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好护照的消息


八月初，在我有一次从坎斯克看孩子回来时，我到民警局那里，想打听一下孩子出生证上更改名。有一个认识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说他看到一个通知，我的出国护照办好了，让到州里去领。我很兴奋，便即刻回到包罗金厂，打长途电话给鲁也参让他去查问，后来他来电话说是事实，我们即约定次日到州里去。

到州外事局后，我们见了面，接见我们的是一个年轻人，不是那个老头了，是个十足的官僚。我们向他讲领取护照的手续，他说很简单，把原有的苏联护照带来换取。
我们说，想到莫斯科去买点东西，并看一看。他说，那就不能换护照，因为出国护照不能在莫斯科住旅馆和通行。因此，他建议我们先到莫斯科去，回来再换护照。
我所最关心的是孩子出国手续，急于看一下护照。相片还是我一个人的，但后边加了一句“随同小儿弗拉基米尔”显然是后来补的。我放心了，心中暗暗地感谢那个老头儿给我出了主意，帮助我解决了一大心事。

我们又到国家银行州分行打听出国人员换公债及外汇的手续，那里的负责人曾到过中国，对我们很热情。
他说公债可以换成卢布，其数由所在工作单位，开张历年购买公债的数目的证明。关于外汇，是每个出国人员可用卢布换取中国人民币一百五十元，小孩子是七十五元，所以我可以换二百二十五元人民币，兑换率是一个人民币等于两卢布。


了解清楚后，我和鲁也参约定时间一起去莫斯科。

第一次到莫斯科去


八月中旬，我和鲁也参坐上了西伯利亚大铁路的长途车。
除了1927年到莫斯科来时那一次，多少年了，坐这趟车去莫斯科还是第一次哩！

车的结构及内部装备，作为普通卧铺车来说，比1927年有了很大的改进，活气多了。因为是快车，小站不停。大站卖东西的，现成的供旅客用的饭合都有，比较方便。经过四天多的旅行，我们到达了莫斯科，心情是比较愉快的。


我们直接到了大使馆。大使馆仍然在克鲁泡特金街，原是旧中国大使馆，还是清朝时代建立的。过去在莫斯科学习时，我就知道这个地方，只是当时驻有国民党政府的使者，所以从未到过。现在可以大大方方地进出了。
门口有苏联民警站岗，他们不阻拦。进门后，在收发室坐着一个俄国女人。我们说明来意，她到里面传达一下，很快出来了一位姓王的，可能是负责护照签证工作的。他了解我们的情况后说，有出国护照的，一样可以在莫斯科停留。他说，他记得我们出国护照上大使馆签署的入境日期是9月10日，比苏联外交部签署的出境日10月10日早一个月。不知为什么我们现在才来。时间已经来不及了。他要我们即刻回西伯利亚，换取护照，办理手续，再回莫斯科，由大使馆签署入境新日期，然后再在莫斯科停一下，买东西，从莫斯科直接回国。为此，他说可在大使馆后边房子里住宿，明天再回去。

我们听了，才知道州民警局那个年轻人坏了事。

我想到，如果第一次填表申请回国时遇到了他，而不是那个老头儿，还不知我的事和孩子问题会有什么样的结果。真应了中国人的“办事在人，成事在天”的话，机会和遇到的人，还是有很大关系的。


我们去买了次日的车票，在街上略逛了一下，在大使馆后边睡了一夜，次日便搭车回西伯利亚。这次虽然空跑了一趟，但也未完全空跑，弄清了情况。

我和鲁也参商定，回去办离厂手续，换公债，我到坎斯克，将孩子留在那里，再到莫斯科。回国时，让他们顺路将孩子送上车。

（↑第一次见到莫斯科： >>Po.1442129 ）

办理离厂手续

从莫斯科回来后，办了离厂手续，领了一个多月的工资，交待了工作，并向大家谈了一些路上的情况，还抽出时间完成了露天矿厂总工程的技术革新设计工作；
又按国家银行办事处负责人的意见，由工厂开了我历年认购公债的证明，从莉沙那里拿了公债，其中比较早期的几百卢布，还本期已很近了，留给了莉沙让她用，其余的从1946年到1955年期间积累的，约有七，八千卢布，换成了钱，并用四百五十卢布换了人民币外汇二百二十五元，实际上是个支票。

