恨君不似江楼月，南北东西。
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
恨君却似江楼月，暂满还亏。
暂满还亏。待得团圆是几时。

好事近／宋・陈克
寻遍石亭春，黯黯暮山明灭。
竹外小溪深处，倚一枝寒月。
淡云疏雨苦无情，得折便须折。
醉帽凤鬟归去，有馀香愁绝。

阿伦卡·祖潘契奇：《第二次死亡》（2022）

如何表达死亡呢？这是一个有趣的悖论——为了能够说出死亡，你必须使死亡焕发生机，将它融入生命，使之成为生命的一部分，赋予它一种象征性的存在，使你能够与之产生共鸣。换句话说，你必须让死亡从死亡中复活。要表达死亡，你必须让它在象征世界中继续存在，以象征的方式存在。

“国王驾崩。国王万岁！”这是各国新君主登基后的传统宣告。宣布国王驾崩是加冕典礼固有的重要部分。这里有死亡（这是我们关注的核心），通过死亡的发生，它标志着象征性生命的存续。
在萨德侯爵的理论中，死亡与生命延续之间的内在联系有一种不同寻常的观点。他认识到自然的本质和其中包含的不灭生命。这反过来要求引入“第二次死亡”的概念，因为它可能终结这种不灭的生命，因为死亡本身并不能真正中断这种生命。在萨德的《朱丽叶》（Juliette）一书的第四部分，特别是教皇的著名演讲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两种死亡之间的区别。首先是自然死亡，它是自然生成和腐败循环的一部分，是自然永恒变化的一部分。所有死去的事物都通过腐化参与到新的生命形式中。我们可以说，自然其实意味着生命的绝对“暴政”（tyranny），因为生命无法真正被死亡摧毁。死亡是生命的内在时刻，它本身参与到再生中，而不是生命的对立面或最终的终结。死亡不足以结束一切。诚如教皇所言：
在我们称之为死亡的那一瞬间，一切似乎都消失了……但这种死亡只是想象中的，它只是在形式上存在，而不以其他方式存在……确实，没有真正的死亡。

在自然中，一切事物都不可能真正死亡，这种的观点背后，涌现出了一种绝对的、终极的罪恶观念，这种罪恶将带来绝对的死亡，这“第二次死亡”是“彻底毁灭”（total destruction），它导致自然循环本身的终结，从而带来“死亡”。

因此，对萨德来说，这种不可毁灭的生命并不是死亡的对立面，而是它意味着死亡，包含着死亡，正因为如此，它才不可毁灭。死亡是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无法摧毁生命，无法终结生命。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萨德的问题是，如何将死亡从仅仅是生命再生的内在时刻中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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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这一点，他需要引入第二次死亡。普通的罪恶和毁灭形式并不能达到这个目标，因为它们只是消灭了个体的生命，而没有真正触及生命本身。换句话说，问题在于如何毁灭，如何“杀死”那些已经死亡但无法真正死亡的生命的部分。萨德的“彻底毁灭”幻想旨在消除死亡，使其无法发挥作用，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观点。
萨德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他的特殊执念有助于我们理解拉康理论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不能简单地还原为“象征性生命”与“真实”/经验生活之间的简单对立，而是源于这两者之间的奇特闭环，并在这一闭环中产生了新的“真实”。萨德试图毁灭或终结的不可毁灭的生命，并不仅仅是象征性生命（例如，历史或记忆中被承认的大他者（the big Other）中的“永恒”生命或象征性使命），而是一种可以被视为“生命”的东西。它本质上是象征界的副产品，是它不可还原的剩余（本身并不是象征性的）。

我们提到了康托洛维茨和他的著作《国王的两个身体》，以及新国王登基后的仪式宣言：“国王驾崩。国王万岁！”这句话表明，象征性使命没有在死亡里中止，而是通过死亡存续。从形式上看，我们可以在一个截然不同的语境中看到非常相似的情况。拉康讨论了两性生殖（sexual reproduction）对个体死亡的依赖，这是让生命存续的一种手段：
我们知道，对于大多数生物而言，两性分化是物种生存的保障……我们可以说，物种以个体的形式生存。然而，马作为一种物种的存在也具有其意义——每匹马的生命都是短暂的，都会面临死亡。因此，性与死亡，性与个体死亡之间的联系至关重要。（拉康《精神分析的四个基本概念》[The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

