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1540056
嗯嗯所以明天看《作者之死》好了

>>Po.1540057
情况大概总是这样：一件事一经叙述——不再是为了直接对现实发生作用，而是为了一些无对象的目的，也就是说，最终除了象征活动的练习本身，而不具任何功用 ——，那么，这种脱离就会产生，声音就会失去其起因，作者就会步入他自己的死亡，写作也就开始了。

词汇：生活从来就只是抄袭书本，而书本本身也仅仅是一种符号织物、是一种迷茫而又无限远隔的模仿。

作者一经远离，试图“破译”一个文本也就完全无用了。赋予文本一位作者，便是强加给文本一种卡槽，这是上一个所指的能力，这是在关闭写作。这种概念很适合于文学批评，批评以在作品中发现作者(或其替代用语：社会，历史，心理，自由)为己重任：作者一被发现，文本一被“说明”，批评家就成功了；因此，从历史上讲，作者的领域也是批评家的领域和批评(即便是新批评)在今天与作者同时被动摇，也就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了。实际上，在复合写作中，一切都在于分清，而不在于破译什么；结构可以在其每一次重复和其每一个阶段上被后续、被“编织”(就像有人说的长丝袜的网眼编织的情况)，然而，却没有底，写作的空间需要走遍，而不可穿透；写作不停地提出意思，但却一直是为了使其突然消失：写作所进行的，是有步骤地排除意思。就在这里，文学(今后最好说写作)在拒绝给予文本(以及作为文本的世界)一种“秘密”的同时，也解放可被称为是反神学的和真正革命的一种活动，因为拒绝中断意思，最终便是拒绝上帝和它的替代用语，即理智、科学和规则。

文本是由具有双重意思的词构成的。每个人物都可以从一个方面去理解(这种经常的误解恰恰正是“悲剧性”)；然而，却有人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一个词，甚至一一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去理解在其面前说话的所有人物的哑语：这个人便正好是读者(在此也可以说是听众)。 于是，写作的完整存在状况便昭然若揭：一个文本是由多种写作构成的，这些写作源自多种文化并相互对话、相互滑稽模仿和相互争执；但是，这种多重性却汇聚在一处，这一处不是至今人们所说的作者，而是读者：读者是构成写作的所有引证部分得以驻足的空间，无一例外；一个文本的整体性不存在于它的起因之中，而存在于其目的性之中，但这种目的性却又不再是个人的：读者是无历史、无生平、无心理的一个人；他仅仅是在同一一范围之内把构成作品的所有痕迹汇聚在一起的某个人。

我们已经知道，为使写作有其未来，就必须把写作的神话翻倒过来：读者的诞生应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来换取。

导读：巴尔特认为，只有坚决把作者排除在外，文本的意义才不会被固定化。批评的任务是“解开”而不是“解释”作品。用这样的方法，意义就成为阅读与批评的产物，文本的同一性不在其起源而在其终点。由此巴尔特说出他的名言“作者死而后读者生”。巴尔特指出：从历史上看，作者成为写作的主宰人物（他称为“上帝作者”，Author--Cod）只是近代发生的事，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巴尔特指出作者不可能是主体性的唯一源头：叙述作品中许多语句，实际上不能当作是作者说的。因此作者不可能限于作品而存在，只能与作品同时出现。作品不是作者思想的表现或记录，而是语言的一个“表演形式”。当代文学理论的总趋势，是把重点从作者转向读者，巴尔特的这篇文章是对这个趋势的有力辩护。

作者的消灭（这里可以套用布莱希特的“疏离说”，作者像文学舞台远端的人物，越来越小），不仅仅是历史事实或写作行动；它还完全改变着现代文本（或者也可以说，从今以后用这样一种方式构成文本或阅读本文，使作者在其过程的所有层次上都不存在）。时间性是不同的。在相信作者的时代，人们总是设想他是他的书的过去，书和作者自动站在分开从前和今后的一条线上。人们设想作者养育了书，也就是说，作者在书之前存在，为书而构思，心力交瘁，为书而活着。作者先于其作品其关系犹如父与子。现代的见解恰好相反。现在的撰稿人跟文本同时诞生，没有资格说先于或超于写作；他不是书这个谓语的主语。除了解说以外，再也没有时间；任何文本此时此地都可撰写，文本的永恒性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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