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执政体系为环境与反环境的关系提供了常见范例。作为环境的政府需要反对派充当反环境，以此获得自我认知。反对派的功能类似艺术与科学在创造感知方面的作用。当政府环境在即时信息世界中愈加深陷一体化时，反对派的存在似乎愈发必要却又愈发难以容忍，它开始呈现出“远程预警系统”的敌意特征。但更关键的是，我们要思考艺术与科学作为社会环境“预警系统”的职能，二者提供的感知模式，能在问题爆发前就成为应对未来困境不可或缺的定位工具。我们面对颠覆性技术的典型反应，往往是试图重建旧环境而非把握新环境的机遇。忽视新机遇即意味着未能理解新力量，这导致我们无法为新环境建立必要的控制机制或反环境，最终沦为自动化傀儡。

W·T·伊斯特布鲁克（W. T. Easterbrook）对官僚体制与企业关系的深入研究揭示出，当一方成为环境，另一方必然转化为反环境。二者如同历史长河中交替蹬车的双胞胎，永续轮转彼此的角色。

18世纪，当文学现实主义兴起时，外部环境被置于反环境的位置。笛福（Daniel Defoe）等人将日常世界赋予艺术对象的职能。环境开始成为感知探针，它获得自我意识，从隐匿的渗透性模式转变为“焦虑的对象”。将环境作为探针或艺术对象具有讽刺性，它迫使环境自我暴露。浪漫派诗人将此技法延伸至自然界，将自然转化为艺术对象。自波德莱尔（Baudelaire）、兰波（Rimbaud）至霍普金斯（Hopkins）、艾略特（Eliot）与乔伊斯（James Joyce），诗人将语言作为探针，也就是长期作为环境存在的语言，就此转变为探索工具与研究手段，成为反环境，成为波普艺术。

制造反环境的艺术家使我们察觉哪些新事物已成为环境（因而成为改变情境的最活跃因素），这解释了为何上世纪艺术家常被斥为公敌与罪犯。同理，新闻天然偏向犯罪与负面报道，恰是此类消息使我们认知世界。自爱伦·坡（Allan Poe）笔下的杜宾（Dupin）起，侦探便如同都市艺术家般的探针。社会惯例总是滞后一个阶段，永远不具环境属性。矛盾的是，我们关注的始终是先前的环境。新环境总是以旧环境为材料。

在1965年春季刊的Varsity Grad中，格伦·古尔德（Glenn Gould）探讨了录音音乐对演出与创作的影响。他的核心观点是，当录音创造新环境时，听众实质上成为了演出与创作的参与者。这是任何因技术变革而达到高强度或高清晰度环境必然发生的形态逆转，正如官僚体制与企业关系的特性反转。环境天然具有低强度与低清晰度特性，这正是不被观察到的原因。无论是自然界的风暴还是新技术引发的剧变，任何将环境提升至高强度的力量，都会使之转化为关注对象。当环境成为关注对象时，它就获得了反环境或艺术对象的属性。

当社会环境因技术变革激发出异常强度并成为焦点时，我们便称之为“战争”或“革命”。其实所有环境都蕴含“战争”的全部要素，只是战争的条件源于这些要素被提升至高清晰度。在即时信息传递的电力条件下，战争概念及其现实已渗透进日常生活的诸多情境。我们长期将战争视为公众或国家间的行为，殊不知公众与国家本是印刷技术的产物。电路技术使公众与国家沦为新技术的内容：“大众受众不再是作为环境的公众，而是作为新电力环境内容的公众。”印刷技术创造的“公众”由持有不同观点的独立个体组成，大众受众则由深度卷入彼此、并深度参与所呈现艺术或教育情境创作过程的相同个体构成。

传统艺术与教育作为消费包裹被提供给公众以实现教化功能。新大众受众则作为参与者与共同创造者直接介入艺术与教育。这使得艺术与教育转化为新的经验形式、新环境，而非新的反环境。前电力时代的艺术与教育之所以是反环境，因为作为各种环境的内容存在。电力条件下，内容本身却趋向环境化——这正是马尔罗（André Malraux）在《无墙的博物馆》（Museum Without Walls）与古尔德在录音音乐中发现的悖论。音乐厅里的音乐曾是反环境，而同样的音乐被录制后，则成了“无厅的音乐”。