在这里，我们要重复讨论康托洛维茨的一个非常有趣的论述，但这与象征性使命不同，而是与（性别）生命本身有关。尽管个体会死去，但生命（例如物种的生命）并不能存续，而是通过死亡，在死亡的“帮助”下存续。死亡是（有性）生命存续的必要条件，是它存续的条件。死亡是生命的内在时刻和条件。我们可以近乎逐字重复上述宣言，说：“马已死，马万岁！（马这个物种万岁！）”

“性化”（sexuation）首先是生命存续中的一次切割，一种失落，它表征着（生命的）不存续，是生命的丧失。然而，矛盾之处在于，正是这种切割或生命的丧失的重复构成了生命的存续。因此，性是生命中死亡的发生点。

萨德对不灭生命的执念并非偶然，他通过酷刑的幻想将性（享乐）的极限推向了想象的极端，就好像他试图让它分化死亡，让死亡无法履行确保生命繁衍和存续的功能。在酷刑中，不可能的、无法实现的、却是彻底毁灭和绝对死亡的焦点，被转化成了无限延长的死亡和垂死状态的时间性。

从“简单直接”的杀戮或谋杀到酷刑的过渡，将死亡的瞬间性转化为无限持续的场景。它将时间性转化为一种空间范畴。酷刑是一种“活死人”的方式，它使死亡失去了作用（死亡不再是繁衍的起点）。它是对死亡的幻想式冻结，使其脱离了繁衍的循环。死亡在酷刑中蔓延开来，从而成为适当的狂喜，正如希腊语词源ἔκστασις（ekstasis）隐含的意义：“从适当的地方移置（displace）”。换句话说，它成为了不可能的、无限享乐的场景，被死亡的痛苦加倍和增强，而不是被它所抹杀。
这就是萨德幻想的核心。受害者被无休止地折磨，超越了所有想象的极限，但他们仍在继续生活和受苦，甚至变得越来越美，仿佛被赋予了另一个崇高的（sublime）躯体。

至于“坚不可摧的生命”（indestructible life），它主要伴随另一种意象出现，亦即永恒再生的意象及其冲动（pulsion），无论我们做什么或发生什么，它似乎都会遵循自己的轨迹，它似乎是一种无论如何都无法中断（“杀死”）的东西。正是这种不可能性，萨德需要一种视角，一种“幻想”，一种他设想的激进的、绝对的罪恶，需要第二次死亡。这种意象尤其出现在现代流行文化中，例如亡灵或活死人的意象，齐泽克就这一意象撰写过大量文章。

死亡在能言的生命中的表征，不仅仅能指，是指涉濒死和死亡的词，而且是（乃至主要是）驱力，是驱力的存在与坚持。正因为如此，每一种驱力本质上都是一种死亡驱力。驱力及其满足方式令人不安。死亡在我们的生命中“表征”着某种东西，这种东西总是从内部扰乱我们的生命。
这也涉及拉康就海德格尔（Heidegger）的“面向死亡的存在”（Sein-zum-Tode，或译作“向死而生”）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它为海德格尔界定了人的差异（“人之为人”）。在海德格尔的“面向死亡的存在”中，死亡扮演着什么角色？如果说死亡不是微不足道的，原因很简单，我们对死亡的认识、关系和态度决定了一切，并开启了形而上学的维度。简单地说，因为死亡，我们如何做人、如何生活以及做什么都变得非常重要。

人类最终能够参与的特定“不朽”的领域，正是由人的有限和速朽。因此，“有限性”和“面向死亡的存在”这一主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它是否否定了具体的人类“不朽”模式。相反，它提醒我们，这种“不朽”（无法被简单的生存所还原的物和行为）恰恰建立在具体的人类有限性模式之上。
这种转变（以及与海德格尔的重大区别）发生在另一个地方，我简单地表述如下。在海德格尔那里，由语言促成的死亡观念占据了结构性位置，而在拉康那里，它变成了享受的真实，变成了享乐对我们的无情迫害。它们都与语言有关，但方式和层次不同。
拉康的观点在这里非常精确且深入。他认为，我们对死亡的态度不仅揭示了人的深层次维度，无法归结为单纯因果关系。更重要的是，我们在享乐中的某种定位形成了对死亡的各种态度。死亡本身并没有产生“激烈”关系的内在特性，只有当“享乐”介入时，这种关系才真正“激烈”。
与自己身体的不和谐关系，这就是死亡的表征形式，它影响了我们活着的方式。这就是与驱力有关的享乐，它打破了（本应）封闭的动物生命圈子，唤醒了我们对形而上学、理念、思考、原则和伦理态度的认识。

