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该学科（subject）及其方法（procedure）发展于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之间，在这段美国思想史上，正值“自然—文化”大分裂的时期，社会科学自治的意识形态终于被接受，自由主义的社会理论（基于功能主义和等级制度理论）在大学里被确立起来。

“人类工程项目”（project of human engineering）成为自然和社会学科中新自由主义关系的固有要素，也就是设计、管理人类物质，使其在科学有序的社会中有效且合理运作的项目。动物在这种项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方面，它们是知识的可塑原料，受到实验室的严格约束。它们可以被用来构建和测试人类生理学和政治学的模型系统。例如，月经生理学或社会化过程的模型系统并不一定是还原论。恰恰，后斯宾塞时代、后进化论的自然主义、新的知识秩序禁止将人类直接还原为自然科学。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管理科学在这一点上一直很严格。这是“自然—文化”大分裂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动物依然是特殊的自然对象，可以向人们展示它们的起源，以及它们的前理性、前管理学、前文化本质。也就是说，在人类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自主学说中，动物的地位一直是这样模棱两可。

因此，尽管人类学声称能够仅用“文化”的概念来理解人类，社会学则声称只需要“人类社会群体”的概念来理解人类，但动物社会已被广泛地用于人类政治身体中，用于压迫性支配秩序的合理化（rationalization）和自然化（naturalization）。它们为现代自由主义理论家提供了生理学和政治学的结合点，而他们却继续接受自然和文化之间分裂的意识形态。

第二，动物社会学一直处在父权制权力划分最自然化、政治身体最被还原为性生理学的核心地带。因此，自然科学的这一领域是我们需要彻底理解和彻底改造的领域，以产生一种能够表达社会关系之解放的科学，而不犯庸俗的马克思主义错误（直接从物质条件中得出知识的实质）。

第三，在动物社会学中，支配形成的分析原则让我们得以批判在自然科学的内容和基本方法中体现出来的社会关系，以揭露所谓“客观性”的谬误，但不要在动物知识中轻易拒绝科学原则。我们不能将动物群体科学中的支配视为一层不幸偏见或意识形态的“薄膜”，可以从底下“健康的客观知识层”中剥离出来。我们也不能随心所欲地思考动物和它们对我们的意义。我们必须辩证理解科学劳动为我们生产自然知识的必要性。

猴子和类人猿在这项任务中扮演中心角色。它们是没有被文化“蒙蔽”的自然对象，它们能清晰展现文化产生的有机基础。但这些“自然对象”是根据人类工程理想的多层次含义设计的结果，这一点几乎没有引起注意。

在卡彭特论述动物政治身体的开山之作中，一次单一的实验操作浓缩了支配原则的所有意义层面。1938年，他在亚洲收集了大约400只恒河猴，并将它们放生在圣地亚哥岛。在经历一段时间的社会性混乱后，恒河猴们把自己分成六个群体，群体数目从3只到147只不等。

这些猴子可以在37英亩的岛上自由活动，并在几乎没有外界干扰的情况下分割空间和其他资源。对它们进行的第一项主要研究是它们的性行为，包括发情周期、同性性行为、自体性行为（autoerotic，比如手淫）和“不守规矩”的行为。卡彭特的结论指出，雄性恒河猴在群体内部的支配地位与性活动密切相关，因此可以推测与进化优势相关。所有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性别歧视阐释都出现在了这项研究的分析中，包括对动物活动的解释，比如“扮演雄性角色的雌性同性性行为者在建立同性配偶关系之前会攻击扮演雌性角色的雌性”。

为了迎合恒河猴群体基本组织中的性和支配地位，卡彭特做了一个表面上非常简单的实验，但这个实验是对自然政治身体从生理学到政治学的复杂分层解释。在观察了一周未受干扰的群体（对照组）之后，他从群体中移出了名为“阿尔法雄性”的恒河猴（优先获取食物和性，因此判断它最有支配能力）。然后，卡彭特观察其余恒河猴一周，移走2号雄性，又等了一周，移走3号雄性，又等了一周，让三只雄性重新回到群体中，再次观察社会行为。

卡彭特注意到，支配的雄性被移除后，该群体在岛上的势力范围立即受到限制（相较于其他群体）。社会秩序遭到严重破坏。群体组织变得更加不稳定，群体内部的冲突和争斗增加了。在持续三周的大破坏后，支配的雄性被“释放”归来，群体突然得以重组。社会秩序得到了恢复，相对于其他群体，该群体又重新获得了先前的支配地位。

