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昏时分，我们开始返回。到达之前，天已经黑了。我们惊喜地发现守夜值班员唐佩德罗·奥拉特已经给我们准备好了美味的烧烤。我们买来酒回敬了他，然后一反常态，狼吞虎咽。我们一边吃一边对烤肉的鲜美赞不绝口，说只怕不久以后我们再也不能像在阿根廷一样开怀大吃了。唐佩德罗听了之后告诉我们，下周日当地有一场摩托车赛，届时他会为车手们筹备一次烧烤大宴，他想找两个帮手。于是，他就把这份差事交给了我们。“你们可听好了，我可不会付你们工资。不过，你们可以捎些肉，以后慢慢吃。”

这个主意听起来不错，于是我们立马就接了这份活，当起了“南阿根廷烧烤大爷”的第一、第二助手。

我们这两位助手怀着无比的宗教热情虔诚地等待着星期天的到来。那天早上六点，我们开工了：第一件事就是把柴火搬上卡车，然后运到烧烤的地方。我们就这样马不停蹄地干到了上午十一点，这时只听一声令下，众人便飞奔而去，抓起美味的排骨就是一阵乱啃！
发号施令者是一个非常古怪的人，每次我一提到“他”就毕恭毕敬地称“他”为“夫人”。有一位工友看不下去了，提醒我说：“嘿，切，老弟，别把唐彭顿惹毛了，他会生气的。”
“谁是唐彭顿啊？”我带着愣小子常有的那种天真表情问道。结果，他说唐彭顿就是我整天“夫人”长“夫人”短叫着的那个人，我着实吃惊不小，但是没隔多久我就缓过神来了。

烧烤的时候，通常给每个人的肉量都绰绰有余，这次也不例外。所以，我们就放开肚皮山吃海喝，准备像骆驼一样继续旅程。
此外，我们还执行了一项周详的计划。我假装越喝越醉，时不时地装出马上就要呕吐的样子，然后再藏一瓶红葡萄酒在皮夹克里，踉踉跄跄晃到河边。这样连续五次下来，我们已经搬了五瓶同样的红葡萄酒到柳树下，搁在水里冷藏。
终于到了曲终人散的时候，我们也该装好车，把东西运回镇里了。我还得继续装疯卖傻，故意装作懒洋洋的，不愿意干活，还老是找唐彭顿吵架。演到最后，我干脆仰面躺倒在草地上，一动不动了。这时，阿尔维托以我的挚友的身份登场了，他忙不迭地向老板赔不是，车子开走后还专门留下来照看我。


发动机的声音渐渐消失在远处之后，我们一跃而起，像小马驹似地冲向我们藏酒的地方，心里想，这下子够我们开怀豪饮上几天了。

阿尔维托率先冲到柳树下，他的脸突然像喜剧演员一样僵住了：哪里还有一瓶酒的影子！

要么是我当时装醉装得不够逼真，要么就是有人瞧见我们偷偷摆弄这些酒。现在倒好，到头来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一瓶酒也没捞着！在我假装喝得酩酊大醉、大撒酒疯的时候，我明明记得有人冲我不怀好意地讪笑。我们把那些人的面孔在心里过了个遍，希望能够发现蛛丝马迹，顺便找出小偷，结果徒劳无获。
最后，我们只好费力地拖着一块面包、一些奶酪和几公斤肉步行回到镇上。我们吃饱了，也喝足了，但是一点精神也提不起来，不是因为葡萄酒没了，而是因为我们被人耍了。这种感觉根本无法言表。


第二天下着雨，气温很低，我们觉得比赛肯定无法进行。我们准备雨一停就到湖边煮点肉吃，这时广播突然通知比赛照常进行。于是，我们凭借烧烤助手的身份免费入场，舒舒服服地坐在那儿看着全国的赛车手们上演了一场精彩绝伦的车赛。
就在我们满脑子想着继续上路、在小屋门口喝着马黛茶讨论哪条路最好走时，一辆吉普车开来了，载着阿尔维托的一些朋友，他们来自遥远而神秘的康塞普西翁-德尔蒂奥镇。我们热烈而友好地互相拥抱，随后我们马上找了个地方，开始使劲往肚子里灌那种满是泡沫的液体。朋友相见嘛，就应该开怀畅饮。


