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座宏伟的城市还有个地方是我们最喜爱的，我们常常跑到那里去重温马丘比丘的记忆，那就是考古人类学博物馆。
创建者唐胡利奥·特略是个正统的印第安学者。博物馆里有极珍贵的收藏品，它们反映了利马文化的全貌。利马和科尔多瓦很不一样，但它们有着同样的殖民地或外省城市的风貌。


我们拜访了领事馆，在那里拿了给我们的信，读完信后，我们就想着怎么处理那封给外事办公室的官僚的介绍信，那个官僚当然是不想认识我们的。
我们走访了一个又一个的警察局，直到在一个警局我们拿到了一盘米饭。
那天下午我们拜访了麻风病专家乌戈·佩谢医生。他虽然是一家赫赫有名的医疗机构的主管，但是他出乎意料地热情接待了我们。他帮我们在麻风病医院里安排了住宿，那晚还邀请我们去他家吃饭。他是个很健谈的人，那晚我们谈到很晚才去睡。
我们睡到很晚才起床吃早餐。显然，没有人“嘱咐”任何人管我们的饭，所以，我们决定去卡亚俄港看港口。因为是五一节没有公交车，那十四公里的路我们只能步行，所以走得很慢。卡亚俄港也没什么好看的，甚至连艘阿根廷船都没有。
这次我们比以前脸皮更厚了，跑到一所警局讨一些食物吃，然后急忙赶回利马。我们又在佩谢医生家吃饭，他跟我们讲了他对各种不同麻风病的经历。


早上我们去了考古人类学博物馆，展品精彩绝伦，但由于时间有限，我们不能什么都看。
那天下午在莫利纳医生的带领下，我们好好地熟悉了麻风病院 [3：吉亚的医院。——原注] 。莫利纳医生也是一个很好的麻风病专家，还是个很优秀的胸外科医生。还和之前一样，我们又去佩谢医生家吃饭。


整个礼拜六早上我们都在市中心，忙着兑换五十瑞士克朗，忙乎了一阵，终于兑到了。
下午我们参观了实验室，实验室没有多少令人羡慕的地方，倒是有很多地方有待改进。档案记录倒是很好，编排得很清楚、很全面、很细致，确实让人钦佩不已。晚上，我们还是去佩谢家吃晚餐。佩谢医生跟以往一样，讲话还是那样妙趣横生。

礼拜天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一天。

今天是我们生平第一次看斗牛，尽管这场斗牛赛只是见习斗牛士与三岁公牛的搏斗，牛和斗牛士都不够正规，但我们还是很兴奋。那天早上我在图书馆看特略的书，但由于太兴奋我一点都看不下去。
我们到的时候斗牛赛已经在进行了，我们进去的时候，一个见习斗牛士正在杀牛，不过不是以正常的方法，而是coup de grâce [4：西班牙语为descabellar，用匕首切断牛的嵴索。——原注] 。结果那头牛就呻吟着瘫倒在地上了，斗牛士趁机一刀结果了它，下面一阵欢呼。当第三头牛很壮烈地勾起斗牛士并把他抛到空中的时候，下面也相当兴奋，但也就如此而已。当第六头牛悄无声息地死了之后，比赛也结束了。
我没看到什么艺术，勇气倒是有一些，技巧也不多，兴奋一点点。总之，这取决于礼拜天有什么事可做。


星期一早上我们又去了博物馆。
晚上去佩谢医生家的时候，遇到了一位精神病学教授巴伦萨医生。他也很健谈，和我们讲了一些战争趣闻和诸如以下内容的话题：“前天我去本地电影院看坎廷弗拉斯 [5：Cantinflas，墨西哥多产喜剧演员，人称墨西哥的查理·卓别林。] 的电影。每个人都笑了，但我却根本没看懂。这也不是很奇怪，其他人也没看懂。那么，他们为什么笑呢？事实上，他们在笑他们自己，每个人都在笑他们自己。我们是一个年轻的国家，没有什么传统或文化，我们是刚刚被发现的国家。所以他们在嘲笑我们正处在婴儿期的国家无法治愈的枯萎病……但是现在，尽管有高楼大厦，有车，有财富，北美洲就真的成熟了吗？它把它的年幼甩在背后了吗？没有，它们只是形式上不同而已，本质上没有什么不一样。在这一点上整个美洲是一对姐妹。看着坎廷弗拉斯，我明白了泛美主义。”


礼拜二我们还是参观博物馆。
下午三点我们去找佩谢医生，他给阿尔维托一套白色西装，给我一件白色夹克。每个人都说，我们这样看起来比较人模人样了。
那天剩下的就没什么重要的事了。

