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觉得自己环游过世界两回。

在波哥大的第一天过得很愉快，大学校园里能找到吃的，就是没地方过夜，因为宿舍已经住满了学生。这些学生获得联合国的奖学金来这里学习。当然，当中没有阿根廷学生。
凌晨一点过后，我们终于在一家医院找到“睡处”，但所谓的“睡处”，也不过是医院里的一张凳子而已。我们不是穷到身无分文，只是凡与我们有一样经历和成就的探险者宁愿死，也不愿在旅馆里享受资产阶级的舒适。
后来麻风病机构接待了我们，尽管第一天他们还满腹狐疑，因为我们从秘鲁带来的介绍信尽管洋溢着赞美之辞，却是由佩谢医生署名的，他在球队里的位置就跟卢斯多 [2：阿根廷球员。——原注] 一样。阿尔维托随意地将各式各样的证书摆在他们眼皮底下。他们还没来得及喘息，我就告诉他们我还会治疗过敏症，他们应接不暇，不知所措。
您猜结果如何？我们都获得了工作邀请。我没有兴趣接受，而阿尔维托似乎在作考虑了，理由是显而易见的。

在大街上，我用罗伯托的匕首在路面上刻字，结果招来警察粗暴干涉，我们和警察争吵起来。
结果阿尔维托非但不愿逗留，反而和我达成一致，决定尽快到委内瑞拉去。所以您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们正准备出发。如果您想碰碰运气写信给我，就寄到哥伦比亚北桑坦德的库库塔，或是寄快件到波哥大这里。

明天我将离开这里去看看百万富翁队对皇家马德里队的足球赛。我们买的是最便宜的看台票，要知道，我们的同胞可比部长还难打交道。
哥伦比亚对公民自由的蛮横干涉，不亚于我们到过的任何一个国家。警察持枪在街上巡逻，没几分钟就要求检查证件，有些证件在手里拿颠倒了，他们还是装腔作势地看。
这个国家局势紧张，似乎正在酝酿一场革命。乡村地区农民公然闹事，政府军队却无力平定。保守派内部缺乏共识，争论不休，互相倾轧。一九四八年四月九日 [3：自由党激进派政治家豪尔赫·埃列塞尔·盖坦遇刺之日。——原注] 的血色事件还深深印在每个人的脑海里。总的来说，这里的氛围令人窒息。
如果哥伦比亚人甘心安于天命，那我祝他们好运，但我们再也等不及要走了。显然阿尔维托很可能会在加拉加斯谋得差使。

我多希望有人能写信告诉我您的近况，哪怕只是寥寥几笔。


您不必再去追问贝阿特丽丝或是通过其他中间途径打听我的消息（我没有给她回信，因为我们要把寄出的信件数控制在每座城市一封，这也是为什么给阿尔弗雷迪托·加韦拉的明信片也装在这封信里）。

寄上一个温暖的拥抱，您儿子从头到脚都想念着您。
希望咱家老爷子能亲自到委内瑞拉去，那儿的消费水平不低，但工资也高得多，应该很适合像他那样的吝啬鬼（哈哈）。还有，不知道他在这里住久了还会不会一心向着山姆大叔。不过我们不要得意忘形，爸爸会读出话外音的。再见！

on the road to caracas

加拉加斯路漫漫


在毫无必要的问询之后，海关人员又对我们的护照白花了一番工夫，接着用审讯的目光上下打量我们（那种连蛛丝马迹都不放过的较真劲，简直可以跟警察媲美），终于在我们的护照上加盖硕大的出发日期：七月十四日。


我们出了海关，走上一座桥，这座桥既是两国的分界线，又把两国彼此连通起来。
一个委内瑞拉士兵拦住去路，他眼神鄙夷，有着和哥伦比亚士兵一样的傲慢嘴脸——这似乎是军人的典型特征。他检查了我们的行李，并抓住机会亲自审问我们，只为提醒我们正在与一个“有权有势”的人说话。我们被扣留在塔奇拉的圣安东尼奥，但他们也只是照章办事。
后来，有位小货车司机答应带我们到圣克里斯托瓦尔，于是我们再次上路。
半路上有个海关检查站，警官把我们的周身以及行李仔细检查一遍。在波哥大惹下不少麻烦的匕首再次让我们引火烧身，工作人员盘问了很长时间才肯罢休。
与如此有“修养”的人交谈，我们游刃有余。我把手枪藏在皮夹克里层的口袋里，逃过搜缴。因为那件皮夹克塞在一个臭不堪闻的包袱里，海关人员退避三舍唯恐不及。绞尽脑汁才保住的匕首麻烦不断，因为到加拉加斯一路上都是检查站，我们总得不断编理由为自己开脱。

