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876456
一读书就开始鬼迷日眼想睡觉，唉太懂了

克利福德·格尔茨：《无常的职业：有趣时代的人类学生活》（2002）

我似乎已经来到了生活和事业中的一个转折点，在这个时候，人们最想听到的不再是一些新的事实或想法，而是我如何走到了今天这一步。这让我有些沮丧，不仅因为它明显带有“逝者如斯”的意味（当你七十五岁时，一切都显得如此），也因为我一直都在努力推动人类科学的发展，现在却被要求反思这一切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我自己的方向可以称为“发展”，如果要保持这个方向，下一个必要的步骤又是什么。

因此，过往几年，我至少两次尝试描述我身为一名人类学家的一般生命轨迹，而这篇文章将是第三篇，我相信也是最后一篇。用说教的方式谈论自己和自己的经历——“你去做同样的事情”，第一次说时就有些过于矫情，反复这样说更让它完全失去了魅力。

>>Po.1216353
仇富（1/1）

虽然避免不了谈论“我经历过的事情和我做过的事情”，但我大部分笔墨并不关注我的工作或我自己的形象。我关心发生在周遭的事情——无论我所在的专业多么松散，有时多么令人不适，不管那个“更广泛世界”的专业多么边缘化。人类学中几乎没有什么真正自主的东西。和其他人一样，我们是自己时代的产物，是我们参与过的事物的遗迹。

诚然，对于一篇短文来说，这篇文章的篇幅有点长，我不得不快速略过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忽略细节。但是，我的意图并不是要介绍一部正确的历史、包罗万象的总结或系统性的分析，而是：
概述上个世纪后半叶我所经历的各个阶段、时期、时代、世代或一般人类学和人类学的继承情况；

追溯（大部分是美国和欧洲的）文化、政治、社会和知识生活与人类学作为一种特殊和专门的职业、行业、手艺和专业之间的相互作用。

这种概括性的、基于印象的、从周遭看问题的“草图”是否会对我们这个领域的现状和过去产生很大的启示作用？我们拭目以待，但是我也别无他法。

就阶段、时期、年代等而言，为了方便起见，我将列出其中四个。它们的内在没有同质性，没有界限分明，但它们可以成为蹒跚、纠结、迂回的历史中有用的一环。

第一个阶段大致在1946年至1960年之间，是战后的繁荣时期，乐观主义、雄心壮志和目标感的浪潮席卷了整个人文科学。
第二个时期大约从1960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一方面是普遍“冷战”的分裂，另一方面是“第三世界主义”的浪漫与失望。
第三个时期从1975年左右到1989年（柏林墙倒塌），首先是社会和文化分析的新方法大量涌现，各种理论和方法论的“转向”、“心灵转向”（tournures d'esprit），紧随其后的是人类学内部和整个西方文化中日益增长的不确定性、自我怀疑和自我审视带来的激进批判和分散的“后”（post-）运动的兴起。
最后一个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人们的兴趣开始转向种族冲突、暴力、世界秩序混乱、全球化、跨国主义、人权等问题，尽管这些问题的走向（尤其是在“9·11”事件之后）还远未明朗。再次强调，这些并不是唯一的划分，也不一定是最好的划分。

新的或经过调整的社会运动，比如女权主义、反帝国主义、土著人权利和同性恋解放，以及它们邻近领域出现的新的偏离都加入了这一行列，包括历史学中的“年鉴运动”、文学中的“新历史主义”、社会学中的科学研究、哲学中的诠释学和现象学，以及“后结构主义”这场难以捉摸、模棱两可的运动。各种观点层出不穷。

我们缺乏将它们归纳到一个广为接受的学科框架或理论体系中的方法，缺乏一个涵盖一切的范式。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人类学领域正在分裂成越来越小的、不可比拟的碎片，一种原始的统一性正在被一窝蜂的潮流和时尚吞噬，这种感觉产生了愤怒、绝望或仅仅是困惑的呼声，要求某种统一。在各自的构想和组织下，人类学的类型或种类层出不穷——医学人类学、心理人类学、女性主义人类学、经济人类学、符号人类学、视觉人类学；工作人类学、教育人类学、法律人类学、意识人类学；民族史学、民族哲学、民族语言学、民族音乐学；等等。

20世纪50年代初，当我偶然进入这个领域时，这里是由几百名争论不休但思想相似的民族学家组成的团体，他们当时喜欢这样称呼自己，其中大多数人彼此认识，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这里变成了一群学者，他们唯一的共同点似乎只是顺利通过了这样或那样的人类学博士课程（仅在美国就有一百多个，也许全世界还有更多这样的博士课程）。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预料的，也不可避免，反映了该领域的发展和技术专业化的进步，也是世界精神走向终结的结果。然而，变化既加剧了争论，也在某些方面造成了焦虑和不安。不仅出现了一系列“虚构的战斗者”之间在人为战争（唯物主义者对唯心主义者、普遍主义者对相对主义者、科学家对人文主义者、现实主义者对主观主义者），而且出现了对人类学事业本身的怀疑，普遍用怪异和自嘲的方式对“代表他者”或声称“为他者言说”（这更糟糕）的怀疑，这种怀疑已经沉淀、固化，并开始蔓延。