几天过去了，我们也准备要走了，但具体什么时候走还不确定。两天前我们就想走了，但要带我们的卡车还不能走。


我们旅行中的很多方面进展得很顺利。

我们通过参观博物馆和图书馆来增长知识，但其实真正管用的是特略博士建的考古人类学博物馆。

从学术的角度来看，也就是关于麻风病，我们遇到了佩谢医生，其他的都是他的门徒，要研究出有价值的成果还要走很长的路。因为在秘鲁没有生化技师，检验室是由专科医生来管理的，阿尔维托和他们聊过，并让他们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人联系。他和其中的两个相处得很好，但第三个……阿尔维托自我介绍说是格拉纳多医生，麻风病专家，他们当他是内科医师。所以当阿尔维托问那个傻瓜的时候，他回答道：“不，这边没有生化技师。就像法律禁止医生开药店一样，我们也不会让药剂师参与他不懂的事。”阿尔维托正要发飙，我轻轻推了他一下，他才没爆发。


利马给我们印象最深刻的事之一是医院病人向我们告别的方式，尽管是那么简朴。
他们零零碎碎地凑齐了一百零半个索尔，然后和一封感情真挚的信一起交给我们。在此之后有些人还亲自来和我们道别，还不时地流泪感谢我们和他们生活了一些时日。我们和他们握手，接受他们的礼物，和他们坐在一起听广播里的足球赛实况。
如果说真的有什么让我们自愿献身麻风病事业，那就是一路上我们遇到的所有病人对我们的真情。


利马作为一个城市，并没有继承它作为总督之城的传统，但它的近郊住宅区和新街道确实很漂亮，很宽敞。
有趣的是哥伦比亚大使馆附近的警察数量，在整个街区内有不少于五十个制服和便衣警察在做着保卫工作。


出利马后的第一天很平常。


在前往拉奥罗亚的途中，我们一路看风景。一整夜都在赶路，拂晓时分，我们到了塞罗-德帕斯科。
和我们结伴旅行的还有贝塞拉兄弟，我们称他们为Cambalache [6：西班牙语里“小古董或旧货摊”的意思。——原注] 或简称坎巴。他们人也很好，尤其是那个大哥。

我们一整天都在赶路。
一路上海拔最高的是四千八百五十三米的蒂克利奥。过了那个地方之后，一路上我都觉得头痛和不适。当我们顺着下坡路来到气候怡人的地方，我的症状有了明显好转。
当我们穿过瓦努科快到廷戈玛丽亚的时候，车的前左轴断了，但很幸运的是车轮卡在挡泥板里了，所以才没翻车。那晚我们不得不在原地露宿。
我本来需要注射一针肾上腺素的，但运气不好，注射器坏了。

第二天也平平淡淡的，我的哮喘还不见好转，但那晚当阿尔维托用忧郁的声音提到今天五月二十日是我们离开六个月的纪念日时，我们开始时来运转了。这是我们想喝皮斯科酒的借口。喝到第三瓶的时候，阿尔维托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他把一直抱在怀里的小猴子甩在了一边，然后自己跑了。坎巴弟弟又喝了半瓶，当场就烂醉如泥地瘫倒在地。

第二天一早，女主人还没醒来之前，我们就匆匆离开了，因为我们还没结账呢，而坎巴兄弟因为刚刚修补过轮轴也没剩什么钱了。我们一整天都在赶路，直到看到路障才停了下来。那个路障是军方设置的，目的是禁止人们雨天行车。

第二天我们又出发了，不过没多久再次被路障拦了下来。他们到了晚上才让我们通行，后来我们又困在了一个叫内斯奎利亚的小镇，那是当天的最后一站。

第二天路还封闭着，所以我们就跑到军营去讨些食物。那天下午我们带着一个伤员和我们一起离开了，那个伤员可以帮我们穿过层层路障。这个方法确实有效：我们没走几公里就看到很多卡车被拦住了，但我们的车辆却被放行了。
天黑以后我们到了普卡尔帕。坎巴弟弟为我们付了饭钱，我们还喝了四瓶酒来道别，酒精让他伤感起来，他承诺说会永远爱着我们。后来他还为我们订了旅馆房间让我们睡。


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到伊基托斯去，为此我们使出了浑身解数。
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一位叫科恩的市长。我们早就听说过他的大名，听说他在钱方面很抠门，像个犹太人，不过是个好人。毋庸置疑他是很抠门，但是不是个好人还不得而知。
他把我们打发给了船运代理人，代理人又把我们打发给了船长。船长很友善，答应让我们坐头等舱，但只收三等舱的钱。
我们对这样的让步并不满意，就去找了营地指挥官，他说他爱莫能助。
后来我们又去找了副指挥官，他质问了我们一番之后（这就暴露了他的愚蠢），答应帮我们。那天下午我们去乌卡亚利河游泳，这条河看起来和巴拉那河上游很像。我们遇到了副指挥官，他说给我们捡了一个大便宜，因为船长卖了个很大的人情给他，答应只收我们三等舱的钱，让我们坐头等舱。真是太“合算”了！

