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1442199
（↑这是作者第一次进入工厂，初次接触了工厂劳动。）
（后来入狱、流放的时候，不知道会不会想起第一次接触到工厂环境的心境呢，正是青年时......）
（这时候还是一个充满哀思与乡愁的青年呢。如果后来没有劳改经历，没有频繁劳动、在工厂车间干活，估计这个第一次工厂实习劳动的经验也会记得的。可能是后来做工多了，对第一次体验工厂的感觉麻木了，忘却了。）

家庭的消息


我到莫斯科后，曾和乡间的妻子通过信，特别是大革命失败后，国内白色恐怖猖狂的时候，不敢再往城市寄信了，听说南方很厉害，北方没有搞过革命运动的地方反而松一些。我在来信中可以看到妻子留在信纸上的泪痕。
只是在1928年夏天，带来三弟的一封信中说，他曾被捕过。在冯玉祥到河南和蒋介石联合后，他在狱中生病经父亲奔走才保了出来，回到家乡养病。信中说到廖妹已和娄村许家订婚，许是一个进步的青年。

到红军中进行国际主义宣传

1929年巴黎公社纪念日，亦即国际红色救活会日，列宁学院曾派了一些外国学生到各工厂、各地区去进行国际主义宣传。


我曾到莫斯科附近的一个红军军营中去，因为夜间坐马车、学播，几乎把耳朵冻掉了，幸亏他们发现教我用雪揉好了。这时我才知道预防及处理手足或脸面耳朵受冻的方法。
在宜传中，一般俄国人对中国革命的兴趣还是很浓的。

>>Po.1442218
（↑查了一下，好像是因为雪可以保温......好神奇）

到列宁格勒参观实习和工业考察


从1929年6月初起，根据学校的安排，二年级是分成小组到各地去作专题考察、参观和实习。我和朱代杰决定到列宁格勒去作工业考察，这是主要目的，因为想对苏联革命后工业发展的情况作一个全面了解。
另外还有两个附带的目的，一是参观一下列宁格勒的风景名胜及革命圣地，二是会见转学到列宁格勒的曾和我们一起被从东大排挤出去的三个同志。

学校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其中最主要的是给我们写了一封联共中央宣传部给所到地区党组织的介绍信，其中除简单地说明了列宁学院的任务、学员的情况和考察的目的外，就是要地区党组织积极帮助我们，创造条件。
这封介绍信给了我们很大帮助，使列宁格勒州委重视我们，安排了全面的参观、考察、看资料，到各个轻、重工业部门，在生活方面也很照顾，并对有些保密部门也让我们有机会看到。

莫斯科到列宁格勒只要坐一夜火车就到了。
据说这是最直的交通线。在第一次建造铁路时，还在旧俄时代，请沙皇提意见，他用红笔划了一条直线。在修路时，只是有个别地方因地理情况略有偏差，其余部分都是遵从皇帝的“御笔”修建的。


列宁格勒简况


列宁格勒当时是苏联第二首都，是旧俄彼得大帝开始修建的新城市，所谓俄国观看欧洲的窗户。
它地处涅瓦河入波罗的海和波的尼亚湾的河口，地基是由无数个桩柱构成的。原名彼得堡，是德国城市的名称，因为那时从大彼得起都是效法德国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俄国是反对德国的，所以改名为彼得格勒，格勒是俄国城市的古名。
十月革命后仍沿用此名，1924年列宁逝世后，才改成现名以纪念列宁，现在是第一个工业城市，全市河流纵横交错，因此有大小桥八百多座。建筑很整齐，名胜也很多。


我们参观时，正是西方未暗而东方已象白昼一般的“白夜”，这就是几无黑夜的季节。

我们到达后，先到苏共州委及市委所在地——斯莫尔尼宫，那里是革命圣地，十月革命时布尔什维克的暴动指挥部就设在那里，当时列宁的办公室还一直留作纪念馆。那是一个大楼房，原来是一个女子学校。
我们在那里见到州委宣传部长乌喀洛夫，他看了苏共中央介绍信，便积极地给我们进行了各种安排：为我们联络了工作的单位——列宁格勒经济委员会，让我们住在季诺维也夫大学的宿舍，以及解决有关供应问题。

州经济委员会及实习参观安排


州国民经济委员会给我们派了一名女经济工程师，陪同我们参观、实习，并负责间各企业单位联系，遇到市公共汽车电车交通不方便时，还派小汽车送我们去。
各种工业发展情况的资料、谈话、介绍也在这里进行。


