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积极参加群众及社会活动。

我由一个沉默、板滞好生气，甚至在公开场合口吃，不大会讲话的少年变成了积极、活跃、好动勇于发表意见、对各方面都有兴趣的青年。

在这两、三年内，一开始我就和几个人搞了个学生商店。
大哥毕业后，我当了学生饭堂管伙食的头，以后曾和学校管理员为厨工的事闹过一次不小的冲突。
曾筹建新剧团，试演了几个话剧，这个团以后成了代表学校全体学生的正式新剧团，较大规模地进行公演。
为了练习演说，克服在公开场合时口吃，曾组织了业余学生讲演会，我和同学杨放之曾有两、三个月时间，常到学校操场后的乱坟中练习演说，还参加了乐队。
1924年在学生演说比赛中，我居然得了一等奖。
1923年后，我的注意力更集中于新文化及革命思想方面的系统活动。

我和其他人都未组织过公演，真没想到有那样多的事，特别是有些是很难办的。


因为没有钱，遇有要花钱购置东西时，可真是不容易啊！
如买一师附小歌舞用的各种衣服，需要近百元，真是费尽了力气，其他如借演出场地（省教育会大厅）布置舞台，安灯照明、印刷广告、票证，组织剧场服务，售票，定点心，准备开水，借各种服装，买化装用品、用具，向警察厅、警备司令部申请、联系派出军警，防止士兵、警察捣乱等等。

在演出的两天中，更是内内外外，台上台下忙得不亦乐乎，夜间还得值班看东西、守会场。
售票开始有困难，因为票价比一般戏院的高，而新剧在一般人中尚无声望。虽然广告大吹特吹，说明男女中学六校演出等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包括对教职员的强迫推销，才卖了百分之七、八十的票。
头一天基本满座，但由于演出成功，特别是一师附小的歌舞剧，一般都未看过，第二天人却多得很，全部售完余票，还印了一些临时票。

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浙世。


全国各地（开封也在内）尤其是在国民党的势力范围内，都开展了大规模的追悼纪念活动，同时宣传“三民主义”，征收党员，国民党党旗及国旗到处飘扬。
在全市的追悼大会上，军政各机关都送了挽联。我们学校的国民党组织也送了一个挽联：

是国父，是人师，是平民领袖，只可叹四壁旁观，都让他赤手空拳革命，
有军阀，有官僚，有帝国主义，打不倒三重孽障，且莫向肯天白日招魂。


这个挽联反映了我们当时的思想情况及认识水平。

我以开封学生会的名义去参加欢迎会及座谈会。

这个代表团中的一个学生代表，不知道我的身份，突然问河南学生会中有无CP及CY（共产党员及青年团员），我说，不知道有没有。他以为我不是CP或CY，就向我大讲孙文主义，要成立孙文主义学会，说广东已有，他就是团员。因此，我没有向他介绍其他人，就把他送走了，免得他向别人宣传或找人挂钩。

>>Po.1442093
（[ ﾟ∀。]原来这么早，就有这种“用英文缩写代称团体名/组织名”的习惯了，即使有中文名也会这么说。。。）
（还有，这段里面有那种“不动声色地看出来了”的感觉，很不错）

8月下旬，发生了影响我的思想大转变的事件，即发生了郑州豫丰纱厂大罢工及袭击京汉铁路工人惨案的事件。河南学总派我作代表到郑州声援罢工，并慰问死伤工人。

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家，离开开封到外地单独工作。
到那里后，住在京汉铁路总工会，据说“二七”事件时，总工会也在那里，相距时间只有两年半，而情况变化却太大了。