边境上的这两个城市路况良好，特别是委内瑞拉这边。这让我想起了科尔多瓦周围的环山地区。总体上看，这个国家要比哥伦比亚繁荣。

一到圣克里斯托瓦尔，我们就和运输公司的几个老板起了争执，因为我们只想走最省钱的路。最终，他们的意见被我们采纳，这在旅程中还是头一回。考虑到急于赶路，又要到加拉加斯好好治一治我的哮喘，我们决定不坐巴士，改乘小货车，因为巴士要三天才能到，而货车只需要两天。额外支付的二十玻利瓦尔 [1：bolívare，委内瑞拉货币单位。] ，就当是献给加拉加斯的见面礼吧！
车很晚才出发，我们有时间散散步，并到附近一座很好的图书馆里读了一会儿书，对这个国家多了一些了解。

晚上十一点，一路北上。身后的柏油马路飞驰而去。


一个位子上本来就挤着三个人，现在又多塞进我们四个，睡觉算是没戏了。更糟的是半路上轮胎漏气，耽误了足足一个小时，而且我的哮喘闹得揪心。

山谷里种植的作物，与我们在哥伦比亚境内看到的相同。一路困顿，车终于爬上了山顶，植被更稀疏了。

路况很差，车胎扎出了许多小洞，第二天又刺穿了几处。警察沿途设下关卡，仔细搜查过往车辆。亏得同车的妇女持有介绍信，司机十分机灵，说车上的行李都是这名妇女的，危难才迎刃而解。
在阿吉拉角的休息站里，一顿饭的价格从一个玻利瓦尔暴涨至三个半玻利瓦尔。为了省钱，我们决定勒紧腰带饿肚子。司机见了，大发慈悲请我们饱餐一顿。
阿吉拉角海拔四千一百零八米，是安第斯山脉在委内瑞拉境内的最高点。我吃了仅剩的两片药，逃过一夜煎熬。
傍晚，司机泊车睡了一个钟头。他连着开车，已经两天两夜没合眼了。原计划当晚到达加拉加斯，但车再次爆胎，把我们耽搁了。再加上车的电路也出了问题，电池无法充电，只得停车找个地方修理。

我们已经进入热带地区，周围除了满山的香蕉，就是嚣张的蚊子。在最后一段路上，为了缓解来势汹汹的哮喘，我打了个盹。这段路用沥青铺得很平整，我甚至觉得它赏心悦目（当时天色已经暗了）。最终到达目的地时，天空电闪雷鸣。
我的样子简直惨不忍睹。阿尔维托为我注射肾上腺素以后，我一头瘫在一张用半个玻利瓦尔租来的床上，睡得像只死猪似的。

this strange twentieth century

这奇怪的二十世纪


哮喘最难熬的时候已经过去，我感觉已无大碍，尽管有些时候还需要求助我的新宠——一台法国制造的人工呼吸器。


我突然觉得身边少了阿尔维托，像是两翼遭到假想敌的袭击，却没人与我并肩战斗。时不时我看到了什么，就转身想告诉他，却发现他不在我的身边。

确实，这个地方真没什么可以抱怨的：有悉心的照料，有丰美的食物，还有回家重十学业、获得学位、继而救死扶伤的希望做支撑。然而想到即将与阿尔维托告别，我却老大不情愿。
几个月以来，我们风雨同舟，同甘共苦，想着对方所想，遭遇着对方所遭遇，已经形影不离，亲密无间。这些想法时常浮现在脑海，我想着想着，自己仿佛从加拉加斯的中央向城市外面游离。

