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花游・九日怀归／宋・周密
江蓠怨碧，早过了霜花，锦空洲渚。
孤蛩自语。
正长安乱叶，万家砧杵。
尘染秋衣，谁念西风倦旅。
恨无据。
怅望极归舟，天际烟树。
心事曾细数。
怕水叶沈红，梦云离去。
情丝恨缕。
倩回纹为织，那时愁句。
雁字无多，写得相思几许。
暗凝伫。
近重阳、满城风雨。

陈季常见过三首其二／宋・苏轼
送君四十里，只使一帆风。
江边千树柳，落我酒杯中。
此行非远别，此乐固无穷。
但愿长如此，来往一生同。

声声慢／宋・张炎
门当竹径，鹭管苔矶，烟波自有闲人。
棹入孤村，落照正满寒汀。
桃花远迷洞口，想如今、方信无秦。
醉梦醒，向沧浪容与，净濯兰缨。
乃一声归去，对笔床茶灶，寄傲幽情。
雨笠风蓑，古意谩说玄真。
知鱼淡然自乐，钓清名、空在丝纶。
笑未已，笑严陵、还笑渭滨。

沁园春・送赵景明知县东归，再用前韵／宋・辛弃疾
伫立潇湘，黄鹄高飞，望君未来。
被东风吹堕，西江对语，急呼斗酒，旋拂征埃。
却怪英姿，有如君者，犹欠封侯万里哉。
空赢得，道江南佳句，只有方回。
锦帆画舫行斋。
怅雪浪黏天江影开。
记我行南浦，送君折柳，君逢驿使，为我攀梅。
落帽山前，呼鹰台下，人道花须满县栽。
都休问，看云霄高处，鹏翼徘徊。

渔父四首／宋・苏轼
渔父饮，谁家去。
鱼蟹一时分付。
酒无多少醉为期，彼此不论钱数。
渔父醉，蓑衣舞。
醉时却寻归路。
轻舟短棹任斜横，醒后不知何处。
渔父醒，春江午。
梦断落花飞絮。
酒醒还醉醉还醒，一笑人间今古。
渔父笑，轻鸥举。
漠漠一江风雨。
江边骑马是官人，借我孤舟南渡。

忆仙姿・怀同县宁仙霞调元／清・傅熊湘
楚水燕云长隔。
相望不知南北。
落月满屋梁，疑是照君颜色。
将息。
将息。
岁暮天寒风急。

乌夜啼／宋・吴文英
醉痕深晕潮红。
睡初浓。
寒食来时池馆，旧东风。
银烛换。
月西转。
梦魂中。
明日春和人去，绣屏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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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回到这部电影。电影本身非常平淡，除了野兽那部分，然而看影评才知道那是真正的艺术家所扮演的……难怪。现当代艺术，尤其是装置艺术和行为艺术，确实有着独特的魅力。不过这就扯远了，回到这部电影，构图不错，主题大概是关于伪善与荒诞的，非常的有钱白人味，连男主向贫民区的小男孩妥协道歉都要先讲一番社会的结构性压迫问题推脱一番，再为自己的过错道歉。不过还是太上流了，离艺术近，离好看远，我个人感觉一般。
（除了那场野兽般的行为艺术

琴调相思引・其一・临别馀干席上作／宋・赵彦端
拂拂轻阴雨曲尘。
小庭深幕堕娇云。
好花无几，犹是洛阳春。
燕语似知怀旧主，水生只解送行人。
可堪诗墨，和泪渍罗巾。

