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审美消费主义催生主体想象。

进入20世纪，大众文化的盛行、网络科技的勃兴、精英文化的下移，在资本逻辑的推动下原本具备超越性和批判性的审美活动进入日常生活领域并接受消费主义掌控，催生“审美消费主义”或日常生活审美化。
如果说传统社会的“商品拜物教”还建基并反映一定的现实物化关系，审美消费主义则将“生产–消费”的客观实践和非功利性审美活动转化为抽象的虚拟文本、象征符号，人们被商品、影像、文化、图片等所负载的审美情趣、欲望快感所左右、钳制，并借此在商品与心灵、意识之间建立想象的、虚幻的内在联系。
“ 物化逻辑以社会符号系统的方式渗透到日常生活之中，使欲望释放的自由个性成为一种需求幻象。”审美消费主义既遮蔽了社会的真实面相，又导引着个体的主体意识，使个体沉浸在“消费美学”营造的庸俗狂欢与感性沉沦之中，远离了社会真实和审美的超越维度。伊格尔顿曾言，“美只是凭借肉体实施的政治秩序，只是政治秩序刺激眼睛，激荡心灵的方式。”
消费主义通过日常生活审美化形式，激发审美快感，创设着“商品的幻象”和“需求的幻象”，依凭对主体想象的维系与强化再生产着社会关系，发挥着意识形态功能。

第二，视觉文化建构意象形态。

消费主义泛滥的一个重要凭借即视觉文化的欲望叙事。丹尼尔·贝尔曾指出：“目前居‘统治‘地位的是视觉观念。声音和景象，尤其是后者，组织了美学，统率了观众。”“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
近年来，媒体文化产业的高速发展、视觉呈现技术不断革新，使得图像、影像能够以更高的效率生产并广泛传播，视觉文化随之产生。以影像、形象、图像等为表现形式的视觉文化成为当下大众获取信息、把握世界的重要方式。以至于米兰·昆德拉惊呼“一种普遍的、全球性的从意识形态向意象形态的转变已经出现。”
视觉文化是与消费主义紧密结合的文化形态，一方面它在描绘商品形象、造成图像泛滥的同时，无休止地激发着人们对消费的渴求、加深对商品的依赖、制造幸福的假象。另一方面，视觉文化对商品符号的建构，使人们不再将使用价值作为唯一关注的要素，反而倾向于关心商品的图像及符号意义。商品的形象及所表征的符号，成为社会地位、财富数量及审美品位的重要标识。

第三，身体的拟象叙事。

拟象无须原物或实体，而是通过模型来生产真实：一种超真实(hyperreality)。
鲍德里亚指出，随着新兴电子媒介的数字合成技术的发展，当下社会已经进入与任何现实无关的对自身纯粹的拟象状态。“身体是心理所拥有的、操纵的、消费的那些物品中最美丽的一个。”
广告、影视、短视频、时尚杂志无时无刻不在传播和渲染完美的身体拟象，“身体”变成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下的重要叙述元素和能指符号，发挥着欲望导引与隐喻的多重功能，与不自觉中改造消费者的审美情趣、认知结构、思维观念和行为模式。商家处心积虑地将身体的美感夸大化、非现实化，通过身体的完美形象既给观众带来赏心悦目的虚幻快感，又进一步激发和调动其潜在的人性欲望。
“电视广告中都可以成为浪漫想象和人性欲望的栖息地。想象的附着，使身体的每处细节都成了欲望的载体，成为某种值得期待的神圣之物。”身体拟象表征着身份、财富、成功、阶层乃至健康，演绎出一个个“真实的谎言”，诱发着观众的认同感、崇拜感及自我迷恋感。年轻完美的身体拟象始终与商品本性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不再以逼真为目的，而是对人的欲望动机进行全方位、多层次形象演绎的‘狂欢的能值’”，通过唤醒人们长期压制的人性欲望，迎合集体潜意识的欲望诉求，使观众在视觉快感和感官审美的过程产生消费行为。身体拟象成为一种欲望的交换符号，成为消费主义的最佳“帮凶”。

