蝶恋花／宋・贺铸
几许伤春春复暮，杨柳清阴，偏碍游丝度。
天际小山桃叶步，白蘋花满湔裙处。
竟日微吟长短句，帘影灯昏，心寄胡琴语。
数点雨声风约住，朦胧淡月云来去。

西河・送钱仲耕自江西漕移守婺州／宋・辛弃疾
西江水，道似西江人泪。
无情却解送行人，月明千里。
从今日日倚高楼，伤心烟树如荠。
会君难，别君易。
草草不如人意。
十年著破绣衣茸，种成桃李。
问君可是厌承明，东方鼓吹千骑。
对梅花、更消一醉。
看明年、调鼎风味。
老病自怜憔悴。
过吾庐定有，幽人相问：岁晚渊明归来未？

晚秋一／唐・佚名
戎庭缧绁向穷秋，寒暑更迁岁欲周。
斑斑泪下皆成血，片片云来尽带愁，朝朝心逐东溪水，夜夜魂随西月流。
数度恓惶犹未了，一生荣乐可能休。

元夕灯宴／明・张元凯
公子留宾锦作筵，却怜欢赏动韶年。
琼枝照夜无双艳，璧月临春第一圆。
幕里仙姝怜紫玉，座中词客重青莲。
醉归不问金吾禁，鱼钥天明恰已传。

鄂州南楼书事四首其三／宋・黄庭坚
势压湖南可长雄，胸吞云梦略从容。
北船未尝睹巨丽，复阁重楼天际逢。

南乡子一／唐・李珣
烟漠漠，雨凄凄，岸花零落鹧鸪啼。
远客扁舟临野渡，思乡处，潮退水平春色暮。

《杀戮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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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很深的台词，迪斯·普朗：
悉尼，我常想起你，也常想起我家人。他们告诉我们说神已经死了。现在这个叫安卡的党派，会为我们提供所有的需求。他宣称安卡发现并宣布了一种新病毒的存在，一种记忆病种，被诊断为是过于怀念革命前的柬埔寨生活。他说，我们周围都是敌人，敌人已经打入我们内部，谁都不能信。我们必须像公牛一样，除了对党，不许对其他东西进行思考。除了安卡，不许对他物有爱。人们都在挨饿，但是我们不被允许种植食物，我们必须尊敬同志的子女，他们的心智被认为是没被过去污染的。
悉尼，安卡说那些在战争年代舒适生活、并不关心农民劳苦的人，必须坦白从宽，因为现在是元年，所有东西都得从新开始。我真的很害怕，悉尼，我必须假装我不懂法语和英语，我不能有过去，悉尼。现在是元年，以前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风仿佛都在诉说着害怕和憎恨，战争将爱都杀死了，悉尼。那些向安卡坦白的人都消失了，没人敢问他们去哪了，在这里，只有沉默的人才能活下去。

浣溪沙／宋・欧阳修
堤上游人逐画船，拍堤春水四垂天。
绿杨楼外出秋千。
白发戴花君莫笑，六幺催拍盏频传。
人生何处似尊前？

废观／宋・林景英
羽衣人已化，无处问殊庭。
春色桃谁种，天香药自灵。
片霞飞绝顶，一鹤下青冥。
荒藓空阶下，犹闻夜祭星。

减字木兰花・题雄州驿／宋・蒋兴祖女
朝云横度，辘辘车声如水去。
白草黄沙，月照孤村三两家。
飞鸿过也，百结愁肠无昼夜。
渐近燕山，回首乡关归路难。

解连环／宋・谢懋
雁空辽邈。
衬鱼鳞浪浅，护霜云薄。
念故人、千里音尘，正山月朦胧，水村依约。
见说瑶姬，拥十二、碧峰如削。
倚孤芳澹伫，冷笑岁华，可堪寂寞。
情多为谁瘦弱。
爱吹芗弄粉，斜搴珠箔。
自然林壑精神，想回首东风，万花羞落。
梦绕南楼，对皓月、忍思量著。
但销凝、夜阑酒醒，数声画角。

齐泽克专访（2019）

【问】我想先以一个相对宏大的问题开始今天的访谈。我们知道，今年是柏林墙倒塌30周年，不知你对此有何评论？在你看来，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在今还天能扮演怎样的角色？它们为何在当下仍然很重要？

