里往往包括伴侣、孩子，还有同事。他们带来这么多痛苦的事件也成了他们的存在意义。只有当他们回忆起过去的创伤时，他们才有活着的感觉。

→看的时候感觉很痛苦，回忆起那些情绪一激动就开始和不熟的人谈起以前经历的回忆，虽然渴望连接渴望被拯救是创伤相关人格部分之一，但向“不值得信任的人”透露创伤，被我心底里认定为“不可思议不可原谅的耻辱”，也会因为对方误解我的经历和感受而恼怒。
“只有当他们回忆起过去的创伤时，他们才有活着的感觉。”可能就是我在一遍遍重复自己是遭遇了如何的痛苦，有多不容易才走到现在的原因，我需要从什么地方获得一些活着的感觉和成就感

我们杰出的老师，埃尔文·赛姆拉德（Elvin
Semrad），完全不赞成我们在第一年读教科书。这一明智的阅读“节食”让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最后都成了饥饿的阅读者和多产的创作者。塞姆拉德老师不希望课本里那些言之凿凿的精神科诊断标准掩盖了我们对现实的感知。我记得我曾经向他问过：“你觉得这个患者是精神分裂症还是分裂情感性障碍？”他静止一会儿，轻轻抚着下巴，明显陷入了沉思。“我想我会叫他迈克尔·麦金太尔。”他回答。塞姆拉德老师教我们，人类最痛苦的莫过于爱与失去，因此，治疗者要做的，是帮助人们“了解、体验以及容忍”生活的真实，包括其中所有的愉快与悲伤。“我们痛苦的最大来源是我们的自我欺骗。”他驱使我们尽可能诚实地面对自己的每种经历。他常常说，人们如果不知道自己所知道的，感觉不到自己所感觉到的，就永远不能痊愈。
我记得，当我听到这位著名哈佛教授坦率地描述，他在睡觉时被妻子的屁股顶着却感到非常舒服时，我惊讶万分。他通过暴露这样一个简单的需求，令我们明白基础的人类需求对我们的生活多么重要。无法满足基本需求会导致精神上的发育不良，无论我们的思想有多崇高、有如何伟大的世俗成就。他告诉我们，疗愈仰赖于亲身经验：你只有彻彻底底了解你的身体之后，你才能控制你的生活。

→看见即疗愈的又一表述。我其实还挺好奇的，那些健全的没有出现这些“不良反应”的人是足够了解自己的身体后才控制自己的生活的吗？我总觉得有意识去锻炼这方面神经的人只有那些，凭着对自己平常的认识无法完全解释和解决影响了生活的痛苦的人？

这么多有关创伤后的应激问题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我很好奇神经科学的前沿领域是否能提供一些答案。于是，我开始参加美国神经心理药理学院（ACNP）的会议。1984年的ACNP年会里有很多有关药物研究的讲座，引人入胜。我在还有几个小时就上飞机飞回波士顿的时候，听到来自科罗拉多大学的斯蒂芬·梅尔（Steven
Maier）报告他和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合作者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的研究。他的报告主题是动物的无助。梅尔和塞利格曼把几只狗关在笼子里，反复对之施加足以令之感到痛苦的电击。他们将这种情况称之为“无法逃避的电击”9。我很爱狗，所以我自己永远也做不出这种研究，但我很好奇这种酷刑会给动物带来怎样的影响。
就这样对狗进行了几轮电击之后，研究者们打开笼门，继续对狗施加电击。此前从未受过电击的狗立刻逃出了笼子，但那些先前被施加过“无法逃避的电击”的狗完全没有尝试逃出笼子——它们只是躺在那儿，任凭笼子的门敞开着，呜咽着，不自主地排便。仅仅提供逃脱的机会并不能让受过创伤的动物或人类重返自由。如同梅尔和塞利格曼的狗一样，很多受过创伤的人放弃了。他们沉浸在自己已知的恐惧当中，不去冒险寻找新的选择。

我完全被梅尔的叙述吸引了。他们对这些可怜的狗做的事情跟那些发生在向我求助的患者身上的事完全相同。他们也曾带来的可怕伤害中，而且完全无法逃脱。我立刻回想起我曾经治疗过的患者：他们几乎全都曾被约束在某种无法逃脱的状态中，无法采取行动以避免伤害。他们的“战斗或逃跑反应”被彻底肢解，最终可能是极端焦虑或彻底崩溃。

