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铁生锐评国画！

国画，越看越有些腻了。山水树木花鸟鱼虫，都很像，像真的，像前人，互相像，鉴赏家常也是这样告诉你：此乃袭承哪位大师、哪一门派。西画中这类情况也有。书法中这样的事尤其多，寿字、福字、龙虎二字，写来写去再也弄不出什么新意却还是写来写去，让人看了憋闷，觉得书者与观者的心情都被囚禁。

↑后面也叠甲了，说自己实际上不太懂艺术和国画，就是人云亦云的，乱说的。（不过当时的街头国画确实是这样吧，民间已经很久没有新的国画技法了。觉得老套也是正常的）

↓病隙碎笔第三部分，开头有这么一段话：

从网上读到一篇文章，说到中国孩子和美国孩子学画画之关心点的不同，中国孩子总是问老师“我画得像不像”，美国孩子则是问“我画得好不好”。


↓于是，史铁生围绕着“像不像”与“好不好”的话题展开了思考。这段就是讲绘画领域的“像与好”，最终结论是：内心想表达的东西比表达工具更重要。（想起了互联网绘圈的“给我笔刷”笑话......）

像字当头，艺术很容易流于技艺。
用笔画，会的人太多，不能标榜特色总归是寂寞，就有人用木片画，用手指或舌头画，用气吹着墨液在纸上走。还有个黄色笑话，说古时某才子善用其臀作画，蘸了墨液在纸上只一坐，像什么就不说了，但真是像。
玩笑归玩笑，其实用什么画具都不要紧，远古无“荣宝斋”时，岩洞壁画依然动人魂魄。古人无规可循，所画之物也并不求像，但那是心魂的奔突与祈告，其牵魂的力量自难磨灭。
我是说，心魂的路途远未走完，未必是工具已经不够使。


↓然后还有戏剧领域的“像与好”。最终结论是一样的。

中国观众，对戏剧，对表演，也多以“像不像”来评价。
医生必须像医生，警察千万得像警察。可医生和警察，脱了衣裳谁像谁呢？脱了衣裳并且入梦，又是怎么个像法呢（有一段相声说：梦，有俩人商量着做的吗？）
像，唯在外表，心魂却从来多样。心魂，你说他应该像什么？只像他自己不好吗？只像他希望自己所是的那样，不好吗？
可见，“像不像”的评价，还是对形的要求，对表层生活的关注，心魂的辽阔与埋藏倒被忽视。
所以中国的舞台上与中国的大街上总是很像。中国的演员，功夫多下在举首投足、一颦一笑的像上。中国观众的期待，更是被培养在这个像字上。于是，中国的艺术总是以像而赢得赞赏。极例是“文革”中的一个舞蹈《喜晒战备粮》：一群女孩儿不过都换了一身干净衣裳，跳到台上去筛一种想象中的谷物。筛来筛去，这我在农村见过，觉得真像，又觉得真没劲——早知如此，给我们村儿的女子们换身衣裳不得了？想来我们村儿的女子们倒更要活泼得多了。
还有所谓的根雕，你看去吧，好好的天之造物，非得弄得像龙像凤，像鹰像鹤，偏就不见那根须本身的蓬勃与呼啸。还是一个“像”字作怪。
“不肖子孙”所以是斥责，就因其不像祖宗，不按既定方针办。龙与鹤的意思都现成，像就是了，而自然的蓬勃与呼啸是要心魂参与创造的，而心魂一向都被忽视。

↓史铁生讲了一对革命兄弟的故事。哥哥是叛徒，弟弟是有名的革命者。讲完故事后他发现哥哥和弟弟并没有本质区别，只是境遇不同，如果换成弟弟被敌人抓去遭遇严刑拷打，也是有可能忍不住招供的，最后同样会变成大家口中的“叛徒”。由此，史铁生最终产生了关于人道主义的感悟。