夜听李山人弹琴／唐・司马扎
瑶琴夜久弦秋清，楚客一奏湘烟生。
曲中声尽意不尽，月照竹轩红叶明。

秋夜泛舟／唐・刘方平
林塘夜发舟，虫响荻飕飕。
万影皆因月，千声各为秋。
岁华空复晚，乡思不堪愁。
西北浮云外，伊川何处流。

莱因哈特·科塞莱克：《概念史、记忆与身份》（2006）

■ 记忆、概念和集体身份

问：在历史写作中，过去几十年提出了两个重要的分析概念：记忆（memory）和集体身份（collective identity）。从后者说起。你不觉得，如政党、阶层、国籍或性别等强烈的政治认同感，可以视为个人对某些概念的有效接受的结果吗？这种接受使他们认为自己本质上属于某个集体或社群——有时甚至是唯一“属于”。我们特别注意到一些不对称的对立概念，正是在这些概念上构建了身份，它们成为排除他人并产生国家主义历史学家所说的“反身份”的工具。

答：首先，我认为语言国家（linguistic nation）与政治国家（political nation）之间的对立是19和20世纪的产物。自《凡尔赛条约》以来，第一种概念被认为是德国的特有意识形态，因为从语言角度看，我们更偏好文化国家而非政治国家，这也是我强调语言方面的原因。法国也有语言国家的特点，因为正如他们所做的，他们不允许语言少数群体在他们领土上发展，所有人都必须说法语。阿尔萨斯人、巴斯克人以及生活在布列塔尼的人都被迫说法语，这是由历史上强硬的语言政策推动的。因此，语言国家不只是德国的创造，它也是法国的实践。但是，背后的意识形态是另一回事，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截然不同。如果我们专注于细节，我们可能会发现国家差异，这些差异被不同的意识形态掩盖。

至于身份和集体记忆，我相信它极大地依赖于语言前提，这些前提使得说话者深受意识形态影响。我个人对这个议题的立场是坚决反对集体记忆，因为我曾在纳粹统治的十二年里遭受过集体记忆的影响。任何集体记忆的形式都让我反感，因为我知道真正的记忆独立于所谓的集体记忆之外，我的立场完全建立在我的个人经历之上。无论别人怎么说，我了解自己的个人经历，并且我不会放弃它们。我有权保持我个人的记忆，这些记忆构成了我的个人身份。为了迎合集体身份而产生的记忆，源自德国的教授、制造集体记忆的神职人员、政治家、诗人、新闻界等等……总之，那些认为自己是集体记忆守护者的人，他们为此买单，创造并使用它，以此来灌输信任和安全感。对我来说，这不是一种意识形态。对我来说，除了我自己的个人经历之外，我很难被其他任何事物说服。我总会回答说：“如果你不介意，我会保留我自己的个人和自由的个人立场，这是我所信任的东西。”

>>Po.1119960

因此，集体记忆总是一种意识形态，就像在法国，这一概念来自涂尔干和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哈布瓦赫没有为法国国家服务，但是为法兰西共和国发明了集体记忆。在1900年左右，这个概念为法国提供了一种适当的自我认同形式，在当时几乎完全是君主制的欧洲中，法国是个例外。这就是法国如何在当时的君主制世界中维持其基于集体记忆的身份。然而，所有这些都不过是学者们的学术发明。
马克斯·韦伯在对国家的分析中显示出深刻的见解，他认为国家是知识分子通过语言进行行动的后果。韦伯对这一点采取了一种非常严肃和学术性的视角来看待。

理查德·伯克：《什么是保守主义？历史、意识形态与政党》（2018）

■ 保守主义的悖论

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在1930年于佩鲁贾（Perugia）写道：“今日的布尔什维克和昨日的沙皇同样保守。”米歇尔斯这样说，部分是为了打破人们的常规预期——如果连激进主义的极端都可以被称作“保守”，那么保守主义作为一个意识形态究竟还有何意义？考虑到米歇尔斯本人从社会民主主义者转向辛迪加主义者再到法西斯主义者的政治历程，他的政治身份似乎游走于所有可能的立场之间，这也许并不让人感到意外。

在经历了这么多政治归属后，任何一个信仰似乎都能转换为另一种信仰。同样，在米歇尔斯写作的那个时代背景下，他对列宁遗产的看法也很特别。列宁领导的政党一度动摇了俄国的政治根基，而现在却在致力于通过武力维护权力。

