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戈多》

弗拉季米尔：我们要是忏悔一下呢？
爱斯特拉冈：忏悔什么？
弗拉季米尔：哦……（他想了想）咱们用不着细说。
爱斯特拉冈：忏悔我们的出世？
【弗拉季米尔纵声大笑，突然止住笑，用一只手按住肚子，脸都变了样儿。
弗拉季米尔：连笑都不敢笑了。
爱斯特拉冈：真是极大的痛苦。
弗拉季米尔：只能微笑。（他突然咧开嘴嘻笑起来，不断地嘻笑，又突然停止）不是一码子事。毫无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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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207853
非常柔软忧郁的水墨画风，表达感情很有感染力，看得泪流两滴又去看了其他作品

>>Po.1207854
去🍠主页上看了作者的系列作品，泪流三张纸

忆秦娥／宋・何梦桂
伤离别。
江南雁断音书绝。
音书绝。
两行珠泪，寸肠千结。
伤心长记中秋节。
今年还似前年月。
前年月。
那知今夜，月圆人缺。

梦天／唐・李贺
老兔寒蟾泣天色，云楼半开壁斜白。
玉轮轧露湿团光，鸾佩相逢桂香陌。
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
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

临江仙／宋・宋先生
说甚坎离龙共虎，休言火候周天。
阳精不走自神全。
双关明有路，直上至泥丸。
牢锁金关并玉户，日魂月魄烹煎。
三宫都满体牢坚。
阳神朝上帝，永劫作天仙。

俺瞅着像修仙功法

■ 侠客岛对话郑永年 ⭐⭐⭐

感觉就跟听播客合集似的。不长，口语化，内容也易读。尺度把握在委婉的批评与微妙的肯定之间，有些观点还是有启发性的。总体来说一般吧，特点是看它没啥成本。

久别离／唐・李白
别来几春未还家，玉窗五见樱桃花。
况有锦字书，开缄使人嗟。
至此肠断彼心绝。
云鬟绿鬓罢梳结，愁如回飙乱白雪。
去年寄书报阳台，今年寄书重相催。
东风兮东风，为我吹行云使西来。
待来竟不来，落花寂寂委青苔。

伤歌行／汉・两汉乐府
昭昭素明月，辉光烛我床。
忧人不能寐，耿耿夜何长。
微风吹闺闼，罗帷自飘扬。
揽衣曳长带，屣履下高堂。
东西安所之，徘徊以彷徨。
春鸟翻南飞，翩翩独翱翔。
悲声命俦匹，哀鸣伤我肠。
感物怀所思，泣涕忽沾裳。
伫立吐高吟，舒愤诉穹苍。

菩萨蛮・江摇病眼昏如雾／宋・辛弃疾
江摇病眼昏如雾，送愁直到津头路。
归念乐天诗：“人生足别离。”
云屏深夜语，梦到君知否？
玉箸莫偷垂，断肠天不知。

《我与地坛》

它等待我出生，然后又等待我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四百多年里，它一面剥蚀了古殿檐头浮夸的琉璃，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坍圮了一段段高墙又散落了玉砌雕栏，祭坛四周的老柏树愈见苍幽，到处的野草荒藤也都茂盛得自在坦荡。这时候想必我是该来了。十五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摇着轮椅进入园中，它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那时，太阳循着亘古不变的路途正越来越大，也越红。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并看见自己的身影。

记不清都是在它的哪些角落里了，我一连几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我为什么要出生。这样想了好几年，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了：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样想过之后我安心多了，眼前的一切不再那么可怕。比如你起早熬夜准备考试的时候，忽然想起有一个长长的假期在前面等待你，你会不会觉得轻松一点儿？并且庆幸并且感激这样的安排？

