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更要命的是，这个人—动物必须为自己的恐惧负责。因为规则从一开始就植入了“免责”的险恶用心：“明明提醒了”“明明每一条规则都是那个情境中的最好选择”“我们做的一切都是让你保持人类（理性）的状态”“但你还是一点一点掉进去了，而且出不来了”。这些指控令人窘迫，因为在规则明确的前提下，失误会被视为一种愚蠢，可失误又是必然发生的。猎物掉进陷阱，作者露出獠牙：“好的，这一切就是故意的，这里没有理性，自始至终都只有‘它’”。

此时，只有安抚这个受惊的人类，令他坚信“它”可以重新被人关起来，才能成就一个圆满的、安抚人心的“好故事”。可是为了一个“好故事”，《动物园》也在此一分为二，“当我们遇见动物的名字，像兔子、猴子、白狮子、水母、大象，我们从屏幕前惊起，意识到这已远离人的大陆，通向对世界本质的无尽深思”；但另一边，崇高与伟大又必须在结尾接管这个故事，“一切为了人类”是一道律令（LAW），同时也是一条新的“规则（rule）”，二者边界的模糊让人对自身的肉体生命产生了新的崇高感。尽管这不过是恐怖绝境中对人性的“劝百讽一”——作为希望，足够真诚；作为救赎，远远不够。

于是在这时候，我们又想起被漏掉的孩子。如前所述，没有什么比孩子更能介于“人与动物”“他与它”“理性与非理性”之间了。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孩子在场，或者这个规则怪谈就以孩子的视角来写，它将立即变成一段冒险、一篇童话。在很多读者看来，孩子与“它”高度相似，它们都会直白地袒露情绪：“成功了会笑，失败了会哭”，而“它”似乎也有着“稚嫩的笔记”（《保安室留下的字条》）。如果理性不能与“它”沟通，那孩子或许可以；如果成年人在理智的围墙中瑟瑟发抖，那孩子或许可以让他闭起眼睛，牵着他的手，把他带出绝境。

一个有着过度解读的风险，但不得不提，且非常有趣的巧合是，在精神分析中，它（It）正对应着弗洛伊德的常常被翻译为“本我”的那个概念：Es。“Es”是一个复杂而含混的概念，但有研究认为，“Es”就应当干脆利落地译为“它”。在德语中，它是一个日常使用的词汇，也能指不分性别的儿童，代表了某种童年期。而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中，“Es”代表了“不被意识到的心灵内容”。此外，Es也不以“我”为边界，而是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流淌、相互感染，接近荣格的“集体无意识”。换句话说，它不光可以是“我”的童年期，更可以是所有人类的童年期。这里暗藏着一些启示：人类用理性压抑了童年，但在理性失效的环境中，人未尝不可能打开从小孩到大人的“不可还原的秩序”中的更多岔路。于是，一个矛盾出现了：被压抑的“它”可能会重新归来，可“它”也需要被重新关起来。然而，矛盾中也孕育着“无穷无尽的希望”，就像无穷多的别的世界一样，这里也有无穷多的不确定性。

因此，唯有在即将结尾之时，我们才有可能回到标题：“动物园中的卡夫卡”。卡夫卡是一位在现代世界中被损害、被侮辱的，随时会退行到光怪陆离的动物世界的“孩子”，也由此洞穿了现代世界的不同形态。现代世界是恐怖的，但孩子的眼睛能看到别的东西。所以，当孩子穿行于动物园，“它”指出了在人性与动物性之间并不非此即彼的地带，在这里，个体不拒绝向人性的升华，亦不忧心向动物性的退行，而是勇于释放无知与好奇，并因此获得一些无畏。而这份不够理性的勇气本身，有可能将人们带离恐怖，带向规训与控制的逃生门。

