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д`]我又产生了已经摘抄完这本书的错觉。）
（回国过程太幸福了，明明行驶在寒冷的大地上，却感觉空气都是暖的。热情的气氛充盈着每一个人的心灵......）

（↓不过要结束了是真的，好舍不得[ ´д`]）
（回头看看目录，下一章“在北京停留期间”已经是全书最后一个章节了，后面富拉尔基的部分不太成章，或许也跟作者突然的离世有关系。这本书还是给我带来了很大收获。）
>>Po.1442077

在北京停留期间
(1955年10月-1956年1月)


新华饭店，组织部招待所新华饭店是三层楼的大饭店，在北京旧时即是很有名的。

房间很多，很宽敞，一楼为厨房、食堂大厅、办公间及少数房间，二楼、三楼为房间有电话交换台，伙食等各种服务都很好。那时正在开全国合作社会议部分代表住三楼。另一部分是各地调动工作或治病的中级党员干部。

从苏联回来的金明已分配工作，走了。潘树人还在，我和鲁也参两人，杨春及两小孩，还有从远东回来的一个姓王的和妻子、孩子。


其他人的待遇怎样我不知道。我们的房间、用具、被服等都不出钱，每月每人七十元人民币生活费，小孩子三十五元，共一百零五元，只是生活饮食费，完全够吃，而且可买零星东西。
住了几天后，经组织部介绍，雇了一个照顾孩子的保姆，每月二十五元，加上吃的，孩子的三十五元实际上不够用了。
为了使保姆能不误解孩子的要求，他们彼此不通语言，我教给了保姆几个孩子的儿语，如拉屎、撒尿、喝水、吃东西。这样勉强地逐渐使她能领他玩和吃。


到招待所后，填了简单的登记表及一个履历表，作为在组织部的适记，也作为招待所的登记以及作为办理生活费及粮食关系。招待所都替我们办了，不然，我回国是颇有从麻烦的。出国前，未到过北京，现在也不熟悉。幸亏潘树人早来，已先有点常识，倒可作我们的向导。


中国虽然实行了定量供给制，但1955年末，供给还是很充裕的，北京吃的问题，一点也感觉不到限制，不象苏联那样。
商店里的货物很多，饭馆到处皆是。祖国过去是穷得出名的国家，几年内能有这样大的变化，真是不简单呀!


我想打听一些人，但毫无结果。
招待员姓王，是河南人，曾在河南大学读过几天书。只知道稽文甫，是当时河南大学校长，其他老的人，他就不知道了，他提到的新人，我都不知道。


总之，回国后受到的招待是未曾想到的好，和原来的打算住店，联系找工作，大为不同。
使我感到向往多年的祖国，真是同母亲一样，来接待我们这些多年远游的人。

见到了一些熟人及董老等情况


见到杨放之


经过一些日子，没有打听到熟人，报纸上也未看到什么人名，有一次忽然在《中国年鉴》上看到政府各机关负责人中有国务院专家工作局局长杨放之，心想可能是老同学，虽然“放之”两字不同于原来的“芳芝”，可能是原名太像女性而改过来了。

于是我向招待所电话员黄泰梧提出，请她代我找。
黄泰梧年纪才二十岁，还在业余学校学习，略会儿个俄文字，自己起了个俄名达尼娅我们刚到几天就很熟悉了，是因为她很喜欢我的小孩子，和他玩，说几句俄语，小孩子到她交换台内看到各种按纽、接头，小红灯时暗时亮，确实好玩得很。

她说，政府、党机关及负责人的电话都是保密的，但她可以通过组织部招待所的交换台找到任何人。


有一天，她果真找到杨放之的电话，我和他第一次在电话中谈了话，他想不到是我找他，但一说话就彼此知道了。
他问了我的住址，说他将到招待所来看我。因为，他很容易来，而我是不能到他那里去的。
过了两天，他来了，如果不是事前打电话。见面后我们是不会认识的。