十五年中，这古园的形体被不能理解它的人肆意雕琢，幸好有些东西是任谁也不能改变它的。譬如祭坛石门中的落日，寂静的光辉平铺的一刻，地上的每一个坎坷都被映照得灿烂；譬如在园中最为落寞的时间，一群雨燕便出来高歌，把天地都叫喊得苍凉；譬如冬天雪地上孩子的脚印，总让人猜想他们是谁，曾在哪儿做过些什么，然后又都到哪儿去了；譬如那些苍黑的古柏，你忧郁的时候它们镇静地站在那儿，你欣喜的时候它们依然镇静地站在那儿，它们没日没夜地站在那儿从你没有出生一直站到这个世界上又没了你的时候；譬如暴雨骤临园中，激起一阵阵灼烈而清纯的草木和泥土的气味，让人想起无数个夏天的事件；譬如秋风忽至，再有一场早霜，落叶或飘摇歌舞或坦然安卧，满园中播散着熨帖而微苦的味道。味道是最说不清楚的，味道不能写只能闻，要你身临其境去闻才能明了。味道甚至是难于记忆的，只有你又闻到它你才能记起它的全部情感和意蕴。所以我常常要到那园子里去。

波卓：过去他会跳圆舞、快步舞、民间舞、西班牙舞，甚至还会跳水手舞。他会快乐地跳跃。现在他最多只会这样了。你们知道他管这叫什么？
爱斯特拉冈：《替罪羊的痛苦》。
弗拉季米尔：《硬板凳》。
波卓：《网舞》。他以为自己陷入了罗网。

■《等待戈多》⭐⭐⭐

看得懂书评，看不懂原作的知名抽象作品( ﾟ∀。)
很短，我也没什么好说的所以仅仅是打卡

被束缚的“主人翁”：中国的工厂工人（1949-2019）
The Master in Bondage: Factory Workers in China, 1949-2019

工人的主人翁地位与实质治理

在整个毛泽东时代，不同身份和就业条件的工人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和不平等。只有在国营企业中长期就业的正式工人才有权享受全套福利，并成为参与工厂管理的群众组织的正式成员，因此他们可以自称为工厂的主人翁。被排除在他们之外的是农村户口的非正式工人，他们工作时间短，工资比正式工人低得多，也没有资格享受附带福利；最底层的是被称为“黑五类”的被污名化的个人，他们是经常性运动的政治目标。
其次，即使国营企业的“主人翁”或正式工人加入了工会和其他基层组织，也会被排除在工厂管理的实际过程之外。在高度集中的经济计划体制下，工厂生产和人事的关键决策总是由工厂上级政府当局做出，普通工人几乎没有机会参与企业管理。第三，在毛泽东时代，确实曾有过一个短暂的时刻，最不服气、最有野心的工人确实有机会从工厂管理层手中夺权，这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可以看到，他们的造反导致了现有工厂机构的瘫痪。但他们的“主人翁地位”（matserhood）是脆弱和短暂的。他们很快就在20世纪70年代初重建的工厂领导层中被边缘化，1976年文革结束后又被完全排除在外。
然而，这些事实不应导致得出如下结论——毛泽东时代，国家将产业工人称为工厂主人翁的言论是空洞的，工人参与工厂管理的机构根本没有发挥作用。为了正确理解这些机构的目的和功能以及国家对它们的代表，本研究采用了一种实质的（substantive）方法。本研究不是从形式主义的（formalist）角度出发，研究这些机构在实现其官方目的方面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来判断工厂机构的功能，而是研究它们是如何运作以实现其现实目标。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尽管国家声称产业工人是国营企业的主人翁，但只要这些工厂服从国家的中央计划，他们对工厂管理的参与就很有限。在社会主义指令性经济制度下，每家工厂的生产和就业都由中央或省级政府当局决定。因此，留给工厂或车间主任的任务仅限于如何约束劳动力、确保及时完整地完成上级下达的生产指令等日常事务。在这些方面，工人的主观能动性至关重要，因为他们的表现直接决定了这些订单能否完成。工厂领导使用一系列政治工具来管理工人，工人也有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途径来表达他们的担忧和不满。在这方面，工人在工作场所的主人翁地位是实实在在的，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有权获得长期工作、固定工资和全套福利（工厂干部对此几乎没有控制权），还因为他们有能力表达对生活和工作条件的不满，他们的要求经常被听取并得到适当满足。

