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刚吃完晚餐。我的朋友在我对面心不在焉地抽烟，他是一个有钱的银行家、生意人、投机商。我们的谈话越来越少，最后完全没话可说。我试着用一个刚掠过脑海的念头重启话题，对着他微笑道:

“我刚才想起来，那天有人告诉我说你曾经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

“曾经是？不。我过去是，现在也还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我的立场从来没有改变。”

“你，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现在我可什么都听到了！你从哪些方面讲算是无政府主义者呢？除非你重新定义了那个词……”

“那不是。我是在通常意义上使用那个词的。”

“你的意思是你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跟那些工会成员一样？你是说你和那些工会的丢炸弹的家伙们没有区别吗？”

“我没说过那话。当然有不同。但不是你所想的不同。你也许在假设我的社会理论和他们的不一样。”

“啊，我明白了。你是一个理论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不是实践上的……”

“我是一个理论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也是实践上的。事实上从实践方面看，我比你提到的那些所谓的无政府主义者更无政府主义。我全部的生活就是证明。”

“什么？！”

“我全部的生活就是证明。你从来没有对此事加以清晰仔细的思考。所以你觉得我在胡说八道，或者在跟你开玩笑。”

“我只是不太明白。除非……除非你是说你的生活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腐蚀性的，反社会的。”

“不对。我已经告诉过你了，我是在通常意义上用无政府主义这个词的。”

“你这样说，我还是不明白……你是告诉我，在你的真正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和你的生活——你现在所过的生活之间没有区别吗？你期望我相信你的生活就跟其他那些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的人一样吗？”

“当然不是。我所说的不过是，在我的理论和我的生活方式之间没有不一致的地方，两者完全符合。你说得对，我和那些工会主义者和扔炸弹的人有着不同的生活，但不是我而是他们的生活不符合无政府主义，和他们倡导的理想背道而驰。虽然我是一个富有的银行家，一个生意人，你刚才甚至说，一个投机客，但只有在我身上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才携手并进。你把我比作那些成立工会、扔炸弹的傻瓜，来证明我们的不同。我确实和他们不同，但这个不同在于，他们是理论上的无政府主义者，我却是一个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是愚蠢的无政府主义者，我是一个智慧的无政府主义者。换句话说，我是一个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我指的是那些工会主义者，那些扔炸弹的人（在发现真正的无政府主义前，我也曾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们是无政府主义这个伟大的自由思想的渣滓、懦夫。”

“不可置信！太令人惊异了！但你是怎样调和你作为银行家、商人的生活和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如你所说，你和那些普通的无政府主义者有着相同的理论，你如何使你的生活与其一致？你甚至声称你和他们之间的区别是，你比他们更无政府主义——是吗？”

“是的。”

“我看不出为什么。”

“你真的想知道？”

“当然！”

他把已经灭了的雪茄从嘴边挪开，缓慢地重新点燃。他盯着火柴，直到火苗熄灭，小心翼翼地丢进烟灰缸，然后直起头，说：

“听着。我出生于这个城市的一个工薪阶层家庭。你可以想象，我既没有好的名字可继承，也没有一个好的环境可继承。我只有一个生来就思维清晰的大脑和一个还算坚强的意志。这都是天生的才能，即使我的卑下的出身也不能剥夺的。

“跟其他劳动阶层的人一样，我只是一个勉强度日的普通的劳动者。但我聪明。只要有机会我就阅读，与人讨论，因为我不是傻瓜，我憎恨我的处境，以及造成它的社会传统。我的处境，刚才说过，原可能更差，但当时我觉得命运利用社会常规在我头上集中了世上所有的不公。我那时差不多二十岁，顶多二十一岁，就在那个时候我成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

他停顿了一下，转朝我的方向，微微倾身往前，继续说道：

“我一直都是思维清晰的那种人。我感到了憎恨，叛逆。我试图理解我的感觉。我变成了一个有意识的，从逻辑上深信不疑的无政府主义者——和现在的我一样。”

“你现在的理论和你那时候的一样吗？”

“绝对。真正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只有一种。我的理论和我成为无政府主义者之初是一样的。正如你将要看到的……我是说，因为我本质上思维清晰的缘故，我是在有意识、合乎逻辑的情况下变成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什么是无政府主义者？就是那些反抗一出生即遭遇社会不公的那些人——归根结底这才是真正的原因。我们一次又一次目睹这样的不公所造成的对那些社会传统的公然反叛，正是那些社会传统使不公成为可能。到现在为止，我一直集中从心理历程上谈一个人怎样成为无政府主义者的。等一会儿我会从理论上来谈。现在暂且想象一个有智慧的人处于我的境遇时的怨恨。当他往四下里看世界，他看到了什么？一个出生于百万富翁家庭的人，一出生就免于金钱可以挡开或至少可以减轻的挫折；另一个可怜人出生在穷苦人家，有太多张嘴嗷嗷待哺。一个生来就是伯爵或者侯爵的人不管干什么都受到尊敬，然而像我这样的人则必须事事完美，否则就被看作卑贱之人。有些人，因为出身好，能够学习、旅行、上学，因此才能以某种方式超越那些天生聪明的人。生活就是这样……

“我们无法改变那些出于自然的不公。但我们可以反对那些社会及其传统的不公。我接受——无可选择地接受——那些在才能、力量或者精力上比我优秀的人，那是自然赋予他们的；但我之所以不能接受他比我优越，仅仅是因为他一离开母亲的子宫就获得的那些后天的优势，那完全是运气：比如财富、社会地位、优越的环境等等。我对此深恶痛绝，就是这个导致我的无政府主义——正如我刚才所说，我一直到今天还主张的相同的无政府主义。”

