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略谈一些有关接触过的人的情况。


第一个总机械师别列克罗波夫


别列克罗波夫就是提议让我担任工艺师的，工作积极敢干，负责任，技术能力也高。开始我认为他是党员干部。后来，遇到知道他底细的一个木匠，才听说，他因政治问题被判过五年劳改，劳改时几乎丢了命。
由于他的工作态度，说话直爽，可能因此被人整过。


但奇怪的是，他释放后，居然能够获取这样重要的职务，而且能那样大胆地工作，值得我学习。


如有一次他提到设计和生产的关系，说，他忙于事务没有时间坐下来搞设备改造的设计工作，而是零敲碎打，所以拖的时间长，效果不好。本来应该是三年设计一年制造，而他是一年设计三年制造。

他提到矿区交通条件不好，路面损坏时说，俄国人就是不如美国人，他们是先修路，后建设，俄国人是先建设，后修路，既慢，车辆易损坏，人也受罪，建设也慢。

他有一次向机电厂厂长说，只要是一心为国家，于工作出点问题也不要紧。

在我为包罗金列车发电站配制涡轮时，设备超负荷工作，颤动得很厉害，我很紧张，唯恐出事。他看到这种情况时鼓励我说，不要怕，为公事即令坏了设备也不要紧。为了完成紧急任务，就得让设备出力，能制出大涡轮就是最大的收获。

有一次一个煤矿的机械师画了一张滑滚图纸向我们订货，制成后，尺寸不相称，头大尾尖，不象样子，他问我怎么做成这个样子，我说，按他们的图纸作的。他说，以后我们自己应作主，不然，按他们的样子，会作出长角的鬼来。

还有一次在急需安装一个变电所时，任务很紧，煤矿有停工的危险，他亲自赴现场，穿上工作服，自己背起一段电缆开始走，并喊大家都来，一下子，不仅矿工来了，来不及穿工作服的大小头目也都来了，这样，十几分钟就把电缆拖到了地方，仅一个上午就把变电所安装好了。

还有一次煤矿被水淹了，他即刻动员所有人。一天之内，四台水泵都下了矿，同时堵住了水口，救出了设备，煤矿只停了一天。

他还在报纸上发表过文章。

第二个总机械师季里普肯


大概在1952年后期，第一个总机械师调走了，矿务管理局迁来了，随着也来了一个新总机械师叫季里普肯。
他派头很大，和别列克罗波夫相比，是个完全相反的人物。
我对他很有戒心，怕他摆威风，挑我的毛病。


但不久发生了一件事。我发现他对煤矿生产有一套知识，但对机械设备及零件却不很懂。


有一次露天开采矿的一个关键运输设备出了问题，那里的总机械师出差了，副总机械师是刚从学校毕业不久的，这时，他束手无策。
经我厂厂长介绍，我带了两个钳工赶到现场，发现大减速机中涡杆的定位环坏了，我们配了个新环，暂时用着，又向上级申请备件及轴承，才解决了问题，从此他对我有了信任。

另一件事，是他有个比他年青约二十岁的娇妻，从州里中技校毕业，什么也不懂，但因为他的关系，将她安排到我厂当工艺员。
她到厂后，实际上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但对政治问题，特别是中国革命胜利后的情况倒感兴趣。那时《真理报》常登中国消息，她还有《人民中国》画报，常和我谈，因此建立了感情，关系较好，她曾要求我帮助她，并由季里普肯当面向我提出。

这样经过半年以后，从1953年下半年起，他对我的信任及关系，不亚于第一个总机械师。
有好几次他到各煤矿去检查设备时，带我坐他的汽车去，以后又送我到工厂或回家。当我申请回国被批准时，他极力支持我，并对我用中国名字称呼。


由于这两个总机械师对我的关心和信任，使我在西伯利亚五年多的技术工作中，能够大胆、积极地工作，办事比较顺利，特别是比较全面地增长了技术、生产、管理及社会各方面的知识。

