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布审查结束


大概在六月间，一天上午叫我准备提审。

后来上了囚车，在车上遇到了黎光剂。我们彼此只打了个招呼，因为相互间不准讲话。
后来到了政治管理局，我们两人都被放进我第一天被捕时住的小屋里。

以后马上叫我，仍然是逮捕我的那个B某，没有第三者在场。他说，过去问我的问题及我的答词，他已整理成记录，让我看一看是不是那样。我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个别地方经他同意后作了一些更正。最后我看到一行写着审讯人，下边是他的签名:B.....。再一行是被审讯人，我签了字。
以后，他问我，还有没有什么补充问题或要求。我问他将来怎么办？是不是要到法庭上去？他说，这是审讯结束的记录，说明问题就只是这些了，已经清楚了。至于将来怎么办，将报有关机关审查处理。要我回去再等一些时候，不要着急。这大概就算是宣布审讯结束的手续吧？

我回到那间小牢后，接着又叫黎光剂，大约过了一个多钟头，他回来了，和他的谈话也是宣布审讯结束的手续。我们彼此交换了一些情况，也谈了一些听到的国内情况和学校情况。最后彼此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派别活动可不要再搞了，反对派内成份不纯，而自己呢，要坚定意志，我们还年轻，留着身子，准备回国继续革命，要让他们看一看我们究竟是什么人，要争这口气。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黎光剂还说，在他去年到莫斯科时，曾在这里和政治管理局的工作人员作过有关中国革命斗争情况的报告，而今天却作为囚犯来到这里，真应了“昔日座上客，今为阶下因”的说法。


我们坐上囚车，又回到了大牢。

我将这些情况告诉了南斯拉夫的米哈依洛夫和其他人。他说，我的问题可能和其他中国人的问题一起解决，时间不会长了。他又自叹说，他这么长的时间都没有什么消息和动静，真有点着急，我劝他还是安心等待，可能派别纠纷不是那么容易理出头绪来的。

转到另一间牢房


七月间，有一天上午让我收拾东西，这时我多了一套衬衣。
因为在六月间，学校给我送来了一套衬衣和十五个卢布。衬衣是更换用的，好几个月了，没有衬衣换，实在是不行。我用十五个卢布买了一点东西，除了吃的，还在监狱商店买了牙刷、牙粉、肥皂、洗脸手巾等。这使我好几个月来的半野人式的生活获得了改善。

牢卒叫我时，大家都在揣测是不是释放？住在监牢的人普遍心理都是希望有人被释放，其实这种情况很少，何况别人被释放并不等于自己获释，但总觉得气氛已转向好的方面。对于我，有人说可能释放，有人说可能是转牢，各有各的理由。我当时也摸不清楚。


事实很快就清楚了。我转到同一层的另一间牢房里去。第二天我原来牢房的人看到“放风”时就都知道我没走。

转监的原因，很快就知道了。因为中大学生的问题已经完结等待处理了，所以才将这些人集中在一起。
根据大家交换看法认为，可能是分到三个牢间里去，按一个牢间十二、三人计算，共有三十多人，这就是当时前后被捕的大概人数。

在我们牢间里的人是：


1.文锷，广西人，原来就在这个牢房，在1927年就成为反对派，属于老一批的。
1928年由于是反对派被学校当局派到南俄一个城市的工厂去参加生产。经过一段时间，他不愿继续在那里工作，向学校写报告，没有人理。因此，他决定不愿留在苏联，准备了一点干粮，想越过苏联的边界往外跑。
他沿南方山区边界，跑了好儿天，后来迷失了方向，有一天晚上投宿到一个几户人家的住处，却原来是一个苏联边防哨所，于是被捕了，被送进莫斯科大牢中已经将近一年了，他的衣服都破了，身体消瘦，但精神还不错。

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有能力的人，意志比较坚强，也有政治水平，比范文惠，李平、安福等都要强些。他和我们一起被捕的人没有牵连。


2.潘树人，四川人，1927年下半年入东大，1928年转中大，系反对派。
他的脚后跟肿得厉害，进医院一看，竟从里面取出一个子弹头。据他回忆，1925年在黄埔军校时，曾参军东征打陈炯明，有一次中弹跌倒，后来继续作战，好几年没觉得怎么样，只是偶尔感到脚后跟有点痛，没想到竟是一个子弹头在那里呆了五年。医院把弹头留给他作纪念。