第四，微媒介的社会控制。

当代社会，微技术及其微媒介传播成为消费主义盛行的重要技术支撑。如前所言，无论是视觉文化还是身体拟象的呈现，都与数字技术的发展紧密相关。虚拟时代，微技术及微媒介不仅加速了消费主义的泛滥进程，扩大其影响力及影响范围，而且自身演化成为一种新型的社会控制形式。
相对于传统的“规训社会”“ 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罗斯科·庞德)，微媒介将社会结构掏空并创生出一个非物质的经济社会，一个虚拟的社会网络。具体而言，微媒介主要通过后台数据控制、社会舆论引导以及隐喻、美感、想象控制来实现对社会的宰制，并介入消费领域诱使大众在虚拟的数字空间无限度消费。
例如，通过对后台数据的统计与编码，获知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及消费习惯，适时、精准且无休止地推送需求产品；通过对网络话题的创设、网络舆论的监督、控制和引导，发挥“沉默的螺旋”功能，引导消费者的认知模式和价值取向，营造虚假的、过剩的消费需求；通过身体、图像、符号的视觉或图像叙事，“绑架” 消费者的想象力，导引消费者的欲望、情趣和意志，推动消费行为的产生，等等。

三、消费主义的虚假幻象及其消极影响

消费主义既是资本逻辑的运作结果，又是服务于资本逻辑的巨大推手；在当代社会，其本身是虚幻的、象征化的，但同时虚假性、象征性又成为其泛滥的主要诱因。深刻把握、批判分析消费主义的虚假性以及负面影响，对于认清消费主义的真实面目具有重要意义。

消费主义营造了“自由”“民主”“平等”的虚假幻象。正如鲍德里亚所论述“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 “在需求和满足原则面前人人平等，在物与财富的使用价值面前人人平等。”
消费社会，商品、服务的极大丰富，广告、宣传的推波助澜，给人们营造出“消费自由”“消费平等”的假象。既往物质匮乏年代由阶级、身份、财富不同所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与不平等被抹平，工人阶级沉溺并满足于消费选择自由、等价交换的表象之中，陷入集体的无意识。
表面来看，商品消费的自由选择权、平等享用商品使用价值的权利确实是自由和平等的，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和金钱便可以随意选择心仪的商品或服务。但这种表面的自由或平等，却掩盖了事实上的身份、收入、财富的不平等及由此带来的自由的差异化。自由不是一种所有权或个人对自身的占有，而是一种与个体间的某种差异相关的属性。在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中，自由只具备相对性。
与此同时,齐美尔提出“示异”与“示同”范畴来揭示现代社会的消费动力，上层阶级总是通过与普通人拉开距离的“示异”消费来显示自我身份与等级，而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则奋力争取与上层阶级消费模式的“示同”来获取自我认同感与成就感。在力图“拉开”与试图“拉近”的消费过程中，所谓的消费自由与消费平等的假象不断被营造又不断被消解，唯有商品的一再被消费成为唯一真实。

除此，如坎贝尔所言，现代消费的本质就是自我梦想的实现。在消费主义观念统摄下，消费成为消费者自我满足、自我认同、自我实现的重要手段。直观分析，这与消费者的自我追求不谋而合，但其实质不过是现代消费所带来的幻觉。某种程度上，无论是消费者试图彰显个性、自我建构、自我实现的欲望与诉求，还是自我建构的目标、理想或想象，很大程度上都是消费符号编码的结果。消费过程表面上是个性化、自主化的民主选择，但实质是一种被消费主义驯化后思维模式和心理情境的外显。“不是个体在经济系统中表达他的需求，而恰恰是经济系统推导出个体的功能和与之相适应物品和需求的功能性。”传统社会，往往是消费者的需求决定着企业的生产，而现在恰恰相反，“ 生产企业控制着市场行为，引导并培育着社会态度和需求。”

消费主义带来了主体人格的异化。消费主义作为一种隐匿性的社会思潮，虽然没有明确的代表人物与严密的逻辑体系和理论内容，其推行也并非某一国家的政策主导或政府行为，但却在资本逐利逻辑的运作下，通过“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广告、包装、宣传演变为民间的大众意识。
消费主义盛行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主体人格的异化。

一是主体人格的“物象化”。
早期的“物化”范畴用以指涉人本身或人的思想、能力的物质化或对象化。而“物象化”不仅包含“物”的特征，还涵括“象”的因素，指人们思想或行为的物质化、象征化或符号化。主体人格的物象化是一种新型的异化现象。
消费主义的产生，最开始导致“人的灵魂物化”(霍克海默)，但伴随科技的发展，图像叙事、欲望叙事、身体叙事使其负载的意义已经超出了商品或物品的实体边界，演变为“商品的幻象”“个体需求的幻象”，引诱和误导个体沉迷于“符号化”“ 象征化”的错相，阻碍个体对现实本真及超越意义的探求。