厂长何许人也？


我初进厂时，厂长是个非党员，酒鬼，还是在建厂时任命的，不久就死了。后来又暂时任命了一个，但不久就走了。
以后的厂长和我一起工作，直到我回国时为止，共约四年多。


这个厂长名叫考培洛夫，是个党员，中技校毕业水平，卫国争战时曾参战，但在内务系统工作，未上前线。

他到厂时，正值我领导生产矿井吊车及从包罗金安装软水处理设备结束回来的时候，给他以较好的印象。

不久，厂里又从中技校来了四个成绩较好的毕业生，三男一女，一个当了定额员，一个当了工段长，一个当了工艺师，一个成绩最好的当了设计师。厂长开始很器重他们，以后可以不要我这个来路有问题的人，或不依靠我。他们都是团员。
但经过几个月的考验，使他失望了，有一次托他们三个人作的工作，完全弄坏了，后来还是我给修改后勉强收尾的。气得他在会上说，他们四个人抵不上我一个人，而每个人的工资都是和我一样。从此，他打消了让这几个人代替我的想法。

1953年，因为做一次化工厂更换设备的预算时，我曾和他发生了矛盾。他想多弄些钱，要我尽可能把预算作多些，但他们提出无理要求，我和他吵了一架。他以后屈服了，因为没有别人能再干这件事。

1953年秋，中技校毕业生又来了两个，一个作计划员，一个作技术检查。
那个新计划员是个女的，是代替原计划员梅莱的，梅莱过去和厂长发生过矛盾，现在自己觉得要被排挤出工厂，她也准备走了，但使我有点“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之感。在梅莱将要走时告诉我，说我可安心工作，因为新计划员和铸铁车间主任告诉她，厂长曾分别建议他们代替我的工作，但被拒绝了，说干不了。


厂长曾向铸铁车间主任表示，我就是脾气有点不太好，工作都不错。既然，他们都不原干我的工作，他将不再想这件事，而将和我搞好关系，让我继续干下去。

为此，他在1953年十月革命节时，在厂的光荣榜上列入我的名字，贴上像片，还发了奖品，并让他的妻子，儿科大夫，给我的小儿看过几次病，认真地诊断过并开了好的药，对我这个多病弱小的孩子。帮助不小。

他身为厂长，却很爱占小便宜。


如在编制工厂预算后，他硬要写入自己是参加人之一，因为按苏联基建规则，编制预算人可增加百分之十的费用作报酬，他说，将来可以请大家吃喝一次，这样加上了约一千卢布，等银行批准，工程完成后，将一千卢布领出，以一百卢布买东西，自己拿去六百，只给我三百。

他在自己的住宅中，找钳工利用公家的管子及零件，安排了一套自己取暖的装置，用的工时及材料，他让我分担在几个订货号上。

他从管理局弄了一台使用过期已该报废的小轿车，弄到厂里来让钳工修理，换了一些轴承，自制了一些零件，勉强装成，虽有毛病，但还可以行驶，因而也常自己坐着去巡视。


他也有一些优点，对厂的扩建，还是很积极的。


高板机是他建议制造的，厂内装了电弧炉，建立了金属结构车间，又建立了一吨的电炉炼钢车间。他积极支持为集体农庄搞机械化。


他支持我申请回国时说，站在党的利益和观点上，赞成我回国，虽然站在工厂的角度上看，希望我留在厂内。他建议组织技术科，并任命我当科长。
1955年夏，我离厂回国前夕，他被提升为管理局的干部处长，实际上是我和他差不多同时离开了厂。

（[　ﾟ 3ﾟ]看了看后面，快回国啦......）

（以及，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不久之后还会再call back一次，这不是时间线错乱，只是第二次在书中提到新中国成立了，方便讲述作者回国的经过。相当于把读者拉回当前时间线。）
（第一次提到新中国成立： >>Po.1445532 ）