算是结束了几年西伯利亚的工作和生活。

就在这时，由于东奔西跑，风雨交加，忽冷忽热，我得了重感冒。会计师玛利亚将我安置到她家，吃了药，又做了几次汤、细面条给我吃，两三天就好了。
于是由玛利亚及计划员、出纳三个人为主，预备点酒、菜，准备约请厂负责人、技术科人员会计处负责人及几个工长、钳工，在一起话别。


告别酒会

约了厂内二十来个工作人员，到玛利亚家参加告别酒会。

我买了几瓶白酒，几瓶红酒。按照俄国人的习惯，来参加酒会的人也都自带一瓶酒，这次酒会共喝了三十瓶酒，从下午五时开始，一直到晚上十一点。为了不使大家大醉，酒是分开喝的，吃、喝、跳、说，然后再吃、喝。我的兴趣特别高，喝的、吃的都不少，居然也未醉，还用中文唱了国际歌。玛利亚、索菲亚作主人，忙个不休。
晚间，下起雨来，所以十一点后，近处的人走了，远处的以及几个伊尔什的不能走了，就在地板上胡乱地睡下过夜，天也不冷，所以没问题。次日早晨，有点头晕，俄国人说，每人再喝两杯就好了，于是又将昨晚的空酒瓶拿到商店换了两瓶酒，加上残菜余汤，又吃喝了一顿，上班也迟了些。


大家尽欢而散，都祝贺我一路平安，顺利回到祖国，为人民作出贡献。

向莉沙告别

感冒好后，我到了南矿区向莉沙告别，告诉她一切手续都办好了，即将到莫斯科去，从那里直接回国，并将带小孩子回去。莉沙向我表示一方面留恋惜别，一方面又予以祝贺，祝贺将及晚年时终于能回到自己的祖国。她留我在那里吃饭，买了酒，也谈了多年来从认识到几次重逢和别离的情景。

现在终于要离开了，颇有点“生死别离”的心情。最后，我问她要买什么东西，她提了几样，我记下来，答应从莫斯科一定买下并给她寄来。


向林娜告别

我又到伊尔什向林娜讲了情况，并告诉她小孩的情况一切都好。林娜已离厂，准备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她哥哥那里，并给了我通讯地址。我告诉她，最后行期定时，将路过坎斯克，如果她有可能时，让她到坎斯克去一次，再和孩子见见面。


向李玉书及其他中国老乡告别

我从林娜处又到李玉书那里。
我向这个第一个和我相识的，并多次帮助我的中国老乡及他的俄国女人叙述有关情况，并向他们告别。李玉书买了酒，做了菜，并约了过去认识的几个中国人，吃喝了一次。他们要我回国后，一定给他们写封信，告诉他们国内情况和工作的安排。
他们也问了办回国手续的情况，并问不回国能否回国探亲。我告诉了他们回国探亲的手续。他们也说，那也不是容易的事，回去就更难了。

赶马车的本领又起了作用


次日雨还未停，下午才住了雨点，但因为雨太大了，到车站的公共汽车也不通了。而我不能多耽误时间，鲁也参还在等我。
我只得找露天矿总工程师给我找辆马车，赶到加玛拉站搭车，该站虽不大，但却是列车加水添煤的一个站，所以西伯利亚大道上的快慢车，包括所有国际列车都要在此停留。这个站离包罗金只有十几里路，也有个煤矿。

