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看似无价值的世界是特定历史的结果，是以特定神学的崩溃为特征的历史。这种表象既不是存在的真理，也不是价值的真理，而是这一过程的结果。尼采继续说道：

「假设我们已经认识到这三个范畴（目的、统一、存在）不再能用来解释世界，并且基于这种认识，世界在我们看来开始变得毫无价值，那么我们必须追问，我们对这三个范畴的信念源自何处。让我们看看是否可以消除这些信念。一旦我们让这三个范畴“贬值”，证明它们无法适用于整个宇宙，那么就不再该贬损宇宙本身了。」

由此可见，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并追溯道德原则的源流，并理解虚无主义的结论。尼采在《道德的谱系》（Genealogy of Morals）序言中就曾以此为核心议题。

在虚无主义盛行的年代，重新发现价值的难度，绝非仅仅克服有关起源、统一和目的的傲慢观念那么简单。真正核心的难题在于虚无主义对价值本身的“祛魅”。对于尼采来说，虚无主义贬损了所有价值，包括真理本身的价值，却仍然让这些价值形式存在。“目标”仍然缺失，“为了什么”这个问题依旧没有答案。虚无主义意味着什么？价值的基础被侵蚀，但它的形式和符号依然存在。它们并非简单地消失，而是变得容易扭曲、可替代、琐碎、可操作、可以轻易用于超越自身的目的，同时又变得浮夸和夸张。尼采称之为“颓废”（decadence），当今商业、政治、宗教领域充斥着这种现象，一切事物和人都被贴上肤浅的文化或社会价值标签，这种现象比比皆是。

当价值成为增进资本的工具——就像今天对个人、公司、非营利组织、城市和国家都一样，当价值被附加于从投资选择到咖啡选择再到体育明星等各种事物之上时，庸俗化和工具化程度达到了连尼采都无法预料的低谷。价值被刻画成社交媒体标签、汽车保险杠贴纸、短暂的群体认同和广告诱饵，失去深度和持久力，失去与世界观（Weltanschauung）的联系，失去全面支配行为和良心的能力，失去塑造道德秩序的功能。如今，一些品牌打着女权主义、反种族主义、反殖民主义和非规范性别等旗号，还有一些品牌标榜上帝、异性恋家庭和爱国主义，这些符号仅仅代表着被虚无主义掏空、变成叫卖工具的价值。

尼采认为，虚无主义的其他影响还包括过度的个人主义和及时享乐主义。与他人、过去和未来的社会契约破裂了，我们陷入了“一个人的世界”和“当下的世界”。同样，这与过去半个世纪的新自由主义赞歌完美契合。事实上，虚无主义既促进了新自由主义的一切经济化，又因这种经济化而愈演愈烈。不过，霍布斯在17世纪宣称“人的价值在于他的价格”，这也证明了尼采的观点，他坚持认为，虚无主义并非随着现代性衰落而诞生，而是与现代性一同诞生。

在文化和政治层面，真理的普遍贬值催生了一系列情感智识取向，包括犬儒主义、怀疑主义、悲观主义甚至浪漫主义。尼采认为，最主要的分歧在于那些抛弃宗教的人和那些仍然信奉宗教的人之间。他称那些“苍白的无神论者”沉溺于讽刺、怀疑——最重要的是，他们沉溺于自我。毫无疑问，在一个虚无主义的时代，自恋盛行，培养和满足欲望成为主流。当所有价值都被贬损时，只有即时的满足和安全感才有吸引力。

如今，这些虚无主义的影响（对自我及其欲望和安全感的迷恋）与新自由主义完美契合，也契合“唯安全至上”的威权主义，这也解释了两者为何如此轻易地取代了民主。相反，狂热的宗教信徒紧抓着他们的十字架，拒绝思考，这使他们很容易被伪装成真理的虚构故事，被煽动家们利用。无论是自恋的自我放纵，还是缺乏深度和一致性的宗教信仰，都表达了罗伯特·皮平（Robert Pippin）所说的虚无主义的“欲望的失败”（failure of desire），它丧失了对世界、对他人，甚至是对自己生命的渴望。再次引用尼采的话：“目标缺失了。”

对于尼采而言，要克服虚无主义并以不同的姿态面对“上帝之死”，就需要在深层而非反应（non-reactive）层面上培育价值，并寻求在世界中和为世界“立法”价值。这种价值的更新并不是源于深思熟虑或计算后的选择，而是与爱欲一样，具有非理性的特征。用罗伯特·皮平的话来说：“某样东西抓住了我们，某样东西让我们无法不关心它。如果它是为某种工具性服务，那它就不是爱……它远远超出了单纯的感受欲望，它包含了全心全意的承诺和对渴望目标的认同。”

克服虚无主义并不意味着在各种各样的对象和可能性中理性地决定要珍视什么，而是要从充满热情的依恋源泉中培育价值，从而修复虚无主义导致的欲望和目标的失败。当然，这种培育可以通过教育或经验来塑造。它还必须与我们所处的既有环境相抗衡——如果它只是精神分析学家所说的“行动化”（acting out），那么它仍然是一种反应性的行为。因此，并非任何充满热情的依恋都可行。

