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名角的停顿

我住进了深圳特区报社的酒店“迎宾楼”。

我不知道该去哪里。北京是回不去了。听公司的人说，税务和专案组都在等我回去。晓红被勒令每天上午9点去西三环宾馆报到，去了以后要不就叫她交代问题，要不就没人理睬，在那儿候着，什么时候通知她可以走才能离开。
靖军和会计方利还是不知道下落。被拘留了也是我们猜的。让晓红送东西送钱，也是交到某个地方，由那个地方再送过去，除此之外音信全无。
每天都在恐惧中生活。不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不知道这场噩梦什么时候才会醒，也不知道能不能醒。

李治平知道了我的情况后非常愤怒。“你怎么会偷税呢？一个艺术家，又不懂得账目！”
我说：“你还是离我们远点儿吧，别把你再连累了。”
好多朋友都不敢再帮我的忙了。王学群律师在帮我买了机票后就被专案组叫去训了话，还被要求写了保证书，保证不再参与和我有关的一切活动。刘文萍由于和我来往密切，替我打抱不平，有关人员开了一辆车来，把她当总经理的重庆饭店所有账本全都搬走了，说是要严查他们的税务问题。
我们给靖军和方利请律师都请不到。
哪位律师和我们接触或是准备接我们的案子，就会接到有关部门的一张传票，要查他的税。每一个和我有生意往来的企业和个人都在被审查，每一个我聘请过的导演、演员、摄影、化妆和剧务人员都被一次次叫去问话，有些资金往来过的朋友还被单独隔离一段时间，家人都不知道身在何处，是死是活。这桩“惊天大案”的规模之大，牵涉面之广，据说在文艺界前所未有。

税法在今天还在不断健全和完善，在这个过程中，企业或个人在税务上一点儿瑕疵都找不出来根本就是不可能的。我愤愤地认为，想给你找茬儿就看套用哪条税法了。


（↑这里甚至记得自己当时住的宾馆名字，就像之前也记得抓走靖军的办案组包下的宾馆名字： >>Po.1560351
（这里的叙述方式也有点看出当时流行的“高干文”风格（高级干部文章），那时候的刑侦描写是最好的[ ﾟ∀。]贪污腐败细节之类写得极其详尽，就像罪案播客。如今好像没有这种事无巨细皆尽道出的叙述了。）

说起来我也是被“二次革命”了，税法刚刚实施不久，我就经历过著名的“偷税”风波。
那是1988年，我迫于生计四处“走穴”时，曾经发生了一次影响巨大的“刘晓庆偷税17万”。
本来活得好好的，可是在这一天，情况就改变了。突然接到青岛税务局的处理通知，说我偷漏个人所得税17万多，加上罚款，共计36万。
36万！对当时的我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把我们全家绑起来一块儿卖了也值不了这么多钱。青岛税务局？和我有什么关系？我都没去过青岛演出。
而且，限令我在一个星期之内，到青岛税务局去交清，如果有异议，也得先付了全款之后才有资格提出异议。别说我没钱，就是有钱，取钱、买车票、上车、赶路、找到税务局、约好时间、隆重交出，一个星期也都过去了。在当时，36万元光是跑银行取现金都得取几个月！
我算了一下，17万的税，也就是说我大概赚了近30万元，可是除了银行存款，再把所有的衣服、鞋袜、背心、裤衩什么的全都算上，我一共也没有这么多钱啊！

当时号召“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我自认为是一只好猫。我承认我曾经发过感叹，“这么多钱怎么用得完”，可那离30万还早着呢！我是冤枉的！真恨不得有“包黑子”包拯的开封府，我可以马上去击鼓升堂，或是写好状纸拦那青天大老爷的轿子，一溜儿跪步扑到那轿门前，大喊一声：“冤——枉——啊——”


