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无知的教师》出版22年之后，朗西埃于2009年出版了《被解放的观众》。在这本书中，朗西埃重新回到了雅科托的智力解放课程，将智力平等的前提从19世纪鲁汶大学的学生转移到了现代剧场、电影院、博物馆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身上。他反思现代艺术将观众完全理解为一个被动的存在，即使像德波、阿尔托(A. Artaud)和布莱希特( B. Brecht)等左翼先锋艺术理论家，也依然在自己与无知的观众之间划出界限，把自己塑造为真正艺术的“解释者”( 如同学校的“旧教师”一样)，将观众从“景观社会”的麻痹中拯救出来的解放者，以此来树立自己在艺术方面的权威性。
朗西埃认为，真正解放的艺术是坚持平等的前提，不再把观众仅仅作为被动的观看者来看待，而是相信观众自我创造的理解，相信观众可以积极“翻译”舞台上的表演(就像学生可以通过翻译他人语言的方式来完成自主的学习一样)，以此来塑造主动的观众。( see Ranciere, 2009, p. 13)

可见，不管朗西埃的具体研究领域有着怎样复杂的转变、交叉与综合，把平等作为起点的激进平等理念始终贯穿其中，为朗西埃的所有研究领域所共享。
不过，朗西埃这种极致追求感性实践、诉诸个体的政治路向，反而距离他所心心念念的、被遮蔽的、无声的劳动大众越来越远。这种抽空一切社会、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审美政治化或者说政治审美化逻辑，其政治后果将是一种极具乌托邦色彩的无政府主义。

在朗西埃早期的另一本代表作《哲学家和他的穷人们》的英译本出版时，朗西埃曾专门写了一篇“后记”介绍自己的思想旅程。其中，他提道：“ 处于对于不平等问题进行社会学祛魅和共和普遍主义模棱两可的宣言夹缝之中的艰难处境，以及对一个软弱无力的民主政体的绵软无力的共识的奇袭，让我开始思考如何给‘ 民主’这个词和平等的主题一个与众不同的解释。”( Ranciere, 2004, p.222)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 雅科托针对学究们和进步论教育者所展开的以所有智力皆平等为前提的智力解放事业，彻底印证了朗西埃把平等作为起点的激进理念：“ 人们终究会意识到，智力解放的事业可以扩展到社会秩.序给每个人造成不公的事情上。”(ibid.， p. 223)
就像学生并不因为不具备教师所掌握的知识，仅凭平等的智力和学习意志而与其平等一样，无产阶级也不会因为没有接受资产阶级的教育和拥有他们的高级文化而低人一等，他们之间是平等的，因为他们拥有平等的智力。
隐匿在知识之下的被储存的特权，同样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深深地植根于进步论者、相信精英领导的民主狂热者，以及一些左派知识分子的头脑中。这是《无知的教师》一书超越一般的教育学著作而具有的更为深刻的内涵和意义。

评价与总结

20世纪60年代以后，人们普遍渴望通过构建社会和政府的各种秩序与法则，走出对平等和解放的狂热追求，以及这种追求所带来的无序和暴力。这一共识与朗西埃所指出的社会的全面教学化不谋而合。在这样的背景下，朗西埃依然坚持这一激进的平等理念，显得弥足珍贵并令人敬佩。当然除了忠诚而坚定的政治信仰，以及丰富而宽广的理论视野外，朗西埃思想最迷人的特质恐怕还是他对平等问题的独特理解。德兰蒂曾将朗西埃的思想历程概括为一场“平等之旅”(德兰蒂编， “导言”第1页)，但与其他思想家把平等作为旅程的终点不同，平等在朗西埃的思想旅程中是一个起点。这样一个独一无二的起点，从革命、风暴以及阿尔都塞的课堂上萌发，在雅科托的教学实验中被验证，并成为朗西埃中后期创造自己理论体系的重要基础。这种把平等作为起点的理念是美丽的，但也是脆弱的。其脆弱性就体现在，不管是阿尔都塞、萨特和布尔迪厄的理论家精英主义症候，还是无产阶级革命中的列宁主义要素，虽然在理论层面确实存在着一定的革命主体前提不平等的问题，但当朗西埃对他们作出不留余地的彻底批判时，他自己理论的个人主义乌托邦特质和无政府主义底色也随之彻底暴露。朗西埃在诉诸个人感性实践的同时，并没有深人矛盾的另一端，他没有意识到，革命从来都不是在纸上立论推理或者像“ 五月风暴”那样筑起街垒、散发传单去夺取想象和语言的胜利那么简单，真正的革命是社会、历史与情势的瞬间内爆，而真正的革命家会强有力地抓住这一内爆瞬间，夺取政权，获得革命的胜利。那样一个内爆时刻是转瞬即逝的，革命家必须在短时间内强有力地动员和组织作为革命主体的无产阶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反问朗西埃：如果把平等作为起点，这种短时间的、强有力的组织和动员可能吗？朗西埃显然回避了类似这样的问题。而且事实上，在对列宁主义、革命等一系列问题的理解上，朗西埃与自己的老师阿尔都塞相比都有着明显的退步。