此变革的另一悖论在于，当音乐通过电力手段环境化时，它反而愈发成为私人的关切。与之相应且形成互补悖论的是，音乐厅时代的前电力音乐（当“公众”尚未被“大众受众”取代时的音乐）是面向群体的集体仪式而非个人经验。

这一悖论延伸至所有电力技术。例如，允许全球集中控温的同一技术，实则鼓励私人控温装置的个体化操作。因此，大众受众时代反而比此前的公众时代更具个人主义特征，正是这种悖论的动力学，使得当代关于“从众”、“分离主义”与“融合”的讨论充满混淆。在这些情境中，深刻矛盾的行为与方向始终并存。这在车轮时代之后电路时代来临之际毫不意外，反馈回路施展各种伎俩，扰乱机器时代那种单一平面与单向度的思维行动模式。

将上述理论应用于黑人问题，可以说农业化的南方长期将黑人视为环境性存在。在这种语境下，黑人成为挑战、威胁与负担。“白人至上主义”与“白人垃圾”这类表述同样体现了这种环境化认知态度——环境就是必须被征服的敌人。对乡村居民而言，征服自然是永恒的挑战，因此南方人将牛仔形象贡献给边疆拓荒史。作为原型牛仔的弗吉尼亚人将环境视为敌对的自然力量。在边疆拓荒者眼中，他者就是环境化且敌对的存在，而城市居民则视“人”为都市环境的“内容”而非“环境本身”。

类似情境见于加拿大法语区问题。自铁路时代与联邦成立以来，英语加拿大人始终构成法语加拿大的环境。但随着电报、广播与电视的出现，法语区与英语区共同沦为新技术的内容。当今电力技术已全然环境化地包裹所有人类社群，由此导致环境向反环境转化的巨大混乱。所有电力时代前构成独立环境的旧群体，如今都转化为反环境或新技术的内容。这些曾经无意识的环境正日益成为高度自觉的中心。

任何新环境的内容，正如旧环境最初那样难以被察觉。这种环境更迭及其附带的戏剧性效应，终将因观众在无意识状态下的过度参与而显得乏味。电力时代使所有旧环境都转化为反环境，这种转变将其改造为自我意识与自我主张的领域，催生动态的力量博弈。

埃里克·哈夫洛克（Eric Havelock）在《柏拉图导论》（Preface to Plato）中阐明文字如何分阶段瓦解希腊部落社会。继口传记忆的部落知识体系之后，文字使人得以按范畴分类组织知识（柏拉图所称“理型”）。分类数据或知识的视觉化组织催生了艺术中的再现手法，再现本身是前文字时代艺术家未知的匹配与分类形式。当今非具象艺术的复兴，正源于电力时代对经验视觉化组织的扬弃。

视觉是唯一能创造均匀、连续、关联的时空形式的感官，构建了欧几里得空间（Euclidean space），这是人类特有的视觉化与文字化。随着电路技术与即时信息运动兴起，欧几里得空间消退，非欧几何浮现。牛津数学家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让爱丽丝穿越镜面进入物体自创时空的世界，敏锐捕捉到了上述变革。

视觉化人类认为物体仅被安置于时空而非创造时空，这种将世界视为固定环境的观念，实为文字与视觉假设的产物。米利奇·恰佩克（Milic Capek）在《当代物理学的哲学冲击》（The Philosophical Impact of Contemporary Physics）中指出，当科学家遭遇前文字时代的非欧空间与文字时代的牛顿空间时，会产生奇特的认知混乱。当代科学家与哲学家、教育者的困惑同源，怀特海（Whitehead）指出，他们仍幻想将新发展塞进旧时空框架。

当代艺术最显著的变革不仅是摒弃再现手法，更是抛弃故事线索。诗歌、小说、电影中，叙事连续性已让位于主题变奏。这种取代故事线或旋律线的变奏模式，本是原始社会的常态，如今因相同的原因（我们正成为非视觉化社会）而重归主流。

在电路或反馈的时代，碎片化与专业化往往让位于整体性的组织形式。新石器时代，也就是狩猎时代之后的农耕时代，是专业化与劳动分工的纪元。随着电路技术的降临，这一时代已抵达某种惊人的终点。电路化是深度去中心化的进程。具有悖论意味的是，恰恰是车轮与机械创新催生了中心主义。电路逆转了车轮的特性，正如静电复印术颠覆了印刷机的属性。在印刷术之前，抄写员、作者与读者的身份往往相互交融。印刷术则使作者与出版商成为高度专业化与中心化的行为模式，而静电复印术又使作者、出版商与读者再度趋于融合。