3.刘慰民，河南信阳人。1927年入东大，1928年转中大，系反对派，店员。
4.江xx（大头），湖北人，1927年入东大军事班，1927年转中大，是反对派，店员。
5.张旭升，河南信阳人，情况同上，学生。
6.邱白成，湖北人，中大学生，系反对派，其父为国民党军官，本人学生。
7.黄居，江苏人，1925年到中大，后作翻译，据他说是反对派，本人学生。
8.张从德，浙江人。1925年到中大，系所谓“江浙同乡会”的小头目，既反对反对派，又反对中大学校当局。是相当积极的。他被捕完全是学校当局从派性出发进行报复的结果。
9.金xx，浙江人，个人关系和张从德很接近，他的被捕可能是由于误会。他的俄文姓也叫毕托贺夫。或因派性关系，也可能是有“江浙同乡会”嫌疑而被捕，好象为人昏昏沉沉，什么都不知道。
10.王xx，俄名坦诺夫，浙江人，因积极反对学校当局而被捕，情况略同张从德。
11.李一凡，北方人，1925年到莫斯科入东大，原北京大学学生，性格倔强，十天大会反对学校当局很积极，发言直接指责学校负责人。
12.沈良，上海人，1929年新生，在上海参加过赤卫队，专门对付叛徒、敌人和特务，曾积极反对学校。

再加上我，共十三个人，其中除文锷系反对派，但与此次逮捕无关外，十二个人中有七个人是反对派，五个人不是反对派，而仅仅是反对学校当局的，看来是学校当局借此机会报上级予以逮捕的。

这个监房内的情况和其他牢房大致差不多，只是这里的人水平低，“穷人”多，“富人”少，吃的东西，主要是靠牢内口粮，又加上转过来的中国学生又都是“穷人”，所以，几天以后，便感觉吃不饱或很不饱了。
原来在各个牢间的中国人，本来就长期吃不饱，不象我有幸关到吃得饱的牢房。听说，他们是从一月间被捕的，到了五月间，已经饿得上楼下楼时头晕倒地了。

这些情况，由监牢反映到学校，学校才在六月份给每人送来十五个卢布的。
由于饿的原因，什么东西都感到好吃了，而且抢着吃，原来不吃的东西，现在也感觉到特别好吃，只是嫌少了。这个时候我深深感到，人不爱吃什么，完全是由于有别的东西吃，真正饿到没有别的东西吃时，就什么都会吃了，而且都觉得好吃，就连长白毛的面包，干得咬不动，那也是好的，这也算是一点实践体会吧！


由于人的肚子饿，思想水平低，特别是牢房里有几个俄国小偷、流氓，又有人挑动，为了争一点小东西，曾发生过一次几个流氓和中围人打架的事。是几个俄国人动手打中国人，但中国人沈良仅仅一个人，身材量小，却非常顽强凶猛，能战几个比他身强力大的人，使全体俄国人都为之惊叹佩服。

从这次打架中，使我们联想到沈良在作赤卫队时的情况。这样的人反对学校当局，是会使人害怕的，所以这次被捕了。
文锷也积极参加回击这次反对中国人的挑战。事后，一个鞑靼人班长，大为惊讶，他说，他和文锷相处快一年了，看到他文质彬彬，很讲道理，没有想到他起而“参战”。

这里的班长也是鞑靼人，和我原来牢房的班长是同一个民族，同一个案件。他对中国人还好，和文锷很好，以后和我也好，常说，几百年前是一家。这可能也是他们和中国人在民族关系上是接近的原因。


在八月间，因为我们的问题这样长的时间没有解决，有一个房间所有的十几个中国人，全体进行集体绝食。绝食继续了十来天，有几个身体弱的人被送进医院。据说绝食最难过的是头三，四天，以后只是身体继续弱下去，躺着起不来，但吃东西的想法反而淡薄下去了。
后来，政治管理局来人说，很快即将解决，让大家停止绝食，后来大家同意了。于是来了一个医生，看管着大家吃东西，先给些少量容易消化的，每天多吃两次，经过几天，再按正常情况饮食，但人的健康不是短时间能够恢复的。


来到这个牢房后，正好是热天，虱子臭虫在晚上，简直猖狂得很。
可怜的犯人每天都吃不饱，勉勉强强还不知能产生几滴血，却还要被这此寄生虫吸去。

释放以后


九月中旬的一天，我们牢房中有四个人被通知收拾东西，其中有我，潘树人，张旭升和刘慰民，都是反对派。
当时牢中有人推测说是释放。而其他几个中国人表情不大一样，但都有点舍不得的样子。如果是释放，为什么其他的人不通知，是不是不能释放呢?人们已经习惯于向坏的方面设想，虽然脑子里也有各种幻想。

