鸣谢：我老舅姥爷、我同事、微信公众号青岛城市档案论坛、我大学舍友、deepseek[　ﾟ 3ﾟ]

我住在一栋筒子楼里，之前是，现在可以说是。

我曾经被视作一个“大逆不道”的贼，从因为婚姻问题把祖上气进ICU、间接送上了西天，到因为家长无理取闹被暴打之后反杀，互相打了个六亲不认，再到追着一个村里的小鬼一路追到县城，只因为他偷了我们家地里的三个大西瓜，大逆不道这口黑锅已经扣在我的脑袋上了。

这个地方我实在是待不下去了。思前想后，我还是决定：拿着户口本提桶跑路，跑到了这个城市，寻思着和他们彻底断了关系。我改名换姓，在这座海滨城市开始了我的新生活。

说一下我的家庭吧。我从农村长大，家庭说实话是不怎么和睦的。我家人对我的要求非常严苛，这也使得我形成了容易暴怒的性格，毕竟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别人家的孩子暑假都是去地里玩，下河洗澡摸鱼，打个啪叽什么的，要是地里收成好的话还可以被家人带着进城玩一圈。我呢？书书书，习题习题习题，作业作业作业。谁留的？我爸留的。他说了，一天做多少习题，读多少页书，形成多少字多少字的心得，做不完不让出去玩，还得保质保量，多快好省。

某一次我就是因为这个跟他吵了起来：“人家多少年前都提出来的，‘要想马儿快点跑，还不让马儿吃草’这句话本身就是荒谬的，不合逻辑的，违背自然规律的，你让我那么短的时间多快好省就写完作业，这不是胡扯八道吗？”他哪管那个，直接就抄起铁质的自来水管往我头上砸。我没有躲开，头部被击中，赶紧被送到了县医院。幸亏送医及时，要不然会发生什么我真的不敢想。

我爸就是这么混蛋。我妈也经常被他家暴。久而久之，我爸的臭脾气已经不胫而走，传遍了整个县城。大家都知道张坎那边有个疯子，抄起水管子就往他亲儿子头上砸。我也成了疯子的儿子。久而久之，别人看我的眼光也开始异样了起来。

之后他因为跟我们村委书记起了纠纷，把人家打伤了，判了刑，进去蹲了监狱，我恰好也读完了高中，考上了大学。自那以后我就几乎没回去过，纯正因为我这个废物爸。

正因为我这一团糟的乡村生活，我对老家一直是非常排斥的态度。好巧不巧，我读大一的时候给他们了一个信箱地址，于是他们几乎在每一封信中都跟我说要速速结婚，然后要孩子，好传香火什么的，给家里光宗耀祖。谁是你家人？每每读到这些话，我都会不屑地往信上吐上一口唾沫，然后把信扔进一个大信封里。等大信封塞满了，我就把信封封上，再在信封上写两个大字：拒收，贴好邮票，再发回去。

我跑出去那年五一，我家人给我打长途电话，说让整个大家族聚在一起吃顿饭。我当时在忙论文答辩，其实不怎么想去。我本来想推脱来着，结果我爸一个小时给我打一个电话，更是把来去的火车票给我用EMS快递了过来。没办法，只得硬着头皮去了。在去程的路上，我心想：我姓王的非得把你们收拾一顿。老虎不发威你真当我是加菲猫啊。

绿皮车吱嘎吱嘎了一夜，我一夜未眠。火车终于到站了，我登上了去村里的中巴车。这时我听见有乘客在那里窃窃私语：“你还记得吗，前几年张坎那有个疯子，把自己的儿子打进医院，还家暴自己的爱人，最后跟村委书记打起来进去了。”“知道啊！这好像还是哪年的普法案例呢。”“那个疯子这段时间好像要被放出来了。”什么？我爸这缺德玩意刑满释放了？我于是和他们套近乎，最后确认了这个消息。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姓王的，你也有今天。

