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不可能自行解体，除非个人在同样的程度上脱离社会生活，除非个人的目标压倒共同的目标，一句话，除非个人的人格逐步被置于集体人格之上。
个人所属的群体越是虚弱，他就越是不依靠群体，因而越是只依靠他自己，不承认不符合他私人利益的其他行为规则。
因此，如果可以把这种个人的自我在社会的自我面前过分显示自己并牺牲后者的行为称之为利己主义，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种产生于过分个人主义的特殊类型自杀称之为利己主义的自杀。

但是自杀怎么会有这样一种起源呢？

首先可以说，由于集体的力量是最能遏制自杀的障碍之一，所以集体的力量削弱，自杀就会发展。
如果社会是高度一体化的，那么它就会使个人依靠它，认为个人是为它服务的，因此不允许他们异想天开地处置他们自己。它制止他们用死来逃避他们对它的义务。
但是，如果他们拒绝承认这种从属关系是天经地义的，那么它怎么能强迫他们承认它的至高无上呢？
如果他们想要脱离它，它就再也没有必要的权威使他们留在自己的岗位上，而且，由于意识到自己的虚弱，它也只好承认他们有权自行其是而再也不能加以制止。只有承认他们是自己的命运的主人，结束自己的生命就是他们的权利。从他们这方面来说，他们没有理由耐心地忍受生活的贫困。
因为，如果他们与一个他们所喜爱的群体利害一致，那么为了不违背他们自己的利益所服从的某些利益，他们也会更加顽强地活下去。把他们和共同的事业联系在一起的纽带也把他们和生活联系在一起，而且他们所关心的崇高目标也不允许他们如此强烈地感受到自己个人的挫折。
最后，在一个有凝聚力和生气勃勃的社会里，彼此不断交流思想和感情，如同一种相互的精神支持，这种精神支持使得个人不是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而是分享集体的力量并在他自己的力量到了极限时从中得到鼓舞。

但是这些理由都是次要的。过分的个人主义不仅终归有利于引起自杀的原因起作用，它本身也是引起自杀的一个原因。它不仅排除某种有效地防止促使人们去自杀的倾向的障碍，而且彻底地引起这种倾向，从而产生一种带有它印记的特殊自杀。

这是必须很好理解的，因为正是这种情况使刚才区别出来的这类自杀显示出它的本性，而且证明我们给它起的名字是合适的。那么个人主义中有什么东西能解释这种结果呢？

人们有时说，按照人的心理结构，人如果不致力于达到某种高出于他和比他存在时间长的目的是活不下去的，而这种必要性的原因是我们有一种不完全消失的需要。有人说，生活只有在人们发现它有存在的理由、有一个目的并且值得时才是可以容忍的。

然而，对于个人的活动来说，仅仅为了自己并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目的。个人太微不足道了。他不仅受到空间的限制，而且受到时间的严格限制。
因此，如果我们除了自己没有其他目的，我们就不能摆脱这样的念头：我们的努力终究注定要化为泡影，因为我们自己也必然要化为乌有。
但是毁灭使我们感到害怕。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不会有勇气活下去，即不会有勇气去采取行动和进行斗争，因为我们所作的这种努力可能什么都不会给我们留下。

总之，利己主义的状态和人的本性必然是矛盾的，因此太不稳定，不可能长期存在。

但是，在这种绝对的形式下，这个命题是很有争议的。

如果我们的生命必然要结束的想法确实如此使我们感到厌恶，那么我们只有在自己欺骗自己并对生命的价值抱有偏见的情况才能同意活下去。
因为，即使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使我们看不到死亡，我们也不可能阻止死亡的存在；不管我们做什么，死亡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完全能够把几代人的极限向后推移，从而使我们的名字比我们的肉体多存在几年；但是我们的名字根本不再存在的时刻总会到来，而且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个时刻来得很早。
因为我们从属于各种群体，以便能够通过这些群体延长我们的生命，但是这些群体本身也是要消失的；这些群体也注定要解体，同时把我们所寄托的一切统统带走。与人类的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永远留在人类记忆里的社会群体是很少见的。
因此，如果我们确实如此渴望不朽，那么如此短促的前景是绝不可能满足这种愿望的。
而且，依靠我们而存在的是什么呢？一句话、一个声音、一种不易觉察而且往往没有个性特征的形迹*，因此，没有什么东西与我们努力的程度有关，而且没有什么东西能使这些努力在我们看来是有理由的。