很快我们四个人被领到监牢楼外的一个办公室。过了一会，看到其他牢房出来的人，相互一看，原来都是反对派。从对我们的待遇来看，似乎是要释放的样子。因为我们进了这个屋子，就没有人管，我们彼此说话，也没人看。
最后集中在一起，共十三个人。

这时一个军方模样的人，自称是政治管理局的代表，向我们宣布，现在将要释放我们，但由于我们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已被开除党籍和校籍，将被送到外地城市参加生产，进行劳动锻炼，认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以改正错误。
黎光剂，贾从舟两个人发还了学生证，可以回学校去。

其他十一个人，于次日上车，要在八点钟先到政治管理局某号窗口领取文件。这样，我们各自拿着仅有的一点东西，离开了布蒂尔卡大牢，找着路回中大去了。
我不是中大学生，到街上吃了一点东西，因为没有学生证，也不好意思进学校去。只好在莫斯科街心花园里坐着吸收点新鲜空气，过了几个钟头，当时的心情有如丧家之犬，不知道怎样办才好。虽然经过五个月终于获释也值得高兴，可是现在愁的是无处栖身，将来还不知怎样呢？后来想到眼下要先解决过夜的问题，于是到火车站去，在那里还可以找个凳子，不致于在露天受冻。
到车站后不久，又遇到两个“难友”三个人就聚在一起，总算是有个伴了。他两人是中大学生，学校不让他们进门，蹓跶了一会，也不约而同地到车站里来了。
天还未黑，有个俄国人问我们为什么在这里，好象是知道我们的情况似的。我们告诉他我们是中国人，除这里以外，没有别处可去了。他即刻写了个条子，让我们都回中大去，说在车站上不象样子，他将打电话告诉他们，并在车站上等其他人，让我们见到其他人也告诉一下。我们也不问他是谁，就回到了中大。

中大管理员接见了我们，并给我们安排了一大间房子，找了些草垫。那时天已经黑了，他又领我们到中大食堂，用盆盛了一大盆晚饭给我们吃。以后别的人也陆续来了。我们大家狠吃了一顿，吃到不能再吃了为止，但是心里还是想吃。挨饿的滋味，我们算是有了体会了。我们吃饱了，躺在草垫上，真是觉得比过去躺在宿舍的床上还不知道舒服多少倍哩！

第一次受处分：流放


第二天，又在中大吃了一顿早饭。我们十一个人都到政治管理局某窗口去。在那里每个人领到了一个行政流放证明，及十五个卢布。
管理人员把证明读给我们听，里面说由于我们有反苏维埃政权的宣传，送到某某城市作行政流放，时间三年。此外给了我们每人一张当天晚上的车票。十五个卢布是到当地初期的生活补助费。以后的生活费用，有待找到工作后，自给自足。各人回去可以收拾自己的行李，晚上搭车走。

当时除黎光剂、贾从舟外，剩下十一个人，六个到伊万诺夫，有我，张旭升，刘慰民，胡冲谷、万志陵及程(小孩子)xx。五个到下新城，即以后改名高尔基的地方，有港树人、张光华、纪达才、杨春及傅学礼(福建人)。其他的人，根据昨天宣布的口气，可能要送到劳改营去劳改，比我们的处分较重一些。
其中有一些是反对派，但我们的揣测有一些可能出于其他原因。


当时听到三年，颇有点吃惊，觉得三年那么长，等于来到莫斯科的全部时间，而三年又该有什么样的变化呀！我们又将在什么地方呢？能否返回莫斯科呢？想到文锷他们去参加生产后，不是没人管了么？......但无论如何，还是得准备行李，带着身份证，按政治管理局的命令，走向新的地方去报到。

离开莫斯科到伊万诺夫去


我到列宁学院去，向门房说明，进到里面，找了房屋管理员，去收拾自己的行李。
在仓库里找了放在里面的被子和零星东西，以及一些凌乱的书箱，还有箱子。便简单地收拾一下，顺便和管理员谈了几句话。
收拾以后，临离校前，我又到楼上宿舍去蹓跶一下。