如果说印刷书籍是首个实现规模化生产、催生统一价格与市场的产品，那么静电复印术则使定制化书籍得以复兴。写作与出版逐渐演变为一种具有集体包容性质的服务。印刷文字创造了“公众”，这个由持有各自观点的独立个体构成的群体。然而，电路创造的并非“公众”（public），而是“大众”（mass）。大众并非独立个体的集合，而是深度互嵌的个体网络。这种互嵌性的关键不在于规模，而在于速度。

日报便是这一现象的生动注脚。报纸上的内容条目全然断裂且互无关联，唯一贯穿其中的只有日期栏。读者必须像爱丽丝穿越镜子般穿过这道日期栏，否则就找不到“入口”。一旦穿越日期栏，读者便踏入一个需要自行编织叙事线索的新闻世界。正如侦探小说读者参与案情构建，报纸读者也在创造新闻。

正如印刷报刊将“公众”塑造成新环境，每种新技术或人体机能的延伸都倾向于创造新环境。在信息时代，环境本身已成为信息。例如从地球延伸出的卫星与天线阵列，已将此星球从生存环境转变为探针。早在上世纪，艺术家们就通过无数实验模型预示了这种转变。现代艺术（无论是绘画、诗歌还是音乐）自诞生之初便是探针，而不是包装品。象征主义者彻底拆解旧有包装，将它转化为我们手中的探针。包装品属于消费者时代，探针则属于实验者时代。

艺术的独特性在于作为反环境的功用，它是使环境显形的探针。这是一种象征性（抛物线式）的行为模式。“寓言”（parable）的词源本义是“反向投射”，正如“象征”的（symbol）原意为“共同投射”。当我们用卫星与天线阵列装备地球时，本质上是在创造以地球本身为内容的新环境。环境的特性在于，它们是复杂进程，并且总会将内容转化为某种原型。当地球成为新信息环境的内容时，它自身也趋于艺术品化。正如铁路与机器为农耕文明创造新环境时，古老的农耕世界便转化为艺术形式。“自然”成为“艺术品”，浪漫主义运动由此诞生；当电路环绕机械环境时，机器本身便成为艺术品，抽象艺术应运而生。

当信息成为我们的环境，将环境本身编程为艺术品便成为必然。雅克·埃吕尔（Jacques Ellul）在《宣传》（Propaganda）中提出了类似看法。他认为，宣传并非某种意识形态或媒介内容，而是所有媒介同时运作的机制。母语就是宣传，因为它同时对所有感官施加影响，塑造我们整体的认知方式与情感模式。

任何环境的运作机制总是隐形。新环境出现时，我们才首次感知旧环境。我们在深夜剧场看到的不是电视，而是“老电影”。皇帝穿上新衣时，臣子看不见他的裸体，只看见他的旧袍。唯有孩童与艺术家具备这种直接感知环境本质的能力。艺术家提供反环境，使我们得以看见环境本身。这种反环境的感知手段必须持续更新才能保持效力。

人类无法直接感知环境的基本困境，至今未被心理学家关注。在加速变革的时代，感知环境的需求变得迫切，而加速本身也使这种感知成为可能。罗素（Bertrand Russell）曾经说过，如果洗澡水每小时仅升温半度，我们将永远不知道何时受不了。新环境重置我们的感官阈值，继而改变我们的认知与期待。

这个时代需要的是测量感官阈值的方法，还需要精确发现这些阈值如何随特定技术出现而改变。掌握这种知识，我们就能为人类社群规划合理有序的未来，这相当于为室温安装恒温控制器。将这种控制延伸至人类所有感官阈值显然合乎逻辑。我们没有理由感谢那些以随意创新之名玩弄感官阈值的人。

古人以鱼眼永不闭合，故将锁制成鱼形，取其日夜守门不懈之义。
宋欧阳修《清明赐新火》诗：“鱼钥侵晨放九门，天街一骑走红 尘。”故以“鱼”应“钥”。《太平广记》卷四六六引《三秦记·龙 门》：“龙门之下，每岁季春有黄鲤鱼，自海及诸川争来赴之。一岁中登龙门者，不过七十二；初登龙门，即有云雨随之，天火自后烧其尾，乃化为龙矣。”遂因“鱼”而缀以“门”，取鱼化为龙之义。