郊区的房子彼此都离得比较远。加拉加斯沿着狭长的山谷而建，走在山谷环抱的城市里，不一会儿就会登上两边的山。
看着脚下发展中的城市，你会开始领略这座多元化城市的新面貌。黑人，这个令人惊叹的非洲种族，亏得不好洗澡，他们才延续了种族的纯净。
黑人的领土正被另一种新兴的奴隶人种——葡萄牙人占领，于是这两个古老种族之间便没了安宁日子，吵闹和纷争从不间断。种族歧视和贫穷落后让他们联合起来，一起为生存奋斗。但不同的生活方式却使得他们越发迥异：黑人懒惰好幻想，把不多的钱花在轻浮琐事和过度饮酒上；而欧洲人，努力工作和积蓄存款的习俗代代相传，即使在美洲这个偏远的角落他们对传统也不离不弃，这样的传统甚至超越他们的个人理想，激励着他们提升自己。

在这样的海拔高度，混凝土楼房已经消失，只剩下清一色的砖土小屋。我偷偷看了看其中的一座。


这座小屋分为两间，屋里有壁炉，地上有一张桌子，一堆稻草，显然这堆稻草就是他们的床。
几只骨瘦如柴的猫和一只肮脏污秽的狗正和三个赤裸裸的黑人小孩玩耍。刺鼻的烟雾从火炉里冒出来，弥漫整个房间。头发卷曲、乳房下垂的黑人母亲正在煮饭。一个约摸十五岁光景的小女孩在一旁帮忙，她穿着衣服。

我们站在小屋的门口和这家人说话，过了一会儿我问他们能否摆个姿势照张相。他们直截了当地拒绝了我，除非我照完以后立即把相片给他们。我解释说我得先洗照片，但我只是在白费口舌。他们斩钉截铁，说拍完马上就要拿到照片，否则免谈。最终我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但他们却心生疑虑，不愿合作。
当我继续和这家人谈话时，一个小孩熘出门和他的伙伴们玩耍。最后，我守在门外，手拿相机，假装把从里面探出头的人都拍下来。我们这样僵持了一会儿，直到看见之前熘出去的孩子无忧无虑地骑着自行车回来。我对好焦距，按下快门，但随后发生的事却不堪设想。为了不被照相机拍到，小孩突然转弯，摔倒在地上嚎啕大哭。
这家人顷刻间全顾不得对照相机的恐惧，冲出屋门破口大骂。他们都是训练有素的掷石者，我惊惶失措，落荒而逃。身后爆发出阵阵咒骂声，其中包括最高级别的蔑视：“葡萄牙鬼子！”


道路两旁都是废弃的集装箱，之前用来运输汽车，现在却成了葡萄牙人的“房子”。
在一家黑人住的集装箱里，我看到一台新买的冰箱。许多箱子里都传来收音机轰鸣的音乐声，他们的主人把音量调到了最大。崭新的汽车停在最残破的“住屋”门前。各种各样的飞机从头顶上一闪而过，银光反射在空中，噪声震耳欲聋，而脚下是四季如春的加拉加斯。在城市的中心，红瓦的住屋和平顶的现代楼房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但代表加拉加斯精神的、淡黄色的殖民风格建筑物将延续下去，尽管它们已从城市地图上消失了。正是这种精神使得加拉加斯滞留于殖民时期落后的半农耕状态，不受北部生活方式的侵蚀。

a note in the margin

页边上的笔记


星光划过夜空，照亮了整个小山村。


万籁俱寂，天凉如水，黑暗淡去。不知作何解释，似乎万物都消融于苍穹之中，消除了个性差异，把陷入沉思的我们吞进无垠的夜色里。夜空中没有一丝云彩，满天繁星尽收眼底。几米之遥，一盏昏黄的台灯，也淡化在无尽的夜色中。
夜色中有个男人，他的脸在阴影中看不大清。我只能隐约看见一些亮光在闪动，应该是他的双眼，以及四颗门牙。
究竟是什么让我准备好告诉你们以下这些事，还不好说。是当时的气氛，还是那人的性格？我也不得而知。我只知道，我已经多次听不同的人提起，但这从没引起我足够的注意。


事实上，我要说的这个人很有意思。为了逃避教条主义的迫害，他年轻的时候便逃离欧洲，饱尝了恐惧（少数几种让你学会珍惜生命的经历之一）。后来他游历各国，经历千万次冒险，直到他和他的那颗心终于安顿在这片与世隔绝的乐土上，耐心等待天命的到来。
在交换了一些无意义的言语和陈词滥调之后，我们打住了话头。对话陷入尴尬的局面，我们也即将各奔东西。