然而，将激情视为价值的根源，意味着后虚无主义的价值既不依赖神圣或任何其他绝对权威，也不依赖传统文化霸权的复制和泛滥。后虚无主义的价值没有真理基础，也不属于任何一种同质化的文化。从世界的灌输到权力的公开立法，这种价值源泉的颠倒正是马克斯·韦伯将“后虚无主义”的价值定位于魅力型领袖的原因之一。在现代性中，不仅上帝这个稳定的权威源泉终结了，“传统”这一稳定的权威源泉也被终结了。理性的法律权威并不比科学更有能力产生价值，只有魅力型权力才有政治潜能来推动追随者克服和超越虚无主义。

随着价值不断泛滥、多样化和贬值，人民和国家将不可避免地分裂和破裂。我们用来描述这种状况的术语——“文化战争”（culture wars）或“政治极化”（political polarization）将结果误认为原因，因此无法准确把握韦伯描述的历史状况。在韦伯看来，道德或政治判断权威的瓦解才是导致价值根基松动的原因。世俗化和理性化加速了价值的腐蚀或贬值。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代专家们经常提出的宗教—世俗、农村—城市或反动—解放等分歧，但并不是这种状况的驱动因素，而是其表现。

价值根基松动，既有规范瓦解或被弃，价值泛滥引发社会冲突，这些都具有虚无主义的效应。同样，某种特定的过度政治化也是如此。一切事物都变成对立政治世界观的象征，并在这个对抗中被贴上标签。如今，这种价值的过度政治化（由此导致庸俗化）渗透到消费习惯、家庭形式、家居装饰、枪支拥有、学校课程、体育偏好和运动员、生态实践、时尚、性行为、性别认同、饮食和锻炼等各个方面。这种过度政治化不仅会降低价值的分量，还会将政治的主要手段（武力、欺诈和操纵表象）引入到所有领域。

一种粗暴的马基亚维利主义无处不在。逆向的情况也在发生，道德价值和知识本身也变得工具化，为权力目的服务，这种工具化进一步降低了二者的完整性和价值。与此同时，法律和宗教甚至丢掉了非政治性的伪装。（一方面，司法任命、解释和判决的日常政治化；另一方面，宗教组织试图摆脱法律对政治参与的限制。）这些影响共同加深了人们对真理、道德立场、信仰的完整性以及法律作为中立仲裁者和保护者的价值的怀疑。这种怀疑反过来又会加剧虚无主义力量的漩涡。

最后，马克·沃伦（Mark Warren）提出，韦伯所说的世俗秩序中隐含着“官僚制虚无主义”或“官僚制作为制度化形式的虚无主义”的论断。由于官僚制（包括当今的技术官僚制）建立在手段和目的分离的基础上，它是为了提升纯粹的技术效率，因此它们无法体现“价值理性”。它们在形式上对价值保持中立，但这当然并不意味着它们在实践中没有规范。当官僚制“支配”政治等领域，而非仅仅“服务”政治目标时，当国家机器变成国家本身，并通过官僚的层层束缚吞噬和颠覆政治领导层时，官僚制的这些特征就具有了虚无主义的力量。此外，这种权力削弱了领导者和机构的力量，“他们以技术专家的伪装做出实际上是不负责任的政治决策。”官僚制固有的冷漠本质不仅日益取代了价值驱动的决策和行动，而且也取代了价值本身。

在虚无主义盛行的时代，人们缺乏内在的驱动力，容易沉醉于浪漫主义的情感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清醒、执着、负责任地追求非个人的志业并非易事。

韦伯深入探讨了虚荣问题，因为他认为，虚荣不仅是一些人的个性特征，更是政治领域的顽疾，在虚无主义盛行的时候尤为明显。当“民粹主义者被迫追求‘效果’……他们往往面临着变成行动者的风险，同时也轻视了自己行为的责任。”韦伯对此的评判极为严厉：“尽管权力是所有政治活动中不可避免的工具，因此追求权力也是驱动力之一，但没有什么比炫耀权力、自鸣得意地陶醉在权力的光辉中更能扭曲政治能量了。”他谴责这种姿态体现的“对人类活动意义的贫瘠和肤浅的无视”。这种虚无主义的纯粹表达除了执着于自我本身，对其他事物漠不关心并缺乏相应的责任感，还共同构成了“政治领域中的两种致命罪恶”。


韦伯在论及独特的政治责任伦理时，通常被解读为一种回应——在一个充斥着“权力”的领域（包括暴力，尤其是暴力），回应着行动的不可预测的影响（他称之为“行动的悲剧”或“政治伦理的非理性”）。