（↑[ ｣ﾟДﾟ]｣＜冤——枉——啊——）
（冤枉啊——啊——（回音）

（咦！“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原来也是那时候的宣传标语。好早之前了的啊。）

长长的时间过去了。终于查完了。答案是我没有偷税。没有偷税？真的没有偷税。大家异口同声地说。那么漏税呢？有没有？再查一遍，再查一遍，连查三遍，不能出差错。这事可不能开玩笑。
又查了三遍。有许多账目是给演员的单位交的劳务费。劳务费！我眼睛一闪。会不会是我的劳务费？我好像听过一耳朵，在李翰祥导演的《西太后》摄制组曾有过一笔交付过去的借用我这个演员的劳务费。快查！有没有这回事？有没有单子？多少钱？
查过了。有这回事！可是没有单子。只有手写的白条。因为是现金来往，手写了收条就算数。这不行，税务局不会认账的。多少钱？45%的税是多少？大家拿着电子计算器一起乱按。出来了。差不多就是17万！在这里了！肯定就是这一笔！
这是给电影《西太后》剧组的赔偿费。因为片子是香港导演李翰祥承包拍摄，我和他有合同，李导演怕主演不在停拍会给摄制组造成损失，坚决不放我去“走穴”。“穴头”心急火燎，于是答应给《西太后》剧组一笔赔偿费。
应该是有关部门把这笔资金认定成我的个人收入了。
可是我从没有看到过那笔钱，也根本没有碰过那笔钱，纳个屁的税。
我的心一下子天翻地覆。这笔款项怎么过去没有人跟我说过呢？

“我们看你忙，所以就自己处理了。”“穴头”们说。
“是谁去谈的？”
“穴头L。”
“跟谁谈的？”
“《西太后》摄制组制片主任。”
“什么理由给钱？”
“组里要的赔偿费。”
“谁去送的钱呢？”
“L。”

我长出了一口气——不行。还不能先长出气。

得先摁着报纸。绝不能让自己的光辉形象在中国人民心目中变黑。“挣那么多钱还偷税”绝对臭遍大街。这件事当时特别“时髦”，非常敏感，最容易激起公愤。
《人民日报》的记者联系得怎么样了？必须得扑灭火种。燎原起来可不得了。千万不能让他登报纸。
我是中国电影新时期十年中成长起来的代表人物，也是改革开放的中国第一批富起来的人。赶紧打电话给朋友。
我今天晚上就得见到那位记者。必须见，非见不可！


（↑也就是说，穴头L和李导演当时在争抢她的演戏排期，最终穴头L抢到了，穴头L要给李导演一笔赔偿费换到她的排期。可是，最终这笔赔偿费的责任名义填的不是穴头L也不是李导演，而是被两边争抢的刘晓庆她本人。[|||ﾟдﾟ]这就是甩锅啊……）

朋友说她已经与赵志文联系上了。
“谁？你与谁联系上了？”
朋友说：“赵志文啊。就是那位《人民日报》经济部的大记者。”
我说：“呵呵呵。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朋友说：“他开始不愿意见你，后来我说了半天劝了半天，现在人家好歹同意了。”
我说：“好好好。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今天晚上怎么样？就今天晚上！”
朋友说：“你怎么这么着急啊？”
我说：“不着急还得了？再不着急就死路一条了。要是我死了你见不着我不想我啊？不然你还得给我往监狱里送饭，天天送饭月月送饭年年送饭你累不累啊？”
朋友说：“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
OK，约好了！


（↑･ﾟ[ ﾉヮ´ ]仔细一看，当时的人沟通也夹带很多流行语，而且沟通效率其实也没有那么简洁，跟聊天吐槽似的！即使聊得很紧急……啊啊）

去见大记者的路上，说实话心里十分紧张。坐在车上靠着椅背心里不停地“演习”。
我设计好进门的表情，坐下来的态度，先讲什么后讲什么，什么时候低沉什么时候高亢，说到哪句话时要停顿，要运用表演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那个理论，叫什么“名角的停顿”，说哪句话时要哽咽难言，另外千万别忘了掉眼泪。


（↑[ ﾟ∀。]演员的自我修养）

出乎我的意料，在那和煦暖暖的灯光中，我看到的是一双亲切、理解和同情的眼睛。
从那一瞬间起，赵志文成了我永生难忘的朋友。他是第一个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相信我没有偷税的人。


