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斥跨性别者、反对性工作的反动女性主义，放大了主流女性主义中那种自恋式的“我，而不是你”（Me, Not You）逻辑。在这套话语中，被边缘化的人不仅是“附带伤害”，更是阻碍白人女权意志获取权力的威胁。这种逻辑深深植根于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思维之中——囿于资源稀缺的叙事，因而倾向竞争与吝啬——而这一思维在当下的经济危机中被进一步强化。当然，有色人种女性主义者早就知道这些了。Ta们或许并不会从本书所提出的论点中学到什么新东西。因此，我的结语是直接写给可能在阅读本书的白人女性主义者的。我认为，我们的任务不是否认这些反动立场，而是深入反思我们的女权政治是如何制造并助长了这些立场，并且（最重要的是）要努力实践一种不同的女性主义。因为仅仅“揭露”反动女性主义者，很可能让我们忽略或抹消了主流中的政治白性（political whiteness）的影响。而主流女性主义往往是在加固现状——而现状本身就是暴力的。

像政治理论家齐拉·艾森斯坦（Zillah Eisenstein）一样，我也在思考“盟友”（ally）与“同志”（comrade）之间的区别。与处境更为边缘的女性站在一起至关重要。但在艾森斯坦看来，盟友意味着支持一场斗争，却并不真正参与其中，而同志则意味着我们是一体的。艾森斯坦对“盟友”的定义让我想起白人性中那种表演性的愤怒。若要成为同志，按照她的定义，我们就需要少一些愤怒，多一些松动自身及政治实践中政治白性的结扣。我们需要让我们的思想和行动由更边缘的人所引领。我们需要对抗种族资本主义将我们划分与分层的机制——而这些机制正是为了利润。

性/别暴力是异性恋父权制、种族资本主义与殖民主义交汇处的关键枢纽。而无论是主流还是反动形式的政治白人女性主义，都未曾认真检视后两者。它们默许乃至共谋于种族资本主义及其殖民/新殖民扩张，这一体系正是暴力与性暴力滥权行为的根基。政治白人女性主义并不去分析这些系统如何相互交织，而是将暴力归因于“个别的”或“所有的”男性身体。主流女性主义聚焦于“坏男人”，而反动女性主义聚焦于“男性生理”，两者都未能解释资本主义的经济掠夺与厌女的性掠夺之间是如何并行不悖的。它们也忽视了这一机制是如何被种族化的——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全球层面。它们没有为出口加工区（Export Processing Zones）里猖獗的强奸行为提供分析空间，也无视了在农场中被虐待的移民工人、在采掘行业“男性营地”中发生的暴行。它们对拉美地区的女性谋杀案、撒哈拉以南非洲对被剥夺女性的“女巫猎杀”行为、以及贯穿全球各地连接有偿与无偿女性劳工的“照护链”中的种种虐待也几乎缄默不语。

要对抗系统之间的交叉性，我们就需要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所说的“斗争的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 of struggles）。正如奥德丽·洛德（Audre Lorde）所言：“没有单一议题的斗争，因为我们的生活从来不是单一议题。” 如果#MeToo运动前沿的白人女性能够倾听并学习那些站在监狱废除运动前沿的黑人女性（无论是跨性别者还是顺性别者）会怎样？如果在大学与其它机构中反对性骚扰的行动者能够与性工作者工会以及支持移民劳工的组织联手，又会怎样？如果一个“反对人口贩运”的运动，也同时是一个反对国界的运动，那将会如何？如果一个反对性剥削的运动，也是在反对对自然的剥削，又会产生怎样的力量？我们如何能将对抗性暴力的斗争，与争取社会再生产基本要素（如水与清洁空气）的斗争连接起来？

事实上，这种彼此联结的政治早已存在——而我们必须从中汲取灵感与方向。例如，“科姆巴希河宣言”（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 Statement）、“批判抵抗”（Critical Resistance）和“激进女权组织 Incite!”等由有色人种女性与非二元性别者发起的政治网络，长期以来一直在实践这种交叉性的政治立场；又如“国际妇女罢工”（Women’s Strike）与“女性主义者反法西斯行动”（Feminists Rise Up Against Fascism）等根植于反资本主义、反法西斯和反种族主义斗争的女性主义运动；还有以幸存者为中心的“转化性正义”（transformative justice）与“社区问责机制”（community accountability processes），这些机制鼓励施害者正视并承担他们造成的伤害，同时尝试实践新的存在与相处方式。这类政治实践所建立的，正是阿夸果·埃梅朱鲁（Akwugo Emejulu）与莉娅·巴塞尔（Leah Bassel）所说的“关怀团结”（solidarities of care）——将最被边缘化的人置于政治的中心位置，因为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全体的福祉。这种政治提供的是希望，而不是支撑政治白性（political whiteness）的恐惧。这也正是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所说的“废除主义女性主义”（abolition feminism）：一种反对国家压迫体制、而非为其赋权的女权实践。

我在本书开篇时指出，我们正在见证一个全球网络化的幸存者运动的快速壮大，与此同时也发生着一场因经济危机而引发的政治右转。这一右转表现为监禁国家的扩张，以及对边缘群体更公开的压迫，因为随着经济收缩，越来越多的人要么沦为被高度剥削的劳动力，要么被彻底排除在资本主义体制之外。而“女性安全”正在这些过程中被武器化，用以为对“死城”（necropolis，意指以死亡为治理手段的国家体制）的攻击提供正当性。这使得我们迫切需要一种全新的方式来回应伤害。这一点正是像玛里亚姆·卡巴（Mariame Kaba）这样的组织者所长期呼吁的。她与其Ta有色人种女性主义者一道，在“监狱废除”、“去监禁”（decarceration）与“消除性暴力”之间的交界处持续深耕。对Ta们而言，“废除监狱工业复合体”意味着创造不依赖于统治、等级与控制的问责与治理形式。

这对政治白性构成深刻挑战，也许正因如此，大多数主流的反性暴力行动者根本就不愿倾听这些声音。正如卡巴所言，我们面对的是一项巨大工程：废除监狱意味着对社会结构的彻底重建，而终结性暴力也一样。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政治无法想象、建构并朝着我们想要的社会迈进。卡巴与凯莉·海斯（Kelly Hayes）将此称为“想象力的越狱”（jailbreak of the imagination）。白人女性主义者亟需挣脱牢笼。指名道姓、羞辱与惩罚只会重复父权制、资本主义与殖民主义所制造的暴力机制——这正是奥德丽·洛德所谓“主人的工具”（master’s tools）。而我们正生活在一个“主人”正在以暴力重新掌控一切的世界。我们不能再用愤怒与权力欲来“发动战争”；我们不能继续执迷于自身的边界焦虑，而放任西方“我们”的重构成为一次徒劳的帝国复辟。换句话说，我们需要解构权力，而不是仅仅换个操控权力的人。