在楼上看到的人很少，后来遇见了董必武。
我向他谈了我的情况，说明就要到外地一个城市去参加生产，进行劳动锻炼，以改正错误，时间是三年。我问到其他中国同志，他说，其他的人都走了，回国了，朱代杰也回国了。阮仲一、彭泽湘也回国了。他说，在我被捕之后，阮仲一曾很不安，怀窥我是否自杀了，因为当时不知道我被捕，因为不见人了。董必武说，我们都没有这样想，你的思想比较开朗，有了错误，承认了，改了就算了。年轻人犯错误是难免的，血气方刚，有些浮躁。
董老当时劝勉我，到了工厂，好好工作，加强劳动锻炼，到那里后，来个信讲讲情况。

以后，我在莫斯科过去去过的花园作了最后游逛，向无知觉的旁观世界进行了恋恋不舍的告别。
又到饭馆里吃了一顿饭，感觉到莫斯科的食品供应可能比较紧张，外地可能会更困难一些，这给了我一个不太好的印象。


晚上八点左右，我们到车站集合，很快就上了车，车上的人不多，原来发的只是坐票，现在空位多还可以躺下。我赶紧把被子铺上，睡下去了，便和莫斯科告别了。


虽然躺下去了，却一点也不能入睡，又象被捕的夜晚那样，头脑中不断浮现着一幕幕杂乱无章的印象。
想到了在国内参加革命时那样的热情，不惜背井离乡，弃妻出国，而现在竟落到了这样的地步。明天到了一个新地方，人生地不熟，连个立足的地方还不知有没有，真是茫茫不知所措。也想到东大学潮后，曾想一心学习书本，但由于自己不安于不问是非盲目听从，怀有不同的政治观点，因面惹出这许多麻烦。如今一走，还不知党组织——自己的母亲，要不要我，理不理我。又想起中国革命的情况，很多同志死了，牺牲了，便默默为他们哀悼。当时又想到，如果随大流谁也不反对，可能没有什么麻烦，但将来工作遇到具体问题又怎能解决呢？一个革命运动，难道用这样的态度能够进行下去吗？又想到，将来能否回国呢？回国后，能否再回到党内，象从前那样工作呢？还是会有各种情绪及不顺心的事在等着我，从明天起，我就得为自己的生存而奋斗了，吃饭、工作，住处，都将成为问题。

就这样，我在情绪不安、精神不振的情况下，不断地胡思乱想。

晚上的火车在黑暗的大地上继续向前奔跑。


因而试填了一首菩萨蛮《感事》：

初生牛犊不怕虎，
指点江山竞愚鲁。
曾看雨和霜，
梦想入草堂。
是今不非古，
逐流随风舞。
何时归田家，
处处看飞花。


火车行驶时有节奏的振动声音如同催眠曲一样，不知不觉使我入睡了。醒来，已是天亮，将要到达伊万诺夫了。
在莫斯科三年多的时间里，时而平静时而波涛汹涌的三年，就这样结束了，和它告别了。这是1930年九月中旬。

伊万诺夫阶段(1930年9月-1937年5月)


到达伊万诺夫


1930年九月中旬的一天早上八、九点钟，我们六个人到达伊万诺夫，人地两生。
我们商定，由我，胡冲谷张旭生三个人到政治管理处报到，万志陵、刘慰民、程小孩子在车站看行李等候。

我们找到政治管理处，拿出我们在莫斯科领到的证明，并说还有三个人在车站。值班人看见我们三个人有点奇怪，问我们为什么作反苏维埃宣传，我们说没有。他将那些证明收起来，登记了名字，发给我们一个伊万诺夫政治管理处的证明，并向我们说:“凭这个证明，可以在本城内任何单位找工作，任何地方居住，找到告诉我们。你们是流放人员，不经政治管理处的许可，不能到其它城市去，每个月一次，任何时候都可以，到本处签到一次证明本人在这里。就是这些，对你们没有别的要求，你们也没有别的义务”。
我们提出，是中国人，原是中共党员，在莫斯科学习过，因犯了错误，才到这里。人生地不熟，怎样找工作，哪里找，哪里住，一无所知。希望他们帮助一下。他们说，他们不管，我们可以自由行动。但是，他们说，离这里不远，有个苏共区党部，让我们到那里去试问一下，或者可以帮助我们。


