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 ﾟ∀。]我怎么又在看西南联大啊！

之前已经断断续续看完了汪曾祺《人间草木》《人间有至味》《我在西南联大的日子》，西南联大学生自编文献《联大八年》。
一百年前抗日战争的事情、清北南开这些高等学府的事情明明离我这么远，而且又看了那么多不同的、那么多次的各种联大文献......我为什么还在看啊！
本以为差不多厌倦了，短时间内不会再看了，竟然还有兴趣。这本《西南联大，昆明天上永远的云》我本以为是纯叙述、纯记载的文献，结果开篇就看到好多逸趣横生的文人故事，不禁又想摘抄下来。。

城市的文化地图（序一）
汤世杰

1.（开头）
边地云南， “二战”中有两件大事，值得我们永世记取。
一是滇西抗战， 中国军民以三年多时光和十数万血肉之躯，与日军在怒江隔岸相峙，最终发 起反攻，全歼入侵之敌，惨烈悲壮，浩气长存。
一件则关乎文化——各地的 文人学子，齐聚战时的昆明，群贤毕至，如灿烂群星，辉映边城。他们在极艰难的条件下，传道，授业，思索，研究，写作，创造，培养了一大批学界精英，文化血脉借此得以传承延续，成就了后世难以企及的辉煌。
前者为武， 后者为文，一文一武，皆可歌可泣、可圈可点，专家、学者，对之考证、研究、阐发者众，至今，仍时有新著问世。
余斌教授关注的是后者，所著《西南联大，昆明天上永远的云》 ，以著者在昆明历时多年的寻访为线，以 20 世纪 40 年代居于昆明的文化人散落四方的住处为点，经经纬纬铺撒开去。

2.
据我所知，仅昆明北郊龙头村及附近的棕皮营、麦地村、司家 营、落索坡一带，当时就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中国营造学社、清华文科研究所等几大研究机构和北平研究院社会研究所的工作站，租用当地的一些寺庙、祠堂，作为研究场所。
在那里住过、工作过的著名人物，据一份不完全的名单所说，就有哲学家冯友兰、金岳霖， 考古学家李济、梁思永，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政治学家钱端升，史学 家傅斯年、顾颉刚、吴晗，语言学家李方桂、王力、罗常培，文学家朱自清、 闻一多、陈梦家、光未然，音乐家查阜西、赵 等等。
在昆明的大西门、文林街、青云街一带，如今看上去毫不起眼的一幢民宅，当年也藏龙卧虎，常有风云际会、高人出入。世事沧桑，人去楼空。那些房屋，或历经风雨，朽烂拆除；或遭遇改建，面目全非。

留下来的不仅仅是记忆（序二）
朱霄华

1.
余斌老先生的这本书，十多年前首版时我就读过，当时一面读着，一面 就很感动。我心里想，总算有人不辞辛苦，把联大八年的那一段往事挖出来了。不仅仅是挖出来，还挖得很深，算得上是掘地三尺，连根都刨出来了。

2.
在这件事上，余先生是下了大功夫费了大力气的，他大约是从五十出头就开始注意这个事了，算起来，是在二三十年前。
这些年，出了不少讲述西南联大的书，余先生的书算是比较早的一种。余先生那么早就关注西南联大，是不得了的事情。
他关注西南联大，二三十年下来筚路蓝缕、刨根问底，还有一批这样那样的学者专家也做这个事情了，西南联大都成了研究的热点了，所以我说，这个事情了不起。余先生研究考证西南联大，不说先人一步，至少也可说是参与开风气之先吧。
最近这十来年，联大的影响慢慢扩大，现在是连整个民国都热起来了，读书人，先要看了民国那一拨人的做派、著述，才知道民国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黄金时代。

3.
西南联大热，因为环境、气候、思想意识的关系，出现得有点晚。
也不是有点，是太晚了。这个情况多少是令人感到遗憾和沮丧的。原因太复杂了。
30 年前我在云南师大就读，那时候进校，我连沈从文在西南联大教授写作课 都不知道，更不用提穆旦、冯至、卞之琳、汪曾祺这些人了。当时只知道四烈士和闻一多先生。我报考中文系，是因为读了沈从文先生的《月下小景》 和《边城》 ，读了以后，才知道汉语写作原来可以是这个样子的，可以不是 高中语文课本上那个样子的。至于陈寅恪、冯友兰、金岳霖这样的大儒，大学毕业了才知道一点点，但也仅限于他们的大名和逸事。以后接触到他们的学问，才猛然明白大学四年，没有学好，损失惨重。这是个教训。
为什么会生出来这样的感慨呢？原因就是那时见到的人，几乎没有了解西南联大的， 知道的人，大多数都死了，活着的，知道的，我想是因为被整怕了，知道了也不跟你讲，更不用说著书立说。

