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关于政治正确，一些左派会说，我们也知道政治正确有你所说的这些局限——中文里有个词叫做“矫枉过正”——它固然不是完美的，但就现状而言仍是必要之举，要矫枉必须过正。譬如MeToo运动，兴起的土壤正是千百年来固存的男性霸权。你怎么看待这种评论？

我多次谈到过MeToo的真正英雄，那是一位名叫塔拉纳·伯克（Tarana Burke）的黑人女士。她在11年前就碰巧提到过MeToo这个概念，并且写过一封很棒的公开信。她说，最开始的MeToo是一场普通工人阶级女性团结起来反对剥削的运动，且也要与男性保持和平共处。但是，MeToo运动在这两年的爆发，主要在于有影星披露自己曾为了得到某个角色而被迫与导演上床。她认为这十分可怕。

我在不同的国家见证了这场运动。譬如我一年前在首尔教书的时候就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MeToo运动，发出抱怨的不是电影明星，而是数以万计的普通女性上街游行。重复一遍，我的要点不是说MeToo运动太激进，而是它的重点错了，MeToo应该聚焦于千百万普通人的真实苦难。运动的典型对象不应该是要求与女影星上床才给予其机会的导演。要抓住如今女性受压迫的真正问题，就要着眼于那些有三四个孩子但却找不到工作的普通女性，她的丈夫可能没有家暴行为，但对她并不好，令她陷入彻底绝望的状态。她没有离开丈夫的机会，否则就没法生存，这是真正的绝境。电影明星的苦衷与这些真实的苦难根本没有可比性，千百万普通女性的真实苦难及其产生的根源并不会在MeToo运动中自动消失。

跨性别者运动也类似，我对其抱有高度同情，但它在某个节点上变成了一种分类运动，诸如我们想被这样称呼而他们想被那样称呼，我认为这完全扭曲了那些难以找到清晰的性别认同、适应社会的方式，或者说，这些需要谋求一个名分的人群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并非运动过于激进的问题，而在于他们的所谓激进姿态对建制派根本不构成任何威胁。这也解释了为何美国的诸多大企业一下子就接受了这些跨性别的诉求。比尔·盖茨、蒂姆·库克和马克·扎克伯格等人都对其表示坚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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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MeToo运动引爆的真正重要的东西在于角色，我们通常如何在两性之间分配角色，男性和女性分别会做一些什么。这种分工也许比阶级社会更早诞生，在部落社会里就有这种基本的男女分工了，而它今天正发生着变化。我并不是说男的就应当得到更好的待遇，也不是说男的太野蛮所以一切都活该。许多男性对女性的暴力本身源自于挫败感，他们感到自己很无能，不够成功。我甚至读到过一篇辩护说，殴打女性的男性通常是失败者，在工作上屡遭羞辱。我认为，女性应该透过MeToo运动向男性传达这样的信息：要告知男性，他们并不只是强大的坏家伙，他们的弱势只是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而已，其痛苦与女性是一致的，借此来促进彼此之间的团结。

我最担心的是它有可能过多聚焦于前面所说的那一系列政治正确的问题。我在媒体上注意到，每当她们谈论现状时，焦点总是在我们所谓的“一夜情”上面。你在酒吧里和一个女孩见面，双方“互撩”的最恰当方式应该是什么等等。这里存在着明显的阶级偏见，因为它显然是中产阶级偏上层的人群才会面临的典型问题。这种错误的取向恐怕会让MeToo丧失冲劲。再说一遍，真正的问题在于千百万结了婚或者有伴侣的普通女性所面临的真实苦难，诸如在性或者别的方面得不到满足等等，否则人们就会开始厌烦，这种倾向已经有苗头了，如今以MeToo为主题的文章都已经不那么流行了。我最怕的是，这一错误取向所产生的代价，最终可能还是要由那些受苦的普通女性来分担，令她们的境况更趋恶化。