相别时是二十左右，现在经过了二十六年，都变成老年人了。


见面后，各自谈了些几十年来别后的情况。
杨放之于1929年上半年离开中大，被派到海参崴赤色职工国际太平洋职工会工作，在那里工作了几年，后来回到上海，在工人区工会工作，有一次因为发生了公开逮捕，他因近视眼，看不清楚，还继续向前走，结果也被捕了。他在监牢里呆了一段时间，人证物证都没有，被释放了。
以后到了延安，一直在党内工作。现在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兼专家工作局局长，杨放之已有自己的专用车，领着我和小孩子，到了他在国务院的住宅，见到了他的妻子(也姓杨，在延安结的婚)及其四个女孩子。他说，黄励，他的第一个妻子，比他先回国，后在南京被捕牺牲了。他妻子对我们很亲热。他们住的房，是平房改建的，有暖气，很不错。


老同志中，他只知道李沛泽，在人民大学工作。
刘绍文，在解放军总政治部工作。
稽文甫，河南大学校长，河南省副省长，人大代表。
这些人，他都曾见到过，其他的人，不知道在哪里，或是否还活着。


我到富拉尔基后，出差到北京时，还见过几次杨放之。

到组织部谈话


到招待所后，过了些时，组织部分别找我们谈了话。


接见我的是个姓李的，约四十岁左右，似乎很了解我们的情况。在相互谈了些话以后，他提了几点意见:
我们的申请是经中央批准，由组织部办的。现在对我们接干部招待，将按本人专长及志愿分配工作。
我们在苏联的情况，中央是知道的。关于政治条件及情况，组织部在向有关单位介绍时将予以说明，并由组织部负贵。这主要是历史问题。我到工作岗位后，对一般同志都不讲，对党委负责同志可以讲一下。
关于国籍问题，组织部不能办，但也不考虑这个问题。对于我们和其他同志一样看待。
关于回家乡问题，在未了解家乡情况前，暂不要回去。弄清情况无问题时，可回去看一看。
关于工作问题，组织部将根据我们的志愿和有关单位联系，并将抓紧办。我们过去未到过北京，离国很久了，可以住些时候、了解些情况，不必太忙于工作。工作有的是，只怕干不完，不怕没事干。


十一月末，组织部第二次找我谈话，那时我已找过董老谈过话了。还是那个李同志。
他说，董老给组织部写了信，按我的专业分配工作。现已和一机部干部司联络好，我分配到一机部，具体什么地方，由干部司安排。如有问题，我还可找组织部。李同志征求我还有什么意见及问题，我表示同意，也没有什么问题，只有感谢对我的照顾。

>>Po.1448819
（↑[ ﾟ∀。]组织部......我刚看完《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现在满脑子都是那本书，里面油嘴滑舌的对话太好玩了，就像：）
：组织部是干什么工作的
：组织部就是干组织工作的
（↑大意如此，原文不是这个，但还是好玩）
（这几天都沉浸在这个短小精悍的小说里面...太有意思了！）

>>Po.1448818
（↑对了！这个也很令人在意：当时还有专门的“电话员”！）

在北京公安局外事部门的登记


在组织部招待所时，户口粮食关系都不成问题。
但考虑到将来到外边去时，得有个户口关系，所以我到北京市公安局外事部门去询问这事。

由于我拿的是苏联公民出国护照，他们一定要我按外侨登记，以后又发给我一个外侨居留证。真是有点可笑，在苏联当了二十多年外国人，回到祖国还得当外侨！没办法，这叫法律手续。
以后，我到富拉尔基工作时，还用这个外侨居民证落户口。幸而以后落了户口，无人再问了。


