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征服者为了永久保持统治地位，像一群乌合之众一样肆意暴虐。印加民族作为统治阶级的时代也早已一去不复返，但时间没能摧毁他们谜一般的石街。
白人侵略军破城后洗劫了这座城市，肆无忌惮地袭击印加庙宇。他们不但对覆盖在城墙上、代表着太阳神印蒂的黄金垂涎欲滴，而且还带着残忍的快感，将这个沉浸在悲伤中的民族的代表快乐和生命的象征换成了自己这个喜气洋洋的民族背弃了的偶像。印蒂的神庙被夷为平地，原来的墙砖用来修建新信仰的教堂：原来恢宏的宫殿现在变成了大教堂，原来的太阳神庙上建起了圣多明戈教堂，这是骄傲的征服者留下的教训和惩罚。
然而，愤怒不已的美洲之心不时怒吼、战栗，从安第斯山的另一侧传来震颤，以狂暴的痉挛侵袭地表。骄傲的圣多明戈大教堂的穹顶倒塌了三次，随着梁柱的断裂，破旧的墙壁也一起裂开崩塌，但作为它们的地基，太阳神庙主体的灰石依然如故，无论上面的“压迫者”遭受了怎样的灾难，这些巨石始终一块都岿然不动。


孔 [1_Kon，印加神话中风雨之神，太阳神印蒂（Inti）和月亮女神之子。] 的复仇与受到的污辱相比却显得微不足道。那些灰石如今已经不再祈求自己的保护神们摧毁令人憎恶的外来种族，它们表现得无精打采，只能引来游人的阵阵感叹。
虽然印第安人历尽千辛万苦修起了印加·罗卡 [2：Inca Roca，印加君主，约十四世纪初即位。] 宫殿，在尖石上雕刻了精巧的图案，但在白人征服者的肆虐狂暴面前，在征服者所掌握的砖瓦知识、穹顶和圆拱门面前，这又有何用呢？

比尔卡诺塔河上有一座不到百米高的小山，直插入河，奥扬泰坦博要塞就在这座山的山顶和唯一难防的一面山坡上。
几条狭窄的小径将它和旁边的山脉连起来，石制的防御工事能轻易牵制住势均力敌的敌军的进攻。要塞下半部的建筑方式完全出于防御目的，在坡度稍缓的地方要塞分出近二十个易于防守的层级，可以从各个方向反击进攻者。要塞上半部是士兵营房，顶上则有一个可能用来存放贵金属战利品的庙宇。
现在即使是建那座庙的巨石都已经从原来的地方移开，甚至连记忆也都荡然无存了。


回库斯科的路上，在萨克萨瓦曼堡附近有一处典型的印加建筑物，导游认为那是印加人洗澡的地方。我觉得有点儿奇怪，从这儿离库斯科的距离来看，这里只可能是宗室进行沐浴仪式的地方。假如真是这样的话，古时候印加皇帝的皮肤肯定比他们后代的皮肤要坚韧得多——那儿的水喝起来很爽，但却冷得很。这个遗址叫坦博马查伊，就在印加山谷的入口处，它上面有三个四边形的深坑，看不清楚形状，也不知道用途。

our lord of the earthquakes

我们的“地震之主”


地震后，大教堂内第一次传出玛丽亚·安哥拉的钟声。


玛丽亚·安哥拉钟是世界上最大的钟之一。据说这口钟内熔入了整整二十七千克黄金，据说金子是由一位名叫玛丽亚·安古洛的女士捐赠的，但因为俚语押韵 [1:因为安古洛(Angulo)和culo同韵，而culo在西班牙语中意为蠢蛋。] 上的小问题，就把钟名取成了玛丽亚·安哥拉。
大教堂的钟楼在一九五〇年的地震中损毁，由佛朗哥 [2:佛朗哥将军是西班牙军事独裁者，他的统治从一九三六年开始直到他一九七五年去世。——原注] 政府出资重建。为表示感谢，乐队受命演奏西班牙国歌。随着第一声和弦响起，大主教的双手像木偶似的来回摆动，但他的红帽子竟一动不动。大主教嘴里嘟囔着：“停，停，错了！”有个西班牙人在下面愤愤地说道：“我们辛辛苦苦工作了两年，结果他们就搞了这玩意儿！”我不知道是出于好意还是恶意，乐队演奏的是西班牙共和国国歌。[3：佛朗哥在西班牙内战中推翻了西班牙共和国。]


