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家骅先生

外文系唯一留英教授，因此他教英语语音学，袁先生对散文颇有心得，另外还开研究院的“英国中古语音学”一课，同时担任云大翻译教授，他曾选注过一本《英国散文选》，在北新出版，而且译过康拉得的小说《吉姆爷》和《飐风及其他》（前一书原是梁遇春先生译的，梁中途病故，由袁先生续完）。
倘使外文系的教授中有称得上Gentleman的话，恐怕该数袁先生了，将来分校，他去北大。


唐兰先生

中文系教授，“说文解字”教者，唐先生的课以前很叫座，现在却不行了。但无可否认的，唐先生是古文字学的权威。
唐先生自己常说只有容庚可以和他较量，郭沫若董作宾等人的功夫都不太够。
在“一二·一”罢课中他力劝同学复课，曾有一句“名言”：“不忍不教而诛之。”大家才知道他是很顽强地为统治者说话的，并不如他平时表现得那样“潇洒”。


罗常培先生

北大中文系主任。
罗先生同赵元任，李方桂两先生是中国鼎足的三位语言学专家，罗先生常常说他之所以在写作方面没有成就，是因全心致力于学术的原故。
一口流利北平话，听起来稍使人感觉有点“油滑”。三十三年他去美国，在南方的一所小大学教美国人学中国话。


沈有鼎先生

哲学系一位年青教授，抗战以后才从德国回来，在联大任教的时候，他的足迹遍文林街青云街的各茶馆及学生服务处，对于小吃尤有兴趣，上至“米线”下至通心糕糢糢之类，沈先生都光顾，并且有时拿着大摇大摆，缓行过市，优游自在。
沈先生不修边幅的程度较曾昭抡先生尤有过之，在三十三年度整一年中，一直到沈先生应聘赴剑桥讲学，他的一件夹袍无论寒暑就从来没有换过。
嗜书如命，随时手中拿着书，有一次“七七”开纪念会，沈先生起立发言，刚说一两句话，就捧起一本英文书，说：“最近我倒读到一本好书，不妨给大家念念。”念了几分钟，经同学要求，他才戛然停止。
在系里他教“行上学”。


贺麟先生

贺先生是知名的黑格尔学者，彻底皈依辩证法唯心论。在他的“黑格尔”班上，从未提出过任何一点点对黑格尔学说有怀疑的地方，以至于贺先生对黑格尔的国家理论也崇拜。这就说明了贺先生今天的政治见解保守的立场。平常对同学也很和气，功课很认真。最近荣任国民大会国民党代表。

李宪之先生

清华气象系主任。
到昆明后，气象系的先生们大都出去就任别校的系主任或是气象所所长，以致最后就剩下李先生一人留守老巢。
李先生原在德国学物理，进而攻气象。德国人守时间，严格的精神，对于李先生是有影响的，他除了因交通工具误时而外，从不耽误时刻，而嘴里老在说：“时间过去了是抓不回来的。”
李先生的课不大好缺席，因为缺课多了，他会给你一封信请你不要参加考试。他觉得你考了以后不给你学分似乎不大好，然而不上课又如何能给你学分。所以为减少麻烦，他请你不必参加考试。
因为系里只有李先生一个人，所以不能不身兼百职，这样，要他每担任的课都教好实在是不可能的事。这只能归因于政治影响了教育，不是教师的责任。李先生一家六口，就仅仅靠了学校的薪给过活，穷困自然是免不了的。还有，李先先不喜欢学生多管“闲事”。


蔡维藩先生

西洋通史，近代外交史教授。
蔡先生的一口南京官话，讲起书来有声有色，不亚于鼓书场中的名手。
在太平洋战事爆发的前两天，蔡先生公开演讲预测敌人一定不会南进，北进则颇有可能，然而第二天报纸就同蔡先生开了一个大玩笑。蔡先生主要的生活费是得自《中央日报》的稿费和直播电台的演讲费。蔡先生是一位进步论者，他常说政府虽然不好，却总是一年比一年进步。复校后，蔡先生仍回南开执教。


吴晗先生

历史系教授，开中国通史，宋元明经济史两课，对明史有深刻之研究，在清华读书的时候是靠工读维持生活的。
不像其他教授摆架子。为人诚恳热情，尤愿与同学接触恳谈。
近年来鉴于国内反动腐败势力猖獗，屡次大声疾呼，要求改革，积极献身民主运动。对反动派攻击不遗余力。
吴先生说以前研究中国历史的人都只注重帝王，皇室，大臣的事情，等于是写帝王家谱，对于人民大众的活动一概不写。而事实上他们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
吴先生曾写过一本书叫《历史的镜子》，内容是描写明末农民暴动的事迹的。

闻家驷先生

闻先生教的是一二年法文，还开过“雨果”。
一二年法文有好几位先生在开班，闻先生在班上督促学生之勤仅次于吴达元先生，而发音却清楚得多，不像有些法文教授连小舌弹的音都榨不出来。
他讲书很善于譬喻。记得有一课叫做“祈祷与纳税”的，说到老百姓一举一动都要向政府纳税，连呼吸生死也不免——讲到这里时，他便举了个实例，说到老百姓倘想到公园呼吸点新鲜空气罢，就得买门票，而买票岂不等于纳税么；并且，在安南，在朝鲜，老百姓连生个孩子都得纳人头税，倘嫌税重，只有少生，而少生正中帝国主义国家的下怀，因为他们正想使殖民地的土人灭种。
闻先生是闻一多先生的令弟，在罢课期中，曾参加过要求惩办关李的游行，后来“一二·一”死难四同学出殡，他也在行列中。
在近代法国的作家里面，他最推崇罗曼·罗兰，因为罗兰勇于否定过去，有“死去再生”的精神，尤其是，因为罗兰所走的，是接近人民，加入人民，贡献自己于人民的道路。