经过州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安排，我们参观了很多企业，其中属于重工业的有“十月革命”热电站远离列宁格勒百余里的列宁直接关怀倡议兴建的沃尔霍夫水电站、列宁格勒电气中心站，最大的金工厂（出过很多有名人物，如加里宁就是这个厂的工人）、波罗的海造船厂。
在造船厂参加了两只三千吨船的下水典礼，在船上看来相当大，下水后，在岸上一看并不大。参观列宁格勒的海港时，让我们坐着小汽舰里外看了一遍。
还参观了一个化工厂。
在轻工业方面，参观了完全现代化的面包厂、造纸厂，属于国家机密的纸币制造厂，苏联合作社，以及几个较小的工厂。
还到达列宁格勒各区及私人商店经营区去参观。当时由于新经济政策尚未完全取消，所以还允许私人开商店，虽然绝大部分的货物都是国家工厂制造的。
此外，还经州委介绍参观了列宁格勒及附近的名胜、纪念馆等，其中有沙俄的皇宫及临时政府所在地冬宫；俄皇避暑地夏宫（虽然列宁格勒在夏天并不太“暑”），原名俄皇村，巴改名普希金村，以纪念俄国大诗人，红军野营集中地的红村；海军根据地：十月革命放信号的喀朗施塔得村，在这里可以看到芬兰的波的尼亚湾；据说是世界第二大教堂的建筑；其它如各种雕刻、塑像、特别是大彼得骑马的塑像；大戏院，我们还在那里看了一次名剧《钦差大臣》。

七月末，我们结束了在列宁格勒的生产实习，写了一份书面报告，才回到莫斯科。


第一次到休养所，第二次到黑海边八月初，我和彭泽湘、阮仲一三人在学校领了到休养所去休假的证明，时间是四个星期。
我到苏联已是第三年了，去休养所还是第一次。
休养所在黑海边，位于塞瓦斯托波尔和黑海边最南部即最有名的雅尔塔之间。据说是俄皇时代一个大贵族的休养别墅。以后加以改建和扩建而成。这样的休养所及疗养院，在沿海一带颇不少，革命后又修建了一些。
到达休养所之前，我们坐汽车走了两、三个钟头，其中有四、五十分钟的下坡路，相当曲折险峻，急转弯一个接着一个，颇为惊险。我们走不惯这种路，真有点“惊心动魄”但终于平安地到达了。回来时，虽然上坡更危险，但不那么害怕了。

这是一个教育工作人员的休养所，以知识分子为主，教员很多。吃得不错，休息环境也很好，比起我们去年的“别墅”自做自食，那是好得多了。
在休息期间，除了下棋、看小说、洗海水澡、晒太阳、游玩外，还组织了一个沿海边旅行的活动，一直走到雅尔塔。
在那里参观了东方博物馆，看到了中国艺术制品，一个用象牙雕刻的十层套球，各层都能活动。据说这是几个艺人花了二十年的作品，价值旧卢布二万元。
还参观了俄国大文学家契诃夫的旧居。
在雅尔塔植物园中第一次见到竹子的俄国人，让我们作了十来分钟的解释，结果也没有使他们了解竹子究竟是什么样的植物。
休养所中的一个特点，是有些人在那里搞些“及时行乐”的活动，临时配偶。


经过四个星期的休息，于八月底回到了莫斯科，准备最后一年的学习。

三位朋友的别离


我和曾鉴泉，杨放之三个人在莫斯科聚会，见面谈心的时间，先后只有一年多。

我感到同志们背井离乡，牺牲了自己的一切参加了革命，而现在却被这些人利用职权以公报私，随便将中国党积蓄的一点力量，留在苏联乱派到远不可及的地方，仅1929年内就有好几起。
当时，我想这些人将处于无人过问呼天不应的境地而被人抛弃；将来再汇到一起，共同为中国革命而斗争的机会，恐怕不容易了。因此，作了《忆友》两首:

其一
离乡万里输忠诚，
献身祖国为众生，
谁料邪人偏当道，
强把战士作屯兵。

其二
人生不见如参商，
山水遥隔雨茫茫;
逐客远道多风浪，
能否重逢话同窗。

准备结业论文


1928年下半年，学校当局宣布二年级学生可自行选择题目，准备写结业论文。我当时对列宁的著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很感兴趣，认为列宁在这本著作中对俄国的国民经济各阶级状况及发展前途都作了具体分析。因此我选的题目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我不是准备写什么书，而只是写一篇结业论文。我积极地搜集一些资料，摘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中的有关论述语。

......