然而，不管我们如何解读米歇尔斯这一言论背后的动机，我们都无法忽视他的一个核心观点——保守主义是一种立场性的（positional）而非理论性（doctrinal）的意识形态，可以不断地进行“修正”。这个观点在过去以不同的方式被提出，有的是将程序性保守主义与实质性保守主义区分开来，或者将某种态度与某套哲学体系对比开来。

有观点认为，程序性的保守主义最终归结为一种学说——保守主义是一种维持价值、防止激进变化的程序。这与米歇尔斯想要论证的观点非常接近。保守主义不应被理解为一种为理想背书的尝试，而是一种确保稳定安排的承诺。决定性特征不在于保护的内容，而在于保护行为本身。这意味着保守主义政治不可以通过政策的角度来定义，甚至也不能参照具体的意识形态原则来界定。保守更多的是一个相对于尝试引入不受欢迎变化的反对立场。当然，保守主义者在寻求维持某种立场时，必须有明确的政策主张。但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的保守主义不在于他们所偏好的内容，而在于他们决心团结起来维护一种制度。从这个视角来看，到了1930年，布尔什维主义已经成了一种公开的保守主义。

这一结论尽管看上去似乎自相矛盾，实际上却并不令人惊讶。到了80年代末，不管东德捍卫者们的革命社会主义还有什么根基，他们都已成为坚定的传统主义者。同理，尽管列宁在他的小册子《怎么办？》中曾谈及颠覆国家和赢取世界的必要性，但到了1920年，这位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却在敦促通过国家权力的垄断来巩固苏维埃政权。

>>Po.1119967

从俄国内部的发展来看，列宁的方法可以用马基雅维利的话来概括——统治者应努力“维护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最终导向一种激进的保守主义，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尽管这并非不可预见。1919年1月，米歇尔斯的老师马克斯·韦伯（Max Webber）在慕尼黑向听众发表演讲时提出反问：布尔什维克的政治方法与任何追求政治权力的新政权有何不同？他接着表示，尽管列宁主义必须利用现有手段征服政治，但它也必须利用这些手段来维护自身。换句话说，革命者一旦占据了上风，就会努力维护自己的地位。因此，从韦伯的观点来看，是实践而不是理论细节定义了保守主义政治的特质。

然而，我们还是得问一个问题：将保守主义简化为基本的保护冲动是否有实际价值？这样的描述太模糊了，以至于诺埃尔·奥沙利文（Noël O’Sullivan）不得不斥之为“荒谬”。约翰·考波克（J. G. A. Pocock）甚至认为，保守主义的通史不可能被编写，因为“太多人试图出于太多的原因去‘保护’太多的东西”。

仅仅以保守的角度来看待保守主义还有一个问题——作为定义，它似乎包含了一切，却又具体什么都不包含。几乎所有政治纲领都旨在保护某些东西。甚至连无政府主义也是这样，其目标是保护其所倡导的价值观，尽管不是通过国家这一工具来确保。此外，如果我们仅仅根据保护的冲动来定义保守主义，那么那些致力于激进变革的保守主义运动就不在讨论之列了。然而，自我宣称的保守主义者常常具有革命性质。
……
在莫勒看来，20世纪30年代，这些保守主义思潮被纳入了“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是对原计划的一个极大限制。随着目标的缩小，政治也变得支离破碎，与新正统思想相左的人只能扮演“托派”的角色，最终被排除在权力结构之外。从某种意义上说，莫勒认为这些右翼托派分子力图维护可以追溯到18世纪末的反动传统。然而，他强调的是背后的激进动力，即使这种政治可以与传统联系起来，但对莫勒来说，最显著的特点是其革命精神，这是一种情感上并不保守的保守主义。