“下车了，小兄弟。”一旁的同村的大爷叫醒了我。巧的是，村头有一个开旅店的，我于是就去那里开了一间房，把东西放下来，然后往家走。我们村子因为靠近国道，服务业比较发达。我爸但凡是个正常人，在路边开个小吃部，汽修厂或者小旅店小卖店啥的，岂不是比这好的多得多……唉，难受。

我拖着身子走向记忆中的院门。院子和我记忆中没有什么变化：中间一栋正房，两边各一栋厢房，厢房后身是一片菜地，七扭八歪地种着几棵大葱，因为许久没有人照料，早已经蔫死了。房顶上还有不知怎么长出来的几个大南瓜。早已废弃的猪圈已经改成了厕所，在大太阳下散发出难闻的味道。一切都显得那么死气沉沉。

我敲响了屋门，没人。我敲起了窗户。“嘎吱”一下，门开了。开门的不是别人，正是我爸。他刑满释放回来了。“哟，是你啊，”他有气无力地说着，“进来坐吧。”几年不见，他早已失去了打我时候的威风与傲气，取而代之的是满面的胡子茨与充满皱纹的脸。

“你妈回你姥姥家去了。我也是浑蛋，干出了那么多不理智的事情，最后把自己送进了局子。我对不起你跟你妈。”我没说话。呵呵。你自控能力差，你也不能胡乱打人啊。“不是我喊你来的，是你爷爷让我叫你回来的。”他继续说道。“啊，我爷爷？他不被泥头车撞了么？”“对，他是被撞了，但是捡回来了一条命。他的身子骨这段时间越来越差，去人民医院检查，结果是器官衰竭。现在一直在治疗，情况也不怎么好。”

我爷爷其实也不是个什么好人。除了催我搞对象生孩子，他还特别的多疑。高一那年暑假去我姥姥家呆着，回来以后他们就以为我偏心，喜欢我姥姥家，而不喜欢他们。我因此被打了一顿。作为报复，我将他的一本集邮册丢进了水库里，保守估计放到现在至少得值个几万块钱。

我爷爷其实也不是从一开始就这么混蛋的。听我妈说，他年轻时候是村里的能人，当过生产队长，带着村里人修过水渠，种过果园。可后来，他被人诬陷，功劳被抹掉了，还经历过不少非议。从那以后他就变得多疑，变得暴躁，变得不讲道理。虽然七几年的时候被平反了，但这些事对我爷爷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创伤。我小时候觉得他就是个坏人，现在想想，他可能只是一个被时代抛弃的人，不知道怎么和这个世界和解，只好把怒气发泄在家人身上。这不是为他开脱，只是觉得，有些事情不是一句“坏人”就能解释的。

开席了。气氛比我想象的要尴尬许多。在酒席上，没人关心我大学这四年是怎么熬过来的，他们只想着把我当成一个工具人。果不其然，他们又把话题拐到了结婚要孩子上面。我说我的地盘我做主，我结婚不结婚那是我的事情。他们话锋一转，说养儿防老是为我好。我说我有文凭有知识，什么合法的钱不能靠自己的双手去挣？见我没有上钩，一众亲戚就开始说可以帮我带孩子。我这火腾一下就上来了，拍案而起，指着他们骂道：“你们这一群不知好歹的玩意！还好意思说没毛病呢，就是你们当时把我打得多惨你知道吗？还有你个老头子，对，那本集邮册是我扔的，你怎么不下去捞啊。你还帮我带孩子？你们配吗？”

我爷爷气急了，嗖一下站起来：“你个不肖子孙，你不为自己生，你也得为了我们家族生一个！断子绝孙这件事是绝对不能发生的！”我冷笑了一下，倒了一杯白酒一饮而尽，把酒杯摔在桌子上：“就你们这群白眼狼，看我发达了就想搭我的顺风车。我要的不多，在座的人集资给我在市里搞个楼，面积超过100平，每家每月3000块钱的抚养费，少了不要。”说完我嘴边微微一笑。我就知道他们一时半会掏不出这么多钱。