以后，由于未能结业，这样的论文也未能写出，收集的资料也散失了。

（↑一些跳过的地方都写得很有意思，作者非常有历史见地，大概概括一下：
①有个“当时的国内局势-我当时的观点”对比表格，就是对于当时事件的定义、性质、措施（好熟悉......都是历史课本的要素），作者跟当时流行的观点有区别。
[ ﾟ∀ﾟ]说一个高中历史做题有印象的：第一次国共合作，这次合作改变了这个时期内国民党的组织性质，变成了工农、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不一定全，但就是有这几个词）。在《旅苏纪事》里面作者马员生就提到了这个新性质（他的观点确实就是这个；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他想出的，或者是他们当时有一群人都产生了此观点？），而“当时的观点”暂时还在使用旧性质的说法。
②作者的结业论文 >>Po.1442230
[ ﾟ∀。]中间（我省略部分）阐述的主要观点比较有意思，但我觉得还算是当时不太敢畅想，毕竟当时还处于天天打仗、吃不饱饭的状态。作者只想到了不会走法国形式的资本主义道路，大概会走日、德、俄形式的资本主义道路吧；而社会主义的发展只想到了经济部分。真正的历史发展大大出乎当时人的意料啊......

被捕、监狱生活及释放
(1930年3月一9月)


被捕的第一天


1930年三月二十八日午饭后，从列宁学院教务处转来电话说，中大教务处有关中大学生的问题要找我谈话，让我去一下。那时莫斯科天气还冷，我穿上大衣就去了，也没有告诉其他任何中国同志。
到中大后，刚进了传达室，有一个三十多岁的俄国人，向我说是他找我的，并说，我过去曾向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写过申明，有些问题还要谈一下，现在让我跟他一起去。我说“可以”。我们两人一起出了校门，一转弯，那里停着一辆小汽车，他让我先进去，然后他也坐进来。走了约十几分钟，到了一个地方，是一座大楼，但不是共产国际。他领我进去，拿出几张纸，很详细地从我在国内起，一面问，一面写。我们面对面地坐着。他不时抬起头来望我几眼。
不久进来了一个中国人，我认得是王仁达，过去我曾听说他是苏联国家政治管理局(简称格别乌)的中国工作人员。那个俄国人自称叫B......。（注：据《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记述，此人展苏联格别乌的审讯员，名叫别列米尼(Beremeny)——编者）他说如果我的俄文程度对有些问题弄不清时，可以让王仁达翻译，帮助我。我说“随便”，“暂时可以不用”。
到了晚上，他让王仁达去弄来了三个人的饭，让我和他们一块吃。我虽然没有吃晚饭，可实在是吃不下去。接着又继续问，一直问到给共产国际写申明为止。以后，我问他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没有，他说都清楚了。他提出的问题，我都如实地回答了。看来，以前询问被捕的人，大概都把问题已经弄清楚了。这次找我问，大概是要证实一下罢了。

他提出的问题大概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我的家庭出身，在学校的情况，入党的前后经过，来苏联的经过;
到列宁学院后反对派观点形成的经过，刘仁静对我有哪些影响，
刘仁静回国时，介绍我同范文惠、李平认识的前后情况，
我到列宁格勒和李侠公等三人的谈话情况，朱代杰的观点等;
我和黎光剂前后联系的情况。


这些问题，除了关于家庭情况，在国内的一段和来苏联的情况外，也都是我在申明中所叙述过的。

后来在晚十点钟，他把我带到楼下一个房间，留下我一个人，他就走了。我看到房间里挂着一个牌子:“被捕人室”。我原来猜想可能会被捕，现在证实了。想来，之所以没有到列宁学院直接逮捕我，而转了中大的一个弯子，大概是因为怕在学院内对外国学生引起不良影响。

在那个房间里，对我作了简单的搜查，拿去了我的皮带，便将我领到一个地下室模样的走廊，一个牢卒打开了一间牢房。他用的是一把七，八寸长的钥匙，看着使人有一种精神压力感。我走进牢房，身后的门“拍达”一声便关上了，从此，我便开始了监狱的生活。
屡里只有我一个人，有两张小木板床，天花板上有一盏灯，此外别的什么也没有了。看来这是一个临时性的监牢。我脱下大衣，躺在床上，把一双鞋当作枕头。虽然精神已经相当疲倦，可是却根本无法入睡。以后索性睁着眼不睡了，脑子里各种杂乱无章、古今中外的事都涌出来了，愈想矛盾愈多，而愈是找不到答案。
我想，我丢弃了家庭，为祖国的前途参加了革命，参加了共产党，来到红色首都莫斯科，学习革命经验和理论，现在却作了阶下囚，这怎么能解释得通呢？......愈想矛盾愈多，想得头都痛了，更是无法入睡，因此这头一天就整整一夜一点都没有睡。