4.
余先生的这本书，初版时是分为三个小单本，我见到的时间是 2003 年 岁末，当时书刚出来，我一口气读完，吓了一跳。
我说怎么有人对联大的了解这般详尽、如数家珍，那些大文化人，仿佛一直都活着，就像他们一直都 是作者的隔壁邻居一样。后来又想，一个人花费多年心血，又是考证，又是寻访，又是实地勘察，好不容易写了这样一本重要的书，又好不容易出版了， 书出来以后却又为什么没有在全国发生相应的影响呢？这个现象我想了很久。

5.
他是把自己整个地放进去 了，人文的、情感的、审美的，乃至对故乡老昆明的家园情怀与童年记忆，统统投进去了，不是简单的资料汇总。
像他这样的文风，我觉得既有学者的严谨，又有田野调查和文献考据的功夫，在文风上又有属于作家主体个性的一面，所以比较难写，不把材料先消化了，并做了那么有深度的思辨、情感和记忆的强投入，是无论如何也写不出来的。

6.
从经典那里偷来了一点文化，看起来是肚子里面有一点东西了，但还是算不得数，因为还没有吸收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你一说话、 一行止，就露馅了，呼出的气息不对，都看得出来。生命气息、文化气息、 个性气质都不对。
从民国过来，或者最迟在 50 年代成长起来的一拨人，跟后来的人不同，一望就望出来了。有经验的老中医看人，一看就知道你有什么病、病因在哪里。在余先生的书里面，弥散着的是另外的气息，干净，纯正，不阿，不计得失，天下公心，昭昭然，朗朗然。写西南联大的书很多，但有余先生这个味道和情怀的就稀罕了。

（↑序一写得虚浮，用了大量模棱两可的形容词，有成语、有典故，但是到底说不出这本书和作者余斌好在哪里，感觉就只是走个过场，老交情了，意思意思作个序捧你一下。）
（序二就写得周到了，语言上虽然也喜欢用大词，但脚踏实地，把对作者的敬佩说清楚了，还加上自己在昆明求学的亲身经历，说明这本书确实下狠功夫了，名气却太小。看到序二这里才是期待值拉满了。）

卷一 学人与学府

《昆明有条靛花巷》

讲了在抗战时期，昆明一条小巷“靛花巷”，有一群国内著名文人相继进驻。这篇文章详细讲了哪些文人曾经居住“靛花巷，他们有什么知名成就。
其中最知名的文人是老舍。


1.
翠湖边的小巷是很多的，这里说的是靛花巷，就在丁字坡下首南侧，两三分钟就可走到水边。巷浅，不过二十多米，门牌只有四个，据传民国初期有位 人称“王靛花”的老板在此操浆染业，是以得名。这名字取得好，抗战时期老 舍在巷里住过一小段时间，后来在一篇散文中还专门为小巷写了几笔，说靛花巷虽不过是条“只有两三人家的小巷” ，但“巷名的雅美，令人欲忘其陋” 。
老舍住过的地方是靛花巷3号，这是一座三层楼的小院。
别看院子小，在里面住过的大学者、大作家可不少。抗战初期，这里先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驻地，后来是北大文科研究所和西南联大教授宿舍。

2.
1938年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由南京经长沙、桂林迁来昆明，初驻拓东路，旋即迁入靛花巷3号。
这史语所可不简单，当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四位导师，梁启超、王国维两位已作古，健在的陈寅恪、赵元任两位均被聘入此所，分任历史、语言两部主任。小小靛花巷等于半个清华研究院，实属美谈。

3.
先说赵元任。这是一位享有国际盛誉的语言学大师，人称中国现代语言 学之父，著名语言学家王力（了一）即出其门下。

4.
陈寅恪既是史语所研究员，也是西南联大教授，史语所一年后迁往北郊龙头村、棕皮营，陈氏仍住靛花巷。他在昆明时间长，名气又大，知道的人更多，流传的逸闻也多。
怪不得吴宓教授有这样的评语： “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陈氏的同学傅斯年更认为： “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5.
当时日本飞机常来昆明轰炸，警报一响，人们争先恐后往院子里的防空洞跑。
陈寅恪住三楼，又有睡早觉和午觉的习惯，警报响了，住一楼的傅斯年怕陈寅恪听不见警报，加之陈视力弱行动不便，总是连忙跑上三楼将陈搀扶下来送进防空洞。据说傅斯年是个大胖子，爬三楼也不轻松，能那样做绝非一般的关心，而是对陈由衷敬佩、爱护的表现。