→……[ ´_ゝ`]

为了和史蒂芬·梅尔交谈，我没赶上飞机。他的讲座不仅让我明白了我的患者的真正问题，而且也为如何解决这个困境提供了线索。例如，他和塞利格曼发现，教受创伤的狗离开电笼的唯一方式是：打开笼门，然后把它们拖出去，如此反复。这样，狗就可以直接体会到逃跑的方式。

我可以教会我的患者们这样基本的自卫方式吗？我的患者们需要亲身体会才能重新获得控制感吗？如果他们可以学会逃离那些可能伤害他们，或与他们曾经无法逃离的创伤类似的情景呢？这是本书最终要达到的目标之一，我将在本书的第五部分对此进行讨论。

后来的动物研究又使用了小鼠、大鼠、猫、猴子、大象等，这些实验提供了更多有趣的数据。10例如，当研究者播放巨大的噪声时，在温暖又食物充足的环境中长大的小鼠立刻就逃回巢里了。但另一组在嘈杂而且食物紧缺的环境下养大的小鼠，即使把它们放在一个愉悦的环境中，他们也还是会跑回巢里。
无论巢的环境是舒适的还是恶劣的，受到惊吓的动物都会跑回巢里。我想起我那些饱受家人虐待的患者，明知会再次受伤，他们还是会义无反顾地回去。受过创伤的人一定会回到熟悉的环境寻求庇护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是否能帮助他们与一个安全、愉悦的地点或活动建立联系呢？

→一说到和自己切身相关的体验就不知道该说什么好，看到之后只是一直想哭

我和马克·格林伯格决定转而研究生活的动力（attractor）——是什么吸引我们、激励我们、让我们有活着的感觉。一般来说，我们会被那些让人感觉更好的东西吸引。但是，为什么很多人会被危险或痛苦的事物吸引呢？最后，我们发现了一个研究，可以解释为什么恐怖和痛苦会变成一种痛快而刺激的体验。15在20世纪70年代，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理查德·所罗门（Richard
Solomon）发现人体几乎能够适应所有刺激。我们可能会对一些毒品上瘾，因为这些毒品会立刻带给我们舒适的感觉；但一些会立刻让我们感到不适的活动，例如洗桑拿、跑马拉松、跳伞，最终也可以变得让人享受。这一缓慢的调整形成了一种新的体内化学信号平衡，例如马拉松运动员，他们可以在将身体推至极限时获得愉悦和兴奋。
当我们无法进行这种极限活动时，我们会渴望再度进行类似的活动，产生和药物上瘾类似的戒断反应。长此以往，人们就会专注于戒断带来的痛苦而不是活动本身。这一理论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人会雇人来打自己、用烟头烫自己，或吸引人们伤害自己。恐惧和恶心以某种不合常理的方式转化为快感。

……因此，我们认为，比彻推断的“强烈的情感可以抵抗痛苦”是脑内分泌的内啡肽的作用。这意味着很多经历过创伤的人，在再次遭遇类似压力时，也会产生类似的缓解作用。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实验，但它还不能完全解释茱莉亚为什么会不断回到那残暴的拉皮条男人身边。

制药行业没用多久就彻底改变了精神病学。药物带给医生一种比谈话治疗更有效率的治疗方式。药物也增加了医生们的收入，为制药厂带来利润。制药行业给我们提供大量资金，让我们的实验室充满了精力旺盛的研究生和精密的仪器。以往总是备受忽视、居于医院地下室的精神科开始得到重视，也搬到了更高的楼层。

其中的标志性事件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的马萨诸塞精神卫生中心，医院的游泳池被填平改建为实验室，棒球场也改为临床用的小隔间。几十年来，医生和病人都平等地享受着游泳池里的清凉，在棒球场追逐奔跑的乐趣。我当年在病房当助理的时候，每天得花好几个小时在健身房和病人待在一起。健身房就像是一座孤岛，让日日漂浮在绝望之海的我们感到了身体上的康复。如今，医院变成了纯粹的一个“修理病人”的地方。

抗抑郁药可以帮助人们进行日常活动。为了让自己能好好睡上几个小时，选择吃安眠药还是把自己灌醉，答案都非常明显。对于那些已经在上瑜伽课、规律地锻炼身体，或者因其他一切手段而精疲力竭的人，药物可能让人如同重获新生。SSRI可以让受到创伤的人们不再受他们情绪的奴役，但这仅仅是他们整体治疗的一小部分。

