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声唱歌咏队》
高声社

高声唱是民国三十四年三月十日成立的。
高声唱从它开始成立的时候就这样宣称：“我们要为光明而歌唱！”
高声唱的队友，那一系都有，最热闹的时候，队友有七十多个。
高声唱每星期练唱两次：星期二，五的晚上，南区三号是我们的大本营。
高声唱的队友不但爱唱歌，而且爱玩，爱生活，也爱真理！
高声唱在它的岗位上，没有放过该作的工作。
高声唱全体的队友，到了别的地方，就帮忙中学的同学开展歌运，虽然成绩不太满意。
高声唱全体队友，愿意努力去改正作风上的缺点，技巧上的缺点——这两点没有进步，是我们大家的羞耻。
下面是我们唱过的歌曲：《张大嫂》《苦命的苗家》《读书郎》《我流浪遍了四方》《青年歌》《熔铁匠》《静静的顿河》《哥萨克之歌》《红河波浪》《太平歌》《都达尔与马利亚》《青春舞曲》《红粉妹妹》《春暖花开的时候》《罗雷莱》《幽静的岸滩》《盖威吹手》，A Song of Peace，Dark Eyed Russian Girl，Houseon the Ronge，《我们的歌声》《星海悼歌》《黄河大合唱》《满洲囚徒进行曲》，“一二·一”四烈士挽歌及葬歌，《安眠吧勇士》《告士兵》《不卖中央报》《凶手你逃不了》《告同胞》。
爱唱歌的朋友们，这是高原的号角啊！

《联大的两个体育团体》
联大通讯

铁马体育会

铁马初成立时即以“自由活泼”相号召，并且说，“我们的背景是青山蓝天，我们的舞台是操场郊外”。
铁马锻炼身体与发扬自由活泼精神的方式可以说是各方面的，除了各种球类活动之外，还有田径、游泳、火捧、歌咏、路南旅行、明湖海浴，露营在西山黑龙潭、长湖、杨宗海，可以说昆明四周的名胜都走遍了。此外还有各种晚会。对离校会员更有分会组织及通讯。
铁马有一点长处，就是从不讳言自己的短处，如任何活动成绩，从不自满。每期通讯上都登载着极其严厉甚至苛刻的自我批评。
由于会程的规定，铁马只收工学院的会员（至今共有会员一百五十二人），但大部份会员认为将来回到清华园时，这种规定应该修正了。


悠悠体育会

民国三十三年一月一日的一个清晨，联大新校舍体育场上一群刚刚热烈运动过的联大同学，正谈论着怎样为爱好运动的同学们建立一个组织，商议后，他们一致同意组织“悠悠球队”——这就是联大悠悠体育会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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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规定应该修正了”...赞成。之前看到外文系“级会”社团喜欢打排球就想到了，为啥他们不改叫排球社？可能是因为所有运动项目都归“体育会”管理了，学生自己爱好运动的小团体不足以另起社团。
同理，联大打篮球、喝茶的也够多，但就是没有篮球社，也没有品茶社；先前“现实”壁报火了，有人建议他们四人直接建起“现实社”，他们还说要考虑考虑才行。可能当时西南联大建立社团的流程不是那么好走。

社团篇快结束了！还想到了一点，为什么这里没有汪曾祺提到过的“晚翠园曲会”呢......这个曲艺社团应该很有名，人数众多，在现今云南大学官网上都有不少记载。（可能就是没写文章而已，也不是全部社团都有刊登文章的。）