6.
傅斯年本人的学术成就与地位，较之赵元任、陈寅恪两位，尚不能等量齐观，但也是一位给靛花巷增辉添彩的人物。
傅氏早年就读北大，与几位同学创立新潮社，任《新潮》杂志主编。这新潮社非同寻常，是我国新文学史上第一 个大学生社团，得到陈独秀、胡适的支持，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也鼎力赞助，将红楼的一间房腾出来给他们做社址。 《新潮》杂志配合《新青年》 开展新文化运动，高举“文学革命”大旗，在文学创作上也有相当的贡献。
由于新潮社的地位和影响，傅斯年成为五四运动中北大的学生领袖之一。运动落潮后傅斯年转向学术。

7.
作为史学家的傅斯年在学术上独树一帜，是中国现代史学史料学派的旗手， “史学便是史料学”是他的名言。

8.
史语所驻靛花巷仅一年，该所迁往北郊后，这里又住进了一些西南联大教授，其中有哲学系主任汤用彤，国文系主任罗常培，总务长郑天挺，统计学家许宝騄，研究英国文学的专家袁家骅等等。这些教授都相当了得。

9.
许宝騄是高手，会唱三百多出昆曲，每次聚会都少不了他，唱够了就在翠湖边找个馆子吃一顿。等结账，伙计还未算好许教授就脱口而出，吃惊的伙计哪里晓得，这位客人是中国数理统计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呢。

10.
中文系的罗常培教授是北大毕业的语言学家。......罗是满族，与老舍是小学同学，联大请老舍来讲学就是由他负责联系和安 排的，他住靛花巷，老舍来了也就住在靛花巷。

11.
老舍是1941年秋天从重庆来的，当时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务部主任，负责主持文协的日常工作，是大后方文坛的活跃人物。
虽说是来联大讲学，文艺界的事也少不了要过问。他在靛花巷一住，来访的文坛名流真是络绎不绝，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卞之琳、杨振声、陈梦家、川岛、罗庸、魏建功等等，都是常客。如果说前几年史语所在的时候靛花巷像半个清华研究 院，这下老舍一来，靛花巷倒又像文联、作家协会了。

12.
老舍在靛花巷一住就是两个来月（中间去了一趟大理，在龙头村也住了一段），后来发表了一篇《滇行短记》 ，其中说了昆明不少好话。
试看这一小段：


昆明的建筑最似北平，虽然楼房比北平多，可是墙壁的坚厚， 椽柱的雕饰，都似“京派” 。花木则远胜北平。北平讲究种花，但夏天日光过烈，冬天风雪极寒，不易把花养好，昆明终年如春，即使不精心培植，还是到处有花。北平多树，但日久不雨，则叶色如灰，令人不快。昆明的树多且绿，而且树上时有松鼠跳动！入眼浓绿，使人心静。我时时立在楼上远望，老觉得昆明静秀可喜；其实呢，街上的车马并不比别处少。


这段文字写出了这位大作家对昆明的第一印象，与北平（北京）对比的印象，他的赞美里不经意地储存了可贵的生态信息： “昆明的树多且绿，而且树上时有松鼠跳动！”今天的树上还有松鼠吗？怕难找了。
住处就在湖边，常去散步是少不了的。 “昆明的街名，多半美雅。金马碧鸡等不用说了，就是靛花巷附近的玉龙堆、先生坡，也都令人欣喜。 ”接下去专讲翠湖：


靛花巷附近还有翠湖，湖没有北平的三海那么大，那么富丽， 可是，据我看：比什刹海要好一些。湖中有荷蒲，岸上有竹树，颇清秀。⋯⋯云南大学与中法大学都在靛花巷左右，所以湖上总有不少青年男女，或读书，或散步，或划船。昆明很静，这里最静；月明之夕，到此，谁仿佛都不愿出声。


“昆明很静，这里最静。 ”这就是当年的昆明、当年的翠湖。


13.
我不清楚老舍再来过昆明没有，如果再来过，他见到的翠湖还是像从前一样的静，他住过的靛花巷也照样在，只不过巷名改了，晓不得何年何月哪位主事将“靛”字读白转而写白，一锤“定” 音，巷名变成了“定花巷” ，与“美雅”的赞誉不相干了。语言学大师赵元任和语言艺术大师老舍两位如泉下有知，或许会相视莞尔一笑吧。
1998 年，这条湖边小巷彻底消失了。

>>Po.1245253
好多人啊.jpg

这下确实是“我们这里住不下这么多人！.jpg”了。
也因为这样，我很难想象最后这条小巷仍然被拆除了......完全可以作为文化街道保护起来，建成旅游小镇或者步行街，网红一点也没关系，拆掉也太可惜了......