到区党部去


我们到了区党部，正好见到了书记。

他开始有点惊讶，从哪里来了这样的中国人？我们将过去的情况，和到这里来的原因及希望讲了，这个人还好，静听了以后，思考了一下，出去找了个青年人，让他领我们去吃点东西，然后领我们到农民招待所去安排住宿的地方，并告诉我们先休息一下，隔一天，再到区党部来，他将替我们联系工作的问题。
他还问了我能干什么，我们说，是学生。什么都不会，希望到工厂去，先当学徒，学个专业，将来回国可以到工人群众中去。区党部那个青年人，领我们到小饭馆去，说我们是实习生“代表团”以区委的名义安排了简单的饭食。他领我们到农民招待所，也是这样说的。
我们回到车站，和其他三个人带着行李，都到农民招待所住下。这个招待所虽然简陋一些，但对我们这些流浪者来说，已经是天堂了。

隔了两天，我们六个人都到区党部去。
幸运得很，不仅区党部书记在，而且金工厂厂长也正好在那里。书记便将我们介绍给那个厂长，问他能否收我们当学徒。他说，可以，工厂正扩建，需要人。他以后写了个条子，让我们到厂里找劳动部，并说，他叫加洛夫。
我们诚恳地感谢了区委书记。

入第四金工厂


到厂后，找劳动部，很快就办了手续。我们当中的刘慰民在莫斯科工厂里实习过几天，知道几个工种，我们就当了车工学徒，工资每月40个卢布。

那个部长说，其它问题可以找党委去。
党委当时没有书记，由党委宣传部长代书记。这位代书记名叫考里高，是乌克兰人，年纪很轻，三十多岁，他听到我们所讲的情况后，很热情。首先，要找到地方住，因为农民招待所在城的另一角，很远，上班不方便，第二，既然当了工厂的工人，也不能长期住在那里。因此他找了两个工人共产党员，自己有房子的，让我们分成二处，每家三个人，住在他们家里，作为临时的解决办法。

我们从农民招待所搬了出来，又办了粮食供应票证随即开始上班从此成了金工厂工人。
这是九月二十号左右，对于我们这些过着流浪生活的人，开始走这一步总算还是比较顺当的，避免了许多曲折和麻烦。


伊万诺夫城


伊万诺夫是一个州的首府，离莫斯科约二百多公里。在沙俄时，已是一个纺织工业中心，有俄国的曼彻斯特(英国纺织工业中心manchester)之称。
十月革命前后期间，它曾是工人运动的一个重点地区。恢复经济开始以后，这里扩建了原有的工业，并建设了几个更新的大型纺织工业企业。当时已有十几个大工厂，工人少则几千人，大的多达上万人。原有的机械修配厂，扩建成机器制造厂。
城市扩建也有很大发展，电车路、戏院、电影院、马戏院、旅馆、工人住宅、动力学院也在扩建，还建立了化工学院，纺织工学院，修建了新的泥煤机器制造厂。
此外，州首府的党、政、军各机关应有尽有。


我们的工厂


工厂全名是纺织工业机器制造厂第四厂，简称第四金工厂。
是革命后在原有修配厂的基础上扩建的，已有职工三、四千人。
主要车间有铸铁，模型，旧金工，工具，装备，锻造，各处室及其他辅助部门。
新金工车间都是新设备。除了少数小型车床是旧的以外，还有少数新的苏联自制的车床，其他大多数的车、刨、切齿、钻、立车、磨床都是进口的。我们都到新金工车间当学徒。
工厂生产的产品是为纺织业服务的，有离心机、染机、刷毛机、纺织机等。

里边有一部分老工人，是革命前就在那里的，大部分是新工人，从附近农村来的，工人住宅区多为老工人参加住房合作社由国家资助建成的单家住房，颇为不错。

第一个冬天


我们进厂一个月，北方的冬天即将来临了。


那时供应也紧张，连每天的八百克黑面包也需要在下班后排长队才能买到。
工厂的食堂每天可吃一次午饭，只有点酸菜汤和几勺稠粥，比牢房里的饭食好不了多少。

我们住在工人家里，没有床，只好睡在一间小屋的地板上。
我们三个人，我，刘慰民、胡冲谷，只有我有一条被子，铺在地板上共用，各人就是盖自己的破大衣。

早、晚饭是黑面包，勉强可以买一点酸黄瓜，就是这样，也只有切成片的，一个人吃几片。
有时房主人给我们开水，再加几个土豆就是过个小节气了。有时什么都没有，只有喝凉水或吃雪。