张景曾第一次见面时谈到的河南一些同志死难的情况，给我的印象很深，这时，它又浮现在我的眼前。以往一起战斗的许多同志大都死的死去了，有的也不知是为什么死的。想到国家成了这个样子，连纪念他们都不可能，我们几个留下的又是这样，又使我伤心起来了。
偶尔还想到家庭，历史上很多反复的事，出国时的心情，想到了东大学潮有人说学校当局准备对付我们的话，后来，在中国党代表团的坚持下我们没有受迫害，如果那时没有代表团的帮助是否当时就会被捕呢？或被变相流放了呢？或被扣上帽子呢？中国有句俗话说，夜长梦多，而我现在却是长夜难入梦，唯其难入梦，才更觉得夜长。真不知究竟何时天才亮！但天亮了又该怎么样呢？


总算是天亮了。这可真是我最难熬的一夜。如果思想上扭不过来，这样继续下去，会把我愁死的。正是：

世态茫茫难自料，
春愁黯黯不成眠。
含怨欲说心中事，
孤灯独影无人言。

小牢房的一段生活


天亮了，守卒送进了一块黑面包和一小块糖，让我吃早饭。
他看见我什么也没有，又送进了一茶缸开水。我对面包看也不敢看，只把糖放进茶缸的开水里，勉强喝了一点水。我仍然迷迷糊糊地躺下，还是不能入睡。
上午，守卒让我收拾东西，我说“什么也没有”。我走出来坐上了一个闷车，还有两个人跟着。大约走了十几分钟，也不知到了什么地方。停车后，我下来，又经过一次搜查，把我送进了一个四个人住的小牢房。
进去时，多了一块面包，是守卒要我一定带着的，说是一天的“口粮”。


牢房里已有三个人，一个是无政府主义者，一个是律师，另一个，在我进去不几天就走了，没有什么印象。
他们见我进去，有点惊讶，不知怎么来了一个这样年轻的中国学生。他们问我，我只回答是学生，不知道为什么事被捕，因为我不愿说出自己的底细。
那个无政府主义者，很坦白，毫不隐瞒，态度也很自在，好象精神上没有什么负担似的。
他每天扫地、刷地板、倒马桶、整理牢房、接收面包糖和水、分饭等事情，他都干得很好，不以为苦，也不让人轮换。我开始二、三天勉强吃点饭，面包根本吃不下去，也不想要。他劝我说，留下来晾干，过几天就不够吃了。另外两人每天不是愁眉苦脸，就是长卧不起。这个无政府主义者，给我讲了很多解闷解愁的话，不然我会一个人穷想不通的。
他是有经验的，果然三、四天后，我吃东西正常了，以前剩下的面包又干又黑，但每天补充一点，都吃下去了。

这里的房间还干净，四个小木头床，床上有草垫、毛毡、枕头，屋内有个小柜可以放些小东西，如牙具和食物。
面包质量也较好一些，每天六百克，糖二十克，早晨有茶叶泡的开水，午间一碗菜汤：土豆、白菜，有时有点鱼或肉，还有一勺稠粥，晚上还是粥。正常情况下，是吃不饱，但也不太饿，做得也干净。所以在饮食方面，据他们说并不太坏。
晚上如果精神状态不紧张，还是可以睡得好的。
在监房内互相可以自由谈话，只是不准大声喊叫，或歌唱。睡，坐、躺或踱来踱去都可以自由随便。牢房对角走是七步，每天七步来，七步去，我就是数着无数的步子。

那个律师是犹太人，据说因为家里有外汇，不愿拿出来，被拘留起来了，当时的罪名是“私藏外汇”。

那个无政府主义者还向我谈了第一国际的情况，和俄国革命的一些历史。我在那里大约呆了两个星期，他一直是给解闷消愁的人。


有一天晚饭后，守卒让我收拾东西，我问那个无政府主义者，可能到哪里去？
他说，他不了解我的案情，难以猜测，但根据叫的时间，可能是转到大牢去，因为释放人的时间，一般是在白天，而且我呆的时间才这么几天，也不会那样快就会释放。

