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文选自Speech Begins after Death, trans. Robert Bononno,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3, Pp. 28-79.这是批评家Claude Bonnefoy在1968年对福柯作的访谈的一部分。访谈的意图是讨论福柯与写作的关系，写作和语言在福柯生活中到底占据着什么位置，以及写作和语言带给他的快乐等等。

我并不十分迷恋书写的神圣一面……西方自马拉美以来无疑已经学到，书写具有一个神圣的维度，书写是一种自在地不及物的活动。书写建立在自身之上，不是为了说出什么，展示什么，或教会什么，而是在那里存在。如今，书写，在某种意义上，是语言之存在的纪念碑。就我自己的生命经验而言，我不得不承认，书写根本不以那种方式自我呈现。我总已对书写产生了一种近乎道德的怀疑。

为了发现书写的可能之快乐，我不得不到国外。我当时在瑞典并被迫说我十分不擅长的瑞典语，或者相当艰难地说英语……我看见我想要说的词语在我说出它们的瞬间变得扭曲，简化，就像站在我面前的可笑的牵线木偶。

由于使用我自己之语言的不可能性，我首先注意到它具有一种厚度，一种一致性，它不仅仅像我们呼吸的空气，一种绝对难以察觉的透明，它有其自身的规律，它的走廊，它熟练的轨道，路线，斜坡，海岸，微小的凸起；换言之，它具有一种地貌，它构成了一个风景，在那里，一个人可以到处走动并在词语的流动中，围绕着句子，出乎意料地发现之前不曾出现的视角。在瑞典，在我被迫说一种异己之语言的地方，我意识到我可以栖居于我的语言，连同它突如其来的特别的地貌，作为一个人自己所处的那个无处容身的异乡里，最称密也最安全的住所。最后，唯一真正的家园， 我们可以在上面行走的唯一的土壤，我们可以停下来安身的唯一的房子，是我们从幼年学会的语言。对我来说，问题是维护那种语言，是为自己建造一座语言的小屋，而我会是它的主人并熟知它的角落和裂缝。这是我想要书写的原因。因为说话的可能性已经否认了我，我发现了书写的乐趣。在书写的快乐和说话的可能性之间，存在着某种不相容的关系。当说话不再可能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书写的秘密的、艰难的、有些危险的魅力。

书写是时间的耗费。

医生——尤其是外科医生， 我是外科医生的儿子——不是说话者，他是倾听者。他倾听别人的话，不是因为他看重它们，不是为了理解它们说了什么，而是通过它们追查一种严重疾病之迹象，也就是一种肉体的， 器官的疾病之迹象。医生倾听，以便刺穿他者的言语并抵达身体的沉默真理。医生不说话，他行动，即感受，介入。外科医生在沉睡的身体中发现故障，他打开身体并再次缝合它，他做手术；这一切都在沉默中进行，词语的绝对还原。他说出的唯一的词语是关于诊断和治疗的。医生说话只是为了简要地说出真相，并开出药方。他命名并下令，仅此而已。

在我们的这样一种文化里， 在一个社会中，我们所说的词语、书写、话语的存在意味着什么？在我看来，我们从未把太多的意义赋予这样的事实，即言语终究存在着。言语不只是一个透明的胶卷，我们透过它来看清事物，也不只是一面镜子，折射着存在的东西和我们所思的东西。言语有其自身的一致性，其自身的厚度和命运，其运作的方式。言语规律的存在就像经济规律的存在。言语的存在就像纪念牌的存在，就像一种技术的存在，就像一个社会关系体系的存在，等等。

我把手术刀变成了一支笔。我从治愈的有效走向了自由言说的无效；我用纸页上的涂鸦取代了缝合的伤疤;我用书写的不可擦去、不可抹除的完美记号，取代了伤疤的不可擦除……对我而言，纸张会是他者的身体。

当我在三十岁左右开始享受书写的时候，确定的东西，我立即体验到的东西，在于这样的快乐总是和他者的死亡相联系，和一般的死亡相联系。书写和死亡之间的这种关系，我几乎害怕谈起，因为我知道像布朗肖这样的人已经说过，并且比我现在能够谈论的更加本质，更加普遍，更加深刻，更具决定性。