一个没有性暴力的世界会是什么样？这个问题本身就值得写一本书，但我们不妨做一个简短的思维实验：种族资本主义终结，经济生产将服务于社会再生产或生命建构，而非利润积累。这可能意味着性别二元的终结——因为它与种族资本主义将生产与再生产分离的机制密不可分。在一个没有资本主义、没有性别二元的世界里，我们会重新思考亲密关系与照护模式。我们会拥有多元的亲密形式，以及苏菲·刘易斯（Sophie Lewis）所说的“完全的代理孕育”（full surrogacy）——一种生物与社会再生产的彻底集体化。我们所关心的，是人类与地球生命的延续，而不是持续制造与再制造工人去维系一个失灵的经济体系。如果国家依然存在，它的功能将是资源再分配与支持提供，而非惩罚与战争。不会再有私人财产，土地将被归还，各类形式的赔偿也将给予那些曾被剥夺与压迫的群体。不再有国家边界，不再有监狱。有问责，但没有复仇。社会关系将建立在集体与关怀的价值观之上——对彼此，对其它物种，对地球。最紧迫的需求将最先被满足。正因如此，不再会有强者通过暴力来压迫弱者。

我和你一样，这辈子都无法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用它来引导当下的政治实践。这可以通过极为务实的方式实现，例如支持监狱废除主义者所倡导的“非改良式改革”（non-reformist reforms）。这些是能让我们朝向理想社会迈进的举措。在回应性暴力问题时，这可能包括转化性正义项目、涵盖性别、关系与暴力阻断的全面教育（而非简单培训）、针对制度或组织文化失灵的干预倡议，以及真正以幸存者为中心的无门槛支持服务。

我们也可以倡导其它方面的变革：普遍且无条件的基本收入、可负担且普及的社会住房、终结私立教育、全民免费托育与医疗（包括按需堕胎服务）。本书想传达的一个主要信息是：白人女性主义者需要拓展我们的政治视野。终结性暴力的政治需要拆除维系它的结构。

正如露丝·威尔逊·吉尔摩所言，废除不是一场破坏行动——它是“与Ta人一起合作，去创造某种东西，而不是想着要消灭某物”。我们应当抛弃白人女性主义“铁球式破坏”（wrecking ball）的做法，转而朝向一个无性/别暴力的世界前行。这并非关于宽恕、共情或“善良”，而是因为：我们无法通过暴力终结暴力。尤其——我必须强调——当那种暴力以泪水的形式表现出来时，更要格外警惕。

我愿将最后的问题，交给奥德丽·洛德。这是她在1981年全国女性研究协会（National Women’s Studies Association）年会上的主旨演讲中所提出的：“在座的哪位女性会如此沉醉于自身的受害状态，以至于看不见自己脚后跟正踩在另一位女性的脸上？”
四十年过去，这个问题在主流女性主义的反性/别暴力斗争中依然至关重要。现在，正是我们回答它的时候了。

我们不打算嫁给“正常生活”的乌托邦
原文：Berlant, L., & Warner, M. (1998). Sex in public. Critical inquiry, 24(2), 547-566.

1. 没有什么比“隐私”更公共

一篇名为《在公共中谈性》（Sex in Public）的论文，其标题本身就透露出一种模糊的主题和扭曲的论述意图。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并不打算讨论人们已然熟悉的性，不是性身份与性行为，不是需要被解除压抑的“野性”；而是要谈论“性”是如何通过“公共性”（publics）这一媒介发生的。

某些公共性与性有明显的关联：色情电影、电话性爱、“成人”印刷品市场、膝上舞等。另一些则围绕性组织起来，但不一定涉及通常意义上的性行为：例如酷儿空间以及那些与异性恋文化相异化的世界，还有一些更为隐性的性场景，比如国家官方文化，它依赖“隐私”（privacy）的概念来掩盖对国民身份的性化过程（sexualization of national membership）。

我们这篇文章的目标是描述我们所希望推广的酷儿文化建构的激进理想：不仅是为酷儿性别与性行为创建一个安全区，更是要改变身份、可理解性（intelligibility）、公共性、文化和性本身的可能性前提——即不再将异性恋情侣作为性文化的参照或特权范例。酷儿的社会实践，包括性和理论，试图颠覆支撑这种特权地位的模糊却强大的规范体系，包括让异性恋成为霸权的“常态化”（normalization）工程，以及一系列嵌入于财产与得体性等级结构的物质性实践，虽然它们并不一定明确地指向性，但却深刻地卷入其中。我们称这些实践为“异性恋规范性”（heteronormativity）。

我们从两个“公共中的性”场景谈起。

场景一

1993年，《时代周刊》（Time）出版了一期关于移民的特刊，标题为“美国的新面孔”（The New Face of America）。其封面是一张通过计算机技术合成的女性面孔，由多个美国移民群体的头像合成而来：包括“中东人”、“意大利人”、“非洲人”、“越南人”、“盎格鲁-撒克逊人”、“中国人”和“西班牙裔”等。这张合成照片被设定为2004年美国“典型公民”的模样——届时，美国将不再有统计意义上的“白人”多数。照片中的女子裸露、微笑、肤色略浅，一副“美国式的弗兰肯斯坦女神”，她旨在激发人们对公民身份和国家未来的霸权式乐观。

《时代》的逻辑是：到了21世纪，在美国发生的大规模跨种族异性生殖行为将会如此普遍，以至于“种族差异”本身会被一种基于血缘的“家庭感觉”取而代之。也就是说，数亿混血面孔将最终抹除美国的种族主义：国家将变为一个由“一个（混合）血统”构成的幸福种族单一文化（monoculture）。

这一特刊出版后曾引起短暂关注，但并未引发实质性的社会影响。其“平庸性”本身反而召唤我们去理解那些制造其“寻常感”的文化技术。这个图像所平庸化的幻想，在法律体系和日常生活最私密的角落中回响不止。它的明确意图是帮助公众应对“正常”或“核心”国家文化所遭遇的威胁，而这一威胁目前被称为“移民问题”。

