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在事实的经验中我并不问自己是什么，我在可理解的东西中通过生活有自我。”

→自我不是一个反思的概念，而是一个存在的概念。

他者视域下自我建构——基于拉康镜像理论

法国著名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JacquesLacan)作为后现代精神分析的创立者，在1936年所提出的“镜像理论”越来越被广泛地应用到文学批评当中，其理论是指一切混淆了现实与想象的情景意识被称之为镜像体验的理论，在拉康的语境中，它是一种本体论上的误指关系，其核心在于一种无意识的自欺关系。通过对6–18个月大的婴儿冲着镜子笑这一行为的观察，指出镜像的想象认同使婴儿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控制能力，它标志着自我原型的诞生。然而这种虚假的映像关系的建构本相就是他者对自我的异化和奴役，最终自我在这一过程中逐渐迷失、彻底死亡。


“他者”视域下自我意识的异化：

拉康的镜像理论强调，“他者”在人的自我意识确立的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自我”借助于他人而诞生，依赖于他人而存在。主体的存在依靠着他者完成，强调的是一个人只能在他人的身上认出自己。
拉康又进一步将他者细分为“小他者”和“大他者”，“小他者”指的是“镜中的形象，父母和其他亲人的面容以及小伙伴的行为和游戏”，大他者则是由社会规则、法律等社会现实构成的。
随着自我意识的建立不断地从个人走向了他人，这种外部思想的投射也逐渐发展成为异化的思想，伴随着主体渴望得到他者认同的程度逐渐加深，心理上的异化状态也逐步加深。

在拉康的镜像理论中，人的主体成长并非是脱离外界存在的，因此他将外界划分为“想象界”“象征界”和“现实界”三部分。
“主体经过想象界的认同形成自我意识，又进人象征界建构起自我主体。”其中，象征界的符号秩序就是大他者，外在的社会环境作为一种符号秩序，是一种大他者。

拉康的镜像理论指出主体要在镜像阶段依靠他者来寻找自我意识，建构自我形象，最终达到自我与他者的平衡状态，建构起完善的自我主体。

汪民安：说到可感知的事物，您提到了可感知的事物和歧见的关系，提出了政治歧见的理论。您说过，“政治的本质乃是歧见(dissensus)。但这种歧见并非利益或意见之间的冲突。它是对可感知的事物本身内部存在的裂隙的展现”。那么，政治的歧见到底展现出可感知的事物哪些内在的裂隙？在您看来，政治不是为了达到某种和解，而是必然产生歧见。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何以过一种政治生活？或者说，政治对于人们的生活意味着什么？人们是否能过一种没有歧见的政治生活？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您认为人们要如何共存于歧见之中呢?

朗西埃：我肯定不希望人们总是处于战斗之中，这一点应该非常清楚。事实上，我想说的是，我试着将政治理解为一种冲突形式，而且是一种具备调和功能的冲突形式。事实上，存在着不同种类的冲突形式。比如对于官方政府政治而言，它总是倾向于以某种方式去否定冲突，或者简单地将这些冲突边缘化和罪恶化。因此，有些冲突形式，包括最近在巴黎爆发出来的恐怖袭击的冲突形式，就隐藏在官方政府政治的背后。我的观点是，政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冲突形式，而且是一种同时具备调和功能的冲突形式：它能够管理对立，是一种能使人们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方式。事实上，存在着两大不同的逻辑，其中一个就是我刚刚所说的管制(警察)的逻辑。这一逻辑对冲突进行否定，让人民认为他们只是需要完成一些社会任务，实现一些社会职能，等等。简单说来，这种逻辑就是一种否定冲突，将冲突定义为暴力形式的逻辑。但政治本身是一个充满间隔(ecart)的体制，蕴藏着存在于两种人民之间的间隔(ecart)：一种是被国家、经济和社会条件所控制和管理的人民，另一种是作为额外参与者的人民，这样的人民只不过是一种集体生存形式，这一生存形式是建立在每一个个人能力基础之上的。我所谓的歧见就来源于这两个不同逻辑之间的冲突：一个是由博学多才之人对人民进行管理的逻辑，一个是给予全体人民自由表达方式的逻辑。在这里，你或许看到了民主的影子。民主词的第一层含义指的就是这是一个人的权利，即那些既没有特殊权利，也没有特殊能力，更没有特殊头衔的人的权利。我的观点就是，当一个集体拥有这些生存形式，即相对于国家机制而特有的、自治的生存形式时，歧见就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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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论巴迪欧的「事件哲学」》补充一下：