当天早上，马车来了，我坐了车，带着箱子，和玛利亚告别，并将我的皮袄留给她作纪念。她让我电告车过加玛拉的日期，答应最后话别。


坐马车快到加玛拉，已看见铁路，那里的小桥被水冲断，这条小河过不去。
马车夫是个年轻人，没有经验不敢过河。我让他将马缰绳给我，说我敢过，他劝我不要冒险。后来我看到离此几十步远的地方，河面较宽，且有车辙，认为有人从那里过过，那里水一定浅些。于是，我赶着马车转向那里。
到河边后，马不下水。我让马夫提着我的箱子，蹲在车上，我也蹲着，以防水漫过车箱，然后拉紧缰绳，将鞭子一扬，大喝一声，赶马下水。那匹马大步地进入河中，水愈来愈深，马步愈走愈急，最深处，马肚子已看不见了，水也浸到东西上，但只几步，过了最深处以后，水浅了，马步也慢了。
我们就这样顺利地渡过了河。
马夫对我说：“行，没想到你还有这一套本领？”
我告诉他：“回去时，还从这里过。”


我也未想到，劳改时赶马车的“本领”居然派了用场。

（↑学会马夫本领是在农场时期。农场啊......！）
（当马夫、赶马车： >>Po.1443662 ）

第二次到莫斯科去


到坎斯克后和鲁也参商定了走的日期，并作好准备。
他也举行了告别的酒会，交待了工作。参加告别酒会的还有几个和他熟识的华侨。

动身前，我们两个人将所有的钱约三万卢布，到储蓄所换成了活动支票，以便到莫斯科分期使用。这种支票有每张三千卢布的，一千卢布的，很方便，随时随地可在储蓄所兑现，这样就解决了携带款项的困难，又安全，又轻便。

我们到莫斯科先把行李存在鲁也参的一个熟人家里，然后到中国驻莫大使馆。
仍然见了那位王同志，他将我们的护照入境日期延到10月10日，这样我们就可以有约一个月的时间住在莫斯科。这位王同志向我们谈了我们回国的问题及一些有关情况。
我们的申请及允许回国是经中共中央批准的，然后才由大使馆向苏联外交部办理交涉。回国以后，将由中央安排我们的工作。这次我们回国是按苏联公民资格的出国手续办理的，这样快，是为了争取时间。如果按中国公民回国手续，就需要先申请转国籍手续，得经过苏联最高苏维埃批准，起码要两年时间。那就拖得太长了。现在这样回国，中央还是一样接待我们，回国后，国籍问题是个形式，不会成问题。

关于我们多余的钱兑换人民币问题，他说，苏联政府不让兑换人民币，因为这是苏联的外汇，按外汇比率，用卢布换人民币，苏联吃亏，所以除了出国允许的数目以外，不能再多换。
我们的钱可以买成东西，甚至可以买摩托车，带到中国，再换成人民币。还可以买其他东西，中国大使馆可以给予证明，不受限制。所以，我们可以自行处理。

鲁也参提到他的俄国妻子到中国去的问题，他说，只要苏联政府允许，办了手续，大使馆签入境证没有问题。
有关华侨回国问题，他说少数华侨想回国，向大使馆提出这样的问题，大使馆一般地劝说他们不回去，但可以回去看一看。他们在苏联生活很容易，生活也不错，中国农村生活比较困难，劳动强度也高，他们回去后不习惯，所以劝他们不要回去。

关于住的问题，他说，我们在莫斯科可停到九月底，不误过境期即可。因为时间长，我们可能还要游览一下，所以住在大使馆不方便。我们说，自己找旅馆没有问题。

>>Po.1446332
（↑“他们（华侨）在苏联生活很容易，生活也不错，中国农村生活比较困难，劳动强度也高，他们回去后不习惯，所以劝他们不要回去。”）
（想想滞留在外国的人，大部分都已经变成老人了，回国后也是要回农村的。年轻的时光可能是花在工业劳动上，或者像作者所记述的那样大多是卖废品做杂工......老了回来还要高强度干农活，确实吃不消。）