但这种关于移民的危机图像也是一个由白人主导社会所制造的种族幻象（racial mirage），为的是组织一个恐惧感驱动的公众，从而避免对美国境内实际剥削机制的深入讨论。让我们称这种文化记忆的弃置机制为“健忘档案馆”（amnesia archive）。其门楣上的座右铭是：“记忆，是你喜欢的遗忘。”

在这轮投射与压抑的旋涡中，被遗忘的不仅仅是种族主义与剥削。更根本的，是一种无法说出名字却无处不在的东西：国家异性恋性（national heterosexuality）。国家异性恋性是一种机制，使“核心国家文化”可以被想象为一个充满情感洁癖与高尚行为的空间，一个纯粹的“公民空间”。家庭被当作国家存在的隐喻或中介，它遮蔽了结构性种族主义及其他系统性不平等。

时至今日，这一机制被用以支撑福利国家的治理逻辑，使得“国家归属感”的欲望从公共领域的批判文化和政治公民身份中分离出来。历史上，移民危机常常也制造出女性图像作为国家的义肢（prosthesis），最著名的例子便是象征无缝移民同化的自由女神像。但在《时代》的这个封面中，起保证作用的不再是象征性的女性气质，而是实用性的异性恋实践。

场景二

1995年10月，纽约市议会以41票对9票通过了一项新的城市区划法案（Zoning Text Amendment），该法案适用于成人书店、录像带出租店、酒吧、剧院及其他“成人”场所。这些场所今后只能在城市中某些划定的非住宅区域内营业，而这些区域大多数位于滨水地带。在新划定的区域内，成人娱乐场所之间不得距离不足500英尺，也不得靠近教堂、学校或日托中心。此外，成人场所不得与其他同类并列于同一地块，营业面积不得超过一万平方英尺。招牌的大小、放置位置和灯光强度也受到限制。所有不符合规定的成人场所，必须在一年内关闭。

纽约市估计有177家成人娱乐场所，其中可能只有28家可幸免于关门。该法案的执行将由建筑检查员负责。

针对该法案，一批包括反审查机构和酷儿组织在内的团体提出了法律挑战，如纽约公民自由联盟（NYCLU）、女性主义者争取言论自由联盟（Feminists for Free Expression）、美国价值守护联盟（People for the American Way）、国家反审查联盟（National Coalition Against Censorship）、Lambda法律辩护基金（Lambda Legal Defense Fund）、帝国州骄傲议程（Empire State Pride Agenda）和艾滋预防行动联盟（AIDS Prevention Action League）。他们联合起来的原因很简单：这一重新区划将对酷儿尤其是男同性恋群体造成毁灭性影响。

以Christopher Street为例，五家成人娱乐场所将全部关闭，这些场所是男同性恋者寻觅伴侣的主要场地，同时也构成了一种酷儿空间的架构，在这一异性恋恐同的环境中，使得他们得以相遇、形成社区、共享安全性行为知识。这些都即将被终结。

与此同时，女同性恋者的性文化也将遭到冲击，例如“Clit Club”俱乐部和唯一一家面向女同性恋者的视频租赁店也将被迫关闭。这一性净化政策的影响将最为深刻地打击那些原本就缺乏公共资源的人群。

2. 规范性与性文化（Normativity and Sexual Culture）

“异性恋”并不是一个统一实体。我们更愿意使用“异性恋文化”（heterosexual culture）这个概念，因为这种文化从未拥有过真正稳定的统一性。它既不是一个统一的象征体系（Symbolic），也不是一种单一的意识形态或共享信念的集合体。虽然这些组成部分之间的冲突在实践中常常不被觉察，但人们却将男女之间的性关系视作世界本然秩序的一部分，这种脆弱性则被一系列庄重仪式所掩盖。

理论上，这些冲突也很少被正视。这部分是因为“异性恋”这一元文化（metacultural）范畴本身具有遮蔽功能——它将各种迥异的实践、规范和制度统摄进一个性范畴；部分原因也在于社会科学知识的基础深深植根于福柯所谓的“常态化过程”（process of normalization）之中。因此，当我们说当代美国社会被“国家异性恋性”（national heterosexuality）所饱和时，并不是说它构成了一个简单的单一文化（monoculture）。霸权（hegemony）从来都是由松散的联盟构成，它们分散、矛盾，却又通过策略性手段维系自身的再生产。

异性恋文化主要通过亲密性（intimacy）的意识形态与制度构建其元文化意义。我们在这里要论证的是：虽然“私人生活”的亲密关系看似才是性行为发生的真正领域，从而让“公共中的性”（sex in public）显得像是越界之物，事实上，“亲密性”本身就是被公共机制（publicly mediated）所中介的。

首先，“亲密生活”的传统空间预设了一种“私人生活”与工作、政治、公共领域的结构性分离。其次，异性恋文化的规范性仅将亲密性与个人生活的制度联系起来，使它们成为社会再生产、资本积累与自我发展的特权场域。第三，通过让“性”看起来只是无关紧要或纯属私人之事，异性恋亲密性规范阻碍了非规范或公开的性文化的建构。最后，这些规范制造了一种幻象：一个“非政治的人性之家”（home base of prepolitical humanity），人们被想象为从中进入政治话语，又将在政治冲突结束后回归这个空间——尽管这一回归永远是虚构的未来。

亲密生活成为政治公共话语中不断被引用的“他处”（elsewhere），成为一个允诺的避风港，它让公民在被大众社会损伤的人性中得到安慰，同时也让他们因为自己的生活与被理想化的亲密生活之间的偏差而感到羞耻。

异性恋亲密性的意识形态与制度结构越来越被视为不稳定或挣扎中的美国公民所能期盼的“美好生活”的象征——它被构想为唯一能思考并实践未来的（幻想）空间，是一个远离资本主义与政治矛盾的“理想公民”养成所。实际上，国家-资本主义的私有化进程所制造出的一个意外悖论是：人们在异性恋文化中逐渐将“隐私”与“政治”视为一体——在官方公共话语中，这表现为将性重新归于私人领域、重新将“血缘”作为身份认同的心理基础、以私德伦理（charity, responsibility, values）替代国家社会正义命令，并进一步划定“道德人”与“经济人”之间的界限。

异性恋文化混淆了一整套复杂的性实践与爱情叙事中的亲密性与家庭主义，从而将它们当作一种深层且正常的社会归属模式。人们以“亲密、配对、血缘”为基础来想象“共同体”；历史被压缩为“代际叙事”与生育。“异性恋”因此被赋予了一种天然的正当性与常态性。这种正当性不仅体现在性行为中，还体现在物质文化之中，这便是我们所说的“异性恋规范性”（heteronormativity）。