他们邀请我们到他们工作的胡宁-德洛斯安第斯镇去，我们同意了。为了减轻摩托车的负担，我们把行李衣物寄在了国家公园的那个工具棚里。

（↑[*ﾟ∀ﾟ*]哎呀！这两段写得太好玩了……看看，有一群小偷在偷免费的酒喝呢！果然没能得手，笑死……）

circular exploration

周边探险


胡宁-德洛斯安第斯镇并没有它湖畔的兄弟那么幸运，它只能在一个被遗忘的文明角落刀耕火种。为了让小镇恢复生气，人们在此建了一些厂房。这就是我们的朋友工作的地方。尽管如此，它依然无法摆脱像一潭死水般的单调生活。
我之所以说“我们的”朋友，是因为过了没多久我也和他们成了莫逆之交。

第一个晚上，我们在一起回忆了康塞普西翁镇遥远的过去，看着旁边那些似乎取之不尽的红葡萄酒，我们的情绪也一下子高涨了起来。我不胜酒力，所以中途退出睡觉去了。一会儿我就睡得像木头似的，毕竟是真正的床啊，不睡怎么对得起它呢？
第二天我们去了朋友们工作的公司，在他们的车间里修理摩托车。那天晚上，我们的朋友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华丽的阿根廷式的告别礼：牛羊肉烧烤，外加面包、肉汁和丰盛的沙拉。

连续狂欢了几天之后，我们再次热烈拥抱之后离开了这个地方，开始前往卡鲁埃——这个地区的另一个湖泊。路况很糟，我使劲想把摩托车驶出沙堆，可它就是埋在沙堆里不断喘着粗气。
第一段路程五千米，我们却足足花了一个半小时，但后来路况有所改善，我们比较顺利地到达了小卡鲁埃湖。这是一个蓝绿色的小湖，四周是树木丛生的小山，而后到了一个更大的湖泊——大卡鲁埃湖，但遗憾的是我们无法驾车绕湖游玩，因为那里只有一条专用马道。当地的走私分子就是顺着这条马道潜入智利的。
我们把摩托车停在护林员的小屋外。护林员不在家，停好了摩托车之后，我们准备爬上面向湖泊的那座山峰。

快到午饭时间了，但是我们随身只带了一块奶酪和一些蜜饯。一只野鸭高高地飞在湖面上。阿尔维托估算了一下野鸭的距离，再想想护林员反正也不在，一般也不至于被罚款，然后就开了枪。运气实在是太好了（野鸭可不走运了！），野鸭应声落入湖中。接着就是讨论该谁下水捡猎物的问题。我输了，只能纵身跳入湖中。冰块像长了手指一般紧紧抓住我的身体，几乎让我完全无法动弹。我极其畏寒，再加上又来回游了二十多米去捡那只被击落的野鸭，着实像个贝都因人 [1_Bedouin，中东沙漠讲阿拉伯语的游牧民族。] 一样，遭了不少罪。
实在太饿了，那只烤鸭吃起来也是有滋有味，算是精美的一餐吧。

吃了午饭后，我们有了不少力气，于是热情满满地出发开始爬山。
然而一开始，一大群牛虻就在我们头顶不停地盘旋，一逮到机会就咬我们一口。因为缺乏适当的器械和经验，我们爬得筋疲力尽。
经过几个小时之后，我们才疲惫不堪地登上了山顶。令我们大失所望的是，山顶并不能饱览全景，周围的山峰遮盖了一切。无论朝哪个方向看总有更高的山峰挡在前面。

在白雪皑皑的山顶开了几分钟玩笑后，渐渐暗下来的天色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是该下山的时候了。
第一段山路倒还好走，但后来引领我们下山的小溪变成一股湍急的河流，两侧变得陡峭平滑，石块变得无比光滑，走在上面很困难。我们不得不抓着边缘的柳条前行，最后到达一个厚密危险的芦苇区。夜幕降临，我们被笼罩在一片诡异的嘈杂声中。我们感觉每走一步似乎都在迈向虚空。阿尔维托的护目镜丢了，而我的裤子也被刮成了破布。我们最后终于来到了一片林木带，从那儿开始，我们每走一步都格外小心，因为四周漆黑一片。我们的第六感明显加强，时刻感觉周围都是万丈深渊。
在深深的泥泞中跋涉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后，我们发现小溪汇入了卡鲁埃湖，几乎同一时间树木也消失了，我们到达了平地。一只体形巨大的牡鹿像光一样闪过，身体在月光的映衬下闪着银色，它穿过小溪，然后消失在灌木丛中。像这样的大自然的震颤真可谓扣人心弦。
我们蹑手蹑脚，徐徐向前，生怕惊动了荒野圣殿的宁静，因为我们正在和它进行着心灵的沟通。