巴迪欧还指出：“拉康向我们指出，在性爱中，每个个体基本上只是在与自己打交道。当然，这其中会有他人身体的介入，但最终仍然是自己的享乐。性并不使人成双成对，而是使之分离。
当你赤身裸体，与他(她)贴身相对，这其实只是一种图像，一种想象的表象。实际，却只是快感把你带向远处，远离他人。实际是自恋式的，其关系是想象的。因此，拉康断言，性关系不存在。这样一个表述，当然是有些骇人听闻，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几乎人人都在说“性关系’。如果在性之中没有性关系，那么爱就是用来填补这种性关系的缺乏。
不过，拉康并没有说，爱就是性关系的伪装，而是说性关系根本不存在，而爱就是用来补充这种不存在。这个观点就是说，在爱之中，主体尝试着进入“他者的存在’。正是在爱之中，主体将超越自身，超越自恋。在性之中，最终，仍然只不过是以他人为媒介而与自身发生关系。他人只是用来揭示实在的快感。在爱之中，相反，他者的媒介是为了他者自身。正是这一点，体现了爱的相遇：你跃入他者的处境，从而与他人共同生存。这是一种相当深刻的观点，而庸俗的看法，往往是把爱视作一种基于实在的性之上的想象的画面。

消费主义的资本逻辑、意识形态属性及其批判

崔健

一、消费主义的资本逻辑和意识形态属性

所谓消费主义，是指主体的消费行为已经不再满足于实际生存的需要，而是追求资本所建构出的虛假消费欲望的满足，把占有、消费更多物质财富、高档商品作为人生的价值尺度和终极意义。在深层维度上，消费主义所倡导的消费行为己脱离生存需要的现实意义，成为主体自我认同、自我确证的表意系统。正如鲍德里亚所指出：表面上以物品和享受为轴心和导向的消费行为，实际是对欲望的曲折隐喻式表达，同时，消费的真相并非其满足和享受功能，而是一种生产功能。相较于传统的生产消费和日常消费，建基于资本无限逐利这一统摄性逻辑之上的消费主义，不仅表征为一种欲望叙事、意识形态掌控，还附带生产功能，催生经济效益。

从消费主义的经济根源来考察，其之所以产生并弥散全球，体现为深刻的资本逻辑。资本主义社会早期，生产资料的相对匮乏决定了消费的主要形式是生产性消费，生产资料的制造与买卖成为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当务之急和资本原始积累的主要途径。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新技术革命的到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发生显著变化，仅仅生产资料的交换已经难以满足资本无限增殖的欲求，资本的触角开始介入日常生活领域，生活消费品成为资本逐利的重要场域。而如何发现、刺激、扩张大众的日常消费需求成为资本实现自我增殖和积累的关键环节。这一诉求伴随以泰罗制科学管理为理论基础的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得到进一步强化。福特主义生产方式通过精细化、精确化管理大幅提高生产效率，既带来了剩余价值的增长，也促进了工人工资的提升。商品数量和大众消费水平在这一阶段获得同时性增长，生产过程与消费过程开始相互贯通、有机结合，资本流通并增殖的通道初步打通。但这一时期，工人虽然持有足够的货币但消费观念大多建基于理性，资本家所生产的批量化商品很容易陷入滞销的困境。而如何变革工人阶级的消费观念以消耗大量过剩商品，保证资本的流通以及再生产的循环，成为资本家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消费主义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它鼓吹无节制消费、高消费的合理性、正当性，并通过建构、导引虛假需求以调动和激发大众的无限欲望，使大众不再满足于以生存为尺度的有理性的、有节制消费，而是沉溺于以欲望、体验为根本的无限度消费。资本开始制造“欲望之无限的观念和欲望应当得到满足的意识”，“ 催生和加剧欲望无限和手段有限、诱感无限和占有有限之间的不平衡”，解决这种不平衡的唯一办法即努力赚钱、及时消费，以消费所带来的官能性快感填充生命意义和灵魂的荒芜。而整个消费过程的完成全部是资本逻辑的运作结果，最终受益人是资本的所有者——资本家。 如此，消费主义既是资本逻辑的创生产物，又与资本逻辑合谋以隐蔽化的手段实现了资本的增殖。