下午，我们的“地震之主”离开了富丽堂皇的大教堂，那其实不过是个深褐色的基督像。
人们列队抬着他来到每一座重要的教堂，这段朝圣之旅走遍了城市的每一处角落。他经过时，一群游手好闲者竞相向他丢去一束束小花。这些小花茂密地生长在附近的山坡上，当地人称其为“努丘”。艳红的花、古铜色的“地震之主”和他脚下银色的祭坛，这一切都给人一种异教节日的感觉。
印第安人色彩斑斓的服饰更是强化了这种感觉。为了这一盛会，印第安人穿上他们最好的传统服饰，展示出一种依然活生生的文化或生活方式。与此相对，一小队穿着欧洲服装的印第安人拿着横幅走在队伍的前头。他们脸上疲惫和矫揉造作的神态，就像拒绝响应曼科二世号召、宣誓服从皮萨罗的克丘亚人一样：他们战败的丑态是在给一个独立民族的骄傲抹黑。
在观看游行的印第安人中，我们不时可以瞥见一个金黄头发的北美洲人，他在个子矮小的人群中格外显眼。他手拿照相机，身穿运动衫，好像是（实际上也确实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记者，这个世界已经失落在封闭的印加帝国中。

homeland for the victor

胜利者的家园


大教堂稳稳地耸立在市中心。


它有着那个时代特有的坚固，这使它看起来更像是一座堡垒而不是教堂。它金碧辉煌的室内装修映衬出了以往的繁荣富庶。挂在侧边墙上的巨幅画作虽比不上圣堂各处的财富，却似乎也不会显得不协调，至少对我来说，那幅《圣克里斯托弗河中现身图》是幅很好的作品。

地震也给这里造成了重创：画框坏了，而画作本身也满是刮痕和褶皱。
金色的画框掉落下来，通往两侧圣坛的金色大门上的铰链也都掉落了，两相对照，显得十分奇怪，好像在诉说着岁月的无情。金色没有银色的柔和尊贵，更不像银色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更显魅力，所以整个大教堂装扮得像是一个浓妆艳抹的老妇人。
倒是那些唱诗席位蕴藏着真正的艺术，它们是印第安或梅斯蒂索工匠用木头做成的。从那些雕刻着圣徒生活的图案可以看出，工匠们已经把天主教大教堂的精神和真正的安第斯民族的神秘灵魂注入到松木里了。


库斯科值得每个游客一看的另一珍宝是圣布拉斯方形会堂的讲坛。那里最值得一看的莫过于其精湛的雕刻，从它面前经过时你会被深深吸引，不禁驻足。
像大教堂唱诗班席位一样，它表达出了两个敌对、但又几乎互补的种族之间的融合。整座城市就是一个巨大的画廊：教堂，甚至每座房子，每个俯瞰街道的阳台，都会让人不禁回想起过去的时代。当然，它们不是每一个都具有相同的优点。当我在写这些的时候，由于离那里那么远，而摆在我面前的那些笔记又显得那么苍白做作，我实在无法形容哪一个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
在我们参观过的教堂的模煳印象中，贝伦教堂钟楼那萧条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地震之后，教堂钟楼的断壁残垣，就像山坡上一堆被肢解过的动物尸骸。


不过仔细回想分析一下，其实并没有多少艺术品是经得起细细品味的。库斯科作为一个值得一看的城市并不是因为它的哪幅画作，而是整个城市总体给人的一种感觉——那种看似平静，偶尔也会令人不安的文明中心已经一去不复返的感觉。

cuzco straight


还是库斯科


如果把库斯科的一切荣耀都从地球表面上抹去，而只剩下一座缺乏历史底蕴的小村庄，这里还是会有值得一谈的地方。
就像混合鸡尾酒一样，我们把所有的印象都搅拌在了一起。在那两周的生活里，我们从未丢掉流浪的性格，那种性格贯穿了我们整个旅程。


我们带给埃尔莫萨医生的那封介绍信的确很管用，虽然他其实并不是那种需要这样的正式介绍函才肯帮忙的人。得知阿尔维托曾和美洲最有名的麻风病专家之一费尔南德斯医生共事过，就足以让他帮助我们了，更何况阿尔维托早已精于此道，总是能将手中的这张王牌用得恰到好处。和埃尔莫萨医生的长谈让我们对秘鲁的生活有了大致的了解，也让我们趁机搭着他的顺风车，游览了整个印加山谷。
他对我们很友善，还为我们找来了去马丘比丘的火车票。

由于地形高低起伏，车开起来很费劲，所以当地火车的平均速度大约只有每小时十到二十公里。
为了使火车在离城时能克服那个艰难的上坡，铁轨必须经过特殊处理：火车先向前开一会儿，然后向后滑行至另一条铁轨，接着再从这条铁轨开始爬坡。这样来回重复好几次，直到火车爬到坡顶然后开始沿着一条汇入比尔卡诺塔河的河流下坡为止。
在火车上，我们遇到了一对卖草药兼算命的智利骗子。他们对我们很友好，我们请他们喝马黛茶，他们也和我们分享了他们的食物。到达那片遗址的时候，我们碰到了一支足球队，并且应邀和他们一起踢足球。当地人称球场为“潘帕”，在场上我借此机会向他们耍了几个精彩的救球动作，而阿尔维托则在中场展示了他的技巧，后来我们就谦虚地承认我们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超级联赛中踢过球。
我们相当优秀的踢球天赋引起了球队老板的注意，球队老板也是旅馆的经理。他邀请我们在那里住几天，等下一帮北美人被火车专列运来的时候再走。球队老板索托先生不仅人好，还很博学，在我们谈完他最喜欢的体育话题后，我们还详细探讨了印加文化，他对印加文化很是了解。

