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车间又实行技术鉴定及提高技术水平的运动。
我们一方面由于工作积极努力，另一方面已有中等学校以上的文化水平，所以在理论及操作方面进步都很快，于是便在1933年升为四级工，到1934年末就升到五级车工了。

到五级以后，就是高级车工了，在工资上有保证了。
这几次晋级只费了四年多一点时间，一般说来还是很快的。当然这和当时建设的速度也是有关系的。

生活供应的改善


从1930年秋我们到达时，到1932年夏，生活供应一直是困难的，虽然我们解决了住房以后，已大有改进，但过日子还是不易的，因为粮食供应，特别是肉、蛋等副食品很少。


后来经过老布尔塞维克、州红色救济会负责人的介绍，以及州职工会主席的帮助，把我们几个中国人作为外园工人，介绍到专管内部供应的第四商店去买副食品。

据说，第四商店是内部供应商店的最低一等，但已比普通商店好得多了。在那里可以多买到一定数量的副食品，如糖、肉、牛油、乳酪等，主食中有大米、面条。
到这个商店去买东西要有专门的购货本。供应对象是厂长、总工程师、大车间主任(工程师衔的)，以及各社会团体、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我们有幸列为服务对象，算很幸运的了。

另外据说还有三种商店：
一种是专门面向州一级的党、政、军负责工作人员，规模很小，只为几十人服务；
一种是公安部门的内部商店，
一种是军用商店，专为军官服务的。
我们这时才知道等级待遇的不同，有这样大的差别。

此外，当时在伊万诺夫还开设有一个外汇商店，专门为有外汇的人供应的，因为外汇有限，所以主要是收购金银，如首饰、器具、碗等，不论金的、银的都行。
那里东西齐全，又好又便宜。一般人都是在商店窗口看看而已，如过屠门大嚼一样，只不过是一饱眼福。


学习德文的尝试

1932年冬，我们曾有五、六个人尝试学习德文，组织了一个学习小组，由厂工会出钱请了一个在俄国出生的德国人当教员，每周授课两次，每次两小时，于晚间在工程技术人员俱乐部学习，但只继续了两、三个月，以后由于教员不好，我们的条件有限，算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未能坚持下去。

一度解决党籍问题

党委来了新书记1932年末来了一位新党委书记康特拉捷夫，年纪不到四十岁，颇有点振作有为、积极工作的样子，各方面的工作都抓起来了。

例如，当时为了解决肉类供应不足的问题，各企业、部门都开展了养兔工作，而厂内化了不少钱，配有专人，但收获很小。他积极抓这件事，几个月后，大为改观，工人们第一次吃到了兔肉。他对生产以及政治宣传工作更不必说了，对各车间的党组织，也抓得很紧。
他对我们的情况了解后，也积极地向我们作思想工作，要求我们积极工作，同时也关心我们在各方面的表现，敦促我们不要失去信心，将来还要为中国革命出力。他也向新金工车间党支部书记提出，要他和我们密切联系。党委宣传部长，厂报编辑在工作中也经常和我们谈各种问题。

总之，我们的情况大为好转。


解决党籍问题的基础


到了1932年末，我们多数人的情况是:

在生产上经过二年多的劳动，已成为生产工人，突击队员，在完成生产任务，劳动纪律方面，都有了成绩;
在社会工作方面，从1931年后期开始，有了广泛的活动，在厂内外都成了积极分子;
在政治方面，积极参加政治学习，响应联共及苏维埃政权的号召，参加各种运动。

所以，在1932年末，解决党籍问题的基础已经有了。再加上厂党委负责人的积极支持，解决这个问题的条件成熟了。

到莫斯科共产国际去


1933年3月末或4月初天已不太冷了，还未见到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的通知。我曾和厂党委书记商量，能否去莫斯科一次，一方面了解情况，一方而催促一下，康特拉捷夫赞成这个意见，并开了介绍信及证明。由于我比较熟悉共产国际，所以由我去。
我们当时是怀着很大希望的。


我搭上晚车，次日一早到莫斯科时还不到八点钟。
我便到原东大学校前面常去的街心花园，普希金像前常坐过的地方，买份报纸看看。一方面也使我回忆起三年前在莫斯科东大及列宁学院的情况。我曾打听东大的情况，说中国人早已经没有了，颇有点“此地空余黄鹤楼”的感慨。
过了八点钟，我才怀着惴惴不安心情，走向共产国际大厦。