异性恋规范性远非一种简单的意识形态、偏见或同性恋恐惧症。它几乎嵌入于社会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国家、法律、商业、医学、教育，以及叙事、浪漫与文化的保护性空间之中。

但亲密性并非总是具有当今异性恋文化赋予它的意义。正如福柯与其他历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大卫·哈珀林（David Halperin）研究发现，在古希腊雅典，“性”更像是一种“及物行为”（transitive act），而非人格的基本维度或亲密表达。在古代文献中，性交与吐、笑、哭、死、投海等行为并列，它从未被视为“相互性”的体现。相反，现代异性恋文化将“性行为”设定为最为亲密的沟通方式。

现代异性恋文化中被“隐私领域”保护的性行为成了一种情感光晕（affectional nimbus），这种乌托邦式的社会归属模式甚至延伸至那些被通常不认为是“性文化”的行为：纳税、厌恶、偷情、遗赠、庆祝节日、投资未来、教育孩子、处理尸体、钱包里放合照、买家庭装洗发水、拥有“他和她”的浴巾。这些实践，形成了我们称之为“异性恋文化”的一部分。

3. 酷儿反公共性（Queer Counterpublics）

我们所说的“酷儿文化”，是一个“建构世界”（world-making）的项目。这里的“世界”（world）不同于“社区”（community）或“群体”（group），因为它包含了无法被完整识别的人、无法被全面绘制的空间，以及非血缘但可学习的情感模式。酷儿世界是由入口与出口、未系统化的熟人关系、投射的地平线、示例性范本、替代路径、阻碍以及不可通约的地理构成的空间。

这一世界建构的方式，既可以是低俗话语（dirty talk），也可以是印刷文化所中介的再现；它并不等同于身份、群体或社区。小说、地下俱乐部、学术讲座——任何文化形式都在以不同方式指向一个潜在的社会世界。这些形式构成了“酷儿反公共性”（queer counterpublics）。

酷儿文化不得不发展出不依赖家庭空间、亲属关系、伴侣模式、财产或国家的亲密关系类型。它们以与主流公共性对抗的意识来构建自身，这种“反公共性”是一个可进入的世界，一个意识到自身边缘地位的世界。它们既是酷儿世界创造力的体现，也是其脆弱性的证明。

异于标准的亲密关系（nonstandard intimacies）——如果在历史上如“朋友”、“密友”、“合谋者”都曾是正常亲密性的一部分——如今则因“合法性”的私有化而被排除。亲密性被定义为“家庭性”，而非公民、劳动者或专业人士的组成维度。

“我为何成为牛马？”公开大学社会学课本第一章《工作与资本主义》

“工作不是我们的容身之所。你知道吗？工作配不上我们的精神这句话不仅是针对流水线的工人，像我这样的工作，如果你真把自己的灵魂放进去，你马上就会想要破坏它。可你不敢。所以你只好抽离自己的灵魂。我对工作的感受，除了把它当成收入来源之外，完全是割裂的，荒谬至极。”
—— 诺拉·沃森，28岁办公室职员，引自特克尔《工作》（1974, p. 675)

上面这段引文出自《工作》一书，这是1970年代美国广播人斯图兹·特克尔（Studs Terkel）整理的一部备受推崇的口述史作品，记录了美国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工人的讲述。这些故事不仅涉及身体与心理的疲惫，更普遍地透露出一种如诺拉所言的“精神上的疏离”。在这些讲述中，工作已不再承载意义或满足感，而仅仅是为了谋生与赚钱，是一种勉强维持生计的行为。人们最多只能希望尽力保存某部分“真实的自我”，用来留给工作之外的生活。特克尔总结这些经验时写道：“工作本质上就是一种暴力——既是对精神的，也是对身体的……归根结底，它是关于每日的屈辱。对我们这些‘行走的伤者’中的许多人而言，熬过一天已是一种胜利。”（1974，p. 1）

正是这种经验性创伤，构成了社会科学中最重要和最有影响力的理论之一的核心：卡尔·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作组织的分析。马克思的论述始于19世纪中期，既具有历史性、哲学性，也兼具经济与社会学意义。他所留下的概念工具至今仍在使用和争论中。马克思的理论是本书前四章将探讨的几种解放性理论之一，这几章聚焦的总主题是“工作”。这些理论不仅对社会科学家至关重要，也启发了许多激进分子、社群与社会政治团体。理论帮助我们理解并改变我们的劳动生活与社会世界的组织方式。

在本章中，你将探索马克思及其理论继承者关于“工作”这一主题所留下的关键理论和概念，特别是他所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马克思分析的核心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的剥削与异化，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压迫下，被迫出卖自身的身体劳动（也就是劳动力）以求生存。你还将思考一些马克思未能充分理论化的背景条件——正是这些条件，使得这种工作制度成为可能。

深入理解资本主义背后的逻辑，不仅是为了理解不同形式的工作，也是理解我们整个社会生活方式的关键入口，甚至包括我们当前所面临的生态危机。在这个多重危机的时代，我们必须充分调动手中的所有智识工具来洞察现实、想象改变，这正是马克思社会理论的初心和目的。正如他所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它。”（Marx，1992b，p. 423）

本章将：审视马克思理论的社会与历史背景；探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键特征与原则；研究一项关于流水线工作体验的案例；分析使资本主义成为可能的背景条件。

1. 历史与生产方式

本节为卡尔·马克思的著作提供了一些历史背景，并探讨了他独特理解社会变迁的方式。
马克思写作的时代正值19世纪欧洲剧烈的社会变动时期，那是一个工业革命、殖民扩张、城市快速发展和持续政治斗争并行的时代。马克思是个高产的作者，他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是对工业资本主义的分析《资本论》，第一卷最初于1867年出版（Marx, 1990）。他对伴随资本主义迅猛发展而出现的收入、财富和权力不平等感到深切忧虑，并力图理解这种日益加剧的剥削与痛苦如何定义工人阶级的生活。

为此，他发展出一套概念性词汇，这些术语至今仍广泛用于批判性分析中，揭示那些至今仍具有高度解释力的潜在动力和原理。今天的世界依然深受结构性不平等之苦，这种不平等存在于国家之间，也存在于国家内部；现有的经济体系既无法也无意解决这些差距，或促进全体人民的尊严。例如，撰写本书时，全球最富有的10%人口拥有世界近76%的财富，而底层50%的人口仅拥有2%（Chancel et al.，2022）。在英国，每年有超过200万人依靠食物银行维生，陷入粮食贫困的人口数量远高于此（Beck, 2022）。