事实上，尽管儿童天生是利己主义者，丝毫不感到需要永远活下去，而老年人在这一方面和其他许多方面都很像儿童，但是二者都仍然像成年人一样坚持要活下去，而且甚至比成年人更坚持；我们确实看到，自杀在生命的最初15年里非常少见，而且在生命的最后阶段里倾向于减少。动物也是如此，它们的心理结构只是在程度上与人类的心理结构有所不同。
因此，说生命只有在生命之外才有存在的理由是错误的。

*我们不谈随着信仰灵魂的不朽而来的那种想象中的生命延长，因为：1.这不能解释为什么家庭或从属于政治社会能使我们不去自杀；2.这种信仰甚至不能使宗教产生预防的作用；这一点我们在上文已经说明。

实际上，有一系列的官能只关系到个人；这就是那些为维持肉体生命所必需的官能。
既然这些官能的形成仅仅是为了这个目的，所以当这个目的达到时，这些官能也就完善了。因此，在与这些官能有关的一切事物中，人可以合理地采取行动而不必为自己规定超出这个目的以外的目的。这些官能适用于某种事物，只有通过这种事物才适用于人。
因此，人只要没有其他需要，就能得到满足，就可以幸福地活下去而没有活下去以外的目的。

可是，有教养的成年人并非如此。
有教养的成年人有许多于机体的需要毫无关系的思想、感情和实践。艺术、道德、宗教、政治信仰和科学本身的作用并不是为了弥补器官的磨损，也不是为了使器官顺利地运转。
这些超肉体的生活并不是在自然环境的刺激下产生并发展的，而是在社会环境的刺激下产生并发展的。
社会的影响在我们身上引起同情和团结一致的感情，这些感情使我们接受这些支配我们行为的宗教、政治和道德信仰；正是为了能够发挥我们的社会作用，我们才力求发展我们的智慧，而且正是社会在向我们传授它所贮存的科学的同时给我们提供了这种发展的手段。

正因为这种高级形式的社会活动具有某种集体的起源，所以具有某种相同性质的目的。因为这些活动产生于社会，所以只和社会有关，或者不如说，这些活动就是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具体化和个性化的社会本身。
但是，为了使这些活动在我们看来有存在的理由，这些活动的目的对我们来说不应该是无关紧要的。
因此，我们只有在与社会保持联系时才能坚持这些活动。反之，我们越是感到自己脱离了社会，我们就越是脱离社会既是其根源又是其目的的生活。

如果除我们之外不存在一些规则、戒律和教条所适用的并与我们休戚相关的某种生物，为什么要有这些道德规则、这些妨碍我们的教条呢？为什么要有科学本身？
如果科学除了增加我们活下去的机会以外没有其他用处，那么科学所需的代价就不值了。本能就可以较好地完成这个任务；动物证明了这一点。
因此，有什么必要用一种更加犹豫不决和更加容易出差错的反思来取代本能呢？但是，尤其是为什么会有痛苦呢？如果事物的价值只能通过与对个人的好坏相比较来估计，那么这种价值就是得不偿失而且变得难以理解。

对于坚守其信仰的忠实信徒来说，对于和某个家庭社会或政治社会保持着密切联系的人来说，这个问题并不存在。他们自发地和不加思考地汇报他们的所作所为，前者向他们的教会或他们的上帝——这个教会的有生命的象征汇报，后者则向他们的家庭、他们的祖国或他们的党汇报。
甚至在痛苦中，他们也只考虑到为他们所属的群体增光的手段，并对它表示敬意。
所以，基督教徒为了证明他们不重视血肉之躯而更接受于他们的神圣榜样，终于愿意受苦并追求痛苦。
但是，只要信徒产生了怀疑，即感到不再和他所分享的宗教信仰休戚与共，只要家庭和城市变得与个人无关，那么他对他自己来说就成了一个谜，而且不能摆脱这样一个令人生气和哭闹的问题：有什么用？

换言之，如果像人们所常说的，人有两重性，这是因为在具体的人之外还有社会的人。后者必然意味着有一个他所说明和服务的社会。
相反，如果社会万一瓦解，如果我们不再感到社会充满活力并在我们周围和我们之上活动，那么我们身上的社会性就没有任何客观的基础。剩下的只是各种虚幻形象的人工结合，一种稍加思考就足以使之消失的幻景；因此，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作为我们行动的目的。然而，这种社会的人都是有教养的人，正是他们创造了生命的价值。