这里立刻出现了几个问题。为什么卡彭特不把除占支配地位的雄性之外的其他雄性从群体中移除作为对照，来测试他关于社会秩序来源的组织学假说？从字面上说，他从集体动物的“身体”上取下了假定的“头部”，就像“斩首”，那么这次野外实验对卡彭特而言意味着什么？

首先，我们必须在生理学层面进行探讨。卡彭特依靠生物学概念理解社会身体。他借鉴了胚胎学理论，这些理论试图解释从受精卵这一简单的起始材料形成复杂完整动物的过程。重要的胚胎学理论使用了由支配梯度（dominance gradients）的活动轴组织的“场”（fields）概念。场是由梯度的复杂互动形成的空间整体。在这一理论中，一个梯度由一系列有序的活动过程组成，包含从低到高的活动水平，比如基于不同的氧气消耗来衡量。

请注意，在这个根本层面上，支配被视为一种可以客观测量的纯生理特性。梯度的坡度可以很缓，也可以很陡。构成一个“场”的几个“梯度”围绕一个最大坡度的主轴（组织中心）来组织。此外，人们可以从活动梯度的“头部”或多或少移走一些，并测试随之而来的有机体混乱程度（比如切除水螅的头部来看其他部分如何恢复）。

卡彭特认为，社会空间就像一个不断演化的有机空间，因此他寻找通过时间组织“社会场”的梯度。他在社会群体的雄性支配等级中发现了这样一种活动的生理梯度。他完成了理论上的“头部切除实验”，并“观察到”随之而来的细胞或器官（也就是活动支配梯度上的其他“点”，也就是个体动物们）之间的生理竞争，以重新建立一个首席组织中心（取得男性首领地位），并恢复社会和谐。

卡彭特实验隐含着对政治身体的多层解释，具体如下。

首先，社会中的其他动物群体也可以在活动轴上排序。例如，我们也能发现雌性动物的支配等级不那么陡峭或斜率较低。年幼的动物有不稳定的支配梯度。这种解释依据的观察是，太普通的支配行为不容易被“可靠”观察，未成熟的动物彼此之间没有表现出恒定的支配关系。

由于看不见的“观察”变得与看得见的证据一样重要，潜伏支配（latent dominance）的概念就出现了。从这一点出发，很容易就能判断有多少支配起到了组织社会空间的作用（“体量上的领导力”），又有多少支配会造成社会混乱（“病态的好斗性”）。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整个时期，对人类权威人格（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的类似研究比比皆是。真正的社会秩序必须建立在支配权的平衡之上，这是合作的基础。竞争的好斗性成为组织其他形式社会整合的形式。竞争和合作绝非相互对立，前者是后者的先决条件（基于生理学理由）。如果一个有机体中最活跃的（支配）区域（组织中心）被移除，其他梯度系统就会竞争，以重新建立有机秩序——政治身体内就会随之出现一段斗争和多变的时期。

主要的一点是，如果没有组织上的支配等级制度，社会秩序就会被视为个人主义的、非生产性的竞争。之所以没有进行去除支配的雄性动物以外其他动物的对照实验，是因为它在整个复杂理论、对个体生物的类比以及未经审查的假设中没有意义。

权威人格研究把我们带到卡彭特实验隐含的对政治身体的第二层解释——心理学解释。支配等级的概念首先来自挪威人索莱夫·施耶尔德鲁普-埃贝（Thorleif Schjelderup-Ebbe，1894-1976），他早在1913年就研究了家鸡和其他鸟类的“啄食秩序”，但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被重视，并纳入了美国的比较心理学。

随后，动物社会学、心理学和涉及人类的学科分支都非常关注竞争和合作的观念。社会来自个体间复杂的“成对”相互关系，通过心理学技术来理解和测量，这就构成了“社会场”空间。人们在生理和心理逻辑层面上寻找支配的轴线（组织原则）。

卡彭特实验中隐含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层次是自然政治经济学（natural political economy）。失去了雄性首领的群体在与其他有机社会的竞争性斗争中败下阵来。这种失败反映为更少的食物、更高的幼崽死亡率、更少的后代，从而在进化中处于不利地位甚至灭绝。