然而，就像历史上所有重要的乌托邦思想一样，朗西埃的激进平等理念虽然有着强烈的非现实性，但对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仍有重要的意义，正如巴迪欧在谈到朗西埃的思想贡献时曾经指出的，“ 理念，在它实现为一个全新世界的过程中，不能被它暂时的失败和造成的短暂历史后果来评判和决定；相反，它应该被它一点点地生成为一个普遍的、我们看不到的全新世界的进程所决定”( Badiou, p. 130)。那
么，究竟该如何定位朗西埃的思想呢？在《无知的教师》的结尾，朗西埃提到了雅科托对自己所创立的普遍教育法的预见：“普遍教育法不会兴盛。不过确实的是，他还补充道，它也不会消亡。”( 朗西埃，2020 .年，第176页)
这或许可视为朗西埃对自己思想的一个注脚。

>>Po.1148091
没有划分，书里就写了，雅科托只是每周给学生布置学习任务，自己并不授课。期末他让班上的同学在教师面前进行即兴演讲，每个学生的表现都很出色。同样的教学过程在一批工厂女工上也施行了一次（因为雅科托去的是女校），教育者们得出了智力平等的结论。雅科托是留作业的，人家还有助教，学生不光阅读，还要写作，所投入的精力是可以保证的
>>Po.1148104
这里“权威”指的就是知识的权威，在权威崇拜的逻辑下，知识的权威们更容易，也更可能取得较高的地位和权力，这样他们就成为了普遍意义上的“权威”，非常马基雅维利

>>Po.1148212
原来如此！谢谢你！(=ﾟωﾟ)=

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批判研究述评

刘慧

在分析这种反动自由主义崛起的原因时，戴维森指出，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是传统的新自由主义遭遇危机后发展出的新形式，它为了在根本上延续新自由主义，承担了三方面的功能：第一，它为劳动者阶级提供了一种精神上的补偿，这是仅从商品消费中无法获得的；第二，它确保了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忠诚——哪怕只是一点点——或防止了革命阶级意识形成；第三，它借民族或种族的概念，重新整合了已经碎片化的底层社会力量，提高了社会凝聚力，并以此动员了民族资本背后的全体国民来对抗其国际竞争对手。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在危机中挽救资本自身的命运。

>>Po.1148112
普遍教育法是有效的，只是很难得到推广，雅科托后半生就在做这件事。在他死后，他儿子继承了他创办的刊物，但成绩不佳。我觉得这种教育法跟拉康派那一套非常相似，教师就是那个“假设知道的主体”，学生即来访者，教育就是要让他穿越幻想……[ ﾟ∀。]7

>>Po.1148231
( ﾟ∀。)人 真想体验一下…

《朗西埃、巴迪欧、齐泽克论政治主体的形塑——图绘当今激进左翼政治哲学的主体规划》
[法]哈兹米格.科西彦著 孙海洋译

对意见与知识的区分必然导致统治和支配——即教师(the master) 的地位和形象。作为一一个哲学家、社会学家或马克思主义者(无论是个体还是作为政党的共同体)，教师是那个知道如何将可靠的知识与错误的信仰区分开来的人。随后，他在这一位置上对那些不自知者和不知如何者进行言说。因此，只要理解了历史的本质动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就有能力向人民群众揭示关乎其自身状况的真理。教师是那种将其自身置入意见与知识之间的空隙的人，并由此从中获取权力。朗西埃在反对阿尔都塞以及任何统治和支配的基础上推进了“智识平等”的公理化。“公理化”是按字面意思理解的:在朗西埃看来，智识平等既不是一种经验的情势状态(state of affairs)， 也不是一种(现实的或理想的)社会分配目标。它是一种原则(一个预设)，表征着任何解放性行动或思想的前提。如同19 世纪的智识解放理论家约瑟夫·雅科特(Joseph Jaco-tot)——其教学观念正是《无知的教师》一书的主题——所认为的，一个(无知的)教师可以教授他不知道的东西，只要他能使学生们产生一种智识自主性的意识。这绝不是一个以教师的知识取代学生之无知的问题，而是一个从知识到知识的推进问题“智识平等”的公理化之出发点在于取消意见与知识之间的差异，由此使得统治和支配的地位不堪一击。

