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refighters, workers and other matters

消防队员、工人及其他


据我所知，智利的消防队清一色都是志愿者组织。即便如此，智利消防服务的水准也很高，因为在智利许多城镇地区，带领消防队对那些最有能耐的男人来说是一种光荣，因此许多人求之不得。

别以为这只是纸上谈兵：至少在这个国家的南部地区，火灾的发生频率是令人瞠目结舌的。
我不确定是什么因素导致火灾频频发生，到底是因为大多数建筑物是木结构的，还是因为这个地方的文化水平较低或是教育水平低下，还是其他原因，抑或以上原因兼而有之？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们在消防站待了三天，就有两场大火和一场小火（我可没有暗示说这是平均数目，我只是实话实说）。


忘了解释了，我们在中尉家里过夜后，决定搬到消防站去，因为门卫的三个女儿实在是太迷人了，她们是智利女性优雅气质的代表，无论美丑，智利女性个个清纯可人、举止自然，能够迅速使人着迷。我跑题了……消防队给我们腾出了一个房间，在房间里搭好行军床后，我们就一头瘫倒在床上，像往常一样睡得死死的，同时这也就意味着我们根本听不到外面的警笛声。
值班的消防志愿者们压根不知道我们住在那里，所以他们开着消防车匆匆出发了，而我们却一直睡到了第二天上午才起床。起床时，我们才得知前一天夜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逼消防队员们答应，下一次救火的时候，一定得拉上我们，也让我们凑凑热闹。我们找到了一辆卡车，有望在两天内以低廉的价格，将我们连人带车一起送到圣地亚哥，条件就是我们得帮他们装卸车上的家具。
我们俩都很招人喜欢，无论是消防志愿者还是门卫的女儿们，我们和谁都能聊得不亦乐乎。在洛斯安赫莱斯的那几天一晃就过去了。

一直以来，我都在整理和记录我所经历过的事情。在我看来，这座城市的象征就是那熊熊燃烧的火焰。


那是我们待在那儿的最后一晚，杯觥交错之中我们表达了依依惜别的真挚情感，之后，我们便蜷缩在毯子里睡了。
等待已久的警笛声响彻黑夜，唤醒了那些值班的消防志愿者。警笛声也传到了阿尔维托的床前，阿尔维托一下子从床上跳了起来。很快我们就坐上了“智利-西班牙” 消防车，以该有的严肃态度上了岗。消防车风驰电掣般地离开了消防站，警笛的长鸣响了好久就是没有警告到任何人，因为大家都听习惯了，早就没有了新鲜感。
水柱每次一冲上熊熊燃烧的房梁，那幢土木结构的房子都会勐烈地摇晃一下。燃烧的木头持续不断地散发出辛辣的浓烟，对于那些坚忍的消防队员而言，着实是一个大考验。在一阵阵笑声中他们一次次喷出水柱或用其他方法保护着周围的房子。整幢房子有一小块地方没有着火，从那里传来了一声猫的哀鸣。受到大火的惊吓，这只猫居然不懂得穿过余留的小空间逃生，只是不断喵喵地叫着。
阿尔维托看到了险情，迅速扫了一眼，又权衡了一下，便矫捷地跃过二十厘米高的火焰，拯救了这个危在旦夕的小生命，并把它交还给主人。

阿尔维托至高无上的英雄品质受到了热情洋溢的祝贺和褒扬，在那个借来的巨大头盔底下，他的眼睛里闪烁着喜悦之情。

但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又到了和洛斯安赫莱斯说“再见”的时候。“小切”和“大切”（阿尔维托和我）郑重地和朋友们一一握手告别，接着，强健的背上驮着“大力神Ⅱ”尸体的那辆卡车便开始了它的圣地亚哥之旅。


星期天我们到达了圣地亚哥，抵达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直奔奥斯丁修车行。
我们兴冲冲地带着介绍信去找修车行老板，但郁闷的是我们奇怪地发现修车行大门紧闭。最后我们好说歹说总算让门房把摩托车收了下来。从今往后，我们俩就得靠挥洒汗水赚取路费了。


我们做搬运工历经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特别有趣，亏了房东不在家，我们每人各自在破纪录的时间里吃下了两公斤葡萄；
第二阶段是在房东回来以后，重活儿自然就接踵而至了；
第三阶段阿尔维托发现卡车司机的一个同事自我意识过于活跃，特别是在体能方面——这个可怜虫赢了我们跟他打的所有赌，结果他一个人搬的家具比我们俩和房汤加在一起搬的还要多。（后者在我们打赌的时候居然能做到神闲气定、熟视无睹，真神了！）