在那里我见到了王若飞，过去虽认识，但未谈过什么问题。
王若飞的爱人李沛泽，当时在纱厂工会工作。他们两个人都住在京汉铁路工会。


在参加工会大会和罢工纠察委员会人员的谈话及慰问受伤工人时，使我得出了结论，工人阶级、共产党是真正的革命力量，资产阶级的反帝是不可靠的，只有在对他们有利时才干一下，表示一下，在民族利益和阶级利益相矛盾时，他们是以阶级利益为主而宁可牺牲民族利益及其他利益的。
关于这次罢工的详情及经过，我于1960年即三十五年后写过一篇《郑州豫丰纱厂大罢工的回忆》，刊登在1960年或1961年五一节的《河南日报》上。罢工于8月下旬结束，我只呆了三天。

9月开学后，还举行了纪念国际青年节的示威游行及支援外地学生被压迫的运动。


“双十节”事件。

国民二军到河南后将近一年来，还是比较自由的，对各种运动还是不反对或支持的。我们还去见过岳维峻(胡景翼死后的二军头目、河南餐军)李纪才(开封警备司令)，请他们损款及出席学生大会。
但在1925年“双十节”前夕，由于国民一军和奉鲁系军阀的矛盾，二军转而对学生运动采取了抑制态度。

为了“双十节”游行，我和徐唤生在警察厅和当时的厅长、政学系政客张群，大吵了一阵，结果他还是不准学生到街上去。
以后我们在双十纪念会前夕向学生们说明情况后，决定提前两小时出发，但次日早上五点钟，张群不知从哪里得到消息，即派了全副武装的警察及警备陆军几百人包围了学校，并看守着大门。
六点多钟起床，开大门后，即刻进来了一个警官，宣布不能上街，只能在学校里内部开会庆祝。
七点多钟，我们召集了全校学生到大礼光开会讨论是向外冲，准备武斗，还是不出去？学校校长、教务长，都到会场劝学生不要冲，避免无谓牺牲。
大会由学校学生会负责人杨放之主持，正在讨论不休时，张看身穿军服带着全副武装的十来个卫兵进入会场，向学生们挑战。学生们哄他，以后他将卫兵赶下楼，自己脱了军服，要求说明来意。最后谈通了，学生们可以成群出去，但不要结队、喊口号、打反对奉鲁系军阀的旗子。

五、参加中国共产党前后

问题在于：第一，怎样加入？第二，去找谁？因为当时共产党员都处于地下，是相当秘密的。

当时我从感觉及谈话中猜想可能是共产党员的是冯品毅，特别是他曾向我较为公开地谈过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并进行比较；第二个是韩沅波，从青年学社后期的接触及谈话中可以感觉到。但这两个人是在一师。
在本校中，我感到和我在一起担任学联工作的徐唤生也可能是。另一个是盂丙昌，他和我相处很密切，一起组织青年学社、学生商店，又是同班，住在一个宿舍，所以和他们曾谈过共产党，并表示了想加入的意思。原来相约互通消息，找共产党。
当然以后才知道，这是共产党员介绍人入党的方法，因为谁也不敢冒然先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去介绍别人。如果弄不好，就是很大的危险。

后来在9月底，孟丙昌向我讲，他找到了共产党，如果我决心参加，可以找他来同我谈。我答应了，并约定一个下午在学生总会办公室谈。
和我谈话的是张景曾，自称张和尚，当时的开封中共地委书记。他开始谈到，他知道我的情况，也知道我的家庭情况。关于参加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他谈话大意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中国共产党是彻底革命的，为中国的解放、独立、自主而奋斗，也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2.共产党是秘密的，参加共产党必须严格保守秘密，遵守各种保密原则，就是对自己的亲人、家庭、父母兄弟都不能讲参加党及党的事；
3.共产党有铁的纪律，共产党员要随时准备牺牲，不能怕死、怕坐牢、被捕、受刑；
4.共产党员要服从党的命令、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叫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要离开家就离开家。
5.共产党有各级组织，党员要参加组织生活，随时汇报情况。党员互相监督，互相批评。

