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1241346
上一年度的诗集竞争非常激烈，包括《月光落在左手上》《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都是毋庸置疑的佳作……但，唉唉！毕竟诗歌很看个人喜好…然后再拉踩一下草叶集和魏尔伦，前者实在讨厌后者一般。

兰波不参赛因为上一年度的兰波译本看得挺费劲，并且严格来说兰波是上上个赛季的冠军所以不参赛。呃，和波德莱尔并列冠军…上上个赛季更激烈啊，荷尔德林和里尔克，佩索阿，阿多尼斯都是在上上个赛季的，诸神之战了属于是( ﾟ∀。)

>>Po.1241353
好吧还漏了几位国内的诗人，只能说诗集竞争元年就是很激烈的，今年至少截止目前我感觉都麻麻地，看后面半年有没有优秀选手了

>>Po.1241275
还有咸蛋黄！应该再加点咸蛋黄

《磷火》缪勒（Wilhelm Müller，1794—1827）

在深深的山谷里面，
一团磷火引诱我前往：
我怎样找到一条出路，
我一点也不放在心上。

对于迷路我已经习惯，
每条路通向一个目的地：
我们的欢乐，我们的痛苦，
都无非是磷火的游戏！

穿过山溪干涸的山沟，
我安然走下曲折的道路……
每一条小河都归向大海，
每一种痛苦也归向坟墓。

《望夫石》王建

望夫处，江悠悠；化为石，不回头。
山头日日风和雨，行人归来石应语。

山头二句：宋人黄叔度以为这二句“语意皆工”，于古今咏《望夫石》诗中，宜为第一。陈师道谓：“江南有望夫石，每过其下，不风即雨”，疑诗人于其处得句（见陈师道《后山诗话》）。

总督（Doge）为威尼斯共和国（起自697年）和热那亚（起自1339年）的首脑。一七九七年统治结束。从一一七七年起，威尼斯总督每年在耶稣升天节乘坐画船航行在亚得利亚海上，将一只戒指投入海心，举行象征性的婚礼（大海的婚礼），表示大海结婚后，即从属于威尼斯这位新郎，而威尼斯也就掌握海上贸易的大权了。

《水夫谣》王建

苦哉生长当驿边，官家使我牵驿船。
辛苦日多乐日少，水宿沙行如海鸟。
逆风上水万斛重，前驿迢迢后淼淼。
半夜缘堤雪和雨，受他驱遣还复去。
夜寒衣湿披短蓑，臆穿足裂忍痛何？
到明辛苦无处说，齐声腾踏牵船歌。
一间茅屋何所值，父母之乡去不得。
我愿此水作平田，长使水夫不怨天。

施畅 | 内卷社会的逆袭叙事及其情感结构——基于男频修仙网文《凡人修仙传》的考察

摘要：“逆袭”是中国网络文学的重要叙事母题，尤其体现于卷帙浩繁的男频修仙网文。修仙世界既是实力至上的分层社会，也是高度竞争的内卷社会，修仙者对优质修仙资源展开近乎惨烈的争夺。修仙主体是自我驱动、自我规划的“功绩主体”，借助“实用攻略”与“神奇方案”突破修炼瓶颈，从而克服持续竞争所带来的倦怠感。网文作者化解矛盾的神奇方案，揭示了社会转型时期的特定情感结构——“例外向常态的妥协”，即冲破世俗的“例外”最终转变为被世俗理解的“常态”，致使原本鼓舞人心的逆袭人生滑向某种理固宜然的成功故事。

倪湛舸认为，当代修仙（修真）小说之所以能够成功出海，是因为“自我修炼”（self-cultivation）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主题之一，也是新自由主义席卷全球背景之下每个人的共同命运——作为新自由主义主体，人们自我克制（self-possessed）、自我治理（self-governed）、自我进取（self-enterprising），不断提升实力以应对无尽的挑战。