马克思所描述的基本情形，即资本疯狂迈向自毁的动态过程，在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明显。你知道，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对资本主义的毁灭性影响有过很好的刻画，它破坏了传统价值、社会团结及其他种种。我敢说，这一切如今只是变本加厉。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依旧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我最近给包括大部分左派在内的某些朋友取了个讽刺性的称号：福山主义者。他们相信弗朗西斯·福山的那套历史终结论，认为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就是我们所拥有的最好制度。我们只需让它变得更人道，有更多的人权和福利就行了。但我不这么看。特别是在今天，我们面对的问题是自由民主式的全球资本主义无法解决的。
一种常见的对策是回归传统价值，或许中国也多少在尝试这个转向。但我认为这也没用。他们就认为，既然现代市场经济如此具有毁灭性、如此不稳定，那我们就需要回归一些传统的、更稳定的价值观体系，让社会保持凝聚。在欧洲，是基督教，而你们则是儒家。不幸的是，我认为资本主义的毁灭性太强了，你不可能用这种方法来遏制它。就此而言，探索某些新的人民自组织形式，可能事关我们的生死存亡。它既不受传统国家的控制，也不听命于市场。我不认为这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构想。
对我而言，真正的“乌托邦”是：（认为）事情可以以它们现在的样子永无休止地继续下去。这仍然是大多数人所希望的。全球变暖、移民问题，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再勒紧点裤腰带，我们就能生存下去。不，我们不能。我们必须采取大规模的集体行动。
当然，如今马克思主义也有其局限，我们必须保持批判的态度。我认为自己是个“部分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譬如我认为传统的工人阶级已经不再是解放的主体了。当代共产主义运动的特质之一，就是没有一个特别的主体，不同的群体必须团结起来。但这很难。在西欧，相当一部分工人阶级都多少有种族主义和保守倾向。工人阶级不喜欢移民，视其为竞争对手，认为他们威胁到了自己的生活方式。
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洞见如今仍然是颠扑不破的。即资本主义一方面极具生产力，是人类历史上最具活力的体制；但资本主义的活力也具有自毁性。它必须受到规制、管控和引导，这事关生死存亡。

【问】基于怎样的事实，你认为马克思所描述的基本情形“在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明显”？你是否认为当前的世界正面临某些灾难性的转折点？


是的。至少在三个层面上，我们正向“末日（Apocalypse）”靠近。

一是人人皆知的生态破坏。我们不应该过度恐慌，事情没那么简单。不是说5年之内，全球变暖就一发不可收拾。但趋势是清楚的，问题不只在于全球变暖，我更担心的是海洋深处发生的一些状况。我有个朋友是未来学家，他叫让-皮埃尔·杜佩（Jean-Pierre Dupuy），写了一本很棒的书，提出了对末日的许多见解。他在福岛核事故发生两天后就作为特派员代表去了那里。他告诉我说，日本政府在短短几个小时内陷入了恐慌，因为他们认为可能需要让整个东京地区都撤离。这是根本做不到的，把他们撤到哪里？这种灾难还很可能反复发生。我们必须准备好应对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一些地区正在沙漠化。在中国北京以北的地区，沙漠也有扩大之势。在俄罗斯，西伯利亚的冻土正在融化当中。在一个理性的世界里，千百万人的第一要务显然是赶紧迁移，但具体怎么落实？你不能把它交给市场，目前的民族国家也很难料理好它。我们亟需建立一些国际合作的大型框架，单个国家无法独自解决这样的生态灾难。

第二个问题是新型的数字控制。包括超级计算机在内的各种控制形式并非一无是处，它们可以用于预防犯罪等等。但我只想问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老问题：谁来控制那些控制者？这一过程必须以某种方式向公众公开，我既不相信私人企业也不相信国家，而最坏的情况就是两者形成合谋。我不满西方的地方在于，当你谈起这个问题时，他们就开始批评中国。中国确实出于国家安全的考量而采取了某些措施。欧洲的情况表明，西方的数字控制确实表现得要谨慎克制一些，但谨慎并不能掩盖我们陷入全方位控制的事实。我的朋友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曾对我说，谷歌就是一个企业版本的国家安全局，与美国各政府部门是深度整合在一起的。另外，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生物-基因层面的操纵。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正进入一个”后人类“时代（post-humanity）。不只在身体层面上，它还涉及到我们最深层的一些心理属性。技术可以操纵你心里的想法，这太可怕了。