【问】这种“约定”被特朗普打破之后，美国的政治格局可能会有怎样的发展？

即便特朗普当权，在老派共和党人和民主党的维持下，民主还能勉力维持，为什么？因为左派和右派都有一些基础性共识。比如他们的外交政策是类似的，都服务于美国的帝国主义利益。他们都接受某种形式的福利国家。民主系统会制造出一些差异。差异可以让社会繁荣，但前提是我们都尊重特定的基本规则，并共享特定的基本价值。曾有一位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告诉我，假如你用诸如免费的学校、全民健保等等由政府所推行的社会保障措施来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是社会主义的，那最左的美国总统就是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了。这难道不令人震惊吗？虽然尼克松是个共和党人，但那是当时的潮流。

这种左右派既分庭抗礼、又享有共识的状况，在其他西方大国，像德国、英国也基本如此。但这种分野现在有瓦解之势。第一，西方的整个政治光谱都在向右移动。如今有些美国保守派声称桑德斯是个将会毁掉美国生活方式的社会主义者。但只需要把桑德斯的政纲和标准的欧式社会民主方案相对比就能明白一二了。用欧洲1960或1970年代的标准来很衡量，他一点也不左，只不过是个非常温和的社会民主派。但如今美国甚至会认为他对整个体制有害，还引起了一阵恐慌。第二，更广义的层面上来看，传统的温和左右派，或者说，社会民主派与保守派的分野已经逐渐淡去了。在今天的西欧和美国，我认为，新的基本分野在于传统建制派和民粹政党之间。前者代表着大资本。从社会层面讲它们通常更进步，所谓“社会层面”指的是女性权利和同志婚姻之类的东西。后者便是民粹主义者、种族主义者和反移民者等等。颇为矛盾的是，他们有时更贴近工人阶级的利益。

【问】跟美国一样，欧洲在近年来也面临了许多挑战甚至是危机。你如何看待欧盟的未来？

欧盟值得继续存在下去，尽管它有许多缺点。我们正步入一个全球性的世界，在其所遭逢的各种失败面前，欧盟难道不是仅存的一丝希望的微光吗？至少在运行良好时，它曾是一个相对成功的巨型政权区块，它确实为一些社会权利、福利和人权提供了保障。

我认为过去几十年来世界上只有两大真正的经济奇迹可言。一是中国，我虽然也常批评中国，但它的奇迹却是难以想象的，是整个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过去四十年来，在这样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里，有如此之多的人脱离了贫困，实现了稳定的中产生活方式。虽然我偏爱民主，但我对一些自由派朋友的幻觉不以为然：他们声称，1989年后，如果中国允许完全的民主，那它将发展得更好。我在这个问题上持有怀疑态度。

我的一位朋友认识某位中国前领导人的女儿，他告诉我一个故事。这位领导人临终前躺在病床上，只能用十分细微的声音说话，所以他的女儿必须呆在那里向别人解释他所说的话。一些政要在此期间拜访了他，并询问他认为自己最伟大的举措是什么。他们希望他回答说，是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但他本人否定了这一答案，他说自己最伟大的举措是，抵挡住了中国迈向完全民主的冲动。这很令人失望，但如果中国在那时像苏东国家那样一步到位地走向完全的民主，那可能会发生某种混乱，会出现过度的分权化，统一将随之丧失。对此我的态度是现实主义且高度怀疑的。

二战后的另一个经济奇迹则是西欧。坦白讲，我也没有发现人类历史上的另外任何时期有如此多的人口能够过上一种相对自由、有福利保障和免费教育且安定的良好生活。1950年至2000年是欧洲福利国家的黄金时代。我想再次引用我的朋友彼得·斯劳特戴克的看法，他甚至不是左派，而是个保守主义的哲学家。在他看来，欧盟的最大成就并不是作为政治运动的社会民主，而是他称之为“客观社会民主”的东西。所谓的客观，是指社会民主成为了国家机构的有机组成部分。譬如起码应有免费的教育和健保、对抗种族主义的自由、女性权利等，这已经不只是某个党派推崇的政纲了，而是全体政党所共享的价值观。它是一种建立最大公约数的动力，这是欧洲的最伟大成就。我担心的是，假如欧盟解体，那它也将随之消失。如今我最不乐见的是，诸如波兰、匈牙利乃至于我的祖国斯洛文尼亚等国的主流政党，都对现代欧洲福利国家这一社会民主的核心表示反对。