我们蹚过一条细细的水流，水刚好没过我们的脚踝，那轻轻的一触让我想起了讨厌至极的冰手指，接着我们就到了护林员的小屋前。他非常热心地给我们端上了热腾腾的马黛茶，还拿出羊皮给我们当垫子，于是，我们一觉睡到了第二天中午。醒来时已经是十二点三十五分。
回程我们骑得很慢，路上经过的那些湖泊只能说还凑合，比起卡鲁埃湖逊色不少。


最后到达了圣马丁，唐彭顿给我们每个人十比索作为烧烤助手的工资。于是我们继续向南前进。

dear mama

亲爱的妈妈


一九五二年一月
去巴里洛切的路上


亲爱的妈妈：

您很久没有收到我的消息了，同样，我也很久没有收到您的任何消息了，对此我深感担忧。在这寥寥数行中，我无法把旅途中的所见所闻一一告诉您。我就说说我们离开布兰卡港两天后的事情吧。我突然病倒了，四十度高烧，不得不卧床休息了一整天。第二天早上我挣扎着起床，但还是被送进了乔埃莱·乔埃尔地区医院。医生给我开了一剂青霉素，这种药可很少有人听说过。服用之后，四天后我就康复了……
我们凭着往日的足智多谋，解决了途中困扰着我们的成百上千个难题，终于来到了圣马丁-德洛斯安第斯。这里有一个绝美的湖泊，坐落于原始森林之中，宛如人间仙境。您一定得来看看，我觉得您一定会不虚此行。我们的脸已经粗得像金刚砂了。我们每到一处有花园的房子，就会到那儿寻求食宿，以及能提供给我们的其他任何东西。我们最后在冯·普特纳莫家的农场落脚。他们是豪尔赫的朋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那个总是喝得醉醺醺的庇隆主义者，他是三个人当中最好的一个。我已经能够诊断一个枕骨区肿瘤病例，那可能是由棘球蚴囊引起的。所以，我们得等等看再走。我们两三天后会前往巴里洛切，路上我们也可以悠着点。如果您的信能在二月十日或者十二日前到的话，您就给我寄封信留局待取。好了，妈妈，下一页我是写给齐齐娜的。向每个人转达我的问候，记得一定要告诉我爸爸是不是在南方。

一个来自您的儿子的深情拥抱。

on the seven lakes road

在七湖路上


我们决定沿着七湖路前往巴里洛切，七湖路顾名思义就是从这条路一直到城里一共得绕七个湖。


前几公里“大力神Ⅱ”一直都很平稳，不紧不慢，而且没有出任何机械故障。夜幕降临的时候，没想到那晚居然冷得出奇。
为了能够在修路工的小屋里睡上一宿，我们只好把破旧的前灯拿出来说事儿。没想到这一招儿还真灵。那晚真是极度严寒，很快就有人敲门，说是要借些毯子，因为他和妻子在湖边露营，都被冻僵了。我们出去和这对坚忍的夫妇分享一壶马黛茶。这对夫妻已经在湖边生活了一段时间，靠的就是一顶帐篷和背包里的那些东西。在他们面前，我们无地自容。

我们再次出发了，越过形态万千的湖泊，湖的四周是层层叠叠的原始森林，荒野中散发出的清香不断抚慰着我们的鼻孔。
但是奇怪的是，看惯了这湖泊、森林、孤零零的房子、井井有条的花园，我们居然有了一种腻烦的感觉。浮光掠影地领略自然风光，只能让人捕捉到一种千篇一律的单调感，而不能让人充分融入这个地方的意境之中；所以，至少必须停下来几天。

我们最后到达了纳韦尔瓦皮湖的最北端。
心满意足地吃完烧烤大餐后，我们便在湖岸上睡着了。但是当我们重新上路的时候，我们发现后胎穿了一个孔。打从那时起，一场冗长乏味的“内胎战”便打响了。每次我们补好一边，另一边的胎又穿孔了。补着补着，补丁就用完了，没办法，只好就地过夜。
一个奥地利门卫，年轻时做过摩托车手，他让我们在空货棚里过夜，一方面他很想帮助无助的同行车手，另一方面他又害怕他的老板，于是夹在其中进退两难。
他用并不流利的西班牙语告诉我们，这个地方有美洲狮出没。