大众文化是“创造总体性的社会观念”的场所，是“意指的政治”彼此争夺、诱使人们按照某些特定的方式观察世界的竞技场。

慕强心态的另一个结果就是窄化了人们对自身、对世界的认知。一旦遭到不公正的待遇，个体更倾向于将之归咎于自身的等级低微或实力不够，故而当务之急就是“自我提升”，然后再拿回那些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或者索取那些自己一直渴望的东西。

韩炳哲认为，现代社会的每个人都是一个功绩主体，就好似你自己成为自己的雇主，无论鞭策你自己，还是放弃你自己，都只跟你自己有关。功绩主体的特征之一是“成败只能归因于自己”。成功自然值得庆贺，而落败只能归咎于自身——埋怨自己为何没有身具灵根，为何错失仙缘，为何为心魔所困致使大道难以通达。对富有进取心的修仙者而言，迟迟未能突破瓶颈顺利进阶，意味着对自己的人生丧失控制，伴随而来的是难以克服的低自尊与羞耻感。个体更倾向于反躬自省，将其归咎为自己“没天赋”或“不够努力”，而无力将之转化为一个公共议题（如修仙资源分配不均）。作为封闭权力结构中孤身奋斗的原子化个体，成与败都只能归结为个人努力的差异。

逆袭叙事对实用攻略的强调，很有可能导致一套固化的“攻略化思维”。个体努力钻研制度体系，为的是寻找漏洞、寻找捷径、寻找高性价比赛道，以便更好地提升自身实力，进而在竞争中胜出。

韩立试图弄懂修仙的全部门道，不断调整自身去适应规则，同时努力寻找规则中的漏洞与突破点（譬如“伪灵根”之人如何实现结丹），以此服务于自身的奋斗目标。当攻略化思维成为支配性逻辑，它会将批判的剑锋指向自己，“如果没成功，一定是我攻略做得不够”。这一逻辑令人“反求诸己”，默认了制度体系合法性的同时削弱了个体的批判性思维能力。然而问题在于，真实的人生充满了失误和受挫，但攻略化思维所追求的是生命历程中的每一步都“成功”且“正确”，它会迫使我们以一种近乎狭隘的方式面对人生的岔路口：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固然可喜，但也更容易陷入“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的巨大恐惧之中。

男频修仙网文构筑了一个高度竞争、日益内卷的修仙世界，也刻画了慕强及个人主义的普遍心态。当一切都在期待并鼓励我们成为人生赢家时，所有的蔑视以及践踏失败者的逻辑都似乎成为必然。男频修仙网文的主角反抗的基本上是强者对自己的压迫，而非剑指修仙制度本身对弱者的不公与压迫。以“升级”为支配性逻辑的男频修仙网文复刻并强化了当前世界的现实境况与不良心态，更多展现的是一套暴力掠夺、赢家通吃的竞争实践，其局限性在于“没有超越性的共同追求”，“导致权力和力量到达巅峰之时，就是极度空虚之时”。然而晚近以来修仙网文的多元化、“反类型化”也让我们看到了另一种可能——主角在修仙历练中仍能坚持情怀、不忘初心，并常以戏谑、调侃、吐槽的方式对现实予以迎头痛击。修仙目标不只是升级，修仙世界也远不止一种生活方式。或许我们有必要提醒自己，人生与修仙相似，不应只是循环往复、难以挣脱的轨道，而应是充满无限可能的旷野。

>>Po.1242574
写得很一般…不过看都看了

德罗斯特-许尔斯霍夫
（Annette von Droste-Hülshoff，1797—1848）

安内特·封·德罗斯特-许尔斯霍夫于一七九七年一月十日生于威斯特法伦州明斯特附近的许尔斯霍夫庄园。一八四八年五月二十四日卒于博登湖畔的梅尔斯堡。她出身于贵族家庭，从小在母亲膝下接受保守的天主教世界观。一八二六年丧父，移居母亲家的吕施豪斯庄园，住了很长时间。她一生孤独，交游不广，但也曾从格林兄弟处学习民歌和童话，从叔本华的妹妹处受到哲学的熏陶，从施普里克曼教授处接受席勒的影响而使她的诗才得到磨炼。她活到五十一岁，没有结婚，但也曾跟比她小十几岁的作家莱温·许京有过一段恋爱史。她在文学史上被认为是十九世纪德国最大的现实主义女诗人。她的诗富于深深的虔诚、强力的空想和敏锐的观察，描写自然景色很细致，由此也被认为是威斯特法伦的乡土文学作家，特别是她的中篇小说《犹太人的榉树》，不啻是一幅描写十八世纪威斯特法伦山区农村生活的风俗画，艺术成就很高。