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找到了领事大人。
最后他终于铁青着脸出现在办公室里（也难怪，那天本来是星期天），后来他让我们睡在天井里。对我们的公民义务等发表了一通尖酸刻薄的谩骂之后，他突然变得异常慷慨，主动提出要给我们二百比索。我们觉得受到了莫大的侮辱，一阵正义凛然之后，断然予以拒绝。要是三个月以后他也这么对待我们的话，那结果就会大相径庭了。真是追悔莫及啊！


圣地亚哥给人的感觉多少有点类似科尔多瓦。虽然这里的生活节奏快很多，交通也拥挤得多，但它的建筑物、街道的布局、天气，甚至这里的人的脸庞都让我们想起了自己那座美洲地中海城市。
我们无法很好地了解这座城市，因为我们只能在这儿逗留几天。由于时间紧迫，我们再次上路前必须把许多事情都安排妥当。

秘鲁领事以未收到阿根廷领事函为由，拒绝给我们发签证。
阿根廷领事拒绝发函，理由是我们不可能骑摩托车到达秘鲁。
所以，我们只能向大使馆求助（小天使还不知道我们的摩托车已经坏了），但是他最后对我们态度变得温和了，还给我们发了去秘鲁的签证，收费四百比索。对我们来说，这可是一笔巨款啊！


当时恰逢科尔多瓦的苏基亚水球队访问圣地亚哥。他们中有许多人是我们的朋友，所以在他们比赛的时候，我们礼节性地拜访了他们，他们则请我们吃了一餐智利菜，席间我们不停被劝“吃些火腿，尝些奶酪，喝些小酒”。
吃完这样一顿大餐之后，你得拼命扩展胸肌才能起得来（如果你真起得来的话）。

第二天，我们爬上了位于市中心的那座具有独特历史的石山——圣卢西亚。

我们安静地用相机拍着这座城市，正在这时，一队苏基亚球队成员到了，领队的是主场俱乐部的几位美女。这几个可怜的家伙显得十分尴尬——他们拿不准到底是要把我们引荐给这些“智利上流社会的名媛”（最后他们还是这么做了），还是要装疯卖傻，装作不认识我们（您别忘了，我们身上穿的可都是非正统服装）。但后来他们还是把这个场面处理得很好，尽管当时他们和我们像是来自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但是他们对我们表现得十分友好。


最后分手的日子还是到了，阿尔维托脸上艰难地流下了两滴象征性的眼泪。
向“大力神”作了最后一次告别后，我们把它留在了修车行，然后便开始了我们的瓦尔帕莱索之旅。我们沿着风景绝佳的山路出发，这条山路或许是文明社会最美好的贡献了，它完全可以与未遭人工荼毒的真正的自然奇观相媲美。
我们这两个重量级的“蹭车者”正怡然自得地坐在卡车上。

la gioconda’s smile

蒙娜丽莎的微笑

[1：La Gioconda，即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达·芬奇所作名画《蒙娜丽莎》（Mona Lisa）。也就是下文中酒吧的名称“拉乔康达”。]


我们的冒险旅途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我们已经习惯用自己的奇装异服和“大力神Ⅱ”风尘仆仆的外表来吸引游手好闲者热辣的目光，也习惯于用“大力神Ⅱ”粗重的喘息声来博得主人的同情。
我们像极了马路骑士，我们就是久负盛名的“流浪贵族”，我们的头衔无可挑剔，令人敬畏，招来许多慕名者。真是今不如昔，现在我们只是两个搭着便车、背着包、尘土满身的旅行者，与之前的贵族身份相似的只有我们的影子。


卡车司机到了远离市中心的北郊城外就把我们扔了下来。
我们拖着疲惫的脚步，沿街提着包裹，许多旁观者不时投来或好奇或冷漠的目光。远处船只发出的迷人微光把港口点缀得分外迷人，漆黑诱人的大海在向我们咆哮，昏暗中发出的刺鼻气息把我们的鼻孔都放大了。我们买了些面包后就一直往下坡路走。那时候，面包显得尤其昂贵，但是再往北走，面包就便宜了。
阿尔维托明显已经筋疲力尽了，而我虽然没有表现出来，但是也一样累得够呛。