就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属性而言，早期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赤裸、强制且粗暴，意识形态的传播直接而显性，这种带有压迫式的统治方式极易引发工人阶级的暴力反抗，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冲突不断、不可调和。自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伴随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资本主义生产力空前发展、资本全球扩张规模前所未有，国内的阶级矛盾逐渐转化为国与国之间的矛盾，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对抗趋于复杂和缓和。在资本逻辑统摄下，资产阶级适时调整意识形态策略(去意识形态化)，将意识形态本身进一步虚假化、意识形态灌输过程进一步隐蔽化。

正如马克思所言：“ 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
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与隐蔽性的关键体现就在于夸大不同阶级的利益共谋、共享，弱化阶级差别、分歧与对立，以实现统治阶级的利益最大化。消费主义成为资产阶级“去意识形态化”的不二选择。消费主义鼓吹“我消费，故我在”，宣扬消费的自由、平等和民主，以“平等”“自由”且“自主”的消费观念和行为弥合现实社会关系中实际的地位不平等和阶级对立、阶级矛盾。杰姆逊指出:“在今天的商品消费时代里，只要你需要消费，那么你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都无关宏旨了。”在消费社会，一切为了消费，消费就是一切，消费主义成为主体身份、人生意义的唯一确证，成为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握手言和”的“媒人”。表面上看，消费主义成为凌驾于意识形态之上的“去意识形态化”的存在，人们在消费过程中获得短暂的安宁感、实在感和认同感，但究其本质，消费主义是更加意识形态化的意识形态，它标志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传播方式由赤裸裸的单向灌输向隐蔽诱惑的转向，误导人们将对现实世界的反思批判、对生活本真意义的探求替换为对商品的无限度追逐，安稳沉溺于消费主义所建构的意识形态幻化之网，排斥或拒绝主体脱离消费主义的思维框架或认知模式去关注表象背后的不合理。正是在此种意义上，消费主义本质是一种典型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虽然披上了普适性外衣但仍然是资本逻辑运生的工具性意识。“消费主义的价值倾向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客观逻辑相一致的，消费主义适应了资本增殖的需要，也是资本增殖的一种主动的文化策略。”正是如此，19世纪发生在生产领域中的那个生产力合理化进程在20世纪的消费领域中得到完成。这即是对消费主义本质及其作用的深刻揭示。

二、消费主义的主要作用方式

消费主义是如何运作并演变为普通大众的内在欲求与自我沉迷？
情境主义代表人物居伊·德波用景观社会的范畴宣告马克思曾面对的资本主义物化统治已经在消费体制牢固掌控的消费社会演变为“景观”王国。景观是资本家出演或导演，大多数人默默观赏并沉浸其中的表演。正如人们对待消费主义的态度一样，大多数人虽然明确知道消费主义的非理性、虚假性和制造性，却仍然沉浸于其中自得其乐、无法自拔。这是现代社会的一种新型异化关系，是马克思所宣言的拜物教的再颠倒化。景观社会(消费主义)表象是去政治化、远离意识形态，实质则是真正的隐性控制与奴役，这种意识形态拥有一种真正的催眠行为和刺激力量。
“人们因为对景观的迷入而丧失了对本真生活的渴望与追求，而资本家则依靠控制景观的生成和变换来操纵整个社会生活”。