离开的时候，我们都很难过。
我们喝完索托先生为我们准备的最后一杯美味的咖啡后，就登上了返回库斯科的小火车，火车要开十二小时。

在这类火车中有一些三等车厢，是“专门”给当地印第安人准备的，跟阿根廷用来运载牛群的车厢差不多，不同的是奶牛粪便的味道比起人类的粪便要好些。
印第安土著对羞耻和卫生的概念有点类似动物，也就是说他们会随便在路边大小便，全然不管自己的性别和年龄。妇女用她们的裙子来擦身子，男人则完全不擦，完事后就一走了之。有孩子的印第安妇女的衬裙几乎成了装粪便的仓库，每次她们的小淘气放个屁，她们都会用衬裙给他们擦屁股。
当然，那些坐在舒适的火车车厢里的游客，也只能在我们的火车停下来给他们的火车让路时，在飞速行驶中的匆匆一瞥中了解一点印第安人的生活状况。

美国考古学家宾厄姆发现了这个遗址，并用福斯喜闻乐见的文字向公众作了详细的介绍，正因为如此，马丘比丘目前才能在美国闻名遐迩。对于来秘鲁旅游的大部分北美人而言，马丘比丘都是他们的必游之地。
（一般情况下，他们坐飞机直达利马，游览库斯科，参观遗址，然后直接回家。他们认为，除此之外便没有什么看头了。）

huambo

万博省

在库斯科，我们能找的人都找了，投靠无门后，遵照加德尔 [1：Carlos Gardel，阿根廷著名演员、探戈歌手和作曲家。——原注] 的建议，我们开始往北走，并不得不在阿班凯停下来，因为卡车要从那里到万卡拉马去，万卡拉马是万博省麻风村的前一个镇。


此前我们以喜欢的方式乞求食宿（找国民卫队和医院），这样不需要花钱，交通方面也是一样——搭车，不过最近我们得多等两天，因为复活节期间这里没有卡车出发。我们漫无目的地在这小村庄里闲逛，没发现比较有趣的地方，所以一直无法忘记肚中的饥饿感，医院的食物真的很短缺。我们躺在小溪边的田野上，看着天上云卷云舒，回想着过去的恋情或是想象着一朵朵云彩就是一道道诱人的食物。
我们打算回到警察局睡一会儿，但走了条捷径之后完全迷路了。我们越过田野，穿过篱笆，正打算到前面房子的门廊处休息。当我们刚爬上一道石墙的时候，就看到一只狗和它的主人，在皎洁月光的照耀下，他们看起来就像幽灵一般。但当时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的影子在夜色的映衬下，也许要比他们可怕得多。我礼貌地跟他们说了声“晚上好”，但我们得到的回应只是听不懂的嘟囔声，我只听到一个单词“维拉科查” [2：印加创世神。印第安人有时也用这个词来称呼白人。——原注] ——接着那个男人和那只狗就逃进屋子里去了，无视我们的道歉和友好的招呼。我们穿过前门走上了一条小径，看来这条路是正确的，然后就平静地离开了。


无聊的时候，我们有一次跑去教堂观看当地的仪式。可怜的牧师努力地做着长达三个小时的布道，但其实只讲了一个半小时，他所记的箴言已经说完了。
他扫视一下人群，带着恳求的眼神，用手拼命地指着教堂的各个角落，大声说：“看，快看，主向我们走来了，他正在我们中间，他的灵魂引领着我们。”停了一会儿之后，牧师换了话题又开始布道，等到他又快词穷的时候，他又开始重复刚才的胡言乱语。这样重复了五六次，当他再次提到耐心无比的主时，我们已经被弄得歇斯底里了，只好落荒而逃。

我也说不清到底是什么引起哮喘的（虽然我知道某个虔诚的信徒肯定知道），当我们到万卡拉马的时候，我几乎站不稳了。没有肾上腺素，我的哮喘更严重了。
裹着行军毯，看着窗外的细雨，我一根接一根地吸着黑烟，这样多少能缓解点疲劳。黎明时分我靠在大厅的柱子上睡着了。早晨起来的时候感觉好些了，阿尔维托又给我找来了一些肾上腺素，再加上阿司匹林的作用，我一下子就恢复如初了。


我们向地方副长官（相当于村长）报告了我们的到来，并向他要了几匹马，以便到麻风病人隔离区去。这个友善的人很高兴地接待了我们，并向我们承诺五分钟之后就会有准备好的马匹在警察局等我们。
在等马的时候，我们就停下来看一群形形色色的小伙子军训，一个士兵正飞扬跋扈地给他们发号施令，那个士兵前一天还对我们很好呢。看到我们到来，士兵很恭敬地跟我们打了个招呼，就继续给他管的那群小丑发号施令。
在秘鲁，只有五分之一的适龄青年真正入伍服兵役，剩下的都要在每个星期天接受军训，他们也就成了我们刚刚目睹的那个士兵的牺牲品。但事实上，这些新兵和那个教官都是受害者，新兵要受他们教官的气，而教官本身要忍受学生的懒散。那些学生听不懂他的西班牙语，也就不明白这样做或那样做有什么意义，更不明白教官为什么要前进然后又要突发奇想停下来，他们做什么都是心不甘情不愿的。
他们这个样子，谁能不被气死呢？