他又停顿了一会儿，好像在组织他的思想。他抽着雪茄，朝远离我的方向慢慢吐出一股烟。然后转身对着我，想要继续，但我打断了他：

“请告诉我，我好奇的是：你为什么就到了成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程度？你本来可以拥抱一种不那么激烈的学说，比如社会主义。你的反抗本来可以通向任何一个不同的社会理论……如果我理解正确，你的无政府主义的定义（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定义）指的是对所有社会约定俗成的东西的拒绝，以及用激烈的斗争把它们全部废除……”

“说得不错。”

“但为什么你采取这样一种极端的立场，而不是某种中间的形式？”

“我曾仔细地考虑过这件事情。通过阅读那些小册子，我对各种新式社会理论很熟悉了。我选择了无政府主义，你很正确地把它称作最激进的理论，原因很简单，我下边就解释。”

他盯着空处一会儿，才把目光移向我。

“世上唯一邪恶的东西就是那些叠加于我们的自然现实之上的各种社会传统和虚构——从宗教到家庭，从金钱到国家。我们生下来不是男人就是女人，更确切地说，我们成长为男人或女人。从自然的角度说，我们并非生下来就为人夫，就或贫或富，成为天主教徒或新教徒，葡萄牙人或英国人。所有这些界定我们是谁的东西都是社会虚构。为什么说这些虚构是坏事？因为它们是虚构，是非自然。金钱和国家一样邪恶，家庭制度和宗教一样邪恶。如果在这些之外还有别的虚构，那么它们也同样邪恶，就因为它们也是虚构，因为它们掩盖并阻挡自然现实。纯粹的无政府主义的目的是去除这些虚构，除此之外的任何理论都是虚构。用我们所有的渴望，所有的努力，所有的智力促成一个社会虚构来代替另一个，这是愚蠢的行为，更是彻头彻尾的犯罪，因为它造成了社会混乱，目的却是维持原样。如果我们认为社会虚构是不公正的，那么为什么要用别的虚构来取代它们，而不是努力把它们全部都摧毁？

“这在我看来很难反驳。不过让我们假设有人反驳。假设有人争辩说，你所说的都是对的，但无政府主义永远不可能被付诸实践。让我们考虑一下这种论点。

“为什么无政府主义体系不可能付诸实践呢？我们所有进步的人都同意现行体系是不公正的，应该被一个更为公正的体系取代。不如此看的是资产阶级，不是进步的。但是我们关于公正的观念从哪里来？它来自那些正确的和自然的东西，和社会虚构及传统的谎言相反。那些自然的东西就是完全地自然的，而不是半自然，或四分之一、八分之一地自然。你明白我说的吗？现在，以下两者必居其一：把自然的东西转化成社会实践或者是可能的，或者是不可能的。换句话说，一个自然的社会或者能够存在，或者不能，因为社会是纯粹的虚构，根本就不可能是自然的。如果社会不可能是自然的，如果（不管出于什么原因）社会必须是虚构，那么让我们尽力做到最好。让我们把虚构变得越自然越好，即越公正越好。那么什么样的虚构是最自然的？从定义上来说没有任何一种虚构本身是自然的。对我们来说，最自然的虚构就是那些看起来，感觉起来最自然的。那么什么样的虚构看起来、感觉起来最自然呢？就是我们所习惯的虚构。（自然的，你懂吧，就是所有那些本能的。那些看起来属于本能，实际上却不是本能的东西，是习惯。抽烟是自然的；它并不是本能的需求。但如果我们习惯了抽烟，它就成了自然的行为；它最后变成了一种感觉很自然的需要。）我们最习惯的社会虚构式自然是我们现存的布尔乔亚制度。

“所以，逻辑要求我们或者倡导无政府主义，如果我们相信一个自然的社会是有可能的，或者拥护布尔乔亚体制，如果它是不可能的。没有中间立场。你明白吗？”

“完全明白。你的解释无法辩驳。”

“不一定……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反对意见必须处理。也许有人主张无政府主义体系确实可行，但不可能在一夜间被引进——我们不可能从一个布尔乔亚的社会进入一个自由的社会而不经过中间的一个或几个过渡阶段或体系。这些人在承认无政府主义是好的、现实的同时，怀疑在它和我们的布尔乔亚社会之间必须经过某种过渡的形态。

“假设这是对的，那么这个过渡阶段是什么？它只可能是这样的一个阶段，就是让人类为了实现我们的目标，即一个无政府主义或者自由的社会，而做好准备。可以是物质方面的准备，或仅仅是心理上的。也就是说，或者它由一系列物质上的社会变化构成，帮助人类朝向自由社会而改变；或者由逐渐强化的宣传运动组成，即在心理上使人类渴望或至少接受自由社会。

“第一种主张——即渐进的，在物质上改变人类以接受自由社会——是不可能的。不仅不可能还很荒谬。在物质上你只能变成某种现存的东西。我们永远不可能在物质上变成二十三世纪的社会环境，哪怕我们知道它将是怎样的形态。我们不可能变成二十三世纪的社会环境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它还没有物质地存在。所以我们得出结论，从布尔乔亚到自由社会，心理上的调整、演化、过渡是唯一的方法，逐渐改变人们的头脑以适应自由社会的观念……但实际上在物质改变方面我们还没考虑另一个可能。”

“又一个可能！”

“要有耐心，我的朋友。思维清晰的人必须考虑并驳斥所有可能的反对意见，才能确认他学说的正确。另外，这不过是一个对你所提问题的回答。”

“好好好。”

“在物质改变方面，正如我所说，还有另一个可能：也就是革命的专政。”