具体而言，消费主义发挥作用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审美消费主义催生主体想象。

进入20世纪，大众文化的盛行、网络科技的勃兴、精英文化的下移，在资本逻辑的推动下原本具备超越性和批判性的审美活动进入日常生活领域并接受消费主义掌控，催生“审美消费主义”或日常生活审美化。
如果说传统社会的“商品拜物教”还建基并反映一定的现实物化关系，审美消费主义则将“生产–消费”的客观实践和非功利性审美活动转化为抽象的虚拟文本、象征符号，人们被商品、影像、文化、图片等所负载的审美情趣、欲望快感所左右、钳制，并借此在商品与心灵、意识之间建立想象的、虚幻的内在联系。
“ 物化逻辑以社会符号系统的方式渗透到日常生活之中，使欲望释放的自由个性成为一种需求幻象。”审美消费主义既遮蔽了社会的真实面相，又导引着个体的主体意识，使个体沉浸在“消费美学”营造的庸俗狂欢与感性沉沦之中，远离了社会真实和审美的超越维度。伊格尔顿曾言，“美只是凭借肉体实施的政治秩序，只是政治秩序刺激眼睛，激荡心灵的方式。”
消费主义通过日常生活审美化形式，激发审美快感，创设着“商品的幻象”和“需求的幻象”，依凭对主体想象的维系与强化再生产着社会关系，发挥着意识形态功能。

第二，视觉文化建构意象形态。

消费主义泛滥的一个重要凭借即视觉文化的欲望叙事。丹尼尔·贝尔曾指出：“目前居‘统治‘地位的是视觉观念。声音和景象，尤其是后者，组织了美学，统率了观众。”“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
近年来，媒体文化产业的高速发展、视觉呈现技术不断革新，使得图像、影像能够以更高的效率生产并广泛传播，视觉文化随之产生。以影像、形象、图像等为表现形式的视觉文化成为当下大众获取信息、把握世界的重要方式。以至于米兰·昆德拉惊呼“一种普遍的、全球性的从意识形态向意象形态的转变已经出现。”
视觉文化是与消费主义紧密结合的文化形态，一方面它在描绘商品形象、造成图像泛滥的同时，无休止地激发着人们对消费的渴求、加深对商品的依赖、制造幸福的假象。另一方面，视觉文化对商品符号的建构，使人们不再将使用价值作为唯一关注的要素，反而倾向于关心商品的图像及符号意义。商品的形象及所表征的符号，成为社会地位、财富数量及审美品位的重要标识。

第三，身体的拟象叙事。

拟象无须原物或实体，而是通过模型来生产真实：一种超真实(hyperreality)。
鲍德里亚指出，随着新兴电子媒介的数字合成技术的发展，当下社会已经进入与任何现实无关的对自身纯粹的拟象状态。“身体是心理所拥有的、操纵的、消费的那些物品中最美丽的一个。”
广告、影视、短视频、时尚杂志无时无刻不在传播和渲染完美的身体拟象，“身体”变成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下的重要叙述元素和能指符号，发挥着欲望导引与隐喻的多重功能，与不自觉中改造消费者的审美情趣、认知结构、思维观念和行为模式。商家处心积虑地将身体的美感夸大化、非现实化，通过身体的完美形象既给观众带来赏心悦目的虚幻快感，又进一步激发和调动其潜在的人性欲望。
“电视广告中都可以成为浪漫想象和人性欲望的栖息地。想象的附着，使身体的每处细节都成了欲望的载体，成为某种值得期待的神圣之物。”身体拟象表征着身份、财富、成功、阶层乃至健康，演绎出一个个“真实的谎言”，诱发着观众的认同感、崇拜感及自我迷恋感。年轻完美的身体拟象始终与商品本性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不再以逼真为目的，而是对人的欲望动机进行全方位、多层次形象演绎的‘狂欢的能值’”，通过唤醒人们长期压制的人性欲望，迎合集体潜意识的欲望诉求，使观众在视觉快感和感官审美的过程产生消费行为。身体拟象成为一种欲望的交换符号，成为消费主义的最佳“帮凶”。