所以，当我们发现一个卡车停车场时，我们就拉着两张苦瓜脸，死缠着管理员，并凭着三寸不烂之舌一字不漏地给他讲述我们从圣地亚哥这一路上经历的种种艰难困苦，结果他终于同意让我们睡在一些木板上，与一些学名以hominis [2：拉丁语，人类。] 结尾的寄生虫为伴，但是，至少我们暂时有了一个遮风避雨的栖身之处。
我们原本打算马上呼呼睡去。不曾想，我们到来的消息已经传到了一个同胞的耳朵里，他就住在停车场边上的一个廉价旅馆里，很想见我们。在智利见到老乡自然意味着要特别亲切招待，所以我们两人都没有回绝这个天赐的“吗哪” [3：manna，《圣经》中古以色列人经过荒野所得的天赐食物。] 。结果证明，我们这个同胞显然深受姊妹国家思想的影响，最后他醉得一塌煳涂。
我们很久没吃鱼了，酒也如此香醇，主人又如此好客……一句话，我们吃得很尽兴。这位同胞还邀请我们第二天上他住的地方去玩。

拉乔康达酒吧老早就开门营业了，我们一边泡着马黛茶，一边和酒吧老板闲聊。他对我们的行程非常感兴趣。之后，我们就去考察了一下这座城市。


瓦尔帕莱索建在海边，风景如画，俯瞰着一个偌大的海湾。渐渐地，瓦尔帕莱索也延伸到了山坡上，那些山坡绵延入海，与大海的深邃融为一体。奇特的波纹铁皮建筑，呈阶梯状层层排列，由盘旋式的飞梯及索道相连。色彩各异的房子掺杂着海湾的铅蓝色，彼此映衬之下，热闹非凡的建筑博物馆更加耀眼夺目。
我们潜入肮脏的楼梯，穿行于黑暗的隐蔽的街巷，与成群结队的乞丐闲扯，好像在耐心地做解剖。在摸清城市的虚实之后，城市的恶浊之气把我们紧紧地吸住了。我们膨胀的鼻孔像受虐似地大量吸进它的穷困。
我们去码头参观轮船，四处打听是否有船到复活节岛，结果却使我们心灰意冷：最早一班到那儿去的船也要半年后才启航。我们又草草搜集了一些航班信息，那些航班一个月才一趟。

复活节岛！这会儿我们的思绪早已经飞到了九霄云外的复活节岛：“在那儿，交个白人‘男友’是一种殊荣。”，“工作？哈！那儿的女人包揽了一切——你只要吃、睡，外加让她们高兴就行了。”这真是个奇妙之地，气候怡人，美女如云，食物爽口，工作完美（完美到似乎不可能存在）。就算我们在那儿待上一整年又有什么关系呢？谁会在乎学习、工作、家庭等等呢？一家商店的橱窗里有一只巨大的龙虾躺在莴苣床上，冲我们眨着眼睛，用身体告诉我们：“我来自复活节岛，那儿气候怡人，美女如云……”


我们在拉乔康达酒吧门口耐心地等待着，但我们的同胞丝毫没有现身的迹象，老板邀请我们进屋避避阳光，接着就用招牌午餐之一——煎鱼加清汤——招待我们。
我们在瓦尔帕莱索从此再也没有那位阿根廷同胞的任何消息了，但是我们却和酒吧老板成了好朋友。他是个奇怪的家伙，性情慵懒，哪怕是最平淡无奇的菜肴，他也会对店里的常客漫天要价，而对那些闲杂人等却慷慨无比。他对我们既慷慨又热情，还让我们在那儿白吃白喝。他最喜欢说：“今天我请你，明天你请我。”这句话虽然没有什么创意，但却非常实用。

我们试着跟来自佩特罗韦的医生们联系，但是他们回去以后因为工作太忙，腾不出时间，所以从来没有同意跟我们正式见面。但至少我们多多少少知道他们在哪儿，于是下午我们就分头行动：阿尔维托去找那些医生，我则去探望拉乔康达酒吧里的一个客人，一个患哮喘的老太太。


那可怜的人太值得同情了。浓烈的汗臭和脚臭混合而成的辛辣气味充斥着整个房间，扶手椅上散落的灰尘更是弥漫其中，几把扶手椅就是她房间里唯一的奢侈品了。除了哮喘，她还患有心脏病。
在这个时候，医生就会感到完全力不从心，就会渴望变革，渴望消除不公正的社会制度。仅一个月前这个可怜的老太太还在自食其力，靠当服务员为生。当时她尽管也喘得上气不接下气，但最起码还算活得有尊严。而沦落到目前这种状态之后，那些家庭穷困、无法支付生活费的人，便会生活在他人毫无掩饰的刻薄言语之中；他们不再是父亲、母亲、兄弟姐妹，而纯粹变成那些为生活而苦苦挣扎的消极分子，他们也因病魔缠身而遭人厌恶，最后便成了社会上健康人痛苦的来源，因为赡养病人像是对他们人格的侮辱。
正是在那里，在那最后的时刻，在那些最远只能看到明天的人身上，我们明白了笼罩在全世界无产阶级生命中的极大悲剧。那一双双即将沉沦的眼睛里透出的是那一丝对谅解的渴求，以及对那份失落于空虚之中的慰藉不顾一切的寻求。同样，他们的身体也将消失于笼罩在我们四周的那种无穷无尽的谜团之中。我无法预知目前这种创建在荒唐的等级制度上的秩序还会持续多久，但是对于统治者来说，现在真应该少花些时间自吹自擂了，而应该多花些钱用于改善对社会有用的事业了。