工人的供应，主要是面包，每个月有点白面包，两斤糖，三斤粮。徒工工资四十卢布，还得给房主人五个卢布。
每星期日到城市饭馆中可吃一次比工广内略好一点的午饭，可是一顿得花二十个戈比，且吃不到一点肉。
十月革命节时，每个人有一斤牛肉，我们买了，托我们的一位师傅，将六斤牛肉加上点土豆白菜煮了一大锅，到夜里十点钟才吃了一顿饱饭。但不幸回家时，因天太黑，雨雪交加，又迷了路，直到半夜才回到住处，已经把吃的肉消耗一大半了。

那时，我们的房东，对我们已经不好了，因为五个卢布太少，又给他们带来很多麻烦，他们故意对我们不好，施加压力，让我们向党委要房子，想赶我们出去。
真是，吃不饱，衣不暖，睡不好，心情也不舒畅，还得常看老板和老板娘的面孔。所以，工作虽然解决了，生活问题还是不少，但我还都是在好好地工作。

解决了住房大问题


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我们正在为住房发愁的时候，事有凑巧，原来接待我们很热情的代书记考里高调到外边工作后，新书记对待我们非常冷淡，使我们十分失望。
有一次在街上偶然又遇到了考里高，才知道他调任工人宿舍管理处的党支部书记。
他对我们仍然十分热情。提出我们如能到区委会开个介绍信，他就可以在管理处提出从正在新建的工人宿舍大楼中给我们一套家属宿舍。后来经过我们和他的共同努力，开到了介绍信，于二月间我们领得了“大船”式楼房中第四层的一套家属宿舍，两间房，一个厕所，两家共有的一个大厨房。我们搬入后，补办了一个会员手续。

这是考里高第二次帮我们解决了大问题，成了我们生活的一个转折点。


以后他又帮助我们搞到了六个小单身木床及草垫，我们以后又积了几个钱，买了桌椅等家具，才算有了个象样的住所。考里高离开我厂，对我们是不便，但又转化为好事。
搬入新房后，我们自己成了主人。
以后我们又加入了工人大楼下的公共食堂，无论如何，我们可以一日三餐吃到热饭、熟饭，星期日、节日还可自己做些我们会傲的饭食，生活问题算是基本上解决了。
当然，以后工资多了，供应也改善了，才算完全解决了生活问题。

由学徒工转为二级车工


1931年3月，我们当满了六个月的学徒期。在这个期间，我们每个人都是站在一个车床的老师傅跟前，直接跟着他一个人学。
我是守在一个专管机修配件的车床上，师傅技术较全面，加工件是形形色色的，而且由于不计件，老师傅在工作时可以多给一些机会让我自己操作，因此学习实践机会较多。

经过鉴定，我们获得了转二级车工的结论，并分别转入两台较小的车床，三个人为一组，倒三班正式操作，按件计算工资。同时转二级工的还有几个俄国青年。

为了帮助我们，车间还指定了教导员。
但是，当学徒时，有老师指导，似乎没什么问题，但到了自己单独干时，有的小问题或根本不成问题的，也都成了问题。头一个月，汗流浃背地于，结果一算帐，还不到三十个卢布，少于学徒的工资，不及二级工工资定额六十二卢布的一半。车间主任让给我们补到四十个卢布。
这样一直工作了三个月，才超过四十个卢布，再过三个月，才达到六十二卢布或稍多一些。


这时我们才知道，要成为一个熟练的五金工人，再努力干，也得二年时间。

这一年(1930年9月至1931年9月)的几件事


1. 1931年春，中大学生应届毕业生，即1927年以前到达的部分学生，曾到伊万诺夫参观，我们遇见了他们，有的对我们态度还好。
从谈话中知道，到高尔基去的几个人，在正在修建的汽车厂工作。中大已合并到列宁学院，校长由列宁学院院长兼任，原中大领导人回国去了。中大未再来新生，可能以后不再办了。

他们希望我们能恢复党籍，回祖国去。


2. 我们还看到列宁学院的学生到伊万诺夫的联欢代表团，因为伊万诺夫工人代表团曾去过列宁学院联欢。在这些学生中有我认得的波兰人和捷克人，他们曾到我们的宿舍去看了。
据说，1930年未再来新生，可能不再来了。

3.列宁学院的一位管理员，在代表团回去后，曾到伊万诺夫来，给我们每个人送了一个半新不旧的线毯子，虽然不是什么好东西，但“千里送鹅毛，礼轻人意重”，他们没有忘记我们，也算是个鼓舞呀！

