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普通民众在主流经济体系中被结构性地边缘化，随之而来的贫困绝非韩国独有的现象。不同地区的后工业社会普遍面临着类似的困境。尽管如此，韩国经济重组的社会成本尤其高昂，这与以下几个原因等因素有关。

首先，韩国经济重组的突然性、快速性和强度无与伦比——即使与最近其他东亚经济体的经历相比，也是无与伦比的，更不用说早期的拉丁美洲经济体了。在所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危机”爆发前夕，韩国的企业和工人仍在歌颂经济繁荣，这种繁荣由持续的贸易增长和基于债务的（过度）投资所推动。

从政治上来说，当时在任的总统金泳三（朴正熙多年的政治对手）希望仓促采取即时刺激经济的措施，在发展方面超越朴正熙。韩国经济只用了一个冬天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全球金融界对韩国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结构调整和财政紧缩。
韩国政府不会仅仅听命于外部势力。它立即着手进行自己的一套改革，这些改革大多遵循新自由主义，例如由政治协调的劳动力调配、行政命令的产业结构重组、资本市场无限制开放、鼓励海外转移或扩大工业生产等等。韩国经济只用了大约一年的时间就恢复了活力，但社会经济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

作为解决危机的关键人物，金大中当选总统，并最终得到了华尔街的真诚赞扬，但被严厉批评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首尔的代理人”。韩国的“发展型资本主义”突然失去了社会包容性，使当前和未来大部分国民处于主流工业经济或正规就业体系之外。

此外，韩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效仿欧陆模式，以稳定的正规就业为前提，而正规就业岗位的快速大量消失只会加剧经济不稳定人群的困境。具体而言，危机之后，片面的结构调整集中于劳动力市场的灵活就业，这种做法不仅没有加强社会保障福利，反而通过削弱福利保障，对那些被降职或陷入非正规工资和非正规部门的工作者产生了额外的贫困效应。

如“表2”所示，大多数非正规雇员被排除在以工作为基础的公共社会保险（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和公司层面雇员福利（退休金、奖金、加班费和带薪假期）之外。他们中的许多人只能享受以居住地为基础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险，但相比之下，居住地养老金的领取者将面临巨大的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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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年轻人也面临同样的命运，因为只有极少数人能找到稳定的正规工作。自1997年至1998年金融危机以来，非正规雇员人数不断增加，他们一直无法公平参与公共社会保险。鉴于这些和其他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的问题，韩国的税收和公共转移支付对降低基尼系数的作用微乎其微。此外，由于西方福利国家普遍提供的全面而慷慨的社会服务没有反映在基尼系数中，因此国际非常低估了韩国的严峻形势。

【作为金融化贫困的家庭债务】

韩国家庭通过尽可能减少消费勉强维持生计，但陷入巨额债务的家庭数量和比例却在迅速增长。这些债务来自银行、信用卡公司、私人放贷者、亲友甚至国家。自1997年至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十年间，韩国家庭债务总额几乎翻了两番。尤其在2000年代初期，韩国家庭债务更是激增。由于1997年至1998年危机后韩国家庭平均收入停滞不前，偿还债务的能力急剧恶化。此后，债务与可支配年收入的比率持续恶化，几乎每年都创下历史新高。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韩国危机后经济复苏异常迅速的时期，而这种经济复苏似乎部分得益于韩国人通过借贷维持消费的表象。

韩国的家庭债务负担（相对于可支配收入和金融资产）现在已远远超过大多数发达国家，甚至包括问题重重的美国。其实，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机迫使美国家庭减少债务，而韩国家庭的债务却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毫不奇怪，越来越多的国内外专家警告这简直就是一个金融定时炸弹，甚至不断引起全球媒体的关心。的确，韩国家庭史无前例的沉重债务负担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既涉及经济层面也涉及社会层面。例如，经合组织除了在成员国年度报告中表达过类似担忧之外，还专门在2014年出版了一份名为“应对韩国高额家庭债务”的特别报告。

毫不意外，最贫困的群体债务负担尤其沉重。一项家庭债务的研究表明，收入排在末尾20%的家庭，他们的债务几乎是年收入的两倍，其他家庭的债务则接近其年收入。此外，最贫困群体的债务服务质量尤其恶劣，因为他们通常被正规银行拒贷，只能依靠高利贷来维持生计。媒体上不断报道与此相关的令人震惊的事件。另一项最近的调查显示，七成大学生背负着某种形式的债务，并为此感到非常压力。由于他们面临着极其严峻的就业市场前景，即使毕业后，这些债务也可能难以轻松偿还。

