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看《The sentinel state : Surveillance and the survival of dictatorship in China》

And preventive repression is certainly not state violence in the form of arrests, beatings, imprisonment, and even the killing of dissidents. These are reactive techniques. Preventive repression, in contrast, reflects an understanding that the regime is best protected without eye-catching acts of violence.

网页链接
S7E9 鲁豫对话小帕 | 要走多少路，才能成为一个女人，答案在风中飘荡

经济能量被迫转移到各种工具之上。购买汽车和收音机变得不可或缺、也更加负担得起。人们越来越不愿意认真投资私人藏书，也不再那么值得。人们从广播和报纸上了解书籍的梗概和结论，只有专家才在意其中的细微差别。无论如何，这种转移确实带来了工时的有利缩短，但这种缩短只能在有限程度上转化为闲暇。在大大小小的娱乐工具能够在空闲时间里对抗无聊之前（况且通勤路途也侵蚀了这段时间），还有公寓及家用设备的保养在等候，由于家政服务和维修费用的上涨，即便是薪水颇高的工人也不得不自己动手。

女性本身也在从事职业工作。为这些越来越舒适的设备所支付的按月分期付款要持续到它们变得过时，再被更新一代的“更舒适”设备取代。因此，每一项劳动负担的减轻都带来了新的义务，人们必须跟上它们的步伐。

然而，个体可用于私人兴趣的心理能量在本质上是有限的。整个社会的生活不需要外部强制就不断自我复制，如今对个体提出了巨大的内在消耗，无论是在工作中持续紧张的专注，还是在由机械媒介带来的消遣中都耗费了大量这种能量。

或许，爱尔维修没有错，当他把无聊与正确的文化联系在一起时（叔本华只是把无聊视为一种罪恶，至多认为它是迷信的根源），无聊是想象力的土壤。闲暇与无聊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两者都无法真正抵达。在技术文明中，人们被彻底治愈了那种沉思的习惯，以至于忘记了抵抗，而抵抗恰恰是叔本华哲学的灵魂。

叔本华那种“进步必然以新的苦难为代价”的观念，在当下会找到极为丰富的例证，即便人们只看自由的西方国家，闭上眼不看东方的贫困与恐怖。假如叔本华见到今天的大众文化及其广告，必然会愤怒地加以指责，并为它们找到恰当的位置。

然而，在对当下状况的这种“消极”批判中，在一个结构性力量绝对增强的世界里，叔本华也不得不承认，个体进入整体时所拥有的力量和意志，既受到整体的制约，也同样反过来影响整体。

如今，社会关系的总体本身构成了一种具有自身规律性的现实。是社会通过彼此联系的个体生产并不断改变自身，而不是脱离社会的个体去单独提供保障与保护，并进行各种分配和分层。那些因为在社会中所处位置不同而作用各异的个体和群体，那些在整体权力博弈中产生的职能，构成了决定社会正义与非正义的制度基础（而不是脱离社会的独立情感或观念）。

这个整体就是那个看似在社会面前自由独立、实则又在社会中辛苦奔忙的个体身处的“整体”，它既产生文化，也产生大众文化。整体的状态决定了语言的状态，甚至决定了一切精神领域的状态。人体器官的发育是为了感知并推动精神领域的进步，整体也促成了技术的兴起和更高的人类寿命，这必然导致机器和消费品的生产，产生它们具有的非理性力量。这个超越个体的社会存在是由人类自身创造出来的。离开人的活动，它什么也做不了，也无法违背人的意志自行运转。它只是依靠人的力量而变得强大，但反过来又对所有个体产生作用。

——马克斯·霍克海默：《叔本华与社会》（1955）

杰弗里·亚历山大：《现代、反、后、新》（1995）

历史不是文本（text），也不是叙事（narrative）——无论是不是大叙事。可是，除了诉诸文本的形式，我们无法触及历史。这是历史缺席的原因之一。我们通达历史和实在（the Real）本身，都必然要通过它预先的文本化（textualization）。
——詹明信（Frederic Jameson）

现代性（modernity）一直是一个高度相对化的术语，它出现在公元5世纪，当时刚刚皈依基督教的罗马人希望将自己的虔诚信仰与两种“野蛮人”区分开来：一是古代的异教徒，二是拒不改变的犹太人。