我凭介绍信，进入了共产国际大厦，直接找到监察委员会。
那里先见了秘书，很幸运，是熟人，即原来列宁学院教务处的秘书尼古拉也娃。我问了她列宁学院的情况，她说1930年以后未再招生，旧生回国后，也不办了，基尔山诺娃也转到了别处工作，但还经常到共产国际来。她也询问了我们的一些情况。
后来，监察委员会主席来了，还是那个芬兰人。他简单地问了我们的一些情况，我向他讲了此来的目的。他说，你们过去写的申请书，前些时厂党委的文件，都收到了。既然联共基层组织有文件，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将进行讨论。说我来的时间正好，后来即将讨论，已安排了日程，让我等一、二天。

以后他问我住宿、吃饭问题，打电话给房产管理员，让他给安排一下。
尼古拉也娃领我去找了房产管理员，并告诉我后天上午可以早一点来找她，一般是上午十点开会，会后就可听到消息。我对她表示感谢。
房产管理员原来也是熟人，即原列宁学院的管理员，三年前我到学校去取东西时碰到的就是他。他问了我一些情况，领我到共产国际内部小卖部吃了点东西，给我开了个条子，让我到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的旅馆留克斯，并说住几天都行，也不要钱。还可在那里的食堂吃饭。我感谢了他帮我解决了在莫斯科的食宿问题。


以后我便到原驻共产国际中国党代表的办公地方，去找那个有时在杂志上写文章的王明。

>>Po.1442384
（↑到了高层的地方（共产国际），遇到谁都是熟人啊......）
（[ ´д`]有点明白作者为什么会保持记人的习惯了，在高层认识一些熟人，在以前真的有很大便利。很后面的地方还有房子要装修所以跟工人打好关系、给工头送烟，已经成为一种人情世故了。）

见到王明


我直接到了中国党代表办公室，打听哪一位是王明，见面一看，原来就是过去中大的领导人陈绍禹。
他不认得我，我却认识他。我当时心中颇有点惊讶，但也只有以见中国党代表的态度，作了自我介绍，说明从何而来，此来的目的，并请中国党代表团指示我们留在苏联的人应该怎样工作。王明初见我时，先是有点惊讶，听了我的说明以后便说，既然到了工厂里去了，就要好好工作，熟悉社会主义建设。你们的问题，将来总是可以解决的。

我说，以后我还想比较详细地谈一下情况，让代表团给我们作具体指示。他说，以后再谈吧。

同王明第一次见面时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他那冷淡的表情，在我的心中留下一些不愉快的印象。


遇到原列宁学院院长

在我下楼时，遇见了原列宁学院院长基尔山诺娃。
她也有点感到意外。她问我到此来的目的及我们的情况。我向她谈了些情况以后，她说，如果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不解决我们的问题时，让我到联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去找舒尔茨，并问我是否知道这个人。我说，听说过。她说，他是副主席，负责处理党籍问题，我们既然在苏联，他有责任管这些事。
舒尔茨是联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正主席雅罗斯拉夫斯基是基尔山诺娃的丈夫。她可能不好意思说让我去找他，因此提了舒尔茨。我说，很好。如果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不解决，我就去找他，不过，他们那里准备讨论。她说，那就好了，不用找别人了。

留克斯旅馆


到留克斯旅馆，我拿出了条子。门房就给我找了个房间，给了钥匙，告诉我出入的规矩及食堂所在地。

我按号找到房间，开了门一看，很不错，两张床，全部卧具、桌椅，没有电话。
以前我曾不只一次到过这里，那时住两间房的套间，这是单身房了。我这次来，却没有想到有这样的机会来解决吃住的问题，心里感到很愉快。

留克斯旅馆在莫斯科一条很热闹的特维尔大街(即今高尔基大街)上，很多大商店都在这里。我的吃住问题解决以后，心里无后顾之忧了，便去逛大街，欣赏莫斯科的市容，当时见到有些地方被围起来，据说是修地下铁道。


第二天，我又到共产国际去找王明，在传达室打电话询问，回答说他不在，我只得又到街上去，到国家书店详细地看了看，买了一些书。我当时心里怀疑是王明不愿见我，而不是不在。