4.自从我在伊万诺夫工作安定下来以后，我开始阅读一些列宁的著作。到了住所后，生活条件改善了，我决定试译列宁伟大著作《唯物论和经验批判论》。
当时我想:(1)这部书较厚，按当时情况不会有人译;(2)不是通俗读物，一般人不会看，所以译者不会干;(3)里边谈到的哲学的根本问题和很多新的自然科学，译一下对我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
我译了几章以后，便寄给列宁学院校长基尔山诺娃，征求她的意见，是否可以继续译下去。后来她回了封信，说收到了，但尚未能和有关部门商量。

以后，我得了眼病，接着其他社会工作也多了，没能继续译下去。


5.1931年春我因工作不慎，在磨车刀时，眼内崩进去了异物，当时我没感觉到，因而后来得了眼疾。
以后才在医院中动了手术，取出了异物，医生让我戴眼镜，说因为近视眼工作不方便才造成了事故。我让医生检查，谁知近视程度已达五百度。我只想写信给董老，请他给我配一副眼镜，因为听说他还在莫斯科。信中还简要提到我的情况及翻译书的事。后来得到了董老的热情回信。他勉励我好好工作，继续学习，以便能早日回党。他给我配了一副眼镜，还给我寄了一套绒衬衣裤，并说伊万诺夫“天寒地冻，蔽体无衣”。我又回了董老一封热情的感谢信。

这副眼镜一直戴到回国，共二十五年。虽然经历了多次落地、险遇，但至今尚还完好。

6.开始政治学习。
党委给我们找了一个老布尔塞维克李哈巧夫作为我们的政治指导员，领导我们的政治学习，实际上也是对我们进行政治考察的。每个星期日或每隔一个星期日在宿舍里进行一次。
他还向我们讲些过去革命斗争的历史及现在苏联居民的情绪。以后又换了一个本城党校的一个教员，政治理论水平高一些，但不那么热情，而是有点任务观点。

7.开始参加社会工作。
从1931年春起，我们负责车间的墙报工作，包括自己写稿、约稿、画招贴画，从五月一日国际劳动节专刊开始，每月出一次，兼介绍一些车间的生产。政治学习情况，好人好事等。
此外，我和万志陵还向铅印的厂报《化铁炉》(barpanra)经常投稿，并和编辑邱尔古诺夫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以后吸收我们两人为工人通讯员。经过三四个月，他又将我和万志陵介绍为州报的工人通讯员，并有时作为采访员到商店、合作社、公共食堂等单位了解情况，搜集资料。

8.中国苏维埃运动在苏联的反应。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情况，在苏联报纸及杂志上经常报道，而且在伊万诺夫还专门组织过图片展览和报告会。我们也去参加了报告会，有些问题，特别是有关中国革命历史方面的一些参考资料，我们也提供了一些解释。

9.孟丙昌到伊万诺夫作报告。
1931年秋初，我忽然得到通知说莫斯科来了一个中国人，是从中国苏维埃区域来的，准备向群众作报告，但俄文讲得很不好，让我去见一面能否替他作翻译。
我去了一见面，原来是孟丙昌。我替他作了翻译，并解答群众的问题，效果还不错。
孟丙昌的受伤，是1925年在河南得的，到莫斯科后伤口恶化了，1928年进医院再次彻底动手术，后来养病，一直时好时坏。1930年后他仍然留在莫斯科，1931年，正值苏联对中国的苏维埃运动作宣传时。
他曾到过几个地方。到伊万诺夫来时，他曾知道我及其他人在这个地方，所以才提出找中国人翻译。

我们这次见面以后，他就走了，他在走前说，他可能回国去，希望我也能早日回党、回国，共同工作。

又来了一批大学生1931年九月中旬，恰在我们到达伊万诺夫一年的时候，各方面刚刚就绪，又来了几个原中大学生。
他们也是经过内务部门用流放的形式送来的。被流放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无从得知。但据他们自己说，是1930年，还在我们未出狱前，就被派到各厂去参加生产实习，快一年了，还无人过问。他们不安心在那里，回国又无期，便提出要求回国，有时不上班。学校认为他们闹事，就把他们发放到这里来。听说又有十几个人被送到了高尔基去。

被送到伊万诺夫来的计有:


1.梁实秋，山东人，是1929年入学的新生，后参加反对派，在莫斯科实习时学车工。
2.白xx，江苏人，是1929年入学的新生，后参加反对派，在莫斯科实习时学车工。
3.熊云功，南方人，早期到中大的学生，不是反对派，而且连共产党也不像。
4.胡xx，南方人，情况同上。
5.林丙全，上海人，原中大学生，在莫斯科实习时学钳工。
6.梁孝孺，浙江人，原中大学生，为人一般。