第四，微媒介的社会控制。

当代社会，微技术及其微媒介传播成为消费主义盛行的重要技术支撑。如前所言，无论是视觉文化还是身体拟象的呈现，都与数字技术的发展紧密相关。虚拟时代，微技术及微媒介不仅加速了消费主义的泛滥进程，扩大其影响力及影响范围，而且自身演化成为一种新型的社会控制形式。
相对于传统的“规训社会”“ 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罗斯科·庞德)，微媒介将社会结构掏空并创生出一个非物质的经济社会，一个虚拟的社会网络。具体而言，微媒介主要通过后台数据控制、社会舆论引导以及隐喻、美感、想象控制来实现对社会的宰制，并介入消费领域诱使大众在虚拟的数字空间无限度消费。
例如，通过对后台数据的统计与编码，获知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及消费习惯，适时、精准且无休止地推送需求产品；通过对网络话题的创设、网络舆论的监督、控制和引导，发挥“沉默的螺旋”功能，引导消费者的认知模式和价值取向，营造虚假的、过剩的消费需求；通过身体、图像、符号的视觉或图像叙事，“绑架” 消费者的想象力，导引消费者的欲望、情趣和意志，推动消费行为的产生，等等。

三、消费主义的虚假幻象及其消极影响

消费主义既是资本逻辑的运作结果，又是服务于资本逻辑的巨大推手；在当代社会，其本身是虚幻的、象征化的，但同时虚假性、象征性又成为其泛滥的主要诱因。深刻把握、批判分析消费主义的虚假性以及负面影响，对于认清消费主义的真实面目具有重要意义。

消费主义营造了“自由”“民主”“平等”的虚假幻象。正如鲍德里亚所论述“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 “在需求和满足原则面前人人平等，在物与财富的使用价值面前人人平等。”
消费社会，商品、服务的极大丰富，广告、宣传的推波助澜，给人们营造出“消费自由”“消费平等”的假象。既往物质匮乏年代由阶级、身份、财富不同所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与不平等被抹平，工人阶级沉溺并满足于消费选择自由、等价交换的表象之中，陷入集体的无意识。
表面来看，商品消费的自由选择权、平等享用商品使用价值的权利确实是自由和平等的，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和金钱便可以随意选择心仪的商品或服务。但这种表面的自由或平等，却掩盖了事实上的身份、收入、财富的不平等及由此带来的自由的差异化。自由不是一种所有权或个人对自身的占有，而是一种与个体间的某种差异相关的属性。在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中，自由只具备相对性。
与此同时,齐美尔提出“示异”与“示同”范畴来揭示现代社会的消费动力，上层阶级总是通过与普通人拉开距离的“示异”消费来显示自我身份与等级，而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则奋力争取与上层阶级消费模式的“示同”来获取自我认同感与成就感。在力图“拉开”与试图“拉近”的消费过程中，所谓的消费自由与消费平等的假象不断被营造又不断被消解，唯有商品的一再被消费成为唯一真实。

除此，如坎贝尔所言，现代消费的本质就是自我梦想的实现。在消费主义观念统摄下，消费成为消费者自我满足、自我认同、自我实现的重要手段。直观分析，这与消费者的自我追求不谋而合，但其实质不过是现代消费所带来的幻觉。某种程度上，无论是消费者试图彰显个性、自我建构、自我实现的欲望与诉求，还是自我建构的目标、理想或想象，很大程度上都是消费符号编码的结果。消费过程表面上是个性化、自主化的民主选择，但实质是一种被消费主义驯化后思维模式和心理情境的外显。“不是个体在经济系统中表达他的需求，而恰恰是经济系统推导出个体的功能和与之相适应物品和需求的功能性。”传统社会，往往是消费者的需求决定着企业的生产，而现在恰恰相反，“ 生产企业控制着市场行为，引导并培育着社会态度和需求。”

