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与黑》⭐⭐⭐
不咋喜欢所以三星，喜欢玛蒂尔德一点。感觉也没啥好说的吧，这种名著……我想要说的都有前人说过了🎵，打卡

《20世纪以来中国傩文化研究述评》

王国维∶他在1911年出版的《古剧脚色考》中写道：“面具之兴古矣。周官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衣朱裳，执戈扬盾，似已为面具之始。”
这道出了傩的外在标志符号之面具，也指出了傩仪的主持者——方相氏。
1912年，他在《宋元戏曲考》中，提出戏剧起源的“巫觋说”：“歌舞之兴，其始于古之巫乎？巫之兴也，尽在上古之世。上古戏剧始于巫。后世戏剧当自巫优二者出”。指出了巫傩与戏剧的密切关系。

岑家梧∶他于1937年由商务出版社出版的《图腾艺术史》，从图腾崇拜、图腾艺术的角度，把傩与舞的起源，百戏、角抵的演变等娱乐形式，同以动物图腾进行驱鬼逐疫联系起来加以探讨。

胡朴安∶他于1923年编撰由广益书局出版的《中华全国风俗志》，记录了20多个省和10多个少数民族地区的民间风俗，其中包含傩俗和民间信仰的介绍，如安徽泾县农村的目连戏、湖北蕲春地区的七十二家“游傩”班等介绍。

>>Po.1405808
罗列前人傩文化研究罢了，没有实质内容，对傩文化感兴趣的话可以当参考书单

《80年代小说与西方荒诞思潮》

伴随西方现代主义文艺、后现代主义文艺和存在主义哲学思潮涌入中国文化领域，荒诞不可避免地呈现于作家、读者和理论家面前。

80年代作家们对此有不同的理解。大致说来，有两种看法。
一是认为荒诞是一种深层的本质的真实，作家用夸张、变形、梦幻、象征、倒错、拼接等艺术手法写小说是为了表达这种真实。
宗璞在《小说和我》中写道：“透过现实的外壳去写本质，虽然荒诞不经，却求神似。”
王蒙认为荒诞是与现实生活的可能性、真实性、逻辑性相对的，但又经常发生的、对现实生活产生作用的不可能性和不合逻辑性。他这样说：“小说而又荒诞——荒谬、荒唐、怪诞，作为小说中的一个变种，则是反过来有意凸现它的非实录性，强调它的‘不可能性’
（正确一点说应该是生活真实中所具有‘可能的不可能性’)，还要强调它‘纯属虚构，如有雷同，乃是巧合……不，根本不可能与真实的生活雷同。……荒诞小说，不但其材料是不可能的，而且其逻辑、其‘事体情理’（《红楼梦》语）也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却又是一种变型的可能，一种更加深层次的可能，或者可以说是一种深层次的事体情理。却原来世界上除了可能的事体情理在起作用以外，还有不可能的、不合逻辑的非事体情理或歪事体情理或乖谬荒诞的事体情理在起作用！”
余华则将荒诞当成接近世界真实的方式：“现在我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明白自己为何写作，我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更加接近真实。……寻找的结果使我不再忠诚所描绘事物的形态，我开始使用一种虚伪的形式。这种形式背离了现状世界提供给我的秩序和逻辑，然而却使我自由地接近了真实。”
另一种看法认为荒诞是人们在感悟到自身存在的无意义的荒诞处境之后的一种人生态度。史铁生是持此看法的主要代表作家：“荒诞派决不是闲得无聊弄些离奇古怪的事来哗众取宠，相反，荒诞派对生活是认真而又认真的，这才在人们司空见惯的生活中，在人们正正经经自以为是的所作所为中，问出一句话：这到底是要干嘛呢？真就问得人瞠目结舌无言以对，于是冷静下来会多有一步思考。所以，荒诞派其实是一种积极的倾向，他无非是看出了为人的歧途罢了。”

加缪认为：“自从人不再相信上帝的存在，也不再相信人可以长生不老的时刻起，‘他就要为他生活着的一切负责，为生于痛苦并注定为生活而受苦的一切负责。’该由他，由他自己去建立秩序和制定律条。于是，被上帝弃绝的人的时代开始了，人开始不遗余力要证明自己的无罪，开始了无端的忧伤，最痛苦，最令人心碎的问题，内心常思考的是：何处我才能感到得其所呢？”