工作安排

十一月末，在组织部和李同志作了第二次谈话后，我就到一机部干部司去报到。到那里后，因为组织部事前已告知，他们要我填了个表，问了情况，让我第二天再去。
第二天去后，干部词告诉我，根据我在苏联工作情况，分配我到三局去，说他们已下知三局。我即到三局干部处。处长姓田，让我填了个表。
这时有个人自称是洛阳矿山机器厂的人，劝我到他们厂去，又可回家乡，只要我同意，他即领我回洛阳去，一切负资安排。田处长说，待他们研究一下再说，让我隔一天去。后来我按期去了，田处长说，已和局长商量过，局长自有安排。
后来局长来了，是钱敏，找我谈了话，让我到黑龙江的富拉尔基，说那里将新建一个重机厂，还有大批苏联专家要来，我可以在那里发挥更大的作用，不必到洛阳去。钱局长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没有意见，分配到哪里都行一定要好好工作，以后钱局长说，重机厂的领导都在北京，正在审查重机厂建厂的技术设计，我可参加技术设计审查会议，将来和他们一起到富拉尔基。

以后，钱敏局长即让三局一个女秘书，要了一个汽车，送我到汽车局，参加重机厂的技术设计审查会议。

>>Po.1448822
（↑[ ﾟ∀。]这两段都有点“办事难”，跑很多趟才能办下来，要层层审批，要做表面程序......）
（这种情况在苏联时期也提到过，特别是一到申请回国、跟oco审讯官谈话时就会频繁被这样刁难，十分折磨人）

参加工作及重机厂技术设计审查


到汽车局后，见到了重机厂的领导人周宇博、乐于泓，他们让我参加生产准备组，当时负责人为于云生、李泊辰，还有几个技术员。


技术设计是苏联作的，重机厂是苏联援助中国建设重点项目之一，设计审查会议由第一设计院主持，是将原设计翻译成中文，邀请设计院及重机厂负责人和各专业技术人员按项目分成小组，对苏联的设计分部分组介绍，提意见，然后整理出审查意见，提供给苏联专家，作为参考意见，然后再最后定案。

我参加这个会议的开始日期是1955年12月1日，这也算是我到厂报到的日期。因为当时重机厂的领导及各处的负责人都在北京，厂址已最后定在富拉尔基。


我当时因为对重机厂不了解，也不能提什么意见，而且有些中文技术名词我也不熟悉，有些南方技术人员讲话也不完全懂，因此我只能了解些情况而已。技术设计审查会议一直开到12月末结束。

重机厂的一批人都要回富拉尔基了，我向厂领导提出想回家乡去接家属并看一看，他们同意了，批给我12月和1月两个月的工资二百九十二元人民币，即每月工资为一百四十六元，他们说是按中央组织部给我定的级别应得的工资。


在这段时间，我们仍住在招待所，每天早晨坐汽车上班，午饭在汽车局食堂吃，晚饭回新华饭店吃，保姆照顾我孩子。

从领工资之日起，我告诉了招待所，不再领生活补充费，但仍住在招待所。以后回家乡，带着妻子及侄女，仍在那里住了十来天，直到1956年1月16日，动身去富拉尔基为止。


我和家乡及家里的联系，也颇有点巧合，不然，我即同孩子单独离开北京到东北去了。

回到家乡及接家经过


巧遇李同志


在苏联办理回国手续时遇到了一个曾在河南住过几年的俄国人，说我家乡在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是“拉锯”的地方，有些居民区已夷为平地。
回国后也听到过这种说法，经过几次打听也找不到人，所以我对家庭的存在或还有人的可能性，没有信心了。
因而也准备分配工作后，先到工作岗位，以后再说。


但事有凑巧，在招待所调整饭桌后，有一对五十左右的夫妇和我同桌，姓李，是哈尔滨市委干部，在北京治病并等待调动工作的。他们带了一个三岁的孙女，和我的小孩年岁大小一般，高矮也一样，两个孩子虽然语言不通，却在一起玩得很好。这引起了她奶奶的注意，就谈起我怎么有这个“洋娃娃”。

我谈了情况后，她说她有个哥哥在我县百泉中学当教员，不久将来京看病，届时可向他了解家乡情况。
果然，过几天来了。因为我正有事，只见了一面，谈了不多时间，以后他就走了，我有点后悔。他回河南不久，给他妹妹来了封信，说他学校的图书馆女主任，和我弟弟马卓生不久前是同事，知道我过去的情况——原名马霖。我三弟在小冀中学当教员。大侄女在开封师专读书等。
他说，他将把我回国的情况写信告诉他们。我很感谢他们，并即刻给家乡和开封师专同时写信联系。