>>Po.1242821
《月出》

我倚靠在阳台的围栏之旁，
恭候着你，你这柔和的光。
在我的上空，仿佛混浊的水晶，
漂浮着一片溶溶流动的天庭；
缓缓伸展的湖水闪着幽辉，
是串珠散开还是云的眼泪？
暮霭四合，听到淅沥的声响，
我等候你，你这柔和的光。

我站在高处，身旁是菩提树冠，
脚底是它的树枝、树杈和树干；
飞舞的夜蛾在叶间发出嗡嗡声，
我看到火虫亮光闪闪地上升，
花儿摇摇晃晃，像半入睡乡；
我觉得，像有一颗心漂向海港，
一颗心，它充满了幸福和忧思，
以及欢乐的往昔时日的影子。

暮气上升，黑影从四面涌来——
柔和的光辉，你在何处徘徊？
黑影涌来，仿佛罪恶的思想，
穹苍的碧波好像在晃晃荡荡，
火虫的闪光已经停止闪烁，
夜蛾也早已向地面上沉落，
附近只耸立着森严的群峰，
像一群阴沉的法官，在黑暗之中。

树枝在我的脚边咝咝作响，
像轻声告诫，又像死别一样；
遥远的谷中升起营营之声，
像法庭上群众的私语之声；
我觉得，好像我必须作出辩明，
好像是一个浪子在战战兢兢，
像抱着凋零的心，孤孤单单，
寂寞地怀着自己的罪孽和辛酸。

这时，一幅银纱垂降到湖上，
你缓缓地升起了，虔诚的光；
你轻抚着高山的阴暗的额头，
法官全都变成了温和的老头；
水波的颤动变成含笑的秋波，
各处枝头都看到水珠在闪烁，
每一颗水珠都像是一间小房，
里面闪亮着故乡的灯火之光。

月儿啊，你像是我的迟暮的友人，
以青春之身结交我这个零落人，
你让我那些行将死灭的回想
笼罩着一层生命的柔和的回光，
你不像太阳，令人目眩神迷，
在火海之中生活，在血中长逝——
你仿佛病诗人的诗篇一样，
虽属冷淡，可却是柔和的光。

《江陵即事》王建

瘴云梅雨不成泥，十里津楼压大堤。
蜀女下沙迎水客，巴童傍驿卖山鸡。
寺多红药烧人眼，地足青苔染马蹄。
夜半独眠愁在远，北看归路隔蛮溪。

沁园春／宋・无名氏
凝眸。
悔上层楼。
便惹起新愁与旧愁。

张庆燮：《贫困的金融化：后发展时代韩国的金融危机无产阶级化》（2016）

【摘要】自国家金融危机以来，韩国国民经济在结构上迅速偏离了长期以来追求的稳定就业制度。韩国人的贫困越来越多地表现为财务困境，这种困境源于个人背负巨额债务，债务来源包括银行、亲友以及最糟糕的私人高利贷者。世界上曾经最积极储蓄的人口仅在十年内就变成了世界上负债最多的人口之一。韩国政府失去了曾经引以为豪的发展型国家的能力，转而忙于制定各种公共计划，以所谓的优惠条件向基层消费者提供贷款。这个日益新自由主义化的国家慷慨提供消费信贷，而不是社会工资。这是当代世界政治经济金融化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韩国为摆脱国家金融危机而采取的紧急措施，最终却将金融问题从银行和工业企业转移到了基层家庭。