“就是啊，我们给你安排相亲了，人姑娘就住在曹坎那边。”不知道是谁附和了一句。我被彻底激怒了，用尽全身力气把餐桌掀翻。菜洒了一地，亲戚们四散奔逃。我骂出了最恶毒的粗话，然后用尽全身气力跑开。我拿着行李，坐上了往县城去的长途车。自那以后我就和老家彻底断了联系。

回到学校以后，我妈来了一封信：“你爷爷被气到昏迷了，要不是送医及时，他这一下可能就过去了。我正在办离婚手续，不用担心我，好好准备答辩吧。”

我为什么会住进这栋筒子楼里呢？那年六月份毕业以后，我和我隔壁班的哥们承浩开了个矿泉水站，就在筒子楼的“底商”。这个底商说是底商，其实也就是大一点的厅而已。我便和他住进了这栋楼里面，他住我对门。筒子楼不高，六层，一层三四户，楼外面刷着玫红色的油漆，整栋楼大概呈一个C型，中间是一个小院子，里面有一棵大榕树和几根晒衣绳。榕树长得很高，高到有些时候里面的屋子都看不见太阳，不过这棵树没过多久就会被修剪一下，去掉过多的枝杨。晒衣绳上的东西五花八门，时不时还会出现谁家的花被子、花裤衩，它们随风飘舞，成了楼下的一景，不过这么多年来这些衣服倒是没有被风吹跑了的。

我的房间冲着院子，不大，一室，勉强算有一个厅，一个人住着也算能支撑下去。房间里有一张单人床，一张旧书桌，一把摇晃的椅子，还有一台二手的小电风扇。夏天的时候电风扇吹出来的都是热风，但比没有强。窗户朝西，下午能晒进来一片阳光，我就在那片阳光里写东西、算账、发呆。

楼下的小院子是我最喜欢的地方，尤其是傍晚的时候，太阳从楼的缝隙里斜斜地打进来，把榕树的叶影投在地上，一阵风来就晃晃悠悠的，像放电影一样。夏天天长的时候，我盘点完就端着饭盒坐在窗边吃饭，看着晒衣绳上的衣服随风摇晃，听着楼上传来的炒菜声和小孩的笑声，觉得这才是活着的样子。至少我不用受那群奇葩亲戚的摧残了。

水站有三个人，承浩和我，还有一个小工。承浩负责进货，我负责接单和记账，小工就骑着一辆三轮摩托到处送水。

小工姓谭，不高，一米七上下，留着略长的头发，没活的时候就喜欢窝在角落里读书，尤其是红色著作，马恩列毛一类。听说他之前写了一篇文章叫《革命者永是争胜的》，发到了杂志上挣了一笔稿费。杂志社编辑特意登门拜访请他当特约编辑，他就是不去，说自己在水站呆惯了，坐不惯办公室。这段时间他又开始学吉他，下午四五点钟没活的时候就拿出来唱几嗓子，每天总有几个小青年蹲在水站门口听他唱歌。他已经写出几首曲子来了，还挺好听。

小谭这人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他看上去是个文静的读书人，可干起活来比谁都猛。三轮摩托装满水桶的时候有好几百斤，他骑着在坡道上突突突地爬，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好像在干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有一次摩托在市立医院那爆缸了，幸亏有好心人拎着灭火器出来灭火，要不然火就冲着裤裆烧了，小谭差点永久丧失择偶权。

承浩说不修了，拿他新买的面包车去送水吧。说实话那车用来拉水都亏才，跑个黑出租都比这挣钱。不过最后我们还是重新搞了一辆三轮摩托，控制成本嘛。

小谭对这辆二手三轮爱不释手，每天出车以前和收车以后都要擦一遍，比对自己脸还上心。我问他为啥这么爱护车，他说：“车是我的腿，腿断了谁给我送水？”我想想也是，对他来说这辆车就是他在这座城市里的全部家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句话也不是乱说的啊。

某天晚上，我们买了点散啤酒，炒了点花蛤，烤了点串，光着膀子坐在路边吃吃喝喝，他在那边弹着吉他唱新写的曲子。那天的夕阳格外耀眼，火烧云从南一直烧到北，整片天空绯红绯红的。歌声从夕阳飘往远方，带着我们的畅想。我发誓，那是我看到的最美的夕阳。