在1997年至1998年的危机之前，韩国人曾因自己是工业化国家中储蓄率最高的国家而自豪。然而，仅仅十多年后，他们就变成了这个群体中储蓄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在韩国的政治经济背景下，用于社会保障的公共储蓄资金很少，缺乏私人储蓄就意味着没有生活保障。从历史脉络来看，即使是福利国家的家庭和个人，为了应对不断重复的经济不确定性，也在增加储蓄。韩国人与过去根深蒂固的储蓄文化断裂开来（更准确地说，是与储蓄能力断裂开来），这无疑是一个不祥的趋势。

和其他地方一样，住房问题在韩国尤为突出。人们普遍认为，韩国贫困人群的住房困境不再是房屋供应不足的问题。几十年来，住房供应持续增加，只要房屋和公寓能公平分配，那么就不会有人无房可居。然而，根据韩国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自住房拥有率反而从1980年的58.6%下降到1990年的48.9%。在2000年缓慢上升到54.2%，之后一直维持到2010年。在此期间，所有住房拥有者的比例（包括自住和租赁）都略有上升。由于那些没有房产的人不愿意以过高的价格购买房屋或公寓，或者干脆因为目前和预期的经济困难而无力购买，因此房价也一直停滞不前。

然而，由于多房业主、建筑公司、金融机构甚至政府之间存在默契，人为维持高房价，租金水平也随之与普遍利率挂钩，因此租房变得越来越困难。因此，住房相关贷款（用于租赁、购买和投资/投机）占韩国家庭债务的绝大部分。一位韩国知识分子批评家认为，韩国已经成为一个“房地产阶级社会”。

值得注意的是，韩国采取“发展型自由主义”政策，积极调动民众的创业资源和动机，通过一种韩国式的福利多元主义来提供社会服务，因此韩国社会基本生活资料的商品化程度特别高。医疗、教育、护理和其他许多基本社会服务都被正式归类为非营利性服务，但市场原则实际上支配着这些服务的提供来源。

韩国政府动员私人或民间资源（从而尽量减少公共支出）提供社会服务（所谓的福利多元主义），部分原因在于需要将这些服务的“事实商业化”作为一种激励措施，吸引原本认为社会服务无利可图的民间参与者。社会服务提供者和国家之间的关系非常类似于工业企业/企业家和（发展型）国家之间的关系，因为在进入、运营和退出各种社会服务时，必须考虑商业因素。

此外，韩国社会急剧的城市化进程几乎完全剥夺了韩国人获得传统社会服务资源和关系的机会。他们强烈的家族主义也屈从于高度市场化的社会服务，并主要通过金钱交换（包括备受争议的债务担保）来维持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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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财务债务已经成为经济上不稳定或过剩人口的一个普遍阶级特征，这些人经常或长期缺乏维持基本社会再生产的最基本手段。国家提供的社会服务相对不足（尤其与欧洲福利国家相比），个人社会再生产手段的匮乏意味着，社会再生产的各个方面都存在问题和危机。（家庭）阶级关系越来越多地围绕着社会生产资料展开，围绕经济生产资料的阶级关系则随着海外产业投资和外来劳工的剧增而迅速全球化。大面积失业和猖獗的债务问题伴随着各种社会再生产的危机，例如非自愿单身、离婚和分居、低生育率甚至无生育，以及自杀，这些问题都达到了令人发指的严重程度。

【发展惯性？作为产业政策的贫困金融化】

韩国普通民众的普遍负债为金融机构开辟了庞大的国内消费金融市场。只要大多数借款人按时偿还利息和本金，金融行业就犹如进入丰收期，获利丰厚。韩国政府或许对此状况心怀矛盾。一方面，1997年至1998年的金融危机让他们认识到，在国民经济中具有全球竞争力和体量庞大的金融产业非常重要。但另一方面，他们也应该意识到这种债务驱动的繁荣建立在普通民众的痛苦之上，是不可持续的。

为了壮大金融业，韩国政府快速建立全球消费市场，并大幅放松了对银行业务的监管。这为各大金融机构提供了可乘之机。从主要银行到专业信用卡公司，再到放高利贷的公司，所有金融机构都利用这种宽松的监管环境，千方百计地接近收入低微、缺乏社会保障的韩国人，发放贷款牟取暴利。韩国的金融业自1997年至1998年危机以来呈现爆炸式增长，但这种增长并不稳定。韩国政府亟需采取措施降低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同时保护普通民众的利益。