“许宝騄”的“騄”在PDF里面文字识别不出来，复制下来会被替换成空格。复制后，字里行间也会突然出现空格，有些段落会堆在一起，回车变成空格。
所以粘贴下来以后我还要手动删掉许多空格，有点麻烦。

《语言学家罗常培》

讲了罗常培的历史成就和文人趣事。


（摘抄）
不过赵捷民先生文章中关于罗常培在昆明的几件事都是亲见亲闻，我是信的。
一是说联大中文系有个同学叫王鸿图，罗介绍他到曲靖中学教书，王后来找到一个挣钱多的位置即退了曲靖中学的聘，罗知道后大怒说： “这哪里是王鸿图，分明是王糊涂，叫他非去曲靖不可！”但那个同学没听他的。
又一则故事讲罗常培去中法大学（校址即今北门街昆三十中）讲演，讲话中批评了顾颉刚先生，说： “顾颉刚先生研究古史，以为禹不是古代名人，而是一条虫子。 当蒋委员长（蒋介石）问他，要找大禹生日为工程师节，他马上答复大禹生日 是六月三日，于是六月三日成了工程师节。 ”于是听众大笑。

顾颉刚是否讲过禹的生日是六月三日，不得而知，但罗常培在讲演中借题讽刺顾颉刚，我觉得还是很有可能的。

《从金岳霖跑警报说起》

原来汪曾祺《跑警报》里面“研究哲学的金先生”确实就是金岳霖......
《跑警报》中，那位金先生“带着很小的手提箱”，里面是“女朋友写给他的情书”。所以手提箱里面的情书就是林徽因的书信。

金岳霖还在跑警报的时候丢失过自己的《知识论》书稿。后面重新写出来了。（出自金岳霖《知识论》开头“作者的话”）


（开头）
关于联大风情和联大人物的素描，汪曾祺写得多、写得好，影响也特别大。他在那篇很有名的《跑警报》里说到一位研究哲学的金先生，这位先生每次跑警报总提着一只很小的手提箱，箱里是一位女朋友写给他的情书。金先生视情书如生命，但有时也拿出一两封来给别人看，汪曾祺显然是得机会看过一点的，说信里“没有卿卿我我的肉麻的话，只是一个聪明女人对生活的感受，文字很俏皮” 。没看过哪能说得这么具体。汪的这篇散文是1984年写的，金先生和他的女朋友是谁没点破，其实就是金岳霖和林徽因。这故事有韵味，流传得广。

《爱写日记的化学家曾昭抡》

讲了1939年初曾昭抡去滇西做短期考察，写了一本七八万字的《缅边日记》。这篇文章讲的就是余斌读《缅边日记》时的摘抄和读后感，并且他希望曾昭抡的其他日记也能出版问世。

👍🏻《挂布分屋两大家》

讲了闻一多和华罗庚在“大普吉”这个地方躲避日军轰炸，两人同住在一个破旧的吊脚楼上，空间狭窄，中间仅用一条布帘隔开。闻一多住在布帘之东，华罗庚住在布帘之西。
在这里，闻一多写出了神话学著作《伏羲考》，华罗庚写出了数学著作《堆垒素数论》，均驰名中外。

（摘抄）

1.
我对大普吉其实心仪已久，因为在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清华）的许多研究机构（主要是理工科方面的）设在那一带，不少令人仰慕的专家、学者也散居在那些地方，闻一多、华罗庚就是其中的两位，他们住在陈家营的杨宅。

2.
据有关材料记载，闻一多与弟闻家驷于1940年10月，为避免日机轰炸， 从小东门节孝巷（今省红会医院南侧）邹若衡公馆的偏院迁往大普吉。因房间少，两家合住太挤，闻一多又迁入附近的陈家营，租住杨家房，也不宽。
次年初，华罗庚在昆华农校的住所被炸，本人也几乎送命，正走投无路，幸得闻一多让出一房，两家人隔帘而居，这就挤上加挤了。
闻氏当年在北京住清华的教授房大大小小14间，卧室、书房、客厅、餐厅、储藏室、仆役卧室、厨房、 卫生间一应俱全，两相比较，真是天上地下。

（↑都说“由奢入俭难”，但是闻一多好像并没有这个抱怨的心情？似乎对他来说，住就住了。看到华罗庚被炸得几乎送命那里真是心头一紧，那是随时就会丧命的年代啊。所以对住所没有挑挑拣拣的余地，确实是将住就住了。那时候，能活下来太不容易。）

3.
华罗庚后来有诗记叙他们这一段难忘的生活，诗曰： “挂布分屋共容膝，岂止两家共坎坷。 布东考古布西算，专业不同心同仇。 ”
闻一多在布帘之东“考古” ，写出了驰誉国内外的神话专论《伏羲考》 ；而华罗庚则在布帘西面“算”出了他的力作《堆垒素数论》 ，荣获教育部1941年（第一届）自然科学类一等奖（仅一 名）。

4.
补记：此华、闻旧居前几年修建西三环路时已拆除。
（2015 年记）

>>Po.1245305
昨天逛图书馆，有个科普栏提到了《伏羲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