我看过一篇报告文学，讲一个叛徒的身世。
这人的弟弟是个很有名望的革命者。兄弟俩早年先后参加了革命，说起来他还是弟弟的引路人，弟弟是在他的鼓动下才投身革命的。其实他跟弟弟一样对早年的选择终生无悔，即便是在他屈服于敌人的暴力之时，即便是在他饱受屈辱的后半生中，他也仍于心中默默坚守着当初的信奉。
然而弟弟是受人爱戴的人，他却成了叛徒。如此天壤之别，细究因由其实简单：他怕死，怕酷刑的折磨，弟弟不怕。当然，还在于，他不幸被敌人抓去了，弟弟没这么倒霉。
就是说，弟弟的不怕未经证实。于是也可以想象另一种可能：被抓去的是弟弟，不是他。这种可能又引出另外两种可能：一是弟弟确实不怕死，也不怕折磨，这样的话世上就会少一个叛徒，多一个可敬的人。二是弟弟也怕，结果呢，叛徒和可敬的人数目不变，只不过兄弟俩倒了个过儿。
谁是叛徒无关紧要，就像谁是哥谁是弟并不要紧，要紧的是世上确有哥哥这样的人，确有这样饱受折磨的心。知道世上有这样的人的那天，我也是找了个没人的地方呆坐很久，心中全是愕然，以往对叛徒的看法似乎都在动摇。我慢慢地看见，勇猛与可敬之外还有着更为复杂的人生处境。

↓核心思想同上，史铁生对历史上太平天国结局的感悟。

电视中正在播放连续剧《太平天国》。洪秀全不勇敢？但他还是要坐江山。杨秀清不勇敢？可他总是借天父之口说自己的话。天国将士不勇敢吗，可为什么万千心流汇为沉默？“天国”看似有其信仰，但人造的神不过是“天王”手中的一张牌。那神曾长了一张人嘴，人嘴倘合王意，王便率众祭拜，人嘴如若不轨，王必率众诛之，而那虚假的信仰一旦揭开，内里仍不过一场权力之争，一切轰轰烈烈立刻没了根基。

↓核心思想同上，这次是对三国演义的感悟。

小时候看《三国》，见赵子龙在长坂坡前威风八面，于重重围困中杀进杀出，斩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不禁为之喝彩。现在却常想，那些被取了首级的人是谁？多数连姓名也没有，有姓名的也不过是赵子龙枪下的一个活靶。战争当然就是这么残酷，但小说里也不曾对此多有思索，便看出文学传统中的问题。
我常设想，赵子龙枪下的某一无名死者，曾有着怎样的生活，怎样的期待，曾有着怎样的家，其家人是在怎样的时刻得知了他的死讯，或者连他的死讯也从未接到，只知道他去打仗了，再没回来，好像这人生下来就是为了在某一天消失，就是为了给他的亲人留下一个永远的牵挂，就是为了在一部中国名著中留下一行字：只一回合便被斩于马下。

↓史铁生描写“题型一变，又不会做了”的生活情景，用自己下乡插队时曾遇到过的一个小孩子来举例。

插队时，村中有所小学，小学里有个奇怪的孩子，他平时替他爹算工分，加加减减一丝不乱，可你要是给他出一道加减法的应用题，比如说某工厂的产值，或某公园里的树木，或某棵树上的鸟，加来减去他把脚丫子也用上还是算不清。我猜他一定是让工厂呀、公园呀、树和鸟呀给闹乱了，那些玩艺儿怎么能算得清？

↓史铁生对诗人顾城杀妻后自杀的时事评价。

坏梦实行固然可怕，强制推行好梦，也可怕。
诗人顾城的悲剧即属后一种。我不认识顾城，只读过他的诗，后来又知道了他在一个小岛上的故事。无论是他的诗，还是他在那小岛上的生活，都蕴藏着美好的梦想。
他同时爱着两个女人，他希望两个女人互相也爱，他希望他们三个互相都爱。这有什么不好吗？至少这是一个美丽的梦想。这不可能吗？可不可能是另外的问题，好梦无不期望着实现。我记得他在书中写过，他看着两个女人在阳光下并肩而行，和平如同姐妹，心中顿生无比的感动。这感动绝无虚伪。
在这个越来越以经济指标为衡量标准的社会，在这个心魂越来越要相互躲藏的人间，诗人选中那个小岛作其圆梦之地，养鸡为生，过最简朴的生活，唯热烈地供奉他们的爱情，唯热切盼望那超俗的爱情能够长大。这样的梦想不美吗？倘其能够实现，怎么不好？可问题不在这儿。
问题是：好梦并不统一，并不由一人制订，若把他人独具的心流强行编入自己的梦想，一切好梦就都要结束。
看顾城的书时，我心里一直盼望着他的梦想能够实现。但这之前我已经知道了那结尾是一次屠杀，因此我每看到一处美丽的地方，都暗暗希望就此打住，停下来，就停在这儿，你为什么不能就停在这儿呢？