马克思不仅是一个极具原则性的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社会学意义上的思想家，因为他强调“关系性”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劳动领域。换句话说，他强调各种社会关系、依赖性以及与他人的联结是人们生产商品和服务、满足日常需求的核心。社会学理解人类活动的方法，通常强调这些活动的关系性本质。社会学家们指出，无论我们关注的是语言、劳动、爱，还是其他任何构成人类经验的基本活动，如果这些活动脱离了其社会关系而存在，也就无法赋予其意义。正如马克思所言：“离开社会的孤立个体进行的生产，就如同离开共同生活与交流的个体进行的语言发展一样荒谬。”（Marx, 1973, p. 84）

日常生产的社会组织方式，以及人们之间劳动关系的历史多样性，是马克思分析的核心。他并不把历史看作是某些特定事件、科学发现，或“伟人”们的活动组成的时间轴；相反，他主要将历史理解为社会为满足物质需要而组织自身方式的宏观变革过程，也就是他所说的“总体生产方式”的变迁。从一种总体的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的转变，是他分析历史与社会变革的出发点。对马克思而言，每一种生产方式都以特定的劳动关系为特征，他称之为“生产关系”。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关注的并非具体个体之间的关系，而是某种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劳动关系形式，比如主人与奴隶、领主与农奴、地主与佃农，或企业主与雇员之间的关系。

例如，在中世纪（大约公元5世纪到14世纪）统治欧洲的封建生产方式，其特征是农奴（即被迫在土地上劳动的农民）与封建领主之间的等级社会关系。在封建制度下，农奴通常会被赋予对领主庄园一部分土地的有限使用权，以进行农业生产，为自己提供食物。但作为交换，他们必须长期受限于封建契约关系，不仅要上交一部分收成，还要在一年中的特定时间为封建领主无偿服务。这种关系本质上是剥削性的，最大受益者是封建地主，而非实际从事劳动的农奴。尽管如此，在封建制度下，所有人至少还能获得一定的生产资料及最低生活保障。封建制度下的剥削形式，与后来资本主义确立的剥削形式是不同的。正如你将在本章后面看到的，资本主义有其完全不同的驱动力和社会关系。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新的社会关系，是伴随着封建制度的逐步瓦解以及相应社会结构的崩解而兴起的。1381年英国农民起义之后，英格兰的农奴制度逐渐消失。从14世纪起，越来越多“名义上的自由”农民出现，ta们不再被固定地束缚在封建关系中。然而，ta们所拥有的土地与权利在之后几个世纪中不断缩水，很多人最终被彻底逐出土地。尤其是在15和16世纪的英格兰，一些历史上的土地所有者开始推行土地租赁制度，租户必须相互竞争，争取获得和保有土地使用权。这导致农民不断被迫提高土地生产率，试图赢得租约（Wood, 1998）。

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指出，这种市场竞争压力下的农业租赁制度，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起点之一（Brenner, 1976；Wood, 1998）。这类动力极大地分化了乡村人口，土地逐渐集中于少数以盈利为目的的大农场手中，而那些规模小、竞争力弱的农民则被剥夺了土地。农业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转变，甚至在工业资本主义尚未全面确立之前，一种以竞争和利润最大化为特征的“农业资本主义”已然出现。

与此同时，农民独立在“公地”上维生的能力（例如在公共土地上耕种、捡拾柴薪或放牧的传统集体权利），也被15世纪到19世纪间横扫欧洲的圈地运动彻底剥夺。圈地法令逐渐将公有土地私有化，取消了原本用于维持生计的权利，将原本的共有资源转化为少数人持有的私人财产。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本人曾在德国莱茵地区写文并发起运动，反对一项新法案，该法案撤销并刑事化了农民在森林中拾取落木的长期传统权利。马克思认为，这种对农村人口传统生存资源的剥夺，是“原始积累”（primitive accumulation）的典型案例：它将资源集中到那些后来在工业资本主义体制下实现更大规模积累者的手中。而同期发生的殖民掠夺与土地剥夺，也被视为原始积累的另一种形式。

这些农村变革带来的结果，为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进一步提供了人口基础。大批失去独立谋生手段的、无财产的农村人口被迫涌入城市，寻找新的生存方式。ta们成为廉价劳动力，推动了城市中作坊和工厂的发展。这一新兴的城市工人阶级，正是马克思所命名的“无产阶级”；而资本家阶级，即拥有工厂和生产资料的人，则被马克思称为“资产阶级”。在他看来，这两大阶级之间的社会关系与斗争，正是新兴工业资本主义的核心结构。

正是在这个旧世界瓦解与新世界诞生的临界点上，马克思开始了他的写作。接下来你将阅读一段摘自《共产党宣言》的原文。该文写于1847年，是马克思与其终身合作者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1820–1895）共同创作的。在当时动荡的欧洲，革命激情高涨。尽管这是一份政治宣传文献，语言或许显得陈旧而晦涩，但请你暂时搁置字面意义，着重体会文中所描绘的剧烈社会变革：新的阶级关系、新的劳动形态和工业生产的新经验是如何孕育和交织的。

《共产党宣言》选段

“迄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中世纪，有封建领主、附庸、行会师傅、学徒、农奴……

从封建社会废墟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除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

我们这个时代——资产阶级的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简化了阶级对立。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个敌对的阵营、两个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

资产阶级在它取得统治地位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家长的、田园诗式的关系都摧毁了。它无情地撕碎了把人束缚在“天然上级”之下的封建关系的缤纷纽带，而把人与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己关系、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之外的一切联系都断绝了……资产阶级时代的特点，是不断地变革生产，不断地扰乱社会状况，永恒的不安与动荡，把以往一切稳定不变、墨守成规的旧关系连根拔起；所有固定不动、顽固不化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冷静地面对自己生活的现实处境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即资本的发展，现代工人阶级——无产阶级，也随之发展。这是一个只要能够找到工作就能活下去、而只有在ta们的劳动能为资本增值的情况下才会被雇佣的劳动阶级。ta们不得不把自己零碎地出售，成为一种商品，像市场上其他任何商品一样，随时受到竞争的冲击与市场波动的影响。