我们要的马到了，那个士兵配了个导游给我们，那个导游只说克丘亚语。
那路线刚开始是崎岖的小径，换了别的马是绝对不可能走得过去的。在经过特别难走的路段时，导游会下马拉着马缰，帮我们牵行。
我们走了大概三分之二距离的时候，碰到了一个老妇人和一个小男孩。他们拉住我们的马缰，接着说了一大通话，我只听懂一个好像是“马”的单词。一开始我们以为他们是卖竹篮的，因为那老妇人手里拿着好几个竹篮。我一直跟她说“我不想买，我不想买”，要不是阿尔维托提醒我对方是克丘亚人而非人猿泰山或野人的亲戚，我很可能会徒劳地、一个劲地和他们纠缠下去。最后，从对面走来了一个人，他碰巧会说西班牙语。他跟我们解释说这些印第安人是马的主人，他们骑马经过副总督门前时，马被副总督牵走并送给了我们。我骑的马的主人是个应征入伍者，为了服兵役，他已经足足走了约二十一英里路，而那个可怜的老妇人住的地方与我们要去的地方恰恰相反。
我们做了每一个正派人都会做的事，下了马然后徒步上路，那个导游帮我们背了所有的行李。就这样我们徒步走到了麻风病人隔离区，然后付给那个导游一索尔作为报酬。虽然只是一点小钱，但他很感谢我们。
诊所所长蒙特霍先生接待了我们，虽然没法留我们住一宿，但他说他会送我们到当地地主家去住，他确实没有食言。那位农场主给了我们所需的床和食物。


第二天早上，我们就去看望住在小诊所里的病人。


医院管事的工作量很大，尽管别人看不出来。那里的整体状况很糟，三分之二的地区，其实也不到半个街区大，被划为“病人区”，里面住着三十一个已经被判了死刑的重症患者。他们看着时光一点一点地流逝，冷漠地等待着死亡的到来（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这里的卫生条件令人瞠目结舌，虽然这并不会给来自山里的印第安人带来什么不好的影响，却让来自其他地方的人很压抑，虽然他们的受教育程度只是略高于那些印第安人。一想到一辈子都要住在这四面都是土坯墙的地方，周围的人讲的都是另一种语言，而且每天只有四个卫生员会来瞅上一眼，这着实会让他们紧张到精神崩溃。

我们进入了一间稻草屋顶的房子，天花板是用藤条编成的，地是泥土的。屋里有一个白人女孩，正在读克罗斯的《巴西略表兄》。我们才一聊天，那个女孩就声泪俱下地跟我们描述她受苦受难的生活，她说她的生活就像是人间地狱。那个女孩从亚马孙河流域来到库斯科治病，而库斯科的医生也无能为力，他们跟她说会把她送到条件更好的地方去医治。库斯科的医院绝对是不完美的，但还说得上比较舒服。我想那个女孩用“受苦受难”这个词来形容她的境况是合情合理的。这个医院唯一过得去的是药物治疗，其他的也只有那些来自山里的秘鲁印第安人可以忍受得了，他们习惯吃苦、听天由命。


附近当地人的愚钝只会让病人和医护人员隔离得更远。
有个人告诉我们，诊所的外科主治医生曾打算给病人做一个不大也不小的手术，但要在餐桌上做这个手术，又缺乏合适的外科手术设备，几乎是不可能做的。所以他向安达韦拉斯附近的一个医院申请一个动手术的地方，即使是个停尸房也好，但他的申请没通过，病人也就不治身亡了。

蒙特霍先生告诉我们，这个麻风病治疗中心创建的时候，在著名麻风病专家佩谢医生的倡议下，他从中心创建之初就开始负责组织全新的服务。当他来到万卡拉马的时候，没有一家旅馆让他投宿，他在镇上的一两个朋友也不愿接纳他。当时正下着滂沱大雨，他不得不跑到一个猪圈里避雨，就这样过了一晚上。
我之前提到的那个病人也不得不走到麻风病院去，因为没有人愿意借马给她和她的同伴。而那时，麻风病院已经落成很多年了。


医护人员热情地欢迎了我们，然后带我们去看离旧医院有几公里远的新医院。当他们征求我们的意见时，他们的眼神里充满了自豪，好像这栋建筑物是他们用汗水一砖一土砌起来的。我们都不忍心说这医院有什么不好。但是这个新的麻风病院还是和旧的一样有很多弊端：没有实验室，也没有外科手术设备，更糟的是它建在一个蚊子猖獗的地方，任何一个要在那里待上一天的人都会受尽折磨。是的，它可以容纳二百五十位病人，也有一位常驻医生，卫生方面也有所改善，但还有很多需要完善。