我们游的那条河里有一种很罕见的鱼，当地人叫它“布费奥”。据传说它们吃男人，强奸女人，犯下许许多多的暴行。很显然它们是一种江豚。
它们有很多奇怪的特征，其中之一就是生殖器跟女人的很像，所以印第安男人就用它来自慰，不过完事之后他们得杀掉江豚，因为江豚的生殖器受到刺激后收缩得很紧，一不小心男人的那玩意儿都拔不出来了。


那天晚上我们又执行了艰巨的任务，就是去见医院的同事跟他们要房间住。
果然，他们对我们很冷淡，要不是我们的沉着打动了他们，他们可能会赶我们走，最后他们给了我们两张床，我们筋疲力尽的骨头才得以休息一下。

down the ucayali

顺乌卡亚利河而下


背上背包，我们看上去简直就是探险家。


我们登上拉塞内帕号小船后不久船就开了。跟之前说好的一样，船长让我们坐上了头等舱，很快我们就和里面所有享有特权的旅客混在了一起。

鸣了几声笛后，船驶离了岸边，我们开始了往圣巴勃罗的第二段旅程。当普卡尔帕的房子完全消失在我们的视线之外、只留下大片大片的原始丛林时，人们渐渐离开船的栏杆而聚集在赌桌旁。我们小心翼翼地走过去看，但阿尔维托突然心血来潮就去赌了一把，在一个称作“二十一点”的纸牌游戏中赢了九十索尔，那个纸牌游戏很像我们的“七点半”游戏。
这次赢钱招来了其他赌徒的憎恶，因为阿尔维托一开始只下了一索尔的注。

第一天我们没什么机会和其他乘客友好地交谈，我们也有点拘谨，没有参与到他们的客套闲聊中。船餐很差，量也很少。因为河比较浅，船夜里没有行驶。夜里也没什么蚊子，虽然他们说这个很正常，我们也不大相信，因为现在我们已经习惯了人们在解决困难时喜欢夸大其词。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出发了，那一天除了认识一个女孩之外没有其他事，那女孩看起来似乎很随便，可能她认为我们有几个钱，尽管我们一提到钱的时候就会硬挤出几滴眼泪。傍晚的时候，船停靠在河岸边，这时一大群蚊子嗡嗡地涌了过来，好像要证明它们的确存在似的，一整个晚上成群结队轮番攻击我们。阿尔维托用蚊帐盖住脸，整个身子藏在睡袋里才睡了会儿。而我开始感觉到哮喘发作的征兆了，再加上蚊子的骚扰，我一夜没合眼，直到凌晨才睡着。
那个晚上具体的情形我已经记不起来了，但我清楚地记得我的屁股在遭受蚊子的狂轰滥炸之后已经肿得不成形了。第二天一整天我都很困，在这个角落打会儿盹，在那个角落打会儿盹，还想躺在借来的吊床上眯会儿眼睛。
由于哮喘没有缓解的迹象，我只好使出了没办法中的办法——花钱买哮喘药。这才稍微缓解了病痛。


我们望着外面，思绪穿过河岸进入丛林，那诱人的翠绿看起来如此神秘，如在梦中。
虽然哮喘和蚊子让我觉得有点压抑，但原始森林又让我们的精神自由驰骋，身体上的疾病和大自然所有初生的力量只能更激起我们的欲望。

那几天过得很是无聊。那里唯一的娱乐方式就是赌博，由于我们经济困难，我们也没法玩得尽兴。
又平淡无奇地过了两天。
这段旅程正常要走四天，但由于河水太浅，我们每个晚上都得停下来，这不仅拖慢了旅行，还让我们变成了蚊子的大餐。
虽然头等舱的食物比较好，受蚊子的骚扰也比较少，但我不知道我们从这优惠的买卖中得到了什么。比起那些为数不多的中产阶级，我们更喜欢那些单纯的船员。那些中产阶级不管是否富有，都太沉浸于过去的回忆中，觉得和我们这两个身无分文的流浪者为伍简直无法忍受。他们和其他人一样蠢钝无知，他们人生中获得的小小胜利冲昏了他们的头脑，他们无聊的观点也正因为他们自视过高而带着一丝傲慢。

虽然我每天严格控制饮食，但我的哮喘还是越来越严重。
那个随便的女孩很同情我可怜的身体状况，她不经意的一个抚摸勾起了我埋藏已久的旅行前的记忆。那个晚上，因为蚊子我一直没睡，我想起了齐齐娜，现在是个遥不可及、令人陶醉的梦，但这梦的结局留在我回忆中更多的是甜蜜，而不是苦涩，这对这种纯真的旧事不太寻常。我以一个知她懂她的老朋友的身份，给她送去了一个温柔的、不紧不慢的吻。接着我的思绪飞到了马拉格纽，那个灯火通明、夜夜笙歌的大厅，那个时候在那里她可能正在对着她的新追求者耳语着她那些奇怪的词句。
我的眼睛扫过浩瀚的苍穹，天上的星星在快乐地闪烁着，好像在回答我内心深处的问题：“这一切值得吗？”回答是肯定的。