从谈论小孩找到了家乡的线索，也算是一种“巧遇”吧！
这是十一月底的事了。


和家中的通信


十二月中，我参加技术设计审查会议时，先后收到了家中侄女瑞馨的信，及开封师专瑞香的信，都向我讲了家中的情况，并提到我的妻子还健在。

据说，当我的信到家中时，侄女瑞馨从乡邮电所拿回去时，就跳起来了，祖母、妻子、八叔开始不敢相信，以后轰动了全乡。当然离家三十年而生还的人，不仅现在，而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信中说到家中生活很困难，我即寄去十五元钱，并说准备新年回乡去，还问需要什么东西。以后又接到三弟从小冀来的信。


这样，才和家里联系上了。

>>Po.1448825
（↑[ ☉д⊙]这也太奇幻了！！《旅苏纪事》这本书真的从头到尾都给我一种“上层阶级的人都互相认识”的感觉......作者走到哪都有熟人、都会被搭救、都有人愿意帮助他）
（想到了那个“最多通过三个人就能联系到任何人”理论，以前觉得这个理论假得可以，看了旅苏纪事以后逐渐信服了，可能对上层人士来说确实不成问题......）

（↓我第一次惊讶这点是在作者竟然见到了罗世文...也算书籍开头部分）
>>Po.1442131

从北京到河南小冀


十二月末，重机厂设计审查会议将结束时，我向厂领导说明要回乡。由于小冀是个小站，只得坐慢车去。

事前我写信给三弟，说预计十二月三十日到小冀，元旦可能到乡间。
十二月二十九日我对保姆说明情况，并买了些东西，给祖母买了一件皮货及衣料，带了些吃的。从永定门车站，搭夜车回河南去。

一路上一方面精神紧张，心情兴奋，一方面要看东西，也无卧铺，一夜也未睡。天亮后，进入河南境内，心情更激动，到新乡站后简直坐也坐不住了。十时左右，到了小冀。

下车时，人不多，各人都走了。我提着箱子，在站房里问到中学怎么走，奇怪怎么不见三弟来接我。在将出站房时一个女人自我介绍是三弟的妻子——陈玉琦。然后领我到三弟的中学校。
三弟当时在上课，后来到车站时，因走岔了路，未能见面，待他再回学校时，才见了面，还可认得，但变得太多了，老了。见面后，真是不知从何说起。
他们让我在学校休息，说家中如同“鸡窝”一样，不方便。但我还是到他们的“鸡窝”中去。

在那里看到他们的住所，见到了侄子瑞成，商谈了对家务的处理办法，大致如下：
由我带妻子及瑞馨到东北去，祖母及瑞兰由弟媳带领到小冀，另租较大的房间；
家中可带的东西带出来，粗笨东西交给家中的亲属；
家中住的房子卖掉。


因此，由我弟媳陪同我回家乡处理这些事。在那里住了一夜，第二日上午搭车到新乡。

回到了家乡


搭车只走一程，就到了新乡，我青年时代多次经过的地方，现在看来比过去规模大得多了。


到新乡时，天刚到午，赶着去买到辉县的汽车票。在那里遇到了弟媳的亲戚，也是回辉县的。

汽车很旧，看来“服役”期不短了。头天下的雪，正在溶化，路很不好走。汽车路是土修的，据说是日本人占领时强迫修建的，占了民田，所以很直，路基很高。
到辉县时，天还未全黑。我们到了那位亲戚家。以后到街上散步，找饭馆吃饭，看到家乡群众都在过新年，对联和灯笼不少。


我们预雇了一辆手推车，第二日，即新年元旦，天明后不久，才七时，我们就离开辉县回赵固去了。
手推车推着弟媳及我的箱，我步行。一路上不断注意分别三十年的家乡风土村落，田园树木，真正说不尽的思想反复，回忆怀念。似乎都还是我青年时代的景况。有变化，但不太大。