到了中世纪，“现代性”一词被重新定义，用以指代教养与学识，这使当时的知识分子能够与古典时代希腊和罗马异教徒自身的学问保持一致，而视更早的时期为落后。伴随着启蒙运动，“现代性”又开始与理性、科学和前进式的发展画上等号——这种语义上的关联似乎一直稳定地保持至今。

正是这种对世界不稳定性、对世事变迁迫在眉睫的感受，将“神话”引入了社会理论。我们对未来的历史潜力一无所知，但每一种社会变迁理论都不仅必须对过去做出理论阐释，也必须对现在和未来进行理论化。

我们只能以一种非理性的方式做到这一点，这不仅关乎我们所知，也关乎我们所相信、所希望、所恐惧。每一个历史时期都需要一种叙事，这种叙事根据现在来定义过去，并昭示一个与当代根本不同、且通常“更美好”的未来。由于这个原因，在社会变迁的理论建构中，永远都存在一种末世论（eschatology），而不仅是一种认识论（epistemology）。

现代化：编码、叙事与解释

现代化理论可以而且理应被视为一种科学理论来进行评估，这里所说的“科学”是后实证主义意义上的科学（wissenschaftlich）。作为一种解释性的成果，现代化模型具有以下理想类型的特征：

1）社会被设想为结构有序的整体系统，子系统之间紧密地相互依赖。
2）历史发展被划分为两种社会体系（social system）：传统和现代。这两种状态被认为以确定的方式决定了各自社会子系统的特征。
3）“现代”通过西方社会的社会组织和文化来定义，典型特征包括个人主义、民主、资本主义、科学性、世俗性和稳定性，同时在性别上明确区分工作与家庭。
4）作为一种历史进程，现代化被认为是一个非革命性的、渐进式的变迁过程。
5）一般认为，走向现代性的历史演进（即现代化）很可能成功，这意味着传统社会将获得实现帕森斯（Parsons）所说的普遍“适应性升级”（adaptive upgrading）过程的资源，包括通过经济起飞实现工业化、通过法律实现民主化、通过教育实现世俗化和科学发展。

这些理论模型确实包含了一些重要的真实成分，它们由具有深厚历史与社会学洞察力的思想家提出。推动社会体系走向民主、市场机制和文化普遍化的不仅仅是理想的诉求，更是功能的需求。而且，一个子系统向“现代性”的转变，会对其他子系统施加相当大的压力，促使它们以互补的方式作出回应。正是基于这种理解，其中较为深思熟虑的理论家得以对国家社会主义社会最终走向不稳定做出富有先见的判断，从而避免了更左翼的理论家所遭遇的“理性即实在”的尴尬。

作为元语言的现代化：要理解现代化理论及其命运，我们就不能仅将它视为一种科学理论，还必须将它视为一种意识形态来研究——这里所说的意识形态并非马克思主义机械论或广义启蒙思想中所谓的“虚假意识”，而是遵循格尔茨的定义。现代化理论是一种象征体系，功能不仅在于以理性方式解释世界，更在于通过提供“意义与动力”（meaning and motivation）来阐释世界。它是一种元语言（metalanguage），指导着人们应当如何生活。

知识分子必须阐释世界，而不仅是改变或解释世界。若要赋予这种阐释以意义、慰藉或激励，就意味着知识分子必须进行区分，尤其是区分历史阶段。倘若知识分子要界定自身“时代”的“意义”，就必须先指认出先于当下的那个时代，给出一个具有道德说服力的解释，说明它为何被取代，并告诉他们的听众，这样的变革是否会重演于他们身处的世界。诚然，无非是说，知识分子总是在生产关于自身时代的历史叙事。

从结构主义或符号学的角度来思考现代化理论的叙事功能，可以进一步揭示意识形态维度。因为“存在意义”的参照单元是人们自身所处的时代，所以“经验”的参照单元必然被整体化为自身所处的社会。换言之，无论社会内部存在何种实际的分裂与矛盾，都必须被表征为一个整体。因此，不仅要用单一术语来定义自身所处的时代，还必须用另一个概括性术语来定义先于当下的世界。因而，现代化理论承担了重要意识形态功能，即意义建构功能。这种功能相当明晰。