“美洲狮十分凶残，它们攻击人的时候无所畏惧！它们长着许多金黄色的鬃毛……”


我们打算关门的时候才发现，那扇门看起来像马厩的门，只有下半部分关得起来。我们脑子里装的全是美洲狮的影子，所以，我赶紧把左轮手枪放在枕头旁防身，以防美洲狮午夜时分悄悄来袭。
第二天，天刚破晓，听到爪子抓门的声音，我一扑棱就醒了。
阿尔维托躺在我边上，吓得一言不发。我手里紧紧握着左轮手枪，保险已经打开了。


在树的剪影中，两只明亮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这双眼睛像只猫一样突然向前弹起，黑色的躯体也随之跃进门来。

完全出于本能，理智的刹车失灵了。


我在自我保护的冲动下扣动了扳机。
炸雷般的轰鸣声先是击中了墙体，而后又在四面墙之间来回响彻。过了许久，门口出现了一把熊熊燃烧的火把，接着有人朝我们歇斯底里地大声嘶喊。我们怯懦地沉默着，那时我们知道，或者至少能猜到为什么那个门卫会撕心裂肺地叫喊，为什么他的妻子会扑在那只动物的尸体上歇斯底里地哭泣，因为那是她的波比，尽管那是条惹人生厌的恶狗。
阿尔维托去安戈斯图拉找人给我们补轮胎了，我想，我只能在户外露宿了，在那家子眼里，我们已经俨然成了杀人犯，总不能再涎着脸皮求人家再让我们睡一晚吧？

幸运的是，另一个修路工的小屋离我们的摩托车抛锚的地方很近，他让我和他的一个朋友在厨房里睡了一夜。
半夜里我被雨声吵醒后，准备起身用防水油布把摩托车盖上。由于前两天我拿羊皮当枕头，被刺激得哮喘复发，我决定先拿出呼吸器吸上几口再出去。

就在我吸气的当儿，睡在我旁边的同伴也醒了。听到我的喘息后，他突然动了一下，然后一下又不作声了。我可以感觉到他的身体在毯子底下变得十分僵硬，他手里紧紧握着一把刀，屏住了呼吸。
前夜发生的事情仍然历历在目，所以，我决定还是待在原地不动，以免被捅，因为在那个地方，臆想症似乎也会传染。


第二天晚上，我们到达了圣卡洛斯-德巴里洛切，并在警察局过夜，等待莫杰斯塔·维多利亚号驶向智利边境。

and now, I feel my great roots unearth, free and...

现在，我觉得自己被连根拔起，又自由，又……


我们在警察局的厨房里避雨，外面风雨大作。我反复阅读着那封令人难以置信的信。就这样，我对家里所有的梦想，以及那些亲戚朋友在米拉马尔给我送行时那种热切的眼神，都毫无理由地轰然倒塌了。

我感到筋疲力尽，在半睡半醒中，我听到一个环游世界的囚犯正在和其他人夸夸其谈。那个人胡编乱造了不计其数的新奇的洋玩意儿。听众们对此闻所未闻，因此他轻易就蒙混过关了。我可以听到他那热情洋溢、颇具诱惑力的话语，也可以看到听众为了解故事的来龙去脉，把脸凑得越来越近。
透过层层雾霭，我仿佛看到我们在巴里洛切遇见的美洲医生频频向我们点头说：“我觉得你一定能够到达终点，因为你有胆识。但是我认为你最好在墨西哥待上一段时间，那着实是一个令人赞叹不已的国度。”
我突然觉得自己和水手一起飞到了遥远的土地上，远离我现在的生活。一阵强烈的不安向我袭来，我觉得我无法感知任何东西。我开始害怕自己，于是开始含泪写信，但是写不出来，因为即便试了也是徒劳无益。微弱的光笼罩着我们，幻影不时在周围盘绕，但是“她”就是不出现。我仍然深信自己一直深爱着她，直到此时此刻突然我意识到什么感觉都消失了。
我不得不用我的意志把她召唤回来。我得为她奋斗，她是属于我的，我的……我睡着了。