《除夕社》
除夕社

1.
除夕社是在不民主的除夕成立的，是在“一二·一”运动不愉快地结束的除夕成立的。在“一二·一”运动里，很多工作人员深深的感觉到民主作风的不够，深深的感觉到要学习民主。但一个人的力量太有限了，所以他们结合成一个小的队伍。
在开首筹备时，只有十九个人，后来增加到三十九人，后来增加到四十八人，再后来增加到六十六人。
2.
有人说：除夕社社员的成份太复杂。的确，除夕社友里面有三青团团员，国民党党员，有现实壁报的，有团结社的，有人民世纪社的，有现代社的，有民主与科学社的，有剪贴社的，各方面的人都有，开起会来，讨论起问题来，意见分歧，争辩热烈，但辩论往往能得出一个结论，大家都能服从真理，捐弃成见，时常有人在辩论之后收回自己的意见，举起手来时常一致。让我们重复一句吧：除夕社的成份虽然复杂，但大家都爱民主爱真理，团结在追求民主真理的大旗下。
有人说：除夕社太冲动，太激烈。这有一部份的真理，但用另外两个字来形容这个团体比较更适当，就是“年青”。拿几件事来说说吧：
比如联大的普选竞选制度是除夕社友倡导的。最先，他们自己在团体内部实行，除夕社的干事是竞选产生的，竞选者老着面皮说自己好，说他的竞争者不好，和竞争者当面吵起来大家拍手欢迎。这在循矩蹈距，爱讲面子的人看来，是不会太习惯的。
它常在适当的时候发出适当的意见，好比，当“一二·一”运动的检讨会自治会代表大会同日流产，联大陷入分歧涣散中的时候，它向全体同学发出沉痛的呼吁，要大家不要灰心，要管事。
它敢说敢为，当联大教授不履行诺言，以去就力争李宗黄的撤职时，它唤出了“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号召。
它做事情，不分宗分派，比如争迁校请愿的事，最先是民主学习社及现实社倡导的，但除夕社友勇敢地站在前面，成为请愿的推动力。
3.
除夕社只要对的事就做，不问自己在这件事里面的作用或地位如何。
4.（结尾）
说起除夕的缺点，是非常之多的，有一个除夕的友人批评，除夕的感情多于理智，经验多于理论，民主多于集中，这大概是非常准确的批评，但年青的除夕不怕缺点与错误，他们认为有缺点与错误是常事，没有缺点与错误才是奇事。除夕的内部是有检讨制度的。因为检讨，除夕内部发生了一次“清查特务”的事件，发生了一次“小圈子事件”，两个事件虽然都曾在社友间的感情惹起一些风波，但社友们对特务的辨别能力增强了，对检讨和批判也比较习惯。这两次事件都使除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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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社，一个“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的社团......就要自由奔放！
开头也很有梗，意为“提倡民主的除夕社，是在一个不民主的除夕建立的”。

《民主学习社》
民习

民主学习社在联大各团体中是最年轻的一个，在三十五年二月下旬才成立，因此还谈不上有什么工作成绩表现。

（下一篇目是“联大教授”篇，我还以为终于要讲教授的趣事了，就像汪老绘声绘色地讲金岳霖教授、沈从文教授那样......结果翻开，第一章就是《闻一多先生死难经过》。笑容一下子就消失了。）

《闻一多先生死难经过》资料室

1.（开头）
跟随着一联串各地的血案，屠杀之后，无耻下作的法西斯反动派，丝毫不顾及到人民的反对，竟在昆明——这西南的军事政治文化的中心，先枪杀了民主斗士，人民的导师李公朴先生，继而更刺杀了我们的敢说敢作的老师，青年的最诚挚可亲的朋友，闻一多先生。稍有良知的人们，都会异口同声地说：“这是什么世界！”

2.
三十五年七月十五日午后一时，李公朴先生治丧委员会假云大至公堂，邀请张曼筠女士报告李先生被刺经过，闻先生也在座。
其时，张曼筠女士因伤心过度，哭不成声，终不能继续报告下去，闻先生情不自禁很激愤地说：“在座的当中，假若有特务，请出来，有道理大家讲，为什么要偷偷摸摸的尽做些无耻的勾当？”随后还说我们要效法李先生：前脚踏出门，即不存心回家的精神，而且他还告诉大家，这是黎明前的黑暗，这是一个结束的开始，要大家沉着地继续斗争下去！