他问我能不能这样做，有无这样的决心。我说：“能”“有这样的决心”。以后他说，能这样，就可以参加共产党。他将给我中国共产党党章看一下，当时这是个秘密文件。以后由孟丙昌通知我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会议。就这样结束了第一次谈话，并宣布我参加了党。
当然，参加党以前，在觉内对一个人的全面情况，做各种分析、考察，事先讨论、通过，然后再通知本人、谈话等一系列手续，这是以后才知道的。当时因党处于秘密状态，不填表，不开会通过，无宣誓仪式，也无正式介绍人。这和以后入党情况不同，和国民党入党情况也不同。

12月中旬，汪泽凯找我和孟丙昌到他的住所，告诉我们，接到中央通知要派两个人到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大学去学习，省委决定要我们两人去。
当时还有张景曾在。他说，东大是苏联的党校，也是为中国党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将来我们要作为职业革命家，一生以革命为职业，献身于革命。
汪泽凯询问我们的意见。我们表示同意，并表示到了那里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好好地为党工作。他和张景曾还谈了一些东大的情况。

以后谈了具体走的问题说，
一、现在时局很紧张，几天内就得走，不能回老家；
二、党组织没有钱，路费及到上海买点防寒衣服用的钱，得自己想办法，孟丙昌只有几元钱，要我向家里要钱，不能少于六十元。
我征得父亲同意后，汪泽凯告诉我们上海秘密联络站后，再搬行李，到上海要小心，一路上兵荒马乱，还要我们携带河南省委给中央的报告，我们又没有出过远门，更要特别注意等。

>>Po.1442098
（这好像是全书第一次出现“东方大学”，还是在动乱下急匆匆地离开。这时候还未料到，自从上了东方大学开始，就要留在苏联三十多年了。）

六、从开封到上海的巧遇


当时兵荒马乱的情况，相当特出地反映在交通运输上。

我和孟丙昌到了开封南关车站，那里简直乱得很。
火车过半小时就要到了，而售票口前却挤得水泄不通。孟丙昌的手有伤不能去买票，我去挤了一阵，已经浑身大汗，可离窗口还有两米远，没有办法，只好又回来了。


这时，有一个衣服整齐、身穿大氅、头带皮帽的人，来到我们面前，说他有两张免票，可送我们到徐州。因为正处在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立即同意了。他提了一个柳条箱，我们三个人便一起出站。火车到站，上上下下的忙乱得很，我们连车也上不去。最后，还是亏了这位"先生”从窗口跳进去，接了我们三个人的箱子，我们才空手挤上去。他还替我们占了位置。
快开车时，我们心稳定下来了，才看出这是一列兵车。我不由心中大惊，他说是军用免票，所以才坐兵车。我们要下车。被邻坐人劝住。我当时准备了各种说法，万一有事，好为自己开脱。未想到查票时，他的军用免票却顺利通过了。
他一路上给我们买东西吃，又从他的箱子里拿出两套军衣军裤让我们穿，以免我们受冷。他在车上和我们谈起话，说：“根据我们的口音，不象是徐州一带的人，可能不是放假回家”。我说：“学校提前放假，我们想到南京考东南大学”。他说愿送我们到南京，说津浦路正在运兵，情况更乱，徐州也很乱，转车不容易。我们同意了。
火车走得很慢，本来下午七、八点钟就该到，但夜里十一点了，才到离徐州尚有一站的地方停下来，说车不能进徐州。这位“先生”下车，半夜里雇了三辆人力车，领着我们进了徐州，半用武力，半用讹诈手段找了一个已被军队包下来的旅店。这时已经是深夜一点多了。

我看到他拿出毛笔、朱砂，填了一张空白护照，说“本院xxx随带弁兵两名赴南京公干......”。我才恍然大悟他护送我们是做一笔生意，同时我也放心了，他对我们不会有什么恶意了。
他也向我们介绍了沿路情况，谈了些走路困难和该留心的地方，倒对我们有不少启发。

我们夜里总算睡了一觉。第二天一早他开了店钱，领我们到了车站，吃过饭，上了南下的兵车，比较顺利地到了浦口，进车站时，正是夜里，浦口在宵禁戒严，乘客不能下车，都得呆到天亮。
他以军人身份，领着我们，在威严的军队刺刀下，通过了警戒线，出了站，又用在徐州用过的方法，找到了一个旅店，让我们住下了。