姚从吾先生

以前北大的历史系主任，年纪已经快五十岁了，但身体仍是很好，教宋史和史学方法，研究蒙古史很有心得，是德国留学生，上课时候讲书很杂乱，同学都不大愿意上他的课。
平时不大注意周围所发生的事情，因此也就不能跟着时代前进。“一二·一”运动结尾的时候，学校当局规劝，压迫同学复课，姚先生也很高兴的来了，但是当和历史系同学讲话的时候，大家才发现他对于“一二·一”运动的前后经过毫无所知，有心人所放出的中伤的谣言倒听了不少。这情形对于一个历史学者倒是个大大的讽刺，大概中国历史上很多历史家都是如此生活的罢，姚先生正可以振振有词的说“古已有之”了。


冯至先生

在联大教德文，对歌德有很深的认识，好几次文艺晚会上冯先生都拿歌德做讲题。为人和蔼可亲，对国事十分关心，听说很多人都非常佩服冯先生的为人，甚至替他加上“圣人”的称号。


孙毓棠先生

清华新起教授，是标准的风流书生，一口漂亮的官话，终年穿一件绸长袍，手提手杖一枝。
孙先生以前是名演员凤子的外子，当初孙先生也是话剧界的名流，也写过新诗，后来才专心研究历史，对魏晋南北朝一段最有成就。
此外孙先生对中国士大夫在政治舞台上的地位也有深刻见解，他说要中国上轨道，还是要寄希望在士大夫身上。

张印堂先生

清华地理教授，在联大教“中国地理总论”，是中国地理学权威学者。
教起书来，材料特别丰富，考试也特别严格，欢喜出小题目，常常给人不及格。
张先生是国民党党员，但是对于国民党十分不满，曾经在《自由论坛》上做过一篇长文，批评国民党近年来的腐败。
此外张先生对于当前社会上道德的沦丧也深致感叹，说这是一切事情弄不好的根本原因。


冯友兰先生

联大及清华的文学院长。
冯先生是知名的“大众化”哲学家。自“贞元三书”及以后一连串的“新”问世后，名声蜚振。冯先生所著书中用字造词，金岳霖先生都叹为观止。
冯先生的保守思想可见之于倡导同学从军的讲词里，那一次他说，“我保证你们不会遭遇什么不好的待遇，因为青年军中有好些人的父兄都是社会上有地位的人。”言外之意，大有普遍兵受苦是活该，因为他们没有了地位的父兄的缘故。
据说冯先生很善于理财。
根据冯先生最近几年的行动，有很多人以为冯先生由“风流”而转变为“现实”，由“为无为”而转变到“为有为”了。假若说太虚是“政治和尚”，那么冯先生可以称为“政治哲学家”了。


叶企孙先生

在吴有训（正之）先生长清华理学院长之前，叶先生就是老理学院长。
五十余的高龄，早岁在芝加哥念物理，至今也独身未娶。
讲话时不大顺畅，心肠却极好，联大的学程一次考试不及格就得重修，不能补考，只有叶先生的课是例外。
好整洁，到饭馆或是小店吃东西时，椅子至少要擦上五六分钟才坐下去。上课的时候，你每次总会看见叶先生带着一个个的小包很整齐的放在讲桌角上。
叶先生有一位侄公子在联大念书，两人感情很好，常见他们一道看看电影，吃点华山西路的大虾粥。
叶先生平时也读读《东方杂志》之类。
物理系的课程，从普通物理到近代物理他都教过。


杨武之先生

现为联大算学系主任，清华教授。
为人忠厚老诚，对同学异常和善。几年来，杨先生为家室所累，兴致大不如以前了，连念书也不大有时间，所以开课只限于初等微积分及方程式论。并据精确统计，每小时讲的次数，最多达四十四次。

杨西孟先生

北大教授，在经济系教授高级统计学及数理经济，四川江津人。从前是学数学的，所以讲课偏重于统计理论，材料很多。
杨先生非常关心现在中国的财政问题，他主张第一要“均”，曾与其他经济系教授共同多次发出呼吁并贡献方策，但政府都置若罔闻。


伍启元先生

经济系教授，曾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
讲授国际贸易与金融和经济政策，还指导研读经济名著。
他一直研究着新正统学派的经济理论。对于现实问题的研究和分析极感兴趣，在报纸上你会常看到伍先生有关物价问题的文章，伍先生曾以其带浓重广东口音的国语大声疾呼要有一个配合公平经济政策的政治方针，他以为要解决目前的经济财政问题，除了征收累进的过分利得税和没收大富们的财产外，别无二途。
伍先生还很年轻，同学们都以为像伍先生这样对实际问题有研究的学者，大概会由学而仕。