↑阅读这一大段话时，我内心跌宕起伏。。。
看到他一开始说顾城希望两女一男永远在一起的事情属于“美丽的梦想”、“好梦”，我就想这他妈能是好梦？这种烂人的妄想也能夸？
看到最后两段我沉默了。
原来史铁生先是知道了顾城杀妻案，后来他读到顾城写的书，就总希望这个人至少能在妄想阶段打住，相比后来发生的现实悲剧，只有想的话还算是相对美好的，史铁生就默默地想，要是这个人只是对她们存有妄想却从未动手就好了，就在还在做梦的时候停下吧。不要强行把她们牵扯进来了。
（这一大段也延续了上面的人道主义思考，所以史铁生此时的情绪只有无奈和悲悯，没有去批判什么，只觉得是悲剧

↓史铁生回忆起自己幼儿园有点残酷的游戏，给他留下了童年阴影，跟他长大后经历的文革氛围也不谋而合。（在《我与地坛》也用了很多篇幅写过幼儿园和惩罚游戏，在这里的更简练一些，只写了下面一段。）

我记得小时候，在幼儿园玩过一种“骑马打仗”的游戏，一群孩子，一个背上一个，分成两拨，互相“厮杀”，拉扯、冲撞、下绊子，人仰马翻者为败。老师满院子里追着喊：别这样，别这样，看摔坏了！但战斗未有穷期。
这游戏本来很好玩，可不知怎么一来，又有了对战俘的惩罚：弹脑崩儿，或连人带马归顺敌方。这就又有了叛徒，以及对叛徒更为严厉的惩罚。叛徒一经捉回，便被“游街示众”，被人弹脑崩儿、拧耳朵（相当于吐唾沫、扔石头）。
到后来，天知道怎么这惩罚竟比“战斗”更具诱惑了，无需“骑马打仗”，直接就玩起这惩罚的游戏来。可谁是被惩罚者呢？便涌现出一两个头领，由他们说了算。于是，为免遭惩罚，孩子们便纷纷效忠那一两个头领。然而这游戏要玩下去，不能没有被惩罚者呀？可怕的日子于是到了。我记得从那时起，每天早晨我都要找尽借口，以期不必去那幼儿园。

↑最后一句就是指有天轮到小史铁生做叛徒角色了，其他小孩纷纷对他进行惩罚和指责，给他留下了阴影。后来实在受不了，就再也不去那个幼儿园了。
老师应该就是苏老师和孙老师，两位都是留洋归来的知识分子，很好的大姑娘，现在我都没忘

↓病隙碎笔第三部分的结尾，写到这里时，史铁生已经50岁了。

不久前，我偶然读到一篇英语童话——我的英语好到一看便知那是英语，妻子把它变成中文：
战争结束了，有个年轻号手最后离开战场，回家。他日夜思念着他的未婚妻，路上更是设想着如何同她见面，如何把她娶回家。可是，等他回到家乡，却听说未婚妻已同别人结婚；因为家乡早已流传着他战死沙场的消息。年轻号手痛苦之极，便又离开家乡，四处漂泊。孤独的路上，陪伴他的只有那把小号，他便吹响小号，号声凄惋悲凉。有一天，他走到一个国家，国王听见了他的号声，使人把他唤来，问他：你的号声为什么这样哀伤？号手便把自己的故事讲给国王。国王听了非常同情他……
看到这儿我就要放下了，猜那又是个老掉牙的故事，接下来无非是国王很喜欢这个年轻号手，而他也表现出不俗的才智，于是国王把女儿嫁给了他，最后呢？肯定是他与公主白头偕老，过着幸福的生活。妻子说不，说你往下看：
……国王于是请国人都来听这号手讲他自己的故事，并听那号声中的哀伤。日复一日，年轻人不断地讲，人们不断地听，只要那号声一响，人们便来围拢他，默默地听。这样，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的号声已不再那么低沉、凄凉。又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那号声开始变得欢快、嘹亮，变得生气勃勃了。故事就这么结束了。
就这么结束了？对，结束了。当意识到它已经结束了的时候，忽然间我热泪盈眶。
我已经五十岁了。一个年至半百的老头子竟为这么一篇写给孩子的故事而泪不自禁，其中的原因一定很多，多到我自己也说不清。不过我一下子就想起了我的幼儿园，想起了那惩罚的游戏。我想，这不同的童年消息，最初是从哪儿出发的？

>>Po.1196946
最后一句是疑问句，不过也没有后文了。对，结束了。

･ﾟ[ ﾉヮ´ ]“我的英语好到一看便知那是英语”也好好笑......