【问】你认为西方并没有像他们声称的那样认真地关切他国的人权？

关切不能说没有，但付诸实践的时候往往会面临一些狭隘的、策略性的经济利益的阻碍。举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例子。如果以极端贫困作为衡量当今侵犯人权与否的尺度，那刚果民主共和国可能就是做得最差的地方。我曾经读到，一些村子里，女人们宁愿冒着途中被强奸的危险也要每周两次徒步前往附近的市场，这是唯一获取食物的渠道，才能喂养家里的小孩，而丈夫们都已经被屠杀了。那里有大量的童子军，有研究发现，假如用药物来喂养一个五岁的孩子，过些年就能培养出一个完美的士兵。这都如同噩梦一般，是对人权的严重侵犯，但西方没有多少人谈论它。刚果根本不像正常国家那样运作。它实际上是不同地区军阀统治的集合体，且各地均与西方公司保有联系。十年前刚果中央政府和中国商定，中国将协助其建设包括铁路、大学、医院在内的基础设施网络，但不久后刚果东部地区就爆发了叛乱，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刚果各地的军阀都与西方公司签订了排他性的合同，中国的介入会使其失去垄断地位。

再来看沙特阿拉伯，该国特工杀害记者卡舒吉（Jamal Khashoggi）的丑闻对我们来说都记忆犹新。这已经很可怕了，但还不能与沙特伙同美国军队在也门的作为相提并论。许多儿童因此失去了生命，你却只能在西方的报纸上读到一丁点相关的消息。在我看来，这是非常反讽的、虚伪的、矛盾的。

【问】那你认为出现这种“矛盾”的根源是什么呢？

无非是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这一点在特朗普上台前后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在克林顿担任总统时，福山的历史终结论那套意识形态十分流行。共产主义在东欧失败后，西方相信自己已经获胜，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式的民主是我们能得到的最好结果。不过，那时他们起码还相信这套东西，这意味着一旦发生可怕的事情，起码还能诉诸一下人权。但如今情况变得更加犬儒化了，如今特朗普完全不在乎，持一种纯粹的犬儒态度，他的关切是高度选择性的。譬如，如今流行批评伊朗，但沙特阿拉伯对女性的压迫其实要严重得多。

我认为一些令人遗憾的事正在发生。在1990年代那个全球资本主义的黄金年代，全球人权的愿景虽然也受到意识形态的扭曲和腐蚀，但起码还是确定的，但如今却没人认真对待它了。这多少是一种全球性的犬儒主义。某些人甚至把它当作一种新的多元文化宽容（multicultural tolerance）来大肆推销，但那不过意味着你可以在你的国家里自行其是，然后我们再签个自由贸易协定等等。现在，唯一的全球性力量是全球市场。

鉴于此，如今我们正处在极其危险的关头。不少人认为，民粹主义、种族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在西欧和北美的复兴表明，我们如今的处境与1930年代二战开始之前的情况相似，那时希特勒正好上台。但我认为是另一种情况。眼下可以与100年前相对比，也就是一战之前的时期。当时，大英帝国逐渐失去了世界霸主的地位，诸如德国乃至于俄国这样的强权正在冒头，游戏规则尚不明确，他们想要重新划分势力范围，我认为如今的情形与此类似。美国或许依旧十分强大，但它已经不再是世界警察，不再是可以随处发起干预的超级强权。由于规则的不明确，我们如今正处于一个危险期。在我看来，冷战至少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规则是明确的，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是一清二楚的，而我们也差不多能维持这一格局。如今，规则的不确定令人很难预测未来会发生些什么。

【问】如果照你所说，当下“唯一的全球性力量是全球市场”，那么资本是否因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强大力量？