厂的几任总工程师


厂虽很小，但在编制上总工程师这个职务，实际上是一个生产技术负责人，下边是工长，以后也叫车间主任。

1949年末，我到厂时，原厂长已他调，由总工程师代厂长，即我说的酒鬼。
以后来了个中技校毕业的，当了总工程师，只一个多月，以不称职撤销，改任金工车间主任。这时我已任为工艺师。
第三个是一个大学毕业的，很年轻，只来了两、三个月，就走了。
第四个是从劳改中释放的原某厂的总工程师，懂得技术，但也干了几个月，就离厂回原籍了。
第五人是从机电局来的工程师，自称是某城工学院毕业，很干过一些工作，对电气是专家，而对机械制造懂的不多。他说，一切依靠我。他有时还吹嘘，有一次吹破了，被人告到管理局干部处，经过仔细调查，原来是个冒牌的工学院毕业生。而到机电局去是犹太入相互包庇进去的。
第六个又是工学院新毕业的，初来时穿的很阔气，厂长也看着他像个样子，但只干了几天，就露出了是个什么也不懂的人，他马上报干部处改任为工段长。
最后一个，是露天矿的总机械师，一来年过六十，二来由于受到副总机械师的排挤（副总工程师从工学院毕业不久，其父为副局长），所以到了该退休的年龄，到厂内来，实际上是过退休生活的，遇事，能不管不干涉的就不管。过去和我认识，修理挖土机的方法，就是他向我建议的，后来经过修改及具体落实修好的。他公开地向我谈过他的处境及“人生哲学”。


所以在我担任工艺师及技术科长五年多的时期内，换过了七个总工程师，他们在厂里的生产技术上实际上未起过任何作用，而我则是实际上的生产技术负责人。这使我的工作较多，但也能使我独立工作，自己摸索，迫使我钻研技术，理论和实践结合，对增加我的知识及经验，起了很好的积极作用。

>>Po.1446195
（↑结尾“他们在厂里的生产技术上实际上未起过任何作用，而我则是实际上的生产技术负责人。这使我的工作较多……迫使我钻研技术”[ ﾟ∀。]作者真是承担了太多不属于自己的工作）

技术科的成立


1954年，机电修配厂和原来包罗金基建修配厂合并，人员多了，车间增加了，技术人员也多了，厂长报矿务管理局，提议成立技术科，以便对内对外有一个集中的技术领导及负责组织。

当时在厂部有设计二人，工艺二人，计划员一人，定额员二人，检查员一人。
各车间主任六人，生产技术得有个归口。
而总工程师，如前所述，始终没有一个固定的象样的人选。


当时，技术科长的人选，按资历及技术资格，应由设计师杜格尔担任，但他怕事，坚决不干，厂长则另找别人，但无人答应。他向我提出，我说我有顾虑，政治原因是主要的，他说，没有必要，他征求过局里的意见，他自己对我没有别的看法，只要我干，他一定给我以支持。这样，我同意了，他下达了正式任命，工资升为一千卢布。

在工作上，对内基本上还是那样，因为大家和我的关系，已习惯由我负责技术及生产。杜格尔资格虽老，但由于工艺知识缺乏，曾出过几次差错，无法焊接零件，群众关系不好，工人常和他闹别扭，所以一直得不到群众的信任。
在对外方面，却方便得多了，我可以技术科长的名义，对外和各有关单位代表商谈问题，并以科长名义签署文件、协议，和国家银行代表商议价格、合同，有时可代厂长签字。

技术科长这个职务，我一直担任到离厂回国为止。

这时听到的新闻点滴


在这一段时间内，各方面的政治变化是很大的，不论在苏联、中国及我自己都是如此，故作简要择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中国革命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我还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大牢中。
因为大牢中不准看报纸，当时只能听到一些片断的消息，但就是这些简要的消息，也使我非常高兴，觉得中国历史将开始一个新的转折点，其意义不仅对中国几十年的历史和几万万人民，而且对全世界都将有很大的影响。

苏联物价情况

苏联在1947年12月取消供给制，进行货币改革。

此后，物价比较稳定了。但一般说来，由于战时的几次增价，物价还是比较高的。当时由于经济已经逐渐恢复，需要改善人民的生活，已提到日程上来了。必须逐步降低物价，提高新卢布的购买力。
因此，从1949年起，就开始逐年地进行降价。
包括食品、副食品、日用工业品，特别是日用品方面，每年降价一次，降低百分之十到十五和二十不等。

虽然经过几次降价，价格水平仍高于战前，比起1927、1929年就更高了。因为战时的加价，只要在广播中通知一下，马上一天之内就提高百分之百；而战后几年虽然连续降了几次，但累计起来，仍不及一次加价的多。
如1927年面包价格很低，可以说微不足道。所以，在饭馆中吃饭，实际只收菜、肉、汤的钱，而一个人吃的二、三百克面包的价格，照例是略而不计的。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黑面包每公斤高达两个卢布左右，白面包是三个卢布。