>>Po.1405901
《尼采与虚无主义》加缪

【看了眼，这是03年的论文，难怪

一百多年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各种大变动，又在变动中找到令人向往和追求的光明之炬。但当信仰成为愚弄他人的工具，革命成为谋取利益的手段，科学成为夺取权力舞台的武器，民主成为政治家摄取民心的幌子，责任成为被人宰割后的供品，还有什么值得相信的价值、意义和追求呢？当一切崇高、神圣、庄严、纯洁贴上虚伪的标签；国家、民族、责任，意义只是空洞的符号；爱情只是一种短暂的需求或现实的无奈选择，一切终极追求会显得多么的滑稽可笑。当罪人与功臣、毒草与精华、无耻与善良、好与坏、美与丑、真与假……被随意地颠倒，一切语言符号成为权利或暴力的所指，我们还会、还能期待公平的价值标准与真理吗？当历史再次以惊人的相似性重复了那个渗透鲜血的“把戏”。人们还会相信：将来必胜于现在吗？现实使我们想起鲁迅先生，重味他的“虚无”与“绝望”：“这以前，我的心也曾充满过血腥的歌声：血和铁，火焰和毒，恢复和报仇。而忽而这些都空虚了，但有时故意地填以没奈何的自欺的希望。希望，希望，用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
然而就是如此，陆续地耗尽了我的青春。”（鲁迅：《希望》，引自《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71页。）

历史启示人们的决非只有伤痕、灾难和痛苦。当人们觉悟了信仰和希望的虚幻；觉悟了民族、国家和集体等宏大理想的虚伪；觉悟了鲁迅所谓历史之“瞒”和“骗”，人类生存困境中的痛苦便像毒蛇般咬啮人之灵魂。虽然中国数以亿计的老百姓为生存而奔波，为生儿育女而活着，为天伦之乐而幸福，决无能力、精力和时间去思索这些深层的困惑，但他们逃脱不掉因现代社会巨裂变化而来的无所归依感。他们总在寻找“精神寄托物”：或是观音，或是上帝，或是在祖坟前烧几包纸钱，或是去庙里拜拜菩萨。没有精神寄托物的人们，怎样找回家的路呢？

>>Po.1405907
与此同时，作家们在西方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文艺作品对自我存在处境的描述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敏锐的理论工作者并没有忽略这种现象：“过去以为现实生活是一片歌舞升平，或者处处都是斗争。但在全国陷入疯狂的‘文革’年代，这一切都成了梦魇。是非颠倒，人性沦丧，现实突然变成了一个硕大无朋的荒诞，人变为非人。他不过是一个零，在巨大的邪恶面前，他无力把握自己的命运。一时间，卡夫卡的‘城堡’与‘审判’，在现实生活中可说遍地都是。这在灾祸的年月所给予中国人民的心灵震动与创痛，实在不亚于两次大战给予欧洲人民的精神打击。那么当人们重新回到现实，面向理智，引起文学的反思不就是很自然的么？在这种条件下，生活能阻挡那些曾被推进卡夫卡式的‘城堡’与‘审判’，被践踏和被撕裂的人，去采用卡夫卡式的艺术思维方式么？与此同时，当西欧各种哲学思潮，特别是存在主义哲学，空前普及，当你看到有的文化素养并不很高，抱着一厚本《存在与虚无》离开书摊而沾沾自喜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这不仅仅是时髦，却可看出这类思潮是何等深入人心，人们需要了解这类学说。”（钱中文：《民族文化精神与文学发展——论中国当代文学与现代主义》，《文艺理论研究》1988年第2期。）