>>Po.1107875
第三个层面，用我的朋友、德国哲学家彼得·斯劳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的话来讲，就是如今的世界已经一分为二，我们作为特权阶层就好比生活在一个巨大的穹顶（cupola）之内，而另外三分之二的人则在外面，如今的移民潮正是外人也想要打入内部的表现。如何面对这一难题？最坏的办法就是特朗普修墙这类措施。首先，这是不诚实的，我们身在穹顶之内的人对外面的不幸者负有责任。涌进欧洲的新一波难民大都来自哪里？北非，以及伊拉克和叙利亚。这场危机的根源是美国入侵伊拉克。如果没有这件事，“伊斯兰国”或许就根本不会诞生，也不会有这么多的难民，西方国家攻击利比亚则是最愚蠢的行为，这激起了叛乱，继而又催生了大量难民，因而我们也要对此负责。

【问】不过你也在一些场合提到过，你并不认为西方应该无条件地向难民打开大门。


没错。关于难民问题，我并不同意一种简单化的人道主义途径，那就是声称西方要对一切罪孽负责，因而必须完全开放边界，谁想要进来就让谁进来。那恐怕意味着我们得背弃民主，因为大多数西方选民将不会支持它。我认为，唯一的办法是改变国际经济关系的不平衡现状，铲除问题发生的根源。

我在某些地方读到，日本、新加坡、韩国和其它一些富国在诸如马达加斯加、莫桑比克乃至于厄立特里亚这类不发达的非洲国家买下了大片肥沃的可耕土地，并使用它们来种植本国的工业用植物。这样一来，这些非洲国家就喂不饱自己了。这是饥荒的温床，我们必须采取措施。要彻底改变我们与这些国家的经济互动方式，不要实行军事干预，这样才不至于葬送他们。美国的情况也类似，特朗普试图阻止来自中美洲的难民进入美国，其中也包括来自洪都拉斯、危地马拉的，但这些国家的现状本身也要归咎于美国。再强调一次，我并不相信开放边界这类简单化的人道主义途径能解决问题。我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原则在这里还是有启发意义的：促进大型国际合作的框架，不从属于也不直接针对任何一个国家，因为单个国家的力量和市场的力量都难以信任。

【问】接着我们关于末日的讨论。在你看来，末日的临界点正在靠近，但我们还没有充分意识到它的发生？


你可能知道，在斯洛文尼亚，我们经历过南斯拉夫战争。对我来说，南斯拉夫战争最大的教训在于，当南斯拉夫在1990年代解体时，人人都以为战争不可能发生。在我年轻的时候，人们认为，我们在欧洲，欧洲不可能发生战争。然而一场极度残酷的战争却爆发了。

让我们做个比较。我最担心的是我们目前的处境：我们的世界与1900年至1910年的欧洲类似。19世纪下半叶——也就是1850年代至一战爆发前——同样有过一段高速的发展期，女性获得了投票权、工会纷纷成立、工业有所发展。1890年代至1900年代，人们察觉到了新的世界大战的威胁。没人相信它会发生。突然间人们意识到了危险，却不愿承认。但它随后就应验了，这是对欧洲的最大冲击。那场可怕的战争来自哪里？我担心我们目前的处境也是如此，因为大国关系正处于不稳定状态等等。但你知道问题是什么吗？那时的人类还经得起这样的战争，如今却不行了，那将是一场全球的灾难。

【问】你刚才提到了资本主义在面对危机时提供的解决方案是无效的。我们知道，你前段时间与“龙虾教授”乔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进行了一场关于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世纪大辩论”… …

你注意到吗？在一些小问题上，我们甚至能达成共识。譬如，我们都认为目前西方通行的“政治正确”有错谬之处。但我们最根本的分歧在于，他认为资本主义体制仍然能够自我调节，作为个体而言不需要尝试去改变这个体系，“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他是这么说的。我认为不是这样，越来越多的人根本无法料理自己的屋子，恰好就是因为当前世界的基本结构。他仍旧认为问题出在1960年代，如性方面的革命、道德解体等等，而我们只需简单地回到诸如自力更生、自律、努力进行自我教育等传统的资本主义价值即可。他太乐观了，我觉得这并不是解决办法。我比他悲观得多。

【问】确实有一些评论指出，你们之间竟有不少相似之处……总的来说，你对那场辩论的结果感到满意吗?