二是价值追求的“庸俗化”。

在消费主义场域中，资本逻辑以符号化、审美化的形式无所不入地渗透入日常生活，它拒绝崇高、经典、超越，崇尚当下、欲望、享受、暴力及消费美学，人生价值追求在这一语境中不再具有超越性和崇高意义，渐趋演变为“平面”“零度”甚至“堕落”的精神行为，人们陶醉于“庸俗化狂欢”的审美景观无法自拔。在强大的消费社会面前，个体无可避免地被纳入商品消费主导的庞大社会体系之中，其个体需求被创设、其个人理想被规制，占有财富、消费商品、显示身份成为人生唯一的价值追求。对自然本真美感、生命存在意义及人与外界关系的追索出现停滞甚至倒退。信仰、道德、价值等构筑人类精神家园的基本形式在消费主义浪潮的裹挟中都被世俗化和工具化。


三是理性批判精神的空无。

正如乔伊·德波所言，消费主义所寄生的景观社会，具有极其隐蔽的意识形态功能。“ 意识它通过肯定性的表象，将人们锚定于资本家的生产和消费中‘已作出的选择’”，消费者既无从选择也无法反抗，唯有在消费主义建构的虛假幻象中自我麻木、自我沉沦、俯首为奴。人们就像笼子里的动物，虽然笼子是开着的，但却不能逃脱，因为笼子之外除了真实一无所有。在消费主义的隐性统治下，消费者“陶醉于加工过的、模糊的、‘无深度’的、不能提供真实世界的基本意义或揭示其本质的东西中”，主动上缴了主体意识，丧失了对现实世界的中”，主动上缴了主体意识，丧失了对现实世界的批判与改造能力。“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漫游同样的旅游胜地”，但“这并不表明阶级的消失”，而是表明消费主义使资产阶级成功实现了“从专制政治到市场诱惑的过渡，从储蓄走向消费，从清教主义变成享乐主义”，“资本主义的核心力量——剥削， 商品化和不平等——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正在不断发展和加速”。

智力解放、教学化社会与作为起点的平等
——朗西埃《无知的教师》解读

王福生 潘昕培

[摘要] 在《无知的教师》中，朗西埃一方面阐明了约瑟夫·雅科托的普遍教育法对传统教学之讲解逻辑的逆转，另一方面又将教育的讲解逻辑应用到对社会的理解之中，阐明了教学化社会的原理。这一全新视角的敞开，在推进对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同时，通过验证作为起点的激进平等理念确立了朗西埃自身的思想起点，并呈现出其思想的主要缺陷，即对现实关切的忽视和对激进理念的非现实性追求。

对法国当代思想家雅克.朗西埃(J. Ranciere) 的研究，是当前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激进思潮研究、文艺理论研究、影像理论研究等多个研究领域共同的热点话题和前沿方向。尽管当前国内学界对于朗西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研究范式已然形成。这一范式的特点是，以“政治-美学”“艺术-政治”的整体结构把握朗西埃的思想主旨，通过辨析“歧义”( mesentente)、“艺术体制”( regimes d'art)、“可感性分配”( partage du sensible)、“治安”(la police )等朗西埃思想的关键概念，以及梳理20世纪90年代以后思想日渐成熟的朗西埃的代表性著作，凝练出其“平等主义的美学艺术观”“作为介人性政治的艺术实践观”“可感性分配和治安逻辑背后的新型生命政治观”等核心学术观点，力图比较全面地呈现朗西埃的思想体系和学术脉络。应该说，这一研究范式既符合现代学术的规范逻辑，也极大地促进了国内学界对于朗西埃的理解与接受。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这一范式主要基于朗西埃的中后期著作，而对其前期著作则有所忽略。实际上，朗西埃的前期著作内容也很丰富，特别是《无知的教师：智力解放五讲》(以下简称《无知的教师》)可以说是其整个哲学的奠基之作。该书依据约瑟夫·雅科托(J. Jacotot) 的教学实验对日常教育活动中的讲解逻辑进行了解构与逆转，并将这种讲解逻辑扩展到对社会的理解之中，指出教学化的个人导致教学化的社会，教学的讲解逻辑既是近现代社会不平等的等级制逻辑，也是资本主义一系列意识形态背后的逻辑。除此之外，该书还通过验证把平等作为起点的激进平等理念，确立了朗西埃自己的思想起点，而这一激进的平等理念一直贯穿 于朗西埃中后期的理论探索之中。正因此，该书成为勾连朗西埃前期与中后期思想的关键文本。2020年，《无知的教师》中文版出版，为汉语学界理解与研究朗西埃的前期思想提供了重要契机。本文拟从日常教学讲解逻辑的逆转、讲解逻辑的社会化扩展，以及激进平等理念的确立与实现三个方面对这一文本作出解读, 以期还原朗西埃政治-美学思想的发生逻辑和历史语境，同时也希望能在一定程度上引起我们对现实教育问题的反思。