对于西方（尤其是美国及受美国教育的）知识分子而言，现代化理论将战后社会“历史化”，于是有了目的论指向。这种“历史化”为战后社会确立了时空身份的同一性，而这种同一性只能通过与前一个时空阶段建立差异关系才能形成。波考克（J. G. A. Pocock）最近强调，“现代性”应当被理解为“对‘现代’状态的意识，而非状态本身”。借用意识的语言学模型，他指出这种意识必须同时通过差异与同一性来界定——“现代”是能指符号，本质上兼具“排他”功能：

我们称某物（或许是我们自身）为现代，旨在将所言对象与此前的存在状态区隔开来。这种先前的状态绝不可能在定义“现代”这一概念或赋予“现代性”时保持中立。

在此，我引入“后涂尔干转向”，并提出：我们不妨将现代性视为建立在二元编码之上的建构。这套编码发挥着神话学功能，将已知世界划分为神圣与世俗两个领域，从而为当代人提供了一幅清晰而有力的行动图景，指引他们如何在两极之间的空间中找到行动路径。

就此而言，现代性话语与形形色色的形而上学救赎论述、宗教救赎论述呈现出惊人的同构性，也与市民阶层用以界定自身认同、区隔他者的世俗化二分话语如出一辙。当代社会中，人们正是通过这些话语来确立自己与各类个体、风格、群体及结构之间的亲疏关系。

任何意识形态都需要知识分子群体作为载体，因此我们必须追问：为何特定时空下的知识分子会选择阐发并推广某种特定理论？
……
换言之，政治光谱的每一端都因这种剧烈的社会裂变而躁动不安。正是这种社会基础催生了传统/现代的二元编码——这种裂变要求知识分子必须通过重构想象中的过去，来解释当下的焦虑与未来的可能。

知识分子群体整体上变得更为“务实”和“现实”。现实主义与英雄叙事彻底分道扬镳，它催生了局限意识与克制精神，而非理想主义与献身情怀。曾对社会动员至关重要的黑白二分思维逐渐被“朦胧性”（或译作“模糊性”）与“复杂性”所取代——这些术语正是新批评派理论家和怀疑主义者钟爱的概念。

“重生”的信念曾经激发乌托邦式的热忱，但最终被贝尔（Bell）描述的“三重诞生”（thrice born）的清醒灵魂所取代，随之而来的是对“社会上帝已死”的痛彻体悟。这次是皈依社会神圣性。这种新的现实主义甚至让许多人确信，叙事本身（历史）已然式微。由此催生出两种代表性论断：将新“现代”社会描绘为“意识形态的终结”，把战后世界界定为“工业”社会而非资本主义社会。

在美国，浪漫叙事与英雄叙事的区别在于对自我与私人生活的强调。美国的社会叙事中，英雄能划时代，比如美国独立战争和民权运动的英雄，他们引领整个民族走向救赎。

浪漫主义的演进则无关集体，它关乎汤姆·索亚（Tom Sawyer）与哈克贝利·费恩（Huck Finn），关乎自耕农与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笔下的奋斗者。因此，美国知识分子将现代化阐释为解放自我、并使社会各子系统回应个体需求的过程。就此而言，现代化理论是行为主义与实用主义的理论，它关注真实的个体，而非民族、族群或阶级这类集体性历史主体。

存在主义构成了美国“现代主义”浪漫意识形态的根基。其实，美国知识分子发展出了一套对萨特存在主义的独特乐观解读。在这个充满存在主义氛围的环境中，“本真性”（authenticity）成为评判个体行为的核心标准——这一标准不仅是特里林（Trilling）现代主义文学批评的要义，也渗透到那些表面未倡导现代化的社会理论中，比如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微观社会学（将自由等同于角色距离，提出前台/后台理论），再比如大卫·里斯曼（David Reisman）对“内在导向型人格”的赞美。

这些个人主义浪漫叙事成为现代人的挑战，同时辅以反讽。弗莱将这种叙事定义为相对于浪漫主义的祛魅化表达，但并非全然消极。50年代至60年代初，英美现代主义美学推崇反讽、内省与朦胧。