资本是在越来越强大，但也越来越依赖国家机器。我不同意那种认为今天”国家趋于式微、大公司们要一统天下”的说法。首先，看一看现在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的国家，譬如新加坡、中国和韩国，它们的资本主义动力非常强，而这与高效而强势的国家干预有紧密的联系。中国比西方更好地应对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其原因正在此。这也是韩国和新加坡等国家给我们上的一课。不仅仅是资本，而是受国家强力管控和规制的资本。

即便在美国，国家也谈不上式微，国家的直接干预同样有例可循。你知道美国最强大的产业是什么吗？不是军工，而是健保和医疗产业。美国对医药的投资比军工要多出两倍，这不仅与私立医院有直接关联，还牵涉到各种形式的保险，而这一切又都与国家脱不了干系。所以不要低估今天的国家机构的力量。比较起来，100年前的国家要边缘得多，假如100年前你想要在美国中部成立一家公司，你只要买下一片土地，建好房子，那就大功告成了。国家只保障一定的法律形式，但如今你需要国家来教育出合格的工人，需要国家来料理健康问题、生态问题等等，大部分情况下你甚至是直接从国家那里领工资的，亦即直接为国家工作。国家越来越强势了。

【问】这样一来，事情的走向对左派来说就越来越有挑战性了。你认为左派的未来在哪里？

西方左派痛恨两样东西。一是强势的威权主义国家，二是不受约束的、放任自流的市场竞争。将这两者相结合的国家，比如中国，又获得了经济上的成功，自然对他们来说很有挑战性。不过，要做一个能够提出批判性分析的左派是很容易的。但在我看来，如今的左派正在变得越来越道德化，根本原因是，他们没有除了道德之外的明确目标。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占领华尔街”运动。我当时就在纽约街头，询问示威者们究竟想要什么，但却只得到了一些空洞的、道德高调式的答案。诸如，我们想减少腐败等等。但当我问他们想不想要更多的社会正义、完全的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的福利国家走得更远一点的时候，他们就哑口无言了。

不妨看一看眼下的委内瑞拉，单单归咎于马杜罗的腐败或者美国的干预都是片面的，还有个更基本的问题。查韦斯所尝试的是一种全新的模式。他做了许多实验，包括将工厂国有化并交给工人。尽管我对中国也有很多批评，但中国的优点在于，他们允许了私有财产和资本主义的存在，并且明确了什么是允许的、什么是禁止的。不能一味批判，要对资本家表明，这是专属于你的空间，只要你按规则来，在这个空间内活动，你是可以非常成功的。查韦斯就没有做到这些，他的批判性过强，摧毁了一切资本主义敌人。

现实来看，假如我们承认，如今的某些领域里依然需要私人资本，那就不能只是批判它们。需要清楚地划定其活动范围并告知对方：这是你的活动空间，你可以在这个范围内按游戏规则玩。这就是中国的经验，虽然它也面临难以解决的腐败问题，但西方的左派甚至连一种恰当的实践形式都还没找到。这是左派尚未解决的问题。

如今的西方左派除了含糊其辞地讲一讲社会民主——譬如我们现行的体制大体上还不错，只要再多一些环保措施、多一些福利就好——之外，提不出真正具有替代性的模式。这也是左派现在为什么花了越来越多的精力去占据道德高地，以此掩盖他们真正的困境：无法全面地提出一套关于自身诉求的蓝图。

【问】说回跟“龙虾教授”彼得森的那场辩论，除了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之外，辩论主题里还有个关键词是“幸福”。你最近也在很多个场合公开谈及了“幸福”的概念。但它们给我一种印象…

我并不相信幸福。

【问】这么说你是反对幸福的。

也不是，我当然不想见到人们受苦。我的意思只是，我并不认为幸福可以指代一种令人满意的普适性的生活方式。你不能通过直接把它设定为目标来得到它。在我和彼得森的辩论中，我提出幸福是一个必要的副产品。假如你为其它某些东西而奋斗，它就会随之到来。它只以副产品的形式出现。如果你只把幸福当做目标，那总是会导向自我毁灭的。