由此可见，我们缺少活下去的理由，因为我们能够珍视的唯一生命不再适应任何现实的东西，而仍然融合在现实中的唯一生命不再满足我们的需要。因为我们已经开始一种比较高尚的生活，所以儿童和动物感到满足的生活再也不能使我们感到满足，而前一种生活忽然离我们而去，使我们不知所措。
因此，我们的种种努力再也没有任何目标，并且我们感到这些努力都落了空。

在这种意义上，确实可以说我们的活动应该有一个超越生活的目标。我们需要这样一个目标，并非为了使我们保持在那种不可能实现的长生不老的幻觉中；因为这个目标包含在我们的道德素质中，并且不可能避开，甚至不可能部分地避开，没有这个目标，我们的道德素质在同样的程度上就失去存在的理由。
无需证明，在这样一种动摇的情况下，最微不足道的气馁也会产生绝望的解决办法。如果生命不值得延续下去，那么一切都可以成为摆脱生命的借口。

但这并不是全部。

这种摆脱不仅在孤立的个人中发生。整个民族气质的组成成分之一就是某种评价生存价值的方式。有一种集体的情绪，就像有一种个人的情绪一样，这种情绪使人们倾向于忧愁或倾向于欢乐，使他们以喜悦的眼光或者以忧郁的眼光看待各种事物。

同样，只有社会才能对人生的价值做出总的评价，而个人对此是无能为力的。因为个人只熟悉他自己和他的小天地，因此他的经历太有限，不能作为总的评价的依据。他很可能认为他的生命没有目的，他也说不出别人有什么目的。

相反，社会却可以毫不走样地概括它对自己和对自身健康与否的看法。
因为个人和社会关系非常密切，所以如果社会生活不健康，个人不可能不受影响。社会的苦难必然变成个人的苦难。因为社会是一个整体，所以它的毛病便传遍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因此，它不可能瓦解而不意识到整个生活的正常状态同样被打乱了。因为社会是我们绝大部分人的归宿，所以它不可能不感到我们在避开它的同时感到我们的活动是没有目的的。既然我们是它的作品，它就不可能没有衰败的感觉而感到这种作品从此以后毫无用处。

由此便形成了消沉和幻灭的思潮，这种思潮不是产生于任何特定的个人，而是表现出社会所处的瓦解状态。这种思潮表明社会联系的松弛，表明一种集体的虚弱、一种社会弊病和个人的忧伤，如果这种忧伤是长期的，那就是以它的方式表明个人机体的不健康状态。
于是便出现了各种形而上学体系和宗教体系，这些体系把这些阴郁的心情变成公式，试图向人们证明生命是没有意义的，赋予生命以意义是自欺欺人。
于是便形成了一些新的道德观念，这些道德观念把事实当做法律，推崇自杀，或者至少有这种倾向，劝告人们尽可能少活些日子。当这些新的道德观念出现时，似乎完全是由它们的创造者发明的，人们有时指责这些创造者在宣传悲观失望。
实际上，这些新的道德观念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它们只是以一种抽象的语言和一种有条不紊的形式来表现社会躯体的生理缺陷。*

*因此，指责这些忧伤的理论家推广他们的个人印象是不公正的。他们只是反映了一种普遍存在的情况。

因为这种思潮是集体的，所以一开始就具有某种权威，这种权威使它得到个人的承认，并以更大的力量把个人推向他已经由社会的瓦解直接在他身上引起的道德贫困状态使他倾向的方向。
由此可见，当他过分摆脱社会环境时，他便更加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不管每个人多么个体化，总还是有某种集体的东西，这就是过分个体化所引起的消沉和忧郁。人们在忧郁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如果他们再也没有别的共同之处的话。

因此，这种类型的自杀完全配得上我们给它起的名字。利己主义不仅是自杀的一个辅助因素，而是引起自杀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把人和生命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松弛了。
至于私人生活中的意外事件，似乎引起直接自杀，而且被看作自杀的决定性条件，实际上只是一些偶然原因。个人之所以屈服于最微不足道的环境冲突，是因为社会所处的状态使他成为完全准备自杀的牺牲品。

许多事实肯定了这种解释。
我们知道，自杀在儿童中是例外，在生命达到极限的老年人中不多，因为在儿童和老年人中，肉体的人倾向于重新成为完人。
前者还没有进入社会，因为社会还没有时间按照它的形象培育他们；社会开始离开后者，或者说他们离开社会，这是一回事。两者都比较自我满足。
由于他们很少需要通过自身以外的东西来自我完整，所以他们也不可能缺少生活所必需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