对于这位病入膏肓的老太太，我能做的非常有限。我只能建议她改善饮食，并给她开了利尿片和一些哮喘药。我还把剩下的晕海宁片也给了她。
带着老妇人的千恩万谢以及她家人冷漠的眼神，我离开了那儿。

阿尔维托找到了医生。次日早上九点，我们必须赶到医院。


同时，在拉乔康达酒吧那个脏兮兮的房间里（这个房间既是厨房、餐馆、洗衣房、餐厅，又是猫猫狗狗撒尿的地方），正聚集着形形色色一大帮人：
酒吧老板（他自有一套基本的人生哲学）、卡罗利娜女士（老太太耳朵虽然有些背，但是特别喜欢助人为乐，她能把我们的马黛茶壶擦得跟崭新的一样）、马普切人 [4：马普切人是智利土著族群。——原注] （此人总是喝得醉醺醺的，而且反应迟钝，整个人看起来就像是罪犯）、两三个常客，还有本次聚会的女王——疯疯癫癫的罗茜塔女士。

聚会的话题集中在罗茜塔亲眼目睹的一桩恐怖事件上。她说她看到一个拿着大刀的男人捅了她可怜的邻居，当时只有她一个人。
“罗茜塔女士，你邻居那时候大叫了吗？”
“她当然大叫了，谁不会！他活生生把她皮剥了！还不止这些。后来他把她带到海边，拖到水里，让水把她冲走。哦，先生，把我吓得魂飞魄散，你真应该看到这一幕！”
“罗茜塔，那你为什么不报警呢？”
“噢，为什么要报警？难道你不记得你表弟曾经挨过揍吗？就算我去报警了，他们也会认为我是疯子，而且会警告我，如果我再胡编乱造的话，他们就要把我关起来。总之我才不会揭发那么多事情。”

谈话突然转向一个被称作“上帝的信使”的当地人，据说他能用上帝赐予他的力量来帮人治愈聋哑、瘫痪等顽疾，接着他就把装钱的盘子在周围传递开了。这种生意看来不比其他任何生意逊色，虽然小册子宣传得很离奇，但是人们同样蠢得离奇，居然对这种鬼话也深信不疑。
然而事实就是如此，大伙继续嘲笑罗茜塔女士深信不疑地认为自己亲眼目睹的事情。


医生们的招待不算太热情，但是我们还是达到了此行的目的：他们给了我们一封写给瓦尔帕莱索市长莫利纳斯·卢科的介绍信。
我们彬彬有礼地向医生们告辞之后，便赶往市政厅。我们茫然、疲惫的表情并没有打动前台接待人员，但他还是接到命令让我们进去。

秘书把市长的回信给我们看了看，解释说我们的计划不可能实现，因为唯一一班开往复活节岛的船只已经离开，年内不可能有第二班轮船。
我们被请进了市长莫利纳斯·卢科博士富丽堂皇的办公室，他友好地接待了我们。然而，他给我们的感觉像是在舞台上演戏，因为他讲话时极其注意发音，每个音都发得极其到位。只有在谈到复活节岛时，他才手舞足蹈，因为是他证明了复活节岛属于智利，智利这才从英国人手里夺回了复活节岛。
他建议我们要紧跟事态，还说他明年会带我们一起去。他说道：“到时候我可能已经离职了，但是我仍然是复活节岛之友协会会长。”这其实无异于默认自己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会败给对手冈萨雷斯·魏地拉。

临走的时候，前台工作人员叫我们把狗带走。

就在我们大为诧异的时候，他真的把一只小狗领了出来。刚才这只小狗不仅在大厅的地毯上撒了一泡尿，而且还啃着椅子腿不放。大概是我们流浪汉的外表吸引了小狗，它才一路跟着我们来到这里，门卫觉得它就是我们古怪装束的附属品。长话短说，在说明了我们和小狗之间并没有任何瓜葛之后，那只可怜的小家伙的屁股马上挨了重重的一脚，汪汪大叫着被扔到了外面。
但不管怎么说，想到有些生灵的平安需要我们来保护时，心里又泛起了一丝安慰。