当时我特别开心，想着自己终于有一个落脚之地了，稀里糊涂跟人喝了好多啤酒，他们本来想把我灌醉的，可我把他们都喝倒了。没办法，我只得把他们一个个背回了家。背小谭的时候他在我背上吐了一路，我也没嫌弃他，毕竟谁让我们是兄弟呢。第二天他醒了以后红着脸跟我道歉，我说没事，下次你请我吃烤串就行。他真的请了，还加了两瓶啤酒。不过那天我并没有喝那两瓶啤酒，而是把它们放进了出租屋的壁橱里边，做个纪念。

这件事以后，小谭和我算是正式交上了心，他爸他妈都是工厂的工人，八几年他们的日子还不错，但可惜遇上了98大下岗，他爸自感愧疚，给家里留下一笔钱之后就办了离婚，离开了小谭。眼看着老家已经没什么发展，他妈便带着他和妹妹来到了青岛闯生活。

在小谭眼里，他爸对他们真的很好，就是太不善于表达了。老谭明明可以一家人一起下海，但也许是出于对家人的愧疚，也许是认为自己没本事，最终他还是选择把所有的责任担在自己身上，默默离开了这个家庭。

他说他之所以喜欢读书写文章，是因为只有在文字里他才觉得自己是个完整的人，只有抄起笔杆子，他才是那个不被贴上标签的文思泉涌的他自己。我听完没说话，只是给他斟满了一大杯啤酒。我们俩就这样坐在水站门口，看着夕阳一点点沉下去，谁也没再说话。

后来我们形成了一个习惯，每天收工以后，不管多晚，都会坐在水站门口的台阶上聊一会儿。有时候聊天，有时候不聊，就坐着看街上的人来人往。小谭喜欢观察人，他说每个路过的人脸上都写着故事。我以前从来没注意过这些，跟他坐在一起以后，慢慢也开始用心去看周围的人了。

直到那时，我才发现，筒子楼里的日子其实比我想象的要丰富得多。楼上住着各色各样的人，有退休的老工人，有刚结婚的小两口，有带着孩子的单身妈妈，还有像我这样的外来户。每天早上5点多，楼里就开始热闹起来了。三楼的王大爷准时开始在小院里练太极拳，动作慢悠悠的像放慢镜头，他说自己年轻时候是武术队的，曾经代表市里出战拿过奖的，打拳是他持续了几十年的习惯。四楼的李婶每天早上端着一盆衣服下楼洗，边洗边和邻居聊天，她的声音大得整个院子都能听见，但谁也不嫌她吵，因为她是这楼里的“消息中心”，谁家有事找她准没错。五楼的小两口经常吵架，吵完又和好，和好了又吵，像过山车一样。有一次他们吵得太凶，整个楼都听见了，王大爷上去敲门说：“你们再吵我就报警了啊！”结果第二天两人又手拉手下楼买早点去了，王大爷看见了只是摇摇头笑了笑。

我最喜欢的是傍晚时分。太阳从楼的缝隙里斜斜地打进院子，把榕树的叶影投在地上，一阵风来就晃晃悠悠的。有时候我拿着早点坐在树下吃，看着晒衣绳上的衣服随风摇晃，听着楼上传来的炒菜声和小孩的笑声，觉得这才是活着的样子。有一次下暴雨，晒衣绳上的衣服来不及收，我和小谭冒着雨帮楼上的老人们把衣服收了。李婶感动得不行，第二天给我们送了一大碗红烧肉，说是她亲手炖的。那碗红烧肉我吃了三天，每一口都是筒子楼的味道。

后来我手头宽裕了些，便在西镇那边租了一居室，就搬离了这栋筒子楼。那套房离水站也不远，每天走上十分钟就能到。安顿下来的日子也显得平淡了许多，我那群缺德的亲戚好像也终于放弃了寻找我的尝试。终于安静了。