21世纪初，一场信贷狂潮席卷韩国，始于信用卡行业。大量持卡人违约，使信用卡公司濒临破产。如“表3”所示，在1999年至2000年和2000年至2001年期间，信用卡使用总额 (不包括分期贷款) 不断翻番。2002年达到峰值，是1996年的近10倍，是1990年的50倍。韩国人疯狂使用信用卡并不总是为了购买商品。现金透支数据显示，他们更频繁地将信用卡用作资金来源。因此，信用卡繁荣或隐藏的危机无法维持太久。

2003年，以信用卡为基础的金融泡沫终于破裂，导致近200万人（60%以上的人成为违约者）因信用卡债务违约。信用卡发行商也因此受到打击。截至2003年6月，专业信用卡公司的实际违约率达到25.3%，占公司资产的41.7%！。韩国政府为了避免重蹈1997年1998年的覆辙，忍痛为其纾困。

接下来是涉及韩国大量家庭和个人的住房贷款计划。自2002年以来，约60%的所有家庭贷款都与住房有关。住房贷款的增加导致房价水涨船高，更高的房价又反过来允诺更大的贷款额度。这一过程使一些家庭和个人以及所有银行获利，但严重损害了尚未买房的人（没有富裕父母的年轻一代）的利益。自2000年代中期以来，韩国房地产市场的泡沫与美国泡沫同时存在。因此，韩国政府竭尽所能抵御美国次贷危机和金融市场危机，这潜在波及了韩国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使之陷入动荡。

然而，在这个令人费解的过程中，韩国银行一直报告着创纪录的收益——主要来自利息收入，直到2008年至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三年里，家庭估计支付的利息总额增长了约50%，也就是从2005年的30.4万亿韩元增加到2008年的46.7万亿韩元。然而，这并不是韩国发展型国家在全球经济竞争中设想的那种金融产业表现。韩国最希望建立先进的投资银行业务。但是，韩国银行非利息收入比例极低，该国的金融业在投资银行能力方面仍然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此外，以前向韩国国内地产提供贷款的职能也严重下降（主要财阀附属企业除外），取而代之的是更安全的消费贷款。

然而，银行业的产权结构发生根本变化，由此产生了一个更加根本的难题。在1997年至1998年的危机期间，由于没有对韩国银行感兴趣的平民投资者团体，大多数韩国银行要么被国有化，要么变相贱卖给外国人。商业上仍然可行的银行被外国投资者以甩卖的价格收购，独立经营无法维持的银行则不得不被紧急“公共基金”国有化。此后，私人银行的实际所有人（特别是现在拥有大多数韩国银行绝大多数股份的外国股东）对他们银行目前的经营方向感到满意，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可以获得意外的高额股息。

的确，韩国这个发展型国家热切邀请有意涉足国内银行业的外国金融家，原因显而易见。作为发展型国家控制金融的政治经济后果，韩国人根深蒂固不信任国内银行的治理和回避股市的现象，这将进一步导致大多数国内银行由外国资本控股。从新自由主义的角度来看，只要外国投资者对获得股息感到满意，韩国政府就对这种情况持默许态度。然而，从发展角度来看，韩国政府的产业政策动机与韩国银行实际外国所有者的主要短期利益严重分歧。

【以消费信贷代替社会工资：包容性金融公民权还是流动债务主义？】

韩国普通民众贫困的金融化泛滥，即使在政界和技术官僚圈子里也不是什么秘密。在李明博和朴槿惠两届保守派政府提出的政策方案中，都包含了各种形式面向穷人的优惠融资渠道，也提供很多面向金融违约者的法律经济救助。

例如，信用评级较低的人可以申请政府安排的各种小型紧急生计贷款；遭受高利贷困扰的人可以申请政府安排的利率合理的替代贷款；没有违约记录的个体经营者可以申请政府承保的小额商业贷款等。这些政府支配的金融社会保障举措显得相当引人注目，而他们忽视或拒绝工人权利和社会保障的做法却不被人注意。虽然参与这些项目的银行和其他贷款机构享受不同形式的政府担保，但仍像危机前的发展型时期一样，需要适应或忍受复杂的官僚干预。

现行有效的金融救助和支持项目见“表4”。“微笑贷款”（译者注：此为音译，下同）是政府大力推行的微型金融项目，旨在帮助那些被正规银行拒之门外的贫困人群。该项目在中央政府的支配下进行制度设计和资金筹措，运作方式与朴正熙执政时期（韩国高速发展期）的政府金融管理方式非常相似。