费孝通先生

费先生比伍先生还年轻，或者正因为如此，跟同学们很合得来，打球开会常跟同学们在一道。
社会系教授，功利派学者。
自从卅四年自美讲学回来，费先生从事民主运动不遗余力，在卅四年十二月廿五日关麟徵有“开枪自由”的时候，他曾高声疾呼：“我们在枪林弹雨之中，呼吁和平。”费先生对于专讲 . . . ……的教授们很不感兴趣，他曾表示他不知道这些东西究竟有什么用处，然而他也知道这种人在中国还有多深厚的势力。
费先生写的论文有散文小说的笔调，看起来毫不使人厌倦，不过有时带有浓厚的自由主义的作风，不免显得冗长啰噜。
费先生有一位贤慧的师母，对费先生异常体贴，膝下儿女成群，都很乖巧，家庭的美满大概也给费先生一个好的工作心情。


华罗庚先生

知名的自学数学家，一腿失健，走起路来右腿总在画圆弧。
研究代数，尤长于数论，先生对时事很关心，在卅四年五四前夕的科学晚会，他曾高呼：“科学的基础应该建立在‘民主’上。”
有一次临大考，同学们都很紧张，华先生走上讲堂说了一句：不考了，今天却要上一课堂，结果皆大喜欢。
华先生现在还很用功，不过也有人说华先生的论文材料太粗疏。
今天三月，华先生应苏联文化界之请去苏访问，历时二月余，今已返昆。

陈毓淮先生

数学系教授，自小生长在德国，在哥廷根名数学府毕业。硕长的身材有时穿上罗斯福布的中山服，宛如一位同学。讲书异常清楚认真，有时反复讲解，一定要使你明白之后才能罢休。陈先生对同学的功课很认真，有时当场斥责同学叫你用功，常常弄得你面红耳赤。为人谦虚，有一次一个问题讲错了，他忙向同学说：“刚才有点糊涂。”陈先生对于同学学习的情绪很有感慨，有一次他说不知道是不是“时代”的缘故。陈先生脾气好，记得某次我们去看他，谈话的时候，一位小弟弟爬在他头上乱打，他无可奈何，只有对我们大笑几声。现在他在纽约大学讲学。回国时仍在北大执教。


向达先生

一位踏实的工作者，引证多，不愿意随便下结论。历史系教授，曾在敦煌石室作过多年的考古，研究中西交通史，已有世界地位。他是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不信的话，你可以看看他译的《甘地自传》，前面的一篇序文把向先生的爱国热情流露无遗。


郑天挺先生

历史系教授，教书像说故事一样。联大最忙的教授之一，一身兼三职（校内）。是我们警卫队队长，虽然忙碌，却能开晚车做学术研究工作，北大复校时期他在北平办理复校工作，以前一直是联大总务长。


查良钊先生

我们有名的查菩萨（潘光旦先生也如此说）。
查先生主持联大的训导真是煞费苦心。查先生最了解同学的苦衷，公费第一次请不准，向他诉诉苦第二次自然就准了。查先生也最热心快肠，有人说查先生讲演时，不是兴奋，激动，悲哀得流泪，就是高兴得来大笑，考诸查先生的平日言行，也确是如此。有一次东会堂住的新同学经查先生批准后搬了一个地方，后来查先生查寝室时责骂这位同学擅自移动，那位同学即回答是查先生批准了的，查先生因此立时连说：“我惭愧！我惭愧！”
联大教授对东北问题发出了一次宣言，有些同学以为教授们未得到正确消息之前，不应有所行动，在联大校门口贴了一张“呜呼！大学教授”。这样一来很多教授跑去找查先生请他制裁：对出布告的学生加以严重处罚，查先生只有笑对教授：“现在是讲言论自由的时候，他要说让他说好了。”
查先生常为同学们的衣，食，住，行忙，从前吃公米的时候，他曾亲自跑到玉溪去弄米，有时遍跑昆明各公私机关，为同学借米。这一次，同学纷纷乘车至长沙或梧州，查先生无一天不在场照顾，有时出了麻烦，也总是查先生出面交涉。
他是师范学院的教授，联大成立以前在南开。教授讲教育原理，青年心理卫生等课。

李继侗先生

联大生物系主任，大一课程指导，先修班主任，李先生是五四时代南高的学生去上海的代表，是昔日学运的主角。
在平日你可以看见李先生忙碌奔走于生物系各实验室之间。李先生无论讲书，演讲或是谈话，一幅强装的笑容，从不离脸，话中常有嘿，嘿，嘿……的假笑声。先修班的同学怕他，大概就是因为这原故罢。


赵访熊先生

算学系教授，长于分析，讲授高等微积分，运算微积分，函数论等课，粗黑的脸孔，魁梧的身材，直像一个拳击家。
平日烟斗不离口，上课时也不会例外。赵先生曾编过英国大使馆News，他自己说发现联合政府究竟不能持久，有欧洲各国为例。他还相信“民主”并不能解决问题，我们不能把一切责任都推给政府的“不民主”，因为他觉得工业不发达是我们技术人员不够，矿产不够，并不是民主不民主的问题，确否请内迁各厂家证明。


姜立夫先生

南开算学系主任，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所长，人虽衰老，讲书已有不及年青教授之概，然中国若干数学人材皆为姜老先生培植。
如北大数学系主任江泽涵先生，及申又振先生，还有远在Princeton研究的年青数学家陈省身先生，都出自姜先生门下。数度出游，考察过欧洲各国如德，意，法，英等及新大陆的数学教育，战后姜先生为明了世界数学大势的趋向，又赴美作更深一步的考察了。