接下来的两天还是那样，没什么变化。乌卡亚利河和马拉尼翁河的汇合形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河流，但这也没什么过人之处，只不过是两条泥河汇合在一起，比较宽，也比较深，仅此而已。

我的肾上腺素用完了，哮喘开始恶化，我只能吃一小把米饭，喝点马黛茶。
快到达的最后一天我们碰上了大风暴，我们不得不停船。蚊子黑压压地扑过来，比以往都凶狠，好像在报复我们即将离去，它们再也不能咬我们似的。那个晚上感觉特别漫长，到处充斥着疯狂的击掌声、愤怒的尖叫声、像吸毒一样无休止的各种纸牌游戏和为了维持对话和消磨时间而发出的闲聊。
早晨，大家忙着准备下船，还有一张吊床空着，我就在那里躺下了。好像着魔似的，我感觉好像有一股漩涡在我内心慢慢展开，带着我到新的巅峰或是深渊，到底是升天还是下地，我也不得而知……阿尔维托用力摇醒我说：“Pelao [1：俚语，老家伙。——原注] ，我们到了。”
河流变宽了，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低平的城镇，上面有一些高高的建筑物，房子四周都是丛林，被地上的泥土映衬得红红的。


我们到伊基托斯那天是星期天。
我们早早地停靠在码头，然后直接去找国际合作服务中心的主管。我们有一封介绍信要给查韦斯·帕斯托医生，但他当时不在伊基托斯。他们对我们很好，把我们安排在黄热病病房里，还让我们在医院里吃饭。我的哮喘还是很严重，一天注射四针肾上腺素还不能停止痛苦的气喘。
第二天我的病情没有好转，就一整天躺在床上，确切地说是在“靠肾上腺素度日”。
接下来的一天，我下定决心早上严格控制饮食，晚上也稍微控制一下，不吃米饭，这才稍微好了一点点。晚上我们看了英格丽·褒曼主演、罗塞利尼导演的《火山边缘之恋》，电影拍得很烂。
礼拜三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一天，因为我们接到了第二天就可以走的通知。由于哮喘我不能动，整天只能赖在床上，所以这个消息让我们特别高兴。
第二天我们很早就做好了离开的心理准备。但一天过去了，我们还没出发，后来又通知我们说要第二天下午才能离开。

我们自信依照船主的惰性，他可能会很晚才开船，不可能提前，所以我们就睡得很死。散步了一会儿之后，我们就去了图书馆。
刚去不久，助理就很焦急地跑来告诉我们埃尔西斯内号十一点半就要开船了。那时都已经十一点零五分了。我们迅速收十了一下东西，因为我还在犯哮喘，我们就叫了辆出租车过去，八个街区就花掉了半个秘鲁金币。我们到船上才发现船要到三点才开，虽然要求我们一点就上船。我们不敢违背命令跑回医院吃饭，无论如何，我们也不便回去了，这样就可以顺便“忘”了他们借给我的那个注射器。

我们和一个亚瓜族的印第安人吃了一顿又贵又难吃的东西。
那个印第安人穿着很奇怪的红色草裙，戴着几条红草项链。他叫本哈明，但他几乎不会讲西班牙语。在他的左肩膀上有个枪疤，是近距离枪击造成的，他说是因为“vinganza” [2：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混合词，报仇。——原注] 落下的。


那个晚上到处都是蚊子，一个劲地叮咬我们肥嫩的血肉之躯。
当我们得知我们可以从马瑙斯渡河到委内瑞拉，我们觉得这趟旅行又多了一层心理意义。
第二天过得很平静，由于蚊子滋扰失掉的睡眠一下子补回了一大半。
那晚一点左右，我刚睡着就被叫醒了，他们告诉我们已经到了圣巴勃罗，并建议我们去找地区医疗主管布雷希亚尼医生。他很欢迎我们，并为我们安排了一间房间。

dear papi

亲爱的爸爸

伊基托斯
一九五二年六月四日


河岸两边都是住宅区。为了寻找原始部落，你必须沿着支流一直找到内陆地区，不过这次我们打算放弃这趟旅行。
传染病已经消失了，但为了以防万一，我们还是打了伤寒症和黄热病的疫苗，而且准备了足够的阿的平和奎宁片。

这里有很多疾病是由于新陈代谢紊乱而引起的。丛林里可以吃的食物经常营养不够，而人只要一星期以上没补充维生素就会生大病。
如果我们沿着河流走，我们就会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合适的食物吃。我们还不是很确定，现在正在看是否有可能坐飞机到波哥大，如果不行，到莱吉萨莫也可以，从那里开始路况就不错了。并不是因为我们认为走水路比较危险，而是因为这样我们可以省钱，稍后可能对我大有用处。