可以这么说吧。因为我去之前其实没有对它抱什么期待。我选择去参加这场辩论，只是想表明我们之间的差异，进一步地，把他的支持者拉拢到我们左派这边来。我的有些朋友十分痛恨他，想要灭他九族，消除他的影响。我不这样看。我不是要去杀掉他，而是想要告诉他的支持者们，在很多个方面，彼得森正确地指出了社会中现存的许多问题，但左派，真正的左派，对这些问题明显有着更好的回答。

美国左派在近几十年以来的最大失误，就是他们发展成了一种文化上的反对派。他们更关心诸如跨性别者是否应该有专门的厕所之类的问题。关心少数群体的权益当然谈不上错，但它们不该是左派工作重点的核心所在。在我看来，这类关心政治正确的左派占据了过多的公共空间，也是特朗普得胜的一大因素。许多普通人感到这样的左派背叛了他们。不要忘了，彼得森的粉丝大多数都不是富人，他在年轻的工人阶级民众里特别具有影响力，而他的力量源泉就在于他可以给予这些人希望。他告诉这些人，你们并不是完全依赖于国家的，要努力工作，敢于承担责任，这样就可以改变自己的人生。我并不反对这种说法。它当然不算错，但我认为，要实现上面这些，你还需要积极参与政治，改变社会秩序。彼得森的这种心理学或者精神上的立场强调不要只是抱怨，要负责任地行动起来，我基本上是不反对的，一味怨恨确实不解决问题。

彼得森甚至还有些让我欣赏的地方。他并不只是一个四处发表演说的大众明星，他的本职是个临床医师，收治的“病人”就是那些面临重大危机、濒临崩溃的年轻人，他试图重塑这些人，透过向他们灌输一种基本的责任感来疗愈他们。其过程类似于一个人告诉你他染上了毒瘾，几乎快要崩溃，而你只是告诉他你能行的，对方回答说我这个半死不活的样子是没法做事的，然后你让他把下周的待办事项写在一张纸上……这种办法太俗套了。他会让你去吃顿大餐，睡一个漂亮的女孩儿——抱歉举了这样粗俗的例子——这样你就能找到出路，诸如此类……他的方法论也许有点走得太远，但是他确实是在帮助现实里的人。这在今天来说还挺重要的。

【问】你和彼得森在批判政治正确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让人觉得很有意思。关于政治正确和西方左派，中国互联网上有个很流行的新词，叫做“白左”。

那是什么意思？

【问】我引一段维基百科的定义：「“白左”是中国网民用以指代那些讽刺性地迷恋于政治正确，旨在满足自己道德优越感的人，他们被一种无知、自大的西方中心主义世界观所推动，自视为救世主，用怜悯的眼光打量世界上的其余地方。」它在中国的网络上流传得很广，一个常用的语境是用来批判那些支持欧洲接收难民的声音。

我总体上认同这些关于“白左”的批评。他们也呈现出一定的复杂性，但就这类道德化的政治正确左派而言，问题不在于他们太过激进，而在于他们以纯粹的道德热情，把社会问题转变成了文化问题、性别伦理问题等等。他们并不真的希望有激进的变革，他们只盯着一些日常行为习惯上的微小改变。他们永远在搞运动，永远批判一切，但他们随时随地都在高涨的热情，似乎反而表明真正的变革并不会到来。

不过，就你提到的这些特征，我还要补充一点。从我作为一个欧洲人的角度来看，这类人在欧洲其实是非常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而不是相反。例如，颂扬欧洲文化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禁忌。你如果说，“是的，一方面，欧洲确实做了很多可怕的事情，诸如殖民主义、战争、奴隶制等等。但是呢，另一方面，欧洲也为世界贡献了许多理念，如马克思主义就是纯粹的欧洲产物，还有人权和女性权利等等” —— 这样的说法对他们来说是不行的。欧洲是有原罪的，他们不允许你赞颂任何欧洲留下的遗产。在我看来，这种自我批评、甚至近乎自我羞辱，是错误的。它之所以错误，就在于他们仍然端坐在论断他人的法官位置上。即便他们提出了自我批评，但批评权仍被他们独占着。

我甚至不介意这样表达：正是因为“白左”及其对美国政治的影响，特朗普才能得胜。而这也是我为何经常说，摆脱特朗普的方法不是动员所有人来反对他，而是改变我们自己，摆脱“白左”和建制派。“白左”在美国政治里何以如此显赫？就在上一届选举里，在桑德斯刚刚有起色的时候，希拉里周围的“白左”就开始攻击他，说他是个老白男，并且还暗示他有原罪，诸如年轻的时候没有积极支持马丁·路德·金、参加黑人运动，后来他证明自己儿时确实有参加游行，但后来这些人又指责他在女性权利、同志权利方面做得不到位。每当“白左”看见谁在更引人注目的社会斗争、经济斗争中走得更远，他们就诉诸政治正确的道德高调来横加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