由于机器的广泛使用与劳动的高度分工，无产阶级的劳动已经丧失了一切个性，因此也就失去了对劳动的任何吸引力。工人成了机器的附属物，他只需要从事最简单、最单调、最容易上手的工作技能……

现代工业把家庭手工业师傅的小作坊变成了工业资本家的大工厂。成群结队的劳动者被集中在工厂里，像军队的士兵一样被组织起来，成为产业军的“列兵”，在一整套军官和士官的指挥之下。他们不仅是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国家的奴隶，而且是机器、监工，尤其是单个资产阶级资本家的每日每时的奴隶。这种专制的目标越是公开地宣称是为了利润，它本身就越卑劣、越可憎、越令人痛恨……

小商人、手工业者和农民也都在逐渐沦为无产阶级，一方面是因为他们那点微薄的资本根本无法和大资本的现代工业抗衡，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新式的生产方法使得ta们的专门技能不再有用。无产阶级由此从社会各个阶层不断扩展壮大……而ta们一诞生，就开始了与资产阶级的斗争。”

—— 引自《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与恩格斯，1848

2. 社会阶级

正如你在前文阅读《共产党宣言》选段中所看到的，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核心特征，就是社会日益分裂为两个主要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也可以称为资本家与工人阶级，或更抽象地称为资本与劳动。

对马克思而言，定义资产阶级的关键，是ta们对工业生产资料（如工厂、机器、设备等）的私人占有；而无产阶级则基本上除了自己的劳动力外一无所有，ta们无法独立获得任何生产资料或生计来源。正如前文所指出的，这与封建制度下的状况有显著不同——在封建社会中，尽管人民同样遭受剥削，但通常还能保证对封地或共有土地的基本使用权，从而维持最低的物质生活。

马克思指出，这两个阶级是在历史进程中同时发展而来的，并且彼此之间存在特定的依赖关系。工人阶级若要生存，必须在资本家拥有的工业场所谋得一份工作，靠出售自己的劳动力维持生计。事实上，由于没有其他生存手段，ta们只能被迫出卖自己的身体劳动力。反过来，资本家阶级若想生产商品并获取利润，也必须雇佣劳动者。没有劳动力，车间和工厂将无法运转，更谈不上盈利。

表面上看，这种互相依赖似乎构成了一种“平等互利”的关系，但马克思指出，在现实中，它本质上是一种单向剥削。其机制和后果也会在接下来的章节中进一步探讨。

马克思的阶级分析初看似乎是对社会结构的一种“粗线条”划分，即将社会简化为两个对立阶级。然而，这种划分并非用于细致区分社会中每一个人，而是为了揭示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根本机制。即便在马克思所处的年代，社会中也存在着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地位、待遇、收入等差异。但马克思并不关心这些细枝末节，而是强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结构的核心矛盾，在于谁拥有生产资料，谁依靠出卖劳动力谋生。

因此，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理论，并不是对“人是什么”的本质判断，而是对“人们在生产关系中做什么”的分析（Umney，2018）。无产阶级的作用是劳动，资产阶级的作用是雇佣并剥削这种劳动。在马克思看来，阶级首先是一种支配与被支配、剥削与被剥削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文化身份或价值取向。

个体无论多么复杂，其社会阶级并不能完全决定ta们的一切。但个体的生活轨迹、社会经验与命运，仍然在很大程度上被ta们所处的阶级位置所塑造。这样的分析方式，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对“阶级”的理解不同，也与某些社会学传统中以生活方式、文化品味或主观认同为核心的阶级划分有所区别（第六章中将详细讨论这些差异）。

马克思还指出，这种阶级结构带来了一个不断循环上升的动态后果链条：一方面是利润的单向积累，导致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而这种扩大又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两极分化；另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人被迫出卖劳动力，于是少数人只能依靠这些劳动力不断积累资本。

而且，不只是工人阶级被迫“为生存而工作”，资本家阶级本身也被迫不断扩张和再投资。资本主义不仅要求工人出卖自己，也迫使资本家不断增长，否则就可能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逻辑，是一个自我驱动、无止境的扩张过程，而这一逻辑正是以阶级之间的结构性不平等为基础的。

3. 工资劳动与劳动分工

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工业资本主义的核心场所是工厂、作坊和车间。资本家将工人集中在一个工作场所，提供设备、工具、原材料和初始投资，以便生产商品。

要理解什么是商品，我们首先要理解马克思如何看待“价值”（value）。他将价值区分为使用价值（某物能否满足实际需要）和交换价值（它能换得什么）。例如，一块巧克力的使用价值可能是它提供的能量或愉悦感，而它的交换价值则可能等价于两支铅笔。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这种交换通常以货币为媒介进行，因此一块巧克力可能售价一英镑，也可以买两支铅笔。金钱使所有物品变得可比。

所谓商品，就是为市场交换而生产的物品或服务，而非为生产者自身使用而制。简单地说，商品是为了被出售而制造的。尽管在所有社会中商品生产与交换都有所存在，但在资本主义下，商品几乎完全支配了人们的物质生活——人们主要通过市场购买来满足对食物、衣物、住所等的需求，而不是通过自主或社区性的生产方式。更重要的是，工人在工厂中所生产的商品，尽管投入了劳动，却完全归资本家所有，只有资本家才能获取其交换价值。这是因为，工业生产的社会关系是建立在“固定工资”的基础上的。在资本主义之下，劳动者不再通过土地或其他形式参与成果分享，而是以一种“工资劳动”的方式与资本家发生关系。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写：“人与人之间只剩下赤裸裸的利己关系、冷酷的现金支付”（Marx and Engels, 2008, p. 37）。

劳资关系成为纯粹的经济契约关系——工人是“自由”的，但这种自由仅限于他们可以在不同雇主之间选择出卖自己。由于ta们不再拥有任何生存手段，只能依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ta们事实上被迫接受雇佣。而资本家则必须购买这种劳动力来推动生产。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

“把生产者变成雇佣劳动者的历史运动，一方面表现为ta们从农奴制中解放出来……但另一方面，这些新近获得‘自由’的人，却只是因为ta们被剥夺了自身所有的生产资料及一切旧有的生存保障，这才不得不把自己出卖为商品。这段被剥夺的历史，写在人类的编年史上，是用血与火书写的。”——《资本论》，1990，第875页

因此，在资本主义下，劳动本身也成为一种商品，可以被买卖、以固定工资支付。如今工资已成为我们对“工作”的基本理解之一，以至于我们很容易忽视其在历史上的独特性与革命性。