蒋硕民先生

南开数学系教授。
与陈毓淮先生同生长于德国，同受过哥廷根的严格训练，蒋先生是国党闻人蒋作宾的公子。
专攻偏微分方程（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蒋先生在联大讲授高等代数，两周之后，退选的人达三分之二，可见对同学之紧。讲书时从无一句废话，而又超乎平常的快，一星期至少有十五个以上的习题，每隔四星期必考一次。讲书时同学虽然感到极端困难，蒋先生带湖南口音的“异常简单”却从不离口。


温德先生

美籍，在清华任教已二十余年，在校担任“英诗”，“现代诗”，“E.M.Forster”三课。
温德先生年逾六旬，而活泼仍如少年，讲解英诗时，或摹仿尼姑，或假作魔鬼，“唱作俱绝”，时常哄堂。
温德先生能说中国话读中国古书，如《庄子》之类，尤好研究草木虫鱼，对音乐亦有了解，所以昆明美领事馆每星期日下午的唱片音乐会便由他作介绍。美国女记者E.Hahn的China to Me，曾提到过他。

白英先生（Robert Payne）

英籍，年纪较青，担任“四年级作文”，“现代小说”和“伊莉莎白时代文学”及工学院的“造船学”。
白英先生原来是学海军的，后来作记者来华探访。
曾经任教于复旦大学，常写诗。去年底在纽约出版了一本Forever China（《永恒的中国》）。大概因为是诗人罢，他教作文时常提到英国散文中的节奏问题向同学讲解。白英先生很仰慕中国唐宋的诗词，颇赞许陆放翁，三十四年夏天有几位联大和云大的先生们共同英译《红楼梦》时，白英和袁家骅先生都曾参预其事。
白英先生与马歇尔将军还颇有交情，马帅来华时，报载曾数度往晤。
对“一二·一”学生爱国运动，白英先生极端同情。


噶邦福先生

历史系教授，讲古代史。
他是从前帝俄时代的皇室贵族，现在也开始爱他的祖国了。有时候，同学常向别的教授探问政治意见，这位老先生颇不以为然，他说：“不要以为我是外国人，我一样懂中国的事情。”


张席禔先生

地质系教授，是我们系里闻名的好好先生。
张先生脾气好，为人热情而诚恳，却并不乡愿。张先生平时不爱说话，有时讲起来就滔滔不绝，尤其说到目前的政局，总是气愤填膺。他关心学生的活动，三十五年三月四日，昆明学生为抗议李宗黄升官曾罢课一天，那一天适逢张先生带我们在野外实习，下午他特别对我们说今天昆明学生全体罢课，我们也应该休息一天。
张先生平时不喝酒，正如他平时不讲话一样。有一次，我们在野外实习，张先生喝醉了，也不打人也不骂人，却对我们“精神训话”了一番。


米士先生

德籍，他的双亲从北平回德后即生米士先生，所以有一次系主任向新同学介绍教授时，说米士先生Made in China。
跟米士先生一道去实习是一桩最苦的事情，他上山爬得快，下山跑得快，慢一点就跟不上，讲书也讲得快，在野地里讲话的时候，开头总是Ladies and Gentlemen，不管是否有女同学在场。
他常叫同学不要仅看，还要敲。他说学地质根本不必用脑，只要用腿和脚即行，有一次，他曾拿了我们的铁槌在脑袋上敲了几下，跟同学说：“你们看是不是空的。”我们听起来铿铿然实在像空的一样。
其实米士先生从小就对地质有特长，在德国乡间的时候，一位教授带着一群大学生出来实习，教授要学生去寻一种矿石，学生老找不到，米士先生却找到了，那位教授对米士先生赞赏不置，那时他还是小孩。
米士先生爱喝酒，能唱“月亮在那里”。
精于构造学。

冯景兰先生

从前清华的地质系主任，冯友兰先生介弟。
冯先生无论上课实习都是少讲多问，异常严格。头一堂课教的材料，第二堂课必问，而且每人的答语的成绩就立刻记录在卷，如有错误当面斥责，决不容情。地质系的同学们最怕冯先生。


王烈先生

王先生是北大地质系的创办人，三十年前，丁文江先生有意在国内的大学里设置一个地质系，就找到王先生，王先生对矿物特别有研究，他需要一位古生物学的教授，丁先生就请了葛利普先生到中国来。现在中国地质界还有一点根基，不能不说是两位先生之功。
王先生讲书讲得快而精，而从不重述一句，抄王先生的笔记，颇要一点功夫，事实上同学们确实没有能记全的，王先生一本薄薄的笔记常包括一本厚书的材料。
王先生对翁文灏等不重学术的作风颇不以然，常常大骂翁等败坏地质教育。


王赣愚先生

政治系教授，中等身材，架一副约四百度的近视眼镜。是一位很用功的先生，很谦虚，没有架子；有时遇到什么不敢担当的事，还会做出左不是右不是的忸怩姿态。他可能很倔强，在应该的场合下；然而在我，却还觉得他的程度不够。
他今年才四十一岁，正当有为。说一句“海话”，政治系的教授要算王先生最能接受进步的思想。对联大同学屡次的学生运动，他都曾寄与深切的同情和帮助。由于地位和口才的关系，虽然他不曾“惊人”或勇敢过，但对现政府的憎恨和厌恶，是不用怀疑的。我惋惜他当了教授。