迈克尔·弗里登（Michael Freeden）曾写道，保守主义有其基本的“形态”特征。他认为，这种意识形态可以通过其原则或所谓的“核心概念”来识别，这最终包括致力于“渐进和有机的变化”。这里的论点是，保守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倾向。它肯定不可以被简化为一种保护的愿望。相反，它涉及对谨慎管理变革的思想承诺。然而，这一标准显然也适用于改革型的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它总是努力确保政治变革的安全性。这可能要求变革具有渐进性，甚至“有机性”——如果“有机性”意味着通过利用根深蒂固的制度和价值观来追求变革的话。
这使我们陷入了困境。由于无法抓住一个分析对象，因此明确政治效忠的尝试也就失败了。保守主义实际上变得模糊不清。我们无法以一种清晰的思想“流派”的模式来确定保守主义学说。数个世纪以来，哲学史通常是通过对立的阵营来书写的，比如伊壁鸠鲁派、柏拉图学派、犬儒派和毕达哥拉斯派。

现代意识形态的变迁是规范转变和实际组织发展的结果。对这两种现象的研究通常分为两个专门的学科——思想史和政治史。一个研究舆论世界的变化，另一个至少部分地研究政党的演变。过去，这两种研究方法都以不同的方式将它们的研究对象虚构化——思想史研究者通过学说的神话化来进行；政治史研究者则假定，不管政党的外在形态如何变化，它的灵魂总是稳定的。当然，政党可以有持续的法人存在，但相关机构在其演变的每个阶段都很少“相同”。实际上，人们常常抱怨一个政党“窃取了另一个政党的衣衫”。
当一个政党采纳对手的政策时，也可以说它的本质被窃取了，因为一个政党传达的信息是其特性的一部分。领导层、选区、政策和言论都在变化。这种动态在荷兰、德国、比利时、奥地利和意大利的基督教民主党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这些政党最初代表的利益和它们后来服务的实际目标完全不同。
此外，尽管政党的起源与其后来的目标差异巨大，但这些目标随着时间的推移将进一步修订。在这个转变过程的最后，几乎没有什么在整个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正因如此，当政治历史学家追溯一个政党的命运时，他们所追求的企业存在往往在细致观察之后会消解为一系列持续的变化。正是因为这些变化和变异，学说有时被视为提供连续性。两种视觉错觉相互印证——意识形态提供了一种连续的制度现实的假象，而制度存在则给人一种稳定的意识形态核心的印象。然而，在这些假象的背后，我们得出的结论，变革依然在继续。

■ 在法国大革命的阴影下

这种将历史进程视作鲜明道德选择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历史哲学家如孔多塞、康德和黑格尔对于历史进步论的坚持所导致的一种错觉。结合了法国大革命被视为迈向光明未来必经的路径这一理念，诞生了一种全球历史进步的视角，它认为1789年之后的历史发展是向着实现更高层次的道德和政治理想迈进的过程。而这种观念反过来又使得人们倾向于认为，在这之前的社会价值观处于退步状态：充斥着迷信、严格的阶级制度、压迫与邪恶。
有趣的是，即使是更为精细的论述，通常也是以大革命的自我形象为出发点，进而将世界历史的分裂引入政治之中。“旧制度”这一术语正是由法国大革命提出，并随后用来广泛描绘所谓的“旧”欧洲。而推翻旧制度的理念也被认为是明显有利于现代世俗进步事业的，这导致了对革命的批评者们的指责，认为他们在阻碍通向美好未来的道路。从这个视角出发，保守主义被视为一种起源于反对1789年革命进步潜能的运动。作为大革命的主要反对者之一，埃德蒙·伯克被认为是这种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鼻祖。

忆秦娥／宋・张孝祥
天一角。
南枝向我情如昨。
情如昨。
水寒烟淡，雾轻云薄。
吹花嚼蕊愁无托。
年华冉冉惊离索。
惊离索。
倩春留住，莫教摇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