在那里待了两天后，我的哮喘更加严重了，我们决定离开，看能不能在别的地方得到更好的治疗。

骑着给我们提供住宿的农场主送给我们的马，我们在之前那个寡言少语的讲克丘亚语的导游陪同下启程回去。
在那个地主的坚持下，导游还是帮我们背行李。在那个地区的富人看来，让徒步的仆人背所有的行李，受所有的苦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我们等到过了第一个弯道，等我们完全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之后，就向导游要回了行李。导游的表情神秘莫测，看不出他对我们的举动是否喜欢。

回到万卡拉马后，我们又和国民卫队待在一起，直到第二天找到一辆卡车可以带我们北上，我们早就下定决心往北走了。颠簸了一整天后，我们终于到了安达韦拉斯镇，一到那里我就直奔医院去看病。

ever northward

一路北上


我在医院休息了两天，哮喘好了很多。


我们就离开医院，再次接受我们的好朋友国民卫队的救济，他们像往常一样热情地欢迎了我们。我们实在没钱，所以不怎么敢吃东西。而在到利马之前我们又不想工作，因为只有在利马我们才有希望找到待遇好一点的工作，也才能存够钱继续旅行。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想过要回来。

第一天，我们舒舒服服地等了一个晚上，因为掌管卫队站的中尉天生乐于助人，所以他请我们吃了一顿。我们吃得非常饱，足够撑一段时间了。然而，接下来的两天陪伴我们的就是无聊和饥饿。我们又不能去远离检查站的地方，因为卡车司机在启程或继续旅程的时候，都不可避免地要到那里去接受证件检查。
第三天快结束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在安达韦拉斯的第五天，我们终于等来了一辆到阿亚库乔的卡车。
这车出现得及时，因为就在不久前阿尔维托由于看不惯几个国民卫队队员羞辱一个给坐牢的丈夫送饭的印第安妇女，反应有些过激。那边的人不把印第安人当人看，他们觉得印第安人就是应该这样生活，所以阿尔维托的这种反应肯定会让他们觉得不可理喻。
这件事之后，我们就成了不受欢迎的人。

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离开了这个我们迫不得已过了几天监狱生活的村庄。
安达韦拉斯北部的出口迎面是群山，所以卡车得越过山峰，那时天气也越来越冷了。为了越过山顶，我们被当地勐烈的暴风骤雨弄得全身湿漉漉的，又没什么可以防雨的。当时我们正坐在一辆开往利马的卡车中，车上有十头小牛，司机让我们帮忙照看这些小牛。车上还有一个印第安小男孩，他也是司机的助手。
我们在一个叫钦切罗斯的小镇住了一夜。天气冷得我们都忘了自己是一贫如洗的流浪汉，我们很简单地吃了一餐并要了一张床，两个人合睡。不消说，我们的请求博得了很多眼泪和同情，也稍稍感动了店主，所有的食宿合在一起他只收了五索尔。
第二天，我们花了整整一天穿越峡谷到潘帕斯大草原去，那是穿越秘鲁全境的山脉顶部的一片高原。秘鲁地形崎岖，除了亚马孙河流域的森林地带，几乎没有平原。
随着时间流逝，我们的旅程变得越来越艰难，牛站的地方本来铺了一层锯末，那些锯末一点一点地掉了，牛一直站在同一个地方，卡车又一直颠簸，牛累得开始撑不住了。我们得让它们站起来，要不然它们要是被其他牲口踩到就死定了。

有一刻阿尔维托认为一头牛的角擦伤了另一头牛的眼睛，就好心提醒站在边上的那个小印第安人要注意一点。没想到那个印第安小男孩耸了耸肩，满怀民族激情地说：“管它呢，反正它眼睛里看到的都是屎！”接着，他静静地把缰绳打了个结。其实在阿尔维托打断他之前，一路上他都在没完没了地打缰绳。


我们终于到了阿亚库乔，由于玻利瓦尔赢得了发生在这个小镇周围平原上的那场决定性战役，所以阿亚库乔在拉丁美洲历史上很有名。整个秘鲁山区的街道照明状况都很差，那里更是差到了极点。电灯一整晚都闪着极微弱的橘红色灯光。
一个以交外国朋友为乐趣的绅士邀请我们到他家去睡，第二天还给我们找来了一辆北上的卡车，所以我们只参观了那座小城镇市区三十三座教堂中的一两座。