我向他谈到我们要到上海去投考，因为从报纸上看到东南大学不招生，上海招生，而且我大哥在那里。
他说，他的护照已用完，不能送我们到上海，但幸而这条路好走，上海也不象徐州、浦口。后来我问他，要多少钱以感谢他对我们的护送。他非常“义气”地说，让我们自己考虑数力给他钱，说车费、店费、路上买吃的都在内。又说他在南京以前的当过皮袄，能够帮助他赎出来就好了。
我算了一下，我们两人这些费用得二十多元，因而决定给他二十元大洋。他表示谢意，而且说:“今后无论在什么地方相遇都是朋友了”。我说“古人说一叶浮萍归大海，为人何处不相逢”。将来我们有机会再见面，便是"患难之交"了。"


他自我介绍他自己，并将他的名片“李文若”给了我们。

这时，我才知道他的一些情况。
他说，空白护照是“河南陕州红十字军医院”的，是他的朋友给的。他要我们的名片，以留作纪念。我说，我们是学生，没有名片，只得在他的另外一张名片上签名留念。

第二天早晨，他将我们领到长江码头，坐船过江到下关，替我们买了到上海的车票，我们请他在饭馆里好好地吃了一顿，他一直送我们上车，然后握手作别。

我一方面感到这样才使我们在险途中顺利地无忧无虑地到达了目的地，另方面这也确实是一件巧遇的事。如果将途中的详细情况，心理变化，交谈的问题，看到的多种态度、手段，江湖上朋友的表面义气及沿途见闻加以描绘，真可写出一篇奇遇小说哩！

当然，他对我们是为了钱，二十元大洋在当时是一个中学教员的半月薪水，相当于一个普通劳动工人两、三个月工资。他只费了三天时间，回去时还可以再找其他的“客人”。
但无论如何，对于我们两个人来说，总算是在各方面都不吃亏，我们自己走时，还不知要受多少罪，出多少事，花多少钱呢。真是:


萍水相逢路遇险，提心吊胆遇同车。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沪宁车完全是另外的样子，干净，舒适，车上的男女旅客，都很文明，衣服整齐，秩序也好，天也不太冷，车走得很平稳。
车窗外树木还绿，田间麦子青青的。还有青菜，不时看到溪水缓流，小船荡漾，农民住宅，几家成一小村子。看到这些心里也安静了，感受到今天的江南风景，确实很愉快。


和两天来从开封到浦口的冒风险，不论在自己的心理上，或车内情况和车外自然风景方面，都形成了截然不同的鲜明对比。沿路几个大站，也完全和前两天所见不同。

江南风光真是名不虚传。如果在春夏时节，可能会更好看。
这风景吸引我凝目而视，忘其所以，于是联想起古诗描述风景、名胜的佳句，如“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想着想着，不禁胡乱吟了一首《沪宁道上》:


昨日彤云冒雪寒，
侵面刺骨心未安。
恰如夜催腊冬去，
赢得柳唤春光还。
大地青山托茅屋，
小溪潺潺傍渔船。
江南凤景四时好，
犹似徐娘披罗衫。


冬天天短，四点钟天已黑了，我们平安到了上海。

下车后，我们雇了车子，车夫在夜色笼罩中，通过十里洋场，繁华热闹的上海街，把我们拉到大东旅馆去。
我们在大东旅馆租了一个便宜的房间，不久给我们送来了按规定算在房价中的饭和菜。从学生来说，这样的房间和饭食，已经是很不错了。


从此，我便开始了短时间的上海生活。

>>Po.1442103
（[ ﾟ∀ﾟ]这里应该是全书第一次写诗。作者写诗都是这个风格，名句+自己的改编，有点“老干部体”的风格。）
>>Po.1442104
（这里是全书第一次风景描写。作者感觉这段经历很舒畅、风景确实很好时，就会来这么一两段景物描写，也算是个印象点。放松心情。）