（↑唉，还是感慨，把遇到的每个人都写得很好，即使篇幅简短，也令人难忘）

我随身携带了《西太后》摄制组收到劳务费的正式发票，上面有导演李翰祥的亲笔签名。
这一纸关键性的证据强有力地证明了我本人并没有偷税漏税行为。
就这样，我把已经踏进鬼门关里的一只脚，硬生生地拽了回来。


一段时间之后，有关部门居然改变了“裁定”！


我拿到了重新下达的“通知书”。
没有了17万，没有了一倍罚款，当然也没有了36万这个数字。可是，在最后一行留下了“另将继续审查”这句没有期限的永久枷锁。
因为这段文字，我永远不能出国，永远头上悬挂着“另将继续审查”之剑。而这把剑已经挂上了，就意味着再也不会解除。
这份“通知书”是最后结论。
曾经的兔子成了乌龟，再也爬不上高山了。不是因为能力不够，而是背负了沉重的包袱。
不过，我的天性是：既然能够为自己讨回清白，就绝对不会坐以待毙的。

后来的一天，终于不堪忍受，我亲手操刀，裁掉了“通知书”上的最后一行，重新复印了文件，“瞒天过海”，获得了进出国门的许可令。
记得当年，从青岛回北京的那一天，自以为蚍蜉已能撼树的我，在飞机上步履轻盈。坐到座位上系好了安全带，还哼起了小曲儿。
空中小姐在过道上发报纸。我伸长手要了一份。唉！好久没读书没看报了，也该了解了解国际国内一派大好形势了。
看了国际版看国内版，看了国内版看体育版。心有余悸眼睛却不由自主往文艺版溜过去，果不其然我的名字跃在眼前：“刘晓庆亲自去青岛补交17万个人调节税。”
…………
1988年青岛之行，给后来的我播种了“灾祸之根”，埋下了万吨炸药。终于，在2000年，两位离开晓庆文化公司的雇员，我一手培养出来的昔日下属，向上级机关写了对我的实名举报信，点燃了TNT的引信。
我只赢得了12年的自由，却付出了全家被抓捕进“秦城”、我被关押422天、名下19套房屋被拍卖充公、公司被查抄及个人资产被没收的惨烈代价。


（↑原来如此。。。写得很清楚呢！叙事重心安排得很好

穴头L在【青岛】转移赔偿责任的黑锅是所有事件的根本原因；
神秘人F的陷害是书中逃亡事件的直接原因；
两名前员工的实名举报是【秦城】事件的直接原因。

后面两件事都利用了第一件事作为证据来举报她，让她和她身边人三番五次地被搜查，最终让她锒铛入狱。也算是一种嫌疑叠加，但这几件事明明都是同一件事，却被视为了不同的案件嫌疑[ -д-]……）

八、孤独，和当众孤独

“闯关”闯不出去，只有在深圳迎宾楼孤军奋战，凭自己的感觉和猜想喊冤、认错。
我每天废寝忘食，竟然想到给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写信。从来没有写过这样的信，再加上一直不明确自己到底犯了什么法，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也写不出什么来。给总理的信第一句话就是：“我错了！”实际上，我根本不知道自己错在何处。

我先用笔在纸上写，无数次修改好定稿，然后自己打字。用宾馆的电脑把信打出来。
本来可以请商务中心的小姐打，可是这样的“逆天”操作怎么可以让别人知道呢？


（↑[ ﾟ∀。]这个自传是2015年发表的，那时候确实有“逆天”这个词了，嗯……大明星好喜欢用流行语）

长期当老板，什么事都不会干了。请人吃饭有手下人付账，出行有人开门关门，发传真打印文件有秘书，打电话有人拨通了我再讲话，有人拎包有人开车有人保卫，我变成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废人。
有一次请人吃饭，让副总经理用现金付钱。我看见有一张100元是红色的，就问他：“你用港币付账啊？”
副总说：“这是人民币啊。”
拿过来一看，哦……原来是发行新版人民币了，颜色跟港币好相像。副总说已经发行好长时间了。
还有一次给别人留秘书电话，把名字写好了却怎么也想不起号码，平常我叫她都是打公司内部分机，不同的公司有不同的秘书，公司号码十多个，我怎么记得过来？看我抓耳挠腮的，不了解的人还以为我是骗子呢。
我在全国各地包括巴黎有二十多处房产，没有一处我能找得到路。绝大多数连一分钟也没去住过。我的日常住宅如果不是自己司机开车，我只有快到家了才能认出来：“嗯，这条路对了。”
所以我连的士都没法坐。