经济改革使中国某一部分人在短短十多年就享受到西方式先进的物质文明，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的欲望和基本生存需求的满足。但是，欲望的满足终究不能掩饰、取代灵魂深层的困扰、迷惑、空虚和无所归依，甚至可能加剧这些精神疾病。精神危机和信仰危机，始终作为一股潜流混合在整个社会文化现象之中。身处当代社会，人们拥有更多自由选择的机会和可能性。张扬个性，曾成为时代青年的口号。虽然此时所谓的“个性”没有五四时期之“个性”那般深邃的政治和历史内涵，但其存在的姿态表明了社会的宽容度和人们观念的开放程度。
当我们面对道德伦理的、家庭的、爱情的、婚姻的、友谊的、人生发展道路的、物质需求的、文化胃口的选择时，可以尽可能的表现自我，不必顾及社会的、家庭的、他人的感受，只要感觉好就行。但是，自由选择意味着异彩纷呈，各取所需，却又常使人们陷入困惑与迷失。我们在各种选择前无所适从，难以把握。同时，选择的多样性，宣告了评价难以达成统一的尺度。小说可以注重情绪的流动，侧重表现人的心理和潜意识；也可以情节取胜，关注社会现实；还可以像拼贴画那样随意组接。选择的多样，价值的多元，尺度的缺失，使我们陷入自言自语的状态，并因之而感到难以沟通和理解的苦恼和孤独，人与人之间的不和谐也骤然增多。历史在改革时代呈现出另一种悖论：自由选择的社会与无所归依的个体。
正当人们为选择而犹豫、为多元而困惑、为无所归依而焦虑时，发展经济的商品社会提供了一种最简单、最原始的办法——货币化。这种价值标准又加剧了人们无所归依和异化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再次感到评价的困难，人们会觉得保持或者发现一份真诚、纯洁和善良，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情。人之为人的特性又何在？“我”又何在？

人类总是面对和思索一些与生俱来的问题，譬如生、老、病、死，爱、欲、情、仇：譬如生命的价值、人生的意义。正是这些人之为人的基本问题，使人类情感和存在处境具有普遍性。这些与生俱来的问题和困境，不因社会制度、经济、文化、阶级、民族、人种、性别的异同而有无，它似一把剑，刺向每个人的内心深处，也像一个谜，让每个人想解而解不开。
因之，人类之间具有超越一切而相互理解的可能性。

拜占庭镶嵌画

圣像的精神意涵连带限制了艺术家的创作空间。绘画目的主要在呈现内心一时冲动所感应到的，而非肉眼所见到的。透视法派不上用场，因为事物的呈现不以尘世为背景。时间不存在，因此活力、活动、移动不能成为表现主题。画中的世界是超越时间的、悬浮的、寂静的、不动的。就圣像的标准，连光影都是不自然的表现，因为基督和他的诸圣徒本身就是光照的来源。如果圣像堕落为写实主义、错觉艺术手法的表现，那么圣像就失去了其精神特质，而不再是圣像。此外，如拜占庭画家创作的圣像，一直是处于创造状态中。画家以画笔、颜料、技法完成一幅画，只是创造过程的开始，而由面对圣像的祈祷接续这个过程。因此，祈祷留下的有形痕迹[滴落的腊油、圣像前油灯千百年烟秉创造出的层层油垢等使用痕迹]，都是必要的添缀，成为画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998年在伦敦皇家艺术院举行的外国圣像展[有些展品历史悠久]，主办单位就未充分了解这点。为感谢这些作品得以顺利参展，主办单位郑重其事清理、修补了这些圣像。前来参观的东正教徒看到崭新的圣像大为震惊，认为圣像的精神价值和艺术价值大为降低，主办单位的作为无异在破坏古文物。

……，除了少数例外，伊斯兰艺术是非具象的，倾向于装饰性的抽象风格。伊斯兰教比基督教更近似犹太教，而它也一如犹太教，特别注重“文字”：经过适切铭刻出的文字，就如东正教的圣像，具有神圣特质。因此，书法是穆斯林神学家惟一公认的艺术形式。伊斯兰艺术怀有“空间畏怖”[horror vacui]，因此建筑物墙上留下的空白往往以经文字句加上缀饰填满。在伊斯兰，富于表现力的书写，和中国书法一样，是艺术的核心。书法艺术自成一格，

伊斯兰清真寺建筑艺术

不确定性，按照美国学者伊哈布·哈桑的说法，“指由下面这些各种不同概念共同勾勒的一个复杂范畴：模糊性、间断性、异端、多元性、散漫性、反叛、倒错、变形”
不确定性表现了世界的存在状况和人类在认识世界时感到的一种不可知性和无法把握感。而人类又总希求通过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探索出明确的规律、逻辑、真理等终极的绝对的解释。人类对自我行为方式的确信与世界提供的不确定性之间的背离状况,会使人对其存在的处境和行为方式本身产生荒诞感。