这时我们已经决定坐船，因为这样可以绕过智利北部的沙漠。

我们找了一家又一家轮船公司，要求免费搭船去任意一个北方港口。其中一家公司有一位船长答应带我们，条件是必须获得海事局许可，在船上干些活，权当船费。海事局当然不同意，所以我们还是在原地打转。


就在那个瞬间，阿尔维托作了一个大胆冒险的决定，大致是这样的：我们偷偷熘上船，然后藏在货舱里。

为了确保顺利，我们得等到天黑再行动，先竭力说服值班海员，然后再见机行事。我们打点了行李，很明显，就这次特殊计划来说，行李多了点。带着万分的遗憾，我们告别了朋友们之后，便偷偷熘进了港口大门。


抱着破釜沉舟的念头，我们开始了海洋冒险之旅。

stowaways

偷渡客


我们很顺利地通过了海关并勇敢地向目标挺进。我们选的那艘船叫“圣安东尼奥号”，就停在港口正中央。


那儿可是人声鼎沸，热闹非凡。这艘船船身并不大，所以不必靠岸，吊车就可以够得着，因此船离码头还有几米的距离。我们别无选择，只能等船靠岸让旅客登船再想办法，所以，我们一屁股坐在包裹上，冷静地等待吉时到来。
半夜轮班换岗时，船被拖到了岸边。然而港务局长是个十足的臭脾气，这一点从他的脸上就能看得一清二楚，他站在踏板正中央核实到岗及离岗的工人。这期间，我们和吊车司机交上了朋友，他建议我们最好还是等一等，因为港务局长是个很难缠的混蛋。所以我们就开始了长达一夜的漫长等待。我们躲进吊车取暖，吊车已经很旧了，还是靠蒸汽运行的。
太阳高高升起了，而我们还带着大包小包在码头苦苦等待着。就在我们偷偷上船的希望几乎彻底破灭时，船长出现了，他换了个新修好的踏板，有了这个踏板，圣安东尼奥号现在就与陆地完全联成一体了。
多亏有了吊车司机的指点，我们就像出入自家一样，轻轻松松地熘上了船。上船之后，我们便把自己和包裹都锁在主管区的厕所里。打那时起，只要有人想开门的时候，我们就捏紧鼻子轻声地说，“不好意思，请别进来”，或者“有人”，前前后后大约有五六个人想上厕所。
很快就到了中午十二点，船启航了。但是，我们的兴奋劲很快就消失了，因为厕所关了老半天之后，那味道可想而知，简直臭不可闻，而且奇热无比。下午一点，阿尔维托把肚子里所有能吐的都吐了个一干二净。五点时，我们就快被饿死了，而且想想海岸线早已消失在视线之外，我们就主动找到船长，坦白了偷渡客的身份。我们的第二次见面居然这么特别，这让船长颇感意外。

但是，为了在其他船组成员面前掩饰住那份惊讶，他给我们抛了一个眼神之后，就用雷鸣般的声音质问道：“你们真的以为随便藏在一艘船上就可以去旅行吗？你们以为这样就万事大吉了吗？你们有没有想过这样做的后果？”


事实是我们根本没有想过。

他叫来了服务生，让他找些活儿给我们干，顺便给点吃的。

我们狼吞虎咽、不亦乐乎地吃着自己的那份东西，但是，当我得知我得去清洗那个臭名远扬的厕所时，喉咙马上被食物噎住了。我一边走下船舱，一边咬牙切齿叫苦不迭，阿尔维托跟在我后面，一脸幸灾乐祸的坏笑，因为他被分配去削土豆皮。我得承认，当时我有十分的冲动，想把所有白纸黑字的友谊盟约抛在脑后，强烈要求换活儿。
没天理啊！他给那一堆秽物添砖加瓦，我还得给他善后！


我们拼着老命干完活儿后，船长再次把我俩召唤过去。他告诉我们，只要我们不走漏一点风声，缄口不提前次见面的事，他就可以保证平平安安地把我们送到终点站——安托法加斯塔。刚好有一个主管请假，他就让我们睡在那个主管的船舱里。

那天晚上，船长请我们玩桥牌，还请我们喝了点小酒。睡过一觉恢复精神后，我们起床开始干活儿，还真是验证了那句话，“新官上任三把火”，我们干起活来特别勤快，下定决心一定要连本带利把乘船的钱赚出来。
然而，到了中午，我们都感觉做得太多了，所以下午我们更加肯定自己是所有流浪汉中头脑最单纯的两个。我们觉得得先好好睡个觉，睡足了明天好干活儿，先别管洗脏衣服那档子事儿了，没想到，船长再次邀请我们玩牌，先前美好的愿望泡汤了。
那个对我们态度极端恶劣的服务生，用了大约一个小时才唤醒我们开始工作。我的工作就是用煤油清理甲板，结果做了一整天还没做完。阿尔维托本该拉绳的，结果跑到厨房，张口大吃，不管什么食物，抓来就狂塞到肚子里。