吉尔·德勒兹：《控制社会后记》（1990）

在规训社会中，人们总是从头开始（从学校到军队，从军队到工厂）；而在控制社会中，人们从来不会真正结束任何事物，无论是企业、教育系统还是军队，都处于一种永恒的流动和转移状态，以某种相同的调整方式并存，形成一种普遍的变化系统。在卡夫卡（Kafka）的《审判》（The Trial）中，他将自己置于两种社会形态的交汇点，展示了最恐怖的司法形态。规训社会的表面无罪（apparent acquittal，即在两次封闭之间的自由时刻）和控制社会的无尽延宕（limitless postponements，即在不断变化中的不确定性）都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法律模式。如果我们要问为什么我们的法律系统如此犹豫不决，自身陷入困境，那么原因就在于我们正在从一种模式转变为另一种模式。在规训社会中，人们会拥有两种身份：一种是个人签名（the signature），代表个人的独立性；另一种是数字（the number）或行政编号（the administrative numeration），代表他们在集体（mass）中的位置。这是因为规训从不会认为这两者之间有任何冲突，同时也因为权力能够将大众化和个人化融为一体，并在这个身体中“铸造”每个成员的个体性（individuality）。福柯从牧师对信众的权力中看到了这种双重支配的起源，既是羊群又是羊羔，但反过来，统治权（civil power）以非专业的牧师（lay “priest”）的方式塑造着自己。

另一方面，在控制社会中，重要的不再是签名或数字，而是代码（code），一种密码的形式。规训社会通过口号（watchwords）进行管理（既可以看作一种整合[integration]，也可以看作一种抵抗[resistance]）。控制社会的语言由代码构成，它代表着获取信息或者阻止信息的通行证。我们不再面对个体或者大众（mass/individual pair），而是面对“分散的个体”（dividuals，或译作“分体”），一个由样本、数据、数据集或“数据库”组成的大众。也许货币是最好的例证，它区分了这两种社会——规训社会始终把黄金作为数字化标准的铸币，控制社会则与浮动的货币汇率和由一套标准货币系统决定的变化有关。在规训社会中，鼹鼠（象征紧闭空间）是代表性动物，而在控制社会中，蛇（象征开放和流动）是代表性动物。我们从一种社会形态转变到另一种，也就是从鼹鼠变为蛇，这种转变不仅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制度上，也发生在我们的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上。在规训社会中，人们的能量输出是间歇性的（discontinuous）；而在控制社会中，人们的能量输出是波动的（undulatory），像是在轨道中，在连续的网络中流动。无论在哪里，波动式的运动已经取代了旧的运动方式。

社会类型（type of society）通常与各类机器类型（types of machines）相匹配——这并不是说机器是决定性的因素，而是它们体现了那些能产生和使用这些机器的社会形态。旧有的主权社会（societies of sovereignty）使用简单的机器，比如杠杆、滑轮和时钟；近代的规训社会配备了涉及能量的机器，其中被动的风险是熵（即无序，能量耗散），主动的风险是破坏；控制社会使用的是第三种机器——计算机，它的被动风险是干扰，主动风险是盗版和病毒入侵。这种技术进步体现了更深层次的资本主义变异，这种变异众所周知，可以简单地概括为——19世纪的资本主义是集中式的资本主义，目标是生产（production）和财产（property）。因此，他们把工厂视为一个封闭空间，资本家拥有生产资料，也逐渐成为其他封闭空间（如工人住宅、学校）的主人。

在某些情况下，市场被征服，可能是通过专业化（specialization），也可能是通过殖民化（colonization），或者是通过降低生产成本。但在当前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已经不再直接参与生产，而常常把生产活动外包到“第三世界”，甚至包括纺织、冶金、石油等复杂的行业。这就是所谓高阶生产（higher-order production）的资本主义。它不再购买原材料，也不再销售成品。它购买的是成品或零件。它要卖的是服务，要买的是股票。这已经不是为生产而生产的资本主义，而是为产品（product）而生产的资本主义，换言之，就是为了销售或推销的资本主义。因此，它本质上很分散，工厂已经不再主要，而被公司取而代之。家庭、学校、军队、工厂不再是明显的类比空间，它们过去更接近所有者——无论是国家还是私人权力，现在却更接近只有股东的单一公司，向编码的数字靠拢——无论是可变的还是不可变的。