《后汉书·蔡邕传》：“吴人有烧桐以爨者，〔蔡〕邕闻火烈之声，知其良木，因请裁而为琴，果有美音。”桐遂为琴的同义语，故相协。

原来

焦 馨 明人。字宁考。
宋洪迈《容斋随笔·宁馨阿堵》：“‘宁馨’‘阿堵’，晋宋间人语助耳。
后人但见王衍指钱云：‘举阿堵物却。’又山涛见衍曰：‘何物老媪生宁馨儿？’今遂以阿堵为钱，宁馨儿为佳儿，殊不然也。”按宁馨犹这样。此拆“宁馨”以为名字。考犹父，以为缀饰。《尔雅·释亲》：“父为考。”按，上古父可称“考”。《书·舜典》：“百姓如丧考妣。”后世只称死去的父母为考妣。文人逞奇，遂出此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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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江红・送李正之提刑入蜀／宋・辛弃疾
蜀道登天，一杯送、绣衣行客。
还自叹、中年多病，不堪离别。
东北看惊诸葛《表》，西南更草相如《檄》。
把功名、收拾付君侯，如椽笔。
儿女泪，君休滴。
荆楚路，吾能说。
要新诗准备，庐山山色。
赤壁矶头千古浪，铜鞮陌上三更月。
正梅花、万里雪深时，须相忆。

嘉靖间，昆山民为男聘妇，而男得痼疾。民信俗有“冲喜”之说，遣媒议娶。女家度婿且死，不从。强之，乃饰其少子为女归焉，将以为旬日计。既草率成礼，男父母谓男病，不当近色，命其幼女伴嫂寝，而二人竟私为夫妇矣。逾月，男疾渐瘳。女家恐事败，绐以他故邀假女去，事寂无知者。因女有娠，父母穷问得之。讼之官狱，连年不解。有叶御史者，判牒云：“嫁女得媳，娶妇得婿。颠之倒之，左右一义。”遂听为夫妇焉。吴江沈宁庵吏部作《四异记》传奇。 （《古今谭概·杂志部·嫁娶奇合》）

好有意思

龙马：据《周礼·夏官·廋人》载，马八尺以上称“龙马”。

等等，所以「龙马精神」指的不是龙和马，而是这种大马？( ☉д⊙)

《说文·匕部》：“真，仙人变形登天也。”《释名·释长幼》：“老而不死曰仙。”“真”“仙”乃道教仙人的统称，混言之二者则不分，析言之则“真人”高于“仙人”。“真人”一般为受过帝王封诰的仙人。如“南华真人”（庄周）、“冲虚真人”（列御寇）、“通玄真 人”（文子）、“洞灵真人”（庚桑子）即为唐代受过封诰的“四大真人”（参见《旧唐书·玄宗纪下》），据说他们是太上老君的四大弟子。故以“仙”应“真”。

《尚书五行传》曰：‘晦而月见西方谓之朓。’”古代历法不精，偶尔晦日月牙现西方，但月光一般短暂而幽暗，故曰玄晖。又，​《文选·谢庄〈月赋〉》​：​“引玄兔于帝台，集素娥于后庭。​”李周翰注：​“玄兔，月也。中有兔象，故以名焉。​”​《楚辞·天问》​：​“夜光何德，死而又育？厥利维何，而顾菟在腹？​”王逸注：​“言月中有菟何所贪利，居月之腹而顾望乎？菟一作‘兔’。​”洪兴祖补注：​“菟与兔同。​《灵枢》曰：‘月者阴精之宗，积而成兽象兔，阴之类……故《天对》云：‘玄阴多缺，爰感厥兔。’”月名玄兔，又称玄阴，故其光曰玄晖。

月

《老子》第一章：“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又：“故常无欲，以观其妙。”王弼注：“妙者，微之极也。故常无欲空虚，可以观其始物之妙。”故以“观妙”应“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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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 清人。字宁人。

初名绛。《左传·襄公三十年》：“晋悼夫人食舆人之城杞者。绛县人或年长矣，无子而往，与于食。有与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纪年。臣生之岁，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于今三之一也。’……士文伯曰：‘然则二万六千六百有六旬 也。’”后遂称长寿之人为绛县老人，又省称“绛人”。唐刘长卿《奉寄婺州李使君舍人》诗：“天清婺女出，土厚绛人多。”故初名“绛”，应之以“人”，意在希冀为长寿之人。又因“人”而饰以“宁”。《书·大 诰》：“予曷其不于前宁人图功攸终。”