国际监察委员会开会第三天，我一早就到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见到了秘书尼古拉也娃，她说，监察委员会主席没有告诉她让我参加会，所以，她在对过找了一个房间让我在里面等消息，然后从外面把门锁上，免得有人进去。
将近十点钟时，监委会主席先来了，我从门上的玻璃窗往外看得很清楚。不久又来了两三个人，其中有一个较年轻的，约四十多岁，似乎是参加过列宁学院清党委员会的那个人。很快，王明也来了。以后没有听到什么动静，可能是开会了。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我听到了响声，看到王明先出来，以后其他四个人也陆续出来了。
监委会主席也出来了。这时尼古拉也娃出来，不太高兴地告诉我说：“会议完了，结论是按一般处理”还说：“王明反对恢复党籍”。要我回去等正式通知。她说，再多的情况，她不能讲了。
我看到这样的情况，和我一天多来看到王明对我的态度，心想也只能如此了。后来，我再到东方部去找王明，回说，他已走了。
上午就这样过去了，下午也没能见到王明，虽然明知找到他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但总是想争取最后一次机会，向中国党代表表示个态度，希望不要断了关系，也许“有朝一日”还会有变化。


虽然两天来我在这个屋里是比较愉快的，可是结果却气得我坐卧不安。
我觉得，1930年因为王明等人对中大学生作了那样的处理，现在又遇到了他，我相信“王明反对”的说法完全是真实的。

我所知道的王明

（↑🤔这章内容有点复杂，大概是讲王明的负面事迹，说这个人做了很多坏事，滥用权力，甚至想在共产国际夺权。）
（很久以前王明也只是个普通学生，学熟了俄文，莫斯科孙大（后改为中大）的校长米夫很欣赏他，后来王明当了米夫的翻译，依靠着这位俄国人校长的势力，一步步把其他人排挤出去，在校园独揽大权。在共产国际里面，他也是一步步趁着其他人犯的错误、领导层的不稳定来往上爬的，“有一分权力，就要用十分”。）


我想到来时一切都很顺利，却被王明一手弄坏了。中国革命正需要人，而我们却在这里泡着，真是毫无办法。正是：


异乡飘泊念故都，
向往祖国忽捐躯。
可恨佞幸仗权势，
假公报私阻归途。

加入苏联国籍


1933年夏，苏联政府颁布了在全国城市实行护照制的法令。所有年满十八岁的城市公民，都要办理护照手段，它既是身份证，又是公民权证。

这对于我们来说，却出现了新的问题。
根据那个法令，外国人必须具有或者本国政府的护照，或者领取无国籍的护照。我们从中国到苏联去是非法的去后没有、也不可能和国民党政府或大使馆发生关系。
如果领取无国籍护照，那么居住、行动、工作都很不方便，而且似乎是在政治上不承认苏联政府及社会主义制度。所以经过商量，还是决定暂时加入苏联国籍，领取苏联公民的护照，将来也就是中国苏维埃公民。因此，经过和党委的研究，由我们在地方苏维埃机关中，填写申请表，经过批准手续，领取了苏联公民护照，从此算是加入了苏联国籍，并作为苏联公民，具有一切苏联公民应有的权利和义务。


在这里附带说几句关于行政流放的事。
我们初到伊万诺夫时，内务部门提出的要求，即每月报到一次，和不经内务部门的许可，不准离开伊万诺夫，实际上并未继续执行。开始时是那样做的，以后也没去报到了，短期离开到外地去，如我作为外国工人代表团到外地去，到休养所去都是自由的。到工厂后，我们参加了五金工人职工会，社会工作都是和其他人一样平等的。
当然，我们不知道对其他行政流放的人是否也是这样，还是对我们有点特殊优待？

在三年中间，如果从逮捕算起，则在1933年初就应该结束了，如果从宣布流放之日算起，在1933年9月也应该结束了。可内务部门却没有过问，既不要求报到，也没有按期宣布结束，好象一切须办的事都办了，算是不了了之。
从1933年下半年起，由于没有解决党籍问题，又领了苏联公民的护照在生产上我们已成了车间车工骨干，工资已经够用了，长期留在苏联的现实已成定局，有些人准备适应这种环境，正在考虑娶妻生子，而我呢，思想上却增加了无名的烦闷。

