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从上海到海参崴五昼夜

我们坐的是一只三千吨的小海轮，据说是苏联政府租赁挪威的，在海参崴一上海-广州之间航行。我们坐的是最便宜的舱位一底舱。
由于船是空的，而且小(在大海中三千吨算不了什么)，第一天晚上初出吴淞口时还好些，后半夜就感到不舒服了，天亮时便大吐起来，不能起床，直到没有东西可吐还在干呕，使人觉得几乎连五脏都要吐出来似的。这次晕船使我发誓以后再不坐海船了。

三天后，进了日本海，经过朝鲜海峡时，船已平稳得多了，海员们劝我们到甲板上去换换空气。我勉强址扶住梯子出去，才看到了雄伟的海阔天空，别有一番美丽的景色。
在船的右边，隐约地可以看见一个大岛，大概是对马岛。那是日俄战争时，俄国海军吃了大败仗几乎全军覆没的地方。

这时北风劲吹，寒气逼人。但那“白鸥与雪花齐飞，长天共沧海一色”的壮丽图景，却使我留连不舍。我想，常在海边及海上工作旅行的人，心胸应该是特别宽能的吧！又想到在茫茫大海没有太阳或星月时，没有罗盘针，就根本无法辨别方向，这时我才真正了解罗盘的伟大作用。我还想到自己出国的任务，将来回国的工作、奋斗目标、斗争的前途，想得可多了，不禁吟出一首《海上》：


汪洋大海无边际，
乘风破浪奔向前，
取得真经回祖国，
唤起民众创新天。


第五天早，吃了点面条。
海员说很快就要到“崴子”(即海参崴)了，可以准备下船了。我再次出去，到了外边一看，雪下得更大了，甲板已有积雪，漫天雪花，连茫茫大海也象全由雪花布满似的，这景色确实好看。
将午时，船停了，我们下船登上码头，便踏上了苏联的国土。这里的码头、城市、海岸，都是一片白茫茫，布满了积雪，乘客们都各自下船走了。
这时有一个说英语的俄国人来接我们，沈观澜向他说明情况后，他便领着我们，坐上雇好的雪撬，飞快地在大雪覆盖的大街上跑着。不久来到了一个挂着“北京旅馆”招牌的建筑物前。这就是我们住的地方。

九、在海参崴停留


“海参崴”是中国名称，俄文名叫符拉迪沃斯托克，是“镇东”或“平定东方”的意思。
十月革命后，这座城曾被美、日军队占领过，是国内战争后期1922年才解放的。此城解放才四年，已经完全恢复了经济和秩序，确实成为苏联远东的军事政治及经济的中心了。当时听说这里的人口主要是俄罗斯人，也有一些少数民族，其次是中国人和朝鲜人。俄中朝三个民族的人口比例大概是4:3:3。


北京旅馆是个不大的三层楼建筑，据说原是沙俄时代的私人旅馆。
现在住的人也不多，旅馆内供应膳食，可以在那里吃饭，但早晚的饭食比较简单。我们一般只在旅馆用午饭，其余按饭馆里一位中国老头建议，到外边中国饭馆吃。街上到处可以看到中国人开的食品店，质量不错，价钱也不贵。
我们从到海参崴起，每天生活费两个卢布(当时物价不贵，一天还吃不完)，由招待我们的那个俄国人发给。他的名字叫瓦特玛(wadman)讲不大流利的英语，不大象是俄罗斯人。他是共产国际派到这里专门管送往迎来的，工作对象主要是中国人，间或也有其他国家到东大的学生和别的人。
我遇见一个法国人，大概是进步的吧，也许是法国共产党机关报的记者，他说是为了了解中国革命情况专门到中国的，曾到过广东武汉和西安等地，见到了冯玉祥及其他国民党要人。他说南北革命势力发展很顺利，但各派头头对革命前途的看法是不一致的，在进一步取得胜利之后，可能有分化。他通晓法、英、德语，这次专程路过苏联回国，想亲眼看看苏联的情况，也想趁机学会俄文。
和我同房的是一位安南(今称越南)共产党人，姓李，会讲法语。他只会一点中文，能讲一些广东话，我也听不懂，只能勉强作一些交谈。
旅馆里有一位给客人洗衣服的老头，是一个老华侨了，山东人，俄语讲得很流利，可惜我不懂。他问我们有没有带中国大洋，可以多换卢布。据说中国人在那里挣的卢布不能带回国，宁愿多出钱换银元。