3.（结尾）
记者招待会于五时结束，而闻先生于五时四十分始离开该社，由闻立鹤伴随，回返西仓坡联大教职员宿舍，行至离该宿舍仅十步之遥，闻先生及其公子正交换报纸阅读时，特务数人即前后包围狙击，闻先生头部中二枪倒地，闻立鹤即前往庇护，亦中弹多枚，不能动弹，计闻先生头部中三枪，左腕已断，胸部及他部亦中若干枚，闻立鹤胸部中三枪，左右腿各一枚，一腿已断。
其时，闻太太闻声赶出，见父子均已倒地且闻先生已当时殒命，临死前曾说：“我死了没有关系！”前后街头站满居民，然均观望不前，而教职员宿舍大门，已牢牢关住，闻太太及其女儿只有自己拼命地把他们父子二人拖出巷口，才叫了人力车，抬往云大医院。
就此，一代学者，诗人，青年的导师，民主战士，即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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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甚至下午1点刚说完“特务请出来，为什么要偷偷摸摸尽做些无耻勾当”，结果下午5点40分过后不久，他也被特务刺杀了。天啊......）
（在本串第2页我还摘抄过闻一多和李公朴的相关段落，两位教授总是被放在一起提及的。）

在李公朴死难经过报告会上，闻一多发表的演讲内容。
这也是闻一多教授平生最后一次演讲。

👍🏻👍🏻《教授介绍（共一百零二位）》资料室

用生动风趣的语言，写了西南联大102位教授的简介。

看了看书籍进度，整本《联大八年》也快结束了。
快看完啦，还有点舍不得。
我永远喜欢西南联大！

钱端升先生

1.
这位老北大政治系主任，想来是很多人熟知的了。关于钱先生渊博的学识，用不着我们多加介绍。他特有的刚直和正义感，倒值得我们年青人学习。自从“一二·一”复课以后，钱先生就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学校的会议。
2.
钱先生曾经对同学说：“这些人对学生罢课非常不感兴趣，自己罢课倒很感兴趣。”
3.
几年来的剥削，他的身体一天天坏下来，据检查，钱先生的血球已经比正常状态差了一百万，就是平常走到教室时，都要休息几分钟才能开始讲课。去年“一二·一”后，学校宣布复课，而同学还没有决定复课的时候，钱先生走上讲堂，看了看学生，说了一声：“人不够，今天不上。”就扬长而去。弄得那些对“上课”很感兴趣的同学啼笑皆非。


汤用彤先生

联大哲学心理系主任。海内佛学大师，研究魏晋玄学。汤先生岁数并不太高，头发却已全白，胖胖的身材，走起路来，一歪一歪的。在家庭的重担之下，汤先生远在一九四二年就卖去了皮氅，家里经常吃稀饭过活。然而对同学仍然教诲不倦，而且面色毫无忧容。讲起书来毫不使人乏味。为人正直诚恳而和蔼，在有一次的哲学系会上，他和金岳霖先生曾大骂以学问为进身之阶的文人。在学校附近，你常常可以看见汤先生和两位十岁左右读附小的小弟弟捉迷藏。


袁复礼先生

“在国内，袁先生跑的地方最多。”袁先生加上谭锡畴先生，整个中国就差不多了。字希渊，“希”是谦虚的意思，袁先生的“渊”在联大理学院，只有曾昭抡先生可以与他相比。但是袁先生对于政治向来不愿意在不大熟识的人面前发表任何意见，正因为太博的缘故，听他的课相当费力，真觉得他是“天马行空”有“犹龙”之感——见首不见尾，“瞻之在前，忽焉在后”。有人说：袁先生最好教研究院。学生到系办公室里，一杯清茶，有时也许是咖啡，香烟满室，谈起来仿佛不能有个完。也许是太博的关系，袁先生很少动笔，在新疆和蒙古转了几年，集了几十箱标本，运来运去，遗失泰半。前两年听说又在什么地方搜回了一些，恐怕要回北平再慢慢整理了。