占据主导的新批评理论源于燕卜荪（Empson）的《朦胧的七种类型》（Seven Types of Ambiguity），但直到30年代更具英雄气概和历史主义的批评退场后才真正崭露头角。美国文坛的关键人物特里林将现代性的心理与美学目标定义为拓展复杂性，培养对朦胧的包容。精神分析被视为内省与道德控制的实践而广受推崇。在视觉艺术领域，“现代”等同于抽象主义、反装饰运动及极简主义，这些流派都被解读为引导人们超越表象，探索内在自我的路径。

从鲍曼、塞德曼、拉什到哈维与詹明信，当代后现代主义者对思想美学现代主义的阐释实为根本误读。下文将指出：他们将现代主义建构为去人性化的抽象、机械论、碎片化、线性思维与支配性话语，这种建构更多揭示了他们与当代知识分子自身的意识形态困境，而非现代主义的本质。

在文化、理论与艺术领域，现代主义体现的极简美学不仅否定了作为装饰的矫饰，更消解了作为集体妄想的乌托邦主义——这种妄想恰与个体神经症同构。贝尔在《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一书中抨击了60年代，他正是将这些令人钦佩的品质称为早期现代性或“经典现代性”（classical modernism）。

当然，这幅图景并非全然同质化。在右翼阵营，尽管美国最具影响力的现代主义思想家们通常并非最右的冷战分子，但冷战仍为部分知识分子提供了集体英雄主义的新舞台。而在左翼阵营，无论美国本土还是海外，都存在着自觉背离浪漫主义的重要社会批评力量，这种浪漫主义既包括社会民主主义，也包含个人主义的反讽。

受法兰克福学派影响的米尔斯、里斯曼等知识分子，以及阿伦特（Arendt）等其他批评家，拒绝为这种个人主义转向的人道主义背书。他们将所谓“新大众社会”批判为迫使个体陷入非道德、自我中心模式的体制，从而颠倒了现代化理论的二元编码。在他们眼中，美国式理性是工具性的，而非道德表达性的；大科学（big science）是技术官僚式的，而非创新性的；社会呈现的是趋同而非独立，是权力精英而非民主，是欺骗与幻灭而非本真性、责任与浪漫。

在50至60年代初，这些社会批评家并未产生重大影响力。要取得影响力，他们需要提出具有说服力的替代方案，提出一种新的英雄叙事，来阐明如何改造病态社会并建立健康社会。这在祛魅化的时代注定无法实现。

弗洛姆在《健全的社会》（The Sane Society）之后推出《爱的艺术》（Art of Loving）——50年代的社会解决方案往往被简化为私人领域的个体之爱；阿多诺的《权威人格》（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未能衍生出任何社会改革纲领；C·赖特·米尔斯不仅在他的系列批判研究中未能指明可行的社会替代方案，更刻意将30年代至40年代的社会运动领袖斥为“新权贵”（the new men of power）。

反现代化理论：英雄复兴现代化理论的消亡

发生在60年代中期——介于肯尼迪总统遇刺与1967年旧金山“爱之夏”（Summer of Love）之间的某个时刻。它的死亡，源于新生代知识分子已无法相信这套理论的真实性。

即便我们将社会理论视为符号系统而非经验归纳的产物，这个符号系统的所指对象仍严格受制于经验现实。因此必须认识到，在这第二个战后阶段，严峻的“现实困境”开始大规模冲击现代化理论。

资本主义市场持续运转，但发达国家内部的贫困依然顽固，第三世界的贫困甚至加剧了。革命与战争在欧洲和北美之外不断爆发，似乎这正是现代化本身催生的产物。专制而非民主成为全球主流政体。后殖民国家似乎需要威权政府与指令经济来实现现代化，这种现代化不仅限于经济与国家领域，更渗透至其他社会层面。西方与发展中国家涌现的新宗教运动，使得神圣化与意识形态压倒了世俗化、科学与技术官僚体系。这些发展态势虽未必彻底证伪现代化理论，却使其核心假设日益难以为继。