有些人走了


1934年秋在伊万诺夫的中国人有几个人走了。
他们都是1934年走的，只有梁实秋由于和我们的关系密切，所以透露了一些。

据说，走的人都是由内务部派遣的，送到南方各地去，如中亚细亚地方，或者是有华侨的地方，让他们为内务部做工作的，至少是当耳目。
自他们走了以后，没有任何人给我们或其他人来过一封信。从这里也可以证实梁实秋讲的情况是真实的。可能是因为他们流放到此，没有什么问题，内务部根据这样情况，才派遣他们去的。

从德国来的那个来历不明的金xx，于1934年也被召回莫斯科，但根据召回的情况，很可能也不会有什么好意。走时，很不愉快，没讲是谁让他回去的，也是一去无音信。


一封未发的信


在1934年后期，由于回党回国的希望没有了，至少在近年以内是如此。因此不时想到我的家，特别是和我相处很短，留在家乡的青年妻子，觉得应该向她作一个交待。因为1929年后曾往家中寄过几本《列宁全集》，显然会使她感到我可能快回去了，可是以后突然中断联系，五年音信全无，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必然会引起各种猜测和疑虑。没有回国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不幸？是否在回国后遇险或者被捕了？还是已经死了？

于是，我给家里写了一封信，想告诉他们，我虽然未死，但回国的希望是没有了，所以虽然还活着，但不能成为家庭的一个成员，不必再等我了。
关于这一点，虽然在同父亲告别时曾说过，但我的妻子还是一直在等着我。现在从不告而别已经八年，不能让她再等我了。
我说明这件事，对于她来说当然是可怕的消息。但不说，让她没完没了地长期等下去，岂不是更加可怕。外国有句俗语说:“宁可有可怕的结局，不要有无终止的可怕。”所以，我在信中写明了我不能回去的境况，实在是无能为力，只好对她表示歉意。希望她趁还年轻的时候另谋一条出路，以渡过尚余的岁月。并希望她能独自生活，不作家庭的奴隶。


这封信虽然写好了，究竞发还是不发？几经斟酌，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矛盾重重，结果还是成了一封未发的信。

江一牟到伊万诺夫


1933年春，还在很冷的时候，我们住所突然来了一年纪较大的中国人，衣服烂褛，面黄肌瘦，中国普通话说得不好，俄语也不通，一副十足的狼狈相，他就是江一牟。

他是五年劳动改造期满释放后才来的。据说释放后，让他到伊万诺夫居住，他来到后，不知怎样打听到了我们，找上门来了。
我看到他的样子，听他说了情况，不禁感到寒心。他的被判处劳动改造，只是因为他在中国过去的问题。

江一牟是四川人，曾在四川军阀下边当过一段时间的军官。
1925年后思想有了进步，先加入了国民党，以后又加入了共产党，1928年到莫斯科中大，对学校有些不满。我以前同他并不认识但听朱代杰谈到过他。后来1930年中大逮捕反对派时，他也被逮捕了。我们九月间被释放后，他和其他人被判了五年劳改，到了北方很远的地方。在那里经受了五年的劳动生活但活下来了。

那时他已四十来岁了。


我们当时无法收留他，只得领着他找到了一个私人住的地方。
以后，他找到了工作，碰巧对他又很适合，是在一个电气管理处看电表。
由此可见，在苏联找工作还是比较容易的，像他那样的人，究竟能干什么呢？开始我很有点发愁，但居然找到了工作。干了几个月，还得到了好评，工资也增加了，而且租到一个不错的小单人房间，生活得满不错。真是“天无绝人之路”！
经过一段时间，我发现他虽然有些旧思想，但他的思想一般说来，还是可以的。

苏联政府的法令


在三十年代初，从报纸上忽然看到了一条苏联政府的奇怪法令，说对于鸡奸罪将判处三年以上五年以下的剥夺自由，情节严重的判处八年。
这真使人有点吃惊，当时苏联妇女大大多于男子，而且两性关系比较随便，在这样的情况下，居然会有这样的事，而且还促使政府颁布法令禁止，真是不可想象。


另一个法令是所谓“八·七法令”即八月七日通过的法令，为了维护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凡盗窃国家财产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财产。可以判处到十年的劳动改造。
我开始以为这是为了惩办那些大盗窃犯而制定的。谁知却不是这样。有一次我们车间一个缝皮带的皮带工人，因为偷了两米皮带回去补皮鞋，被发现后，在食堂举行审判。
开始我们以为，这是过去经常举行的同志审判会，是以教育人为主，处分为副的性质，谁知经过半小时的讯问，宣布判决:“根据八·七法令，劳动改造十年。”当时他的家属们听了便大哭起来。儿位法警即刻予以逮捕，就把他抓走了。在场的工人们，也都大为惊讶。