由于语言的存在，死亡不仅在语言中或通过语言表征出来，而且从根本上通过令人不安的、不死生命的剩余表征出来。语言不能还原（回到）语言。这正是新现实主义本体论经常忽略的事，正是因为语言，宇宙中才存在着另一种额外的、非语言的存在。
那么，概括地说，这就是人（作为能言的人）的悲剧和喜剧困境。我们生活（存在）在象征界，却在现实中未死（既非死也非活，而是“不死”，这是死亡驱力在概念上和拓扑学上的位置）。

葬礼仪式构成了一种象征性仪式，目的正是为了安抚、“容纳”主体的另一种不死的生命。葬礼仪式的存在是为了让这种不死的生命与主体的经验生命重叠，让令人不安的不死生命也死去和安息。
在我们的一生中，我们在许多方面都是“不死者”，在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包含”并框定了这种不死者性，并受其驱使。当我们死去，没有举行任何象征性的仪式，剩下的只是这种不死的生命，它不再被任何事物控制，而是将我们俘虏。

所以，拒绝适当的葬礼一直被认为是最严厉、最苛刻的惩罚。在基督教传统中，它是永恒诅咒的同义词——被判永世不得安宁（而不是能够“安息”），并在这种状态下纠缠活人。事实上，这种不死的躁动似乎比地狱的折磨更加可怕，尽管它们并非相互独立。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人类生命及其“有限性”的问题绝不仅仅是死亡。人们希望死掉，但又无法完全死亡。一旦我们死去，必须被告知“安息”的不仅仅是“我们”，还有（死亡）驱力。
葬礼仪式应该是为了调节这种生命的剩余，安抚它，给它一个框架。就好像对死亡和死者的象征性承认（葬礼仪式）最终是为了完成生与死的完全交换，让它们分离，一个给另一个让位。葬礼仪式是生与死的断裂，是它们的闭环或牵连，使身体从象征性的控制中解脱出来。当生命最终与自身重叠时，我们就“死”了，就没有了这种额外的、令人不安的游戏。从这个意义上说，葬礼仪式是一种象征性仪式，其目的恰恰是为了消除象征性的（副）作用。

谁言晴雨怎料，字字难逃。盏冷日高，夜短苦昼烧。当到未到，自道许是途遥。

越看越觉得，梦良衣的这几句太绝了

语言世界先于个体而存在，每个人都只能后来降生于那个先已存在的语言世界里。语言不是自己的东西，属于他者。“女人”的范畴在自我诞生之前已经存在，个体从他人那里接受“你是女人”的指名。“对，我是女人。”当个体如此自我定义之时，“女人”就诞生了。正如阿尔都塞所言，当一个人回应“喂，那个女人”的质询(interpretation)时，女人的“主体”就诞生了。

忆秦娥／宋・曾觌
西风节。
碧云卷尽秋宵月。
秋宵月。
关河千里，照人离别。
尊前俱是天涯客。
那堪三载遥相忆。
遥相忆。
年光依旧，渐成华发。

德勒兹定义的意识形态是导致“个体因为某种更高目的的幻觉而放弃他们的欲望”，解释“个体行为是如何与其利益相对立的“。
*存天理，灭人欲

我看到光在水晶中变幻莫测地晃动，对面山上的森林和群山优雅地扭曲着，天空成了梦幻般的紫色。我又把它对着草原看，看到一个骑马的人从山谷尽头恍恍惚惚地过来了，整条山谷像是在甜美地燃烧。那人歪在马背上，在火焰丛中忽远忽近，忽左忽右地飘荡。

——《阿勒泰的角落》李娟

“保护”，意味着将人关进围栏之中，终生支配。无论那个围栏是温室还是监狱，无甚区别。
而且，当一个男人“保护”女人时，他的外敌尝尝是比自己更强有力的其他男人。“保护”，不过是“所有”的另一种表达，却成了“爱”的代名词，这正是“权力的色情化”。
“保护”一词的含义，很明白地显示，男人的爱，只能以所有与支配的形式来表现。

>>Po.1041833
我还是很推荐这本书，尤其是其中解构权威话语来达到黑色幽默，莫名其妙的青年“发癫”（当然他们有他们的名词）的流行亚文化和现在的网络浪潮非常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