“我刚才解释过，我们不可能在物质上变成那些在物质上还不存在的事物。但假如一场暴力动乱带来了社会革命，其目的是一种尚没有提上日程的自由社会（因为人类也还没有做好迎接它的准备），就会带来一种那些想要建立自由社会的人的专政。到那时，应该就已经有了一个具体的纲要，据此人类可以做出相应的改变。如果那些为‘无产阶级专政’辩护的人们知道怎样论辩，怎样思考的话，这就是他们保卫自己立场的最好的论据。当然，这个论点是属于我的，而不是他们的。我把这个论点作为反对意见提交给自己。我将揭示给你看它的错误所在。

“一个革命政权，只要存在，不管它的指导观念或主要目标是什么，从物质上来说只能是一件事：即一个革命政权。一个革命政权意味着战时专政，说白了，就是军人专制政权，因为战时状态被强加于通过革命夺取权利的那一部分人之外的整个社会。结果是什么呢？那些改变自己以适应这个政权的人实际上是在适应一个不管是从物质角度来看还是即时性上来看都是军人专制的政权。革命家们的指导原则，他们的主要目标，彻底泯灭于一个完全是战时环境的社会现实中。所以革命专政必然导致好战专制的社会，而且独裁时间越长就越显著。换一句话说，就是军人暴政。以前如此，以后也如此。我虽然对历史所知不多，但我知道这是如何造成的，因为那是逻辑的必然。罗马的政治动荡之后产生了什么？罗马帝国及其军事暴政。法国大革命之后呢？拿破仑和他的军事暴政。你将会看到俄国革命之后会发生什么：自由社会倒退好几十年……不过对一个神秘主义者和文盲的国度，我们又能期望什么？……

“我离题了……你在听我说吗？”

“全神贯注。”

“那么你将能理解我做出的结论。目标：一个无政府主义或自由的社会。方法：突变式的，没有变迁的，从布尔乔亚社会到达自由社会。它在如此情况下才可能：一种激烈的，横扫一切的，旨在使人们从头脑上做好准备从而打破所有阻力的宣传战。当然，我所说的‘宣传’指的不仅是书面语或者口头语。我指的是所有那些东西，可通过直接或间接的行动让人们做出准备，迎接自由社会的到来，打破对它的反抗。那样的话，几乎没有什么需要克服的阻力了，当社会革命到来的时候，事情就会很迅速，毫不费力，没有必要通过革命的专制来摧毁反对派，因为没有什么反对派了。如果不是那样，无政府主义就不可能实现；如果无政府主义实现不了，那么最公平的，唯一合理的社会，正如我刚才所说的，就是布尔乔亚社会了。

“这就是我为什么成为无政府主义者的原因，和怎样成为的过程，也是我为什么，又是如何拒绝那些不那么激进的社会学说的，并认为它们是错误，不自然的。

“现在我们可以接着说我下边的故事了。”

他擦着了一根火柴，慢慢点烟。想了一会儿，接着开始讲。


“也有一些年轻人和我有着相同的看法。他们大部分都是工人，但不全是。我们所有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很穷，但我不记得我们有谁是笨蛋。我们的求知欲很强，急于传播我们的看法。为了我们自己，为了其他人，为了人类，我们想要一个新的社会，在那里没有那些制造人们不平等的偏见，人为地把某种非自然属性造成的低劣、贫穷，以及苦难强加于一部分人身上。通过阅读我证实了这些看法。我读了所有当时能找到的关于自由论的廉价书，那种书还真不少。我去参加当时社会理想主义者的演讲和集会。每读一本书，每听一场演讲，都让我更确信我的观念的公正性和正确性。再重复一遍，我的朋友，我那时所想的就是今天所想的。唯一的不同是，那时我仅仅想，而现在我想，并且实践。”

“好。听到现在，我明白你为什么，以及如何变成了无政府主义者，我也明白你确实是。我不需要更多证明。我想知道的是一个具有你那些观念的人是怎样成为一个银行家，而不觉得其中的矛盾的……其实，我可以猜——”

“哦，猜吧。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从我刚才的论点，你认为我发现无政府主义是一个实现不了的目标，剩下的唯一合理的可以辩护的选择就是布尔乔亚社会了。对吗？”

“对，差不多就是那样。”

“但我从讨论一开始就坚持自己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不仅过去是，现在也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那怎么可能？如果我成为一个银行家和商人的原因是你所想的那样，我就是一个布尔乔亚，而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了。”

“是啊。不过——到底怎样才能……继续，你请继续。”

“我从来就是一个思维清晰的人，正如我告诉你的，我一直都是一个行动的人。这些都是与生俱来的素质。它们不是在摇篮里才给我的（如果我有摇篮的话），而是我一生下来就有的。因为这些素质，我不能忍受成为一个被动的无政府主义者，只是去听演讲，和朋友谈一谈无政府主义。不，我必须做些什么！我想代表被压迫者，社会传统的牺牲者，工作和战斗。既然我决定了我要做的，我就思考了一下怎样做才能对自由论的事业有益。我开始安排我的行动计划。

“无政府主义者想要什么？自由。他自己和其他人的自由。全人类的自由。他想免于社会虚构的影响和压力。他想和出生时一样的自由，并一直享有那个权利。他想每个人都有那样的自由。人们天生就有不同：有些人个子高，有些人矮小，有些人强壮，有些人虚弱，有些人比另一些人聪明……但除此之外我们都是平等的。社会虚构是唯一的障碍。我意识到，它们才是必须被毁灭的东西。