在莫斯科的住宿


我们打听，在市中心的大旅馆，每人每天要三十个卢布，太贵了。其他旅馆，由于夏季人多，到处满员。


有人向我们讲，农业展览馆附近的招待所可以住。我们去了。

那里人不太多，找了个房间，三张床位。但当时只有我们两人，每人每日十个卢布，房间很好，很干净，钢丝床、卧具也干净，茶几也有。
该招待所共有十几座五层楼，可容纳上万人，为招待各地来农业展览馆参观的人，所以价格便宜。
在楼下有食堂，规模不小，只是离城市中心稍远些，但有几路公共汽车可通。还有百货商店，货源不太多，但日用品还是不少的。因此，早饭、小点可在那里吃，午饭则游到哪里吃到哪里。晚饭有时在外边吃，有时回来吃。不愿到饭堂吃。在小吃部也可以吃，所以，倒还方便。
我们在这个招待所一直住到动身回国前两天。


在此期间，鲁也参曾到乌克兰他儿子参军的地方，看望他儿子。那里的领导，为了照顾他们父子的关系，给了他儿子假期，让他和父亲一起到莫斯科，一直到送我们上车为止。


为鲁也参妻子出国奔走


当鲁也参回国的消息传来后，他的妻子也愿跟他到中国来，因此，他也写了申请。我们希望她能和我们一起回来，所以曾到各个机关打听，催办批准手续。

我们曾找过苏联内务部、外交部的办事机关及内务部外事局，还到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来访接待室去。
那里由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秘书接见访问人，需要每天上午排队坐在那里等。什么样的事，什么人，什么地方来的都有。秘书接见后，分情况处理，有些人的，要求迫切的，非大人物接见不可的，才转到上边去约定时间再谈。但总的说来，还是能解决问题的。这里的官僚主义，从表面看来，还不太严重，据说，这是从加里宁时就建立起来的一种制度。
从各方面了解的情况，我们得出结论是，到中国可以来，但时间来不及，大概得到明年了。

在莫斯科采购及游览


我们在莫斯科游览了一些公开场所，如文化公园、河上公园、运动场、工业展览馆、农业展览馆、艺术展览馆等等。当时的情况，比起二十年代末期我们在莫斯科时大不相同了，繁华得多了。


特别是莫斯科的地下铁道，1932年开始修建，1933年我到莫斯科时只见到街头上有围墙围着的地下工程上下出入口。
1936年建成了第一期的环行路，墙上还有纪念当时的交通部长卡冈诺维奇的字样。
以后又建第二期工程，卫国战争后又建了第三期工程，因为不能交叉而只能上下交叉，所以第三期工程就很深了，最深的有几十米，都是自动梯，不然人们上下太吃力了。

各个站的设计，彼此都不相同，通风、照明都很好，而且一期比一期华丽。据说其建筑费用之高及外观之美在世界上数第一位，因是社会主义国家投资修建的，不计成本，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私人投资。
这里上下班时人拥挤得很厉害，如果地下铁路一旦发生事故，对居民将造成不堪设想的困难。


莫斯科的工业品供应还是比较好的，虽然有的地方也有排队的。伙食方面也无大问题，首都的供应还是有优越条件的。


我买了一些东西，有西装一套(一千三百)、收音机(一千)、雨衣(六百)秋大衣(八百)手表三块(四百一个，计一千二百)、照像机(七百)、毛毯(四百)、机械制造资料全书(七百)及其他日用品，约用了八千多卢布。鲁也参买的东西略多于我，但由于用他的钱，合起来还是我买的多些。
由于不知中国的情况，还买了些将来工作可能用的，如仪器，计算尺，游标卡尺等，甚至图钉、绘图笔等也买了。
我还按莉沙的要求，给她买了些东西，用邮包寄给她，也很方便，有专门管这事的部门。

其他回国的准备工作


九月下旬，我们到国际旅行社预定了回国的国际列车车票，时间是10月2日。我们定了下铺，声明有小孩子，买了软席，连中国境内餐车上的两天餐券在内，合计一千三百六十卢布，相对地说，不算很贵。
据说，飞机票是一千六百卢布，但不能带二十公斤以上的行李。