吴之椿先生

八年的“战时”生活和将近一年的“复员”生活，磨得吴先生要比实际的年龄老了许多。
两颧突起，脸色近于腊黄，皮肤有了皱纹。举动表现迟缓，两耳失聪，背脊微微驼弯，人们都说：吴先生衰老了呵！
柴，米，油，盐，小娃子，一切家庭的琐碎把他几乎完全与学习隔离。但奇怪的是：为什么他没有比以往更憎恨现实的社会？他不是成天成夜叫苦吗？他的苦从哪里来？是谁的赐予？他不想。他像千千万万善良的农民，宁愿站着活活饿死，而不去抢去劫一样的不能使我理解，然而他本质上完全和他们不同。
他教现代西洋政治思想和英国宪法史，这些，不正是和专制主义相背驰的么？为什么他能容忍？能若无其事的打发日子，我不懂，我完全不懂。
也许，也许这就是联大教授的“理论自理论”，“实行自实行”的功夫吧！

邵循恪先生

政治系教授。一位年青的书凯子，正因为他书读得多，谈起来这也是书上说，那也是法律观点。他聪明，他用功，可惜都用在钻牛角尖，不看大处，有时常对一个小小的问题很透彻认真；而于现实社会的残酷和虐杀，反不甚贴切。他的典型正是专制者和资本家所需要的。但对人民呢？对千千万万人民呢？他贡献了什么？贡献了什么？


吴素萱先生

自从化学系的朱汝华先生到美国M.I.T.，谢冰心先生回去当主妇后，吴先生就是联大唯一的女教授了。
吴先生在生物系教解剖，她常告诉同学既然决心学生物，就要对生物学有点贡献，不要离开学校就改了行。吴先生对功课异常认真。对同学则很热情。不像其他的教授，对学生运动一味的高压，她对同学常寄与深切的同情。


卞之琳先生

外文系教授，曾开过“纪德”，“享利·詹姆士”，同时还担任“翻译”一课，有时也教大一英文。
卞先生的翻译理论以忠实为第一要义，如此，则原文是美的，译文也美；原文是雅的，译文也雅。所用的材料，英译中多采现代的英美作家如V.Woolf，D.H.Lawrence，E.M.Forster，Henmingway等人的短文，中译英多为《世语新语》之类的古文。
卞先生最近的译作是衣修乌德的《紫罗兰姑娘》，听说另外还已写成一部百万字的长篇小说。现正亲自译成英文，不准备在中国出版。


费青先生

法律系教授，费孝通先生的令兄。
北大的缺点是老气横秋，联大的缺点在“松弛散漫”，自先生来后，不但使我们变得年“青”，而且教我们多“费”些工夫检点和振作自己。他像春风般温和，也像秋霜似的严肃；他精通大陆法，也烂熟英美法；他会讲玄奥的法理，也会讲有趣的实例。总之，他从不肯盲目地走向极端，而慎谨地求得最妥善的调和。他从不肯任血气来论断，而用理智来寻求公平与正义。


章剑先生

法律系教授，章先生像个绣花枕头，外表尽管漂亮，肚子里装的却是糟糠。他自己常这么说：“上我的课简直是吃苦瓜。”我们佩服他是个明白人。最近他的兴趣不在于教书，而在于“活动”。因此他请了一学期的假到南京去“活动”，我们虔诚祝福他的成功。

赵凤喈先生

清华政治系教授，教有关法律的课程，到联大后他就在法律系。
赵先生确可以称得上“一无所长”，假如一定要说出他的长处，我只好举出“爱管闲事”一点，当燕主任“倦勤”的时候，他便得其所哉做起“代理主任”来。教书极不高明，却硬要搬出“严格”的样子。
“一二·一”运动完结时，他曾很威风的把艺术股的颜料等物，“扫荡”干净。事后他对教授们说起这件事，得意愉快之情，还溢于言表。


陈雪屏先生

教育系教授，讲授“教育心理”，“人格心理”等课。
陈先生是国民党联大区党部的负责人，现任中委，然而陈先生很少对同学谈及政治问题，初会见陈先生的同学也决不能从某方面看出陈先生的政治立场。
他教书明晰而有条理。陈先生的口才文章都为人赞赏，私人生活也很谨严。他常鼓励同学应该多念书，他觉得人的精力是用不完的，即使整天坐在图书馆里，虽于身体稍有妨碍，但也无大关系，有时候，陈先生也告诉同学在读书之余不妨学学下围棋，玩桥牌，因为这些都颇有益心身。
陈先生又是联大“三民主义教学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每年在这门课中陈先生自己的讲题都是“理论与现实”，大致总是说青年应看清现实，不应理想过高，陈先生尝游重庆北平的时候，也是讲这题目。
据说有一次陈先生得到朱家骅组织部长卸任的消息，曾唏嘘感慨，颇觉遗憾。胜利后飞北平主持联大补习班。


陈友松先生

教育系教授，教育行政是陈先生的拿手好戏，兼教比较教育。
陈先生向以用功著称于同学间。每天，他的时间总是消磨在图书馆，教育系研究室，美新闻处图书室，英新闻处图书室这些地方。陈先生讲书材料很多，却不大有条理。他对同学的活动则向不干涉，因为他还不认为这些活动是不应该。