雷海宗先生

教书有条不紊，同学认为雷先生写黑板都是有计划的。雷先生的脑筋是超级冷静的，只有在这次东北问题中是仅有例外，讲得老泪横流。

刘崇鋐先生

前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待人和蔼可亲，教西洋近代史，他的参考书目中有《联共党史》，这也许在旁人会引为奇怪的。刘先生热忱爱国，昆明有什么关于政局的讲演，是他常去听的。前次知识青年从军，刘先生送了自己的孩子去入营。可是后来在欢迎从军同学返昆席上，刘先生致词，当他说到这批青年人所受到政府的待遇时，眼泪不禁夺眶而去。


冯文潜先生

前南开大学文学院长。待同学和蔼而庄严，使你有爱慕景仰之感。对同学功课很认真，哲学系冯先生西洋哲学史的报告是催得最紧的，对同学的事向来是持友善中立的态度，在“一二·一”罢课中，教授劝同学复课的时候，冯友兰先生说了一大篇道理，还夹杂了些威胁的话要同学上课，金岳霖先生向来是对同学的事漠不关心的，那一次对主张不复课的同学冷嘲了几句，但是冯先生在那时并没有表示意见。


朱物华先生

北大物理系的老教授，朱自清先生的令兄。说老，倒不是他年纪大，今年才四十五左右，而是他在北大执教以来，据说快将有二十年的历史了。第一堂来上“无线电”时，他讲着一口很快的英文，同学们都以为他将始终用英文讲解了。但不然，以后就讲着浓重扬州口音的“皆可以”，“皆可以”。他很注意同学的缺席，说依照教务通则的规定，缺课超过三之一的时候，就不能参加考期，所以“You will fail，if you缺课太多”。朱先生是一位很富有正义感的人，有一时期他在工院教课，工院拿出钱来让电机系主任买一架发电机，这位系主任异想天开，竟拿这笔钱去做生意，另外借一架发电机来。朱先生大不以为然，写了一张纸条给工学院院长，院长不予理会，朱先生一怒之下又写一张纸条子给常委会，常委会碍于面子，仍然没有一个斩钉截铁的措置。不过那位系主任终于在下一个学期离开了联大。今年初，朱先生说：“在这里（指昆明），每月拿十多万块钱，去了房租饭钱，剩下没有几文了，寄钱回上海，汇水又那么高，有什么意思。”于是匆匆东归了。未知在接收区的物价飞涨情形之下，他生活得还惬意否？

马仕俊先生

北大教授，听他讲着的一口漂亮的北平话，总不会想到他的籍贯是西康会理的。
写得一笔秀丽的黑板字，而且非常快捷，同学埋头专心疾抄，竟有赶不上的。待到抄完时就是一篇完整的无瑕的讲义。讲完一章，总在黑板上详细地演个例题，这是在联大物理系教授中所特有的。常见他卸下眼镜坐在大图书馆里整理讲解的材料。而每年所讲的一定不完全雷同，决不开留声机年年唱老调。
某年第二学期上力学的第一堂，他在班上对一个同学说：“上学期你的成绩是五十九分，给你加了一分变成六十分，这学期你得多考一分。”其风趣可见。
在联大他曾开过研究院的课程量子力学，原子核场论，大学部的课程微子论，力学等。去年他又远离国土去新大陆作更进一步的研究了。


孙承谔先生

北大理论化学教授。对同学非常和蔼。
考试和讲课时一样的轻松。他教普通化学时，凡是小考及格者就可以参加大考，不太看重考试可知。但当他发现同学考试时有作弊的情形，就会使你受到最严厉的处分。在天气晴和的时候，你常可以看见孙先生陪着太太带着小弟弟妹妹在郊野或是公园里闲散闲散。