煦暖的阳光照亮了新的一天，出发的一天。
那天我们告别了阿根廷。把摩托车弄上莫杰斯塔·维多利亚号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我们最后凭着耐心做到了。把摩托车弄下船同样也很困难。
而后，我们就在那被夸大其辞地冠名为布莱斯特港的小湖旁的一小片地方歇脚。上路走了几公里（最多三四公里）后，我们再次回到水路上，这次是一片脏兮兮的绿色湖泊——弗里亚斯湖。

在短暂的水路之后，我们最后到达海关，而后是位于山脉另一端的智利移民局检查站，就这个纬度而言，地势要低得多。

在那儿我们又越过了一个湖，湖水来自特罗纳多河，特罗纳多河则源于一座雄伟的同名火山。这片湖名为埃斯梅拉达湖，跟阿根廷的湖泊相比，埃斯梅拉达湖令人叫绝，水温适中，是个泡澡的理想所在，而且动人心弦。
山脉高处有个地方叫卡萨潘弋。那儿有一个了望台，可以鸟瞰智利的美景。它有点像是一个十字路口，至少当时我觉得那是一个十字路口。我展望着未来，目光穿过智利狭窄的国土，投向更为遥远的土地，脑海里反复闪现着奥特罗·席尔瓦的诗句。

objects of curiosity

好奇心的对象


载着我们的摩托车的那艘大型旧船似乎每个毛孔都能渗进水来。我一边保持着水泵的节奏，一边遨游在白日梦里。


我们的摩托车绑在一个硕大无比的精巧装置上，我们俩则在那里挥汗如雨，为自己和“大力神”挣船票。
一个医生从我们身旁经过，他从佩乌利亚回来，也搭乘这艘往返于埃斯梅拉达湖的客船。他看到我们半裸着泡在水泵房油腻腻的水里，拼命抽水，努力使船只浮起来，脸上突然出现了好奇的表情。
旅途中，我们遇到过好几个医生，跟他们谈起过麻风病。我们侃侃而谈，稍微有些添油加醋，顿时博得了来自安第斯山另一端的同行们的钦佩。我们的介绍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麻风病在智利并不流行，所以他们对麻风病及其患者基本一无所知。他们坦言，至今从来没有遇到过麻风病人。他们告诉我们远处复活节岛上有个麻风村，住有一小群麻风病人。而且据他们说，那个岛很好玩，我们的科学研究兴趣一下子便来了。
这回，鉴于我们“非常有意思的旅行”，这个医生慷慨地表示愿意给我们提供所需的帮助。但是在智利南部度过的那些快乐日子里，当我们还不至于挨饿时，我们是不会显得太过贪婪的。我们只麻烦他把我们引荐给复活节岛之友协会会长，会长就住在离医生不远的瓦尔帕莱索。医生听了之后，高兴极了。


湖上的路线止于佩特罗韦，我们在那儿和每个人一一道别。
临走前，我们还给一些巴西黑人女孩摆了些造型，她们说要把我们的照片放在智利南部旅行的纪念册里。我们还给一对环境学家夫妇摆了些造型，这对夫妇来自不知哪个欧洲国家，他们彬彬有礼地记下了我们的地址，说以后要把照片寄给我们。


小镇上有人想找个人把一辆大篷车开到奥索尔诺，正好我们也要去那儿，所以他就问我能不能给他当司机。
阿尔维托给我开了个速成换挡班，随后我就严肃地披挂上阵了。颇具戏剧性的是，阿尔维托骑着摩托车在前面开路，我则一颠一簸地开着车跟在后面。每个弯道都是折磨：刹车，踩离合器，一，二，救命，妈妈呀……路沿着美丽的乡村蜿蜒盘旋，环绕着奥索尔诺湖，奥索尔诺火山如同哨兵一般挺立在我们上方。
可惜在事故高发的那段路上，我根本无暇欣赏美景。
然而，最后却是一头小猪坏了事。我踩刹车、踩离合器的技术还不太熟练，当时我们正在飞速下坡，它突然跑到车前，就让我们给撞上了。