这时他爆发出特有的童稚般的大笑，四颗门牙愈显得不相对称：


未来属于人民。无论历经漫长岁月，抑或瞬息之间，有朝一日，我们国家，以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终将夺取政权。

问题是，人民需要接受教育。
人们接受教育并不是在夺取政权之前，相反，是在夺取政权之后。他们只有付出代价后才会学习，而代价往往是惨痛的，甚至会夺走许多无辜的生命。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的死也许并不无辜，因为他们犯了大忌，违背了自然的法则。也就是说，他们缺乏适应环境的能力。所有那些不懂变通的人——比如你和我——生前为创建新的力量牺牲一切，临死的时候会咒骂自己的所作所为。革命不带个人色彩，它会耗尽人们的终生，甚至利用他们的记忆作为例证，去教化那些追随他们的青年人。
我更是罪大恶极，因为我更老到、阅历更丰富，这个怎么说都不为过。离开人世的时候我终将明白，我的牺牲源自我们顽固的、腐化的、崩溃中的文明。我还知道，走向死亡的那一刻你一定是紧握拳头、紧咬牙关，心里积满了仇恨和抗争，因为你不是这个处于崩溃边缘的社会的象征（某种毫无生气的榜样），而是其中有血有肉的一员。尽管我所知道的这些并不能够改变历史的进程或是你对我的看法。你常念叨着蜜蜂筑蜂房的团结精神，并以此作为激励你的动机。
你和我一样有用，只是你不知道你对这个社会的贡献多么巨大，而这个社会，却无情地把你扼杀。


当他在预言历史的时候，我看着他的牙齿，看着他的痴笑。

我感觉到他的握手，还有他与我正式道别，像是远方传来的低语。在他说话的当儿，已经慢慢弥漫开来的夜色，紧紧抓住了我，并将我吞没。
尽管他的话不无道理，但现在我知道……当伟大的指导思想将人类分为两个对立的阵营时，我将和人民走到一起。我抬起头，看见这些镌刻在夜空里：

我是信念的虚伪折衷派，我是教条的精神分析师。我要像着了魔一般咆哮，袭击敌方战壕和防御工事；我将拿起血染的武器，义愤填膺，把落入手中的敌人全部消灭。我还看见，精疲力竭扼杀了最初的欣喜，我看见自己在这场将个人意志消磨殆尽的、真正的革命中牺牲，最终大声宣告一切都是我咎由自取。我的鼻腔扩大了，我品尝着滚滚的硝烟和刺鼻的血腥，以及敌人灭亡的腐臭；我武装自己，蓄势待发，随时准备化身为一座圣殿，在这里胜利的无产阶级将伴随着初生的力量和初生的希望，发出野兽般的咆哮。

附录 环境的产物

[1：引自《切·格瓦拉读本》（增订版），海洋出版社，二〇〇三年。]


面向医科学生的演讲
一九六〇年八月二十日


《摩托日记》完成八年后，切·格瓦拉成为古巴革命政府的中流砥柱。
在与阿尔维托·格拉纳多结伴旅行之后，他旧地重游，穿越拉丁美洲，亲身经历美国中情局幕后主使的危地马拉政变。此后，他积极投身古巴革命运动的洪流，并率领革命群众于一九五九年夺取政权。在他面向古巴医科学生和医学工作者的演讲中，格瓦拉回顾了自己从一名医学院学生成长为政治积极分子的经历。

几乎人人都知道，许多年前我曾是一名医生。当我最初开始学医的时候，甚至当我刚成为一名医生的时候，我脑海中绝大多数革命思想都尚未成型。
我渴望成功，人人都渴望成功。我曾梦想成为一位著名的医学研究人员。我曾梦想不知疲倦地工作，以求获得有用的价值，造福人类。但同时，这也会是个人的成功。我和大家一样，是我们这个环境的产物。
在特殊的环境下，也许还出于性格的驱使，获得医学学位以后我开始游历拉丁美洲，并对其有了切身的了解。除了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我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访问过其他所有的拉美国家。游历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学生，后来成为一名医生。途中我开始亲身感受贫困、饥荒、疾病，亲眼目睹因医疗条件欠缺，儿童的疾病得不到治愈；还有因为饥饿和经年累月的刑罚，麻木的父母只把孩子的死亡当作无关紧要的意外。这样的悲剧在拉美社会饱经风霜的底层家园中频频发生。那个时候我开始认识到我肩负的使命，这个使命与成为著名的研究人员或是为医药科学作出实质性贡献一样重要，那就是帮助那些贫苦人民。
但我，同在座诸位一样，仍然是环境的产物。我渴望尽自己的努力帮助他人。我到过许多地方，比如（民主选举的总统哈科沃·）阿本斯领导的危地马拉。我也开始做记录，告诉自己一名具有革命精神的医生应该如何指导自己的言行。我开始探索具有革命精神的医生必备的素质。