据悉，韩国主要财阀和银行被要求捐赠大量启动资金，参与运营微额信贷项目。“阳光贷款” 是政府特别拨款资助的贷款计划，资金来自“国民金融机构”（例如各类合作社、互助基金和储蓄银行）。“阳光贷款”专门面向信用评级较低、收入水平低下的个人、无店铺的自营业者和临时工。“希望种子贷”及其升级版“新希望种子贷”由商业银行提供，最初由政府提供担保，与“阳光贷款”类似，但参与银行拥有更大的自主权。此外，针对大学生，政府推出“安心学费和生活费贷款”项目，该项目允许学生在毕业就业后再归还贷款。除了这些特殊贷款计划以外，政府还为信用违约者提供公开的救助计划。

这些项目本身的申请门槛往往很高，让穷人望而却步，但它们仍然象征着一系列由政治因素支配的金融机会。毫无疑问，这些项目的功能更多在于在意识形态上使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合法化（在这种秩序下，这些本应提供保障的金融项目的受益者反而受到了伤害或被排除在外），而非真正改革金融体系本身。然而，将金融纳入公民身份的政治认识框架之下仍然是一项非常有趣的举措。韩国人民梦寐以求的“发展型公民身份”（曾经通过全民参与国家工业化进程和全民就业来实现）正快速且不可逆转地消失，在这种政治经济背景下，这一点就显得更重要了。

如前所述，韩国的家庭债务问题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既涉及经济层面也涉及社会层面。经合组织近年来尤其表达了强烈的担忧。他们的担忧不仅限于宏观经济风险，还指出了潜在的社会凝聚力威胁。那么，韩国政府制定的上述金融计划是否真正解决了国际社会对韩国的社会层面的担忧？这些计划是否证明了韩国社会公民身份从发展型向金融型的重要转变？换句话说，韩国普通人是否目睹了社会包容性金融公民身份的建立和扩大？

得出确切答案还为时过早，但充足的证据表明，某种债务福利制度正在韩国兴起，这种制度与索德伯格在美国和墨西哥观察到的情况大致相当。韩国最近出现的社会经济困境，例如收入和资产不平等（或两极分化）的恶化、贫困普遍、家庭债务沉重和家庭解体，在新闻媒体和学术研究中经常被拿来与美国进行比较。

同样，美国作为后工业化或新自由主义的治理政权，债务福利主义在结构上与类似的社会趋势相互交织，可与韩国进行比较。韩国和美国在以下方面没有显着差异。一方面，国家支配的消费债务向失去工业岗位和就业不足人群的扩张，既是维持国家经济活力的宏观经济手段，也是一种准产业政策，旨在通过行政部门默许的“掠夺式”商业行为来刺激金融行业。另一方面，它也是一种社会政治手段，使经济上脆弱或处于过剩状态的人口继续融入市场资本主义的框架内，成为遵守纪律的“工人—消费者—借贷公民”。

然而，韩国融入债务福利国家主义的过程是一个“游走不定”甚至偶然的过程，发生在1997年至1998年危机之后。正如上文所述，这是一个巨大的悖论，这个进程经常被误认为是发展型国家主义的议程，而不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必然产物。我们很难找到任何一份韩国政府的政策声明，能条理清晰地阐述金融领域实际参与的基本原理和长期方向。尽管如此，鉴于上述社会经济状况的相似性、美国金融资本主义持续不断的全球金融和制度影响，以及韩国技术官僚和专家习惯采纳或遵循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现代化（或“先进化”）标准，韩国与实行债务福利主义的美国日益趋同，这可能是严峻的长期趋势。

【结论】

亚洲金融危机和韩国为拯救危机而实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重组措施，使韩国家庭取代工业企业成为负债最多的主体。工业企业则取代家庭成为韩国经济的核心储蓄主体。过去，当工业企业依靠国家控制银行的巨额贷款激进运营时，国家出于发展目的常常会阻止或原谅它们的财务违约。然而，如今当家庭和个人不得不依靠私有化银行（通常外国控股）的巨额贷款维持生计时，他们的财务违约却很难引起公众关注。

不过，由于此类违约者的绝对数量和比例已经在国家经济人口和国家政治选民构成中占有重要部分，因此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构成了根本性的公共问题。即使是李明博和朴槿惠的极度保守政府也充分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因此设计并实施了各种金融准入和救助计划，旨在促进那些在新自由主义经济体系下被牺牲和边缘化的人群的社会和经济融合。