史铁生没有说这个故事为什么让他热泪盈眶，也没回答自己的童年往事是从哪里开始回忆的（←我个人对“童年消息”一词的理解）就这么留白了。
[ ﾟ∀。]我猜可能是这个故事没有落入俗套，结局反而注重情绪表达，而且还有点振奋，像史铁生这样的人会感到这种微小的情感是很可贵的。结合主题来说，这故事也算是“像与好”之间属于好的那一挂，比起表达经过更注重表达心境变化的那一挂。
这会儿五十岁了，我记得他是最终享年59岁。加油啊。

进度85%，快读完了。
史铁生在这本书说了好多神神叨叨的东西，我还以为他是有神论者/有宗教信仰，结果他说只是对宗教有个人见解，没有专业研究过。后来还被研究宗教的学者朋友评价指正了。
查了下资料，确实如此，史铁生只是用宗教意象进行哲学思考和感悟人生而已。有学者考据过后也表示，他只是在写作中使用了宗教知识，实际上并没有受洗也不做礼拜之类的任何仪式，甚至佛教基督教道家的思想他每个都学一点，但哪个都不皈依。
综上，并不能说“史铁生有宗教信仰”。
查的网络资料↓

史铁生并没有接受洗礼，不受仪式和制度的约束，他更认为，个人可以直接面对佛与上帝或是直接面对宽泛意义上的神，信仰行为与“我”的具体生存经验有着直接的联系。他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信仰，但他的作品不时闪烁着各种神性面孔，如“上帝”、“佛”、“耶稣”的字样点缀于作品的各个角落和空间，让人无法确切地把握史铁生的宗教意识和宗教情怀。因此，有学者认为，这并不是宗教信仰，而仅仅是一种“类宗教意蕴”。
【来源】中国作家网：生命的亲证——论史铁生的宗教信仰问题(作者：李德南)

>>Po.1196955
也不是有神论者。《病隙碎笔》里就写了他自己对有神与无神的态度是摇摆不定，并不完全相信哪一边，犹犹豫豫的。

↓人物与象征物的关系。“皇上一旦让群臣认不出，他就什么也没有了。”

艺术家都难免是这样，乘物以游心，所要借助和所要克服的，都是那一副不得不有的皮囊。以美貌和机智取胜的，都还是皮囊的奴隶。最要受那皮囊奴役的，莫过于皇上；皇上一旦让群臣认不出，他就什么也没有了。所以，凡·高是“向日葵”，贝多芬是“命运”，尼采是“如是说”，而君王是地下宫殿和金缕玉衣。

↓关于命令的正当性。

耶稣的话： “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林语堂说：“这就是耶稣温柔的声音，同时也是强迫的声音，一种近二千年来浮现在人了解力之上的命令的声音。”
我想，“正当”也会是一种强迫和命令的声音，但它不会是温柔的声音。

↓史铁生对同性恋的看法。（在以前大众对同性也能恋爱还存在低俗偏见的年代，史铁生就已经能肯定同性恋，并表示恋爱本来就是心与心的相遇而已，不一定是异性才可以，同性之恋也跟异性恋一样是爱的表现，同样美丽高贵......真是超前的思想。）

因此，我虽不是同性恋者，却能够理解同性恋。爱恋，既是借助肉身而冲破肉身，性别就不是绝对的前提，既是心魂与心魂的相遇。
......
这隔离与诱惑若不单单地由于性之异，凭什么爱恋只能在异性之间？超越了性之异的爱恋，超越了肉身而在更为辽阔的异域团聚的心魂，为什么不同样是美丽而高贵的呢？