后来了解到，根据这个法令，当时像皮带工人那样被判刑的情况，到处都有。
他们被判刑后，都被送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建设项目中去。以后过了两、三年，又成批地被释放回来。但不幸有的人在那里死了，死了也就死了。这可真是只好听天由命了！


供给改善，取消配给制1934年，由于苏联经济在集体化后有了好转，政府宣布取消配给制。
生活副食品不定量了。开始有些人怀疑，于是发生了抢购风，但几天以后，就停止了，才又恢复正常。
据说，在两、三年前，有些地方发生饥荒，还死了一些人。但农村经济还是比较容易恢复的，很快就上去了。

我们的生活也就大有改善了，尤其是工资也多了。其他工业品也有所增加，虽然还不足。

>>Po.1442404
（↑[ ﾟ∀。]第一条法令......我觉得无关女子数量多少，他们都会这样做，作者不理解算是一种......文化隔阂？生活盲点？只是对未知现象感到惊骇，好像并不知道这种情况已经很久了，看到法令才知道的。）

（下一章就进入“动力学院”了，就是技术学校。）
（[ ´д`]这也是我佩服作者的原因......年龄不断增长，而学习从未停止。只是看到一个招生广告，就立刻想要考上，完成年少时的心愿，即使自己能力不足......）

进入动力学院前后


转学技术的动机


我转学技术的原因及动机可归纳如下:
(1)1934年末，基洛夫被刺后，苏联政治局势紧张起来，我们实现回党回国更无望了，中国革命的形势也无大进展，我们当时觉得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出路，而且对今后做政治工作也没有什么信心，需要改行;
(2)自己不愿长期在车床上作车工，想当技术人员;
(3)我过去就喜欢数理化，还有些基础。现在年纪虽然大了一些，但还不太大;
(4)联共当时提出了“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我想，将来万一能够回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技术还是很需要的。


考学的准备


当时我知道伊万诺夫有一个机器制造的中等技术学校，五年制，前三年不脱产，后两年脱产。我想投考插班三年级，不脱产一年，以后脱产，三年毕业。
在1935年初，我到该校和校长谈了，并经他允许，利用他们的图书馆，借阅一些中学用的数理化教本。从此，我开始进行准备，除了倒班生产工作八小时及必要的社会工作外，业余时间的绝大部分都用到自修这些课本上去了。

我在备考中遇到了较大的困难，由于过去学的是英文本及中文本，而现在学的是俄文本，虽然我的俄文水平近来有了提高，但很多名词，都得重新学习记忆了。
自然数学好办一些，但物理、化学就难了，特别是物理占的数量很大，而化学则名词多得很。


当时，离开中学时的学习生活已将隔十年了，这也是一个问题。但我仍然坚持下去，尽自己的力量，首先认真地从物理及数学开始复习。

两处报名

（↓[ ﾟ∀。]第一段是前情提要，也就是之前两段的总结）
1935年初夏，将要报名报考中等技术学校时，偶然看到了伊万诺夫国立动力学院招考新生的广告，我的思想一动，心想如果能考上动力学院，脱产学到大学工科毕业，也算实现了少年时代的夙愿。
但由于自己离开中学多年年纪也较大，而且用俄文考，确实有点信心不足。所以抱着侥幸的心理，还是决定报名，作为争取的目标，而把考进中等技术学校作为较有把握的目标。


于是我同时准备两次考试，像片、介绍信也都是双份的。两处报了名，促使我更为积极地准备考试课程。

但动力学院的招考委员会给我制造新的麻烦，实际上是拒绝接受我的报考申请。他们说我受过处分，在莫斯科那一段历史还没有最后结论，而且也没有学业证明。
于是我在夜班、二班时，只好少睡点觉，抽点时阊去跑证明，除了找厂党委外，还跑遍了市委、市人委，教育局。但还是毫无结果。
后来，我又到了动力学院招生委员会去谈，他们说，校长回来了，让我找校长。他倒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我们谈的结果，同意由我厂党委出证明，说明我的全部情况，并由厂行政、工会证明我的生产及社会工作情况，由我的中国同志两、三人证明我是中学毕业生。将来考试时，数理化方面的要求，与大家一样，俄文可以降低要求。这些要求我都照办了，招生委员会才给我准考证，算是过了这第一关。