明亡后，顾炎武矢志抗清复明。易名“炎武”，表面上“炎”与原 名“绛”皆有“赤”义。实际盖取《汉书·郊祀志赞》之文义：“汉兴之 初……遂顺黄德，彼以五德之传从所不胜，秦在水德，故谓汉据土而克之。刘向父子以为帝出于《震》，故包羲氏始受木德，其后以母传子，终而复始，自神农、黄帝下历唐虞三代而汉得火焉。故高祖始起，神母夜号，著赤帝之符，旗章遂赤，自得天统矣。”颜师古注引邓展曰：“向父子虽有此议，时不施行。至光武建武二年，乃用火德，色尚赤耳。”自汉用火德，后世遂有“炎汉”之称。并以之称中国或汉族，唐玄宗《封东光公主制》：“炎汉盛礼，蕃国是和。”名“炎武”，其一，意谓希望汉族能于明初亡之际，重振武德，以御外侮。其二，“炎武”犹言“光武”。谓反清复明之业，必如当年汉光武之重兴汉室，尔后亦将重正火德，以得天统，以宁人民。故仍以“宁 人”应“炎武”。

■《古人名字解诂》⭐
呵呵不出所料果然时长榜二了……打一星不是因为它不好，而是纯粹的不推荐，尤其不推荐看完，这就是本工具书，性价比跟硬要看词典一样低。
至于内容还是很靠谱的，作者功底之深让人敬佩。想当取名参考的看看挺好的，只是不推荐全部看一遍…看几个大姓其实就可以差不多get到古人取名的基本套路和常见典故了，比如刘禹锡原来真是个大众名，见了好几个人取禹或者锡或者取字禹锡了……用同一个典故就这样。

我看完全凭硬犟🏳️

>>Po.1399171
卧槽翻了下上次这么犟硬翻完工具书还是23年的中国民间风俗信仰词典，但那时没有用可以计时的app看，所以完全不知道看了多久，但体感上的确是拖了很久很久

林之助
（1917年2月2日－2008年2月13日）生于台中

银霞并非没有做好被拒绝的心理准备，她甚至早盘算好了一番话，打算一步一步地解释和请求。却没想到母亲先发制人，竟用这样的语调一口回绝，冷而锋利。银霞像是刚举棋即被人喊“将军”全盘封杀，感到意想不到的错愕与难受。她觉得喉咙堵着一口气，许多话闷在胸腔里；几次欲言又止，良久也挤不出来一句完整的话。她终于忍不住垂下头呜咽起来，一双手竟还不歇，犹在编织着网兜子。红色的尼龙绳宛如细长的蛔虫缠住她的手指，眼泪却潺潺流了一脸，从下巴滴落到衣襟。

这样哭了许久，银霞的脸庞和胸口全被涕泪沾湿，她也没有伸手去揩，仍然一吸一顿，头越垂越低，嘴巴里全是眼泪的苦咸。

梁金妹叹了一口气。

“何苦呢？”银霞知道那是母亲在说话，却觉得那声音遥远，仿佛是电视里某个演员从另一个时空，用另一个时代的语调说的话。“你哭成这样子是要折磨谁？”

银霞依然低着头，任由涕泪直垂；黑暗如一副厚厚的头罩套在她头上。“我十六岁了，从来没有闹过什么。”

“我有吵过要新衣服吗？有吗？我有要过漂亮的鞋子吗？有要过玩具吗？”她说着，忽然一阵委屈涌上心头，眼泪再如决堤般哗哗淌下。这下她的手指卡在编织了一半的网兜子上，一时不知该如何解除，便缓缓抬起头来面对母亲，像要让她看清楚这张泪流满面的脸。

“你看，我什么都没有！”银霞对着眼前这漆黑的世界，以及那溶解在黑暗深处的母亲，大声哭喊起来。

梁金妹沉默半晌，别过脸去怔怔地看着电视上另一张梨花带泪的脸，忍不住自己也抽了抽鼻子。“你怎么不能安分点呢？”她的声音从黑暗中传来。这一回很近，仿佛就在耳边，又像是这句话已听过许多回，老早在银霞的耳道里落地生根了。

《流俗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