但不该来的还是来了。


以下便是（一九五四年）危地马拉政变的幕后主使：联合水果公司、美国国务院，以及（美国中情局局长）福斯特·杜勒斯，还有（他们用以取代阿本斯的）傀儡政权的总统卡斯蒂略·阿马斯——实际上，这些人蛇鼠一窝。


他们的阴谋得逞了，因为当时的危地马拉民众并没有现今古巴民众这么成熟。还记得有一天，天高气爽，我和其他许多人一样从危地马拉踏上了流放之路，或者至少可以说是逃亡之路，因为危地马拉毕竟不是我的祖国。
后来我意识到很基本的一点：要想成为一名革命阵营的医生，或者成为一名革命者，首先就需要一场革命。如果对这些阻碍进步的敌对政府和社会状况的抗击，只是单枪匹马地在拉美的几个角落里进行，那么独立的抵抗、个人的努力、崇高的理想，甚至为理想奉献终身的决心都将付诸东流。革命需要古巴现在所具备的条件：全民动员。我们已经学会了如何使用武器、如何在战斗中团结起来，并知道武器的价值、人民团结的价值。


接下来我们到了今天面临的问题的核心。

我们有权利、甚至有义务成为忠于革命的医生，用专业技术知识为革命服务，为人民解忧，这是当务之急。这下我们又回到了刚刚提出的问题：人们怎样工作才能高效地为社会谋福利呢？人们怎样协调个人努力和社会需求之间的关系呢？
作为医生或是其他医疗工作者，我们必须再度回忆在革命之前，我们的生活状况究竟如何？我们在想什么、做什么呢？我们在回忆的时候，必须抱有进行深刻批评的热情。接着我们就会得出结论：我们必须把过去一个纪元中的所思所感记录在案，我们必须培养出全新的人。如果每个人都是自己心中的那个新人的建筑师，那么培养出全新的人民——能够代表新生古巴的人民——就简单得多。

对在座诸位哈瓦那的居民来说，接受这样一个观念是有益的：在古巴，一批全新的人正在涌现。

或许在首都人们还没有学会全面欣赏这些新人，但是现在，他们已经遍布这个国家的各个角落。在座各位中有人在七月二十六日到过马埃斯特腊山的话，必然目击过一些触目惊心的场景……你一定看到了一些孩子，他们都有十三四岁大，却只有八九岁孩子的体型。他们是马埃斯特腊山的亲生儿子，他们是饥饿和贫穷的亲生儿子。他们是营养不良的产物。


在古巴这样一个小国家，已经有四五个电视频道、几百个广播电台，还有先进的现代科学。一天晚上，孩子们来到校园，第一次看到电灯，他们会大声地说，那晚的星星降到了地面。这些孩子，在座诸位有些也许已经见过，他们正在集体学校中，从学习认字母，到学一门手艺，再到学习作为革命者的高深学问。
这就是古巴新生的一代。他们生于僻壤，生于偏远的马埃斯特腊山区，生于合作社，生于工厂的厂房中。


上面所说的都与我们今天的主题有着密切的联系：
我们必须将医生和其他医疗工作者融入革命运动中。

因为，革命的任务是培养和教育儿童，教育军队，平地均田——把土地从地主手中分到农民手里。农民日复一日地挥汗劳作，却不能享有劳动果实。这些革命任务是古巴取得的最大的治疗社会的成就。