这时离考期只有两个星期了，而且动力学院先考。
我决定利用工人报考照例都给两个星期的休假，集中力量准备考试，特别是准备三角和化学。因为其他各门都准备得差不多了，这两门还比较薄弱。

侥幸的第一门物理考试


苏联的大学入学考试和中国不同。
第一门考物理，是分班的，几个人一批，先笔试几道题，以后交卷时再口试，当时在成绩表上由教员签署成绩。

我列在中间名次，他们都是苏联十年制刚毕业的青年。经过约一小时后，已有十三、四人都因“不及格”而出来了。
在轮到我应该进去时，我估计没有什么希望了，但恰在这时，换了考试教员，他一看名册都是“不及格”，大为惊讶，细问一下，都是在光学的一个题上被打成不及格的。这位新教员大不以为然，给大家换了题。
他看到我以后，说他第一次见到中国人考动力学院。他先问我一些与考试无关的问题，以后又问了物理，有的答上了，有的词不达意，说不清楚。他说，由于我的俄文水平，还不能把许多定理说清楚，而且物理将来还要学，所以不太要紧，转而问我数学，并出了几道题，我很快答出了而且相信不错。他一看，很满意，即刻在物理项目下签署一个“及格”字样。

这时和我一起进去的几个人，都呆着脸，看我，听着我和教员的谈话，并看着我在本班中第一个“及格”的成绩。出来后，大家向我祝贺。他们都在问我是怎么样考“及格”的。


数学考试


数学是动力学院最重要的课程，而且中学数学不再教，所以考试很重要。分两次笔试，一次口试。
第一次笔试是算术和代数，自信没有问题。
第二次是几何和三角。三角是“临时抱佛脚”准备的，在中学时代已经入党，社会工作多得很，当时是勉强应付的，现在已经完全忘得精光了。

第一题是三角，本来不难，但由于精神紧张，遇到薄弱点，急得满头大汗，过了半个小时也没法完成。
一位监考老头可能看到了，到我跟前用手在公式上划了一下，说“除一下”。我恍然大悟，两三分钟就解答完了。以后的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两次笔试过后，轮到口试时，那个教员很奇怪地看着我，又看了题解，除了问了一些与题目无关的问题外，说不相信这些题是我答的，又当场出了几道题，其中两题是代数分解因数，我当时立即进行解答，既快又准。他大为惊讶，说我在中国代数学得很好，当即又在数学项下，签了一个“及格”。


从此，我心里安定下来了，因为大家都说，物理、数学及格了，考取就有把握。

>>Po.1442437
（↑[´ﾟДﾟ`]......？！也太凑巧了！两次都有贵人相助？！）
（说明当时，至少在这个地方，珍惜学生真实能力的老师还是不少的吧......很可贵啊，当时的留学知识分子）

进入伊万诺夫国立动力学院


过了两，三天，发表了考试结果，我幸而被录取了。
总共托考的有一千五百人左右，共录取了四百名，约为四分之一。


我心里高兴极了，即刻到机器制造中等技术学校对校长及图书管理员说明了情况，对他们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对我的帮助。
以后，我又到工厂办了离厂手续，大家向我作了祝贺。

1935年九月一日，学校正式开学了，我领了学生证，从此兴高采烈地进了向往很久的工科大学，并下决心要好好学习。
从进工厂以来，差几天，就是整整五年了，我已成了五级车工，即高级工人，现在又成了工业大学的大学生了。


但在精神上，这种转学技术的成绩的后面，却依然蕴含着心理上怀念祖国，怀念中国革命的情绪。但愿将来能为祖国尽一点微小的力量。
因此作了三首感想诗，以作为改行的纪念。

(一)
常叹故国遍疮痍，
十年投笔着戎衣。
披荆斩就赴汤火，
离乡背井举红旗。

(二)
暴风骤雨起横波，
留落异域无奈何。
原望整甲再征战，
归途受阻堕滋涡。

(三)
事与愿违后新场，
忍痛修文弦更张。
寒窗球磨计寸尺，
或为大厦作檐梁。


这样我便开始了新的大学的生活，整整中断了十年的数理化学习又恢复了。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