“它们必须被摧毁，但必须——我是这样想的——在这样一个条件下：对它们的毁灭应该是为了提倡自由，达到自由社会的最终目标。因为如果社会虚构的毁灭能导致自由，或给自由铺路，它同样可以给新的社会虚构取代自己而廓清道路——这样的虚构同样糟糕，因为都同样是虚假的。所以必须小心行事。必须制定一个行动计划，不管是暴力还是非暴力（在针对社会不公的战斗中一切都是允许的），那样的话，在毁灭社会虚构的同时，才不会对未来自由的产生起阻碍作用。最好的计划就是，如果可能的话，在当下就能导入某些属于未来的自由。

“不用多说，除了不要阻挡未来的自由，我们还必须小心不妨碍那些被社会虚构压抑的人们的自由。很明显，我们不必担心妨碍那些权势阶层的‘自由’，还有那些代表社会虚构并从中获利的人的自由。他们具有的不是真正的自由，而是压迫的自由，和自由相反，对此我们应该积极反对。我觉得这些都足够清楚……”

“完全清楚。请继续……”

“无政府主义者为谁而求自由？为全人类。如何达到全人类的自由？通过完全摧毁所有的社会虚构。如何摧毁所有的社会虚构？在回答你的问题的时候，我已经暗示过，我谈到其他一些先进的社会理论，以及我为什么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你记得我的结论吗？”

“我记得。”

“一个快速、突然、席卷一切的社会革命，使得社会从布尔乔亚制度一步跨越到自由社会……在这场革命到来之前，必须得做强度很大的准备工作——依靠直接或间接的行动——使得人们的头脑做好准备，以迎接自由社会的到来，或把布尔乔亚的阻力削弱到一种昏睡的状态。我不想再重复从无政府主义的内部如何必然地导致这个结论的理由。我想你一开始就理解了。”

“是的。”

“这场革命理想地来说应该是世界性的，在所有地点同时发生，或至少在全世界所有重要的地点发生；如果那样不可能，这样也行，从一个地点很快传播到另一个地点，直到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国家，并且是一场彻底的无条件的革命。

“我怎么做才能促成此事？我一个人永远不可能给我所居住的国家带来这样的彻底的社会革命，更不用说全世界。我所能做的就是尽我最大的能力去工作，为这样的革命做准备。我已经解释了如何通过所有可能的方法反抗社会虚构；如何保证这个反抗以及我代表自由社会所做的宣传决不妨碍未来的自由，或者现今被压迫者有限的自由，如何创造一些属于未来自由的东西，如果可能的话。”

他喷吐着烟圈，停了一会儿，接着说。

“就是在这时，我的朋友，我把我的清晰思维派上了用场。为了未来而工作是好的，我想，为了其他人的自由而工作是好的。但我自己呢？难道我不算吗？如果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会很高兴地为了别人的未来而工作，因为我将在天堂得到我的报酬。不过如果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就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了，因为我们在这个地球上的短暂生活的不公平无关紧要，不过是上帝对我们的考验，我们的报酬则是永生。但我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基督徒，所以我必须问：我究竟为了谁而牺牲我自己？我为什么要牺牲我自己？

“我充满了怀疑，你看得出为什么……我是一个物质主义者，我想。这是我的唯一的生命，我为什么要操心社会不公，改变人们的思考方式，而不是享受生活，享有更多的快乐，把那些事情放到脑后？为什么一个不过是要有自己生活的人，不相信永生，除了自然之外不承认任何法律，因其非自然而反对国家，因其非自然而反对婚姻，因其非自然而反对金钱，反对所有非自然的社会虚构——为什么这样一个人必须倡导利他主义，为了他人、人类而自我牺牲，考虑到利他主义以及自我牺牲也同样是非自然的？是的，一个人不是生而婚姻，或生来就是葡萄牙人，或生来就富裕贫穷，同样的逻辑，他不是生来就有公心，他生下来只是成为自己而已，所以完全是自私的，其反面才是公心以及利他。

“对此我曾自我辩论。一部分的我对另一部分说，你忘了吗，我们生而为人，就意味着我们有责任维护所有人的福利。但这个‘责任’的概念真的就是自然的吗？它是从哪里来的？如果它强使我牺牲我自己的幸福，我自己的舒适，我的生存本能和我其他的自然本能，那么它不就和那些社会虚构一样吗？

“这个概念，就是说我们有照顾其他人的责任，只有在通过某种方式使自己得到回报的时候才被认为是自然的，因为那样的话，该说的都说了，该做的都做了之后，事情才不会和我们的自然的自私性相违背，即使在原则上来说相违背。拒绝让我们自己享乐是非自然的，但是如果拒绝一种享乐是为了换取另一种快乐，就是另一回事了，因为这是自然所决定的，当我们不可能自然地同时拥有两者，就只有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那么致力于自由社会和人类未来的幸福的事业，我能得到什么样的自私的，或自然的报酬呢？只有一种认识，即尽了责任，为了一个有价值的目标做了努力。然而这并不是快乐本身，如果它还是快乐的话，也只是一种产生于虚构的快乐，就像极端富有的快乐，或者出生于优越的社会背景下的快乐。

“我承认，我的朋友，我曾经有过严重怀疑的时刻。我觉得我对我的信条不忠诚，好像背叛了它似的。但我很快就度过了这个艰难的时刻。公正的概念在我心里，我想。我自然地感到了它。我感到一种责任，它超越了我对自己的命运的关心。于是我就沿着我选择的道路走下去了。”

“你的决定对我来说似乎没有出自一个清晰的思维。你没有解决一个逻辑上的问题。你的行动出于一种感情用事式的冲动。”