然而，由于没有人（甚至包括李明博和朴槿惠政府内部）期望这些计划能够从根本上缓解劳动抛弃的新自由主义体系带来的社会和经济破坏，因此，在短期内，这些计划对于韩国关键比例的民众来说，大多只是动荡经济时代的一种辩解性政治姿态。但美国的债务福利国家似乎表明，即使韩国没有相应的一致政策范式，韩国也会在经济和社会改革（或恶化）上走长期的新自由主义道路。

综上所述，自从所谓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危机”以来，韩国经济快速转型，导致结构性失业问题日益严重。韩国民众的贫困越来越多地表现为深陷债务的陷阱，债务来源包括银行贷款、亲友借贷，以及最糟糕的私人高利贷。这个曾经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仅仅用了十年就变成了负债最多的国家之一。韩国政府失去了曾经引以为傲的发展型国家能力，取而代之的是忙于制定各种面向基层的消费者优惠贷款计划。

这个日益新自由主义化的国家慷慨地提供了消费信贷，而不是社会福利。这是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中金融化进程的另一个重要部分。韩国摆脱国家金融危机的紧急措施最终却变成了“金融危机平民化”的悖论，即把金融困境从银行和工业企业转移到普通民众，尤其是日益脆弱的家庭和个人身上。

周蕾：《肤色：关于语言、后殖民性和种族化》（2014）

和语言哲学传统中的一些前辈一样，本雅明将语言视为一种心理内在性，一种人类特有的内在能力。尽管这种观点并不新鲜，但本雅明思想的争议之处在于它的矛盾性，它兼具宗教神秘主义和20世纪早期革命乌托邦主义的双重性。例如，本雅明关注语言的命名行为。他的著作证明，命名唤起了神圣的创造力。同时，本雅明思想的一贯特征表明，命名也是通往世俗化社会的关键。

这里的关键在于模仿。作为语言中决定性的关键事件，命名与模仿、与产生相似性（similarity）的能力相关。本雅明写道，名称（乃至人类语言）是一种非感性的相似形式（因为单词是抽象的而非具体的物理实体）。命名建立了某种“与事物之间”的“非物质的、纯粹精神的”、魔法般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由声音表征。在命名和模仿之间的这种等式中，我们可以发现某种原始社会政治行动的东西。本雅明表示，我们给事物命名，其实就是在模仿它们——也就是说，变得像它们一样。命名（他者），成为（他者）的相似体，形成社会关系（“与”他者）。于是，我们如何获得有关世界的知识。

如果将本雅明的神学和浪漫主义思辨移植到社会政治框架中，那么“名”无非代表着一个“接触区”（contact zone）。在理想情况下，“名”是与世界建立符号对应、相遇、共鸣、互惠和融合的地方。人类与“哑巴世界”之间的这种潜在连续性（一种匹配）使得命名成为一种无比强大的述行动作。通过命名，我们赋予它一种它本来不具备的身份。被命名的事物成为我们的关系、我们的平等物、我们的共同体的身份。被命名的事物能够触动（和影响）我们，就像我们能够触动（和影响）它一样的身份。

然而，正是因为这种潜在的共同性和同一性，名字才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当命名的姿态不是简单地应用于本雅明描述的静默事物世界，而是应用于其他人类时，命名者与被命名者之间“对应与融合的不稳定反面”就变得难以压抑。也就是说，“名”本身不再仅仅是一种称谓，而必须作为一种称呼、一种呼唤的形式被接受。这就是“名”进入法农故事的方式。

当黑人被“视觉物化”的那一刻，正是他通过“肮脏的黑鬼！”和“黑人！”这些“名”感受到自己被“招呼”到存在之中的一刻。法农的观点最初发表于1952年（法语版），它深刻地预示了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批判中论述的主体询唤（interpellation）过程。阿尔都塞的观点经常被人引用，该书最初发表于1970年（法语版）。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清晰做出分析，阿尔都塞将询唤过程分解为两个连续的时刻，由走在街上的两个不同角色体现。首先是警察（或其他陌生人）发出的匿名呼唤，这个呼唤还没有特定的名字——“喂，你！”然后是被招呼的人顺从地转身，阿尔都塞将其描述为某种“180度的身体转身”。这种转身相当于“是的，就是我”的反馈，询唤过程完成并构成了主体。阿尔都塞认为，正是在第二个时刻，当个人“相信/怀疑/知道它是针对他，认识到被招呼的人‘果真是他’”时，意识形态才成功完成了建构主体的任务。