消费主义带来了主体人格的异化。消费主义作为一种隐匿性的社会思潮，虽然没有明确的代表人物与严密的逻辑体系和理论内容，其推行也并非某一国家的政策主导或政府行为，但却在资本逐利逻辑的运作下，通过“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广告、包装、宣传演变为民间的大众意识。
消费主义盛行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主体人格的异化。

一是主体人格的“物象化”。
早期的“物化”范畴用以指涉人本身或人的思想、能力的物质化或对象化。而“物象化”不仅包含“物”的特征，还涵括“象”的因素，指人们思想或行为的物质化、象征化或符号化。主体人格的物象化是一种新型的异化现象。
消费主义的产生，最开始导致“人的灵魂物化”(霍克海默)，但伴随科技的发展，图像叙事、欲望叙事、身体叙事使其负载的意义已经超出了商品或物品的实体边界，演变为“商品的幻象”“个体需求的幻象”，引诱和误导个体沉迷于“符号化”“ 象征化”的错相，阻碍个体对现实本真及超越意义的探求。

二是价值追求的“庸俗化”。

在消费主义场域中，资本逻辑以符号化、审美化的形式无所不入地渗透入日常生活，它拒绝崇高、经典、超越，崇尚当下、欲望、享受、暴力及消费美学，人生价值追求在这一语境中不再具有超越性和崇高意义，渐趋演变为“平面”“零度”甚至“堕落”的精神行为，人们陶醉于“庸俗化狂欢”的审美景观无法自拔。在强大的消费社会面前，个体无可避免地被纳入商品消费主导的庞大社会体系之中，其个体需求被创设、其个人理想被规制，占有财富、消费商品、显示身份成为人生唯一的价值追求。对自然本真美感、生命存在意义及人与外界关系的追索出现停滞甚至倒退。信仰、道德、价值等构筑人类精神家园的基本形式在消费主义浪潮的裹挟中都被世俗化和工具化。


三是理性批判精神的空无。

正如乔伊·德波所言，消费主义所寄生的景观社会，具有极其隐蔽的意识形态功能。“ 意识它通过肯定性的表象，将人们锚定于资本家的生产和消费中‘已作出的选择’”，消费者既无从选择也无法反抗，唯有在消费主义建构的虛假幻象中自我麻木、自我沉沦、俯首为奴。人们就像笼子里的动物，虽然笼子是开着的，但却不能逃脱，因为笼子之外除了真实一无所有。在消费主义的隐性统治下，消费者“陶醉于加工过的、模糊的、‘无深度’的、不能提供真实世界的基本意义或揭示其本质的东西中”，主动上缴了主体意识，丧失了对现实世界的中”，主动上缴了主体意识，丧失了对现实世界的批判与改造能力。“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漫游同样的旅游胜地”，但“这并不表明阶级的消失”，而是表明消费主义使资产阶级成功实现了“从专制政治到市场诱惑的过渡，从储蓄走向消费，从清教主义变成享乐主义”，“资本主义的核心力量——剥削， 商品化和不平等——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正在不断发展和加速”。

智力解放、教学化社会与作为起点的平等
——朗西埃《无知的教师》解读

王福生 潘昕培

[摘要] 在《无知的教师》中，朗西埃一方面阐明了约瑟夫·雅科托的普遍教育法对传统教学之讲解逻辑的逆转，另一方面又将教育的讲解逻辑应用到对社会的理解之中，阐明了教学化社会的原理。这一全新视角的敞开，在推进对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同时，通过验证作为起点的激进平等理念确立了朗西埃自身的思想起点，并呈现出其思想的主要缺陷，即对现实关切的忽视和对激进理念的非现实性追求。