在进行了一系列有关PTSD的药物研究后，我发现精神类药物有一系列严重的副作用——它们会转移处理潜在问题的注意力。大脑-疾病模型让医生和保险公司将人们的命运从他们自己的手中接管过来，负责解决问题。

药物效果如此显著，主要的医学期刊几乎不会刊登不涉及药物治疗的精神疾病研究。31非药物治疗的研究实践者一般都被边缘化为“可替代的”。非药物治疗的研究几乎不可能获得资助，除非它们使用所谓的“程式化治疗”（manualized
protocols），即一切治疗师和患者都只使用经过严格限定的治疗程序，治疗师不能根据个别患者的需要调整治疗方式。
主流医学坚定不移地认为，只有通过化学物质才能够保证我们拥有更好的生活品质，但事实上，除了药物，还有很多方式可以达成我们身体健康和体内的化学平衡，但这些方式几乎没有被考虑过。

→药物只能解决那些最简单的问题，让人能以较高的效率维持精力投入到现在的生活之中。尽管药物的确能解决一些问题，但是那些源于创伤的痛苦和问题却没办法解决。还是要多学习心理知识多去了解自己

大脑-疾病模型忽视了以下事实：①人与人之间既可以互相毁灭，也可以互相拯救：恢复社会关系是康复的中心；②语言给予我们改变自我和他人的力量，通过叙述经历，我们得以了解自我和世界的意义；③我们可以调节我们的生理状况，包括可以通过简单的呼吸、动作和触摸调节我们身体和大脑的自主运动；④我们可以改变社会状态，创造一个大人小孩都能感到安全和蓬勃发展的环境。
如果我们忽视这些人性的基本维度，我们就剥夺了人们愈合创伤、恢复自主的能力。作为一个病人，而不是一个疗愈过程的参与者，其实是在将这些受苦的人与他们的环境隔绝，将他们的内在异化。考虑到药物的局限性，我开始思考，是否可以找到一种更为自然的方式，帮助人们应对创伤后的应激状态。

呼，之前看的部分搬完了，接下来就是新的了

我的研究助理是之前在哈佛医学院和我一起工作过的丽塔·菲斯勒（Rita Fisler）。她与每一位实验参加者在一起，一点点地重建起他们的创伤经历，写成脚本。因为闪回总是碎片性的，我们仔细地收集他们记忆碎片——特定的影像、声音和感觉——而不是他们的整体故事。丽塔也让参与者描述一个可以让他们感到安全的场景作为安全脚本。其中一个人描述了她的晨间惯例；另外一个人描述了一个位于佛蒙特州、可以看到远处群山的农宅，而她坐在一个农宅的门廊上。我们用安全脚本来收集基线测量。
当参与者默读（比起听见或者说出来，默读不那么难以承受）完这些脚本，验证完它们的准确性之后，他们躺到扫描仪中。丽塔会用录音将他们的故事回放出来。一个典型的脚本是这样的：
“你只有6岁大。你准备睡觉了。你听见你的母亲和父亲互相吼叫。你很害怕，你感到你的胃在打结。你透过栏杆的扶手，看到你父亲紧紧地抓住你母亲的手臂，你的母亲在努力挣脱。你的母亲在哭叫，像一只动物一样吐口水，发出嘶嘶声。你感到脸部充血、全身发热。你母亲挣脱开来，她立刻跑到餐厅打碎了一只昂贵的瓷花瓶。你向你的父母大喊停止，但他们完全不理你。你母亲跑到楼上，然后你听见她摔破了电视。你的弟弟和妹妹试图躲在衣柜里。你心跳加速，你在发抖。”

→看的时候真的有点闪回，，心跳加快、胸闷、直冒汗[ ・_ゝ・]。抓来我兔抱住才好一点，看完这段就去吃饭了，现在都吃完了还在心悸。

“丽塔也让参与者描述一个可以让他们感到安全的场景作为安全脚本。其中一个人描述了她的晨间惯例；另外一个人描述了一个位于佛蒙特州、可以看到远处群山的农宅，而她坐在一个农宅的门廊上”
我在想只要是个安全场景的话，晚上穿得毛茸茸暖融融地和兔抱在一起睡觉也许可以……或者就是单纯地想象自己抱着兔？除此之外的安全场景现在还想不到