我们在中国饭馆里吃饭，听到那里做生意的山东人把共产党叫做“穷党”。

海参崴的中国人确实不少，在一个区域内相当集中。我在那里看到有中国戏院。如果人数少，是办不起戏院的。还有中国澡堂，商店就更不用说了。我看到了在卖灶爷及门神爷的画，知道快过阴历年关了。
那里有一部分思想进步的中国人，时常出入“五一工人俱乐部”还有一个为中国青年人办的学校及工人干校，实际是基层的初级党校。


据瓦特玛说，东方大学一直没有回电，所以我们还得等些时，但据那位安南人讲，可能瓦特玛为了捞到好处而故意借口拖延。
正在这时，又从中国来了一小批学生，都是到孙中山大学的。其中有从河南来的三个人：一个是嵇文甫，刚入党不久，是河南教育界的知名人士，一个叫马景山，是郑州中大附中学生，一是杞县的段家骧。他们虽是后来的，但却比我们早离开海参崴先到莫斯科去了。

在这期间，我们还见到了从莫斯科东大学习结业回国的一批学生有二十人左右，其中有向警予。她是蔡和森的爱人，过去曾听说过。她听说我从中国来，向我介绍了一些东大的情况，并打听中国的情况。我告诉她，目前上海很紧张，这样一批人去太不安全了，最好是到广东去。她说，她也是这样想的。不久，他们就走了。


一月下旬，瓦特玛告诉我们，快要走了，可买些路上的食物。旅馆对过有一个中国人的商店老板，向我们详细地介绍西伯利亚大铁道旅途该带的物品以及带足到赤塔的食品。
过了两天，瓦特玛给我们买了车票，送我们上了车。


就这样离开了海参崴，开始了从亚洲到欧洲的长途旅行。

（↑青年时期第九章，叙事中出现了一大堆“路人”，以及食物、费用、住所、人数这些方面的详细记录。[ ﾟ∀ﾟ]早说作者的记忆力特别高超吧！就在这里体现了。）
（后面，特别是入狱后，如此详尽的记录性描写只会越来越多，没有少过。也是我特别喜欢这个“纪事”的原因。）

十、从西伯利亚到莫斯科


我们上车后，瓦特玛又带来了两个去东大的同志，他们住在较高级的旅馆，比我们到海参崴的时间稍晚一些。大概因为是“官”高级一点，穿着西装，每人一个大皮箱。
由于我们四个人都不懂俄语，瓦特玛在我们铺位附近，找到了一个也是到莫斯科去的老红军，介绍给我们认识，让他路上关照我们，并在到莫斯科时通知东方大学派人接我们。
和我们一起去东大的，一个叫朱代杰，四川人，南洋大学毕业，是五卅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后到广东，在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是仅次于主任邓演达、副主任郭沫若的第三号人物。
另一个叫孟振寰，是宣传科下面的一个股长，奉天人。这两个人都是政治工作人员，比起我们两个学生来，当然“高级”多了。


西伯利亚大铁道上的列车都是卧铺，因为是长途车，也可能是和经济比较发展有关。铺位很朴素，只是一条长板，三层，我们便把带来的一条被子铺在上边。
当时是一月下旬，正是冷的时候，列车绕着乌苏里江和黑龙江走。夜间足有下40℃白天也是下30℃而车厢里面却是零上20℃，相当暖和，只穿一件衬衣和毛衣就够了，就是空气不好。车厢内外温差在六、七十度之间。
但走出车厢，也不是如想象的那样冷得可怕。沿途的车站都很小，数量也很少，看到的只是雪和树林。白天每到大站，下去打壶开水，就可吃东西了。

我们带的食品还是比较丰富的，而一般俄国人只有面包、糖和开水而已。我们拿出食物请那位红军老战士吃，他点头称谢。
由于语言不通，和俄国人彼此很难说话，后来车上出现一个会说俄语的朝鲜人，孟振寰是奉天人，稍懂一点朝鲜语，这样通过两个人的翻译，才勉强了解到一些俄国人的生活习惯。