他的话终于证实了。

莫斯科大牢内的生活


这天晚上，我和其他一些人，坐上了被叫做“黑乌鸦”的犯人车，走了一段时间，进入了一个大院。由于是夜里，狱卒也有点蛮横，大概认为这些人都是罪人了。在进入牢房前，东赶西叫，如同对待牲畜一样，我当即产生一种蒙受屈辱的心情，颇为悲愤，但也只是悲愤而已。

直到深夜，才将我送进一个大牢房，那是在一个大楼的第三层。牢房里已躺满了人，满地的人一直躺到门口。我勉强找了一个地方坐下，水泥地上也不好睡。
而最使人难堪的是扑鼻而来的气味，人多、闭塞、加上尿水臭气，几乎令人作呕，我坐下也睡不着，闭着眼又胡思乱想起来。满屋子躺着的人，似乎都在酣睡着，我想我以后大概也将在这种气味中酣睡吧!有个别人听着门一响，抬起头看了我一下，倒头又睡了，大概这是司空见惯，每天常有的事。


第二天早晨大家起来，先上厕所。
以后便是领面包和糖水，吃早点，情形和小牢差不多，这时我真是茫茫然不知所以。


有一个不大象俄国人的人，向我打招呼，让我坐到他们三个人中间一块吃东西，并问我是不是中大学生。我说，是学生但不是中大的。他问是否到列宁学院的，我说是。当时我有点惊讶，因为列宁学院是秘密的，不对外的。然后他自我介绍说，我四十多岁了，是南斯拉夫共产党员，入党已十几年了，是党的地下工作人员，曾在南斯拉夫坐过牢，以后因为没有证据，未被判刑，只呆了一年多就被释放了。后来又继续工作了一段时间，才在两年前来到莫斯科，在共产国际工作过，去年夏天被捕。据他说，他被捕是因为党内派别斗争，有人陷害他。他被捕后，先在内牢关了两个月，宣布他的罪名是苏俄刑法典第五十八条第六款规定的外国间谍，到现在已经十来个月了，开始还问他，最近七、八个月，关到这个大牢后就不再问他了。
他名字叫米哈依洛夫。
他随身穿的衣服也都破了，因为在夏天被捕，所以连大衣等也没有，他还不如我。


和他在一起的，有一个犹太人是会计师，是外地的，另一个俄国人，是铁路工人。现在又加上我这个中国人，四个人四个民族，都是一无所有，大家笑着称之为“国际公社”。

我坐下后，看到面包不少。
那个南斯拉夫人说，大家面包可以随便吃，不按份。

后来才知道，这个南斯拉夫人是一个坐牢很有经验的人。
他和那个无政府主义者一样，在牢内很积极。他用铁丝作的家具可以放面包等食物，尤其是用铁片做成的开罐头的刀，可以为有钱人服务。此外他还为别人缝补衣服，以及做各种服务工作。一些富人常常把不吃的面包、剩余的罐头和糖，都送给他，他都交到“公社”里让大家吃。
因此，我在那个内牢二个多月的时间里，不仅黑面包可以吃饱，而且还有白面包及其他一些较好的食品，总算没有挨饿。这在一个落难人来说也算是一次奇遇吧!


关于住的地方，米哈依洛夫让我在牢房中间公用的大桌子下边睡觉，那里有拼成第二层的两块木板，我把大衣铺上，倒成了一个单人独铺，虽然低矮一点，但与别人无涉，颇为清净。

大牢的其他情况是，这个牢名叫布蒂尔卡，和俄文字的“瓶子”只差一个字母；是沙俄时代修建的，很坚固，规模也很大，据说俄国人都知道，在这个三层楼的大楼中，每层有十来个房间，据说还有别的楼及单身牢。
每个单间原来都是单身帆布床，我初进这个牢间时，只有这里还保存着，共有二十五个床，但地上也睡了人。后来，由于人多才撤去单身帆布床，改为用木板钉成的通铺，使床位从原来的二十五个增加到四十个，再加上地上的“地铺”,可以容纳五十个，成倍地增长了。
这里连枕头、草垫及毯子都没有，物质条件比内牢差多了。

每个牢间设有一个班长，管理牢内秩序等，由大家选出，报给守卒头知道。我们的班长，是一个四十多岁的鞑靼人，是从南俄克里米亚半岛来的，据说因为搞民族主义，他们提出反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口号。
他们在这里是一帮子人，听说每个牢房里都有，彼此也知道。这个人沉默寡言，很有知识，不大爱谈什么，但处事公平，有涵养，大家也尊重他。据说他们的民族主义倾向很强。