我们要离开那些随时都可能让我们感染病菌的医疗中心了。
我们的旅行对于麻风病医院的医护人员来说已经变成了一件大事，他们对我们满怀敬佩，仿佛我们就是两位到访的研究员。我现在对麻风病真的很感兴趣，但我不知道这能持续多久。利马医院病人的真诚告别鼓励着我们继续前行。他们给了我们一个野炊炉，还凑了一百索尔送给我们。就他们的经济状况而言，这是多么大的一笔财富啊。和我们说“再见”的时候有些病人还掉泪了。他们感激我们从不穿工作服或戴手套，和他们握手时就像是和其他人握手一样，感激我们和他们坐在一起天南地北地聊天，感激我们和他们一起踢球。
这些看起来也许只是逞强，但对这些可怜的人来说，把他们当成普通人看待，而不是像有些人那样把他们当动物看，这样的心灵礼物却是无价的，而我们被感染的概率却是极低的。到目前为止唯一被传染的医护人员是一个印度的卫生员，他和他的病人一起住，也许还有一个过度热情的修士，但我不能确定这一点。

the san pablo leper colony

圣巴勃罗麻风村


第二天是星期天，我们起来后准备去拜访麻风村。可到那里要走水路，而礼拜天不是工作日，所以我们走不了。

因此我们就去拜访了麻风村主任阿尔维托修女。接着我们又踢了场足球，这次我们两个都踢得很差。
我的哮喘开始有些退了。

礼拜一我们把一大堆衣服送去洗，接着我们去了麻风村的病人区。
有六百个病人各自住在有丛林特色的茅舍里，做着他们自己想做的事，照顾着自己。
他们已经形成一个有着自己节奏、风格的组织。那里还有一个当地行政官员、一个法官、一个警察等。布雷希亚尼医生在当地有相当高的威望，他负责协调整个麻风村的事务，保护病人，解决不同群体间的纠纷。

礼拜二我们又去了麻风村，和布雷希亚尼一起去的，他去巡视麻风村，检查病人的神经系统。
他正准备对麻风病人的神经系统做一个深入的研究，研究创建在四百个案例上。这个研究很有趣，因为这个地区的很多麻风病案例都会侵袭神经系统。事实上，我还没见过一个没有类似症状的麻风病人。布雷希亚尼告诉我们说，索萨·利马医生对这个麻风村的小孩表现出来的早期神经系统紊乱迹象很感兴趣。
我们去了那片专给正常人住的区域，那里住了大概七十个人，连应有的基本设施都没有，比如说电、冰箱和实验室。他们急需一个显微镜、一个显微镜用薄片切片机和一个技术人员，当时技术人员是由玛格丽塔嬷嬷来担任的，她人很好但不够博学。他们还需要一个外科医生来看神经系统、眼睛等毛病。有趣的是这里虽然存在普遍的神经问题，但很少有盲人，从这点或许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原文无法辨别）与此有关，因为大部分人根本不能得到治疗。

礼拜三我们继续巡视了一番麻风村，中间还钓鱼和游泳。
晚上我和布雷希亚尼医生下棋聊天。牙医阿尔法罗人很好，随和友善。

礼拜四是麻风村的休息日，所以我们就没像往常一样去探望病人。早上我们去钓鱼，但一无所获。下午我们踢足球，这次我守门的表现没那么糟糕。

礼拜五我又去病人区，阿尔维托留下来做细菌检查，那位和蔼的修女玛格丽塔嬷嬷陪他。我抓到了两条称为“莫塔”的鲶鱼，一条送给了蒙托亚医生。

（↑[ ﾟ∀。]这段有点意思……）

（①当地有个修女也叫“阿尔维托”，跟切的同行伙伴阿尔维托同名……
②钓鱼第一天没有收获，第二天钓到了！鱼送给了当地的医生。踢足球最初也一无所获，踢得很烂，不过后来多踢球就有进步了。鼓励鼓掌👏🏻）

saint guevara’s day

圣格瓦拉日


一九五二年六月十四日，星期六，还是个小伙子的我转眼已经二十四岁了。我已经进入了生命的银婚时代，站在人生四分之一的门槛上回顾过去，从总体上来讲，命运对我还不算太差。


一早我就去了河边，看能不能钓点鱼，但钓鱼就像是赌博一样，一开始赢，最后还是输。
下午我们踢足球，我还站在老位置上——守门，这回打得比前几次好多了。
晚上，在布雷希亚尼医生家吃完一顿美味佳肴后，他们在麻风村的食堂为我们开了个派对，有很多秘鲁的国酒——皮斯科酒。阿尔维托很清楚这种酒对人们中枢神经系统的影响。