沿途站少，相当荒凉，车子走得较慢，经过四、五个昼夜，才到达赤塔。我在车站上向东瞭望，看到了另一条通向中国的铁路。


过了赤塔，两边还是比较荒凉。
但从那里起，我们常下车买东西吃，除冷食外，也可买到热的肉丸子等。中国人开的食品小店，沿途到处都有，而且价廉物美。

过了赤塔的次日，火车到了贝加尔湖。这就是中国古代史上所说的北海，即苏武牧羊的地方。


从上午开始火车绕贝加尔湖，一直走了几个钟头，才绕过它南半部的一小半。
这天正在下着雪，真是上下远近都是雪，湖面一片宁静，完全为冰雪所覆盖。在湖边蜿蜒爬行的火车，犹如一条黑龙，是对大自然很好的点缀。我们站在车厢外面，欣赏西伯利亚的特有景色，想着历史、社会的发展和变迁、国内国际的形势，真是别有一番风趣。


我们唱着《苏武牧羊歌》浮想联翩，还试着填了两首词。


其一
浪淘沙

鹅毛舞翩跹，
一望无边。
上下皆白地连天。
皎洁玉宇真奇景，黑龙蜿樊。
往事已千年，
汉使吞氍。
牧羊北海如铁坚。
跋涉万里吊英杰，
既赞且叹。


其二
北海感怀

北海似往年，
冰雪如前。
沧桑变迁殊非先。
革命圣地群仰念，
望眼欲穿。
汉武早归天，
旧梦已残。
众民甦醒创新篇。
欧亚联姻翻巨浪，
乾坤改观。

当天晚上，很晚才到伊尔库次克，那是当时西伯利亚一个最大的车站。我们事先得到预告，要在这里转车。
我们收拾了东西下车，由那个老军人带领，按顺序排着队，在车站内等候上车，这时也不觉得很冷。不久，就上了车，车内情况和前一段差不多。我们很快安置好铺位就入睡了。这次转车如果没人带领，可能会有些麻烦。

一觉醒来，天已大亮。一路上依然是白雪、树林，和前一段没有什么大区别，只是居民点稍多一点，也略大了些。
我们每到一个大站，除下去打开水，还在站台来回踱步，活动一下身体，换换空气。我上次坐船，吃了晕船的苦头，但坐车没有活动余地，更使人感到疲倦。
在站台上，常看见穿着滑冰鞋的小孩子们在跑来跑去，满有意思的。沿途食品小店的东西不少，一个鸡蛋只卖两个戈比，一个卢布可以买35个。这说明新经济政策对恢复农村经济，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又过了几天，才到了乌拉尔，这是欧亚分界的大山，看来并不很高。中心城市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已经是很大的欧洲城市了。
想起小时候唱的歌中有一句“策马乌拉山”，唱着容易，当真正干起来可就很难了。我们坐火车跑了这么多天，才到了乌拉尔，“策马”该多少天才到呢?

过了乌拉尔便进入欧洲大陆，虽然铁路两旁仍然是树木、白雪，但居民点、城市逐渐多起来，不象西伯利亚那样荒凉了。


在离开海参崴的第十三天下午，终于到达了盼望已久的莫斯科，从而结束了这次长途旅行。
单调的大地，树木和白雪，冷酷的天气，车内外极大的温差，咫尺的卧铺，闷塞的车厢空气，干燥的饭食，语言不通等辛苦的旅途环境，总算是告一个段落了。

眼看快要下车了，旅客看到了莫斯科周围的建筑物，不禁同声叫着“莫斯科”！


下车后，车站里并不冷，红军老战士带领我们暂时找了个地方休息，他便去打电话帮我们和东方大学联系。他还要办手续转车到白俄罗斯的明斯克，还得往西走。他口虽如此说，但还是一直陪着我们。

直到来了两位中国同志，他便向来人交代几句才和我们告别，我们都很感谢他。
来的这俩位同志，一个是罗世文，四川人，即《红岩》小说中的四川省委书记，后来牺牲了。朱代杰和他谈了几句话，才知道是同乡。
另一个姓徐，也是南方人，我们简单谈了几句。他们两人都能说俄语了，即刻带着我们坐电车，经过莫斯科的大街，我们观看了热闹的市容，亲眼见到心中向往的红色都城，真有说不尽的兴奋。