我们到了奥索尔诺，东张西望之后就离开了，继续往北走，我们穿过了美丽的智利乡间，那儿的土地被分成一个个小块，每块都有人耕种，和我们南部地区的贫瘠土地形成了鲜明对比。我们所到之处，友好的智利人都极其热情好客，最后我们于一个星期天到达瓦尔迪维亚港。
我们徐步缓行，之后到了当地的报社——瓦尔迪维亚邮报，他们非常热心地写文章报道我们。那时正值瓦尔迪维亚建港四百周年庆，而我们也把此行作为对这座城市的献礼，同时缅怀这座城市以之命名的伟大征服者。报社记者劝我们给瓦尔帕莱索市市长莫利纳斯·卢科写封信，让他知道我们伟大的复活节岛之行计划。

海港里满是我们完全陌生的货物，市场上出售的食物也与我们那里完全不同，典型的智利木屋、瓜索斯 [1：智利农民。——原注] 特色服装和我们在国内所了解的也有天壤之别。那儿有些美洲本土的东西，完全没有受到侵入潘帕斯草原的异国文化的影响。这或许是因为在智利的盎格鲁-撒克逊移民并没有和当地人通婚，所以土著民族的纯粹性才得以保存，而这种情况在我们国家基本上不存在。
尽管我们狭长的安第斯兄弟跟我们在文化习俗以及语言习惯方面有诸多不同，但是他们一看到我穿着那条只到腿肚子的裤子时，都会惊呼一声：“给它们浇点水吧！”这句话可谓国际通用；但是我得澄清一下，这可不是我的个人风格，而是从一个身材矮小但慷慨大方的朋友那里“继承而来”的。

the experts

专家


智利人的热情我是怎么夸也不嫌累的，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在这个邻国旅行时才会感到如此惬意。我们就充分利用了这一点。我从被单下逐渐醒了过来，心里想这么好的床那得值多少钱啊？同时我心里还盘算着，昨晚那顿饭里总共有多少卡路里啊？
接着，脑海中浮现出最近发生的一连串事情：
“大力神”破胎，我们困在雨中，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真是束手无策；
劳尔慷慨帮助，我们现在正睡在他的床上；
还有，我们接受了特木科《南方报》的专访。

劳尔是个兽医学专业的学生，看起来学习并不是很用功，他把我们那辆破旧的摩托车抬起来放在他的卡车上，将我们带到了位于智利中部的这个宁静的小镇。
老实说，搞不好我们的朋友可能有那么些时候，还真希望自己从来没有遇见过我们呢，因为我们的出现，搅得他那晚连觉也睡得不踏实，但是他要怪也只能怪自己，谁让他在我们面前使劲吹他在女人身上花了多少钱，还说要邀请我们去卡巴莱 [1：cabaret，一种有歌舞表演助兴的餐馆或夜总会。] 玩一个晚上，费用全包在他身上云云。承蒙他的邀请，我们决定在巴勃罗·聂鲁达 [2：Pablo Neruda（1904—1973），智利诗人。] 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上多逗留些时日，后来我们也加入了吹牛大会，吹得不亦乐乎。当然最后他和盘托出了那个不可避免的问题（没钱！），这就意味着我们得推迟参观那个会让人乐不思蜀的娱乐场所了，作为补偿，他决定为我们提供食宿。

所以凌晨一点钟的时候我们到了他家，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把桌上所有的东西消灭得干干净净。桌上的饭菜确实不少，加上后来上的那些，我们的确吃得心花怒放。然后我们就借用了主人的床，因为他老爸被调到圣地亚哥去了，所以房子里也没剩下什么家具。


早上，尽管已经日上三竿，阿尔维托仍然雷打不动地继续酣然大睡。而我则慢慢穿戴，其实这并不难，因为我们晚上睡觉的穿戴跟白天唯一的不同就是，白天我们穿着鞋。


报纸上花了许多版面大肆渲染我们的事迹。这些报道实在和我们每天过的一穷二白、有一顿没一顿的生活形成了鲜明对比。
然而我实在对他们登的这些东西不感兴趣，倒是一则在二版用大字登出的当地新闻引起了我的注意。


两名阿根廷麻风病专家
驾驶摩托车环游拉丁美洲


接下来是小字体：

专家已抵达特木科，不日启程访问大拉帕岛[3：复活节岛。——原注]

我们的厚颜无耻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我们二人是美洲的专家，是麻风病学领域响当当的领军人物，行医经验丰富，现已治愈三千名病人，对美洲大陆最重要的麻风病研究中心了如指掌，同时，对这些中心的卫生状况也颇有研究。今天我们终于拨冗莅临这个风光旖旎又略带几分忧郁凄迷的小镇。我们希望当地人会明白我们对该镇的尊重之情，但是实际如何我们也不得而知。主人一家子很快都围着这篇报道打转，而对其他内容则嗤之以鼻。
所以，就这样沐浴在他们的仰慕中，我们告别了那些自己甚至连名字都记不得的人。