在扫描结果图上有一些令人迷惑的点和颜色。其中，最大的一块活跃区域在大脑左下方的区域，这个区域叫边缘系统，或“情绪脑”。这部分的活跃毫无悬念。我们已经知道，强烈的情绪让边缘系统，特别是杏仁核，变得非常活跃。
杏仁核负责向我们警告潜在的危险，激活身体在压力下的反应。我们的研究清楚表明，当一个受过创伤的人暴露在他们曾经体验过的图像、声音或想法下时，杏仁核会发出警告。在玛莎的案例中，即使13年过去了，杏仁核也在发出同样的警告。
大脑恐惧中心的活跃引发一连串的压力荷尔蒙和神经冲动，让我们血压上升，心跳加速，氧气吸入增加，让我们的身体做好反击或逃跑的准备。链接玛莎胳膊的监视器记录了她的生理状况发生迅速改变，即使她完全没有驾驶失控，仅仅是安静地躺在扫描仪中。

→现在这种呼吸困难动弹不得的情况也是因为杏仁核吗…………

第三章
一.无法描述的恐怖

最出乎我们意料的发现，是一个在前额叶皮层，即布洛卡区发现的白点。在这里，意味着这片脑区的活跃下降。布洛卡区是脑中的语言中心，中风病人的这片大脑区域通常会因为供血中断而出现问题。如果布洛卡区不能正常工作，你就不能让你的思想和感情变成词语。我们的扫描结果表明布洛卡区在闪回触发时不能正常工作，换言之，创伤对大脑的影响可能类似于大脑的物理损伤，例如中风。
所有的创伤都是先于语言的。莎士比亚在《麦克白》中抓住了这种无言的恐怖。当麦克德夫发现国王被谋杀的尸体时，发出惊叫：“啊，可怕！可怕！可怕！不可言喻、不可想象的恐怖！”在极端的情形下，人们可能会喊出粗话，或呼叫母亲，或发出嚎叫，或直接吓呆。暴力犯罪的受害者或者事故受害者在急诊室中呆滞地坐着；受过创伤的孩子拒绝说话；照片里，参战士兵空洞的眼神无言地注视着虚空。

尽管创伤性经历可能已经过去多年，人们通常依旧极难谈及他们的经历。他们的身体会重新体会到恐怖、狂怒、无助以及想要战斗或逃跑的冲动，但这些感受都几乎无法言喻。创伤在本质上将我们逼到了理解能力的边缘，我们无法用在日常体验中发展而来的语言描述创伤。
这并不意味着人们不能够谈及在他们身上降临的悲剧。大多数幸存者，或多或少，就如同第一章所叙述的退伍士兵，得出了他们叫作“表面故事”的一套说辞对付其他人，来解释他们的症状和行为。然而，这些故事几乎不会触及内核。要将这些创伤性经历变成一个有始有终、完整流畅的叙述，是极度困难的。

即使是经验丰富的记者，例如著名的CBS记者埃德·默罗（Ed Murrow）也难以叙述他在1945年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解放时看到的场景：“我求求你们相信我所说的：我仅仅是报道了我的一小部分所见所闻而已，而我所见的大部分都超出了语言能描述的范围。”

当语言无力描述时，图像就会以噩梦或闪回的方式萦绕着我们的大脑。与布洛卡区的激活不足不同，布罗德曼19区（视觉皮层）高度激活。这一区域负责接收一开始进入我们的大脑的图像。我们惊讶地发现，即使创伤性经历已经过去多年，这一区域的大脑皮层仍然持续激活。在正常情况下，布罗德曼19区的激活会迅速转移到其他大脑皮层区域，开始解读视觉刺激。我们又一次发现，大脑好像重新面临实际发生的创伤性事件一样。

我们将会在第12章讨论到创伤性记忆。有关创伤性经历的记忆碎片独立于创伤性经历的故事本身，记录在大脑里。例如声音和触感，当人们再次体验到类似的感觉，就很有可能再次把创伤性记忆的闪回鲜活地带回他们的意识中。

→我只能大概回忆起创伤事件里高潮的印象最深刻的节点，很难描述和回忆起具体的情形，也很难描述自己处在当时情境中的感受。真的……很难形容，很难说出口。包括现在每天浑浑噩噩的痛苦状态也很难去和别人说。我处在创伤情景下一般都是无法动弹僵在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