他们二人领我们到学校办事处，帮助办了手续。从此开始了莫斯科东方大学的生活。
从离开开封到莫斯科，路途包括停留的时间，前后几乎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我记得到东大时间是1927年2月6日，因为次日我参加了印象很深的“二七”纪念日大会。

>>Po.1442129
（↑[´ﾟДﾟ`]这里见到了罗世文...真的是《红岩》里的罗世文...）
（[´ﾟДﾟ`]......出现了这个特别眼熟的名字之后，才感到作者身处的阶层、见过的世面意味着什么......）

（从这里之后，还会有一些耳熟能详的名人出现。）

莫斯科阶段
进入东方大学学习
(1927年2月一同年末)


东方大学概况

东方大学的全称是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它是联共中央为培训苏联东部少数民族的党团员干部而建立的党校。这称之为本班。
此外校内还附设外国班，弟为东方各国共产党培训革命干部。其中有中国班，日本班，朝鲜班，蒙古班。中国班的人数较多，其党组织原有一个独立支部，直属中共中央，称之为旅莫支部。1926年起，改由东大党委领导，和其它外国班的组织一样了。
东方大学在当时对中国共产党具有重要意义。尚在幼年而且处于极端秘密条件下的中国党，无法自己训练干部，东大却起了这样的作用。中共中央及各地区的负责干部，有不少都是在东大学习过的。在河南工作过的，如王若飞、张景曾、范易、李求实和汪泽凯等都是。进东大学习的一般都是党员，只有极少数是团员。


中国同志进校后，一律都要起一个俄国姓，作为代号。
原因有二，一是让学校工作人员方便，因为俄国人不习惯用中国人的姓名，如同中国人不习惯用俄国人的姓名一样不便，二是为了保密，因为在莫斯科有中国反动派政府的大使馆。
但学生相互之间，还是都知道中文姓名的。

我到后，给我起了个毕托贺夫的俄国姓，其他三个人也都由教务处人员随手给起了姓。

>>Po.1442137
（↑这里提到作者的俄国姓叫“毕托贺夫”。之后还会用到。）

当我们到校时，同年级的学员已到齐了，我们最后来的几个人，是插班进去的。一年级有四十几个人，分为两班。此外还有早期到达留下来作翻译和工作的十来个人员，以及几个工人同志。另外，我在海参微见到的1926年届学业结束的人中，也有因程度低而继续留下来学习的。

我们年级的学习人员，大概有以下几种人：


1.国民革命军中的政治工作人员，包括党代表，较高级的如朱代杰、李侠公（原一军党代表，和何应钦在一起的，其兄李仲公曾是蒋介石秘书）。李侠公资格较老，是1926年冬和谭平山一起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扩大会议后留在苏联的。
鲁易、卢汉、徐坚等，都是师党代表，还有较低级的政治工作人员，如孟振寰。
2.国民革命军军官，如张际春和独立团叶挺下边三个营长中的两个，都是湖南人，屡立战功，参加北伐一直到打下武昌。
3.党的组织工作人员，如彭桂生(曾在中央北方局内工作)、江常师、王平一、邹进贤、杨子烈等。
4.教职员，如童庸生(是吴玉章的学生，又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张安仁等。
5.较多的是中学生，除我、孟丙昌外，有李杰生、陈聚奎、谢德盘、某女生、陈郁、李露仙、谭某某等。
6.还有一个内蒙古人，叫福鼎，以及少数从法国来的原勤工俭学的学生一个广东工人梁鹏万；
还有一个非党员，系张景曾的亲兄，叫张振亚。他是冯玉祥的副官，国民党员，是共产党的同情者，也是李德全当时在莫斯科的服务员，他对李的思想帮助颇多。

学生课程是社会科学，原定二年。
其科目有：联共党史、列宁主义、国际革命史、党的建设、政治经济学、唯物史观等。还有俄文，由俄国人直接教课；其余都是由俄国人任教员，中国人作翻译。
教学方式是口授，经过翻译，我们记笔记，因此学得并不多。
学员有能力学俄文的，就加紧学俄文，争取看报纸、读马列主义的原著。懂得英文的，还可到国际书店买些英文的马、恩原著，我也积极地学俄文。