随着时间的推移，推动20世纪50年代乐观主义和60年代动荡的冲动逐渐消逝在里根美国的常规和固化之中，这种怀疑、幻灭和自我批判汇聚在后现代主义这面突然流行起来的大旗之下。

后现代主义被定义为对现代主义的责难和否定——“与所有这一切说再见”。与其说它是一种相关理论，不如说它是一种情绪和态度（过去是，现在也是）。它是一种修辞标签，用于表达一种不断加深的道德和认识论危机感，一种假定的判断和知识模式的衰竭——在更糟糕的情况下，它是一种腐败。

民族志的代表性、权威性、政治定位和道德正当性等问题都受到了彻底的审视。人类学家的“写作权”本身也受到了质疑。詹姆斯 ·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和乔治·马库斯（George Marcus）的《书写文化》（Writing Culture，1986）文集的封套上写道：“为什么民族志的叙述最近丧失了如此多的权威性？”

他们为什么可信？谁有权质疑“客观”的文化描述？所有的民族志不都是为了讲述一个给人印象深刻的故事而进行的修辞表演吗？意识形态和欲望的诉求能否完全符合理论和观察的需要？

大部分此类作品（并非所有作品都如此直白或激动人心，也并非所有作品都充满了修辞性的问题）往往围绕着两个关注点，要么是人类学文本的构建，即民族志写作，要么是人类学工作的道德地位，即民族志实践。

前者主要涉及文学问题（作者身份、体裁、风格、叙事、隐喻、再现、话语、虚构、具象、说服），后者主要涉及政治问题（人类学权威的社会基础、人类学实践中的权力模式、人类学的意识形态假设、人类学与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剥削和异国情调的共谋、人类学对西方自我理解的主叙事的依赖）。说起人类学这些相互关联的批判，一个是内向的、沉思的，另一个是外向的、谴责的，也许并没有产生“在后现代世界体系中发挥强大作用的完全辩证的民族志”（再次引用《文化书写》的爆炸性评论），也没有完全遭到抵制。但是，它们确实给这门并非没有必要的学科带来了某种自我意识和某种坦率。

由于当前的情况是动态的、混乱的、不稳定的，所以并不像那些看似完美、遥远的过去那样容易理解。承认“新事物是新事物”要比准确说出“新事物新在哪里”要容易得多，而试图辨别新事物大体上在向哪个方向发展，不过是再次提醒我们黑格尔的箴言：未来可以是希望或焦虑的对象，可以是期待或忧虑的对象，但它不能成为知识的对象。

Levoy Exil，1944年生，海地画家

Seiji Yoshimura（吉村诚司）

《墙下短记》

一些当时看去不太要紧的事却能长久扎根在记忆里。它们一向都在那儿安睡，偶尔醒一下，睁眼看看，见你忙着（升迁或者遁世）就又睡去，很多年里它们轻得仿佛不在。千百次机缘错过，终于一天又看见它们，看见时光把很多所谓人生大事消磨殆尽，而它们坚定不移固守在那儿，沉沉地有了无比的重量。比如一张旧日的照片，拍时并不经意，随手放在哪儿，多年中甚至不记得有它，可忽然一天整理旧物时碰见了它，拂去尘埃，竟会感到那是你的由来也是你的投奔；而很多郑重其事的留影，却已忘记是在哪儿和为了什么。

我们有时千里迢迢——汽车呀、火车呀、飞机可别一头栽下来呀——只像是为了去找一处不见墙的地方：荒原、大海、林莽甚至沙漠。但未必就能逃脱。墙永久地在你心里，构筑恐惧，也牵动思念。一只“飞去来器”，从墙出发，又回到墙。你千里迢迢地去时，鲁宾逊正千里迢迢地回来。
哲学家先说是劳动创造了人，现在又说是语言创造了人。墙是否创造了人呢？语言和墙有着根本的相似：开不尽的门前是撞不尽的墙壁。结构呀、解构呀、后什么什么主义呀……

其实秘密就已经是墙了。肚皮和眼皮都是墙，假笑和伪哭都是墙，只因这样的墙嫌软嫌累，要弄些坚实耐久的来加密。就算这心灵之墙可以轻易拆除，但山和水都是墙，天和地都是墙，时间和空间都是墙，命运是无穷的限制，上帝的秘密是不尽的墙。真要把这秘密之墙也都拆除，虽然很像是由来已久的理想接近了实现，但是等着瞧吧，满地球都怕要因为失去趣味而响起昏昏欲睡的鼾声，梦话亦不知从何说起。