“不错。但我是在讲述我个人的故事，我是如何变成无政府主义者的，并且一直到今天。为此我摆出了我曾感到的那些问题和犹豫不决，并解释了我是怎样克服它们的。故事发展到这儿，你是对的，我用感性而不是理性解决了那个逻辑问题。不过你将看到，这个逻辑上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在我获得对无政府主义主张完全的理解后得到全面彻底的澄清。”

“有意思……”

“确实如此……现在让我继续讲我的故事。正如我刚才解释的，我尽了我最大的可能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另一个更为困扰的问题出现在我的脑海。

“好，我想，我愿意牺牲自己而没有任何个人报酬，用另外的话说，没有真正自然的报酬。但假设，如果将来的社会没有发展成我希望的样子，假设一个自由的社会从来没有实现，那么我牺牲自己究竟是为了什么？为了一个观念牺牲自己而不追求任何个人报酬是一回事，牺牲自己而没有半点你为之工作的观念会在将来实现的保证，是另外一回事……我坦白告诉你，我解决这个问题和解决另一个问题一样，通过的是感性的方法，但我必须说，这个问题和那个问题一样，也在我对无政府主义到了一个全面理解的阶段后，自动地、合乎逻辑地解决了。你将会看到……在我遇到这第二个问题的时候，我用一两句空洞的话语回避了它：‘我对未来尽自己的责任；未来本身将决定是否对我尽它的责任’，诸如此类。

“我把这个结论，或者这些结论，解释给我的同事听，他们都同意我的说法。他们都同意为了实现一个自由的社会，我们需要尽我们所能去工作。事实上，其中几位头脑比较聪明的对我的解释有点吃惊，不是因为他们不同意，而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听过对那些事情如此清楚的论述，也没认识到它们有多复杂。但最后每个人都同意了。我们都将为了一个伟大的社会革命，为了一个自由的社会而工作，不管将来我们的努力是否得到承认。我们形成了一个群体，大家的想法类似，我们开始了一场激烈的运动，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内，尽最大的可能传播我们的观念。在种种困难、困扰，甚至迫害下，我们继续为了无政府主义的理想而工作。”

银行家停了好一会儿，却没有再点燃他又熄灭的雪茄。忽然，他露出了一丝笑容，专注地看着我，好像来到了一个转折点。他用一种更清晰，更强调的声音继续说。

“那时，”他说，“一件新事情发生了。我说‘那时’，也就是在我们为了我们的事业做宣传的几个月后，我注意到一种新的复杂性，比其他的更为严重。

“你还记得我以清晰而合乎逻辑的方式所得出的关于无政府主义者的最佳行动路线的结论吗？……它们应该有助于摧毁社会虚构，同时不妨碍未来自由的诞生，或限制当下受社会虚构压迫者的有限的自由；如果可能，它们也导致某些属于未来的自由……

“确定了这些原则后，我就再也没有迷失过。努力了几个月后，我发现了一些迹象。我们的无政府主义群体，不大——我想大约有四十人左右吧——开始产生专制。”

“产生了专制？怎么回事？”

“很简单……有些人开始主导，强迫别的人服从。有人把自己的意愿凌驾于别人之上，使他们按其意志行事。有人用诡计和欺骗把其他人拉下水，走他们不愿意的道路。我并不是说这些事的发生都是关于很重大的事情的，不是。但事实上，它们每天都在发生，不仅发生在我们无政府主义的宣传活动中，也发生在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中。不知不觉地，有些人强制性地成了领导，有些人因为精明成了领导。即使在最细枝末节的事情上都能明显地看到。比如，两个人一起沿着街道走。在街道尽头，一个人要往右，另一个要往左；每个人都有一个采用他选择的方向的很好的理由。想往左转的人对另一个人说，‘跟我来’，另一个人却如实回答，‘不行啊，伙计，我得往那边走’，也有他为何如此这般的理由。但是最后，他却跟随了那个向左的人，违背了自己的意愿和兴趣。有时候是强拉，有时候是通过坚持，或者别的原因。但从来不是因为一个逻辑的理由。这种主客之势的形成总有一种无意识的味道，就好像是本能。这个例子，还有所有的事情，从最微不足道，到至关重要的情况下，总是如此。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不过这有什么奇怪的？这是世上最自然不过的事。”

“也许吧。我一会儿再说它。现在我只是想指出这完全违背无政府主义的主张。第一，这是在一个小圈子，没有真正的影响力，也不重要，一个不能解决任何重大事宜，不能做出任何重要决定的小圈子。第二，这是一群为了促进无政府主义事业的人所组成的群体——他们都是为了尽自己最大可能去反对社会虚构，创造未来的自由。你明白这两点吗？”

“是的。”

“现在考虑一下这是什么意思……一群真诚的人（我敢向你保证我们都是真诚的）组合起来，明确地要为了自由事业而工作，几个月后，却实现了唯一一个不容置疑的具体的结果：在其中产生了专制。让我们考虑一下这是怎样的专制……它不是那种令人遗憾的，从社会虚构里衍生出来的专制，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为之辩解——更不是那些为了反对那些社会虚构而战斗的人的专制，虽然不能指责我们没有完全脱离它们的影响，因为我们生活其中的社会就是建立在其基础上的。但不是这样的专制。那些接管权力并且强迫别人跟随的人并不是基于他们的财富，社会阶层，或者其他一些虚构的，不公正的权威。他们的行动建立在某种不同于社会虚构的东西。所以他们的专制是一种和社会虚构没有关系的新的专制。不仅如此，这是一种被这样一群人所施加的专制：他们真诚的目标不外是推翻专制，创造自由。