工资关系的核心在于：工人对自己所生产的商品没有任何所有权或分享权。不论ta们多么高效、多么努力，ta们只能获得一份固定工资，而产品及其利润全部归资本家所有。更进一步地说，尽管工人拿到的是固定工资，资本家购买的并不是一个具体数量的劳动，而是“劳动力”本身。换句话说，资本家购买的是工人一天的“工作能力”，并试图以各种手段从中榨取最大价值。例如：延长工时、减少休息、压缩吃饭和上厕所的时间……这些都是马克思所说的对“工人时间的小偷小摸”（Marx, 1990, p. 352）。

在工资之外，工作时间本身成为了劳资双方最尖锐的斗争场域。此外，资本主义还以极高的管理密度来控制劳动过程，以实现生产效率最大化。在封建手工业行会中，工匠通常要从头到尾独立完成一件产品，如鞋或车轮，拥有完整的工艺流程知识。而在资本主义的工业制造中，劳动被分解为多个细小的环节，每位工人只负责其中一个重复动作，然后将工件传给下一位。这种对劳动过程的精细分工，不仅导致了去技能化、机械化，还形成了“脑力与体力”的分工——即“动脑者”负责监督与管理，“动手者”仅完成简单动作。这种分工也大幅削弱了工人的主体性。

为了提高效率、控制节奏，雇主还发展出一系列所谓“科学管理”方式。美国工程师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Taylor）在20世纪初提出“科学管理”理论，其中包括“时间-动作研究”，也就是测量一个工人在标准时间内可以完成某一重复任务的次数（如组装、裁剪等）。这种对时间的精确监控，不仅加强了对工人的管理控制，也削弱了工人基于经验的自主判断力（Braverman, 1998）。

随着机器的引入，劳动时间被进一步量化和节奏化。流水线的出现更是将整个生产流程变成了一条节奏统一的直线。工人固定在某一位置，只操作一台机器，完成机械的单一任务。最早的工业流水线由亨利·福特（Henry Ford）在20世纪初引入，用于量产T型汽车。车间中各零部件沿着流水线按固定顺序和速度流动，工人站在原地，被严格节奏控制。

你现在可以阅读社会学家米里亚姆·格鲁克斯曼（Miriam Glucksmann）的作品《流水线上的女人》（Women on the Line）中的一段节选。这是她在20世纪70年代对英国一家汽车零件工厂中女性工人的民族志研究。请特别留意她们在流水线工作中的时间感、管理控制，以及这种劳动对她们身体、生活与自我感知的影响。

《流水线上的女人》——米里亚姆·格鲁克斯曼

车间里几乎所有女性都是“操作工”，而所有操作工也确实都是女性，所以女性几乎全部处于相同的等级阶层。她们几乎全是移民：像杰拉尔丁、罗斯玛丽的妹妹这样刚从爱尔兰过来的年轻女性，或像爱丽丝和格蕾丝这样从印度和西印度群岛来到英国的年长女性……

工程师们和车间工人完全不同，他们是专业人士，关心的是自己的工作和流水线的运转，却对流水线上的女工漠不关心……我们在车间上最常看到的其他男性就是“时间测量员”。他们会用秒表来给新任务计时，或者在我们抱怨某些任务时重新测量旧任务的耗时；他们真的会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不断反复地测量同一个动作。我们之间有种“默契”，那就是：他们在计时时，你就放慢节奏……

虽然是我们女性在运转流水线，但我们本身也只是它的附属品。流水线的节奏具有自身的纪律，我们就像齿轮般安插进去。我们的每一个动作、每一秒时间都被流水线控制着，领班和主管根本不用开口提醒我们开始工作…

你没法真正对抗这种工作组织，因为它是机械化运作的……

即使我们是唯一真正有流水线工作经验的人，我们的意见也完全被忽视。新的设计和新设备被引进时从来不考虑我们。其实我们中的许多女性完全可以告诉工程师们：哪些机器可以设计得更舒适、哪些任务搭配起来更高效、流水线怎样运作更顺畅。但从来没人问过我们…在公司眼中，我们的工作既不需要技能，也纯粹是体力活。“谁都可以做”，只要有女性那种灵巧的手指就行。

很难用文字准确描述流水线的速度、工作的节奏，还有那些整天反复进行的细碎活计——一个个托盘顺着流水线不断传送，我们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以最快速度完成任务，整个车间的氛围都像打仗一样。根本没有时间放慢节奏，也没办法用“正常”速度做事。工作结束后，我常常要好几个小时才能让身体真正放松下来，摆脱流水线在体内的“轰鸣感”……

在流水线工作彻底改变了你对“时间”的感知。每一分钟、每一小时都过得特别慢，但一整天结束后，感觉却非常快，一周也很快就过去了……我们开玩笑说，我们仿佛是在“把人生提前消耗掉”，老是盼着“下班时间”或“星期五下午”的到来。

漫长的一天工作对生活的其他方面造成了极大的损耗。首先，你真的太累了，而且几乎没有多余的时间，因此必须有一个非常固定的家庭生活节奏。下班时间几乎都被购物、做饭、洗衣和打扫等家务占满了，而你必须尽快把这些事情完成，争取效率最大化。工作之外只剩下最低限度的“生活”……我已经没办法再和朋友保持联系，哪怕是我最亲密的朋友，因为我的身体实在承受不了。

流水线的速度会影响你整个人的身体状态。八小时的持续性身体压力让你全身紧绷。我们大家都感觉一样……很多女性开始服用安定（Valium）和利眠宁（Librium）来应对所谓的“神经紧张”。她们看起来都比自己实际年龄老，脸色苍白、疲惫、憔悴……每个人都在抱怨“被掏空了”。你必须时不时请假一天，好好补个觉。我原来以为为了睡觉而请假是种浪费，直到后来我才知道你真的需要那样做。

—— 格鲁克斯曼，2009年，第46–71页

格鲁克斯曼在这里描绘了她对“时间”的身体性体验——她感到自己的身体和感知完全被流水线的节奏和控制所支配，以至于自己就像是一颗嵌入齿轮系统的螺丝钉。她还特别指出了流水线女工的经验知识是如何在制度中被贬值的，无论是相对于工程师还是时间管理人员（即用秒表监控她们劳动节奏的“时间研究员”）。