选举最高苏维埃的代表

战后，我还在极北方时，曾参加过全苏最高苏维埃代表的一次选举。这次战后第二次参加选举。
选举时间一般是在二月间。这时最冷，也是农闲时节。

当时包罗金有一个代表这个煤矿区的名额。某个星期六提候选人时，由于露天矿长的一时高兴，提出了一个矿场上年纪才二十二三岁的卷扬机工人，是从乡间来到不久的女青年团员。矿长说，她有代表性，一是工人，而且是青年工人，共青团员。
当党组织宣布通过后，大家颇为惊讶，连这个女工自己也不知所措。以后印出的宣传传单，有她的像片，但履历很简单，因为没有什么可写的，只好勉强用大号字排出。
而到选举时，一般投票人只是到场投已经印好的票，履行一次选举手续而已。也不管选的是谁。有些人连所选人的姓名也记不住。听说其他地区选了不少名人。

一个不愉快的通知

大概在1952年末或1953年初，地区内务部门一个新专员找我签一张通知单，内容是流放人员如果不经地区内务部门的允许，擅自离开本地区，将受到处分直到二十年的劳改。

我看后签了字。但心里很不痛快。因为对流放人的限制本来就是如此，现在又让在这个通知上签字，说不定内务部门又有什么对付我们这些人的打算。我问专员为什么多此一举，他说，这是上级命令，他不知道原因。如果没有坏事发生，这个通知也许是例行公事的废纸，如果将带来不幸，那我也无能为力，只好听天由命了。
这个通知的阴影在我心中回荡。过了些时，以及忙于工作，也未听说发生什么事，才渐渐淡漠下来。

我和莉沙的平反


1954年春末，苏联政府颁布了一个法令，以纠正前些年间肃反扩大化的部分影响。
法令的内容是，凡是过去被判处徒刑或劳动改造为期五年及五年以下的，一律撤销原有的刑事处分，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各种限制，并完全恢复公民权。

在1937-1938年期间，判处徒刑和劳改的各级法院，还有由法院的各机构的缺席判决，如特别会议(OCO)及各地的特别委员会等。
法院的判决，以前的不知道，在1937-1938年期间，五年的很少，八年十年的却很多，重大的案件还有十五二十及二十五年的。在1937年，我见到的成批人，都是特别会议判处的基本上都是五年，以前还有三年的，在末期及1938年则已有八年，十年的。
据说，由OCO判处的都是在法院上不能构成案件的，有些仅是怀疑对象，有些则是政治意见不同等等，所以肃反扩大化在这方面牵涉的范围最广。
而有些“说怪话”的人，都以“反苏维埃宣传”的罪名被判处八年到十年。如果被判五年就算是幸运的了。有些人经受不住，在劳改期间死了；有些我们这些幸存的人，现在还在流放。所以符合条件而能在这次获得平反的，也只是被判刑人员中的一小部分。真是死的死了，不死的只有少数人才有幸获得平反。


这个法令颁布后约两三个月，在七月间莉沙先得到通知由区内务部门办事处发给了根据这个法令开具的证明，撤销刑事处分，解除流放，并完全恢复公民权。过了两个星期，在八月初，我也得到通知，并领取了同样的证明。
证明是铅印的，下边填发证明的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州内务部。上边证明的编号已是上万位了。这使我知道虽然总的平反范围不大，而人数却也是相当可观的。至于不包括在这个平反范围内的被判刑人数字，就大得多了。


我和莉沙都领到这个证明后，便买了点酒菜，共同喝了一次，互相祝贺自由生活的恢复，祝贺我们幸存下来了，终于洗掉了多少年来的积垢，虽然已经是暮年的人了。
我拿着证明，回到工厂，又和厂办公室几个人喝了一次。以后又由工厂开了证明，到区民警局换了护照，或公民身份证明文件，我曾问他们，用这个护照是否可以到别处去，或到别处落户口？因为1946年我释放时取得的护照是有限制的，不能在大城市落户。
民警局的人说，这是清白护照，任何地方都能居住和落户，到莫斯科去也可以。