“把这种情况推而广之，到一个更大，更有权利，处理重要事情并做重要决定的群体。想象一下那个群体聚集力量，就像我们那个群体一样，为创建一个自由社会而努力。告诉我，通过其中交叉混淆的专制，你是否能看到一点可能性：在将来产生一个配得上自由之名的接近于自由的社会或人性呢。”

“很有趣的观点……”

“不是吗？还有一些现象更有意思。比如帮助的专制……”

“什么？”

“帮助的专制。在我们那群人之间，有的人不去控制别人，或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相反，他们尽一切可能去帮助别人。看起来和专制相反，是吧？不是的。这是同一个新专制的另一个版本。完全违背无政府主义的原则。”

“不对吧——太荒唐了！”

“听着。当我们帮助别人，我们把他看作一个似乎能力不足的人；如果他并非能力不足，那么或者是我们的帮助使他变成那样，这就是专制；又或者我们认为他本就如此，这就是藐视。在前一个情况，我们限制了他的自由，在后一种情况，我们认为他是可鄙的，拙劣的，或者没有获取自由的能力，至少从无意识上那样认为的。

“回到我们那个群体，你可以看到我们到了一个多么关键的时刻。为了理想的未来社会努力，而不求回报，甚至不知道它是否能够实现，这是一回事。但为了未来的自由努力，除了产生专制却没有别的结果，并且不是一般的专制而是一种全新的专制：一种被压迫者相互施加于其自身的专制，这就是另一回事了。这太过分了，无法忍受。

“我开始想。肯定是哪里出错了，哪里疏忽了。我们的目标是好的，我们的理想很真诚，难道问题出在我们的方法上吗？肯定是，但究竟哪里出错了？我使劲儿地想，想到脑袋都晕了。有一天突然我开窍了，找到了根源，就像所有类似的事情一样。那是一个我的无政府主义生涯中值得庆贺的日子，那天我发现了我的无政府主义方式，如果我可以那样称呼它的话。”

他视而不见地盯了我一秒，然后用相同的声调继续说。

“我想：我们这个专制不是从社会虚构衍生来的。那么它是从哪儿来的？也许从自然属性而来？如果是，那么我们可以和自由社会说再见了！如果一个社会完全建立在自然的人类素质之上，亦即我们出生时继承的天生的不可控的东西——如果一个只建立在这些属性之上的社会却成了一个各种专制的混合，那么谁会创建这样的社会呢，哪怕只需抬抬手指就可以？在两个专制之间，最好坚持那个我们熟知的，至少我们已经习惯，不必在一个新的专制下反而感觉更强烈，特别是那出于自然的专制，任何对它的反抗都是徒劳的，就像反抗死亡，反抗生下来就是矮个子而不是高个子。正如我已经证明的，如果因为某种原因无政府主义社会不能实现，那么我们可能拥有——必须拥有——的下一个最自然的社会就是布尔乔亚社会了。

“但这种专制真的是从自然的属性发展而来的吗？什么样的属性是自然的？每个人生下来都有智力，想象力，意志力的程度之别——当然了，所有这些都属于精神领域，因为我们这里考虑的不是自然的身体条件。如果一个人支使另一个人，并且没有社会虚构在其中发挥作用，那么肯定是因为他在某个自然品性上优越。他通过运用自己的自然品性来支配对方。但我们还必须考虑这种对自然品性的运用的合法性。换句话说，它真的是自然的吗？

“对我们自然品性的自然运用是怎么回事？也就是服务于我们品性中的自然目的。控制别人是我们的自然品性吗？在对待某些被认为是敌人的特定情况下是的。对无政府主义者来说，任何社会虚构的代表或它的专制都明显是敌人；所有其他人，因为他们是像他一样的人，都是自然的同道。正如我们所见，那种专制是施加于我们自然的同志身上的，他们跟我们是一样的人——他们是我们的双倍的同志，因为他们有着相同的理想。所以我们的专制，虽然不是从社会虚构发展而来的，同样也不是从自然品性发展来的。它是从一个对自然品性的错误应用和歪曲发展来的。那么这种歪曲的根源是什么呢？

“这不外乎以下两种情况。或者人性本恶，所有自然的本性都天然地邪恶，或者邪恶是人长时间处于一种社会虚构的影响的氛围下的后果，这种影响造成了专制，导致人们对其自然属性的自然运用与专制无法分辨。哪一个假设是对的呢？对此，不可能做出一个令人满意——亦即绝对符合逻辑，绝对科学——的回答。逻辑推断在此不适合，因为到底这个问题是历史的还是科学的，得取决于对事实的了解。科学无法帮助我们，不管我们在历史中回溯多远，我们总发现人生活在某种社会专制之中，也因此我们无法知道人类生活在一个完全自然的环境下会是怎样的。既然我们无法决定哪一种假设是对的，我们必须选择那个更有可能的，即第二个假设。认为天性就是自然而然的扭曲的看法，从某种方式来说是自我矛盾的，这样的看法更自然一些，即人类由于长时间处于造成专制的社会虚构中而导致天性被扭曲，所以一出生就具有了专制的倾向，即使我们没有去专制的意愿。思考者将做出和我同样的选择，我以接近绝对的确定性选择第二个假设。

“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在我们现在的社会条件下，没有一个集团，不管其意图是如何的良好，其反抗社会虚构、为自由而战的决心是如何的坚决，能聚集在一起工作而不在其中间产生一种专制，而不给社会虚构增添一种新的专制，而不在实践上摧毁他们在理论上的诉求，而不在无意识中对他们为之奋斗的目标的实现起致命的阻碍作用。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很简单……我们为一个共同的目标努力，但以独立的方式。

“单独的方式？！”

“是的。难道你没明白我的理论？”

“我明白。”

“难道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不可避免的结论？”