然而，经验事实本身并不足以引发科学革命。宏大理论可以通过界定并捍卫其核心命题来自我辩护，将某些理论环节作为次要部分予以舍弃。

细察60年代中后期乃至70年代初的现代化理论，会发现这套理论在应对批评与时代困境时正日趋精密：关于传统与现代的二元简化论并未被抛弃，而是发展为帕森斯、贝拉（Bellah）和艾森斯塔特等后期“新进化论者”提出的连续谱系发展观；“趋同”概念被重新界定，允许存在平行且独立的现代化路径；为减少西方中心主义色彩，学界提出“扩散”（diffusion）和“功能替代”（functional substitutes）等概念来解释非西方文明的现代化进程；紧密的子系统关联假设被“领先与滞后”理论取代；对交换机制的强调也调整为关注“悖论”、“矛盾”、“张力”；与进化元语言相对，出现了“发展主义”与“全球主义”等新概念；世俗化理论则让位于“市民宗教”（civil religion）及所谓“现代的传统”（the tradition of the modern）等论述。

面对这些内部修正，反现代化理论以更具解释力为由提出了对抗性主张。摩尔（Moore）用革命与反革命取代了现代化与进化论；汤普森（Thompson）用自下而上的阶级历史与意识取代了工业关系演化模式的抽象论述；关于剥削与不平等的话语挑战并最终取代了分层与流动的讨论；冲突理论取代了功能主义；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理论取代了以价值为中心的多维路径；强调日常生活流动性、未定型性与协商性的微观社会学对固化社会结构的观念提出了挑战。

然而，将现代化理论推向绝境的并非这些科学替代方案本身。正如前文所述，早期理论的修正者已开始为同类现象提供同样具有解释力的连贯理论。现代化理论溃败的关键，在于意识形态、话语和神话内核的瓦解。它最终无法应对的挑战来自存在层面——那些日益被视为集体解放的新型社会运动，包括全球范围的农民革命、黑人和奇卡诺运动（Chicanismo）、原住民反抗、青年文化、嬉皮士、摇滚乐和妇女解放运动。这些运动深刻改变了时代精神，改变了人们经验的时代节奏，从而俘获了新兴知识分子群体的意识形态想象。

为了表达这种经验现实与存在环境的变迁，知识分子构建出新的解释理论。更重要的是，他们颠倒了现代化理论的二元编码，以全新方式“叙述社会”。在编码体系里，“现代性”与“现代化”从历史时间轴的神圣端滑向世俗端。现代性被赋予了诸多曾专属于传统与落后的关键特征。

当代现代阶段不再象征民主与个体化，而被表述为官僚化与压迫性。现代美国不再代表自由市场或契约社会，而沦为“资本主义”的代名词，这种社会的特质从理性、互依、现代与解放，逆转为落后、贪婪、无序与贫困化。

与现代性相关的符号意义发生彻底逆转，污染了与之关联的社会运动。自由主义被宣告死亡。与自由主义相关的、20世纪初的改革主义起源则被斥为企业扩张控制的伪装。宽容被等同于思想混沌、道德堕落与隐性压迫。西方宗教的禁欲主义因压抑的现代性遭到批判，东方宗教与神秘主义反而被神圣化。

现代性被简化为机械的齿轮装置。对第三世界而言，民主成为奢侈品，强权国家才是必需品。市场非但不是福音反而是敌人，因为资本主义被描绘成欠发达与落后的保障。这种经济理想的对立同样蔓延至第一世界。人道社会主义取代福利国家资本主义，成为至善的终极象征。资本主义经济被认为只会催生极端贫困与极端富裕，资本主义社会则被视为种族冲突、社会分裂与人性异化的根源。能够带来繁荣、平等与共同体重建的并非市场社会，而是社会主义。

这些符号重构伴随着社会叙事的根本转向。知识分子的神话叙事被重新拔高，转化为集体胜利与英雄变革的史诗。当下不再被视作长期斗争的终局，而成为通往更美好世界的路径。在这套英雄神话中，当下社会的行动者与群体被构想为“斗争中”的未来缔造者。浪漫现代主义那种个体化、内省式的叙事连同受到推崇反讽价值一并消逝，取而代之的是泾渭分明的道德界限与黑白对立的政治诉求。

在文学理论领域，新批评让位于新历史主义；在心理学界，弗洛伊德从道德家变身为反压抑的欲望理论家，甚至被解读为多形态性变态的代言人；马克思的形象也发生分裂，时而以列宁主义者面目出现，时而成为激进社群主义者，却极少再被描绘成早期现代主义语境中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或人文主义者。