在马克思对阶级结构的分析中，这些岗位——无论是女操作工、男工程师还是时间测量员，都仍然属于工人阶级的不同分支，因为他们都不拥有生产资料。然而，这段文本明确揭示出一个更精细的“劳动分工中的分层结构”：一方面是代表资本监督生产流程的岗位（如工程师、管理者），另一方面是直接执行体力劳动的工人。这种“阶级内部”的差异，并不是抽象发生的，而是通过性别、年龄，以及对移民劳动力的依赖来具体表现的——这些移民大多来自前英国殖民地。

在这样的安排中，“劳动”与“阶级”的实际运作是被不断细分和具体化的。“做劳动”与“做阶级”是日常经验中的具体现象，而不仅仅是理论分类。正如社会学家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所指出的：“种族……是阶级被‘经验化’的方式，是人们体验阶级关系的媒介”（1980，p. 314）。这一视角强调了阶级并非孤立结构，而是与种族、性别等社会结构互为交织的关系场。

你将在本书接下来的章节中，更深入地探讨这种交织性（intersectionality）以及资本主义如何通过性别、种族和国籍差异，结构化地组织劳动与剥削。

4. 利润与积累

在上一节中，你已经了解了资本家如何通过各种手段最大限度地“榨取”工人劳动，从而获取最大的经济价值。马克思指出，工人创造的价值始终高于ta们获得的工资。事实上，工人常常在工作日的头几个小时里就已经“赚回”了自己的工资，而接下来的时间，基本上就是在为资本家“无偿劳动”。换句话说，工资劳动关系的本质，在于工人获得的报酬低于ta们创造的实际价值。这部分“差额”，也就是剩余价值，正是被资本家拿走并转化为利润的部分。

正因为如此，马克思认为，资本与劳动之间通过工资制度建立的关系，不是一种公平交换关系，而是一种剥削关系。尽管资本家阶级常常宣传利润来自于企业家冒险精神和组织才能，但没有工人，机器和工厂本身并不会产生任何新价值。当工厂夜间停工，或者在罢工期间停止运转时，就不会有任何新价值的产生（Allen, 2011）。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财富创造者”是工人，而利润的本质来源，是对工人劳动时间未获补偿的那一部分的掠夺。他曾尖锐地指出，资本“像吸血鬼一样，只靠吸食活劳动而生存，而且吸得越多，它就活得越旺盛”（Marx, 1990, p. 342）。

而这些利润并不会归还给劳动者，而是被资本家重新投入新的生产活动中，例如购买更多原材料、扩大工厂规模、雇佣更多工人、引进更高效的机器等。资本主义的基本动力机制，就是把对工人剩余价值的剥夺不断积累为利润，再反复投入生产，继续剥夺、继续积累。

这一过程不是一次性的交易，而是一个不断循环、永无止境的积累链条：货币被投入生产，工人的剩余劳动被抽取，利润产生，利润被再投资…商品不过是这个剥削循环的媒介，其实际用途或价值在资本主义逻辑中是次要的。

正如马克思写道：
“资本家的真实目的从来不是使用价值，也不是某一次交易的利润，而是不停歇的利润制造过程本身……价值的不断增值，正是靠不断地将货币反复投入流通来实现的。”
——《资本论》，1990，p. 254–255

此外，资本家还必须不断推动这一利润-再投资的循环，否则就会在竞争中被淘汰。在资本主义经济体中，竞争机制要求资本家开发越来越激进的剥削方式，不断寻找新市场、压缩成本，加速资本流通速度，以便更快更高效地实现利润。

因此，资本主义有一个内在的、永不停息的驱动力，那就是无限的扩张与加速。正如加拿大学者娜奥米·克莱因（Naomi Klein）所说，这是现代经济的根本逻辑：“要么增长，要么死亡”（2014, p. 21）。这种逻辑与非资本主义社会组织生产的方式截然不同。在资本主义中，生产活动越来越脱离满足社会需要的目标，而变成了纯粹服从于资本自我增殖的系统性命令。它不再追求社会价值，而是为了自身而存在。

政治理论家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对此深刻总结道：
“资本主义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拥有一种明确的系统性方向性：即资本的积累。从原则上讲，资本家的所有行为，都是为了扩张其资本。就像工人被逼着出卖劳动力一样，资本家本身也被系统性压力所驱动。每个人满足自身需求的努力，都被套进了一个更优先的目标——那就是资本不间断自我扩张的结构性逻辑。马克思在这方面的洞见极其犀利。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本身变成了‘主体’，而人类只是它的棋子，只能在系统的缝隙中想办法求生，靠喂养这个‘怪兽’来换取生存。”
——Fraser, 2014, pp. 57–58

这种积累与扩张的内在冲动，并不仅仅源于个别资本家的动机或贪婪，而是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构性特征。即使资本家本人想要“减速”，也往往做不到：因为ta们同样受到市场竞争的约束和纪律的惩罚。

这种力量已经制度化为一种所有权形式，即股份公司（corporation）。股份公司从法律层面就被赋予了一个根本使命：持续增长、持续盈利，以保障股东的回报，而不是承担任何社会或环境责任（Bakan, 2004）。

与此同时，许多国家的“亲资本”政策也将GDP增长置于首要位置，往往忽视了平等、福祉或可持续性问题。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就是一个无情的、抽象的系统机器，它以利润、积累和对增长的盲目崇拜为核心逻辑，哪怕是在毁灭社会与自然的过程中也不知收手。

爽摸了一个小时但现在又要工了，悲

章和二年中／唐・李贺
云萧索，田风拂拂，麦芒如篲黍如粟。
关中父老百领襦，关东吏人乏诟租。
健犊春耕土膏黑，菖蒲丛丛沿水脉。
殷勤为我下田租，百钱携偿丝桐客。
游春漫光坞花白，野林散香神降席。
拜神得寿献天子，七星贯断姮娥死。

远别离／唐・李白
远别离，古有皇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潇湘之浦。
海水直下万里深，谁人不言此离苦。
日惨惨兮云冥冥，猩猩啼烟兮鬼啸雨。
我纵言之将何补，皇穹窃恐不照余之忠诚。
云凭凭兮欲吼怒，尧舜当之亦禅禹。
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
或言尧幽囚，舜野死。
九疑联绵皆相似，重瞳孤坟竟何是。
帝子泣兮绿云间，随风波兮去无还。
恸哭兮远望，见苍梧之深山。
苍梧山崩湘水绝，竹上之泪乃可灭。

春日登楼怀归／宋・寇準
高楼聊引望，杳杳一川平。
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
荒村生断霭，古寺语流莺。
旧业遥清渭，沉思忽自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