晚上，我们筋疲力尽地玩完桥牌，放眼眺望浩瀚的大海，那儿满是白色光斑以及绿色的倒影。我们凭栏相依，各自乘坐着承载自己梦想的飞机飞向遥远的平流层。
那时，我们明白了自己的天职，真正的天职就是永远沿着世间的陆路和水路进发。我们应该永葆好奇，洞察眼前的一切，发现每一个角落——但不在任何一片土地上扎根落户，也不长期驻留，探究万物的本质，而是观其大略，浅尝辄止。在大海的激发下，我们的谈话充满了感性色彩，远处东北方向的安托法加斯塔的光芒开始闪耀。


这标志着我们偷渡冒险的结束，或者说冒险旅程的结束，因为我们的船已经回到瓦尔帕莱索。

this time, disaster

落难记


现在我看清他了，这个船长跟他的手下和大胡子船主一样喝得醉醺醺的。

在劣酒的刺激下，他们举止粗野，在谈及我们的冒险经历时更是伴随着阵阵狂野的笑声：“嘿，听着，他们是猛虎，现在他们肯定上了你们的船，等你们出了海就知道了。”这番话船长一定偶然对他的朋友和伙计们说起过。


当然，我们对这些一无所知。起航前一小时，我们已经舒舒服服地躺在成堆的香喷喷的甜瓜里拼命填肚子了。
我们谈论着这些水手，他们真是最棒的，正是和他们其中一人串谋，我们才得以混上船，还躲在这么安全的地方。然后我们听到一个愠怒的声音，一个蓄着把大胡子的家伙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把我们吓了一大跳。
海面上静静地浮着一长列削得整整齐齐的甜瓜皮，俨然就是一支印第安纵队，其他的甜瓜也惨不忍睹。与我们共谋的那个水手事后对我们说：“兄弟们，原本我已经把他的注意力从甜瓜的香气上引开了，可他一看到那些甜瓜，一下子就来气了，大有‘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人’的架势。哦，还有（这位水手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你们真不该吃那么多甜瓜！”

圣安东尼奥号上有一位旅伴用一个简短的句子，扼要地总结了自己的人生哲学：“你们这些混蛋别他妈到处鬼混！你们干嘛还不赶紧滚回你们那个狗屁国家去！”我们差不多就是这么做的——收十起行李，向著名的丘基卡马塔铜矿进发！
但我们没有马上动身。我们耽搁了一天，等候丘基卡马塔当局批准我们参观。另外，那些热情的纵情狂饮的水手们还给我们准备了一场不错的欢送会。


在通往丘基卡马塔铜矿的干燥的路上，两根路灯柱子投下微弱的阴影。我们就躺在那阴影里。一整天大部分时间里，我们时不时地从一根电线杆到另一根电线杆，互相大声嚷嚷，直到地平线上出现了一辆噪声特别大的小卡车。
这辆小卡车半路上载着我们来到一个叫巴克达诺的镇。

在镇上，我们和一对夫妇成了朋友，他们是智利的工人，也是共产党人。
[1：在所谓《民主保护法》（1948—1958）镇压下，当时智利共产党遭到禁止，其众多成员也遭迫害。——原注]

我们就着微弱的烛光喝着马黛茶，嚼着一片奶酪面包，那个男人干瘪的身躯带着一种神秘和悲剧的气息。他用简单却又富有表现力的语言，叙述了他在狱中三个月的遭遇。他还告诉我们：他忠诚的妻子尽管食不果腹，却仍然一如既往地留在他身边支持着他，他的孩子由一个好心的邻居照看着，他在找工作这条朝圣之路上亦颗粒无收，而他的同伴们都神秘消失了，据说已经葬身海底。
在寒夜中的沙漠里，这对夫妇冻得缩成一团，瑟瑟发抖。此情此景便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真实写照。他们连条可以御寒的薄毯都没有，所以我们把自己的毛毯分给了他们一条，然后我和阿尔维托拼命缩在剩下的那条毛毯里。
这是我生命中最寒冷的夜晚之一。但同样是在这个时刻，我对这个至少对我来说全然陌生的人群产生了手足之情。