（从这里开始，《旅苏纪事》这本书开始生动起来了，先前比较枯燥，我都没怎么摘抄，到了这里，后面精彩的东西可多了！也是我会对这本书感到高兴的原因......）

七、在上海逗留的两周


我们安安稳稳地睡了一宿之后，第二天，就去找党中央的秘密联络站。按我们认真记住的地址——“北四川路，底期威路增余里2号”，去找。

费了不少劲，走了一些弯路，总算找到了。我们进门就用暗号问:“这里是买茶的吗?”一个联络员即和我们答话，问从哪里来。我们说明了情况。他说:“可稍等一下，今天中央有人来。”
过了些时，来了一个人，我们一看原来是老熟人王若飞。我们将河南省委的报告交给了他，并说明了来意。他问了我们一些河南的情况，来时路途是否闲难等以后，王若飞让联络员安排我住在增余里，让孟丙昌住到闸北联络站。联络员让我们第二天带着行李来，我将行李留下，然后和孟丙昌由联络员带领到了闸北一个地方。
那里租的一个亭子间似的小楼，里边也只有几张床、桌椅，有个看门的住在下边，也是个联络员，完全是暂时的住所。


早饭只做大米粥小菜，烧饼是买现成的，午饭和晚饭是大米饭，做个菜和汤吃的还不错。我一般只吃早饭，有时也吃晚饭，中饭一般在外面吃。

联络员向我交代了保密注意事项，以及怎样回答外人及警察的询问，每天在下午六点前，最好是三、四点钟回来。只让我知道这个地方，其他任何人不能到这里来。我严格遵守这些要求，因为除了保密要求外，我很清楚，王若飞让我住在这里，也是对我的特殊照顾。

只是有一次，下午三、四点钟从南京路坐电车回来时，坐错了车，因没注意是几路车，也不敢随便下车，只好坐到头，再往回坐，然后坐一路车，回北四川路尽头，已经六点左右了，下车时天已经很黑了。
待我刚走进华界时，几个枪上带刺刀的警察喝住我，问我哪里去，干什么，夹的什么书？我那时身穿北方大棉袍，头戴小毡帽，“江北佬口音”，“土包子”模样。我说夹的是《唐诗三百首》和《论语》。这个警察也是北方口音，大概看我不象他眼中的坏人，所以才放我过去。

到联络站三、四天后，我和孟丙昌到复旦大学找我大哥。
那时他已收到父亲寄来的钱和信，说我将到上海求学。他有点惊异，我向他说明了情况。

他告诉我上海常有骗人的事，要我们注意。可我还是受了几次小骗和讹诈。如初到大东旅馆，晚上强迫我化钱听唱；洗澡时买的雪花膏是假的，坐人力车被多要了钱等，好在都是几角钱的小事。
我在那里不敢乱跑，更不敢逛花花世界，如“大世界”“新世界”公园、戏院等地方，只是跑跑南京路、先施公司永安公司还有几个书局。这些都是在北四川路到南京路的一条电车路线上。

呆了几天，联络员告诉我们船快有了，不让到外边去。后来另一个联络员领我们到了一个码头，乘天将黑的时候上了船，不久便开船。和我们两人一起去苏联的还有三个人，其中一个叫沈观澜，为负责人，但他们三人是到孙中山大学的，我们两个到东大，天很快全黑了，船慢慢地启航了，我躺在底舱里，思潮起伏，心情无比激动，船出了吴淞口，幸好没有遇到意外，算是顺利地登上了出国求经的旅程。

当时曾想到古人写过的“去国词”，虽然情景大不相同了，但去国则是一样的。因用原韵改填词一首，作为出国留念。


九十年来家园，几千万里山河。欧风美雨皆虎狼，天南地北尽阎罗，几曾息干戈。
神州破碎离拆，黎民倒悬折磨。十月革命炮声响，世界大奏解放歌。举首望苏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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