喝到酒酣耳热、情绪高涨的时候，麻风村的负责人热情地给我们敬酒，我回敬了一下，还说了如下一大通话：


嗯，我觉得我应该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回敬一下布雷希亚尼医生。我和我的同伴现在一无所有，我们只能向大家说声“谢谢”，聊表心意。我想代表我的旅伴，向麻风村的所有成员道声“谢谢”。你们和我们素不相识，却给了我们高尚的友情，庆祝我的生日就像庆祝你们自己的生日一样。除此之外，我还想说的是，这几天我们就要离开秘鲁，所以我也想用这些话作为道别。我想向这个国家所有人民再说声“谢谢”。自从我们经过塔克纳踏入秘鲁的那一刻起，我们几乎都要被你们的热情淹没。
我还想说些跟今晚的主题无关的内容。虽然我们身份低微，无法成为某项伟大事业的代言人。但是，经过这次旅程，我们坚信，分裂拉美国家完全是痴心妄想！分裂只能带给我们不稳定，带来虚幻。从墨西哥一直到麦哲伦海峡，我们同根同源，同属梅斯蒂索族。所以，为了消除我狭隘的地方主义观念，我提议，为秘鲁、也为拉丁美洲国家联盟，干杯！


我的演讲博得了满堂喝彩。所谓派对，就是要喝得酩酊大醉。所以，我们一直喝到凌晨三点才散场。

礼拜天早上，我们拜访了亚瓜部落，就是那些穿着红草服饰的印第安人。
我们沿着一条小路走了三十分钟的路，就到了一排住着一户人家的茅舍，这证明了丛林并不像谣传的那样密不透风。他们的生活方式很吸引人——他们用厚木板和小小的棕榈叶盖成密封的茅舍，晚上就藏在里面躲避蚊子成群结队的围攻。
妇女们已经摒弃了传统的服饰，而穿着普通的衣服。小孩子肚子肿胀，身子却骨瘦如柴。然而，一般来说，其他种族的成年人住在丛林中就会缺乏维生素，这里的大人却没有缺乏维生素的迹象。他们的饮食包括丝兰、香蕉、棕榈果，还有他们用步枪打来的猎物。他们的牙齿全烂掉了。他们说的是自己的方言，但有些人懂西班牙语。

下午我们踢足球，我虽然比以前打得好，但是他们还是趁我不备，偷偷踢进了一个球。
那晚，阿尔维托因急性胃炎把我叫醒，后来确诊说是右回肠腔出了问题。我实在是太累了，也顾不得他的病痛，就建议他别想着疼痛，我翻了个身一直睡到第二天。


礼拜一是病人区分药的时间。阿尔维托由他亲爱的玛格丽塔嬷嬷悉心照顾着，每四个小时就要虔诚地注射一次青霉素。
布雷希亚尼告诉我说，他在等一条运牲口的木筏到来，还说我们可以拿些木板做一个自己的木筏。这个主意鼓舞了我们，我们开始计划去马瑙斯。
我的脚感染了，所以错过了那天下午的球赛。
我和布雷希亚尼海阔天空地聊着，很晚才去睡。

礼拜二早上，阿尔维托完全康复了，我们去了病人区，蒙托亚医生正给一个麻风病人的尺骨神经系统开刀，手术大获成功，虽然技巧还有待提高。
下午我们去附近的一个盐水湖钓鱼，当然什么也没钓到。回来的路上我执意要游过亚马孙河，这花了我快两个小时，蒙托亚很绝望，因为他压根没想到会等这么久。
那天晚上有个欢快的小型派对，但最后却以几个人和莱萨马·贝尔特兰先生大打出手收场。莱萨马·贝尔特兰先生不成熟、内向，甚至有点变态，这个可怜的人喝醉了，因为没受到邀请他很生气，开始破口大骂，直到有人朝他的眼睛打了一拳，还打了他一顿。这个小插曲让我们觉得很扫兴，因为这个可怜人除了是个同性恋和特别无聊外，对我们很好，给了我们每人十索尔，结果我的总资产累计达到了四百七十九索尔，而阿尔维托也有了一百六十三个半索尔。

礼拜三早上就下雨了，所以我们没去病人区，一整天基本上浪费了。
我读了点加西亚·洛尔卡 [1：García Lorca (1898—1936)，西班牙诗人、剧作家。] 的作品，然后我们去看绑在码头的木筏。


礼拜四早上，医护人员放假，我们和蒙托亚去河岸对面买点吃的。我们沿着亚马孙河的一条支流走，买了木瓜、丝兰、玉米、鱼、蔗糖，东西非常便宜。
我们还钓了鱼，蒙托亚钓了一条普通的鱼，我钓了一条莫塔鱼。回来的时候，一阵强风掀起了层层波浪，波浪涌向小舟的时候，船长罗赫尔·阿尔瓦雷斯吓得屁滚尿流。我跟船长要船桨，但他不给我，我们就去河岸边等河面平静下来。直到下午三点我们才到家。我们把鱼煮了吃，但还不能消除我们的饥饿感。罗赫尔给我们每人一件衬衫，还给我一条裤子，所以我的精神状态也好多了。