一路上我逐个问推车人到了什么村庄。
二小时后，到了“花木”，这是我很熟悉的村庄，离我家乡只有八里了。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很注意地看着我，问我是不是姓马，说他很知道我父亲，听说我过去出国了，现在怎么回来了？这是第一个认出我的老乡了。
以后看到右手边的村子，说是“苗谷”，我说知道前面望到的村庄，即是赵固了！我们从南路进入村庄，很快到了“大街十字”,以前印象中的南大庙，南大街“商店林立，宽广大街”，现在看来是那样的不大，使人有点不敢相信。
但是随着我们走的人，大人，小孩子逐渐地多了，虽然他们不直接和我讲话。可能风传了我将回来，又看我的衣服穿戴，不象是本乡的人。我也东张西望，街道、房舍，似乎有些认识，但也不全象，足以证明我离家乡的时间，确实是很久了。

三十年，说起来，真是惊人！

>>Po.1448830
（↑･ﾟ[ ﾉヮ´ ]河南人识别亲戚的能力。。。）

到家中两昼夜的停留


到家后，见到了我已不认识的妻子。
又老又瘦，但精神尚健，和年已九十的犹慢步出来迎接我的祖母，扶着瑞兰，她们悲喜交加，祖母流下了热泪，妻子鼓着勇气，克制着，没有掉下泪。
很快，八婶、八叔、七婶、本家霁霖两个哥哥也都来了，这些人还是可以认得的。我还来不及和他们谈许多话，屋内及小院里已经挤满了乡邻、大人、小孩、青年，都是认不得的人了。

妻子赶快打开火准备饭，看时间才十点刚过。

我前后左右看了一下家中住的地方，仿佛是到过似的，后来回忆了一下，才想起是小时曾在这里上过私垫的那个学房，大致还是那个布置样子，地点在“北胡同”，不是原来的住宅了。
不久，离我乡只三里的板桥和一里半的韩营两个村的亲戚也来了，大多数都不认得了，老年纪的提起还可以想到，年轻一点的，根本连印象都没有。本村中年纪大些的，向我说他自己的小名(即乳名)，有的还可回忆起儿童时代在一起玩时彼此相呼的小名。本家人说我变老了，但乡音还没有全变，不象有些人离家不久就“夸声夸气”地变了腔调。


这时我才深刻地体会到唐诗人贺知章的诗的味道：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我的情况是完全符合这首诗的，但也有些点不同情况，所以再作一首，以说明自己：


幼年从戎落发回，尽昼辛酸志未衰。
多少往事付流水，整盔理甲战地来。

上午，乡里由乡政府召开群众大会，动员组织合作社，让我去讲话，我欣然地去了，借机会和老乡们也见见面。到会的人不少，有几百人。
下午我拿出给祖母买的皮货及衣料，由弟媳等做了，晚上给祖母试了一下，她不再脱了，很高兴，眼眶里含着热泪说，没想到她还能见到我，又穿上我给买的皮袄。
第二天早饭后，由瑞馨及本家一个侄子到乡政府办理迁移户口一事，他们两人又到县里去了一次，直接办到黑龙江富拉尔基。因为是骑自行车去的，午后不久就回来了。
第二天将午时，大哥也来了。据他说，他接到三弟的信后，即日从汉口请假回河南，前天即我们离开小冀的时候，他正是坐的那次车下车的，我们上，他下，恰恰错过了。他到小冀后，次日还是坐那次车到新乡，晚到辉县，今天赶到家，和我们一样，只是迟了一天。
下午更为热闹了，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多年未回家了。这次算是团聚了，而且和乡亲也都见了面。

第二天，乡亲们还陆续有来的。

我和妻子，弟媳、大哥商量，第一，家里任何人都不带，而且不能答应他们。第二，次日即应该走，在家中费用太大，粮食也吃得多，孩子在京也不放心。第三，由弟媳在家处理后事，并到辉县百泉去一次，感谢那位姓李的老师。第四，到板桥雇辆小车，送行李及妻子坐。