这个挺重要的，可以和之前研究规则怪谈的一篇文章一起解读，以及我觉得现在流行的中恐克味也是荒诞在流行文化里越来越凸显的表现

……王蒙的这些小说随意拼贴语词，极大地颠覆了惯常的语法结构和意义结构。相对于前有的逻辑和习惯，这种铺排、拼贴或组合式的小说语言段落，不符合读者思想观念中的阅读习惯、阅读期待和追求的生活逻辑。这种含糊的、不可思议的、不合惯有逻辑的任意组合，会使读者觉得：他的要求(或欲求)与世界提供的多种可能性之间的背离，越是有各种可能，越觉得什么都不可能；越是有多种意义，越觉得毫无意义；越是有各种选择，越觉得别无选择。

就像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一样：“没有任何东西是清楚明白的，一切都是杂乱无章的，而人只保留了他的洞察力以及对于封闭他的一堵堵围墙的明确认识。”
按照加缪的观点，人类对统一、绝对、明确的世界的希望和呼唤与世界的混乱和不合理性之间的背离便产生了人的存在的荒诞。

西方小说家们擅于使用时空倒错、随意拼贴等文学技巧和强调非情节、非逻辑、非中心的文学结构，是与其对世界、对人生、对文学的基本观念相关联的，是个体在非理性、不可知的、无意义的世界中彻悟到存在的荒诞，并试图以文学形式还原世界的本质真实和反抗个体存在的荒诞。而荒诞正是“一种贯穿于人类历史全过程的基本感觉方式与思维方式，它与人类的历史、人类的文明同步产生并同步消亡，它代表着人类感觉与思维过程中的怀疑 与否定的倾向，与肯定及证实的倾向相对立。”

“怀疑”，便是先锋派作家从20世纪西方文学中获取的精神养料，并成为其体悟个体存在荒诞的一种意识和看待世界和人生的一种眼光。异于80年代初期作家对“文化大革命”在政治和传统封建思想层面的怀疑与反思，先锋派作家的怀疑意识已倾向于对个体和世界、对普遍和常识、对整个人类生存秩序和规律的本体层面。正是这种怀疑意识构成了先锋派创作的基础，“任何新的发现都是从对旧事物的怀疑开始的。人类文明为我们提供了一整套秩序，我们置身其中是否感到安全？对安全的责问是怀疑的开始。人在文明秩序里的成长和生活是按照规定进行着。只需对人的规定显然是维护人的正常安全，然而秩序是否牢不可破？事实证明庞大的秩序在意外面前总是束手无策。”

按照传统的阅读习惯，人们总是寻找明晰的意义，事情发展的逻辑、人物思想行为、性格发展的因果关系以及结局的必然性，总是会问：这样写是什么意思？小说中的人物为什么会这样行动？事情的结局将会怎样？意义、目的、必然、规律等终极结论是人们希望努力穷尽的。而马原感到这种努力是徒劳的，不可逆料的偶然性对人的生活起决定作用，人的欲求与世界提供的答案之间的背离，便构成了人的存在的荒诞。马原曾说：“有些时候，我强烈地感到就要接近最终结论了，但我终于没能最终接近。正是无法最终得到结论(或最终到达)的经验，使我不希望目的的最终到达。这样，目的就成了绝对，因而成了无法之法。这是一种全新的纯属个人的经验，我不知道这是否说得上是一种审美理想。其中的神秘来自明白无误但又无法企及，这与惯常的意象复合交叠以及词意含混晦涩完全是两回事。”因之，马原打碎中国做小说的规则，将片断性的、毫无因果联系的、非逻辑性的偶然经历、奇闻轶事、日常现象拼装起来。

……

马原借小说打碎了人们以往的思维方式：即认定有终极、神圣、绝对意义，认定没有哲学解决不了的问题的思维方式。他希望读者能够“见仁见智"，而实际上每篇小说总有一个叫“马原”的人会告诉读者：世界是无数事实的随意堆彻；无数现象的零乱排列；偶然性的集合；非因果、非逻辑性、无意义的事物的拼凑。马原曾这样说：“人的任何选择、任何决定都与他本人以往经历中那些看来缺乏联系的细节有关，是经历过的全部细节中和作用的结果。生活尚且如此，小说何必要求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