治病救人应基于塑造强健体魄的原则之上，不是像雕琢艺术品一样医治某个器官，而是通过集体的力量、特别是全社会的力量来塑造强健体魄。
医学将来会成为一门预防疾病的科学，一门将带领全体公民担负起医疗责任的科学。在我们正在创造的这个新社会中，医学只在极端紧急的情况下介入，进行外科手术或是排除疑难杂症。
对于医疗组织的任务来说，对于所有的革命任务来说，最根本的需要就是个人。革命并不是像有人说的那样，是集体意志的统一，是集体积极性的统一。相反，革命是对个人能力的解放。革命的真正任务在于引导个人能力。今天我们的任务是把各行各业的医疗创新人才都导向治疗社会。

旧纪元即将结束，不仅古巴是这样。


尽管许多人持反对意见，尽管有些人心存侥幸，但我们所知道的资本主义形式——我们生于斯、长于斯、历经苦难于斯的资本主义形式，正在世界范围内土崩瓦解。垄断格局正被打破，集体科学取得的成就日新月异。我们自豪，我们有责任牺牲自己，成为不久前开始的拉丁美洲解放运动的先锋，成为亚非等受压迫大洲方兴未艾的解放运动的先锋。可以说，深远的社会变革要求人民的思想状态也发生深远的变化。

那些与社会环境隔绝开来的个人主义，必须在古巴得到根除。明天的个人主义将合理利用所有个人，来为社区的绝对利益服务。
尽管这些道理人尽皆知，我所说的一切大家也都能明白，每个人也愿意回忆过去，面对今天，憧憬未来，但改变思维方式要求内在的改变，继而带来外在的巨大变革，主要是社会变革。
这些外在的变革在今天的古巴进展得如火如荼。

了解革命的一种方式，了解人们内心积蓄的力量，了解沉睡了多年的力量的一种方式，就是走访古巴，走访建设中的合作社，走访建设中的工厂厂房。
同样，了解医疗问题的一个方法，不仅限于知道这些合作社、到过这些厂房，更重要的是要深入群众，即那些在合作社和厂房中工作的人。我们要深入实地，调查他们的疾病，了解他们的苦痛，知道他们这些年来经历的贫穷，根源于几个世纪以来的压抑和屈从。

医生也好，医疗工作者也好，都应该直击工作的重心。这个重心就是，他们是人民群众中的一员，是社区中的一员。
无论沧海桑田，医生的工作总是重要的，总在社会生活中承担着巨大责任。因为他们需要接近病人，深刻了解病人的心理，走近痛苦，并帮助人们战胜痛苦。

几个月前，哈瓦那发生了一件事。


一批学生刚毕业成为合格的医生，他们不愿到偏远的农村去，即便去了也要求额外的报酬。
从过去来看，这样的事是符合逻辑的。至少对于我来说是这样，我能够理解。我记得过去是这样，几年前人们就抱有相同的想法。像古罗马斗兽场中反抗的勇士，他们孤独地战斗，只为了寻求优越的条件、光明的前途和社会的认同。

这些学生中的大部分家庭负担得起他们几年的学费，他们得以完成学业，准备开始步入他们的行业。
但是，设想如果不是这些人，而是两三百个农民魔术般地从学校毕业走向工作岗位，那会怎样呢？
答案很简单，这些农民会立即回到农村，怀着极大的热忱，与他们的兄弟姐妹团聚。他们一定会把工作和责任都往自己身上揽，来证明几年的学习没有白费。过不了六七年，这一切都会发生，新的学生，即工人和农民阶级的孩子将获得各行各业的职业等级证书。

但我们不应该用宿命论的眼光看未来，而把人划分为工人的后代、农民的后代和反革命分子的后代。这样的划分过于简化，有悖事实。应该说，没有什么比活在革命中更能锻造出一个受人尊敬的人。


我们当中第一批到达格拉玛省的人，虽然在马埃斯特腊山定居，并学着尊重工人和农民，和工人农民生活在一起——但我们中没人曾有过工人或农民的经历。自然，有些人在孩提时代也不得不参加工作，有些人也尝过节衣缩食的滋味。
但是饥饿，真实的饥饿，我们中还没人亲身经历过。我们初识饥饿，也只是在马埃斯特腊山度过的漫长的两年内体验的，而且极为短暂。在那以后，许多事不言而喻……我们知道了一个人的生命比最富有的人的所有财产还贵重百万倍。尽管我们不是工人或农民的后代，但在那里我们学到了这些。
那么我们凭什么旁若无人地大喊，说我们是古巴有地位的人？凭什么说其他的古巴人连学习都不会呢？是的，古巴人会学习。实际上，革命要求他们去学习知识，要求他们清楚地知道服务他人的荣誉比高额工资更重要，知道人们的感激比一个人能够囤积的金银财宝更加永恒、更加持久。每一名医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都应该而且能够积累这样无上的财富，即人民的感激。