自从阿尔都塞的分析广为人知以来，它通常会引发一场辩论——转身的主体性或主体化时刻具有一致性和自愿性吗？主体是否总是（必须）回应匿名呼唤？我们怎么知道？他可以无视或反抗它吗？等等。同样，我们把阿尔都塞的术语移植到法农与黑人命名者相遇的场景中，似乎也可以提出关于主体一致性和自愿性的问题，以此来反驳“肮脏的黑鬼”和“黑人”的命名/称呼，这合情合理。难道黑人不能拒绝回答，并拒绝强加给他的称呼方式吗？如果黑人干脆不承认自己被呼唤，不以自己的名字来证实匿名呼唤，不就解决了整个问题吗？

但是，整体来看，法农指引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方向。拒绝或不承认并非易事。换句话说，不参与种族化（或种族化的询唤）的跨个体情境其实是无法做到的。

那么，法农在讲述遭受羞辱的物化和称呼时，究竟在讲什么呢？这是一种冲击，既通过他的身体性（通过他自身的黑色人种身份）被感受到，又超越了肉体性，指向了一种基于“名”的必然和强制的认同。本雅明认为，命名以一种神奇的触碰和对应他者的方式，建立了“共同体”（或者用当今社交媒体的语言来说，这是“连接”），被命名者获得了沉默之外的生命。

然而，正是因为这种共同体关系取代（替代、接管乃至篡夺）了沉默。一旦“名”被说出，黑人就无处可藏。随着“名”的释放，随之而来的是一种不得不承认的认识，某种实质性的事情已经发生，就在那一刻，他被称呼并被召唤到存在之中。这种强制性的“自我”认识远远超出了主体一致性和自愿性的逻辑问题，因为它承载的知识和权威来自另一个场景，因为种族化的禁令早在这次特定相遇之前就已经被出现，早在特定的黑人以个体化的方式进入这个“画面”之前就已经被出现。

因此，法农描述的不仅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仇恨言论”，它还包括一种本体论的减损和矛盾。它设定了一条自我认知的轨迹，但自尊却预先被剥夺了。黑人的自我认识以被缩减或物化的形式呈现出来。他可以通过变得“更少”、变得“更渺小”来成为（自己）。法农竭力要让人们理解的正是这种本体论的减损和矛盾。

重要的是，我们要记住，这种注定失败的轨迹并不等于简单的否定或消灭。黑人的“名”并非一无是处。相反，他在关系共同体中的地位通过“名”来体现。他被称作某种东西——邋遢鬼、黑人、黑鬼。通过这种方式，种族化现象将切割的力量提升到了二阶，而切割（或分离）是语言运作的基本方式。无论是从内部（比如一个“名”不仅是一个“名”，还包含了一个地址和一种称呼）还是从外部（比如一个没有回答者转身就无法实现的插话行为），这种切割都创造了一个分歧，它指向两种不同的可能性，但最终都是空洞的——既可能指向想象中的共同体，也可能指向警察的监视和抓捕。

在回忆录《我父亲的梦想》（Dreams from My Father）的开头，奥巴马回忆了童年时在美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的一本杂志上看到的照片，那是一张黑人双手的特写照片。奥巴马注意到那双手 “有一种奇怪的、不自然的苍白，就像从肉里抽出了血一样”，他继续回忆道：
他病得很重吧，我心想。也许是輻射受害者，或者白化病人——几天前我在街上见过一个，我妈妈曾解释过这类事。但当我读到配图文字时，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文章解释说，这名男子接受了化学治疗，以淡化肤色。他自己掏钱做了这个手术。他对试图把自己伪装成白人表示有些后悔，对事情的糟糕结果感到遗憾。但后果不可逆转。成千上万像他一样的人，那些美国的黑人男女都接受了同样的治疗，因为广告承诺成为白人就能获得幸福。

成年的奥巴马发自肺腑地回忆起九岁时的反应：“我感到脸和脖子发烫，胃部抽紧，书本上的字迹开始模糊不清……我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要跳起来……要求某种解释或保证。”他的身体反应演变成失语：“就像在梦里一样，我无法说出我新的恐惧。”我将继续论证，这种失声是一种独特的“极限体验”，用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话来说，这是一个人达到确定性的终点，触摸到了深渊的边缘。这段描述足够直接，但另一个问题随即浮现——失语症（aphasia，拥有声音或说话能力的极限）如何与种族化（racialization，这个故事中另一个主要因素）联系在一起？