沃勒斯坦所谓的“现实主义”，实指要认识到“我们正生活在向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未来世界政府过渡的时期”。他向听众提出存在主义问题：“我们如何自处？”答案只有两种：要么成为“理性战士推动革命”，要么成为“恶意的、犬儒的阻碍者”。这种修辞建构完美展现了二元编码的倒置（善恶界限分明，现代性被污名化）与新型英雄叙事的结合（千禧主义的未来救赎取向）。需知沃勒斯坦这番论述发表于题为《现代化：安息吧》（Modernization: Requiescat in Pace）的学术演讲，他本人正是反现代化理论阶段最具影响力与原创性的社会科学理论家。

新一代激进知识分子构建的社会理论，理应且必须接受科学尺度的检验。他们的认知成果在70年代成为主导。即便最初孕育这些理论的意识形态整体性早已消散，但影响仍长期支配着当代社会科学。我必须再次强调，研究某种知识范式的衰落，同样需要超越科学维度的考量。理论是知识分子追寻意义的产物。面对持续的社会变迁，代际更迭会使前人的科学努力与意识形态建构不仅显得经验层面站不住脚，更在心理深度、政治相关性及道德适切性上暴露出时代局限。

政治精英中的物质主义取代理想主义，民调显示青年与学生群体日益保守。毛派理论家——如巴黎的伯纳德-亨利·列维（Bernard-Henri Lévy）与美国的戴维·霍洛维茨（David Horowitz）转型为反对共产主义的“新哲学家”（nouveaux philosophes），部分人更成为新保守主义者。嬉皮士摇身变为雅皮士。对许多在60年代至70年代激进主义中成长的知识分子而言，这些新趋势带来难以承受的幻灭。这与50年代很像，社会主义的集体英雄叙事再次夭折，“意识形态终结”的论调似乎又将应验。

后现代理论：失败、顺从与喜剧式的超脱

作为一种解释性社会理论，“后现代主义”已发展出关于文化、科学与认识论、阶级、社会行动、性别与家庭关系、经济生活等领域的中层分析模型。在这些方面，后现代理论对现实认知做出了独到贡献。然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远不止于中层理论。

这些讨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被视为历史趋势、社会结构与道德生活新范式的体现。后现代主义通过将结构与过程、微观与宏观等分析层面相互交织，并结合对当代生活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强势论断，最终形成了一套包罗万象的广义社会理论。正如我们前文探讨的其他理论一样，这套理论必须从超科学的维度加以审视——它不仅是解释性理论，更是一种意义建构体系。

我们将后现代主义视为神话——不仅是认知描述，更是编码并叙事化为某种“有意义”的框架——就必须将它理解为激进社会理论的继承性意识形态。它之所以勃兴，是因为现实未能按照反现代化理论的预期展开。从这个视角看，尽管后现代主义看似在把握当下与未来，但视野实则被过去所锚定。

后现代主义最初（至少部分地）是知识分子失望情绪的意识形态产物。当英雄主义集体激进主义时代逐渐消逝，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通过重构这一曾被寄予厚望的历史阶段作出回应，他们将这个曾预示更辉煌未来的崇高集体当下，重新界定为已然逝去的时期。

他们宣称，过去的消逝非源于政治挫败，而是历史结构使然。乌托邦的溃败曾经威胁神话连贯性，暗示历史倒退的可能性，这动摇了知识生活的意义结构。后现代理论将这种迫近的溃败转化为内在必然，将它归因为历史发展本身的逻辑。左翼的宏大叙事只是被历史淘汰，而非真正被击败——神话依然运作，意义得以存续。

早期最具影响力的后现代主义论述充满理论困惑，它坦率剖白现实剧变，并表达存在主义的绝望情绪。以詹明信为例，他指认了一种“技术异化领域崭新且近乎难以想象的量子跃迁”。詹明信一直抗拒回归新马克思主义旧有确定性的冲动，他断言社会生产基础的变迁导致了转型期上层建筑的混乱，并慨叹“我们当下的心智已无力测绘那个将个体主体裹挟其中、去中心化的全球跨国通信网络”。谈到艺术传统时，詹明信痛感这种意义生成机制已然阻滞：“我们无法聚焦自身的当下，仿佛丧失了为当下经验构建审美表征的能力。”