意义的原因很可能是意义本身。干吗要有意义？干吗要有生命？干吗要有存在？干吗要有有？重量的原因是引力，引力的原因呢？又是重量。学物理的人告诉我：千万别把运动和能量，以及和时空分割开来理解。我随即得了启发：也千万别把人和意义分割开来理解。不是人有欲望，而是人即欲望。这欲望就是能量，是能量就是运动，是运动就走去前面或者未来。前面和未来都是什么和都是为什么？这必来的疑问使意义诞生，上帝便在第六天把人造成。上帝比靡菲斯特更有力量，任何魔法和咒语都不能把这一天的成就删除。在这一天以后所有的光阴里，你逃得开某种意义，但逃不开意义，如同你逃得开一次旅行但逃不开生命之旅。

你不是这种意义，就是那种意义。什么意义都不是，就掉进昆德拉所说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你是一个什么呢？生命算是个什么玩意儿呢？轻得称不出一点儿重量你可就要消失。我向L讨回那件东西，归途中的惶茫因年幼而无以名状，如今想来，分明就是为了一个“轻”字：珍宝转眼被处理成垃圾，一段生命轻得飘散了，没有了，以为是什么原来什么也不是，轻易、简单、灰飞烟灭。一段生命之轻，威胁了生命全面之重，惶茫往灵魂里渗透：是不是生命的所有段落都会落此下场啊？人的根本恐惧就在这个“轻”字上，比如歧视和漠视，比如嘲笑，比如穷人手里作废的股票，比如失恋和死亡。轻，最是可怕。

要求意义就是要求生命的重量。各种重量。各种重量在撞墙之时被真正测量。但很多重量，在死神的秤盘上还是轻，秤砣平衡在荒诞的准星上。因而得有一种重量，你愿意为之生也愿意为之死，愿意为之累，愿意在它的引力下耗尽性命。不是强言不悔，是清醒地从命。神圣是上帝对心魂的测量，是心魂被确认的重量。死亡光临时有一个仪式，灰和土都好，看往日轻轻地蒸发，但能听见，有什么东西沉沉地还在。不期还在现实中，只望还在美丽的位置上。我与L的情谊，可否还在美丽的位置上沉沉地有着重量？

不要熄灭破墙而出的欲望，否则鼾声又起。

但要接受墙。

>>Po.1216871
：人应该不再充当——或成为——理性的动物。他应该成为一个疯子，为了他危险的幻想而甘愿冒一切风险，能够高歌猛进，愿意为世界已有的一切而死，也愿意为世界所没有的一切而死。每个人的理想都应该是不再做人。这只能通过绝对的任性妄为来实现。

Irma Stern，（1894.10.2-1966.8.23）南非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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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兴八首

这八首诗以身居夔府、心念长安为主题，抒写遭逢兵乱，留滞他乡的客中秋感。第一首因秋发兴，是全诗的序幕。二、三两首写山城的暮景朝晖，作者对景伤情，低徊身世，从“望京华”一语中牵引出下文的线索。第四首概述长安当前情况，而以“有所思”开启下文，是前三首和后四首之间的纽带。第五首写蓬莱宫阙，第六首写曲江亭苑，第七首写昆明池水，第八首写渼陂风光。这些往日繁华的回忆，紧密联系着如潮如海的秋心。八首脉络贯通，首尾呼应，成为结构紧密的组诗。长安是唐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杜甫对它有深厚的生活情感和政治情感。诗中所写之景，长安今昔鲜明的对照，形象地反映出整个时代由兴盛走向没落的历史面貌。诗人所抒之情，一方面是时代的感慨；但另一方面则是封建士大夫依恋京阙之情。两者纠结交织在一起，而前者是通过后者表现出来的。故悲伤晼晚，抚今思昔之意多，而对招致变乱的因由，统治集团的腐朽荒淫，则缺乏揭露和批判。诗的风格沉雄博丽，壮阔深闳，气象磅礴，而思致缜密；意境悲远，而词彩绚烂，代表杜甫晚年律诗成就的一个重要方面。

其一

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
巫山句：写远望中夔州以东江峡之景。《水经注·江水》：“江水历峡东，径新崩滩……其下十余里有大巫山，……其间首尾百六十里，谓之巫峡，盖因山为名也。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时到深秋，更显得幽深而阴暗，故云。

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
江间二句：赋中兼兴，描绘自然界中的萧森景象，借以表现时代没落、局势动乱的感伤。塞，关隘险要之处。