【失语症、毁容、肤色】
现在，我们回到奥巴马的故事。在这种情况下，失语症由意识到种族化的影响而触发，可以说是一种现象学状态，它反过来会产生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皮肤，这个通常被认为是我们自然表面的东西，被贴上了“黑人”的标签，变成了一种活跃的互动媒介（就像语言一样）。一个人必须通过皮肤来记录和表达自己，它也会伤害和羞辱一个人。从这个意义上说，皮肤是潜在的伤害性物体或人工制品。就像年轻的奥巴马的所见所闻，这在美国很容易变成商品化的化学治疗手段，在这里，改变容貌（把自己变成白人）同时意味着隐藏自己（掩盖黑色）。

年轻的奥巴马在照片中看到了黑人不均匀的、幽灵般的色调，这是诉诸自我毁容或自我污损的自我塑造。黑人从美国和全球文化广泛传播的“肮脏的黑鬼”和“黑人”的名称和称谓中认出了自己：“是的，那就是我。”然后，他又把自己划掉，从字面上把自己涂白：“不，那就是我”。失败的化学改造以永久性毁容的形式在黑人的体表留下了印记，这是他与世界的媒介和联系。他的皮肤将永远带着白人（白人是幸福的承诺）未达到的色调，那是他偏爱的颜色、语言和声音，他徒劳地用它来表达和隐藏自己。

奥巴马讲述的经历非同寻常，包含了自我污损的肤色、通过同化进行自我伪装和自我改造的做法，以及从今以后必须在皮肤（脸部）上让所有人看到的双重毁容（对已经被认为有缺陷的东西进行毁容性矫正）。在种族化失语症的思维中，一个语域的意义渗透并与另一个语域的意义纠缠在一起。读者应该注意到了，我故意混淆了“色调”一词的视觉和听觉意义。在阴影与声音的交界处，这个词强调语言作为现象学行动者的不可还原性。顺着这个思路，让我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音色”一词在命名和呼唤的表皮化意义上的作用。

在英语国家，消费者越来越常遇到来自印度和菲律宾的客服人员接听电话。从航空公司预订到家用电器维修、银行业务协助以及电子设备的技术支持，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的人们现在已经习惯于跨越洲际与“离岸呼叫中心”的座席人员交谈。这些巧妙命名的“企业沟通机构”通过一种特定的种族化语言关系促进国际商务交易，他们是掌握英式英语诀窍的印度人和掌握美式英语诀窍的菲律宾人。

纪录片《德里转接》（Diverted to Delhi，2002）和小说《呼叫中心之夜》（One Night @ the Call Center）描述道，为了竞争并获得梦寐以求的呼叫中心座席人员职位，准员工必须接受一段培训，这简直可以看做是阿尔都塞尔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改造过程。员工不仅要熟悉他们代表的商业产品，还必须掌握一种表演美学——声音听起来“正确”或听起来符合客户认为可以接受的标准。

如果他们总是很矜持，这些准员工就必须融入美国人青睐的开朗、自信和热情的声音——必须学会通过声音来表现，这其中还包括一些不太明显的词语发音方式：“没问题！（Sure!）” 据报道，一些美国公司正是因为某些印度座席人员使用的英语有点过时，才将这些外包服务转向了菲律宾。与印度人不同的是，“菲律宾人在一年级就开始学习美式英语，在进入呼叫中心之前就吃着汉堡包、关注着NBA并观看情景喜剧《老友记》。”

我提出离岸呼叫中心代理的形象，与其说是为了重申全球化经济中剥削廉价劳动力的问题--尽管这一点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却不是我的重点--不如说是为了强调一个种族化的场景，借用贝克尔（A. L. Becker）的一个概念，可以称之为 “语言”。

离岸呼叫中心代理的形象，与其说是为了重申全球化经济中剥削廉价劳动力的问题（这一点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不是我的重点），不如说是为了强调一个种族化的场景，借用贝克尔（A. L. Becker）的一个概念，这叫“语言使用”（languaging）。

与照片中试图将皮肤染白的黑人一样，“棕黄色”的离岸呼叫中心代理（或潜在代理）也不得不对自己的身体进行改造。在电话联系中，声音不正是一种（物化的、人工的）外表和表面吗？这些代理不可避免地以外国人的“口音”出现，他们需要的欢快而美国化的声调，不就是黑人身上那种“奇怪的、不自然的苍白”的变体吗？