然而，在詹明信笔下，成熟的后现代主义已经逐渐取得意义建构的胜利。他将新秩序描绘为私有化、碎片化与商业化的存在。通过这些术语，詹明信揭示的理性困惑与阻滞不再被归因为个体失败，而是基于理性本身的历史必然。曾经威胁意义消解的困境，如今反而成为意义生成的基础。一种新的“当下”与新的“过去”由此被建构。无怪乎詹明信将后现代主义首要界定为一种“分期概念”（periodizing concept），该术语的创造恰是为了让知识分子及其受众理解新时代：“新兴的后现代主义，揭示了晚期资本主义新社会秩序的内在真相。”

因此，后现代理论可被精准定义为“尝试补救60年代的失败引发的意义危机”。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何要提出现代/后现代的二元对立，以及这些新历史范畴为何被如此界定。根据本文的阐释路径，答案已颇为明晰：后现代主义继续将“现代性”作为明确敌人，保持了与早期反现代激进主义的延续性。在这套知识意识形态的二元编码中，现代性仍属被污染的一方，充当着后现代叙事中的“他者”。

但在战后社会理论的第三阶段，“现代”的内涵已彻底改变。激进知识分子曾经强调现代资本主义的私密性与特殊性、狭隘地域性，以及由此导致的宿命论与消极顺从。他们提出的后现代化方案并非“后现代”方案，而是公共的、英雄主义的、集体的与普世的方案。耐人寻味的是，后现代理论谴责的正是这些品质，视之为现代性的化身。它将私密性、降低的期望、主观主义、个体性、特殊性与地方主义编码为善的体现。

就叙事而言，后现代主义的核心历史命题——宏大叙事的衰落与地方性回归、空洞符号或拟像的兴起、社会主义的终结、对多元与差异的强调——无不体现着这个叙事框架是对“进步”意识形态及其乌托邦信仰衰落的回应。

因此，后现代主义与激进反现代主义的相似仅是表象。事实上，它与激进主义之前的历史阶段——现代化理论本身存在更深层关联。我们记得，现代化理论同样是继英雄主义激进时期之后的祛魅意识形态，同样强调私人领域、个人性与地方性。

尽管这些相似性揭示了知识意识形态自我表述的误导之处，但两种理论的根本差异依然显而易见。这些差异源于它们所处的具体历史定位。

激发现代化理论的战后自由主义，承继了在进步主义框架内追求超越（transcendence）的激进运动，该运动力图激进化现代主义，却未全盘否定它。因此，虽然战后自由主义的浪漫与反讽消解了英雄现代主义，但对激进主义的疏离反而使现代主义的某些核心要素更易被接纳。

后现代主义则追随了这样一代激进知识分子。他们不仅谴责自由主义现代主义，更否定了现代化概念本身的关键信条。新左派摒弃老左派，部分原因在于后者仍执着于现代化方案。他们更青睐根植于德国浪漫主义、与反现代主义基调更契合的法兰克福学派。

因此，后现代主义确实是针对英雄激进主义的祛魅叙事，但特殊历史定位决定了它必须将英雄式（激进）与浪漫式（自由主义）的现代性版本同置于否定之域。后继知识分子往往倒置了先前霸权理论的二元编码。对后现代主义而言，“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新编码意味着与西方“普世”价值的更彻底决裂，这种断裂程度远超战后初期的“传统主义/现代主义”二分法，也超越了后来“资本主义现代主义/社会主义反现代化”的对立框架。

在叙事层面，后现代主义展现出更为彻底的祛魅转向。尽管某些后现代思潮仍保留浪漫基调，甚至存在英雄式解放的集体主义论述，但这些建构主要聚焦私人亲密领域，多源自60年代社会运动的分支，比如同性恋平权、妇女运动和绿色生态行动。即便涉及公共政策，这些诉求也更多采用差异性与特殊主义话语，而非集体利益的普世表述。

后现代叙事最核心且独特的取向截然不同，它不仅拒绝英雄主义，更摒弃浪漫主义，呈现出宿命论、批判性与顺从态度——简言之，一种喜剧式的不可知论，与那些强调提升与改革的政治运动形成鲜明对比。后现代主义非但不捍卫个体的本真性，反而通过福柯（Foucault）与德里达（Derrida）宣告了“主体之死”（the death of the subject）。用詹明信的话说：“独特自我与私人身份的概念已成过往。”