黄钰生先生

字子坚，师范学院院长。
黄先生虽是院长，但对于师范学院同学的生活，课程从不过问。
黄先生生来相貌就很严肃，而他的脾气又使得同学不愿接近他，这一来黄先生就更落得清闲了。
其实黄先生也有他的见解，他觉得一个人在中学时代各方面就大致定型，在大学里要管，绝无益处，只有徒增麻烦。所以他宁肯花大部时间在师院附中上面，而不愿对师范学院卖力。他讨厌同学作某些课外活动，如谈政治之类。
胜利后，黄先生曾任天津教育局长，接收天津教育，今年四月黄先生却回到了昆明，对接收发了一顿大牢骚，述叙了好几件有关接收的痛事，还特别声明教育局接收颇不顺利，他自己则更洁身自好。大概是郁郁不得意，现在又回来讲教育概论了。

周先庚先生

哲学心理系心理组教授，事实上组里面的事情，由周先生负责。周先生对同学很和善，对同学的事也很关心。周先生的脾气很好，却从来不大和别人交往，有时也在班上骂骂学生，大抵也是一时的气愤，事情过了，他对你还是一样的和蔼。


樊际昌先生

心理组教授。樊先生因为在战地服务团兼差，而团里又是事务方面的事多，所以学校的课反而成为副业了，这样，樊先生上课照例是迟到早退，有时甚至快下课才到讲堂。上堂就讲书，别的事情一概不说，下堂也就赶赴团里，从无暇跟同学们打交道。


吴宓先生

吴先生是有名的西洋文学史学者。
有一次吴先生开过“欧洲文学史”一课，事实上除了欧洲的小国外，亚洲的印度，尼泊尔等国的文学史也附带讲到了。这门课程每周讲三点钟，一年完毕。
吴先生平常讲课，常常一面敲黑板或桌子，一面有节奏的念着讲词。每逢考试，吴先生总是半小时前就到讲堂，穿着非常正式的服装，如临大典，同学进去时，他很谦和的递一份考卷给你，并且有点抱歉的向你笑一笑，好像今天不得已要委屈你一下，到下课钟响时，吴先生不像别的先生催你交卷，相反的，他很紧张的向同学说：不要慌，慢慢写，不要紧。
吴先生的高足是李赋宁先生，吴先生离校时，英国文学史就由李先生教，他们师徒在一道谈话，常常是用法文，最近李先生即将到美国继续深造。吴先生常常向同学称赞他是“标准的学者”。


江泽涵先生

北大数学系主任，在数学系他教过初等微积分，高等微积分，微分几何等课。
江先生对同学的亲和是每个数学系的同学都有同感的。江先生是研究形式几何的，为学的态度异常谦虚，常和助教先生开讨论会，并且常常提出他怀疑的地方请大家解答。所以系里无论先生同学都同江先生合得来。


施嘉炀先生

自顾毓琇先生由学而仕之后，施先生就接掌工学院。
施先生是土木系教授，教水文学及河防工程等课。
工学院同学对于施先生是敬而远之，这主要是因为施先生自己有一副使学生“远之”的态度。譬如走路时，施先生从来目不下顾，学生有事去找他，则常是两条腿放在桌上同你谈话，学生规规矩矩站在一旁挨训。
胜利以来，他本想做一番事业，前一向对全国水力发电总处颇活动了一番，总处就兼管YVA的水利工程，而竟不成功，于是施先生又回来任院长了。

陶葆楷先生

土木系主任，陶先生脸上常挂笑容，说话则常是转弯抹角，酸溜溜的。在课堂上偶然还说一句God damn you。
土木系同学毕业时，为了就业问题，一定要请教一下陶先生，否则陶先生认为是大不敬。
他对“一二·一”运动深致不满。因为他觉得不满中央就应该上延安去，然而延安连碎石路都没有，你去干什么？况且他以为至少现在大后方还有Freedom From Silence，延安甚至连这种自由都不会有。陶先生常说你们现在要求各种自由，《中央日报》也有造谣自由呀！


李庆海先生

土木系教授，主授道路工程。
李先生对同学罢课颇不以为然，在压迫同学复课时，李先生一方面叫坚持罢课的同学可以采取绝食，跳河的办法（但当同学反问李先生跳河之后又怎样，他就默然了），一方面他大声疾呼：愿意上课喜欢上课的同学团结起来，组织复课委员会。
先生还有一段趣事，三十五年五月，学校有暂时留昆半年的消息，开教授会时，同学前往请愿，恰好三位代表同学说话的都是湖南同学，李先生后来上课时对同学描述这段事情：“会还没有开完，外面哄哄闹起来，大家一问原来是学生来请愿的。事情总是要解决的，用不着请愿不请愿。教授会临时散会，我就等在会场，要看看这批学生究竟要做什么？非常有趣的是我发现为首的几个都是湖南人，这几个湖南人进来讲了之后，我们告诉他，现在没有什么可讲，坚持很久，这几个湖南人走出去向大家说了几句话，于是就都阴悄悄地散了。湖南人的本领实在不错。大家可以看出这批湖南学生显然受某些湖南教授指使，某些湖南教授又显然为某方湖南人士指使。”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李先生判断事物的能力。平常李先生也看看《新华日报》。