从此开始了完全自由的生活了。这是1954年8月的事。
这年秋天，我开始申请回国，这一段，将在下边作专门叙述。

十月革命节到坎斯克


我完全恢复自由以后，很想到坎斯克去见见鲁也参。


我于1938年初在苏联极北方考其莫斯农场同他分别后，再没有见过他，直到1949年11月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大牢中等待流放分配时才遇到了他，知道他将留在本州。后来，我从中国人王宪忠那里打听到鲁也参在坎斯克餐厅工作。

十月革命节连放假带休息，一共有四天，我便利用假期到坎斯克去。恰在5号从坎斯克来了一辆卡车，是一个工厂派到外面搞备件时路过我厂办点事的。我和该车的采购员一谈，他也知道鲁也参，于是商定坐他们的卡车到坎斯克去。


坎斯克是西伯利亚大铁路上仅次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一个城市，比我们的站，即区中心大得多了，坐火车去那里需要六、七个小时，坐汽车也要七、八个小时。

这天，天气很冷，我穿着皮袄，在卡车上冻得可厉害了。中途我们曾在一个地方停下来吃东西，喝了点酒防寒。
到达坎斯克已是午夜十二点了，他们直接拉我到饭馆的后门，因为前门已关了，打夜班的人还在，只有从后门叫开进去。车上的人只要饭馆给弄瓶伏尔加酒喝喝就行。
后门叫开了，我打听鲁也参，有个女人出来，自称是鲁的小姨子，并替我拿出一瓶酒，打发了汽车司机，然后领我去鲁也参家。深夜叫开了鲁家的门，我和鲁也参意外地相见了。夜已经很深了，他让我吃点东西，赶快安排睡觉。
我很快就入睡了，美美地睡了一觉。

次日正是节日，吃饭喝酒，欢欢喜喜地过了两天。我见到了他的第二个夫人，和他与前妻的十九岁的儿子，还见到了坎斯克的几个华侨，以及他的几个俄国客人。


不用说，我们详细地谈了别后的情况。
鲁也参到坎斯克后，未做过一般工作。他一开始就到饭馆工作。因为他在沃尔库塔劳改时学到了一手烹饪的好本领。他工作一段时间后，经过考核被授予特级厨师称号，成了公共饮食业的专家，以后又升为主任。
他的工作很好，上下也都满意。工资略多于我或相等，但收入却很不少，而且在商业技校兼任食品学老师。吃的、喝的、住的都比较好，酒肉、香肠、水果相当丰富，应有尽有。
他买的房子一院两座房。他的小姨子住了一座小的，他住的一座有五间。据说此房价值八、九千卢布。比起我来，他像个小富翁，我倒像个穷光蛋了。

这又使我想起那个有技术的皮鞋匠——他的收入大大超过了“无技术”的工程师——的事例。在苏联，手艺人吃得开。

>>Po.1446204
（↑这里的“皮鞋匠”好像是这个人： >>Po.1446047 ）
（🤔我之前还把这个皮鞋匠跟李玉书弄混了，两个人都挣挺多的。其实很好区分，皮鞋匠只是一个没怎么交代的小人物；李玉书是厕所保洁、种土豆的，他的妻子是壮硕女子波利亚。）

1955年的春梦


1955年春的一个星期日，林娜和她妈、她的大孩子到外边去了，只有我、小儿子及米舍在家。
这时，忽然有一个讨东西吃的茨冈女人来到家里。这是苏联的一个少数民族，还保存其游牧性质的人，到处流荡。男的牧马，女的会跳舞、算卦、乞讨。我将剩余的一块面包送给她，她表示谢意，并乘机抓住我的手，看手纹，要给我算卦。我不信那一套，将手抽回来。她说，她已经看了我的手，可以向我讲三件事。一是，我住的这个房子，今年不能再住下去，要离开这里；二是，我的小孩子身体很弱，但生命力强，会活下去；三是，还有另一个人在等待着我。

我当时未及注意，她就走了。
她走后，我的思想上却有点波动，也许是人在希望不能满足时，常常会产生幻想的原因吧！今年要离开这里？是不是不久会有批准回国的消息呢？今年能够回国吧？有这样巧合的事吗？小孩子命大，能活下去？这也许是她对我的安慰话。有女人在等着我？可能是照应到莉沙了。
这样一来，倒使我想得很多，但是，留在脑中的，还是“今年离开这里”这个大问题。