【问】如果终极目标不是幸福的话，那它应该是什么？

我不知道。它可以是……我在这个问题上并不教条。当然，理想地看，你得找到自己的志向，你深入地检视自我，发现或者选择某些东西，譬如做一个好的工人、作家、舞者或是别的什么，可以是任何事情，然后你就一心专注于此。我认为这是当代人所缺乏的东西，缺乏这种专注于某些东西并为之奉献自己的一生的能力。

【问】现在国际上也有许多关于幸福指数的排名，许多欧洲国家都排在前列。可能确实有些人就是会天然把幸福当成目标，另一些人则会在事业受挫之后说，那我追求家庭和个人的幸福好了。在一些国家里，让民众专注于“小确幸”的生活甚至成为了维持社会稳定的手段之一。在你看来，幸福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

确实如此。我们也都知道“追求幸福”是写进了美国宪法的，虽然美国人会更小心地使用这个搭配：他们不说幸福，而是说“追求”幸福。你一直在追寻某种东西但永远得不到它。但我认为这种说法都仍然过分了。对我而言，幸福生活的典范究竟是什么？我想要做一些事情，例如写一本优秀的哲学著作。我为此疯狂工作了两年，完成了这本书，如果它真的很优秀的话，我自然会为此感到幸福，但我并不是为了幸福而写这本书的，而是因为有某种东西在推动着我。

这就好比坠入爱河，我很喜欢这个富有挑逗性的例子。当你与某人热恋时——这里我指的不是什么崇高的精神之爱，而是生理意义上的性爱——这不是幸福，而是一种痴迷（obessesion）。想象一下，当你处在热恋当中，你整天都会想着它，完全忽视了自己的职业以及许多别的东西。我们在这个意义上所做的许多伟大的事情，都是一种痛苦的迷乱。你是如此地在乎某些东西，以至于忽视了其它你认为不那么重要的东西。但我认为这是活得有创造性的不二法门。如今的消费主义文化大力将我们推向所谓的“幸福”，同时阻碍了前面所说的这种全神贯注。

【问】你曾经也提过，幸福容易成为资本主义的某种输出物。

是的，这是商品的全部承诺之所在。我们都知道当今要怎么去推销一件商品，推销商品不只是卖出一件产品，而是推销与这件产品相关联的一切价值。例如，在我年轻的时候，牛仔裤就象征着一种反社会主义的姿态，象征着我想成为美国人，变得和美国人一样，尽管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但道理是适用于所有产品的。这种意识形态依旧在起作用，哪怕对于很多持环保立场、有生态主义倾向的人而言也是如此。如今我有的朋友们特别热衷于购买有机水果，但我觉得他们并不真的相信这些苹果更好，而是一种象征社会团结的姿态，象征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问】是指那种，“你是某些东西的一部分”的归属感？

对，你是某些东西的一部分。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应当随时铭记在心，消费主义从来不只关乎产品，而是关乎产品的意义。我特别喜欢举一个例子，我的朋友里有做医生的，他有一辆吉普车，就是那种专为乡间而设计的、有大轮子的重型汽车。他住在市中心，车只用来去医院上班，但他买这辆车的理由很明显。这辆车的意义在于让他显得像一个来自乡村的硬汉，即便你本来不是，在你买了这辆车以后， 他就把这辆车融入了自己的个人认同里。

如今各种产品琳琅满目，我们之所以购买它们，不只是为了满足基本需求，而在于它们有一定的社会意义或者说社会性内涵。这种内涵也可能是进步主义的，譬如透过购买有机食品来显示自己与自然的亲近，但这仍是意识形态。我深信，这种日常生活里的意识形态无处不在。人们或许会说，意识形态如今已经死了。他们可能只注意到了作为一种体系的大型意识形态，而没有留意到我们每天都生活在意识形态中。正如你刚才所言，如今的主流意识形态就是幸福。我不太清楚中国的情况，如果你看一看西方，不难发现，做一个基督徒、社会主义者、资本主义者或者民主斗士如今已经不再是重要的目标。今天的社会告诉你要完全做自己，过幸福的生活，要有满足感等等，现状就是如此。这就是如今最鲜活的意识形态。