在我这里订水的老客户居多，其中有一位女士承浩提起过，说那姑娘长得特别高，人也好，每次来都笑眯眯的。她叫海慈，是某单位的文员，长得颇高，恨不得有一米八几，我们没少跟她开玩笑说她是郎平2.0。她抿嘴一笑，接受了这个绰号。

除了高以外，海慈的身材也可圈可点。她有着一双高挑的大长腿，身材十分匀称，曲线的弧度恰到好处，使得她的身材既不显得贫瘠又不显得矫揉造作。她梳着一头乌黑的齐肩短发，还时不时扎上丸子头，戴上几枚发卡，显出不一样的俘皮。她的脸完全不用涂脂抹粉，鹅蛋圆的脸，有一点婴儿肥，大眼睛双眼皮，亮黑色的眼睛犹如闪着光一般晶亮。无需过多化妆品点缀，最多抹上一点口红便可增添一抹亮色，若是戴上一副银丝圆框眼镜则更加楚楚动人。至于穿搭，她最爱穿一件碎花连衣裙，披上一件短款衬衫敞开着，穿一双平底鞋，不时也会换上高跟鞋。

咱先不管别人，至少我每次看见她的时候，眼睛就会被直直地钩住。她次次都能看出我的小心思：“小怡啊，你小子帐做完了吗就冲着我看，你可真不嫌害臊啊。快点做账，要不我可跟你们老板打小报告了哦。”见此我只得埋头做账。后来我向老板问及这件事，他一头雾水：“啊？她从来没给我打过小报告啊！”

由于某些原因，她两三个星期才来一次。看不见她的时候我就给她写信，流露出丝丝爱慕之情，还说无论如何也要请她吃西镇的炸鸡架子。可我那时着实拮据，连个鸡架子的钱都掏不出来。别问，问就是这么穷。

她的回信方式也很有意思：每一两个星期回一次信，信封里偶尔还有挂坠、饰品之类的小玩意。有时候她会把我写的信加上脚注再寄回来，批注着实俘皮，我每次看见嘴角都会不由自主地上扬。看到这些蜜糖似的话语，我幻想着和她一起去海边散步，她穿着白色连衣裙在风中翩翩起舞。可惜这也许终究是一个梦罢了，当时的我是个纯粹的月光族，根本没有财力去处这么一个女朋友。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我有钱就好了。不是为了装阔，也不是为了面子，只是想能请她吃一顿炸鸡架子，想能在她生日的时候送她一份像样的礼物，想能在她需要我的时候不用犹豫地站出来。可我什么都没有。我只有一支笔、一叠信纸、和一颗真心。她却从来没嫌过我穷。她回信里的那些小挂坠、小饰品，都是她用她的方式告诉我：嘛钱不钱的，乐呵乐呵得了，我在乎的是你有没有把我放在心上。

有一次她来订水，正好赶上我在写东西。她站在我身后看了一会儿，然后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我一回头，她的脸离我特别近，我能看清她眼睛里的每一根睫毛。她的手搭在我肩上，手指凉凉的。我当时没太在意，只觉得可能是她体质偏寒。后来才知道，她从小就这样，手脚总是比别人凉，医生说是末梢循环差，不是病，就是体质的事。

还有一次，是个八月十五的晚上，月光特别好。她来水站找我结账，正好赶上我在院子里乘凉。她走进院子的时候，我注意到她的步子突然慢了下来，好像被什么东西吸引了似的。她抬起头，看着天上的月亮，眼神变得很远很远，像是看到了什么我看不见的东西。我叫了她两声她才回过神来，笑着说：“今晚的月亮真好看啊。”我说是啊，心里却觉得她看月亮的样子有点奇怪，不像是在欣赏，更像是整个人沉进去了。后来我才知道，她从小就对自然环境特别敏感，月光、风声、潮气的味道，别人感受不到的东西她都能感受到，而且感受得比别人深得多。当时我只觉得她看月亮的样子特别美，美得让我心里发紧。