在物质生活方面，食堂的供应还不错，管饱，不限量，初到时有些吃得不大习惯，但都能吃。
我们的宿舍是一个二层楼的房子，规模不小，几个外文班的学员都住在那里。衣服也给我们做一点，洗澡、理发、洗换衬衣都免费。每月净发五个占布的零用费，抽烟的就抽没了，而我用来买些日用品和书籍，但比中山大学学生的零用费还是比较低的，因为他们是“小资产阶级”，我们是“无产阶级”。
房里冬天通暖，不象传说的那样冷得可怕。我们用冷水洗脸，已逐渐成了习惯。
节日里或星期天还有电影。

东大暑假野营军训


五月间，已经有工人从中国来莫斯科，参加即将开办的军事训练班，为中国党培训军事工作人员。我们将利用暑假期间参加军事野营训练。

野营地点在离莫斯科有几站路的一个乡村附近，叫北口洼。在一个不大的树林中，旁边有小河，风景还不错。
我们过了真正的野营生活，身穿军装，班排编制，住帐篷，带真枪实弹。我们加上新到的上海工人，分为两个连，由俄国军官任连长，张际春任副连长，还有冯玉祥部队的几个在苏联学习的军官任排长。我们当小兵，军服、军帽、裹腿、皮鞋、武装带、水壶、短把锹等一应俱全。

除了上必要的军事课程外，主要是操典、野外行军、编队侦察、搜索、射击、实弹打靶、战斗、夜战实习、掷手榴弹等。
实弹打靶时，步枪、手枪、机关枪都有，卧射、跪射、立射都练习过。
开始大家对一切都没意见，就是对长途行军不满意，全副武装，一出去就是三、四十里，硬是走大半天，弄得筋疲力竭，感到没有什么意思。后来儿位中国军官向我们解释，说这是军事上的基本功，没有这个基本功就打不了仗，而且他们的年纪和我们一样，行军时也和我们一样走。以后习惯了，觉得打仗只凭一点勇气和愿望是不行的，必须锻炼。

在那里还参观了莫斯科高级步兵射击学校的野营和该校高级射手的打靶演习，都很好。
此外，还看了坦克打靶演习，这些都使我们增加了不少军事知识。

初到野营时，对天气不大习惯。晚上十点天还不黑，早晨一点钟天已大亮，小鸟吱喳地叫。有时夜里站岗，看到黑天只有那末一会儿。
也到乡村去过，了解苏联农民的生活。


八月中旬，野营结束了，回到了莫斯科，又开始了1927年秋季的学习。

>>Po.1442182
（↑[ ☉д⊙]居然还能记得大概18岁时军训的课程...太牛了）

（想了想......如果让我参加一个特殊野外活动，我也无法记得如此详细，顶多就是交到哪些朋友、跟同伴交谈、昆虫啊天气啊之类的个人小事，像课程安排、训练内容、装备和武器的种类这些，我会觉得是大人的事，老师和教官才需要考虑的事，根本不会在乎，甚至因为什么天气原因/设备老化原因而不能体验到也无所谓。一般只顾着玩。）
（就连作者的同学，也不一定会记得这些吧......）

离开东大及转学经过

我们中的朱代杰、李侠公，在国内就和向忠发熟识。于是由他俩带领，我们五个一起去见中国党代表团。我们说明来意，主要是，既然学校不能容我们，请代表团给我们办回国手续，我们将回国在白色恐怖中参加革命斗争工作。
向忠发说，他完全了解学潮的前后情况，我们必须离开东大，过错不在我们，工作组没有办法才这样干，目前不能让我们回国。他让我们等一下，他将和东方部商量，让我们转学，在苏联再学习一段时间。并让我们暂回学校，不会有什么事。

（↑到这里，作者就离开东方大学，转学到列宁学院了。接下来会在列宁学院上2年的学。）

转入列宁学院学习
(1928年3月一1930年3月)


列宁学院简况

列宁学院是共产国际的党校性质，为提高各国共产党干部的理论水平的二年训练班。它的全名为共产国际直属国际列宁主义学习班。

学校的校长名义上是当时的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实际上管理学校的是副校长基尔山诺娃。
她是当时联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雅罗斯拉夫斯基的妻子，是个老党员，虽不是中央委员，但同中央组织部、宣传部都有密切的关系，学校配备的几个主要教员，都是比较有名并有著作的，如讲政治经济学的达尔，史学家西喀尔，讲哲学唯物史观的鲁达什，都是共产国际运动中的名人，能用英、法、俄、德四国语言讲课。