↓史铁生把灵魂重量论与波粒二象性联系在一起。脑洞挺大的。

据说灵魂是有重量的。有人做过试验，人在死亡的一瞬间体重会减轻多少多少克，据说那就是灵魂的重量。但是，无论人们如何解剖、寻找，“升天入地求之遍”，却仍然是“两处茫茫皆不见”。
假定灵魂确有重量，这重量就一定是由于某种有形的物质吗？它为什么不可以是由于那浩瀚音乐的无形牵系或干涉呢？
这很像物理学中所说的波粒二象性。物质，“可以同时既是粒子又是波”。“粒子是限制在很小体积中的物体，而波则扩展在大范围的空间中”。它所以又是波，是“因为它产生熟知的干涉现象，干涉现象是与波相联系的”。我猜，人的生命，也是有这类二象性的——大脑限制在很小的体积中，灵魂则扩展得无比辽阔。

↓史铁生讲述尿毒症患者的“最坏的感觉”，也就是尿毒症患者身上最大的痛苦是什么。

很久了，我就想说说尿毒症病人“透析”的事。
三年前我双肾失灵，不得不以血液透析维持生命，但透析的费用之高是很少有人能自力承担的，幸而我得到了多方支援，否则不堪设想。
否则会怎样？一是慢慢憋死（有点儿钱），二是快快憋死（没钱）。但憋死的过程是一样的残酷——身体渐渐地肿胀，呼吸渐渐地艰难，意识怪模怪样地仿佛在别处，四周的一切都仿佛浸泡在毒液里渐渐地僵冷。
但这并不是最坏的感觉，最坏的感觉是：你的亲人在一旁眼睁睁地看着你，看着这样的过程，束手无策。
但这仍不见得是最坏的感觉，最坏的感觉是：人类已经发明了一种有效的疗法，只要有钱，你就能健康如初，你就能是一个欢跳的儿子，一个漂亮的女儿，一个能干的丈夫或是一个温存的妻子，一个可靠的父亲或是一个慈祥的母亲，但现在你没钱，你就只好撕碎了亲人的心，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一分一秒地撕，用你日趋衰弱的呼吸撕，用你忍不住的呻吟和盼望活下去的目光撕，最后，再用别人已经康复的事实给他们永久的折磨。谁经得住这样的折磨？是母亲还是父亲？是儿子还是女儿？是亲情还是那宏博的爱愿？

↓史铁生讨论有钱治病与没钱治病的区别，觉得很不公平。

我有过这样的经历，幸而经历到一半时得到了救援。因而我知道剩下的一半是什么。我活过来了，但是有不得不去走那另一半的人呀。我闭上眼睛不去看他们，但你没法也闭上心哪。
我见过一个借钱给儿子透析的母亲，她站在透析室门外，空望着对面的墙壁，大夫跟她说什么她好像都已经听不懂了。我听说过一对曾经有点儿钱的父母，一天一天卖尽了家产，还是不能救活他们未满成年的孩子。看见和听见，这多么简单，但那后面，是怎样由希望和焦虑终于积累成的绝望啊！
我听有位护士说过：“看着那些没钱透析的人，觉得真还不如压根儿就没发明这透析呢，干脆要死都死，反正人早晚都得死。”这话不让我害怕，反让我感动。是呀，你走进透析室你才发现（我不是说其他时候就不能发现）最可怕的是什么：人类走到今天，怎么连生的平等权利都有了疑问呢？有钱和没钱，怎么竟成了生与死的界线？这是怎么了？人类出了什么事？
如果你再走进另一些病房，走到植物人床前，走到身患绝症者的床前，你就更觉荒诞：这些我们的亲人，这些曾经潇洒漂亮的人，这些曾经都是多么看重尊严的人，如今浑身插满了各种管子，吃喝拉撒全靠它们，呼吸和心跳也全靠它们，他们或终日痛苦地呻吟，或一无知觉地躺着，或心里祈盼着结束，或任凭病魔的摆布。
首先，这能算是人道吗？其次，当社会为此而投入无数资财的同时，却有另一些人得了并不难治的病，却因为付不起医疗费就耽误了。这又是怎么了？人类到底出了什么事？

读完了。

读《病隙碎笔》时，我并不是每章都细细研读，因为史铁生写了很多宗教道理和自创人文理论，都是长篇大论的神神叨叨，对生命的感悟已经很少了。这时候他已经50岁，尿毒症很严重，只能靠血液透析而活，可以想象一个年近半百的老人在病床上嘀咕的样子。所以不怪他，我只挑自己愿意读的就好了。
如果要看生命感悟+人生觉悟+中国近代记忆，还是强推他的回忆录《我与地坛》（初中经典课文《秋天的回忆》也在地坛这本书）文风有趣鲜活，给青年的启发会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