（↑这就是富人生活吗？）
（从未想过呢……基本生活技能都有人包办，竟然相当于，基本生活技能都会生疏，渐渐失去……真是陌生又奇怪的现象）

这次亲手写信打字给中央领导，对我来说差不多和登天一样难。打完字了还要打印出来，打印出来了还要签名，签名后有的用特快专递寄，有的来不及就用传真发。
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亲手操作。


（↑[ ﾟ∀。]。这么一想，写信→打印→签名→快递/传真，这些步骤确实好像很多啊。老总完全不熟悉，但公司里的下属应该每天都习惯这个步骤了←都是文化公司……）

>>Po.1560538
（↑搜了一下，旧版100元人民币原来是有四个不同伟人的头像，而且是紫蓝色。有种旧旧的感觉~这么说来，下次看到收旧币的摊子真应该多停留看看）

然后在房间里拼命打电话。
先是用手机，怕被窃听，就用酒店的电话打。每个朋友及合作者我都打电话通消息，了解情况，商量对策。
后来我才知道，这些朋友的号码全都被记录下来，谈话内容全部被录音，有些已经被审查的马上把我的通话内容汇报了，其他没被审查的立刻被列入要审查的名单之中。
我住进深圳迎宾楼的当天，几乎同时就住进了几十名办案人员，在我房间的电话里安了窃听器。屋顶上、过道、电梯和大堂里都装了摄像头，我的房间前后左右都是便衣，我的一举一动都被录像，我在电话里讲的每一句话，我写信的每一个字，他们都清楚得很。本来还要在我的房间里装摄像头，被冷总坚决拒绝了。
我的衣服也许也被安上了？还有裤子？听说走路时撞一下就能给安上。
我被撞过没有？肯定被撞过呀！
我赶紧脱衣服，扔去外间。一边脱一边对着四处喊：“不要拍啊不要拍啊，主要是现在不漂亮！”
而我的手机，早在靖军被抓的三个月前就已被窃听，不光是我，刘文萍等一干朋友的手机也都被窃听。而我的行动，也是在那时就被监视和跟踪了，我们只是现在才发觉而已。

难怪他们对我的行动了如指掌。
孙悟空怎么逃得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呢？
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潜逃出国，岂不是做梦？！


（↑特工电影是真的……）
（说不要拍的时候第一反应是说现在不漂亮hhh有没有被撞过已经无所谓了吧，房间里也会有监视器，不过在三个月前手机就被监听也很可怕啊，早在事情发生之前）

晓红来电话，又想听又不敢听。
想听，想了解她的情况如何。不敢听，怕听到坏消息。
唉，这个时候的我恐怕已经不会有什么好消息了。

“晓红，你怎么样？”
“我很好。”晓红说。（很好？一听就是假话。怕被窃听吧？）“我和刘处长在一起。”
“哦。”难怪！我明白了。
“他们对我挺好的。”
挺好？挺好你的声音怎么颤抖？挺好怎么不把你放了？我不说话。我说不了假话。
晓红继续说：“他们让我给你打电话，叫你回来。没什么事，你就回来吧。”
“哦，我知道了。”我挂了电话。

叫我回去？回去好抓我呀？还说没什么事，没什么事咋不让我去香港呢？
也许他们觉得我是大明星，在深圳抓我动静太大，有国际影响吧？本来打算回北京了，今天接到这个电话反而觉得不能回去，太危险了！管他呢，我就是不回去，能自由一天是一天。
现在我在深圳的朋友，就是李治平了。好多朋友知道我的情况后都害怕，躲得远远的了。好多朋友是我怕连累他们，自己躲得远远的了。每天坐着李治平的小奥拓车在深圳瞎逛。死猪不怕开水烫，事已至此，那就散散心。