列宁学院创办于1926年，第一届学生人数较少，1927年届学生较多，我和朱代杰是插班进去的。
学期预定二年。每届分四个班，用英法、俄德四种语言直接教授，不用翻译。各国党员基本上可以分别用这四种语文学习，有些党员文字水平差一些，经过一段时闻的锻炼和补习，也就跟上了。

该校的学员都是各国党的教育干部，有的是中央委员一级的。朱代杰入的英文班，学员包括英、美、加拿大，英联邦及殖民地各国党派来的，还有中国人。
我入的俄文班，学员有波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芬兰等国的，也有中国人。德文班，是德国捷克、匈牙利、奥地利等国的。法文班，是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西班牙等国的。

学习课程是社会科学联共党史、世界革命史、政治经济学唯物史观、党的建设等。以自学为主，辅导及讨论为附。

有很好的读书室、图书馆。
宿舍很不错，每室三、四人，桌椅、台灯都齐全，学习和休息条件还是很好的。
此外，食堂吃的也不错，生活条件比苏联的党校、东大和中大都高，学习水平、要求和条件也强得多。因为是以一般西欧人的水平为标准的。
我到校后，感到很满意，决心认真把学习搞好。

三位朋友的重逢


在离开东大之前，我的心有一段时间非常忧郁。
在“三八”妇女节的晚上，我到杨放之家中聊天解闷，当时有杨的爱人莫励、曾鉴泉及其爱人严君育在场。我和杨、曾三个人在国内上中学时，是办墙报《试刊》的战友，想不到竞在莫斯科重逢，大家的遭遇、处境各不相同，于是各自谈论过去，但对将来，特别是祖国的前途，却难以预料，因填一首“点绛唇”为记：


题为《赤都重逢》

赤都重逢，
“三八”妇女节。
漫天大雪，
往事从头说。
挥舞秃笔，
疾呼干唇舌，
战色整。
满腔热血，
何时把敌灭。


黄励、严君育也颇爱好文学，也积极地参加我们的高谈阔论。

第二个“五一”节1928年的“五一”节，经学校当局向有关方面申请，列宁学院的全体学生被允许到红场参加“五一”节观礼，学校的职员也参加了。我们一早就吃饭、整队，因为这是难得的机会。
我们站在列宁墓的一边，可以看到在另一边的各国的驻苏使节，其中还有中国的。开始是红军的阅兵仪式，大队走过时，很有点气派，各兵种都有。其中最好看的是骑兵。当时骑兵还占重要地位，特别是国内战争刚结束不久。
十点钟左右，阅兵式完结，群众游行开始。这与往年基本一样。
晚上，学校举行了文艺晚会，请来了几个艺术家表演了几个节目。听说，艺术家在节日里可以大挣其钱。

生产实习


从六月起，根据列宁学院的规定，学生都要分批分组到各地工厂去实习。
1928年夏末，我和英、美班学生到离莫斯科不远的每提施的一个车辆制造厂去。组长是个保加利亚人，年纪较大，各方面都比较成熟，是保加利亚共产党的领导干部，由一个懂俄文的英国人作翻译。

该厂原来是旧厂，革命后加以扩建，它和乡村的联系比较密切。因此我有机会了解苏联工人的生活，也可以了解到一些农村的生活和一般居民的生活。
看来在衣食、住方面都还是不太好的，当然比起革命前已有所进步。
因为是夏天，晚上人们还是颇能利用一些时间进行娱乐活动。外国人曾说俄国民族是乐观主义占优势，可能有些根据。
可我，由于怀念祖国的前途，革命失败后的时局，有时在别人欢乐歌唱的时候，反倒有点孤独莫名的愁闷。有一天晚上，他们都出去玩了，我在宿舍外面的野地里散步，明月高照，微风徐来，听到远方的歌乐声，不禁想起了家乡：

月夜更阑传歌声，
忽触高人思乡情。
迢迢万里深闺梦，
知否两地皆孤零?

这也算是一首短短的《咏怀》吧！


生产实习，使我第一次对工厂生产有了一个初步的概念和认识。
7月中旬，接到学校通知说，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即将召开让我们提前两个星期回莫斯科参加大会。于是我们就地作了个生产实习的总结，随即回莫斯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