定票后，给中国打了个电报。
原来，潘树人比我们早办好手续，于七月间回去了，路过坎斯克时见到鲁也参，到北京后，住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曾给鲁也参写过信，告诉了地址。我们有了地址，所以可打电报，希望他能接我们，因为我们几十年不在国内，过去也未到过北京。只是打电报用俄文，需要用拉丁字母拼音，作了点难。

我最关心的是孩子如期上车问题。我们打电报给鲁也参的夫人，告诉她车过坎斯克的时间，此外还打了一次长途电话，亲口告诉她一次，并请她准备好，把孩子送上车。
我还给玛利亚拍一封电报，告诉她国际列车过加玛拉的时间，但由于时间在晚上十点希望她考虑不一定到车站来，因为离包罗金十几里，而且没有公共汽车。

在将离莫斯科的前两天，我们离开招待所到了鲁也参的相识家，在那里打好行李，因为以前买的东西都寄存在他们那里，还请他们到“北京饭店”吃了一次饭，以表示谢意。那里有点中国风味的饭菜，是莫斯科的高级饭馆之一。


10月2日，我们从莫斯科启程回国，他们送我们到车站，鲁也参的儿子也送了我们。


对莫斯科的片断印象

在将及一个月的莫斯科停留阶段，比起二十多年前变化太多了，简单的片断印象，大致可归纳为几点：

(1)繁华多了，在交通、城市建筑、生活等方面都有进步；
(2)钱的势力大为加强，什么地方都要钱，还到处要小费；
(3)莫斯科成为大工业城市，但也是很大的消费城市；
(4)各种各样的小投机盛行，倒买倒卖东西，其至运动场的票也有私人买卖赚钱的；
(5)生活很繁忙，街上见到的人都很紧张，仿佛忙得不得了似的，坐车、等车时，看报纸的人，到处皆有；
(6)有小汽车、拿高薪、住别墅的人多得多了，早起，小汽车大批进城，五点后，又大批出城。

归国途中


在莫斯科到北京的国际列车上


1955年10月2日，我们和送行的人告别，搭上了莫斯科--北京直达的国际列车，离开了莫斯科。这是世界最长的直达列车，预计将走九个昼夜，11日晚才能到达北京。两地之间还有六个小时的时差。


国际列车的设计、结构、制造、内部装备等方面，在我所坐过的火车中，都是第一流的。

我们坐的软席，是包厢式的，硬席也差不多，只是稍微小一点，床位是硬的。其他内部装备大致一样。地毯、收音机、桌子、照明灯、夜间睡灯，一应俱全。
车走得很稳，很准时。
吃、坐、睡，都很舒服，这样的长途旅行，有了这样的舒适条件，才不至于疲劳厌倦。

这是我有生以来五十年间，第一次坐上这样的列车，加上我的心情特别愉快，所以，这次旅途真是最称心如意的快事。

我们的软卧间有四个床位，我和鲁也参都是下铺。
两个初次出国的苏联电气专家在上铺。他们到越南去建设热电站，带的东西很少，随身衣服，洗漱用具和一些资料等。
我们带的东西较多，除一个大木箱在行李车内，其余四个箱、两个包袱、几包书，把行李架都放满了，好在是直达车，不用转车时倒运行李。

车上满了座，绝大部分是专家，有的是第一次出国，有的是返苏联休假又回去的。一般的作风、态度都是比较好的，没有发现俄国人最常见的酗酒现象，只有一次有两个据说是钳工的喝醉了酒，以后再不见了，可能临时撤回去了。
我们同房间的专家说，苏联政府对他们有特别指示，严禁酗酒。