后来想想，她说那句话时的眼神，不像是在说打雷，更像是在说一些我听不懂的，感觉不到的事。她的眼睛里有一种很深的东西，像是一口很深的井，我往里看了一眼，就觉得自己被吸进去了。
小谭有一次跟我说：“你那个海慈姐，我怎么觉得她有点不一样呢。”我问他哪里不一样。他想了想说：“就是……她站在那儿的时候，周围好像都安静了。你有没有觉得，她身上有一种很安静的气场，连野猫都愿意靠近她。”我笑他胡说，可心里却记下了这句话。后来仔细想想，好像真是这样。每次海慈来水站，院子里那只总爱叫的野猫就会安安静静地蹲在墙角，乖得很，像是知道她不会伤害它似的。后来我才知道，动物对这种安静的人特别敏感，她们能感受到一个人身上没有攻击性。

转眼间到了九月份。又是一个耱噪的下午，太阳像个暴躁老哥一样无情地散发着每一点热力，外面就像蒸笼一般。水站里面几台大电扇呼呼转着也扇不走闷热。我穿着背心短裤坐在里面看电视剧，嘴里嗦着五毛钱一根的白冰棍。小谭坐在那读书，一脸聚精会神。说来奇怪，今天天热生意本该很好，结果一桶水没卖出去。
我话还没说完就听见有人在街头骂街，到她走近一些我才听出来骂的是什么：“王潇奕你个不肖子孙，缺德玩意，你把你爷爷气进医院还不够，你还掀桌子骂长辈，大队书记都拦不住你啊！你还有点良心没有啊？”
“又是一个神经病，”小谭嘀咕着，“甮理她。”我刚坐下，那个老太婆就跑到水站门口指着我喊出了我的真名，并且用我那里的方言机械性地重复着那段骂街。
“她说的真是你？”“没错，她特么怎么找到这里来的？我一路都是用的假身份啊？”“这样，咱们先不要动，看看葫芦里是什么药。”我和小谭硬着头皮听完了她的咒骂，决定出去见她。“大娘，您找谁啊？”小谭用最和蔼的语气说着。“那个叫王潇奕的，在你们水站吗？我找他有点事谈谈。”
王潇奕？这不是我在农村时用的名字吗？我再从远处一打量，这个人眉眼间和我妈有几分相似，但年纪更大，神情也更癲狂。我心里咯噎一下，隐约猜到了什么。我在里边用方言喊了一句试探的话，没想到她倒来火了：“还真以为我不认识你啊！你个不人揍的玩意，撂下我们跑这来了！你爸在工人医院躺了多久你不知道啊？”
听她提起我爸住院的事，又看她那张和我妈如出一辙的脸庞，再加上那口地道的家乡话，我心里基本有了数——这不是我妈，是我姑姑。小时候对她印象几乎为零，但她那张脸确实是家族里特有的模子。“是我姑姑”，我对着小谭耳语道。“那现在怎么办？”“让她骂，看她能骂到几点。”
可按兵不动根本不管用，门口围观群众越来越多。正在这时海慈过来了。和之前一样，她穿着一件连衣裙，披着一件开衫，穿着一双高跟鞋。她拨开人群进到水站，问我们俩：“这是什么情况？”我赶紧小声说：“这老太婆来者不善，你快走吧。”“这是关于你的事，我怎么能袖手旁观呢？”说完她就去问那个老太婆：“大姨，您从哪里来啊？发生什么事了？”