书写和死亡相联系，或许本质上是和他者的死亡相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书写会是对他者的杀戮并且其实施反对他者，反对他者的存在，一种从在场中猎杀他者并在我面前敞开一个自尊且自由之空间的致命姿态。根本不是。在我看来，书写意味着和他者的死亡打交道，但就他者已经死了而言，书写根本地意味着和他者打交道。某种意义上，我正在他者的尸体之上说话。我不得不承认我在某种程度上假定了他们的死亡。谈论他者的时候，我处在一个进行验尸的解剖学家的情境里。我用我的书写检查他者的身体，我切开身体，我揭起表层和皮肤，我试着找出器官，并在暴露它们的同时，揭示病变的位置，痛苦的源头，某种塑造了人们的生命、他们的思想并用否定性最终组建了他们所是之一切的东西。我总试图去暴露的，根本上，是事物和人的毒心。

我并不宣称用我的书写杀死他者。我只在他者已然呈现之死亡的基础上书写。因为他者死了，我便可以书写，仿佛他们的生命，某种意义上，阻止了我的书写。同时，我的书写能够给他们提供的唯一的认识， 就是其生命和死亡的真相之发现，是说明其从生到死之转变的不健康的秘密。在他者的生命转为死亡的时刻，这个关于他者的视角，根本上，对我而言，就是书写之可能的位置。

言说当下总是困难的。本质上，我可以谈论对我极其亲近的事物，但条件是，在这些极其亲近的事物和我书写的时刻之间，存在着一个无穷小的转变，一个被死亡穿透的薄薄的胶片。无论如何，我们在书写的一切辩护中发现的论题——我们书写是为了让某种事物死而复生，是为了发现生命的秘密，或实现这种同时很有可能属于人和上帝的活生生的言语——是深深地外在于 我的。对我而言，言说在死后开始，在那样的断裂一经确立的时刻开始。对我而言，书写是死后的游荡，而非通往生命源头的道路。在这个意义上，我的语言是极其反基督教的。

我对过去感兴趣根本不是试图让它复活，而是因为它已经死了。那里没有复活的神学，而毋宁是已死之过去的实现。从死亡开始，我们可以谈论绝对平静的事物，完全是分析的和解剖的，不指向一种可能的重复或复活。没有什么比发现过去的起源之秘密的欲望更让我不感兴趣的了。

我的作品在于，通过书写的切割，揭示某种会成为已死者之真理的东西。因此，我书写的轴线不是从死亡到生命或从生命到死亡，而是从死亡到真理或从真理到死亡。我认为死亡的替代者不是生命而是真理。我们不得不通过死亡的苍白和惰性来发现的东西，不是生命已经失去的战栗，而是真理的小心翼翼的部署。在那个意义上，我称自己为诊断医生但诊断是历史学家的工作， 是哲学家的工作，还是某个参与政治的人的工作？我不知道。无论如何，它包含了一种对我而言极其深刻的语言活动……我想要提供个诊断……这个诊断，我想通过书写来实施，我想要用通常被医生还原为沉默的那部分言语来实施。

我对尼采的持续的兴趣，我无法把他绝对地确定为我们可以谈论的一个对象的事实，我试图在我同尼采的这个永恒的重要的父性形象的关系里，来设计我的书写的事实，与此密切地相关：对尼采而言，哲学首先也是一种诊断， 就人已经病了而言，它和人有关。对他，哲学既是对文化疾病的一种诊断，也是一种强烈的治疗。

我不知道书写和疯狂对我而言为何彼此联系。把它们带到一起的，最有可能，是它们的非存在，是它们作为虚假的活动，缺乏一致性或根据的事实，就像没有现实的云彩。无论如何，相比于我所生活的医学世界，通过让自己致力于书写并思考精神疾病和医学，我把自己直接置于一个非现实的世界，一个表象的世界，一个谎言的世界——信任的背叛。鉴于我对书写产生的罪恶感，在我通过继续书写来穷尽那种罪恶感的顽固里，总有一个这样的元素。