我们必须摒弃我们的旧观念，更亲近、更真切地走到人民群众中间。
我所说的走近并不是以往意义上的走近，因为所有人都会说：“不对，我是人民的朋友。我乐于和工人农民交谈。在周末，我到了这个或那个地方，看到这个或那个东西。”每个人都做过这样的事。但以前这样做的本质是施善，而今天我们需要做的是团结工农。
我们走近人民的时候，不能说：“我们来啦！我们是用我们的到来施舍你们，用我们的科学教化你们，指出你们的错误，证明你们没有教养，让你们知道你们缺乏基本知识。”相反，我们应该怀着一股探究的热忱，带着一种谦逊的精神，向人民——这个伟大的智慧之源学习！


我们觉察到，我们熟知的观念常出现谬误；这些谬误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自然也就成为我们意识的一部分。


我们需要不断改变观念，不仅需要改变世界观、社会观和哲学观，而且还需要适时地改变我们的医疗观。
那时我们会看到，治病救人不总像在城市里的大医院那样。那时我们会看到，医生同样要务农，我们必须会种植新作物，而且通过我们的言传身教，让别人消费新食物，使古巴人的膳食结构多样化。古巴是一个积贫积弱的农业小国，却有潜力成为地球上最富饶的国家！
到那时我们会看到，在那种情况下，我们要成为好老师，诲人不倦，而且我们还要成为政治家。我们的第一禁忌是炫耀我们的智慧，第一要务是展示我们乐于同人民一起学习，一起追求我们共同的大好梦想——建设新古巴。


我们已经采取了诸多措施，从一九五九年一月一日到现在已经发生了传统方式无法衡量的巨变。
不久前人们明白，这里不仅有一个独裁者下台，还有一个旧体制宣告破产。现在人们应该知道，在垮台体系的废墟之上，我们必须创建一个新的体系，这个体系将带给人民绝对的幸福。

……我们同仇敌忾，这点我们深信不疑。


我们知道，每个人在陈述他们对垄断的反对意见时，在他们字句铿锵地说出“我们的敌人，即整个拉丁美洲的敌人，就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垄断政府”这句话时，他们都会瞥一眼看看是否有人在一旁窃听，担心有人在外国大使馆里发送电报给敌对国家。
如果人人都已深知这是我们的敌人，如果我们明确了出发点，即知道无论是谁，只要反抗那个敌人，他就与我们有共同点，那么就可以进入下一个环节。


我们想在古巴取得的目标是什么？我们需要什么？我们是否希望人民幸福？我们是否为了古巴的绝对经济自由而抗争？我们是否为成为自由世界里的自由国家而抗争？我们是否为了不依附于任何国际军事联盟、不用在制定对内对外决策时咨询任何一个国家的大使馆的意见而抗争？
我们是否想重新分配财富，把有钱人的超额财产分给一无所有的人？创新是日常生活中不竭的快乐之源，我们是否想从事一些创新性的工作？

如果是的话，那么我们已经树立了目标……在危难关头、紧张关头、创造关头，真正重要的莫过于最强大的敌人和最宏伟的目标。
如果我们都没有异议，如果我们都知道我们将何去何从，那么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务必开始我们的工作。


我刚才说过，要成为一名革命者，首先要有一场革命。我们现在就有一场革命。
革命者必须熟识他的战友。我想我们相互之间仍然不是很了解。我想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然而）如果我们知道目标，知道敌人，知道前进的方向，那么唯一要做的就是划分每天的行程，并按计划执行。没有人可以规定这条路该有多长，这条路是每个人的个人之路，是他或她每天的必行之事，是他或她将从个人经历中得到的收获，是他或她实践自己的职业，为人民的福祉而付出的牺牲。


如果迈向未来已经万事俱备，就让我们借用一下何塞·马蒂一句话，这句话虽然我没有在此刻付诸实践，但我们应该经常遵循，这句话就是“行动是最雄辩的言语”。

然后，让我们一起迈开大步，走向古巴的未来！

1

2

3

4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