这些声调也是无法达到的、无法实现的肤色，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一种被切割的声音，一种被语言种族化和被种族语言化的声音？既然这些棕色和黄色人种必须调整他们的身体（他们的嘴形、嘴唇、牙齿、舌头以及声带）以适应北美和其他英语国家顾客认为可以接受的自我表达方式，那么他们的肤色不也是一种毁容，不也是对已经被认为有缺陷的东西的毁容性矫正吗？

*这让我想到不少喜欢强调主角说得一口纯正英式发音/美式发音英语聊天的小说( ﾟ∀。)尤其还要把口音地点定在纽约/伦敦，正宗老星条旗/米字旗了*

尽管离岸呼叫中心这个名称听起来平淡无奇，但它引发了多重概念、实践和跨文化回响，使它具有明显的幽灵（spectral）特征。在这些跨大陆的通话中，除了正在进行的官方产品和服务交易之外，人们不禁要问，这是否与托马斯·巴布林顿·麦考利（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臭名昭著的《教育备忘录》（Minute on Education，1835）？这份英国帝国文件主张传播英语，以培养一批能够更好地为英国帝国利益服务的印度新兴阶层。

当座席人员拿起电话（为了谋生他们别无选择），回应着相当于“喂，你！”这样的呼叫时，会产生什么样的自我认知与自我否定？伴随这些回应的是何种身体和心理上的转变？如果离岸呼叫中心是全球化时代召唤和职业的体现，那么这种看似运转流畅的场景背后，是否嵌入了被殖民者进入英语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早期场景的记忆？在作为切割/铭文的语言和作为双重毁容的肤色之间，在言语作为表达/交流和言语作为贬损/屈辱之间，语言、（后）殖民主义和种族化之间需要阐释的利比多化形式是什么？

【语言：后殖民和后种族的义肢？】

我们有些熟悉的复杂语言处理方式，着重于错误、失败、贬低、失望和未达目标，与种族化过程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种族化过程中，那些被认为低等的人往往承受着阴暗基调的重担。这些朦胧的色调，也就是我一直所说的肤色，难道不应该最终被视为一种义肢形式，一种可以而且必须撤销和重塑的东西吗？

这本书的目标是突破英语研究的固有界限。关于食物消费的口语化表达、去疆域化写作以及广播电台在英语和汉语环境下运用声音和脚本的技术讨论，在英语后殖民研究中并不常见，但我认为这些讨论非常适用于对后殖民经历的语言学批判。在全球范围内对中国充满好奇的当下，将香港纳入研究范围，为思考后殖民全球化语境下汉语书写和说话方式不断演变的特殊性打开了空间。

尤其对于在21世纪初之前就接触过中文的人来说，当代的计算机化接触往往伴随着一个颠覆和遗忘的过程。在人们逐渐遗忘和忽略传统中文手写这一日常生活共同行为的同时，中文本身正迈入一个国际影响力空前的新阶段，使用者数量激增，与英语不相上下，越来越多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尝试用普通话的声调模式来“染”他们的嗓音。

语言、后殖民性和种族化之间的这些关键关系是当今全球分工（经济、知识和文化代表性）的核心问题。因此，这本论文集可以视为我2002年出版的《新教民族与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n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一书的续篇。如何听、说、读、写；如何将语言视为伤害和毁灭他人的工具；什么是本土的，什么是外来的；如何在说话和写作的过程中努力实现自我认同，即使必须为此而自我消解？最重要的是，即使损失是具体的、切实感受得到的，我们该如何避免将损失本质化，而是将其视为一种……假象？套用前书的术语，这些语言问题显然也是生命政治的问题。通过一系列人物（阿尔及利亚犹太裔法语单语者、外来非母语者、叛逆的文化翻译者、说粤语的汉语作家、戏剧小说的电台播音员，以及其他许多人），接下来的章节将重点探讨这个看似无穷无尽的话题的独特切入点。

Chaibia Talal（1929-2004）摩洛哥画家

绮罗香・红叶／清・赵熙
秋艳于花，霜浓似酒，万树鲜明山态。
斜日争春，幅幅绿阴全改。
出射堂、诗笠还堆，上樵担、酒家能卖。
问群仙、几日还丹，赤城标起白云外。
南朝金粉一片，还记太平十月，翠尊曾载。
碾碎珊瑚，烧得万山成海。
自归来、吴水空寒，纵落去、御沟何在。
祇词人、老景相看，断霞留几块。

为了「碾碎珊瑚，烧得万山成海」这句，但单摘又略显中二，只好一起带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