向我们的好朋友告别后，我们开始上路往利马去。

through the center of peru

穿越秘鲁中心


我们继续像之前那样旅行着，只要遇到慷慨的人同情我们的艰辛，就时不时地混顿饭吃。


我们还是那样饥一顿，饱一顿，所以那天晚上当我们被告知前面山体滑坡过不去的时候，饥饿感更强烈了。我们不得不在一个叫安科的村庄住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我们坐上卡车又上路了，才开了一会儿，我们就到了滑坡的地方，我们只好在那里待了一天，又饥饿又好奇，看着那些工人往掉在路中间的那块大石头上安放炸药。每个工人旁边有不少于五个唠唠叨叨的监督人员在颐指气使，阻碍了炸石头的工作。这些人怎么看都不配做监工。

我们跳到穿过溪谷的湍急的河里游泳，试图减少我们的饥饿感，但水太冷了，我们待不久就上来了，之前我说过我们两个都不怎么耐寒。最后，我们又讲了一遍我们惯用的那个悲惨故事，才有个人给了我们一些玉米，而另一个人给了我们一颗牛心和一些内脏。
一个妇女把她的锅借给我们，我们就开始张罗我们的晚餐，可煮到一半的时候路炸开了，停滞的车队也开始移动了。那个妇女拿回她的锅，我们不得不吃半生不熟的玉米，带走生肉。

更不幸的是，天越来越黑，而一场可怕的暴风雨把整条路变成了一条危险的泥河。
一次只能通过一辆卡车，所以离滑坡较远那端的车先过，接着我们这边的车再过去。我们的卡车在队列的前列，但第一辆卡车在过窄道的时候由于牵引机发动过勐，分速器坏了，所以我们又全困住了。最后，一辆前面带托辊的吉普车从山的另一端开过来，把卡车拖到路边，让其他的车开过去。我们的车连夜赶路，跟往常一样，我们穿过了多少有点遮蔽的峡谷，来到了秘鲁冰冷的潘帕斯草原，在那里，我们被冰和狂暴的雨点刺得发痛。由于一直坐在同一个位置，我和阿尔维托冷得牙齿直打哆嗦，我们就来回伸腿，免得腿冻得抽筋。


我们的饥饿就像是一只奇怪的动物，它不会乖乖地待在我们身体的某个角落，而是绕着整个身体乱窜，这让我们变得紧张而暴躁。

破晓时分，我们到了万卡略，下了卡车之后我们又走了十五个街区才到我们常去的落脚点——国民卫队站。

我们买了一些面包，泡了一些马黛茶，正要拿出那个棒极了的生牛心和内脏来煮，但火还没拨旺的时候就有一辆到奥克萨潘帕的卡车要载我们一程。
我们对那里很感兴趣，是因为我们一个阿根廷朋友的母亲住在那里，至少我们是那样认为的。我们憧憬着她能让我们好好地吃几天，或许还能给我们几个钱。被强烈的饥饿感驱使着，我们也顾不得逛逛万卡略就匆匆离开了。

刚开始路很平坦，我们穿过了几个城镇，到傍晚六点的时候，路上出现了一个陡峭的下坡，而且路特别狭窄，一次只能一辆车通过。一般情况下，不管在哪一天，只有一个方向的车允许通过，但不知什么原因，这一天却是个例外，那些卡车司机商议着怎么过去，喋喋不休地吵嚷着，紧紧地抓着方向盘，后轮沿着陡峭的山坡边缘缓慢地移动——这场面真够不让人安心的。
阿尔维托和我各蹲在卡车的一个角落里，做好了只要感觉到要发生事故就随时跳车的准备，但我们的印第安同伴却一动也没动。然而，我们的恐惧也算事出有因，在这临海多山地区发生事故的大多是走这条路线的不幸司机。每一辆翻下的卡车都满载着活人，一直翻到有二百米深的深渊里，掉进湍急的河流，一点生还的机会都没有。据当地人描述，每一场车祸每个人都会死掉，无一幸免。
很幸运的是这一次没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发生，晚上十点左右，我们到了一个叫拉梅尔塞德的村庄，它坐落在地势低洼的热带地区，有着明显的丛林村落景观。又有一个好心人让出了一张床给我们，还请我们吃了顿大餐。这顿大餐是后来加的，那个人来看我们是否住得习惯的时候，我们没来得及把橘子皮藏起来，这些橘子是我们从树上摘来充饥的。

在那个城镇的国民卫队站，我们很遗憾地得知，卡车并不需要在那里登记，所以我们很难搭到车。然而在那里我们目睹有人来举报一场谋杀案，举报者是死者的儿子和一个自称死者密友的夸夸其谈的黑白混血儿。
他们说死者是几天前被神秘谋杀的，主要嫌疑犯是一个印第安人，他们还带来了嫌疑犯的照片。中士把嫌疑犯的照片给我们看，说：“医生，看，这就是典型的谋杀犯长相。”我们附和着点了点头，但在离开国民卫队的时候，我问阿尔维托谁才是真正的谋杀犯，他的想法和我一样，我们都认为那个黑白混血儿比那个印第安人的嫌疑更大。