社会主义工作场所的双重均衡

本研究进一步揭示了国营企业中劳动关系和权力政治的双重均衡（dual equilibrium）。诚然，在日常生产活动中，很少有工人能像国家宣传的那样，以厂为家、爱护财产、勤奋工作，成为工厂的主人翁。然而，工人们在生产中完全缺乏责任感，推诿扯皮现象随处可见，从而导致生产效率低下。这也不是毛泽东之后的领导层为了证明其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推行的企业改革政策的正确性，而在宣传中让人们相信的事实。实际上，工人在车间的日常表现取决于劳动管理的正式机构如何与非正式机构互动，以激励和约束工人个人和群体。

表面上看，在毛泽东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劳动报酬与劳动投入脱节，工人似乎没有理由努力工作——工资水平是固定的，多年不变，如果有奖金，也是按同样的标准发给每个人，作为固定工资的临时补充。尽管如此，我们的线人告诉我们，工人中公开推诿和玩忽职守的情况确实很少见。毕竟，国营企业的工人受到一整套正式制度的约束，包括工作场所的纪律和规章制度、干部监督和质量控制措施，以及政治荣誉和晋升的激励措施。同样重要的是各种非正式因素的作用，如防止过度推诿和超负荷工作的同伴压力、工人对工作场所的认同和对职责的必要投入程度，以及他们对完成每项工作的自豪感或自我满足感（这对资深工人来说尤其如此，他们的经验和声誉为他们赢得了同伴的尊重）。
因此，在正常情况下，当正式因素和非正式因素同时起作用时，对于大多数普通工人来说，直接推卸责任或全身心投入生产都不是明智的选择。换句话说，如果没有政治动机，他们不需要主动加班，也不需要出色地完成工作，但他们需要按时完成工作，并确保工作的数量和质量达到最低要求，因此出现了一种工作场所的均衡。这种均衡反过来又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国营企业必要的效率水平，这使得中国在整个毛泽东时代的工业产出稳步增长成为可能。

我们的研究还揭示了工厂干部与普通工人之间权力关系的均衡。诚然，与干部保持良好关系对工人争取入党或晋升至关重要。少数有政治动机的人可能会对滥用职权的干部产生一定程度的个人依赖，他们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赞助人-客户网络”。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客户关系”在车间里无处不在，以至于工人们分裂成了两个相互对立的群体——“客户”和“非客户”。“客户”垄断了向上流动的渠道，“非客户”则被排除在这种机会之外。

“赞助人-客户网络”并不像以前假定的那样普遍，有两个基本原因。首先，干部在决定工人是否有资格提高工资、分配工作、发放奖金、住房或其他物质财富时滥用权力的情况是有限的，而且由于公众的密切监督以及国家或地方一级严格执行明确的政策或法规，必须以正当的方式加以掩饰。公开的歧视或偏袒会立即导致公开质疑、书面请愿或到上级政府部门上访。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是，由于所有国营企业的正式工人都被保证有一份固定的工作、与他们的工作年限相称的固定工资以及全套福利，因此未经工厂工人上级政府当局的批准，任何工厂领导都不能剥夺他们的这些权利。因此，大多数工人认为没有必要与上级领导建立特殊的个人联系，也不会认为公开对抗干部是明智的选择，除非后者严重伤害了他们。在提名工人获得政治荣誉时，干部通常会根据被提名者的生产表现和在同级中的受欢迎程度进行提名。干部在最终确定被提名者时的自由裁量权很重要，但他们的决定必须建立在他们的个人喜好和工人的共识之间的谨慎均衡之上，同时又不能损害自己的信誉和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