对法国当代思想家雅克.朗西埃(J. Ranciere) 的研究，是当前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激进思潮研究、文艺理论研究、影像理论研究等多个研究领域共同的热点话题和前沿方向。尽管当前国内学界对于朗西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研究范式已然形成。这一范式的特点是，以“政治-美学”“艺术-政治”的整体结构把握朗西埃的思想主旨，通过辨析“歧义”( mesentente)、“艺术体制”( regimes d'art)、“可感性分配”( partage du sensible)、“治安”(la police )等朗西埃思想的关键概念，以及梳理20世纪90年代以后思想日渐成熟的朗西埃的代表性著作，凝练出其“平等主义的美学艺术观”“作为介人性政治的艺术实践观”“可感性分配和治安逻辑背后的新型生命政治观”等核心学术观点，力图比较全面地呈现朗西埃的思想体系和学术脉络。应该说，这一研究范式既符合现代学术的规范逻辑，也极大地促进了国内学界对于朗西埃的理解与接受。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这一范式主要基于朗西埃的中后期著作，而对其前期著作则有所忽略。实际上，朗西埃的前期著作内容也很丰富，特别是《无知的教师：智力解放五讲》(以下简称《无知的教师》)可以说是其整个哲学的奠基之作。该书依据约瑟夫·雅科托(J. Jacotot) 的教学实验对日常教育活动中的讲解逻辑进行了解构与逆转，并将这种讲解逻辑扩展到对社会的理解之中，指出教学化的个人导致教学化的社会，教学的讲解逻辑既是近现代社会不平等的等级制逻辑，也是资本主义一系列意识形态背后的逻辑。除此之外，该书还通过验证把平等作为起点的激进平等理念，确立了朗西埃自己的思想起点，而这一激进的平等理念一直贯穿 于朗西埃中后期的理论探索之中。正因此，该书成为勾连朗西埃前期与中后期思想的关键文本。2020年，《无知的教师》中文版出版，为汉语学界理解与研究朗西埃的前期思想提供了重要契机。本文拟从日常教学讲解逻辑的逆转、讲解逻辑的社会化扩展，以及激进平等理念的确立与实现三个方面对这一文本作出解读, 以期还原朗西埃政治-美学思想的发生逻辑和历史语境，同时也希望能在一定程度上引起我们对现实教育问题的反思。

一、日常教学讲解逻辑的逆转

1818年，法国外教雅科托在荷兰国王的庇佑下，在鲁汶大学获得了一份教授法语的工作。但他一站上讲台，就发现了一个悖论性困境：雅科托完全不懂荷兰语，来听讲的学生又不懂法语，没有一种语言可以作为中介来完成教学任务。迫不得已，雅科托只能采取权宜之计，他发给班上的学生一本双语版的《帕雷马科历险记》(一本法国的古代神话故事书)，让他们借助翻译学读法文，然后再不断复述。最开始，雅科托并没有对这一充满偶然性和实验色彩的方法抱有多大期待，但随着教学进程的展开，他惊奇地发现，这些学生完全可以轻松地学会法语。这不禁让雅科托疑惑地写下：“人的力量竟然只取决于意愿，所有人都有能力去理解别人已经作过和理解的事情?”(Ranciere,1987，pp.2-3)

这一偶然的教学实验为雅科托带来了一场心智上的革命。在此之前，作为一名普通教师，雅科托一直心存“教师通过‘讲解’( expliquer) 活动向学生传递知识并塑造他们的心智”这样一种信念。
但毫无疑问，鲁汶大学的教学实验颠覆了这一信条，传统教学过程中“知识-教师-学生”的稳定结构被打破，雅科托和朗西埃开始意识到：被传统视为教学过程中最关键环节的“讲解”活动，只是教师基于对学生“无知”的虚构而制造出来的距离、秩序和层级，其根本目的并不是让学生获得新知，而是确立自已在讲解结构中的权威地位。
因此，“必须逆转这个讲解系统的逻辑。讲解活动对于补救一个理解中的无知并不是必要的。与之相反的是，这种无知正是讲解这一概念的结构性虚构，是讲解的人需要无知的人而不是相反”。 可以说，在朗西埃眼里，讲解活动只是教育的“神话”(le mythe)和“寓言”(la parabole),它所起到的作用只是不断“ 愚钝化”( abrutir)学习者的心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