我经常会诉诸一个你可能比较熟悉的例子，马克思曾经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我主张，如今还有两样别的东西也是“人民的鸦片”：一是“鸦片”，二是“人民”。所谓鸦片不仅是指它作为一种化学品或者药物，而在于你需要它来保持心态。我曾经在某个地方读到，在美国大学乃至于整个学术与出版界，有百分之七八十的教授和学生或多或少都使用过佳乐定（Xanax）之类的抗抑郁药。从字面意义上讲就是我们离了它就没法活下去。“人民”则是指民粹主义。它通常又表现为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等等。当人们说起我们如今生活在一个犬儒化的、后意识形态的时代，我都会不禁发笑。这个时代确实很犬儒，但并不是后意识形态的。如今意识形态的生命力有增无减。

【问】那么，你自己是否认同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

这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意识形态这一术语。我对此持一种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意识形态是个负面词汇，它指代某些错误的东西。正如毛泽东所言，当你使用一个概念却没有注意到其中的矛盾时，就会掩盖冲突。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今天我们当然都反对种族主义、骚扰，暴力，但我们倾向于从“宽容”（tolerance）的角度来看待这些问题。但我很不喜欢宽容这个概念。所谓的宽容更多是一个文化上的概念，我宽容你、你宽容我，进而相互宽容。它把社会斗争转变成了文化斗争，好像反对种族主义就在于美国人要宽容墨西哥人。对我来说，这是意识形态神秘化（ideological mystification）的绝佳案例。当你使用一个概念来标示一个真实的问题时，这个概念反而把问题神秘化了。

对我来说，这是与哲学相关的问题。我们哲学家不能提供答案，比如我就不懂怎样处理生态问题。但我想我们可以向人们好好展示，帮助他们提出正确的问题。正确的解决方案的前提，是正确地提出问题，而哲学家正擅长祛魅。提出问题的方式本身就已经是问题的一部分，在我看来这是今天的哲学家们的任务。

【问】我们今天的访谈也要接近尾声了。结束之前，我还想请你回答两个来自我们读者的问题。第一个问题与婚姻有关。与世界上的许多国际大都市类似，中国也有许多城市的离婚率接近五成，这意味着半数的人在结婚后都会离异。这位读者想知道你的看法：婚姻作为一种制度是否会渐渐消失？

我希望它不会消失，但我倒不是个老顽固…婚姻正丧失其经济功能，以往它有决定谁来继承财产的作用，但现在基本没有这方面的功能了。但正因为它失去了经济功能，如今的婚姻才能成为某种美妙的东西，成为最纯粹的承诺。你只是向社会表明，我在乎这个人比别人更多，我想要这样……这是为我而设的。婚姻如果指的是与某人共享世界的承诺，那它是可以存续下去的。性、充满激情的夜晚对我来说是美妙的，但我们都知道，你总得醒过来，对吧？那才是问题。对我而言，这才是真爱的开端。你知道，我们不仅是在做一些日常的琐事，还是在耐心地维持微小的日常性仪式，要过日子，诸如谁来打扫厕所，谁来做这件事或者那件事等等。这些小型的仪式很美好。我们如何准备早餐？我认为这是婚姻的真正奇迹。两个人的承诺。你的读者听了这些也许会有些失望。我并不相信流行的多角恋的理念，诸如我可以同时爱很多人……