木筏差不多准备好了，就差桨了。
那天晚上，麻风村的病人齐聚一堂，为我们唱送行曲。一个盲人唱了许多当地民歌。伴奏的有吹笛子的、弹吉他的，以及一个几乎没有手指的手风琴演奏者。另外还有一个“健全”人客串，他不时吹吹萨克斯，弹弹吉他，敲敲打击乐器。这以后便是演讲时刻。四个病人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虽然还是有点怯场。其中一个人还紧张得中途忘词，无法继续，直到后来出于绝望他才大喊：“为我们的两位医生欢呼三声！”随后，阿尔维托对他们的盛情表示由衷的感谢，他说秘鲁的风景再美也比不过此刻人的心灵美，他已被他们的真挚情感所触动，他已无法用言语表达，除非……讲到这里的时候，他伸开双臂，用庇隆式的手势和声调激动地说：“我要谢谢你们每一个人。”
病人们解开岸上的绳索，在悠扬的民歌声中，他们乘坐的这条木筏缓缓驶离了岸边。船上昏黄的灯火映在这些人身上，看起来就像幽灵一般。

我们去布雷希亚尼医生家喝了几杯，聊了一会儿就去睡了。


礼拜五我们要离开了，所以一早就去和病人道别，拍了几张照片，就带着蒙托亚医生给我们的两个上好的菠萝回来了。我们洗了澡，吃完饭，下午三点左右就跟他们道别了。
三点半的时候，我们命名为“曼波-探戈号”的木筏载着一行人出发了，船上有我们，还有送我们的布雷希亚尼医生、阿尔法罗和帮助我们造木筏的查韦斯。
他们带我们到河中间就离开了，让我们自己操纵。

debut for the little kontiki

小木船之首航


两三只蚊子已不能打扰我的睡意了，没几分钟，我的睡意战胜了蚊子。不过我的胜利也是空欢喜一场，阿尔维托的声音把我从美梦中惊醒了。


我们可以看到河的左岸有昏暗的灯光，是一座小镇，从外表看，应该是莱蒂西亚。
接下去我们面对的艰巨任务就是把船划向灯火处，划的时候我们遇到了大问题：船不往岸边走，而是固执地往河中央跑。我们尽力地划着船，刚感觉快划到道上的时候，船绕了半个圈，又回到了河流中央。看着岸边的灯火一点一点地消失在我们的视线外，我们也越来越绝望了。
我们筋疲力尽，就安慰自己说至少我们能战胜蚊子，一觉睡到天亮，到时候再决定怎么做。

我们的前途不容乐观。
如果我们继续顺河直下，我们就得一直划到马瑙斯，据可靠消息称，到马瑙斯有十天的航程，很长的一段路。由于前天发生的一场事故，我们已经没有鱼钩了，生活必需品也不多了，又不能确定我们是否能如愿靠岸。更别提没有带相关证件就要进入巴西，还不会讲那里的语言……但这些并没有让我们焦虑太久，因为我们很快就沉沉睡去。

第二天阳光把我照醒了，我爬出蚊帐来看看我们漂到哪里了。
我们最不愿看到的事发生了，木筏停靠在河的右岸，静静地等在小码头上，这个小码头应该是属于附近那座房子的。
因为到处都是蚊子而且个个蓄势待发，所以我决定等一下再观察周边情况。阿尔维托睡得很沉，所以我想我还是和他一样多睡会儿。一股病恹恹的困意和不安的疲惫顿时袭遍我的全身。


我感觉我已经无法做任何决定了，头脑里只有一个想法，就是不管事情变得多么糟糕，我们都没有理由认为自己解决不了。

（↑[ ﾟ∀。]谢谢。正好半夜被蚊子咬了，这本书到了这里，关于“蚊子”的片段就越来越多。嗡嗡……）

dear mama

亲爱的妈妈


哥伦比亚，波哥大
一九五二年七月六日


亲爱的妈妈：

写这封信的时候，我离委内瑞拉又近了几公里，囊中也愈加羞涩。
首先，祝您生日快乐！您的生日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希望您的生日是在家人陪伴下、在欢声笑语中度过的。
其次，我会向您扼要讲述我们离开伊基托斯后的遭遇。我们的行程大致按计划进行。在蚊子的忠实陪伴下，我们赶了两个晚上夜路，终于在拂晓抵达圣巴勃罗麻风村，美美地睡了一觉。
这儿的医疗主管挺讨人喜欢，他很快就对我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们和整个麻风村的其他人也很合得来。只是修女们老质问我们为什么不到教堂里做弥撒。修女们掌管着麻风村，谁不做弥撒，就要被克扣粮食（我们的口粮全被扣光了，幸亏有好心的孩子们，他们每天都会给我们找来一些吃的）。除去这点小冷战，生活简直妙不可言。
十四日那天，当地人为我举办了一个生日派对，派对上喝了很多皮斯科酒，这是一种能让你醉得舒舒服服的杜松子酒。麻风村主管向我们敬酒，乘着酒兴，我作了一场典型的泛美国家独立演讲，结果这些引人注目的喝得酒酣耳热的听众报以热烈的掌声。
我们比计划多停留了一些时日，但后来还是去了哥伦比亚。临行前夕，麻风村的一群病人坐着大木筏来与我们道别。他们站在码头上，唱着送行曲；他们的言语也感人肺腑。自诩庇隆后人的阿尔维托发表了一番振奋人心的长篇大论，惹得好心的送行者捧腹大笑。这是旅途中最有趣的时刻之一。一个手风琴演奏者，尽管右手的手指已经全不在了，但还将短棍缠在手腕上演奏。演唱者是个盲人。由于当地麻风病侵入神经系统的情况盛行，这些人几乎都落下残疾。
岸上灯火在河水中的倒影摇摇曳曳，就像恐怖电影中的场景一般。河的两岸有茂密的丛林，一英里之遥有当地的土著部落（当然我们也探访过他们），还有美味的河鱼、丛林里的猎物，以及尚待发掘的无尽财富，这条河着实美不胜收。我们还幻想沿着这条河穿过马托格罗索，从巴拉圭到达亚马孙河，一路行医……像是一个梦……也许有一天……我们会拥有自己的家庭……
当地居民特意为我们造了条近乎奢华的木筏，乘着木筏顺流直下，我们觉得自己真成了探险者。第一天诸事顺利，只是当天晚上我们本该轮流守夜，可在他们赠送的一张蚊帐中，两人相继舒舒服服地入眠。第二天一早，我们醒来发现木筏搁浅在河岸上。