我对鲁塞尔和阿尔托，或戈雅的作品保持着一种持续的、十分顽固的兴趣。但我追问这些作品的方式不是完全传统的。问题通常如下：一个患有精神疾病或被社会和同时代的医学认定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如何能够写成一部著作，它立即或在几年、几十年、几百年后，被人认为是一件真正的艺术作品和文学或文化的重要著作？换言之，问题是知道疯狂或精神疾病如何能够变得富有创造性……像鲁塞尔和阿尔托这样的人写出文本，当他们把文本交给某个人来读的时候，不论那个人是批评家，医生，还是一个普通的读者，他都立刻被认为和精神疾病有关。进而，他们自己在其日常经验的层面上建立了其书写和精神疾病之间的一种极其深刻的、持续的关系……在一个既定的时间内，在一个既定的文化中，在某种类型的话语实践里，言语和可能性的法则是这样的，即一个个体可以是精神上，并且，某种意义上，据说是疯狂的，但他的语言，诚然也就是一个疯子的语言——鉴于所讨论的当时的言语法则——可以肯定地运作。 换言之，疯癫的位置得到了保留，并且似乎在一个既定的时间内，在可能的言语世界的某一个点上，得到了指示。我试图确定的，就是疯癫的这个可能的位置，是疯癫在言语世界当中的运作。

正如鲁塞尔用一台极其强大的显微镜放大了书写的微观程序一一同时，依据其主观的方式，把巨大的世界还原为绝对小人国的机制——他自身的情境已经放大了书写的情境，放大了作家同书写的关系。

但我们正在谈论书写的快乐。书写真的那么有趣吗？鲁塞尔在《我如何书写我的某些书》里，不断地提醒我们在书写他不得不写的东西时，陪伴着他的斗争、各种各样的神迷、困难和焦虑；他所谈论的幸福的唯一重大的时刻包含 了他完成其第一本书时立刻经验到的热情、启发。事实上，除了这个对我而言在其传记中几乎独特的经验，别的一切东西都是一条漫长的、极度黑暗的道路，如同一个隧道。当他旅行的时候，他拉上了隔间里的窗帘，这样，他就看不见任何人，甚至风景，因为他被他的作品所如此地消耗着；这一事实证明，鲁塞尔并不以一种迷醉的状态写作，一种惊讶的状态，一种对事物和存在的一般欢迎的状态。

这有说书写的快乐存在着吗？我不知道。我感到的一件确定的事是，存在者一种书写的巨大义务。这个书写的义务，我真的不知道它从何而来。只要我们还没有开始书写，书写似乎是最无端的事情，最不太可能的事情，几乎最不可能的事情，一件我们无论如何绝不感到对之有义务的事情。然后，在某个点上——它是第一本书，或后一本书的第一页，第一千页，还是中间一页？——我们意识到我们有义务去书写。这个义务向你揭示，以各种方式得到指示。例如，如果我们还没有完成书写的那小小一页，我们就经验到这么多的焦虑，这么多的紧张，就像我们每天都有的。通过书写，你把一种解脱的形式，给予了你自己，给予了你的生存。那样的解脱对一天的幸福而言是本质性的。不是说书写是幸福的，而是说存在的喜悦和书写相联，那是稍稍不同的。这是十分矛盾的，十分神秘的，因为清晨的时候坐在桌前并写满一定数量的空白纸页的姿态如此徒然， 如此虚构，如此自恋，如此地自我相关——如何能够对剩下的一天产生这种恩赐的效果？事物的现实——我们的关注， 饥饿，欲望，爱情，性欲，工作——如何因为我们在清晨所做的事情，或因为我们在白天能够做的事情，而变得高尚起来？那是神秘的。在我看来，无论如何，这是书写的义务显现的方式之一。

这个义务也由别的东西所指示。最终，我们书写不总只是为了书写我们将要书写的最后一本书，而且，在某种真正狂热的意义上——这样的狂热甚至在书写的最微笑的姿态中呈现——是为了书写世上的最后一本书。 其实，我们在书写的时刻所写的东西，我们正在完成的作品的最后一个句子，也是世界的最后一个句子，在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要说。有一种要在最无关紧要的句子里穷尽语言的意图。这无疑与言语和语言之间存在的不平衡有关。语言是我们用来建构绝对无限的句子和表述的东西。相反，言语，不论如何冗长，不论如何散漫，不论如何像空气一般，不论如何像原浆一样，不论如何被束缚于未来，总是有限的，总是受限制的。我们从不能通过言语抵达语言的尽头，不论我们想象它有多么的漫长。语言的这种不可穷尽性，总用一个不会被完成的未来把言语悬置起来，是经验书写之义务的另一种方式。我们书写是为了抵达语言的尽头，抵达一切可能之语言的终点，最终通过言语的丰富性来包围语言的空洞的无限性。