阎振兴先生
土木系教授，教授水力学。
阎先生脾气暴躁，颇有屠户气概，讲书时常向同学说：“根本非常简单”，而阎先生上讲堂却向来只写写公式而已。
阎先生觉得人非要逼着念书不可，所以他对工学院现行的考试制度颇为欣赏，他常向同学说：“积个人和同人几十年读书和教书的经验，实在没有比两星期一次考试更好的办法。”

王龙甫先生

土木系教授，开高等结构及高等材料力学两课，王先生是一生苦学。
对现实问题很注意，颇赞成成立真正的民主联合政府。然而王先生感到恶势力太大，本身力量太小，所以从不积极表示意见。


王明之先生

王先生是土木系著名的老好先生，教钢筋混凝土。
因为老好，以致王先生特别怕党派，工程与党派搞在一起尤其不妙。他对同学异常关怀。
他是清华建筑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吴柳生先生

土木系教授，教工程材料。
吴先生对事情有一副无所谓的精神，而脾气又好，从不发议论，所以一直是工学院生活指导委员会的主席。在工学院教授们的严格之下，吴先生对分数的雍容大方是绝无仅有。


章名涛先生

前电机系主任，章先生是纯粹的学者，为人苦学。常是十一时起床，晚间两点才睡觉，他与外界很少接触。最近章先生从事著述，正把一本德文书译成英文。
他在校讲交流电机。现在在上海接收电气事业。


马大猷先生

马先生看来不到三十，却已有四五年的教授生涯了。在电机系里他教电工原理，实用电子学，电讯网电波学。
清晰而稳慢的北平话，使他讲书增加了不少力量。马先生生活很有规律，做事有效率，这从马先生走路就可以看出。上课时很严肃，下课时对同学却很和气。
马先生爱护团体的心很切，一提常常就是我们联大，我们工学院，我们电机系。
马先生因为有某项生理上的缺陷，所以平时非常自尊。最近联大复员，仪器装箱，马先生和助教们闹了一点小别扭，他曾说：“助教是Employee，叫来就来叫去就去。”因此助教们对马先生颇为不满，系里有一位教授也颇不以为然。
马先生在“一二·一”运动中曾经被打，然而他却说：造谣是人类的天性。


钱钟韩先生

电机系教授，讲交流电路，直流电机诸课。
钱先生教书材料很多。写得快，讲得快，下课时还一面走一面讲。对人客气。钱先生爱读小说。美军的小册子差不多为钱先生搜罗无遗。


叶楷先生

现任电机系主任。教实用无线电，无线电研究所所长，叶先生在现在中国无线电方面，可以称为权威。讲书很清楚。为人和蔼。

李辑祥先生

机械系主任，他在系里教机械设计诸课，讲书颇为清楚。
而李先生长于事务，负责任，对同学关切体贴，无微不至。当年曾为清华工学院毕业同学就业与政府当局打了不少笔战。遇见有各方面问题时，他总是不惮烦的同你说明。
嗜雀牌，与陶葆楷先生常并肩作战。
学校强迫同学复课时，大家都传学校要解散。李先生当时曾对同学说，学校解散了，他毫无关系，中大已经聘他。恰巧陶葆楷先生在旁却添了一句：“李先生到中大恐怕当不成系主任了吧！”
李先生平日最信任《处世哲学》一书。


刘仙洲先生

中国机械学的老学者。著述甚丰。
刘先生没有镀过金，然而讲书也很好，他在讲堂上从不用英文。他教热工，机动，热机诸课。私生活极有规律。忠厚温和，同刘先生的年事很适合。正当有人想“出仕”或是希望出长某院某系的时候，刘先生却是请都请不出。


陈国符先生

化工系教授，德国化学博士，教工业化学。
陈先生对同学颇有派头。
多半的时间他住在乡下，这是因为陈先生信仰道教，而对于道教还颇有研究，甚得乡人崇拜。

傅斯年先生

近代学生运动史上及现在政治舞台上有名的人物。
傅先生原来研究数学，后来改学历史。我们的常委之一。
身材的肥胖，在到学校里的人物中，除了孔祥熙就要算傅先生了。
三十四年十一月联大末次校庆，傅先生来昆，开宗明义，他说他是来管北大复校和联大搬家的。并婉言告诫同学要多花时间在学术上，不要大谈政治。
“一二·一”伊始，傅先生赶来昆明，首先对关麟徵说：“从前我们是朋友，现在我们是仇敌。你杀死我的学生比杀死我的儿女还痛心。”
然而事隔数日景况全非，经过与党团方面同学多方接触之后，他似乎断定“一二·一”是有党派作背景，于是一方面对教授下功夫，一方面对同学施压力。当时他向教授们宣称以“头”来保证李宗黄撤职，于是教授敢以去留“保证”李宗黄行政处分，以后才有所谓接受保证复课。然而现在呢，李宗黄擢升党政考核委员会秘书长，傅先生却毫无动静，似乎业已满意。又当今年学校有再留昆明的意思，同学纷纷要求学校迁移，其他学校校长也都在为搬家忙碌奔波，而我们专门搬家的傅常委却在重庆一声不响。偶尔发表一点“须假道中共区”，毫不着边际的谈话。
傅先生曾是延安参观团团员，在昆明时，他曾表示延安有“开国气象”。