有机进化理论中隐含的市场竞争在此浮现。雄性支配的功能理论将动物行为和进化研究的政治经济学（竞争、分工、资源分配模式）与社会整合（通过领导和社会地位进行合作性协调）以及对生殖和胚胎现象的纯生理学解释完美结合起来。

所有这三种观点都把功能主义的均衡社会模型（来自当时的社会科学）与具体的意识形态、竞争与合作的政治（比如在劳工斗争中的政治）联系起来。动物社会号称以更简单的形式具有人类社会和文化的所有特征，人们可以合理地从它们那里学到所谓人类自然和协作社群的基础。

支配的政治原则在这里被转化为正统的科学原则。支配权成为一种自然科学基础的属性。操纵、概念、组织原则是科学的全部工具，它们被支配原则渗透。科学不能通过简单重释观察结果和改变术语来实现解放目的，无论如何，这都是一种粗鲁的意识形态活动，它否定了利用科学劳动进行自我创造的过程中与动物的辩证关系。

但是，为解放而重塑生物社会和生物行为科学的艰难过程已经开始。毫不奇怪，第一步是将重点从灵长类动物（人类模型）转移到更深入的动物研究本身——它们如何以与我们无关的方式生活并与环境相关联，并且必然在我们的政治身体理论中改变我们对自然的“关系感”

这些“修正主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值得认真关注。其中，体质人类学（physical anthropology）和灵长类动物学中的“女权主义”观点强调了不依赖支配等级的身体和社会组织原则。支配结构仍然能被观察到、能被研究，但不再被用于功能组织的因果解释。相反，“修正主义者”强调母系群体、长期社会合作而不是短期的好斗性、多变的过程、严格的结构等等。不过，科学思想问题很复杂，新兴的研究是有争议的。

在我们谋求用女权主义理解政治身体时，我们需要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学科，就像我们离不开每一种创造性的理论和实践形式一样。只要我们把这些科学建立在不以支配为基础的社会关系上，它们就会有解放的可能。这一要求的必然结果是拒绝一切形式的、植根于主客体分裂的纯客观性意识形态主张，这种主张成就了我们对自然和自身的支配逻辑。

如果我们的经验离不开支配，我们就会根据支配原则来理论化我们的生活。当我们改变我们生活的基础时，我们将知道如何建立自然科学来支撑与世界的新关系。

我们就像玛吉·皮尔西（Marge Piercy）的《时间边缘的女人》（Woman on the Edge of Time）一样，小说中的道恩（Dawn）想要飞向自然，飞向过去，以使一切都能顺利完成。但科学是集体的表达，不能单独重塑。也像同一部小说中的卢西恩特（Luciente）和霍克（Hawk）一样，女权主义者应该清楚认识到：“不能单靠谁把事情做好”，“想要帮助、想要工作、想要抓住历史并不是坏事，但想要独自做这件事就不那么好了。”

5

开愁歌／唐・李贺
秋风吹地百草干，华容碧影生晚寒。
我当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谢如枯兰。
衣如飞鹑马如狗，临岐击剑生铜吼。
旗亭下马解秋衣，请贳宜阳一壶酒。
壶中唤天云不开，白昼万里闲凄迷。
主人劝我养心骨，莫受俗物相填𧱉。

清平乐／唐・韦庄
莺啼残月，绣阁香灯灭。
门外马嘶郎欲别，正是落花时节。
妆成不画蛾眉，含愁独倚金扉。
去路香尘莫扫，扫即郎去归迟。

琵琶仙・中秋／清・纳兰性德
碧海年年，试问取、冰轮为谁圆缺？
吹到一片秋香，清辉了如雪。
愁中看、好天良夜，知道尽成悲咽。
只影而今，那堪重对，旧时明月。
花径里、戏捉迷藏，曾惹下萧萧井梧叶。
记否轻纨小扇，又几番凉热。
只落得，填膺百感，总茫茫、不关离别。
一任紫玉无情，夜寒吹裂。

酒泉子／宋・辛弃疾
流水无情，潮到空城头尽白，离歌一曲怨残阳。
断人肠。
东风官柳舞雕墙。
三十六宫花溅泪，春声何处说兴亡。
燕双双。

酒泉子・长忆观潮／宋・潘阆
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
来疑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
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
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尚心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