我们的胃口如鲨鱼般大。愉快的一天很快过去。到了晚上，两人决定轮流站岗，每人一个小时，以防不测。因为在黄昏时分，水流已经悄悄把我们推向岸边，木筏几乎被河水中半藏着的树枝掀翻。
我在轮班中犯了错误。一只准备下锅的母鸡掉进了水里，消失在湍急的水流中。
尽管我在圣巴勃罗的时候，曾经游泳横穿过这条河，但那晚却连跳进河里的勇气都没有了。原因是时有短吻鳄浮出水面虎视眈眈，而且我从没真正摆脱我的夜晚河水恐惧症。如果您在场，您一定会克服困难救回那只母鸡，安娜·玛丽亚在的话也会这么做，因为你们没有我这样不可理喻的夜晚恐惧症。

我们的鱼钩钓到了一条硕大无比的鱼，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们才把它拖上木筏。天亮前我们一直轮流站岗。靠了岸，我们把木筏拴在岸边，爬进蚊帐以抵御那里特别恶毒的蚊子。


一觉睡醒，阿尔维托发现夜里带饵的鱼钩少了两只。他最喜欢吃鱼，不喜欢吃鸡肉，丢了鱼钩，他的心情更糟了。
附近有座小屋，我们决定去问一问莱蒂西亚还有多远。小屋的主人用标准的葡萄牙语回答我们说，莱蒂西亚在上游，逆流而上要七个小时，这里已经是巴西境内。于是阿尔维托和我吵得面红耳赤，争论究竟是谁在守夜的时候睡着了。我们把钓到的大鱼连同麻风村的病人赠送的一个重达四公斤的菠萝一起送给小屋的主人，并到他的小屋过夜。


次日早晨，他带我们沿水路返回。回去的旅途很快，但由于一连划了至少七个小时木筏，而且这条木筏划起来并不顺手，所以我们累得够呛。
到了莱蒂西亚的警察局，吃住虽然有了着落，但因为搞不到低于五折的机票，我们只好忍痛花费了一百三十哥伦比亚比索，另外因为行李超重，多付了十五哥伦比亚比索，两笔花费加起来折合一千五百阿根廷比索。

这一天最幸运的事就是我们受邀去当一支足球队的教练。反正我们也要等飞机，因为飞机两个星期才飞一班。

起初我们想，只要他们不在观众面前丢人现眼，我们就心满意足了，可他们实在是烂泥扶不上墙，最终我们决定亲自上阵。结果这支最弱的球队居然将各支球队的排名情况完全改写，并闯入当日的总决赛。
最终我们只在罚点球时与冠军失之交臂。阿尔维托的带球过人技术无懈可击，颇有佩德内拉 [1：阿根廷球员。——原注] 的风范，所以得了个外号，叫佩德内里塔。我扑出了一个点球，自以为这个球可以载入莱蒂西亚的史册了。
赛后的庆典原本很顺利，但在奏响哥伦比亚国歌时，我不巧弯腰去擦膝盖上的血迹。一位上校见了后，顿时恼羞成怒，冲我破口大骂。我差点忍不住回击，但想到我们的行程，以及其他事宜，我还是忍气吞声。


飞往波哥大途中，飞机一路颠簸，我们好像身处鸡尾酒摇酒器中一般。
阿尔维托与同行的乘客谈天，和他们讲述一次死里逃生的经历。当时我们飞越大西洋，到巴黎去参加一场国际麻风病大会。不幸的是，途中飞机四个发动机里有三个发生了故障，再有一分钟耽搁，飞机就会一头栽进大海。最后，他总结道：“老实说，道格拉斯公司的这些飞机……”他叙述得如此绘声绘色，连我听了都倒吸一口冷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