一、日常教学讲解逻辑的逆转

1818年，法国外教雅科托在荷兰国王的庇佑下，在鲁汶大学获得了一份教授法语的工作。但他一站上讲台，就发现了一个悖论性困境：雅科托完全不懂荷兰语，来听讲的学生又不懂法语，没有一种语言可以作为中介来完成教学任务。迫不得已，雅科托只能采取权宜之计，他发给班上的学生一本双语版的《帕雷马科历险记》(一本法国的古代神话故事书)，让他们借助翻译学读法文，然后再不断复述。最开始，雅科托并没有对这一充满偶然性和实验色彩的方法抱有多大期待，但随着教学进程的展开，他惊奇地发现，这些学生完全可以轻松地学会法语。这不禁让雅科托疑惑地写下：“人的力量竟然只取决于意愿，所有人都有能力去理解别人已经作过和理解的事情?”(Ranciere,1987，pp.2-3)

这一偶然的教学实验为雅科托带来了一场心智上的革命。在此之前，作为一名普通教师，雅科托一直心存“教师通过‘讲解’( expliquer) 活动向学生传递知识并塑造他们的心智”这样一种信念。
但毫无疑问，鲁汶大学的教学实验颠覆了这一信条，传统教学过程中“知识-教师-学生”的稳定结构被打破，雅科托和朗西埃开始意识到：被传统视为教学过程中最关键环节的“讲解”活动，只是教师基于对学生“无知”的虚构而制造出来的距离、秩序和层级，其根本目的并不是让学生获得新知，而是确立自已在讲解结构中的权威地位。
因此，“必须逆转这个讲解系统的逻辑。讲解活动对于补救一个理解中的无知并不是必要的。与之相反的是，这种无知正是讲解这一概念的结构性虚构，是讲解的人需要无知的人而不是相反”。 可以说，在朗西埃眼里，讲解活动只是教育的“神话”(le mythe)和“寓言”(la parabole),它所起到的作用只是不断“ 愚钝化”( abrutir)学习者的心智。

“愚钝化”是朗西埃反思雅科托教学案例时创造的重要概念。这一概念的含义并不像字面所指示的那样：“旧教师"通过讲授一些杂乱无章、 没有条理的知识来“愚钝化”学生的内心；相反,真正的“愚钝化者”(Tabrutisseur)，其形象是博学、开明和善良的，正是这些突出的品质，使得学习过程中他的知识与无知者的差距越来越明显，仅凭学习意愿的知识学习与按照方法进行研究的差异越来越明显。正是这一愚钝化策略，在朗西埃看来，为教学活动中教条的方法论者和进步论者打开了空间。在愚钝化制造的人为区分和差异空间内，教师可以随心所欲地为学生打造智力的等级；在学生的潜意识里，则不断树立起没有讲解就不可能有“理解”的观念。如此一来，当某个学生成为一个讲解人时，这一理念其实已经深深地寄居在他的内心，他也将会变成一个进步论者。就这样，“愚钝化”策略彻底扼杀了一代代求知者内在的学习意志。