老太婆又骂起来了。“就您的陈述来看，他是做了不少没良心的事情，可是你们对他怎么样呢？”海慈一句话让老太太瞬间语塞。海慈给了我一个眼神，我站出来把家里干的缺德事细数了一遍，旁边群众纷纷谴责老太婆。眼看就要把她赶走了，她突然捂住心口倒在地上浑身颤抖，我立马打120。不一会救护车来了，最后老太太直接被气死了，没抢救回来。
之后我们被带到派出所接受调查，结论是老太太自找的，我们被立刻释放。我的假身份也被注销了。走出派出所后突然感觉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我主动请小谭和海慈去吃烧烤，顺路叫上了老板。
吃烧烤的时候我一直没怎么说话。小谭知道我心里不好受，只是默默地给我满上啤酒。海慈坐在我旁边，也没说什么安慰的话，只是把我的手握在她手里。她的手还是凉凉的，但握得很紧。我想，她可能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但她知道我需要有人在身边。有时候陪伴比语言更有用。那天晚上我喝了很多酒，但没有醉。回到家以后我坐在床边，看着窗外的月亮，想起了很多事。想起了爷爷，想起了爸爸，想起了妈妈，想起了那些年在老家受过的所有委屈。但最后留在脑子里的，是海慈握着我手的样子。

摊位在半岛的鼻尖处，若是走上个十分钟左右就到轮渡站，往远处看可以看到开发区。听说那里要建一个什么西海岸新区，将来青岛要在那里进行大发展。可那除了有个石油大学以外还有啥啊，不就只有老黄岛、油库和薛家岛还繁华一些，会不会又是画大饼啊。海风吹拂着我们的脸庞，海慈的短发在夕阳下层次分明，特别美。每次我看见她叼着皮筋收拾头发都偷着笑，被发现的话她就捏我胳膊拧。拧的劲不大，但我故作痛苦状求饶，她就松手偷笑，我回她一个白眼。

那天晚上海风格外柔和，啤酒格外甘冽，烧烤格外的香。落日正好从地平线下溜走，留下一条金色的丝线。老板和小谭因为水站还有事就先溜了，就剩我和海慈二人。她打破僵局：“我们在海边逛一圈吧。”“好……好啊。”我支支吾吾答应着。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她就悄悄握住了我的右手：“这样可以吗？”“当……当然可以啦。”我脸涨得挺红。

我们从八大峡一路走到栈桥，走了一路聊了一路。她说自己住在挪庄，和父母住在一起，毕业后在公司当文员。天色已晚，繁星占据了夜空。我再次握住她的手问：“我能送你回家吗？”“好呀，我家就住在挪庄邮局那栋楼上。”
我们沿着海边继续走，走到鲁迅公园的时候起了风，我那天特意穿了一件风衣还被冻得瑟瑟发抖，可她穿着裙子却一点不觉得冷。她说她从小就这样，对温度的感觉和别人不一样，别人觉得冷的时候她可能只觉得凉爽，别人觉得热的时候她可能已经难受得不行了。她说这是她身体的一个小毛病，不是什么大事。

一路把她送回挪庄，看着她像小鸟一样跑进小区，我人生中第一次对异性有了爱慕的好感。目送她离开后我买了一份炸鸡架一瓶啤酒回到出租屋甩着腮帮子吃起来。这世上怎么会有如此好吃的东西！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手上还有她的温度，鼻子里还有她的味道。我想起她握住我手的时候，手指凉凉的，但握得很紧。我想起她问“这样可以吗”时的表情，那种小心翼翼的样子，和她平时大大咧咧的性格完全不一样。我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喜欢一个人是这种感觉——不是电影里那种轰轰烈烈的心跳，而是一种很安静的、很温暖的、像是终于找到了什么的感觉。我从小就没有过这种感觉。在老家的时候，我只知道怒气和委屈；在大学的时候，我只知道孤独和抗拒。直到遇到她，我才知道原来人是可以这样安心的。

在梦中我梦到她坐在筒子楼小花园里穿着雪白纱裙，初升朝阳打在她脸颊上。她拿着一束花向我招手，可就在我要抓住她的一刹那她微微一笑飘走了。梦醒，怅怅。

那个梦以后我又做过很多次。每次都是同样的场景，同样的白纱裙，同样的微笑，同样的飘走。每次醒来都是同样的怅怅。后来我才明白，那个梦不是梦，是预感。她终究还是飘走了，就像梦里一样。只是我没想到，梦里的她飘走了就不会再回来，而现实中的她，飘走了三年以后，又回来了。也许这就是梦和现实的区别吧。梦是不会回头的，而爱你的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