此前我们曾请求把摩托车停在郊区一户人家的车库里。这会儿我们就启程往那儿赶了。
此时，我们再也不是当初那对拖着一辆摩托车的流浪汉了。再也不是了，如今我们已经摇身一变，成了“专家”，所以自然有人招待我们吃饭。我们花了一整天时间修理、调试摩托车，还时不时地有皮肤黝黑的少女给我们端来一些小点心。


下午五点，我们吃完主人准备的美味的下午茶之后，便告别了特木科，往北行驶。

（↑[ ﾟ∀。][ ﾟ∀。][ ﾟ∀。]这段……太好笑了……）

the difficulties intensify

困难加剧


离开特木科的途中，一开始和往常一样很顺当。不料出了城之后，我们发现后胎破了，只好停下来修理。我们劲头十足地修着，但是，备用胎刚换上去，却发现它也在漏气，原来备用胎也破了。看来我们又不得不在露天过夜了，因为在夜里修车不太可能。
但是，此时我们已不再是无名小卒了，我们可是专家。所以，我们很快便找到了一个铁路工人，他带我们到他家里，在那儿我们享受到了国王般的待遇。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带着内外胎到了修车行，先把嵌在里面的几个小金属片取下来，然后再补胎。

我们离开的时候天色已暗，临走前我们接受了邀请，在主人家吃了一顿智利风味的特色饭：牛肚，外加几道类似的菜，辣味十足的菜肴和着美味的烈酒一起下肚。
和往常一样，智利人用他们的热情把我们征服了。
当然那天我们也没走多远，走了不到八十公里我们就停下来，想在一个公园护林员的家里住一宿，但是他想收点小费。由于我们始终没给小费，所以次日早上吃不到早饭，便饿着肚子郁闷地出发了，打算走完几公里后生堆小火，再泡些马黛茶。

我们行进了一小段路后想找个地方歇脚，正在这时，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摩托车来了个急转弯，我们都飞了出去，狠狠地摔倒在地。幸亏阿尔维托和我都没受伤，我们检查了一下摩托车，发现有一条转向杠断了，最严重的是变速箱也被撞得粉碎。
我们没法继续前行了。唯一的办法就是耐心等待一辆卡车来把我们的车运到下个镇。


一辆与我们背道而驰的车停下来，车主下车了解一下我们的情况后，提出要帮助我们。他们一再表示，对于我们这样的科学家，不管我们提出什么条件，他们都会竭力帮忙做到。
“你们知道吗，我一眼就认出你们了，因为我在报纸上看到过你们的照片。”他们中的一个人说道。

（↑[ ﾟ∀。]太，太好笑了……[ ﾟ∀。][ ﾟ∀。]）
（每次都在一边享受国王般的待遇一边倒霉！！摩托还烂得很彻底，这个摩托失控的次数多到匪夷所思，骑着这样一个烂摩托来穷游，骑摩托的人偷偷摸摸招摇撞骗，笑死我了）

但是，除了渴望出现一辆顺路车之外，我们对他们一无所求。我们向他们道过谢。


这时，附近小屋的主人走过来请我们到他家坐坐，我们就暂时安顿下来喝了些马黛茶。我们在他家厨房喝了几公升茶。
在那里，我们还看到了他的乐器——查兰戈琴：板上固定着两个空罐子，三四根约两米长的金属丝紧紧绑在固定了两个空罐子的板上。演奏者戴上一种金属指套，轻拨金属丝，就会弹奏出一种类似玩具吉他的声音。


十二点的时候，一辆小货车驶了过来。在我们再三请求下，司机答应带我们到下一个叫做劳塔罗的镇上。
我们在那个地区最好的修车行里找到了一个地方，还认识了一个会焊接的人。这个个儿不高但很友好的男孩叫卢纳。他偶尔会带我们到他家吃午饭。我们分配好时间，一面修车，一面上那些对我们充满好奇而到修车行来看我们的人家里蹭饭吃。隔壁住着个德国家庭，或者说德国后裔，他们待我们十分大方。我们晚上睡在当地的工棚里。
车算是差不多修好了，我们决定次日离开。