申又振先生

北大数学系教授。
申先生每天必在十时以后起床。申先生南来的时候家眷都留在北平。单独住在联大教职员宿舍里，住室里面，床上被盖照例不整理，床头就是小型的炉子锅罐之类，他自己也常说：“这几年来和同学太少接近，我的房间也太……”接着是同学一片笑声。
申先生是研究分析中Interpolation的，讲课从来不预备，上了讲堂之后常常好像跟学生商量似的：“我们今天讲点什么？”


金岳霖先生

清华哲学系主任及创办人。
他的《知识论》已经有了国际的声誉。
头发将近全白，至今独身未娶。金先生因为眼病的缘故，帽子终年不脱，一副眼镜一白一黑。金先生常常劝同学念哲学不必读哲学，多读读小说就可以了。上课的时候幽默百出。Ingrid Ber gman也常在金先生的Illustration中出现。

郑华炽先生

是一位爱写文章的物理学家，联大物理系主任，曾一度代理教务长，北大校务委员。专教普通物理。


霍秉权先生

联大普通物理教授，自郑华炽先生到北平接收校产后即代理系主任。
霍先生办事能力很强，联大合作社就是他一手创办。这一次学校组织迁校委员会，霍先生是主任委员，毛鸿教官治丧是他发起，发动教授签名全体辞职要学生复课，奔走不遗余力也是霍先生。
霍先生是实验物理学家。最近（前年）曾到美国去考察，也顺便“考察”了一下原子弹。可惜的是霍先生的先生和同学们都关在实验室为保守秘密而不能出来，霍先生以至于没有“考察”到。


燕树棠先生

这位二十九岁即执教鞭于北大法律系的教授，据某些法律系的同学说现在是愈来愈“坚定”了。
据燕先生自己说：他曾经亲自指挥过北大同学攻总理衙门，也递过告段祺瑞的状子。如今，他“刚强”的表现于去年在《中央日报》所发表的《宪法与宪政》：坚持先有了实行宪政的环境与习惯，才能有一部好宪法，并斥联合政府“混水摸鱼”。后表现于与本校Winter教授辩论，以法律的观点着眼，认为李宗黄等不是murderer。
现在是联大法律系主任。教法理学和民法，据说燕先生的试题是要贯通了全书才能答得好的。


蔡枢衡先生

中国法学界的两大派，蔡先生的“刑法”是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来讲的。
他耳朵有点失聪，做律师时带了自己能速记的儿子一同出庭，当他出庭时，推事和别的律师都有点害怕。蔡先生最近常慨叹北大法律系从前还有一些民主作风，现在却完全变成独裁了。


曾昭抡先生

北大化学系主任，教有机化学等课。
曾先生很用功，深夜还常常在研读比蝇头还小的字的化学书籍，他擅长分析时事，所写的时评，比之我国某些专家毫无愧色，近年来从事民主运动不遗余力。
他很能和同学接近，同学举办的各种活动，他常是很慷慨的接受邀请，这一点不像旁的教授。而且“贯彻始终”的跟同学一道吃，玩，闹。
他主张注意理论化学，今后北大化学系可能必修高等微积分和力学。
曾先生不修边幅，有时一只脚穿袜，另外一只却没有。衣服的纽扣老是不齐全，而鞋子老是拖在脚上。
有一次，曾师母俞大絪先生到昆明来了，曾先生同曾师母常在翠湖堤畔文林街上挽臂而行。

高崇熙先生

清华化学系主任，清华化学系的长成与发展和他的努力是不可分的。教定量及工业分析，讲书的时候，声音大得整个院子都可以听到。
高先生认为原子弹是世界上最高权威，很惋惜中国自己不能制造。
什么人都不能使高先生满意，经常要讽刺别人几句。同学们刚开始选他的课时，没有人不怕他，在实验室里稍微犯了些错误，如果被他发现了，就会得到一连串的责难，比你所预料的还要厉害，但是同学慢慢的会了解到高先生的心肠很好。