书写不同于言说的另一个原因在于，我们书写是为了隐藏我们的面孔，在我们自己的书写中埋葬我们自己。我们书写，这样，生命就围绕着我们，在我们身旁，在我们外边，远离纸页，这个并不十分有趣但无聊并充满优虑的，向他者暴露的生命，在我们眼前，被吸入我们所控制的小小的长方形纸页。书写是试图通过笔墨的神秘渠道来撤退的一种方式，通过不仅是生存的，也是身体的实体，通过我们在纸上草草涂写的那些记号，来撤退。当我们书写的时候，我们梦想的东西，在生命看来，不过是我们放到白色纸页上的这个已经死亡的、发出来模糊的欢快声响的涂写。但我们从未成功地把一切丰富的生命纳入文字的一动不动的蜂群。生命总在纸页之外继续，它继续增殖，继续前进，从不被固定在那小小的长方形上；身体的沉重体积从未成功地把自己扩散到纸张的表面，我们从来都不能跨入那个二维的世界，那个言语的纯粹直线；我们从未纤细或灵巧得足以成为一个文本的线性，而那是我们渴望实现的事情。所以，我们继续尝试，我们继续约束自己，控制自己，滑入笔墨的漏斗，一个无限的使命，但也是我们所致力的使命。我们会感到合理，如果我们仅仅存在于那微小的颤动，那变得静止的涂划，当一个固定的，被清楚地确定下来，只为他者所识别并且丧失了对自身的一切可能之意识的标记仅此一次地出现的时候， 它在笔尖和纸张的白色表面之间变成了点，变成了脆弱的位置，变成了一个迅速消逝的时刻。在向符号过渡的过程中，这种类型的压抑和自我囚禁，我相信，也是把义务之特征赋予书写的东西。它是一种没有快感的义务，但毕竟，当义务的逃避导致了焦虑，当法则的打破让你如此不安并极度混乱的时候，遵守法则不是最大形式的快乐吗？遵守一种其起源， 其对我们之权威的来源不为人知的义务，遵守那重重地压在你身上的，无处不在地纠缠着你的——当然是自恋的——法则，我想，这就是书写的快乐。

书写的义务不是通常被人称作作家之天职的东西。我相信罗兰.巴特在作者( ecrivains）和作家（ecrivants）之间做出的这个人尽皆知的区分。我不是一个作者。

书写旨在指定、展示、显露自身之外的某种东西，那种东西没有书写就会保持隐匿，至少也是不可见的。这就是书写的魅力之所在……试着包围、吸引、指出我们说话和观看所透过的那个盲点，把捉那使我们对距离的洞察得以可能的东西，定义我们周围为我们凝视和知识的一般领域定向的亲近。把捉那不可见性，把捉那太过可见的不可见者，那太过亲近的疏远，那未知的熟知，这对我来说，就是我的语言和我的言语的重要运作。

书写的角色本质上是疏远，是度量距离。书写是将一一个人自己置于那把我们和死亡，和已死的东西分开的距离。同时，这是死亡在其真理中展露的位置，不是在隐匿的、秘密的真理中，不是在其曾经之所是者的真理中，而是在把我们和它分开的真理中，那意味着我没有死，我在我书写那些已死之物的时刻没有死。这是书写需要确立的关系。

我处在他者的言语和我自己的言语之间的距离里。我的言语不过是我在他者的言语和我自己的言语之间承担、度量、欢迎的距离。在那个意义上，我的言语并不存在……我是那些距离的测量员，我的言语只是我用来度量疏远和差异之体系的绝对相对的和不确定的尺码。在实践我的语言时，我用我们所不是的东西来度量差异，所以，书写意味着失去一个人自己的面孔，一个人自身的存在。我书写不是为了把一座纪念碑的坚固赋予我的存在。我试着把我自身的存在纳入把它和死亡分开的距离，并且，很有可能，是用一种把它引向死亡的相同的姿态。

我的书写是那距离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