梅贻琦先生

实际主持联大八年校务的是我们的梅先生。
从前梅先生还常说说笑话，但在抗战后期，学校的困难一天加深一天，梅先生也就一天衰老削瘦一天。然而梅先生对同学还常常能自解。最近学校复校经费，教部指令妥善支配，梅先生说：“假如我们用不够就好像我们支配没有妥善样的。”梅先生从不大跟同学们接近，主要的大概是事务太忙。
梅先生本身就代表清华的严格精神，他兼教务长时，一位四年级同学选修十二个学分，却有六个不及格，照章要令其退学，这位同学去找梅先生，梅先生没有抬头，只说了一句：“你自己把十二用二除一除。”
梅先生原是学电机的。

>>Po.1239463
102位教授，在串里一共占了整整3页......
[ ﾟ∀。]真的好多人啊！

不过语言也是真的风趣，没怎么着墨的教授屈指可数，大多数教授的评语我都看得嘎嘎乐。尤其傅斯年底下的评语我觉得可以说是劲爆尾杀，没想到还敢写，就写！怎样！不愧联大风骨。

后记

本年五四，联大举行结业典礼，《除夕副刊》为了总结几年来联大各方面的活动，在学校里出刊了几版“联大生活特刊”。当时，这壁报曾拥有最多数的读者。随后，我们又接到北方同学的来信说：亟欲知道我们这边几年来的情形，于是，我们就决定扩大征稿，预备到北方时，把我们的详细情形介绍给他们。后来很多同学都以为：这一部份材料，或者可以稍稍表现一下抗战以来的大学教育，不仅北方的同学渴望知道，就是整个收复区以及其他后方都市的同学和社会人士也想知道。于是我们就决定把它编印成册。
现在，《联大八年》终于付印就绪。我们挥一挥汗珠，喘出一口气，心里感觉到无限的轻松，虽然两个月来备尝辛苦，但有了它的印出，我们的辛苦总算没有落空。
《联大八年》的编辑与学校无关，因此经费全靠我们四方挪借集凑。同情我们的，往往只能止于同情，颇有“莫能助”的苦衷。不同情我们的，更对本书的出版，不感兴趣，我们也不愿“麻烦”他们。七月八月，联大的校友同学一批又一批的走了，我们的活动范围也就跟随着一次又一次的缩减，到了今天，最后一批联大同学早已离昆，我们的天地也就小得可怜。这中间还经过两次暗杀事件，对于我们的工作也不无影响。每次走进印刷厂，上至经理，下至工友，都异口同声地向我们催工资，甚至还等着我们的钱买米买柴；走进机器房，一点声响都没有，原因是我们的纸还不曾抬去，但是我们仍得面对现实，天天往那里跑，至少你得鼓励他们，给他们希望。
当初我们根本没有考虑分册印出，以后情形越来越窘，就不得不分全书为三册。这样，就可以拿一本卖得的钱，作第二本的印刷费；第二本卖出后，再印第三本。结果还是未能如愿。终不得已，乃删掉第三册的后一部份《联大精神》，而拼其前一部份《联大教授》入第二册，这样我们可以省去全部费用的三分之一。
因为在五四以后才筹备，以致我们的编辑工作也遭遇到很多困难。首先稿件不能任意选择，因为有些材料已经不容易找到。其次，即便是因简就陋，有些还是只能付之阙如，如像联大大事纪，我们询问过好些地方，都不能找到，加以印刷条件的限制，如像联大校歌及地图则根本无法印入。这些都成为不可弥补的缺陷了。
本书编辑和印刷的丑陋及纸张的恶劣，使我们觉得深深的对不起读者及为本书写稿的朋友们。
最后，我们谨在此衷心感谢友人们给予我们各方面的援助。

>>Po.1239514
[ TдT]谢谢你们，编书的联大学生们......

“《联大八年》的编辑与学校无关，因此经费全靠我们四方挪借集凑。”
“每次走进印刷厂，上至经理，下至工友，都异口同声地向我们催工资，甚至还等着我们的钱买米买柴；走进机器房，一点声响都没有，原因是我们的纸还不曾抬去，但是我们仍得面对现实，天天往那里跑，至少你得鼓励他们，给他们希望。”
“当初我们根本没有考虑分册印出，以后情形越来越窘，就不得不分全书为三册。这样，就可以拿一本卖得的钱，作第二本的印刷费；第二本卖出后，再印第三本。结果还是未能如愿。终不得已，乃删掉第三册的后一部份《联大精神》，而拼其前一部份《联大教授》入第二册，这样我们可以省去全部费用的三分之一。”
“本书编辑和印刷的丑陋及纸张的恶劣，使我们觉得深深的对不起读者及为本书写稿的朋友们。”

这三段至少说明了：①全书皆由学生自主收集、编排、出版，跟校方无关，没有学校支持，其他人的态度都是爱莫能助，从编写到印刷出版，全程纯粹为爱发电......②印厂问题，资金不足（也是现在常见的印刷纠纷原因）。③他们初版时，条件特别贫苦，不断砍油墨、用纸、篇幅，最后已经是“能印出来就行”的程度了。

感谢现今的新星出版社能够再版《联大八年》，还能让现在的人看到这本书，真是太好了。

结束了！
我永远不会忘记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