黄子卿先生

联大化学系主任，理论化学教授，黄先生自己说他的数学及物理的修养很好，所以才能跟着时代走，新的东西才能接受。
讲书是依着英文讲义念，上课时候总要花几分钟像捉贼似的数数同学的人数。由此可见他对学生课业的关心，以后他将继续在清华执教。


张青莲先生

清华化学系教授。
讲书时涉及范围很广：原子弹，重气，量子学说都成为普通化学的教材。
“一二·一”罢课时他曾劝同学复课说：“我们的工作是保存文化，不管什么朝代都得有文化呀！”


张奚若先生

这位敢怒敢言的老政治学者，想来是大家所熟知的了。
远在三十三年多，张先生就指出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主席个人独裁所引起的严重后果。在政协会各方提出无党无派的名单时，中共及民盟都举荐张先生，国民党却说张先生是国民党员，他听到这话时，曾写了一封信给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请查明告诉他党证号数，他说他还没有那种“光荣”做国民党员。在政协开会之前夕，他又再度提出“废止一党专政，取消个人独裁”的方案。
在三十四年夏季，联大从军同学从印度回来时，在欢迎会上，他们说在印度时所受到的虐待和“新军”的腐败，张先生曾说：“这批人能做出好事来，才是怪事。”最近张先生批评这一批国民党腐败的官僚和特务曾有一句笑话：“拿国民党的钱为共产党做事；以自己的腐败衬托出别人的前进。”他觉得前一次闹东北问题颇有义和团的作风。
先生和钱端升先生一样，最近身体都坏；两位师母也一样坚持不许两位先生作公开讲演。
张先生对同学非常亲近和蔼，你可以一直坐在张先生家里谈上三四个钟头。
张先生是胡适先生的好朋友，远在“一二·九”时候，他曾经以“冀察不应以特殊自居”为题而使《独立评论》封闭。

吴泽霖先生

社会系教授。教社会学原理及人类学。
选吴先生的课，借一本四年前现在已经毕业同学的笔记来看，包准你一点没有差错。上第一次课时，他就告诉你研究各种学问都要用A.B.C.D.……a.b.c.d.……的分条款办法。译员训练班在时，他一直襄助黄仁霖任副主任而实际负责班务。


陈福田先生

联大外文系主任，曾在美国念过哈佛大学，听过陈先生的“散文”的，也许还记得陈先生口头常提不绝的“哈佛”。
陈先生曾在清华教过大一英文，现在联大所用的大一英文课本还是当年他教授之余，勤苦编注的结晶。
听说陈先生能将《失乐园》熟记无误，三十四年开学时课程表上也列有陈先生的“弥尔顿”，但选者寥寥。到后来甚至一个没有。
曾有同学向他说，系里师生相隔太远，倘平时能接近些，也许学生可以获益更多。陈先生当时的回答是：“现在算好多了，从前距离还要远呢。”
陈先生不但能教小说与散文，对于事务方面也很有才干，先前在战时服务团兼差，近一年来则在北平筹备清华复校事宜。也许正是因为所务太繁之故，大一英文注解上虽有一二小错误，也无暇修正了。
陈先生对同学们一方面领政府的贷金，一方面又要骂政府颇不以为然，陈先生曾一度辞联大外文系主任职，但清华外文系主任的职务却从（没）有辞过。


吴达元先生

清华老教授，多年来从事法国文学史的编纂。
在《时与潮文艺》《民族文学》上常常可以看见吴先生散篇的莫里哀，拉辛等人的研究，最近又发表了《法国文学史序》，想必全书业已杀青，行将付梓了罢。
吴先生教书认真负责，第一天交的练习，第二天就发下来，而且改得非常仔细。当然，他要求于学生的也严，在一年法文A班上能侥幸不被骂过的学生恐怕没有几个。而且在这方面吴先生是主张男女平等的，女同学倘不好好准备，他口上绝不留情。