牢里的口粮和内牢一样，每天六百克黑面包，二十克糖(十天发一次)早晨茶水，午饭汤，第二样有时为稠粥，土豆、大豆、用盆装着，十个人一盆。
这样的口粮实在是不够吃的，但这里和内牢不同，它允许犯人家属送东西，每星期一次有些人比较阔气，一次送来的东西，足够吃四、五天。
例如，有一个莫斯科监察委员，是苏共党员，据说是犯了大贪污案而被捕的。他说在外边每顿饭至少有一只鸡，而且还有别的。当时听说该委员会有几个女工作人员，几乎都被他玷污过。他家中每次送来的面包足有三公斤，还有一，二只熟鸡、牛油、糖、罐头、香肠等，足够他吃五、六天而不用动牢中的一点口粮。

此外牢中每星期可在牢内商店中购买两次东西。
犯人不准随身带钱，但家人送的钱和自己的钱可以交到牢中，发给小帐，用小帐在商店中买东西。买法是，每牢房设有采购小组，由三、四个人组成，带着筐子和各人的小帐，按各人的需要购买。
主要是食品，白面包，黄油，糖果，还有烟。
所以有钱的人和有家送东西的人在牢里可以吃得又饱又好。

因此，牢里的人可以分为两种，或“两个阶级”、“穷人和富人”。
家中有人送东西的，有存钱的算“富人”。什么都没有的，如我们“公社”的四个人算“穷人”。
我们牢房的“穷人”只占全牢人数的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是富有户占多数。“富人”除了自愿地将不吃的东西给予穷人外，还从送来的东西中拿一点“周济”穷人。
此外，按惯例，在两次采购中，要按各人每次采购价值的十分之一，抽给“穷人”买白面包，这已成了一条固定的例规，因此，采购小组都是从“穷人”中选出组成。由于“穷人”有这些口粮外的补助，所以还是过得下去的。


犯人每两周洗一次澡，集体去，同时对牢房进行一次清扫。
即使如此，虱子还是人人身上都有，只有多少之分而无无虱的人。臭虫也在对人进行攻击，尽管每天捉，但还是消灭不了。犯人们将它们的进攻称之为“白色恐怖”和“红色恐怖”两种。


犯人们每天可以到院子里放风二十分钟，由狱卒带着排队兜圈。这是犯人们每天吸收新鲜空气的时候。
在放风时，可以看到其他牢房的人。在我进大牢的第三天晚上，忽然从窗口掷进来一个纸团，原来是另一个牢房中的中大反对派学生写的。他问了我一些外边的情况，也告诉我以前被捕的人的情况。据他说就是在放风时见到我的，这当然是非法的事，但我却因此才知道一些以前被捕的人的情况。我也按纸团所指的厕所位置，回了他一个纸条，但始终不知道他是谁。


牢房里有一些书箱，其中有文学、历史、地理、科学技术等方面的，有的还颇值得一看。每个星期到图书馆去换一次书。

在这个牢里，谈话、说笑、睡觉、走步都可以随便，其中使我最感兴趣的，是犯人用面包捏制的很精致的国际象棋，共有两、三付，可以轮流着玩。牢里也有不少知识分子，棋艺水平还不错。我于是聚精会神地和他们下棋。我原来在外面多少已有一点国际象棋的基础知识，现在倒可以认真加以提高了。在牢房中下棋可以说是最好的一种游艺，它可以很快地消磨时光，因为两餐饭之间，只要认真下它二、三盘棋就过去了，还可以抑制你考虑问题，让你把全部精力用到下棋上。

晚上有时还举行报告会、文艺朗诵和讲故事等。因此，这里在生活及消磨时光上，条件算是好得多了。这对被监禁人的精神是很有好处的。

在大牢里也可以得到外边的消息，方法有以下几种:
(1)新进来的犯人，他们一般都将外边最一般的情况向大家介绍。
(2)从外边送东西进来时的包纸，一般是报纸，大家可以传观、宣读。
(3)每天晚上，人们用打电报的方式和隔壁牢房交换消息。

因为外文打电报不用电码翻译，可以直接使用字母，而每个牢房中总可以找到懂得打电报方法的人。最普遍的办法是用铁捧在暖气管上敲打，彼此就可以通消息了。
这些当然都是非法的，但也是公开的秘密。
例如苏联大诗人马雅可夫斯基自杀的消息，我们这样传很快就知道了。起先从暖气管中得知，后来又从新进来的一个文艺界人士了解到比较详细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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