列车服务


列车服务是比较好的。

我们知道莫斯科的规矩：“小费”要花在前。上车的当晚，我们和那两位专家商量给列车员点小费，大家同意每人二十五个卢布，合计一百个，相当于一个列车员工资的五、六分之一。当时我们凑足数，给了列车员，说：“一路上的茶水钱。”他们点头道谢，一路上随时都供用带糖及柠檬的茶，整理房间也很认真，真是“有钱能买猴上树”。

列车附有装璜漂亮、供应较好的餐车，除饭菜外还有白酒、红酒、啤酒、小菜，但价钱贵。所以我们早、晚饭自己吃，有时早饭在车站上吃，每天午或晚饭在餐车上吃，每次一瓶白酒，一瓶红酒，有时还加啤酒，但付钱是轮流的，以免每次各人分付。所以，一路上吃的喝的都不错。

因为是特别快车，小站及中等站不停，只停大站或加水、煤专用站。车上很安静，没有什么杂乱人。

玛利亚送别


列车经过西伯利亚快到我的工作地点时，思想中涌现了各种不同的回忆。车已过扎奥则尔内了，快要到加玛拉了，时间已是晚十点，我仍准备下车。


车停后，在暗暗的灯光下，静悄悄的站台上，我只看到一个人站在前面，我即刻下车迎上去。玛利亚迎上来，亲切地握手，问我是否一切都顺利。

她谈到很想到中国去看一看，还问我将来是否有机会到苏联来见见面，祝我愉快地回国。我说，一切都好，满足了最大的愿望，到中国去不会难。我将来也可能因工作出差再到苏联，但愿有机会见面。
我感谢她这样晚，走这样远，一个人来送别。她说，夜里不能回去了，准备在车站呆一夜，明天一早回去，还可以赶在八点钟上班，我将买的一些东西，送给了她作纪念，并请她转向其他同事问好。

火车汽笛鸣了，十几分钟的谈话结束了，我们再次握手告别。
我上了车，她的影子很快地消失了。

坎斯克站、小儿上车


在加玛拉站和玛利亚告别后，心情更是起伏不定，下一站是坎斯克了。平时慢车要五个小时左右，特别快车只要两个小时。

一方面急切地想见到孩子，一方面又怕各种“万一”的不顺利，那才真没办法。这两个钟头，根本无所谓睡觉了，鲁也参也未睡，等待见到他的妻子。


夜里十二点，车到了坎斯克。

我和鲁也参下了车，在静悄悄的站台上，远远看到几个人。我放心了。我们赶紧迎上去，鲁也参的妻子，亲家，还有两个中国人，其中有一个抱着我的小孩子，他看见我，喊了一声:“爸爸！”我接抱过来，他两手抱着我的脖子，又喊了一声:“爸爸！”将头放在我的肩上。等着再和他说话时，他不再答应，一看，已经睡着了。我就把他抱上车，放在卧铺上，他仍在呼呼地睡着。
我下来和他们告别，据鲁也参妻子说，今天下午才告诉孩子说我要来了，并把他的随身衣服、小被子打好。他坐在小行李上，也不睡，要等爸爸来，也不玩。抱他来车站时，他已经很困了，但就是不睡，还问：“爸爸什么时候来？”现在困极了，见到我，倒在我怀里，抱着我脖子，达到了目的，心放下了，很快就睡了。


他们还带着篮子，里边有酒、香肠、酒杯，女人们想的真周到。我们在车门口还吃点，喝点酒，碰了杯，作最后的告别。他们祝我们顺利回到祖国。
两位华侨还送我们两人每人一架价值七百卢布的照相机作纪念。恋恋不舍，充满了离别之情。
鲁也参的妻子买了一张票，坐两站，准备和鲁也参多谈一谈。前两站离她的女儿不远，然后再转回去。
鲁也参妻子把林娜的一封信转给我。她说，接到我们的电报后，曾给林娜一封信，告诉她我们路过坎斯克的日期，以便她能来和孩子及我见面。她没有来，回了一封信说，她身体不好，经济也不宽裕，很想孩子，有时夜里梦到，但她已经和我们告别了，印象还在，如再见我们一次，不会有什么收获，而精神上会再受一次刺激，所以不来了。她只希望我们一路平安，到北京以后给她写封信并把孩子的像片寄给她，作为我们之间的纪念。别的，她不再想了。相信孩子在父亲的照顾下，能长大成人。