第二天早上八点，我们找到一辆卡车送我们前往丘基卡马塔镇，于是我们和那对夫妇分道扬镳。他们要前往山上的硫矿，那里的气候和居住条件极为恶劣和艰苦。在那里，既不需要工作许可，也没人关心政治立场。唯一必不可缺的是热情，有了这种热情，工人们便不惜牺牲健康，以换取那点仅仅足以维生的面包屑。
尽管这对夫妇的身影越发模煳，直至几乎消失不见，但那位丈夫异常坚定的面孔在我们脑海里无法磨灭。还记得他开门见山地邀请我们说：“来吧，同志！我们一起吃饭！我也是个四海为家的浪子。”只言词组隐隐表现出对我们漫无目的、寄人篱下的流浪的藐视。
遗憾的是，这对夫妇并不赞成我们这样的漫游者。姑且不论被称为“共产主义寄生虫”的集体主义是否威胁到体面的生活，他从骨子里向往共产主义其实不过是对更美好事物的企盼，不过是为了避免长时间地忍饥挨饿。这种念头转变成了对共产主义的热爱，虽然那个男人永远都无法把握共产主义的实质，但是这个教条解释成“给穷人的面包”，却是他所能理解的。更重要的是，这给了他希望。

一到那里，老板们，也就是那些讲求效率且傲慢自大的金发经理们，就用生硬的西班牙语告诉我们：“这里不是旅游城镇。我会找个导游带你们参观矿上的设施，只能半个小时。参观结束后，请你们帮帮忙，别打扰我们了。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当时罢工一触即发。
然而，这些美国佬老板的忠实走狗——导游告诉我们：“这些愚蠢的外国佬，只为了再少给工人几分钱，宁可因为罢工每天白白损失好几千比索。伊瓦涅斯将军 [2：Carlos Ibáñez del Campo，一九五二至一九五八年任智利总统。他隶属人民党，曾许诺当选后使共产党合法化。——原注] 一上台，这破事就要结束了。”还有一位诗人工头说道：“有了这些著名的梯层构造做保证，每一块铜都会被彻底地挖出。像你们这样的人问过我很多技术问题，但他们几乎不问为此付出了多少生命的代价。医生们，虽然我无法回答你们的问题，但谢谢你们问了这样一个问题。”


在这个巨大的矿区里，冷酷的效率和无力的忿恨如影随形。

尽管满怀仇恨，它们还是走到了一起，一方面出于基本的生存需要，另一方面则出于投机获利的需要……是否真有那么一天，我们会看到一些矿工兴高采烈地扛起镬头下井作业，明知矿井对肺部有害，却依然从中收获极大的乐趣呢？他们说这就是矿上目前的情况，他们从矿井里挖出的煤发出通红的光芒，照亮了世界。
他们是这么说的，可我不大相信。

chuquicamata


丘基卡马塔


丘基卡马塔就像现代戏剧中的一幕场景，你不能说它不美，但它的美少了那些优雅、壮阔和冰冷。


一走近矿山，整个矿区就给人一种泰山压顶的窒息感，仿佛整个平原都会向你压来。
前进两百公里后，有那么一个瞬间，卡拉马小镇的几许暗绿打破了单调沉闷的灰色，如同沙漠中真实的绿洲，足以让人欣喜若狂。多么壮观的沙漠！“丘基”附近的莫克特苏马气象台显示，这里是世界上最干旱的地方。山上的硝化土里寸草不生，对疾风与流水的侵蚀没有任何抵抗能力。
灰色的山嵴裸露在外，在与恶劣天气的抗争中过早地衰老，其皱褶也与其真实的地理年龄不符。群山环绕着著名的丘基卡马塔矿，这些山脉中也蕴藏着极其丰富的宝藏，等待着挖掘机伸出无情的手臂吞噬它的内脏，同时不可避免地把人类的生命——那些穷苦的无名英雄的生命——当作佐料。大自然为了捍卫自身宝藏设下了上千个陷阱，这些英雄仅想谋个生计，却悲惨地葬身于某个陷阱之中。