真是巧得很，这天夜间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我仿佛回到了青年时代，正参加中国的国内战争。我们由南方向北进军，似乎越过了两军交战的分界线，到了开封，好象那里已经没有我的家了，也未见到任何家中人；于是又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到了老家，见到了多年未见过的妻子，她居然还是年轻时的样子，我很惊讶，上前去和她说话，想问她别后情况，她却不理我，竟怒气冲冲地用双手尽力推了我一下，几乎把我推倒，使我突然从梦中惊醒。
醒后，脑子里又琢磨“还有一个人在等我”这句话，难道是我那在国内相别二十九年的妻子？
夜正深，但已难入睡，回想起和家中妻子结婚时及别后二十九年的情况。中国人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我不懂白日没有想到，而且好多年也未曾梦到过，而今天忽然作了这样的梦。

几年前我在乌拉尔监狱中，曾见到过一个在河南呆过的俄国人。他曾到过新乡，常在开封。他说，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在新乡和太行山之间都曾“拉过锯”，有些地方已打成平地。我想着，家乡也许早已不成家乡，妻子也不一定活着了。今天怎么忽然又梦到了呢？
又想到申请书发出已五个多月了，该有消息了。

回不了国怎么办？回去了，又怎么办？......总之，思绪不断。
后来，我还填了一首“水调歌头”。


水调歌头《春梦》(仿苏轼词)

少小初结发，相处只几天。匆匆未及话别、苒苒廿九年。
迢迢两地茫茫，魂魄何处寻觅，万水隔千山。
几经险风涛，可还在人间？听妄言，疑残梦，难成眠。
信鸽传书，能否飞越九重关?
人生只有悲离？明月竟无圆晴？此事真太偏！
但愿断弦续，琵琶能复弹！


到办公室不知第几天，我正在画图时，忽然从天花板上掉下一只大蜘蛛。我惊了一下，想把它弄出去，对面坐的设计师忽然看到说，不要动它。老年的俄国人常说，蜘蛛到面前是报喜信的，一定会有好消息。旁边坐的老定额员也这样说，我也不好意思动它了。呆一会它自己走了。

真是茨冈女人的话、梦、蜘蛛都巧合了。如果好消息真的来了，也许会使人对这些巧合增添迷信的色彩哩。

兴奋的通知


1955年3月中旬或4月初的一天下午，厂长还在召集生产技术会议时，我和其他许多人都在场，厂长忽接到区里的通知，并让他用笔记下，我听到是有关我的事。我开始兴奋起来。
以后厂长告诉我，区接到省内务部门外事局的通知，让我即刻到省内务部门外事局去办理出国申请手续。

当时大家纷纷议论说，好消息真的来了，厂长也为我祝贺。会计师让出纳员预借给我二百卢布，即刻就走。

我也未回伊尔什，只托人告诉林娜，便即刻到汽车站，搭车到区里，买了当晚的车票，赶到州里去。

到外事局办申请手续


次日早到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找到了内务部门外事局，接见我的是一个年纪五十多岁左右的老头，很和气。
他简单地问了我一下，然后就拿出了有好几页的一个表，是出国人员申请表，让我填。表很详细，列了很多项目、格式。我先看了一下，对一些不大明白的项目，提出了询问。
在我准备动笔填写之前，他让我先去照相片，连同将来办理护照的相片，要洗九张。我感谢他的提醒。照相时，我说明了情况，次日便可以取相片。照相回来，吃过午饭，我便开始在那里填表。


正好这时，鲁也参也到了。我们俩此时相见都很高兴。

他也是昨天接到通知的，但搭的早车，所以下午才到。当时我们更高兴的是能够一起回国了。
那个老头知道我们熟识，就让我告诉鲁也参填表方法，又让他也先去照相，让我们俩找个旅馆住下，将表带回去填，于次日连同相片一起送来。老头交待我们要小心，不要丢了表，并按时送来。我们找了个旅馆，除填表外，还谈了其他一些事。
次日，我们带着表，去交给那个老头。他逐项看了，有些地方需要补充或修改。后来他说，我们被召来填表，是上级通知的，所以护照可能三、四个月就下来。如果我们自己申请，要办好全部手续，少则要八、九个月，不然就得一年左右。我们感谢了他，并希望能快一些。他看完表后，我提了个问题说，我的表上没填妻子，但有个孩子，才两岁多，想带回去。他说怎么无妻子而有孩子，我说是同居生的，未办结婚手续。他说，那也得填上。至于带孩子的事，根据苏联法律，经父母双方同意，由地方政权机关证明，并另照相片，也可附带申请书一起上报。他并告诉我怎样写，怎样办，如何找地方机关证明等，并说，回去就办，愈快愈好。我再次感谢了他。