【问】你指开放关系？

我不是个道德卫道士，人们如果这么做了我无所谓，但对我自己而言，婚姻是有绝对排他性的，只能爱一个人。怎么说呢，开放式婚姻或者开放式关系经常具有很强的实用主义色彩，旨在满足我的不同需要，或者是有知识含量的闲聊，或者是高密集度的性爱，或者只是单纯地找乐子……这些对我来说都不是爱。爱不等于满足你的需求。爱要更形而上一些，它关乎绝对的信任。爱是我没法离开你而生活，我决定为了和你在一起而作出根本的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没法预测未来的走向，只能说最好不要让婚姻消失。在我们这个疯狂的世界，如今最流行的意识形态就是拿自我做实验，这是一种典型的美国意识形态。不要绑定在某个东西上，要尝试不同的伴侣、不同的性取向。如果你是个异性恋，那就尝试一下同性性经验，或者找一群人来做一些放荡的实验。我觉得这些不能让我感到满足。

我还是信奉绝对的承诺。爱不等于四处寻觅惬意的性生活，爱是你在某个契机上发现了某个人，接着你发现很难离开对方而生活，并决意要改变自己，要作出承诺。就算婚姻的经济功能正在逐步丧失，上面这一点也还是不变的，两个人的决定并不只关乎性，诸如你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而是基于双方都做好了共同缔造一个世界的准备。任何处于令人满意的爱情关系当中的人都能明白这一点，而这也是它真正美妙的地方。你需要建立一系列的小型仪式，譬如两人晚上出门散步，决定两人的分工等等。这是爱情关系里最困难的环节。需要走出野性的激情，实现改变，构造整个世界以及你们的生活之道。仅就这一个理由来讲，我就不认为婚姻是什么过时的、反动的老黄历，而是你所能经历的最为美妙的事情之一。

【问】第二个问题与你刚提到的这些日常仪式相关。作为一个思想者，我们可以有许多漂亮的点子。我们想要一个更公平的社会、我们欣赏马克思主义等等。但一旦进入日常的实践就很难落实。例如，我完全明白消费社会的弊端，但我还是得买东西。

只有虚伪的知识分子才会那样说，我跟你保证。如今的哲学家和理论家可能还要犬儒得多，而他们对此也心知肚明。我和妻子甚至写过赞赏某种程度的消费主义的文章。我也得接一下地气，要与时俱进。假设你是个普通的工人，你没有挨饿，但你只是勉强维生，只有微薄的积蓄。你难道不应该每两个星期去一次小型的购物，放开手脚买一些也许完全用不着的东西吗？为什么不解放一下自己？这是为了真正的满足。在爱情里，我们送给别人的礼物也不应该是实用的礼物。这正是为什么，如果你有钱，你就送金戒指之类的东西。爱的表达就应该是无用的。与此同时，我对那些喜欢贬低穷人消费习惯的富人也嗤之以鼻。一个普通人跑到街头的药店里买一些根本没用的面膜或者洗发露，这是很好的，为什么不这么干呢？这也是一种解放的形式。

一些愚蠢的精英主义左派常犯的错误，就是幻想着盛大的革命。在雅典或者伊斯坦布尔的广场，组织几百万人，来一场运动。但我要说，革命的试金石在于第一天之后所发生的事。经过半年的革命和动荡，一切都恢复到平常生活。你能感觉到那个层面上的改变吗？我认为这是革命最有趣之处。我们如何回归日常生活？事情真的发生了变化吗？男性对待女性的方式是否有所不同了？在这一层面上，我持有一种赤裸裸的现实主义态度。

例如，我对1968年欧洲的性革命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运动有很多批评。但我们也必须承认一点，那就是这群疯狂的“60一代”确实让我们的生活不同于以往了，例如对待不同性取向的态度，对待女性的态度等等。以前无论是略带种族主义倾向、对同性恋开不雅的玩笑还是贬称女人是疯狂且歇斯底里的，尚且可以得到公众的容忍，现在这些东西则不可能登堂入室了。这确实是一种进步，对此我是个现实主义者。

这不是高高在上的进步，而是日常生活以及日常行为里的进步。人们总是说我们是一群疯狂的哲学家，但我们更像是蛮横的现实主义者。与此同时我们对那种激动人心的愿景也保持怀疑，比如百万人上街怒吼。我的问题始终是：革命第二天，你在家醒来之后会做些什么？革命必须能够在日常生活中被感受到，否则就只是在浪费时间。