“学习意志”正是雅科托和朗西埃在这场偶然的教学实验中洞察到的关键要素。当空设的愚钝化原则被消除后，雅科托的学生可以仅凭学习法语的意愿让自己学习，而不是通过教师讲解去掌握法语。在这场教学实验后，雅科托谨慎地考虑到，自已对于法语的掌握是否有可能在这场教学活动中也被无意识地渗透，导致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实际受到了自己的影响。为了验证这一点，雅科托继续用上述方法去教授音乐和化学等自己完全不熟悉的领域，他将自己彻底转换为一个“无知”的角色，而学生依然可以有效地掌握这些领域。他开始确信这种教学方法是有效的，并将其命名为“普遍教育法”( enseignement universel)，其原则是“ 先去学习某件事，然后把它与所有其他的事情相联系，其依据在于，所有的人都有平等的智力”。

忍不住插一句，我还是很难具体理解这种不需要“讲解”的教育方式是如何实践的……的确是激进的平等理念

>>Po.1148081
可能没遇上像我这种笨蛋

（但我喜欢这个角度的权力地位分析

“普遍教育法”所蕴含的智力解放色彩是不言而喻的。不管是教师还是学生，所有人都有平等的智力，因而人人在知识面前都是平等的；将自已还原为知识面前的无知者，是教师开启学生智力解放进程的关键环节；所谓的智力层级和智商测试，只是陷人“进步论幻相”的“旧教师”确立自己权威的愚钝化策略。
朗西埃指出，“人是操纵智力的意志”(朗西埃, 2020年，第72页)。学生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一旦将这一意志转交到教师的手里，他就只能陷入“重力的法则”之中，任由意志的惰性不断地牵引自己向下堕落。由于这种懒惰，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不断地产生分心，丧失自己与他人平等的智力，从而受到歧视；而在这种歧视中，被歧视的人也学会了如何歧视他人。
朗西埃形象地指出，歧视会装出谦逊的样子。譬如，当一个带有歧视他人目光的人评价一个学生的即兴演讲时，他会温顺而谦虚地表示“我弄不懂它”。我们马上就会知道他的言下之意是“这些都不合常识，因为我弄不懂它；连我这样的人都做不到！”但如果你真想听他的道理，他就会像换了一个人一样，谦虚变成了高傲。(参见同上，第106页)
“有种人，他之所以会认可别人在某些方面的高等，只是为了使他人认可自己在某一方面的高等，并且我们并不难发现，在这种话语背后所表达的是，我们的高等在自己的眼中，总会变成更高等的高等。”( Ranciere, 1987， p. 60)
这种用自已承认的低等去换回某些高等的做法，在朗西埃看来，会让我们获得对优势和不平等的激情。我们开始迷恋虚构的集体所建立的统治秩序，并热爱被人操纵着意志亦即被支配的感觉。

>>Po.1148084
感觉会被划分为有学习热情和没有激发出主动学习热情的情况( ﾟ∀。)人
可只要有划分，就会有差异，这种差异就不会导向另一种不平等吗？

>>Po.1148079
*在朗西埃看来， 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是一-种更为完善的“ 愚钝化”策略，他以询问的方式，隐蔽地展示了自己的知识，以及面对自已的学生的无知。
朗西埃对于苏格拉底的这种解读或许有片面之处，却可以引发我们思考：现在流行的对学生“ 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在流于形式之后，是否也变成了一种变相的知识灌输，反而扼杀了学生思维的批判性潜质。

在朗西埃看来，除了雅科托的实际教学经验，“普遍教育法”的逻辑之所以成立，还源于“言说的操练以及把一切成果看作言语的这种观念，是任何学习的先决条件”(朗西埃，2020年，第87页)。
正是由于语言存在的普遍性，思想和情感才可以在真诚的表达中获得充分的交流，而人只要有与他人交流的意志，就可以操纵自己智力的意志，通过与另一个和自己具有平等智力意志的人的交流去掌握一种知识。基于这种对语言的理解，与“旧教师”将学习的过程理解为“讲解”不同，朗西埃和雅科托把学习过程理解为：“将思想转为词语和将词语转为思想的任何翻译和反译(traduireetcontre-traduire)。”(同上，第108- -109页)这种翻译才是学习最为本真的状态，也正因此，即兴演讲可被视为普遍教育法最为典型的练习。朗西埃指出，借助于即兴演讲的练习，人类就可以依据自身作为理性存在的天性去认识自己，并在真诚的交流中，传达自己的思想，表达自己的情感。(参见同上，第86页)