在等车的漫长过程中，我们交了个朋友，他说他可以为我们搞定车的事情，不花我们一分钱。果然像他说的那样，他和一位卡车司机说了几句，那司机同意载我们一程。但是，结果我们的朋友只能让司机少收我们每人五索尔，要不然司机一人是收二十索尔的。我们恳求司机说我们已身无分文，事实上我们也只有几分钱而已。最后他答应让我们先欠着，到了之后还带我们回他家住了一个晚上。
路很狭窄，但是路况比先前好多了，而且很美，在森林、热带香蕉园、木瓜园和其他水果园里面绕来绕去。一路上不断上坡下坡才来到了奥克萨潘帕，那是我们的目的地，海拔大约一千米，在公路的尽头。
直到那个时候，我们一直和那个来报案的黑人坐在同一辆卡车里。在中途一个休息点，那个黑人买了一些东西给我们吃，还向我们讲了咖啡、木瓜和黑奴的事，他说他的祖父曾是黑奴。他说得很坦率，但你还是能听出他的声音里有一丝耻辱。不管怎样，我和阿尔维托决定不再怀疑是他杀了他的朋友。

shattered hopes

破碎的希望


第二天早上，我们很生气地发现那个阿根廷朋友给我们的消息是错误的，他妈妈早就不在奥克萨潘帕住了，住在那里的是他的姐夫，所以他姐夫只好勉强接待我们两个大累赘。


尽管我们是不速之客，但是，他还是很隆重地接待了我们，让我们吃了顿大餐，但我们很快就意识到这只是秘鲁人的待客之道。考虑到我们已身无分文，又饿了好几天，我们决定不管那么多了，除非他明确下达逐客令，因为我们只能在这个不是很欢迎我们的朋友家里多吃几天。
这一天我们过得很充实：在河里游泳，让一天的担忧都随水漂走；还吃了很多好东西，喝了很美味的咖啡。只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第二天夜幕降临的时候，这些美好的东西也要随之消失了。

那个工程师（我们的主人是个“工程师”）终于给我们找了一个顺水人情，也给自己找了一个台阶下。这个方法不但有效而且便宜：有个道路巡查员同意一路带我们到利马去。
这对我们来说是件好事，我们早就对利马感兴趣，一直想要到秘鲁的首都去碰碰运气。所以，我们不管三七二十一，立马就答应了下来。


那天晚上，我们就睡在一辆敞篷小卡车的后车厢里，后来一场倾盆大雨把我们泼得全身湿漉漉的，凌晨两点的时候，司机又把我们丢在圣拉蒙，那里离利马还有一半多的路。司机说让我们等会儿，他要去换车，为了不让我们起疑心，他还让同伴留下陪我们。可十分钟之后，那个留下来的也跑去买烟了。凌晨五点的时候，我们这两位自以为聪明的阿根廷人一边吃早饭，一边痛苦地意识到我们真的被抛下了，而且还被耍了整整一路。
我希望那个司机恶有恶报。如果他不是又在撒谎的话，我希望他哪天真要是转行当了斗牛士，一定会让牛角活活叉死！

（当初我内心深处就觉得不太对劲，但他看起来是那么好的一个人，于是我们就相信了他所说的一切，包括去换车这个谎言。）

天快亮的时候，我们碰到了几个醉汉，再一次上演了我们惯用的伎俩。具体如下：


一、大声说话，说一些带有“切”字眼或是俚语之类的，总之要让人一眼看出你是阿根廷人。听的人就上钩了，就会立即问我们是从哪来的，我们就算搭讪成功。

二、开始谈及旅途的艰辛，但又不能讲得太多，眼睛要一直盯着远方看。

三、我突然停下来问今天几号了，接着就会有人回答，阿尔维托就叹气说：“真巧啊，正是一年前的今天。”上钩的人就会接着问一年前的今天怎么了，我们就会说一年前的今天我们开始旅行。

四、阿尔维托比我大胆得多，他会发出长长的叹息说：“很遗憾，我们现在处境很艰难，都没办法庆祝。”（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声音很轻，好像是在对我说悄悄话似的。）
那个人就会立即要替我们付钱，我们就假装推辞一会儿，说我们可能都没法还钱，最后我们还是接受他的邀请。

五、喝完第一杯后，我很坚决地拒绝再喝一杯，而阿尔维托向我做了个鬼脸。
我们的主人开始有点生气，坚持让我们喝。我只是拒绝，也没给什么理由。那个人就一直问，直到我满脸尴尬地说，我们阿根廷的习俗是喝酒的时候要吃东西。我们吃多少就看主人的脸色了。