张景钺先生

北大生物系主任，植物学权威。
头发早已斑白。大概很少有人见过这位老先生，他自从到昆明后，就整天在实验室里埋头研究各种植物。去年被聘赴美讲学。


沈同先生

很多人都熟悉这位年青教授，尤其是在人们吃橄榄的时候，常常谈到沈先生的一桩故事：他曾发现橄榄里所藏的维他命C特别多，当这消息传到重庆去的时候，重庆人就大吃起橄榄来，但是后来他又证实了重庆的橄榄并不同于昆明的橄榄。重庆人大感失望，而昆明的橄榄味不及重庆甜美，吃的人却渐渐多起来。

孙云铸先生

字铁仙，北大地质系主任，联大地质地理气象系主任，曾经半开玩笑的表示：“本人不惟有资格做地质和地理系主任，就是气象系主任也可以做。不信的话，既有云又有仙可以为证。”
一生数游欧美，足迹遍天下，常很得意的向人说：“在国内，袁先生跑的地方最多，国外就要算兄弟了。”
古生物学专家，已获有国际声誉，特别精于三叶虫及笔石（Trilobites and Graptolite）。
孙先生为人颇不拘谨，烟卷不离口，西服，但爱穿浅口带绊子的本地敞鞋，粗墨玳瑁眼镜。
没事的时候遇到孙先生，往往昂首而过，仿佛根本没有看见；但如有事，即使你坐在破茶馆的角落里，孙先生也会把你找得出来。
立身处世之道有三，曰：能吃，能睡，能玩，对于吃尤其特别感兴趣，无论上课讲演很少有不提及吃饭的。关切北大地质系备至，联大还没有散伙，孙先生已经为北大地质系延聘了十数位名教授，很有让国内好些个地质和矿产机构拆台的意思。


罗庸先生

短短的身材，一口流利的官话，自罗常培先生去美以后，即任联大中文系主任。
罗先生的“孟子”，“论语”，“杜甫诗”等课最受同学欢迎。他尊崇儒家，口才很好。但是我却觉得罗先生的真工夫在汉魏六朝这一段的文学史。


闻一多先生

清华中文系主任，我觉得他是治古代文学最有工夫和见解的一位。
楚辞，诗经，乐府，庄子，他都下过十年以上的功夫，有很多发现将是不朽的。他的课最叫座，没有一门课不挤拥。
闻先生近年来眼见着国家的危亡，曾以一个纯洁的诗人的心情，作过大声疾呼，于是就有人造谣说闻先生是“共产党”了。闻先生在抗战声中，一直是留着胡子的，到胜利时才剃去。

王竹溪先生

清华教授，湖北公安人，抗战后自英国的剑桥归来。
在联大自他回国后“热学”似乎一直是由他讲授，当王先生在清华就读时，听说是熊庆来先生的高足，他在国外的研究也偏重于理论方面，所以他的讲解数学用得较多，理论也比较高深。
据我粗粗的观察，王先生是教授群中最虚心而又兴趣最广的一位，譬如三十三年姜立夫先生开高等几何一课时，王先生几乎每堂必到，很注意地细心谛听，而且还勇于发问，颇有西洋人的作风。
此外，王先生对于中国文字很有兴趣。为了中国辞书的部首太多翻阅不便，王先生正在编订一部部首非常简单的字典。去年时见他在唐兰先生的“说文解字”课上旁听，大概就是为的这个罢。听说这本字典行将完工，快要付梓了。
王先生平日很注意同学们的言论，常见他站在壁报架旁细读。


吴大猷先生

假定说联大物理系教授都比较瘦的话，那末吴先生无疑是个例外。当他穿着一件较小的长袍来上课时，那件长袍简直就是鼓足了气的气袋。
他讲课的特点是说得快，写得快，擦得快，心手迟钝者，实在颇有望洋兴叹之感。下课钟响了，吴先生总是继续守住岗位，孜孜不休，每每延迟到下一堂钟声响了为止。
吴先生据说是物理系最渊博的一位，正因为如此他即将与华罗庚先生远渡重洋一探原子弹的秘密。
他是北大教授，在联大曾开过的课程有电磁学，近代物理，理论物理，量子力学等。