偶像“塌房”与大众文化的精神政治学分析

吴畅畅 顾明敏


驱使粉丝加人新型的劳动队伍、替经纪公司付费打工的动力是什么？已有的情感劳动说浅尝辄止，只关注粉丝面对势如破竹的消费主义所展现出的游击战一般的主动性和弹性，却对资本作用于粉丝情感/精神的运行机制视而不见。粉丝对偶像的爱，本质上属于一种出自本能、不容置喙的私人的爱：偶像的存在，填充了粉丝个体的情感空白，并予以着色。唯有一神论式的精神填充，才能预示欲望经济学这个更广泛的商品化过程的高潮，也就是偶像“房子”的完工。它清楚解释了最初的偶像“塌房”事件，为何仅仅与偶像私下恋爱(或结婚)的真相被揭开有关。


……，以上分析说明，粉丝通过想象所构建的对偶像强烈的情感依恋关系，相对现实不可避免地具有某种脆弱性。这正是它的符号性虚假*的特征所在：

*符号性虚假，来自“虚假的欲求/望”这一术语，后者主要是指资本主义消费主义体系加诸个体的欲望，即超出其自身真实需求的欲望。它出自阿多诺的《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参见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一哲学断片》，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偶像恋爱、结婚状态大白于天下，对大多数粉丝而言意味着，现实与符号性铭刻(粉丝乐意沉浸于与偶像的想象性亲密关系中，仿佛安全屋真的存在)之间出现巨大裂缝，它瞬间使偶像的性安全功能失灵。
粉丝主动营造的性安全感一旦消失，她/他们会主动选择从“安全屋”中撤离，进而集体制造偶像狼狈不堪的“塌房”事件，最终导致偶像在资本市场上的边际价值下跌为零。她们甚至会和网民一起，四处传播“塌房”事件，来表达那些连绵而至的愤怒或失落情绪。粉丝陷入一种全然开放并永不停歇的符号性虚假的再创造过程中；她们执着于继续寻找下一个他者，以满足自我理想的欲望，客观上成就偶像商品链的不断延展。

……之后，偶像“塌房”主要不再指向偶像因婚恋曝光而越过性安全感的界限，而指向偶像作为公众人物做出了失德或违法行为。偶像“塌房"事件不断越出粉丝社群，成为社会公共议题，这使得年轻的粉丝更容易受到民粹主义的撩拨，而愈发容易感到被冒犯。围绕粉丝与偶像间的私密情感关系建立起来的个人符号法则让位于禁止作为公众人物的偶像失德、失范或违法的社会符号秩序，后者成为“塌房”的新标准。

……这些表达坚定“信仰”偶像的言说，在网民、主流媒体或者知识分子的眼里，仅仅是愚昧、“脑残” 的极端主义表现，……小部分粉丝抵抗网民或主流社会结构性压力的方式，便是拼尽全力护住偶像的“房子”不致坍塌。
这种“矢志不渝”的“保卫战”行为，需要更加形而上学的解释。自己笃定的“信仰”，同背叛这一信仰的事实(如涉嫌强奸/亲日等)之间，符号性铭刻和偶像的“自在状态”之间出现裂缝时，不少粉丝以拒绝眼见为实为条件，否认裂缝的存在。
粉丝的这种积极意志，极大地延长并增强了流量经济“符号性效率”*的发挥，它让粉丝认定自己对偶像强烈的情感依附关系为真而毫不动摇。曾经远在云端、“闪闪发光” 却不幸遭遇“塌房"经历的偶像，也因此被部分粉丝的“同理心”改梁换柱为近在眼前的、有血有肉却“众叛亲离”的个体。粉丝以一种“哥哥身边只有我了”的心态，实现新一轮情感反哺。

14“符号性效率” (中文版译成“象征性效率”)是齐泽克在《敏感的主体：政治本体论的缺席中心》第六章中提出的关键概念，参见斯拉沃热·齐泽克：《敏感的主体：政治本体论的缺席中心》，应奇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81-386页。