丘基卡马塔是一座大铜山，二十米高的梯层从绵延无边的群山侧面开凿出来，火车很容易从这里将开采出的矿物运出。
矿脉构造独特，这意味着采矿工作可以全部在露天进行，同时，大规模采矿也成为可能，这里每吨矿石可提炼出百分之一的铜。每天早上都要对山体进行爆破，巨型挖掘机将原料送上铁路货车，载往磨矿机粉碎。经过三道连续的粉碎工序后，原料就变成了中等大小的砾石。接着将其放入硫酸溶液中，以硫酸盐的形式提取出铜，同时生成氯化铜，氯化铜遇废铁则转化为氯化亚铁。之后将液体转入被称作“绿屋”的地方，在这里硫酸铜溶液被储存于大容器中，通三十伏特的电流一周时间，这就是电解盐的过程：先前在其他装着浓溶液的容器中形成薄铜片，这道工序中铜就附在薄铜片上。五六天后，铜片便可送去熔炼。这些溶液每升损失八到十克硫酸盐，同时又会补充一些原矿材料。接着铜片被送入两千摄氏度的熔炉冶炼十二个小时，生成三百五十磅铜锭。
每天晚上有负责运送的四十五辆铁路货车，每辆载着二十吨铜，开往安托法加斯塔，这就是白天工作的成果。

制造过程大概就是如此，整个过程雇用了丘基卡马塔地区三千个流动工人，而这道工序仅仅是为了开采出氧化矿。智利勘探公司正在修建一座开采硫化矿的新工厂。这座工厂的规模堪称世界第一。它拥有两座九十六米高的烟囱，未来所有生产都将转入这家新工厂，而旧工厂由于氧化矿临近枯竭将会慢慢停工。新熔炉的原料已储存了许多，一九五四年新工厂一开工就可以进行加工了。
智利的铜产量占世界铜产量的百分之二十。铜在潜藏着冲突的动荡时代显得至关重要，因为它是多种杀伤性武器的主要成分。因此，一场经济和政治斗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民族主义和左翼组织联盟主张矿产国有化，而主张企业经营自由的人士则更青睐那些经营有方的矿业（即使由外资掌控也无所谓），因为他们认为国营矿业基本上就是效率低下的代名词。在国会上，有人严厉谴责那些公司滥用采矿权。由此可见，围绕着铜矿业，早已有一股激烈的民族主义情绪。


无论斗争的结果如何，我们永远都应该牢记：最触目惊心的当属矿区坟场。
坟场里只掩埋了少部分死者的尸骨，而绝大多数死于矽肺、矿井塌方以及矿山里的恶劣气候条件的矿工，根本无人收尸。

arid land for miles and miles

绵延数英里的旱地


我们丢了水壶，这使徒步横穿沙漠的旅途变得更为艰难。


可我们仍然把丘基卡马塔镇的界标抛在了后面，毫无畏惧地上路了。
镇上居民还看得到我们时，我们还步履矫捷。但不久以后，光秃秃的安第斯山脉那无边的寂静、炙烤着我们脖颈的阳光和背包分配不均的重量使我们不得不开始正视现实。有个警察称我们的行为颇有“英雄气概”。我们不知道什么叫“英雄气概”，但是，我们觉得，如果说我们的行为颇有“狗熊气概”，我想我们一定担当得起。
步行两小时后（至多走了十公里），我们就一头栽进指示牌的阴影下休息，只有它能让我们稍稍躲避阳光，而牌上写了什么我也不知道。我们在那儿待了一整天，就在牌子周围晃荡，至少眼睛里还可以看到它的影子。

我们随身带的一升水很快喝完了，傍晚前我们已经渴得不行，只得折回镇里的哨房。我们完全被击垮了。
我们在哨房里过夜，睡在一个小房间里。尽管外头很冷，房间里却生着火，保持着宜人的温度。守夜人带着智利人出名的热情好客和我们分享他的食物。虽然在饿了一整天后这点食物显得有些寒碜，但总比什么都没有来得好。


第二天凌晨，有一辆过路的烟草公司的卡车载我们驶近了目的地。但是，这辆车要继续行驶，径直前往托科皮亚港，而我们却想往北到伊拉韦去，因此我们在十字路口下了车。我们知道沿路而上八公里处有所房子，于是我们情绪高昂地朝目标挺进。但才到半路我们就累了，决定小睡片刻。我们把一条毛毯挂在电话线杆和里程标之间，钻进毛毯下——我们的身体享受着蒸汽浴，双脚则晒着日光浴。
两三个小时后，我们每人都流失了约三公升水分。

就在此时，来了一辆小型福特汽车，车上有三个高贵的城里人，他们都喝醉了，扯着嗓子嘶吼着“库依卡” [1：智利民歌。——原注] 。他们是来自马格达莱纳矿的罢工工人，因为提前庆祝人民运动的胜利开心地喝醉了。
这些醉汉载着我们径直到了当地的一个火车站，在那里我们遇到了一群工人，他们正在进行足球集训，准备迎战对手。阿尔维托从背包中拿出一双跑鞋，一熘烟跑进了球场，开始吹嘘。结果让人大跌眼镜，他们居然邀请我们参加周日的比赛。作为回报，他们会给我们提供食宿并送我们到伊基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