另一处与早期浪漫现代主义的断裂在于反讽的彻底缺席，罗蒂（Rorty）的政治哲学即为明证。罗蒂坚持反讽与复杂性，在认识论上偏离自由主义，却仍在政治上持守自由立场，这种立场使他必须与后现代框架保持距离。

后现代主义的全面兴起并非浪漫或反讽，而是喜剧式框架。弗莱称喜剧为终极均衡器，因善恶无法解析，正反角色处于相同道德平面，观众无需价值或情感投入，只需冷眼旁观取乐。鲍德里亚（Baudrillard）堪称讽刺大师，在他笔下，整个西方世界沦为放大版的迪士尼乐园。后现代喜剧甚至回避“行动者”（actors）概念本身，它是一场戏中戏，旨在说服观众戏剧已死、历史终结，只留下对象征化过去的怀旧。

当然，后现代理论仍在发展之中。如前所述，中层理论建构颇有意义，但对宏观理论的评价取决于是否将后结构主义纳入谱系。强语言学转向的理论家——如福柯、布尔迪厄（Bourdieu）、格尔茨与罗蒂早在后现代思潮兴起前便已奠定思想雏形。

然而，他们对相对主义与建构主义的强调、对主体认同的原则性质疑，以及对整体变革可能性的怀疑，使他们的理论更契合后现代主义，而非现代主义或激进反现代化理论。这些思想家确实分别回应了对现代主义（格尔茨、罗蒂/帕森斯、奎因）与英雄式反现代主义（福柯、布尔迪厄/阿尔都塞、萨特）的双重失望。但格尔茨与布尔迪厄很难被称为后现代理论家，强文化主义理论也不能等同于后现代主义那种宽泛的意识形态情绪。

本文坚持认为，科学考量不足以解释思想立场的转向。如果后现代主义的退潮确如我所见已然开始，我们必须再次聚焦超科学维度，审视那些似乎要求全新“世界历史框架”（world-historical frame）的近期事件与社会变迁。

新现代主义：剧烈膨胀和普遍范畴

在后现代理论中，知识分子向自身及整个社会呈现的是对激进社会运动中英雄式乌托邦溃败的回应。这种回应承认失败，却未放弃对那个理想世界的认知参照。后现代思想的每个概念都是对传统集体主义叙事范畴与虚妄抱负的反思，对大多数后现代主义者而言，当代社会的反乌托邦图景正是这种反思的语义产物。

然而，当左翼知识分子的希望于70年代末破灭时，另一批人的思想想象力却被重新点燃，因为左翼的失败恰是右翼的大获全胜。60年代至70年代，右翼只有反扑式的被动运动；到80年年代，它已取得全面胜利，并开始在西方社会推行深远变革。我们迄今讨论的三代知识分子——尤其是与这场胜利同时代，却严重忽视这场胜利的后现代主义者——都选择性忽略了一个事实：新自由主义右翼的胜利一直在全球范围产生着巨大的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影响。

右翼最显著的“成功”当属共产主义的溃败，这不仅是政治、军事与经济层面的胜利，正如本文导论所述，更是历史想象层面的征服。苏联解体固然存在客观经济因素：技术缺陷日益凸显、出口收益持续下滑、转向内生增长策略后无法获取急需的资本。但是，苏联最终的经济崩溃具有政治根源。正是美国及其北约盟友以计算机技术驱动的军事扩张，配合右翼主导的技术封锁，使苏联党国体制在经济与政治上屈膝。尽管档案尚未完全解密，任何定论都为时尚早，但毋庸置疑这些政策确是里根与撒切尔政府的核心战略目标，且成效卓著。

这场惊人且近乎完全出乎意料的胜利击败了一个曾在社会与思想层面都看似可行的替代性世界。对许多知识分子而言，苏联解体和其他重大历史的“断裂”相似，产生了“去稳定化”与“去本体论化”的效果。它同样催生出某种迫切感，使人们坚信正在形成的“新世界”需要一种全新的社会理论。

对国家社会主义的否定性胜利更因80年代激进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系列“肯定性成功”而得到强化。其中，最常被论及的是新兴工业化国家（NICs），也就是那些在曾被称作“第三世界”的、崛起的、充满活力的亚洲经济体。这一事实的意识形态影响不容低估。落后经济体的高水平可持续转型，并非通过社会主义指令经济，而是由狂热推行资本主义的国家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