我一辈子都没有这么威风过：
只要我们的车一开，回头一看，立刻有三部车从三个方向跟出来。
我们开在大街上，身后总有三辆车跟随护卫。
如果正好前方有岔道，其中一个岔道通往去香港的口岸，那么你看吧，立刻会出现许多车辆在我们后面、前面、左边、右边，和我们同行，形成一个移动的包围圈。
如果我们并没有走去香港口岸的那条路，而走了另外一条路，那么其他的车辆就会迅速不见，又只剩三辆紧紧跟着。
我们说，这下子太安全了，至少不会丢钱，连钢镚都丢不了。
这样的铜墙铁壁，我变成苍蝇也飞不出去。
我又一次想：我是谁呀？一个做了点儿生意的电影女演员，这享受的可是国家元首的待遇呀!
只有在李治平的车上我们可以大声说话，可以使劲地骂人，泄私愤。可是有一天李治平开玩笑说：“你们骂得那么大声，小心有‘叮叮猫’！”

“叮叮猫”是四川话，他比喻的是会在车身上给我们“钉”上或是粘上一个窃听器。这当然太有可能了，我们有那么多时间不在车上，他们有的是机会下手，再说我们又那么没心眼儿，又不懂高科技，完全没有反侦察能力。


（↑[ ﾟ∀。]反而，变得松弛起来。）
（也是呢，反正做什么都被监视，做特定的事才会被阻止，就相当于，做什么其他的事都无所谓了……）
（还自由的空气真好（呼吸）

那天，李治平带我去深圳最高的帝王大厦68层玩儿。女老板是他的朋友，听说我来了非常热情，带我四处参观。
整个68层都是旋转的，很大很辽阔，绕上一圈360度，可以看到全深圳的每一个角落。
除了我们以外还有好多顾客，有的发短信，有的喝东西，有的谈生意……刚进电梯时大门外就有一堆人在那里谈事情……


正在诧异今天怎么没有便衣跟上来呢，突然我发现一个吧台的男子耳朵上有耳塞，看到我们过来他迅速转身，自言自语地说着什么。他就是跟踪我们的！他在报告情况！
再看周围，有对情侣一边玩手机一边看我们，但眼神绝不是在看明星……
左边、右边、前面、后面，都是办案人员！我甚至还看到了摄像机，镜头正对着我们……
我拉拉李治平，他早看见了。他还用照相机拍下来了。他是专业摄影家。
原来68层所有的顾客都是便衣！都是来监视、跟踪我们的人！


我心里一下子升起了一团怒火。

我怎么啦？杀人了？放火了？抢银行了？贩毒了？说到底不就是税没有交齐吗？那也是我自己挣的钱！也不是偷来的抢来的睡来的！我要是做得不够好，你们告诉我，对我进行教育，我会把税款交齐，罚多少给多少，达到教育的目的，普及了税法，以后注意一定多交税早交税交齐税不就行了吗？干吗问你们许多次都说我们是模范做得很好没有问题，我拿钱去交税补税还拒绝不要，这不是存心整人吗？
好比一只鸡，下了两个蛋，规定上交一个半蛋，这只鸡只交了一个，就要把鸡杀了呀？为什么不留着这只鸡，对它普及税法，让它多下蛋多交蛋呢？
再说了，一只鸡有疏漏，教育这一只就行了，还要把这窝公鸡母鸡都斩尽杀绝呀？
跟踪你个头！监视你个头！跟踪吧，监视吧，抓我吧，审问吧，把我弄个粉身碎骨我还是一个清清白白顶天立地光明磊落的好人！
去你的！


走！下楼去！不跟他们耗着玩儿了。
很快我们进了电梯。在关门的一刹那，那对“情侣”拼命挤了进来，和他们吵了几句，那个男人特别厉害，差点儿在电梯里打起来了。我赶紧闭嘴。人家是公务在身，我们惹不起。
那对“情侣”肯定心里想：“被跟踪了还不老实，你以为自己还是大明星呢？”
静场时，李治平问他们：“你们是哪儿的呀？为什么跟踪我们？”
那对“情侣”置若罔闻，两人又开始手挽着手玩手机，状态很是亲热。