“是的，我觉得你是对的……我不理解的是如何……”

“请允许我澄清一下……我说：我们为一个共同的目标努力，但以单独的方式。如果我们为了同一个无政府主义的目标努力，那么我们每个人都在以他自己的努力来给摧毁社会虚构和创建将来的自由社会的事业做出贡献。每个人单独工作，我们永远不会通过支配别人，或通过帮助别人从而遏止别人自由的方式，来限制别人的自由，由于我们之间并不互相影响，所以我们就不可能产生一种新的专制。

“为了同样的无政府主义的目标而独立工作，如此我们就有了联合起来的好处，而没有产生一种新专制的弊病。道义上我们是联合的，因为我们分享一个共同的目标，我们还是无政府主义者，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为自由社会而努力。但我们不再是我们自己事业的情愿或不情愿的叛徒，因为通过我们每个人单独为无政府主义工作，我们就不受社会虚构以如下的方式对我们施加的有害影响：也就是通过其遗传性的作用来毒害大自然赋予我们的天性。

“这种策略当然只适用于我称作准备阶段的社会革命。当布尔乔亚的反对被瓦解，全社会都来到接受无政府主义学说的转折点，而社会革命尚未到来，要实施那最后一击的时候，我们才不再单独行动。但那时自由社会应该几乎已经到来了；事情应该已经大不相同了。单独行动的策略是为了在一个布尔乔亚的语境下推进无政府主义，比如现在，比如我和我的同志们结社的时候。

“终于找到一个真正的无政府主义方法！我们在一起几乎什么都没做成，非但没做成什么，还彼此压制，妨害我们的自由和我们的理论。单独干我们也做不了多少，但至少我们不会妨害自由，不会产生新的专制；我们做成的哪怕再少，也是真正的成就，而没有附带的失败和损害。单独工作，我们学会了更多的自立，而不是彼此依赖，更自由了，因此让自己——也通过榜样作用让别人——更好地为将来做好准备。

“这个发现让我极度兴奋。我立刻去和我的同志们分享我的想法……那是我有生以来少有的一次犯了愚蠢的错误。我对我的发现如此兴奋，我期待他们会张开双臂欢迎它！

“他们当然没有欢迎……”

“他们吹毛求疵，模棱两可，每个人都是如此！有些人比另外一些人反对得厉害一些，但他们所有人都表示反对……‘那不可能，没道理！’……但没有人能说出什么是对的，什么有道理。我说破了嘴，但所得到的只是套话、胡话，那种议员在议会无话可说时才会说的……那时我才认识到我在和什么样的蠢人懦夫打交道！他们的本性暴露了。他们整个就是一群生来就是奴隶的人。他们想要自由，只要有人去为他们搞到，只要是像国王封赏爵位那样赏给他们的就行！几乎所有他们那些人都是发自心底的谄媚者。”

“你很生气？”

“生气？我暴怒了！我和他们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几乎和其中几个动手。最后我夺门而去。我一个人待着。你不能想象我对那群毫无决断的人有多厌恶！我几乎不再相信无政府主义。我几乎决定忘掉这一切。但几天之后我的理智起了作用。我认识到无政府主义比那些争吵重要。即使他们不想成为无政府主义者，我还可以。如果他们只是玩一玩自由论，我没兴趣和他们一伙儿。如果他们觉得唯一的战斗方式是胡混在一起，从而产生一种他们说要摧毁的新专制，那么他们自己兴高采烈地去做吧，一帮蠢货。但这并不构成我去做一个布尔乔亚的理由。

“对我来说很清楚，真正的无政府主义下每个人必须唤起他自己的力量去实现自由，去和社会虚构斗争。因为我要靠我自己的力量如此去做。没有人想跟我走在真正的无政府主义的道路上？那么我自己一个人去。我要一个人去和社会虚构作战，只依靠我自己的信念和资源，甚至没有那些曾是我的同志的人们在道德上的支持。我不认为这是一个高尚的或英雄的姿态。这只是一种自然的姿态。如果这条道路只能被每个人单独跋涉，那么我不需要别人跟我一起走。我有理想就足够了。正是在这样的情况和原则下我决定一个人单独和社会虚构进行战斗。”

他中断了自己的热切的溪流一样的演讲。当他过了一会儿重新开始说话时，声音平和了一点。

“这是战争，我想，是我和社会虚构间的战争。那么我怎么做才能打败它们？我要单独工作，那样就不会产生任何专制，但我怎样才能独自一个人为社会革命铺设道路，为人类做好迎接自由社会的准备？我将不得不二者选一，除非，当然了，我可以两者都选。那两种办法是：非直接行动，也就是相当于宣传，另一种就是某种直接行动。

“我首先考虑了非直接行动，或宣传。什么样的宣传是我一个人能做的？除了我们和这个人或那个人谈话时的宣传，利用偶然来到的机会，非直接行动是一条我可以积极实施无政府主义并提供看得见的结果的道路吗？我立刻看到这是不可能的。我不是一个演讲家也不是作家。我的意思是，我可以在公众场合讲话，我也有能力写报纸文章，但我必须判断，我的天赋是否适于从事这些非直接行动而不是别的行动，从而为无政府主义事业赢得更好的结果。因为直接行动通常比非直接行动更有效，唯一的例外就是那些生来就是宣传家的人——伟大的演说家，能够鼓动群众，使他们跟从自己，或者伟大的作家，能够通过他的书吸引并说服人。我不认为我很自负，不过假如我真的自负，至少我从来没吹嘘我具有我并不具有的才能。正如我讲过的，我从来没有认为我是一个演说家或作家。所以我放弃了这样的想法，即把非直接行动作为我无政府主义活动的一条可行的道路。这样给我剩下的就只有直接行动了，我的努力必须落实到实践和现实生活上去。行动之路而不是智慧之路。既然必须如此。没问题。