我和鲁也参非常高兴地同坐一趟车往回走，我的路近些，先下车。

关于孩子的申请手续


回伊尔什后，我向林娜谈了在州里的情况，并提出想带孩子回去的愿望。我提的理由是：
(1)我有机会回国时一定要回国，有言在先；
(2)我年将五十，只此一个小孩，我走后，她还有两个孩子；
(3)我将来不知什么时候成家，她年纪还不很大，可以自由选择生活方式，有三个孩子，尤其是一个中国孩子，对她是个负担，我带走对她只有好处；
(4)在经济上，她有三个孩子及老母，负担不了；
(5)我将尽一切能力照顾孩子，决不会使他受委屈，她可以完全放心；
(6)我将来走时，除本月工资，只带过去的公债，可换成钱及随身穿的衣服。其他四年来的购置物，家里的东西，我全不要。

林娜提出能否和我出国的问题，我不同意，理由是：
(1)她有两个孩子，还有老母，这是很大的负担，而她不能只身和我走；
(2)我二十九年未回过国，初回去不知怎样，不能带这样的家；
(3)更大的问题是我在苏联这样久，一切都习惯了，有家有孩子又有工作，但想念祖国的心情仍使我不顾一切地要回国；而她到中国后，话不懂，不能工作，四邻朋友一句话不通，必将闷得不得了，又会想念祖国......


经过说服及林娜自己的思想斗争，她同意了我的意见，她不要求出国，让我带孩子回国。
然后我以我们两人的名义写了个声明书，说经过协商，我们两人同意我带孩子出国。然后我拿了这个声明到乡人民政府找负责人，说明情况。负责人说，这样的声明书，地方政府可以证明，但需要双方同时在场，并用较大的纸写好，工整些，后边留地方批字。我照办了，并说服林娜和我一块去。乡人民政府主席找了秘书，四个人在场。

他又问林娜是否真同意我带孩子的意见，她说是真的同意及其理由。于是他在我们的申请书后面，很工整地批了这么几句：

“本申请书是经过父母双方协商同意后写的，并在我，地方苏维埃主席及秘书在场时，由父母双方同时签名，因此，特予证明。”
下边，他的职务：“伊尔什地方苏维埃主席”，签字，秘书的签字。年月日，地方苏维埃的公章。


事前我同孩子合照了相，连同这个证明书，用挂号信寄到州里。林娜也和孩子照了相，作为留念。
总共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总算比较顺利地办好了手续。

关于我回国的议论


自从我回国问题公开以后，厂内及煤矿管理局知道我的人，有两种意见及议论。

一种是支持赞成我回国的，认为回祖国是好事，应该回去，中国缺少技术人员，在苏联象我这样的技术人员很多。在祖国可能还见到亲人，回国还可以作点事，参加建设等等。

也有些不同的想法，他们说，回国生活可能困难，不如这里；这里妻子孩子、家都有了，回去还不知怎样呢？
对于后一种人的意见，我婉言谢绝，说明回去不是为了享受，正因为困难，才要回去干。但两种人对我都是出于善意，都是为我好，这是可以肯定的。


厂长的安排


1955年4月，我从州里回来以后，向厂长谈了办手续的情况，他认为我的出国已成定局，时间可能是四、五个月内的事，所以他提出让我准备找接替工作的人，让我在工艺、设计及技术管理三方面分别带人，自己少干工作，让接替人多干工作，并让我提出技术科长候选人，
另外，我手头上的一个较大工作，是帮助露天煤矿总工程师搞的一个技术革新项目，即铁路地基清理设备，要加紧完成设计及制造，争取最近能试验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