真心卖的安利总是在推销的时候自己也忍不住再看一下……( ﾟ∀。；)

十二个美的基本要素∶

1.画面的统一性(Unity)
画面的所有部分构成了一个完整、统一的整体，构图、色彩、线条、明度、肌理等方面紧密结合在一起，共同服务于画面的整体表达。

2.简洁性或清晰性(Simplicity or Clarity)
弱化所有和画面主要构思无关的内容与细节，把画面主题简化成基本的构图、形状和图案。

3.画面设计(Design)
注意画面各区域、形体、颜色之间的总体关系。画面设计决定了作品成败。

4.比例(Proportion)
注意画面各个主体、各个部分之间的和谐关系。和谐的反面就是比例失真。但有的时候，为了强调某些想法或者某些情感，也可以故意让比例失真。

5.色彩(Color)
这是美的众多要素中最重要的一项。使用色彩的时候，画家不能仅以个人趣味或好恶为准，他必须理解色彩与明度的关系，以及调色和配色的基本准则，以便创造出真实和谐的色彩效果。

6.韵律(Rhythm)
尽管这一点常常被人们低估或者误解，但韵律对于画面的美感至关重要。一切有生命的或者无生命的物体，从最小的形体到整个宇宙星系，都有韵律。没有韵律，所有的形体就会死气沉沉。在画面中，我们能看到相同颜色与线条的重复，能看到逐渐增大或者逐渐减小的形状，这都构成了韵律。就像在自然中，我们能看到树枝与树叶的重复线条，看到斑马背上的花纹，看到花瓣和花色纹理中的节奏，韵律无处不在。

7.形体(Form)
形体结构与空间整体间的关系是一项基本艺术原则。每个事物要么属于形体，要么属于空间，而且二者互相依存。当画家准确地勾勒出画面中物体的轮廓，让它与空间之间比例合宜、对比关系恰当（比如树木与天空之间的对比）时，我们就说画面有形体感。

8.质感(Texture)
质感就是表面肌理。所有形体都有表面肌理，表面肌理和形体结构同样重要。如果我们把所有形体的表面画成一样的，就很难塑造出真正的美，这是许多总体效果还不错的画作也会犯的错误。

9.明暗(Values)
明暗和色彩二者密不可分，要创造出美，二者缺一不可。恰当的明暗关系能塑造出光感，让画面更加统一，而不正确的明暗关系则会严重损坏画面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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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光感(Quality of Light)
光感极为重要。画面中的光感与画作实际受到的光照融为一体，成为画作的一部分。有许多不同的光照形式：室内光、室外阳光、漫射光、反射光等。光源的特点会影响形体体积感的塑造、色彩的种类与鲜艳程度，以及质感等。如果不能真正理解光的性质，画面就会分崩离析为破碎的平面色块与孤立的画布。

11.主题的选择(Choice of Subject)
选择绘画主题为艺术家提供了锻炼个人品位的最好机会。他可以从生活和自然界的无限资源中挖掘素材，并从中选择、设计和创造出他自己的绘画主题，展现他自己对于美的独特理解。

12.技法(Technique)
技法就是绘画表达的具体手段，而不是表达内容本身。绘画技法涉及对表面与质感的理解，对于媒介及其使用方法的认识等。画家在使用各种绘画技法作画的过程中，会将所有其他要素结合到一起。

糖多令・唐多令／宋・陈著
倦枕寄渔乡。
篷低被怯霜。
月窥人、多少思量。
自是欲眠眠不稳，禁听得、雁声双。
和梦早催行。
归来梅竹窗。
小柴门、分破闲忙。
翻笑白云飞不定，谙得静、憩诗床。

杂体诗夜会问荅十五／唐・皮日休
金火障，红兽飞来射罗幌。
夜来斜展掩深炉，半睡芙蓉香荡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