可以看出，与将教育还原为社会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加以总体性反思和批判的一般做法不同，朗西埃是对教育本身的“ 知识-教师-学生”结构展开元批判。这种叙事模式与批判策略的选择，表明早期朗西埃在思考问题时，在方法论上仍然受到他的老师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方法的影响。朗西埃指出，传统教育结构得以维系的基础是一种讲解逻辑，这种讲解逻辑通过愚钝化策略操纵学生的意志，让他们丧失自己与他人平等的智力，致使学生面对知识时的平等状态被异化，进而产生对于优势和不平等的激情。只有从根本上瓦解和逆转这种讲解逻辑，才能打破日常教育的通常结构，实现普遍教育和智力解放。(参见同上，第17-18页)

二、日常教学讲解逻辑的社会化扩展

虽然有着对学校教育和教学逻辑的精妙洞见，但《无知的教师》一书仍然不能被简单地看作一本教育学或者知识社会学的实证性著作。
就像朗西埃所指出的那样，教学化的个人必然导致一个教学化的社会。(参见同上，第166页)
讲解逻辑潜在的不平等基础，直接作用于学生知识的获得，但也在灌输知识的同时，将等级制、进步主义、崇拜权威、信仰方法等一系列观念潜移默化于学生内心。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客观知识的教学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无意识的意识形态规训。
“讲解逻辑本身就是一种社会逻辑，它是社会秩序的体现和再生产的基础。”( Biesta and Bingham, p.6)
朗西埃认为，任何一个有机现代社会的核心政治筹划都是通过一个不平等的秩序让平等可见的工程，而人民的教育事业就处在这项工程的核心位置。
讲解逻辑作为日常教育活动的内核本身是一个不平等的秩序,但在知识传递和进步之名的掩盖下，它却成了现代社会使平等可见的重要手段。(see ibid, p.6)
当布尔迪厄(P. Bourdieu) 等社会学家将法国学生在学校表现出的巨大差异归结为先天文化资本的差异和社会区隔的趣味区分时，这种看似激进的批判姿态，在朗西埃看来，恰恰是以对教育内在的不平等秩序的承认为基础的，其本质是一种进步主义的意识形态。对布尔迪厄等法国社会学家以再生产理论为核心的教育社会学的不满，是朗西埃对讲解逻辑进行社会化扩展的重要理论契机*。

*朗西埃对布尔迪厄的批评并不单纯指向其教育社会学，在另一本著作《哲学家和他的穷人们》中，他将布尔迪厄指认为与柏拉图的“哲学王”一脉相承的“社会学王”(sociolgist-king)，对其社会学祛魅预设的前提不平等、科学工具化的方法、研究对象能动性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系统批判。(see Ranciere, 2004, pp. 165 -202)朗西埃与布尔迪厄孰是孰非尽管不能轻下论断，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比较、共读的视角。

正如罗斯指出的那样，“五月风暴”的政治失败催生了法国社会科学对于权力问题的研究，布尔迪厄的社会学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得到展开并迅速获得成功，在20世纪80年代的英语国家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see Ranciere,1991，Translator's Introduction, p.xi)
从1964年的《继承人：大学生与文化》到1970年的《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再到1979年的《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布尔迪厄完成了其教育社会学三部曲，通过场域、文化资本、符号暴力、惯习、社会区隔等一系列概念为现代教育体制的不平等问题进行社会学祛魅( sociological demystification)。
朗西埃对此展开了尖锐的批判，指出布尔迪厄的新社会学是一种“假定研究对象无知的权威话语”( ibid.，Translator's Introduction, p. xi)；布尔迪厄在对大学体制和高等教育进行反思时，没有注意到工人阶级已经被大学体系排除的事实；同时，布尔迪厄笔下的被排除者、在教育体制中处于不平等地位的人也对造成自己现状的结构性原因毫无所知。
朗西埃认为，造成布尔迪厄理论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他的研究体系得以展开的基础是假定研究对象的无知以及教育再生产体系的不被发现。也就是说，布尔迪厄对教育不平等问题的社会学研究是从不平等的前提出发的。如果真正秉持平等的前提，那么布尔迪厄笔下的文化资本、惯习和社会区隔根本就不会存在，因为所有人的感性实践经验都是平等的。而打破这种差异的方法也绝不可能是布尔迪厄等社会学家所提倡的教育改革，因为当教育的讲解逻辑没有被打破时，纯粹知识分配的再调整依然发挥着同样的规训作用，不会为学生带来真正的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