潘光旦先生

这位名教授想来大家都不太陌生。
联大教务长，社会系主任，“西洋社会思想史”，“优生学”的教者，潘先生最崇拜儒家的“中庸之道”，遇事都没有“偏见”，无可无不可。
潘先生是社会学家，同时是优生学家，常在优生学班上谈起自己站在国民的立场，也算尽了一己之责，因为潘先生刻已膝下五女。
在欢送毕业同学会上常劝大家努力解决婚姻问题，潘先生是极端主张自由教育的，他在教务长任时，对于同学转系特别宽大优容。有时，同学们读了半年，发觉兴趣不合，下半年就把本系的功课退掉，另选他系的课，系主任常不批准，最后总是潘先生代为签字。
潘先生自己承认有演讲瘾，的确潘先生的口才是少有的，演讲起来，如黄河长江滔滔不绝，而所讲的又是层次清楚有条不紊。近年来潘先生对于抗战时期的教育颇有感触，最近将有文集问世。

陈达先生

这位有名的人口论者，现在昆明附近的呈贡乡下，整理调查研究的材料，并且潜心苦读一如往昔。
陈先生也常常告诉同学“说话不要肯定”。经过潘陈两先生的倡导，现在社会系同学的作风大都“没有偏见”，这种“没有偏见”到现在就变成这也是，那也是，这也不是；那也不是，遇到相反的意见，来一个折衷，遇着许多的意思就来一个综合。


陈岱孙先生

清华法学院长兼经济系主任，这位二十六岁回国时即任清华法学院长的“老教授”，曾在哈佛以总平均成绩超过历届毕业生获得奖章，至今陈先生在哈佛的成绩据说只有一人能与其相较。
陈先生平常最难讲话，脸上不露一丝笑容，只有在办公室里才接见同学，但讲话也决不超过三句。你如果是在学校章程以外找他啰噜，他会取下从不离嘴的烟斗，说一声“出去”。
讲课直如背讲稿，有条不紊，没有一句废话，记笔记最感方便。
陈先生至今独身，据笔者所知，三十四年的春天某日，陈先生一向笔挺整齐的西装右襟上缀着一朵小的鲜红花，据说陈先生每年此节都是如此，确否待证。


赵迺摶先生

北大经济系主任，教“经济思想史”一课，每隔年，他有一科“社会主义和商业循环”。讲课好像背书似的，一点钟的笔记总要写上四五张十二开的新闻纸。赵先生是北大复校委员之一。


周炳琳先生

一口洪亮的声音，配上明晰而有条理的言词，确是一位少有的讲演人才。
五四时代他与傅斯年，罗家伦等先生同为学生运动的健将，周先生现在还常常对党化教育，思想教育，孔祥熙，及中训团之类发发牢骚。然而究竟因为自己承认年龄上与青年人有了距离，所以“一二·一”运动时一变而为压迫学生复课的能手。
周先生是北大经济系教授兼法学院长，联大法学院长陈序经先生去国以后，一直也是他代理。教“经济思想史”一课，讲书时，用英文原本边念边译，一般同学对此科有“大三英文”之称。


陈嘉先生

教授外文系的“莎士比亚”，这一课，全年需读莎剧十二本，上学期以喜剧为主，下学期以悲剧为主，考时还要考生字。
陈先生另外开“现代戏剧”，选修同学今年仅有一人，最近陈先生写了一个剧本，Half a Life Time，准备送到美国出版。
听说陈先生最近颇有些异乎寻常的行动，曾一口气读了好几本他向来不屑一顾的中国现代剧本，而且坐起永和茶馆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