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
丛菊二句：自伤留滞夔州，未能出峡北归。杜甫于永泰元年（765）离开成都，至作诗时已两年，故云“丛菊两开”。他日，犹言前日，是回忆去年。泪，谓对花流泪，即《春望》所说的“感时花溅泪”。孤舟一系，犹言孤舟长系，意谓归舟老是系在江岸上，开不出去。故园心，指思念长安的心情。杜甫以长安为第二故乡。按：这里的“开”字和“系”字都有双关义：开，指花开，同时也说泪溅；《得弟观书》：“飒飒开啼眼。”“开”字与此用法同。系，就船说，是停系不前，就心情说，则是牵系不忘。

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寒衣二句：意谓傍晚的原野，到处传来急切的捣练声，意味催促人们赶制寒衣，冬天快要来到了。砧，捣练的工具。

其二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
夔府：即夔州。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夔州曾设都督府，故亦称夔府。
每依句：承上一首“故园心”而言。京华，指长安。长安在夔州之北，故常依北斗所在的方向遥遥瞻望，以寄思念之情。北斗，一作“南斗”。

听猿实下三声泪，奉使虚随八月槎。
奉使句：晋张华《博物志》载古代传说：天河与海通连。有海边居民，见每年八月，海上有浮槎来去，不失期。这人随槎而去，见到了牵牛和织女星。这一民间故事，后来又附会到张骞的身上，说张骞奉汉武帝命，出使西域，寻找黄河发源处。河源与天河相通，张骞曾泛槎天河，至牵牛宿之旁（见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一一引《荆楚岁时记》）。这里化用典故，自述在蜀依严武事。奉使，指严任西川节度使。《唐六典》卷五：“以奉使言之，则曰节度使。”随槎，犹言入幕。严武曾两度镇蜀，第一次离蜀还朝，杜甫送行诗有云：“此身那老蜀？不死会归秦。”（《奉送严公入朝十韵》）第二次镇蜀，表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杜甫之所以托身幕府，显然是希冀有随同严武还朝的机会。永泰元年（765），严武内召，不久即死，杜甫“归秦”之想落空，故曰虚随。说八月槎，有两重涵义：就严武言，奉使出镇，随召还朝，正如仙槎泛海，重返天河；就杜甫言，则自伤留滞蜀中，寓有望长安如在天上的感慨。

画省香炉违伏枕，山楼粉堞隐悲笳。
画省二句：承上句，言己虽加检校工部员外郎衔，但因老病流落蜀中，未能入京供职。工部属尚书省，工部员外郎是尚书省的郎官。古尚书省用胡粉涂壁，画古贤人像，故称“画省”。尚书郎入直，有侍女史二人捧香炉烧香从入（见《汉官仪》）。违伏枕，是说因卧病而违离朝廷。杜集有《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伏枕，谓病不能兴。山楼，犹言山城，指夔府。堞（dié），城上的矮墙。隐悲笳，隐闻悲笳之声，见兵乱未息。

请看石上藤萝月，已映洲前芦荻花。
请看二句：承首二句，言日斜北望，直至深宵，和下一首首句“朝晖”相衔。看，读平声。

其三

千家山郭静朝晖，日日江楼坐翠微。
坐翠微：谓置身翠微之中。翠微，缥青的山色。

信宿渔人还泛泛，清秋燕子故飞飞。
信宿二句：借渔人之泛泛，燕子之飞飞，寄托自己飘荡江湖，无所归宿的感慨。王嗣奭注：“渔舟之泛，燕子之飞，此人情物情之各适，而以愁人观之，反觉可厌。曰‘还’，曰‘故’，厌之也。”（《杜臆》卷八）信宿，隔宿。

匡衡抗疏功名薄，刘向传经心事违。
匡衡句：匡衡，汉元帝时，官博士给事中，曾上疏论政治得失，迁光禄大夫、太子少傅。事见《汉书·匡衡传》。杜甫任左拾遗时，上疏论救房琯，故以匡衡自比。抗疏而遭贬斥，未能如匡衡之成就功名，故曰“功名薄”。乐府《焦仲卿妻》：“儿已薄禄相。”“薄”字用法与此同。抗疏，直言上疏。疏，奏章的一种，这里读去声。
刘向句：承上句，意谓进不能成就功名，退而求如刘向之传经，遭时多难，又不可得。刘向本名更生，历事汉宣帝、元帝、成帝三朝，曾上疏言事，未见重用。他于宣帝时，讲论五经于石渠阁。成帝即位，领校内府五经秘书。事见《汉书·刘向传》。心事违，没有能够实现这种愿望。

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
同学二句：写自己沉沦失意之感。对朝中新贵有讥讽意。五陵，指长安近郊，汉朝五代帝王陵墓之所在。此用作长安的代称。衣马轻肥，语本《论语·雍也》：“乘肥马，衣轻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