这些人完全是彼此不相干，毫无关系的，如果只是由于不安心工作或向学校提出什么要求，如回国之类的事，也不至于被内务部门流放，并开除了党籍、校籍，否则就不可理解了。


这八个人，后两人只有当力工。梁、白当了车工，林丙全当了工具钳工。
其中，梁实秋和我们的关系较好。他的中文、俄文都较好，活动能力也强。

以后不久，又有一个比较调气的中国人，据说是留德学生，姓金，南方人，自称在德国时很赞赏苏联及共产党，所以回国时申请经过苏联到莫斯科，并想了解一下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情况，因为签证手续不全，被留了下来，送他到伊万诺夫参加生产。
他到后，先当学徒，在立车上，很积极，还学俄文。


这些人没有领到房子的机会，但由于直接工作，工资多一些，所以都是单身在工人村租个小房间，自住自给。


这样，在伊万诺夫，到1931年秋末，已有中国人十五名了。

全面开展各项社会工作


经过和党委宣传部长捷特科夫的商议，在全厂开展了国际红色救援会的组织工作，上边也和州红色救援会负责人陶尔克巧夫相联系，获得了批准。
我们先从新金工工具车间开始，征求会员，成立了分会，以后又发展到其他车间，前后在1932年初全厂都有了组织之后，召开了全厂性的成立大会，到会的有几百人。在以后还在各车间墙报上介绍了巴黎公社及红色救援会在世界各地的情况及对革命的作用。在那里的大部分中国人都参加了这个工作。


这样，红色救援会的工作，成了经常性的工作中范围较广的部分。


推销国家公债。在1932年5月，我们积极地参加了一年一度的公债推销工作。除了自己按标准认购以外，我们曾以外国工人名义在州报上发表文章，在市广播电台发表讲话，进行号召，并参加了厂内，及厂外居民中的推销工作。
有一次我们在居民区内帮助一个老太婆作了一件好事，解决了她的困难，她马上用现金认购了公债。

>>Po.1442357
（↑[ ﾟ∀。]红色救援会的工作就是杂活，感觉像现在的社会义工、志愿者。比如这里变成推销员/买保险的了......后面还有很多类似这种的活儿）

参加轻骑队工作。
当时为了改善各机关、部门的工作，反对官僚主义，实行群众监督，首先由市委及报社组织轻骑队，参加人员有党员、团员、工人通讯员、工会基层组织人员，带着证明，对各部门实行突击访问，可以就工作、财务、售货、分配、计划等各方面进行考察，并作记录，写明特别好的及特别不好的，并整理成材料登在报纸上或报有关部门进行表扬或批评。
这项工作我们也参加过好几次，从而也了解一些情况。


外国工人友谊团访问集体农庄。
1932年夏，由州报编辑部组织了外国工人友谊团，有三、四个德国工人及我参加，到了本州第二大城市附近的几个集体农庄进行了参观访问。
那时正是农庄集体化高潮后进行组织、生产、政治各方面的整顿工作，各集体农庄都建立了政治部，由各级党组织派去了较为能干的政治部长，并授予了很大的权力，公安部门作为他们的直接助手，雷厉风行。
我们访问好几个农庄，约有两个礼拜，同时也了解到农庄生活，包括学校、公共事业及商店等的情况。


积极参加农场劳动。
八、九月间厂里动员职工去参加农场的秋收劳动，我们过去没有干过，但还是积极报名参加。
到农场后，主要任务是挖土豆，由于不习惯，任务重，在两天的紧张劳动后，累得浑身酸痛，睡觉躺下去身上那儿都不愿意接触地板。
许多人不干了，党委号召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坚持到底，我们几个人除了两个有病，身体不能支持而回去以外，其他人都和党员一样，咬着牙坚持继续干下去。以后累到了这种程度劳动以后，躺到地板上就一动不动，像个死人一样，连外边吵翻天也不知道。终于一直干了二十天左右，直到最后完成任务。
能这样坚持到底的，实际上只剩下少数人了。


成为生产突击队员。
我们从徒工转为二级工后，经过几个月的实践，已经能够独立操作了。又过了几个月，到了1931年底，我们又转为三级工，转到中等车床上操作。在1932年夏，我们已成了骨干工人，并被评为生产突击队员。
此后，每人领到了一个突击队员证。在当时供应困难的情况下，凭这个证，可以在工厂商店中多买一些东西。所以我们在生产地位及供应上两方面都有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