总之，这个伎俩是屡试不爽啊。


在圣拉蒙我们又用了一次这个伎俩，像往常一样，我们又得到了很多吃的和喝的。

早晨，我们在河岸边休息，这边环境很美，不过我们却没法集中注意力欣赏它的美，而是把它想象成了一道道佳肴。我们仿佛看到一个个熟透的橘子从篱笆里探出头来。我们的大餐是残忍伤感的，这一分钟我们觉得肚子饱了，还很酸，下一分钟强烈的饥饿感就又马上袭来。
实在太饿了，我们决定放下固执地萦绕着我们的那点小自尊，去当地的医院解决一下温饱。这一次阿尔维托变得胆小无比，我不得不找个合适的“外交辞令”，拿腔捏调地说：
“医生——”我们在医院里逮到了一个医生——“我是一个医科学生，我的同伴是个生化技师，我们来自阿根廷，我们现在很饿，想吃点东西。”
面对如此直白的请求，那位可怜的医生一下子措手不及，也不知道如何是好，只得同意去食堂给我们买一顿饭。我们真是厚颜无耻啊！
阿尔维托羞愧得竟忘了谢谢他，吃完饭后我们边钓鱼边等车，最后终于等到了一辆，我们舒服地坐在司机的驾驶室里往利马去，司机还时不时地买咖啡给我们喝。

车爬行在极其狭窄的山路上，这让我们一路上都感觉怕怕的。

司机兴奋地讲着路上每个交叉路口的故事，突然车撞到了路中央一个傻瓜都可以看得见的大坑。
我们心想司机可能不太会开车，这么一来我们越来越恐惧。可是简单的逻辑告诉我们这是不可能的，像这样的路要不是很有经验的司机早就开到路边去了。凭着机智和耐心，阿尔维托从司机嘴里套出了实话。据司机说，他曾遭遇过一场车祸，那场车祸让他的视力变得很差，所以他才会撞到这么多坑。
我们试着让他理解，这对他还有他的乘客有多么危险。但那司机却一点也不服气，他说这就是他的工作，他的老板给他很好的待遇，老板不管他是怎么到达的，只要他到了就行。另外，他的驾照是很贵的，为了拿到驾照他可贿赂了不少钱。


车又往下开了一段路后，车主也上来了。他似乎很乐意带我们到利马去，不过车经过警方检查站的时候我们得藏起来，因为像这样的货车是不允许载人的。车主其实是个大好人，在前往首都的路上没少给我们吃的。


车经过矿城拉奥罗亚，我们很想下车看看，不过我们没法停下来。
拉奥罗亚海拔大约四千米，从它坑坑洼洼的地形，你可以想象出矿工的艰苦生活。高高的烟囱排放着浓浓的黑烟，周围的一切都蒙上了一层煤灰，显得古老而忧郁，矿工们只要一走到街上也就一下子满脸煤灰，融合在这单调的灰色中，这跟山里灰色的天气倒是很般配。


天还没黑的时候，我们经过了路的最高点，海拔四千八百五十三米的地方。虽然是白天，但是很冷。
我裹着行军毯，凝视着车窗外的风景，嘴里喃喃念着各种诗句，不过都被卡车的嘈杂声盖下去了。


那天晚上，我们就在市外过夜，第二天早早就到了利马。

the city of the viceroys

总督之城


我们旅程中最重要的阶段之一已经接近尾声。

虽然我们身上没有一分钱，在短期内也赚不到什么钱，但我们很开心。


利马是个漂亮的城市，鳞次栉比的新房子已经把昔日殖民时代深深掩埋起来（看过库斯科后更是觉得如此）。
利马号称城市之“瑰宝”，似乎有些言过其实，但是，这里的郊区住宅区都有宽阔的街道，通往气候宜人的海边度假胜地。利马人沿着宽阔的街道，从市中心驱车到卡亚俄港只要几分钟。除了发生过许多战役的那座堡垒，这个港口没有什么特别吸引人的地方（其实所有的港口建筑几乎都是标准化的）。
站在巨大的城墙边，我们惊叹于科克伦伯爵 [1：Thomas Cochrane （1775—1860），英国海军上将，曾接受智利邀请，统率其舰队进行反对西班牙的独立战争，对智利和秘鲁的独立作出重大贡献。后在巴西反对葡萄牙的战争中转入巴西军队服役。] 的丰功伟绩，当时，他带领拉丁美洲船员攻占了这个堡垒，为拉丁美洲解放战争史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利马真正值得一提的是环绕着大教堂的市中心。这里和庞然大物般的库斯科很不一样，库斯科的征服者总是毫无修饰地炫耀自己。
利马的艺术显得更有格调，带着一种轻柔优雅的气质：
大教堂的塔楼高而优雅，也许是西班牙殖民地的所有大教堂里造型最纤细的。在这里，库斯科奢华的木制品已经被抛弃而以金子代之。
教堂中殿宽敞明亮，空气流通，完全不同于印加古城里那些黑暗阴森的洞窟。
教堂中的油画色彩明快、喜庆，从画派风格来看应该晚于与世隔绝的梅斯蒂索派，因为该画派画的圣人总是黑暗阴沉、面露凶相。
这个教堂的外观和圣坛传达出了一种丘里格拉式的金色装饰艺术。 [2：西班牙巴洛克建筑，以精致的表面装饰为特色。——原注] 这巨大的财富使得贵族们有能力抵抗美洲的解放军，直到最后一刻。利马是秘鲁还未摆脱殖民地封建枷锁的一个典型，它仍在等待着一场真正的解放战争的血的洗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