这种伦理将对权力的警觉与坚定的信念相结合，一边是纯粹的权力政治，另一边将政治简化为道德或伦理原则。这一观点同样旨在反对理性化和虚无主义。前者吞噬了自由与伟大，后者则将政治简化为无权利的权力、无责任的暴力，从而将价值工具化，进而进一步贬损价值。世俗主义摧毁了价值基础、理性化破坏了价值的地位、虚无主义剥夺了深度和尊严。在此背景下，责任伦理与领袖紧密相连，它旨在重新确立价值和政治，使之成为价值领域的核心。因此，这种伦理不仅是韦伯个人的立场，更是一种道德风尚，有助于恢复政治作为“终极价值之争”的领域，同时避免将价值武器化（从而贬损价值）或将政治领域与宗教领域混为一谈。

最重要的是，后虚无主义政治行动者的伦理意味着，为了一个愿景而牺牲自我，而不是牺牲他人，并坚定地拒绝将政治生活简化为个人利益、优势、权力或安全的虚无主义。

Gwen John(British, 1876–1939)是一位英国女画家，她从小就学习绘画，现存最早的关于她的作品是她19岁时创作的。Gwen John的作品几乎都是小幅的的肖像和静物油画，她的油画肖像作品往往都是描绘女性四分之三长度的半身像，她喜欢在画面中研究微妙的颜色关系，并习惯于给自己的画面做降调处理，使整个画面呈现出柔和淡雅的色调。除了油画以外，她还创作了许多以女人、儿童和她的猫为对象的作品，作为一名女画家，她的声名一度超过了她颇有名气的弟弟——Augustus John，同样作为一名画家的Augustus自己曾预测说：“在50年的时间中，我们姐弟的声名逆转。”她与雕刻家Auguste Rodin（罗丹）之间的恋情改变了她的生活和艺术，她把这段感情描述为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Walid El Masri，1979年生，叙利亚画家

>>Po.1233982

《云阳馆与韩绅宿别》司空曙

故人江海别，几度隔山川。
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
孤灯寒照雨，深竹暗浮烟。
更有明朝恨，离杯惜共传。

乍见二句：有三层意思：兵乱之中，消息隔绝，会见出于意外，故“疑梦”；因会见而勾起往事的回忆，其间经历，各有无限酸辛，故“相悲”；由于多年阔别，彼此音容俱变，故“问年”。翻，义同反。
孤灯二句：写驿馆寂寥，黯然相对的情景。夜雨连绵，孤灯照壁，光线显得特别清冷，故曰“寒”。夜雾迷茫，窗外竹林，望去杳冥深幽，故曰“暗”。
更有二句：更有，承前“几度”而言。恨，离别之恨。由于想到明朝分手，又将和过去几度的别离一样，飘零江海，隔绝山川，因而共传离杯，互相劝饮。惜，谓依依不舍的惜别之情。二句机杼同杜甫“更为后会知何地，忽漫相逢是别筵”（《送路六侍御入朝》）。

■《我与地坛》⭐⭐⭐⭐

挺好的散文集，不过没什么想说的。文评很多，我就打个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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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CCI家族企业抓马和精彩的商战故事

浣溪沙／宋・吴文英
秦黛横愁送暮云。
越波秋浅暗啼昏。
空庭春草绿如裙。
彩扇不歌原上酒，青门频返月中魂。
花开空忆倚阑人。

《莱诺蕾》

毕尔格（Gottfried August Bürger，1747—1794）

*这首著名的叙事歌作于一七七三年，控诉残酷的七年战争夺去了一位少女的情人。在发表之初，就被译成欧洲的各国语言。歌德在《诗与真》第十七章曾提到，说本诗在当时受到德国人的热烈欢迎。作曲家安德莱曾给它谱上乐曲。

莱诺蕾在黎明时分
从噩梦之中跳起：
“威廉，你死了，还是负心？
你要耽搁到何时？”
他随着腓特烈王*的军士
前去参加布拉格战役，
却没有写过信来，
报告他是否健在。

*普鲁士王腓特烈二世（在位1740—1786）曾多次发动侵略战争，在七年战争（1756—1763）中在布拉格附近打败了奥国女王玛丽亚·特利莎。

那位国王和那位女王，
倦于长期的争执，
软化了他们的铁石心肠，
终于达成了和议*；
双方军队都高歌欢唱，
敲起铜鼓，乐声悠扬，
插上绿色的树枝，
返回他们的乡里。

*一七六三年二月十五日签订了《胡贝尔土斯堡和约》，结束七年战争，普鲁士从奥地利手中夺得西里西亚，成为欧洲大陆上的新兴强国。

任何地方，不论何处，
所有的大路和街巷，
老老少少都齐声欢呼，
迎接战士们回乡。
妻子儿女们高呼：万幸！
许多未婚妻高呼：欢迎！
唉！可是对于莱诺蕾，
却失去亲吻和欢慰。

她走向队伍，来去询问，
向所有的人打听；
却没有一个回乡的人
报告她任何音讯。
等到兵士们都已走散，
她把乌黑的头发扯乱，
一直扑倒在地上，
样子简直像发狂。

她的母亲奔过来看她：
“哎呀，愿主可怜你！
亲爱的孩子，你怎么啦？”
把她拥抱在怀里。
“哦，妈妈，妈妈！完了完了！
世上的一切全都完了！
天主也没有同情心。
唉，唉，我真是苦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