上车后，孩子在沉睡着，实在是太困了。我给他脱了外衣、上衣和皮鞋，又在额上吻了几次，他一动不动地呼呼睡着了。
我在卧铺旁边，放个箱子，使铺位宽了些，我躺了下去，但很难入睡。虽然一切顾利，可以放心了，但思绪绵绵，久久不能平静。
第二天，我们醒了不久，小儿醒来，一着，情景不同，便喊着“姥姥”哭起来了。他学鲁也参的外孙把鲁的妻子叫“姥姥”。我心里一酸，忙给他解释，又怕他不习惯和我在一起，赶忙拿出玩具给他玩，给他吃东西。过了一会儿，他好了，话匣子打开了，又问东问西了。
有一个专家会逗小孩玩，很快就熟了。不到半天，他在车上跑起来了。爸爸长、爸爸短地说个不休。不到一天，他也到各厢间去玩了，车上就他一个小孩，增加了不少的热闹。特别是有一对新婚的捷克专家夫妇和一对约五十岁的苏联专家夫妇，都很喜欢他。不仅给他各种吃的，还给他缝了个小娃娃，领着他玩。
因此，他一直到北京，及以后，也未闹过一次。

重绕贝加尔湖


过了伊尔库次克，天已经黑了，那时安加拉河上正建设水电站，灯火辉煌，特别好看；绕贝加尔湖时，无数灯火倒映湖中，更为好看；这使我联想起1927年初次绕贝加尔湖的情景，天时，地理、人事，我的年龄、心情都大不相同了。

也想到，曾有相当长时期我们对于回国完全绝望了，而现在却越过绝境，走上了回国的坦途。当国际列车重绕贝加尔湖，我心想，人间有多少事不为人所能预料啊！


抱着无限的热诚，回国后，一定要尽力为国家为人民再作点工作。
此时此情，我再填一首“浪淘沙”，《重绕贝加尔湖》：


重绕北海边，不似当年。雪花纷飞又冰天。曾忆汉使牧羊曲，既叹亦欢。
往事几变迁，多少辛酸。黑发离国落发还。珍重余岁尽余力，高厦添砖。


以后，我们甜蜜地入梦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完了贝加尔湖。


苏联境内最后一站，奥特波尔

1955年10月9日刚过午，列车到了苏联境内的最后一站，奥特波尔，俄文OT JI OP是回击战的意思。1929年中东路事件时，远东红军在这里集中进入满洲里，以后这个地方才改为现名。


由于中国和苏联的铁路软宽窄不同，列车在这里得换车轮，约需四小时。方法是用专门吊车，将车箱吊起，换上较窄的车轮，同时洗刷车身。

海关人员则在这里进行出境护照检查，大概因为中苏关系好手续很简单。这时旅客们都下车，行李不动。
各人办些邮电事务，鲁也参将余下的一千卢布寄回给他的妻子。
无其他事的人，都在随便游览。我领着孩子，不能远走，只在附近踱来踱去，心中思绪不断，再过一会儿就要进入自已多年梦想的祖国了。只是小儿不时问些滑稽的问题，打断我的思路。
天还没黑时，我们都上了车。


几分钟后，我们就过国境线，在火车上看不到什么其他标志或守卫人员，而只看到十几、二十几米宽的松土带。松土带是新犁过的，从南到北横货着，虽然过去从小说上、口头传说中看到或听说过犁松土的原因，但这次倒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

（↑第一次来到贝加尔湖： >>Po.1442127 ）

到达满洲里


只有二、三十分钟的时间，就从一个国家到了另一个国家了。


车刚停下，中国海关人员即上来进行入境调查。
手续也很简单。见到我们，就问我们要不要换人民币。我们拿出外汇支票，他们很快下车替我们换了三百七十五元人民币。
海关人员态度很好，给我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我非常兴奋地下了车，踏上了祖国的土地，在车站上散了一会儿步。这时天已完全黑了。