（↑[ ﾟ∀。][ ﾟ∀。]居然直接问了！居然有特工扮演环节！！好假啊！！！･ﾟ[ ﾉヮ´ ]真的……好假……）

“演得一点儿都不像。至少女的要说一句：‘这是刘晓庆吧？’一看就早知道是我。要知道我好歹是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当着我的面表演，真是班门弄斧，孔子门前卖文章，够胆，佩服！”我心里这样想。
可能他们心里也这样想吧。
不过我真是蛮佩服他们的勇气的。已经被揭穿还能表演到底，完全实现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理论的重要表演元素——“当众孤独”。


（↑我越来越觉得每个章节名真的是冷幽默了，）

九、日常就是大片

那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
深圳新的娱乐城“欢乐谷”开张典礼，请李治平去为他们拍照片。
李治平顺嘴告诉“欢乐谷”老板任克雷我来深圳了，任总一听很是高兴：“好呀，请她来参加我们的开业典礼！”
反正没有地方可以去，带着吃不下睡不着的疲惫和灭顶之灾的阴霾，逃亡中的我来到了深圳欢乐谷。


每分每秒，我都享受着国家元首的特级保卫：
睡觉时，房顶上、过道上、电梯里、大堂中、停车场布满了便衣；出门时，前后左右都是跟着我的车辆，浩浩荡荡，就像是总统出访。
欢乐谷究竟什么样？至今我都想不起来。只记得我当时戴了个大墨镜，从头到尾都没有摘，怕人看出我的狼狈和慌张。
任总一直兴高采烈地跟我介绍欢乐谷的各种娱乐设施，而我嘴上“嗯”“嗯”“是啊”“太好了”，机械地应酬着就像放录音。透过墨镜我却看见了好多便衣，好多耳塞，好多对着我的摄像机。有好几次我愤怒地盯着正在拍摄我的人，并且把手威严地指向他们，他们若无其事地把头转向一边，换一个方向继续拍摄。
还有的把摄像机放在胳膊下面，镜头对着我。
那天在欢乐谷，李治平拍了好多纪念照片，这些监视的情景异常清晰地在照片上呈现。
他们拍摄我的录像干什么呢？我实在想不明白。
哦，可能是怕我和谁交换情报吧？
可能是怕我趁热闹，伺机逃跑？


我想不了那么多了。脑袋都满了。

那天，有一位香港朋友过来深圳看我，她顺便也来欢乐谷玩。我跟她说起最近发生的事情，滔滔不绝。可是我选择在敲锣打鼓的队伍中间交谈，这样就不容易被窃听到，就算窃听也不会清楚。并且，我们的表情还做出很轻松开心的样子，远远看过来活像两个臭娘儿们在扯老婆舌。
没想到我久病成医，还学会了反窃听。
后来才知道，只要旁边有座机电话，身上有手机，说的话全都可以窃听到。于是，我们在商量事情之前，都要去掉全部手机的电池，拔下房间电话的插头，才开始说正事。要不就用笔交谈。这是后话。
这种高密度高强度的跟踪监视给我造成的压力之大是难以想象的。这使得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一直以国家的主人自居，从来离政治远、远、远的电影演员、私营企业的小老板我，每分每秒都处在神经高度紧张、惊恐万状、惶惶不可终日之中——他们究竟要干什么？
只有李治平觉得好玩，有趣。拿他的话来说：这一回是“大开了眼界”了。


（↑最近的公开活动频率很高[ ﾟ∀。]不过要是一直憋在被监视的房子里，也会出精神问题吧！所以不如多多外出，消耗监视力，唉……）

每次在电梯里除了我们其余全是便衣。许多次李治平都问那些距离我们非常近而且和我们面对面的人同样的问题：“你们是哪里的呀？”
每一次这些人都是神情木然地将目光转向别处，就像没有听到一样。


（↑[ ﾟ∀。]每次看到这个都好好笑。直接问特工你们是哪里的特工……）
（）估计也是这些人离明星最近的一次了，就是为了完成随身监视任务嘛，带着监视器进电梯跟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