次日晨，只带了两条被子，我的箱子，小车推着，妻子、瑞馨、我和大哥，辞别了祖母、弟媳及诸位乡亲们，离开了幼年时候成长的相别三十年的家乡。在这里只呆了两个昼夜。

（↑好多人啊.jpg）

（[ ﾟ∀。]我还是低估了作者家庭背景的影响力......只知道是有钱人家，现在才知道也不是普通的有钱人家，天外有天）

返回北京


不到上午时，我们就到了辉县的汽车站。


汽车下午才开，我们留妻子和瑞馨在那里买票，我和大哥到城单去找继母的娘家，未见到人，以后又找父亲在报馆工作时多年的同事杜荫南，他还健在，已是白发苍苍的老头了。
我们谈了些多年的往事及父亲的晚年，在那里吃了一顿饭，留下了粮票，他居然未拒绝收下了，可见粮食限制是很严的。不然，他决不会收这点粮票的。

下午即赶去搭车，也来不及欣赏县城的市容。到新乡后，天已黑了。在车站附近找了个客店。
大哥准备搭晚上南下的车回汉口。大哥和我们利用时间去看了他的大女，我们的侄女的一家，他们住在新乡，她是电影放映队员。已经结婚并有两个孩子了。晚上，大哥回汉口，我们住在客店里。
第二天，我们到车站附近的街上游逛了一下，比几十年前繁荣得多了。在街上遇到本家兄弟马男，是妻子认识的。他也提出和我出来的事，一方面我请他吃饭，一方面也婉言谢绝了。
晚上八点，我们搭上北上的车，次晨六时到了北京，进招待所后，保姆已起来，孩子在呼呼地睡着，我就放心了。

从二十九日晚离京，匆匆忙忙地马不停蹄，到回来已整一个星期了，保姆说，孩子没有闹，很乖，只是常常问爸爸。她也听不懂，有时电话员黄泰梧也和他玩。
我回家时，未带小孩子，家中人问我，我说明理由，但带了像片回去。

妻子到北京后，保姆告诉孩子:“妈妈来了。他仰头看看不作声。她又说“姐姐来了。"他口中说“姐姐”但不知什么叫“姐姐”。妻子上前亲抚他，抱他，他也不拒绝。以后照顾他吃饭，和他玩，晚上照顾他睡觉，一两天后，他习惯了，也喊妈妈、姐姐了，这样我们组成了一家人，为我们到东北来打下了基础。我也可安心地出去工作了。
当我们到东北后，陆续地和家中及本家的其他成员，发生了通信关系。

到达富拉尔基


因为留在局里还有些事，所以，一月十五日由组织部招待所介绍，买了国际列车到富拉尔基的票，一家大小四口，坐车直达富拉尔基，从此，开始了在东北的生活。


回国后和苏联相识人的一些联系


给林娜的信

到北京后不久，给孩子照了像，以后连像片给林娜寄了封信，告诉她我和孩子顺利到达北京，并受到很好的接待，各方面都好。这是我们预先约定的。但到此为止，也不再有通信关系。

这是使她放心，同时也不再打扰她的心。我们从此断了藕丝。


给原工作同事的信

还给原工作同事们写了信，特别是玛利亚、索菲亚，主持给我送行的人及在一起工作一段时间的人。说明了我受到很好接待的情况。她们并且给我回过信。
但不久就再未通信了。我只是让她们转达问候而已。

和玛利亚的通信

以后玛利亚还回过我几次信，从我到达工作岗位直到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后，彼此不再通信了。到富拉尔基后，1956年，我还趁有人到苏联工作之便，给她带去个被面，表示对她给我送行及我病时照顾我一两天的谢意。

给厂长考培洛夫的信及回信

到工作岗位后，也曾给原厂长考培洛夫一封信，叙述了顺利回国，接待很好，工作安排很满意的情况。他也回了信，并说他转到矿务管理局干部处工作。
后来我考虑到将来申请解决党籍问题时，又曾给他写信，让他补给我一个在该地几年工作的工作鉴定。他回了信，并寄来了个工作鉴定。以后未再通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