【导论】

韩国经济从上世纪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和十年后的全球金融危机中迅速复苏。但在这表面繁荣下，普通韩国民众正面临着日益严重的个人财务危机，这种危机往往迫使他们诉诸极端方式，包括“因经济原因自杀”。韩国人的贫困越来越多地表现为财务困境，这种困境源于个人背负巨额债务，债务来源包括银行、亲友以及最糟糕的私人高利贷者。也就是说，危机后的韩国陷入了不断恶化的“贫困金融化”进程。矛盾的是，韩国为摆脱1997年至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而采取的紧急措施，最终将金融困境从银行和工业企业转移到了普通家庭和个人身上。这是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中所谓“金融化”趋势的关键组成部分。

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前所未有的经济灾难迫使韩国一向强硬的工会同意了一个三方协议（与企业和政府），该协议允许进行全面的裁员，却没有要求支配韩国经济的财阀及其政治行政盟友做出公平的牺牲和让步。在当时失业和就业不足的人员中，大多数并没有重新融入正规部门的稳定工作。业界立即进入下一阶段的重组，将大量依赖劳动力的工业运营转移到海外（中国、越南等地）以降低成本，并积极投身自动化高科技领域以提高全球竞争力。

虽然这种重组取得了巨大成功，甚至让许多韩国公司看起来比日本竞争对手更有前景，但它也使大量且不成比例的韩国民众被结构性地排除在主流经济之外。另一方面，韩国资本市场的激进国际化允许西方金融资本（而非西方工业资本）成为韩国盈利丰厚的公司和银行的主要股东，甚至经常是多数股东，模糊了经济的国家认同。韩国经济的民众基础迅速萎缩，取而代之的是全球金融资本在大舞台上的强势崛起。

在一种颇具讽刺意味的政治经济形势转变中，韩国政府痴迷于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金融企业。政府希望，这种新产业政策能够避免国家再次被全球金融体系玩弄，却使失业和就业不足的韩国民众及其家属沦为了这些新兴但规模庞大的私人金融行业的“金主”。由于政府的默许，商业银行、信用卡公司、各种非银行金融机构和民间借贷机构疯狂追求市场扩张，轻而易举地让曾经世界上最积极的储蓄者在短短十年内变成了世界上负债最重的群体之一。

某种程度上，韩国工人阶级已经被转化成一个新型的社会阶级。他们通过不断恶化的债务服务，在社会再生产资料的获取过程中处于经济和社会上的从属地位，以服从日益金融化的统治阶级利益。社会富裕阶层与贫困阶层之间的阶级关系，越来越诉诸金融操纵和/或垄断市场化社会再生产资料的获取渠道，住房问题尤其突出。金融债务已成为经济上不稳定或过剩人口比例迅速增加的一个普遍阶级特征，这些人经常或长期被剥夺了最基本的社会再生产资料。失业、债务、社会再生产危机（非自愿单身、离婚和分居、低生育率或无生育以及自杀，这些都处于令人震惊的高水平）已经成为结构性交织的阶级问题。

韩国政府显然无意像1997年至1998年危机期间那样直接救助陷入财务困境的家庭和个人。当时，政府救助了陷入财务困境的工业企业和银行。相反，韩国政府忙于设计各种金融方案，使这些家庭和个人“负责任地”偿还债务。这种姿态让世人联想到全球债权国和银行对“全球南方”债务国施加的“华盛顿共识”。国家再次干预金融领域（这次主要是消费银行领域），它正在退化为苏珊娜·索德伯格（Susanne Soederberg）所称的“债务福利国家”（the debtfare state），而不是发展型国家或社会民主国家。

【经济危机与复苏的社会代价：新自由主义的对话】

1997年至1998年的亚洲（和韩国）金融危机促使韩国在产业发展方面进行范式转变，实施经济救助措施，重点放在国内发展信息通信技术（ICT）等新兴高科技行业，以及现有出口行业装配线的离岸化。韩国在这两大工业领域迅速（重新）建立全球竞争力，这让世人羡慕。但在这背后，存在着两种本质上具有风险的现象，使韩国经济在结构上变得脆弱。