“我需要把我学过的无政府主义行动的基本方法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反抗社会虚构而不产生新的专制，如果可能的话，开创属于未来的自由。但是从实践上说他妈的如何才能做到呢？

“从实践的角度，斗争指的是什么？从实践的角度，斗争意思就是战争，或至少是一场战争。如何才能对社会虚构发动战争？让我们考虑一下任何战争是怎样发动的。在一场战争里敌人是如何被征服的？有两种方式。敌人或者被杀死——也就是说被毁灭——或者被囚禁，被压制，削弱到休眠状态。我没有能力摧毁社会虚构，那只能由社会革命来完成。在革命发生之前，社会虚构至多能被动摇到命悬一线，但是只有布尔乔亚社会的垮台或者一个自由社会的到来才能在事实上摧毁它们。从实际摧毁的角度我所能做到的最多是杀死一个或几个布尔乔亚社会的代表成员。我考虑过这个，但觉得这很愚蠢。假设我杀死了一两个或者一些社会虚构的专制代表成员。这有助于对社会虚构的破坏吗？一点没有。社会虚构不像政治环境，取决于少数的一群人，有时候一个人。社会虚构的坏在于它自身，而不是它的代表成员，他们坏仅仅是因为他们所代表的社会虚构坏。

“另外，对社会秩序的攻击总会激起反应，这样一来事情不但没有改善，反而实际上恶化了。假设，这很可能，我在发动这样的攻击以后被逮捕了——逮捕并以某种方式清除了。假设我拉了一打资本家垫背的。最后结果又能如何？我会被清除——即使不是死，也会被监禁或放逐——无政府主义的事业也因此少了一个战斗的组成部分，而那被我抹平的十二个资本家也不意味着布尔乔亚社会失去了十二个组成部分，布尔乔亚社会不是由战斗分子，而是由纯粹被动的人组成的；‘战斗’不是针对布尔乔亚社会成员的，而是这个社会建立其上的社会虚构的主体。社会虚构不是我们可以对其开火的人……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这不是一个军队里的士兵杀死另一支军队里的十二个士兵；而是像一个士兵杀死了被敌军保护的国家的十二个平民。这是愚蠢的杀伤，因为没有一个战斗成员被消灭……

“摧毁社会虚构的想法也毫无用处，不管是摧毁它的整体还是某一部分。替代的方法是，我必须得这样征服它们，即压制并使它们虚弱到不能活动的程度。而最显著的社会虚构，至少在我们的时代，是金钱。我怎样削弱金钱，或者更准确地说，金钱的力量，它的专制呢？通过不受其影响，因此高于它，使它不起作用，至少对我而言。是对我而言，请理解，因为我才是那个和它战斗的人。要使它在人类的层面不起作用则意味着，不仅削弱它，而且摧毁它，因为得消灭金钱的虚构才行。但我已经向你证明任何社会虚构都只能被社会革命所消灭，只有后者才能把它们连同布尔乔亚社会一起推翻。

“我怎样才能不受金钱的力量的影响呢？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从它的影响范围撤离，也就是，从文明撤离；去蛮荒之地，吃树根，喝溪水；赤裸身体，像动物那样生活。但这个办法，即使没有实施的困难，并非一个反抗社会虚构的办法，因为其中并无战斗，只是逃跑。那些逃离战场的人不是在身体上被击败了，而是精神上被击败，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战斗。不，我必须采取另外的方式——一种战斗的而不是逃跑的方式。我如何通过战斗的方式削弱金钱？我如何不逃离它而同时能使自己免于它的影响和专制？唯一可能的方式就是获得它，获得足够的它，从而不再感觉它的影响；我挣的钱越多，我就越不受它的影响。正是我在用无政府主义信念的全部力量和明晰的头脑的全部逻辑，清楚地认识到这点的时候，我才进入了我的无政府主义的当下阶段——也就是金融和商业阶段。”

他从他恢复热烈的辩论中歇了一会儿。然后他继续用一种稍稍热烈的语气说：

“记得我一开始作为一个有意识的无政府主义者时遇到的那两个逻辑问题吗？……记得我怎样通过感性而不是逻辑来人为地解决它们的吗？实际上正如你所正确指出过的那样，我没有逻辑地处理那些问题。”

“是的，我记得。”

“你记得我是怎样告诉你的，我肯定会在稍后用逻辑解决它们，在我完全把握真正的无政府主义方法之后？”
“是的。”

“是的。”

“好，你马上就知道我是什么意思了……问题是，首先，如果没有一种自然或自利的报酬而为了某些事或理由而工作，这是非自然的，不管它是什么；第二点，为了一些不知道能不能实现的目标而投入努力是非自然的。这就是那两个问题；现在你观察我的理智所找到的无政府主义行动的唯一正确的方法是如何解决它们的……这个办法使我变得富有，所以它给出了一个自利的报酬。因为我把自己从金钱解脱出来，高于它的力量，从而实现了这个方法的目标，也就是自由。是的，我只是让我自己实现了自由，但正如我已经证明的，所有人的自由只能在所有的社会虚构被社会革命消灭之后才能实现，而后者是我单独一个人无法实现的。重要的一点是：我努力求自由，我实现了自由。我获得了我有能力实现的一种自由，很明显我无法获得我没有能力获得的一种自由……注意，如果理性表明这是唯一正确的无政府主义方法，那么它能自动解决任何无政府主义都无法解决的逻辑矛盾的这个事实本身，就是对它的真理性的进一步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