在当地我们结识了一些伙伴，他们邀我们去喝一杯，于是，我们也决定豁出去，和他们一起开怀畅饮。智利酒真是绝妙，我一顿勐灌，结果到跳乡村舞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完全可以和全世界较量一番了。我们不断地往肚中灌酒，也往脑中灌酒，整个夜晚过得很愉快。修理行有位师傅对我们特别友好，还邀我跟他妻子一起跳舞，因为他刚才把很多种酒都混在一起喝了，感觉不太舒服。他热情的妻子也正在兴头上，我那时满肚子都是智利酒，拉起她的手就领她到外面去。她顺从地跟在我后面，但是突然她注意到她丈夫正看着我们，于是她就告诉我，她还是不去了。我没心思听她解释，于是我和她就在舞池中央吵了起来。我在众目睽睽下开始用力把她朝着一扇门拖去，而后她竭尽全力想踢我，但因为被我拖着，所以她失去了平衡，然后就撞倒在地板上。
于是，一大群跳舞的人勃然大怒，疯狂地追着我们跑，我们就这样跑回了村里。阿尔维托因为没有喝到酒，所以大声号啕，说要不是因为我，那女人的丈夫早就请我们喝酒了。

（↑･ﾟ[ ﾉヮ´ ]又，又喝醉啦！！这群人每次喝醉就没好事…）
（还记得你们一边喝酒一边偷酒的时候是怎么失败的吗……真是吃一堑不长一智，吃一堑接着一堑啊！）

la poderosa II’s final tour

“大力神Ⅱ”的最后旅程


我们早早起了床，解决了一些尚未完成的修理问题后，便逃离了这个不再欢迎我们的地方。但走之前我们还是应邀到修车行旁边的那户人家，吃了最后一顿午饭。


那天，阿尔维托有先见之明，死活不肯骑车，我只好坐到了前座。但是开了没几公里，我们就停了下来修理变速箱。一会儿以后，在过一个急转弯的时候，我的车速稍稍快了一点，后刹车的螺丝掉了。
就在此时，一只奶牛的头从弯道的另一头冒了出来，紧接着又来了一大群牛。我紧紧地抓着手刹，但是由于焊接得不好，手刹也断了。有那么一阵子，我只看到两侧有许多牲口从我们身边呼啸而过，模模煳煳的只能看清一点轮廓，而可怜的“大力神”在冲下陡峭的山坡时车速越来越快。万分神奇的是我们只擦伤了最后一头奶牛的腿，但远处却有一条河流正扯着嗓门冲我们嘶吼着。
我赶忙把摩托车扭向了公路的另一侧。一眨眼的工夫，摩托车跃上了两米高的河堤，我俩夹进了两块岩石之间，所幸毫发未损。


由于有了“媒体”的推荐，一些德国人收留了我们，而且他们待我们也实在不薄。那天夜里我的肚子闹得特别厉害，我又不好意思把“纪念品”留在床铺底下的罐子里，只好爬出了窗台，把所有的痛苦都抛向了无尽的黑夜和无边的黑暗。第二天早上我探出头想看看情形，没想到两米以下的地方居然是一大片白铁皮，主人就在铁皮上晒桃子，而我增加的“景观”显得格外醒目！我们赶紧连滚带爬地逃走了。


乍看之下，这个小小的插曲似乎无足轻重，但是我们很快就意识到我们低估了破坏程度。每次上坡的时候，摩托车都有些不正常。后来我们上了通往马耶科的坡路，那儿有座铁路桥，被智利人称为“美洲第一高桥”。上坡的时候，摩托车就动不了了。
我们浪费了一整天时间等待着某个好心人（化身为卡车）带我们去坡顶。最后，我们终于搭上了盼望已久的便车。当晚，我们在一个叫做库利普利的镇上过夜。由于害怕灾难即将来临，所以，我们早早便离开了。路上陡坡一个接着一个，在第一个陡峭的小山坡上，“大力神Ⅱ”彻底断了气。
一辆过路卡车把我们载到了洛斯安赫莱斯，我们把摩托车留在消防队后，便去一个智利陆军中尉家里睡觉。中尉曾在阿根廷受到热情款待，所以一直心存感激，觉得无论做多少事取悦我们都在情理之中。这是我们作为“摩托车流浪汉”的最后一天，下一段路途看来更加艰难，因为我们已经成了“没有轮子的流浪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