第一，彻底放弃产业岗位，或将岗位转移海外，并在新招聘中取消稳定的常规工作（这被称为“劳动力市场灵活就业”或“劳动市场需用化”）；第二，企业融资和股市维持十分依赖全球金融，以至于允许外国人对最赚钱的企业拥有多数或接近多数股权。此后，经济增长和企业业绩与就业之间脱节，使无就业和少就业的经济增长成为日益“去韩国化”的国民经济结构性特征。例如，在2008年第三季度至2009年期间的全球危机时期，韩国两家旗舰企业（外资持股约一半）——三星和现代的净利润分别增长了18.9%和67.4%，但员工人数分别仅增长了0.26%和3.09%。

韩国越来越多的人口失去或缺乏稳定的体面工作，这必然导致整个社会工资收入的停滞甚至下降（这与巨额公司股息和外国投资者获得的金融交易利润的惊人增长形成了鲜明对比）。自世纪之交国家和企业的金融动荡平息后，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几乎停滞不前，企业的可支配收入则大幅增加。

如“表1”所示，在2000年至2003年这一最引人注目的时期，后者的年增长率为62.6%，前者仅为0.3%。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六年的1990年至1996年间，家庭和企业的对应增长率分别为6.6%和4.3%。在2008年至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及之后，韩国的GDP在2008年第四季度经历了短暂的急剧下降，但增长活力很快就恢复了。然而，家庭收入自那以来一直停滞不前。

无产阶级下层受到的打击尤其严重。如“图1”所示，收入低于韩国的法定最低工资的人数和比例也在不断增加（该工资本身远低于与人均GDP相当的国际可比水平）。韩国的官方统计数据在国内外都备受争议，这一数据显示，失业率相对较低，因此经济困难主要集中在贫困人口身上，其中绝大多数是所谓的“非正规雇佣人员”（临时工、兼职人员、派遣工、临时工和在家工作者）。如“图2”所示，他们最近的平均收入仅为正式工人的一半左右。

越来越多普通民众在主流经济体系中被结构性地边缘化，随之而来的贫困绝非韩国独有的现象。不同地区的后工业社会普遍面临着类似的困境。尽管如此，韩国经济重组的社会成本尤其高昂，这与以下几个原因等因素有关。

首先，韩国经济重组的突然性、快速性和强度无与伦比——即使与最近其他东亚经济体的经历相比，也是无与伦比的，更不用说早期的拉丁美洲经济体了。在所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危机”爆发前夕，韩国的企业和工人仍在歌颂经济繁荣，这种繁荣由持续的贸易增长和基于债务的（过度）投资所推动。

从政治上来说，当时在任的总统金泳三（朴正熙多年的政治对手）希望仓促采取即时刺激经济的措施，在发展方面超越朴正熙。韩国经济只用了一个冬天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全球金融界对韩国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结构调整和财政紧缩。
韩国政府不会仅仅听命于外部势力。它立即着手进行自己的一套改革，这些改革大多遵循新自由主义，例如由政治协调的劳动力调配、行政命令的产业结构重组、资本市场无限制开放、鼓励海外转移或扩大工业生产等等。韩国经济只用了大约一年的时间就恢复了活力，但社会经济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

作为解决危机的关键人物，金大中当选总统，并最终得到了华尔街的真诚赞扬，但被严厉批评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首尔的代理人”。韩国的“发展型资本主义”突然失去了社会包容性，使当前和未来大部分国民处于主流工业经济或正规就业体系之外。

此外，韩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效仿欧陆模式，以稳定的正规就业为前提，而正规就业岗位的快速大量消失只会加剧经济不稳定人群的困境。具体而言，危机之后，片面的结构调整集中于劳动力市场的灵活就业，这种做法不仅没有加强社会保障福利，反而通过削弱福利保障，对那些被降职或陷入非正规工资和非正规部门的工作者产生了额外的贫困效应。

如“表2”所示，大多数非正规雇员被排除在以工作为基础的公共社会保险（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和公司层面雇员福利（退休金、奖金、加班费和带薪假期）之外。他们中的许多人只能享受以居住地为基础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险，但相比之下，居住地养老金的领取者将面临巨大的劣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