很快，中国的车务员也上来了，告诉大家已经挂上了餐车，可以用晚餐，还用中国话重复一遍。从此，在中国境内是中国乘务员。中国乘务员也会说俄语。
我和鲁也参向同厢专家建议到餐车吃中国饭，喝中国酒，共祝我们回到了祖国，欢迎他们到了我们的国家。我们已换了人民币，可以购买我们想吃的东西：酒、小菜。他们同意了。

我们进了餐车，餐车很漂亮，不次于苏联的，而且还更好些。这时我们才知道苏联的餐车只在苏联境内，从满洲里已是中国的了。
餐车上吃了中式做法的西餐，觉得更有味道。中国白酒、红酒、啤酒，喝了个够，还吃了水果，小孩子也吃得不少。
俗话说，“人逢喜事精神爽”，而精神爽时，则能吃能喝。回车厢后，很甜蜜地在祖国大地上睡了一大觉。


第二天一醒，未起床，即隔窗尽情地看望祖国的大地，想到过去的历史和统一的新中国。想到自己终于回来了.....


我曾作过一首诗，纪念回到祖国。后来看《毛泽东选集》及鲁迅的书时，知道了曾在河南工作过的青年有为的党负责人李求实，于1931年和其他四人牺牲于龙华，鲁迅在《为了忘却的纪念》(见《南腔北调集》)中，写了一首很好的诗，即：

惯于长夜过春时，挚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首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为了纪念回国并怀念李求实同志，将原诗改用鲁迅的原韵，修改为《回国感怀》如下：

投书故国请缨时，别妇携雏断藕丝。
二十余年历风雪，四旬末岁举红旗。
冷将惆惆埋异域，热抱忠诚赋新诗。
今日立下愚公志，抖擞精神着戎衣。

初次听到富拉尔基


次日上午十时左右，车到富拉尔基，只停三分钟。

有三个在乌拉尔实习的上海青年下车，这三个人我们是在车上认识的，其中一个学炼钢，两个学轧钢，因工作任务急，在这里下车到工作岗位，因此，我才知道这里有钢厂，并且知道叫富拉尔基。


祖国境内的旅行


东北过去未来过，出国时是从海上到海参崴的。

沿途看到的祖国东北比较荒凉，人口较少。到哈尔滨及长春时，我都下车散步，看到站名还写着俄文名及中文名。到沈阳时，已是晚间入睡时，未见到过去听到的“奉天”。

一路很顺利。10月12日上午，到了山海关，我下了车，登上天桥，看了山海关的景致，并第一次买到纪念画片。我还向俄国专家介绍并解释了万里长城。

以后又路过了唐山、天津，都是早已闻名但未见过的名城。
下午，快六点时，列车开始演泰中国国歌，并报告即将到达北京了。我盼望多年的中国首都即将在眼前了，心中的激动情绪，无法用言语表示。郊区已出现在眼前。很快，车停了，我们下了车。


刚下车，先见到潘树人来接我们。
他介绍了组织部招待所的招待员王同志。金明也来了，我不认识，但和鲁也参相识。招待员雇了车，将我们的行车运出站，又雇车运往招待所。
我们四个人，由潘树人抱着小孩子，我们手提着手提包，慢慢地缓步在北京的大街上，走向中央组织部招待所，一方面坐了整整九天的车，想走动一下，另一方面，以非常愉快的心情，想在祖国首都，缓步地走一走，观看一下渴望已久的首都的市容。


1955年10月12日下午七时左右，我们进入了中央组织部招待所，北京比较有名的新华饭店，地点在前门外煤市街。
招待所已预备了现成的房间，行李已经安排下，一切都顺利终于回到了祖国，受到了没有想到的接待，开始了中断二十九年的祖国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