三、“塌房”事件的社会性蔓延：“小兄弟”与“符号性虚假”体系的形成

……这些交杂着愤懑、斥责或厌恶等负面情绪的唾骂揭示出，流量经济赖以生存的粉丝对偶像形成强烈的情感依恋的模式，已经被运用到如新闻记者、体育运动员，甚至高校教师等社会名人在社交媒体中的公共营销上。
“塌房”之前，名人的特殊性/稀缺性明确指向流量经济操控的符号性虚假体系中的关键概念：在想象界中起作用的理想自我。换句话说，无论我们是谁，在从偶像或明星到名人的营销战略中，都被安排与一位赋予性安全感或情感填充物的他者相遇，而且我们很容易受它迷惑，或被它俘虏。这些他者的存在，仅仅满足粉丝的理想自我的欲望，因而更像是齐泽克精准描述的“小兄弟”*：在真正的大他者，也即资本的操纵下，偶像/名人的某些特征，特别是性化了的特征，如“柔软的男性气质”或甜美的长相，如此怪异地得到凸显，逢迎着大众文化的集体想象，被铭刻成他们公开可见的符号性头衔；同时，偶像/名人某些个人化的癖好、性取向、道德污点等有违这一“头衔”的“黑材料”，则被经纪公司、运营团队封存，难见天日。

在这个意义上，偶像/名人这些“小兄弟”的形象，注定不能是平淡无奇的普通人。他们必须看起来毫不普通(“ 偶像包袱”由此而来)，才能完全符合粉丝建立强烈的情感依恋关系的要求。选秀综艺节目的政治性正在于此。它们刻意借助社会达尔文主义原则的强制力，一遍又一遍地刷洗掉练习生身上的平庸特质，从而让他们可以在大众文化的版图里，接管并占领某一符号性的位置，受人喜爱。
面对镜头，他们的微笑和身体语言因事先经过精确设计而显得机械化。“人设” 或“营业”便成为偶像吸引并维持粉丝参与“建房”过程的主要生产方式：偶像“营业”旨在引导粉丝将他们视为理想自我的情感稳定器，而不是现有的社会符号秩序——律法或道德——的颠覆者 。

*齐泽克以比尔盖茨为例，讨论“小兄弟”(ittle brother) 如何代替老大哥执行符号性权威，参见斯拉沃热·齐泽克:《敏感的主体:政治本体论的缺席中心》, 第406-407页。本文对偶像“塌房”的分析，正好与这个过程相反。

藏身于娱乐行业的资本，仰仗着这套以“小兄弟”为核心的精神政治学逻辑，在社会其他领域，积极地召唤个体给自己喜欢的名人“盖楼建房”。
……，“塌房" 前的王冰冰在社交媒体上完美到几近反人性的形象，满足了资本构建符号性虚假体系的期待，贯彻了“老大哥”的纯粹形式功能同充任其职位的具象化的“小兄弟”之间不允许出现分裂的命令。
这才是个体或社会目前经历的“粉丝化”或“饭圈化”现象的基本逻辑：资本在粉丝或正在成为粉丝的个体的日常生活中已不再依靠恐惧，而是通过呵护、照料以及相互投喂等方式确立权威，从而保障受到不同程度的精神“创伤”的他/她们对偶像/名人的完美形象及其背后的符号性虛假体系形成强烈的情感依恋关系，并逐渐“上瘾”。

这个“上瘾”的过程，非但不会中止粉丝的理想自我的发育成熟，更导向一种完美的、掌控了性安全感或情感生活的超我形象在粉丝意识中的反复出现。在这个意义上，流量经济复刻了极权主义的运作方式这番说法，才不至于显得耸人听闻。

……，然而，在注意力资源不断被生产、转移和消费的过程中，这种随时都在的互联网记忆也能悖论般地产生“互联网没有记忆”的曼德拉效应。资本作为幽灵般的、全能的“大他者”，把“小兄弟”的黑历史悉数“掩埋”或是“洗白”，以此躲在幕后操控甚至塑造大众文化的美学语法。
对隐身却随时在场的资本而言，国内娱乐行业，或者更大范围的社会或文化领域内的“小兄弟”永远都是虛席以待的，只要粉丝陷人符号性虚假的体系的精神呵护中或被其招降、不可自拔，一个偶像/名人“塌房”后，“小兄弟”的流水生产线将迅速制造出新的偶像填补空缺。

我要攒一些文案(`ヮ´ )

然而吊诡的是，我从你的个体表征中窥见一种后现代式的身份流动性，却又难以解构其滥觞所在，或许是你的这种化后设为先验式的脱域，导致了我的经验视景与想象集合的矛盾，这也形成了你超克于建构之外的张力，我想此刻我对你作符号化的悬置——抑或是规训下的擅自让渡——无疑是一种亵渎，你是否愿意言述你嬗变与重构的版图与视阈，让我得以透视你隐藏在现代性话语深处的复调意志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