艺术也已经离开了封闭空间，转入了开放的银行回路。市场的征服不再通过规训训练，而是通过掠夺控制权（grabbing control）；不再依赖降低成本，而是通过设定汇率；不再是通过专业化生产，而是通过改造产品。因此，腐败获取了新的力量。营销已经成为了企业的核心或者说“灵魂”（soul）。我们被告知，企业有灵魂，这可真是世界上最恐怖的消息。如今，市场运作已经成为社会控制的工具，形成了我们这个无耻世代的主导力量。控制是短期的，周转快速，但也连续、无限制；规训则是长期的，无限、不连续。人不再被封闭，而是被债务奴役。确实，资本主义让世界上四分之三的人处于极端贫困的状态，这已经被看作是一种常态，因为贫穷而负债，因为人口过多而被禁闭（confinement）。但是，控制不仅需要处理边境的侵蚀，还需要处理内部贫民区或者棚户区的动荡。

三、方案

控制机制的概念，让我们能在任何给定的瞬间确定开放环境中任何元素的位置——无论是保护区里的动物还是公司内的员工，就像电子项圈一样。这并不一定只是科幻小说的构思。瓜塔里（Felix Guattari）构想了一座城市，在这座城市里，一个人离开他的公寓、街道或社区，需要使用他的电子卡来解锁障碍。但这个电子卡也可能在某一天或者某几个小时内被拒绝使用。关键不在于设置障碍，而在于追踪一个人的位置，不论这个人的行为是合法还是不合法，都以此达到广泛的调控效果。

从一开始，控制机制的社会技术学就不可或缺，并且已经在取代那些自声称陷入危机的封闭式规训场所。或许，我们会看到一些古老的、源于旧有主权社会的方法，看到它们重回舞台，但必须要做出必要的调整。关键是这个变革已经启动了。在监狱系统中，我们试图寻找一种“替代”的刑罚，至少对于轻微犯罪来说，使用电子项圈让罪犯被迫在家里静待一段时间。在学校系统中，连续的控制和终身学习理念已经逐步取代了传统的大学研究。企业也出现在各级学校教育中。在医院系统中，“没有医生或病人”（without doctor or patient）的新医学理念正在应用，以识别出潜在的病人和可能的风险对象，但这并不代表个体化，而是用可以被控制的“分散的个体”代码来替代身体或数字身体。在公司系统中，不再是通过旧有的工厂方式，而是采用新的方式处理金钱、利润和人员。

虽然这些只是小例子，但它们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制度危机的含义，换言之，一个新的统治体系正在逐步、分散地建立起来。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关乎工会的职能，它纠缠在对规训的反抗历史中，困扰在封闭空间中——它们是否能够自我调整，还是会让步于针对控制社会的新型抵抗形式？我们是否已经能够勾勒出这些即将到来的形式的轮廓，这些形式能否威胁到市场营销的旨趣？很多年轻人奇怪地自我标榜“进取心”（motivated），他们重新倡导学徒制和长期培训。他们希望自己能发现自己服务的对象是什么，就像他们的前辈发现规训的蛛丝马迹那样。蛇的曲折可能比鼹鼠的洞穴更为复杂。

>>Po.1241021

＞是这样，虽然我觉得是作者也没有去想内容，但恰好是这种无法被推理出合理结果的“规则”成为了魅力本身。能被推理出的…虽然有推理的趣味，但没有这种后现代破碎秩序的醍醐味。其后众多对范式的复刻要么回归成推理游戏，要么换汤不换药。现象只能出现并停留在首篇的爆火。

＞现代人依赖“规则”，规则带来的安全感支持起一片现代精神空间。但一旦规则本身变成不可依赖的，秩序混乱崩塌后安全感也随之丧失，现代人就会回归到恐惧之中……不过也不能说现代人，人就是需要构建秩序的，从古代创建神话体系解释世界开始就可以说是一种秩序，宗教更是古早的秩序体系。所以说搞后现代的多少还是沾点疯呀( ﾟ∀。)
只是说到了现代这样叠屋架床构建出来的规则实在是多，相对的被创造出的未知危险领域也更多——一个坐电梯的计算机科学家未必知道那台电梯的工程学。所以现代人对已知秩序的依赖性格外强。

＞“规则”是人们赖以认知世界的基础，其实想想最近混乱的无法完全认知的世界观都很火，除了本篇分析的动物园外我觉得道诡异仙也算。固然作者可能是无法自圆其说吧，但混乱得恰到好处（

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唐・柳宗元
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
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
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
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

蝦仁豆腐者，以豆腐腦泡水中三次，去豆氣，入雞湯煨之。起鍋時，加蝦仁、紫菜。亦號芙蓉豆腐。 (《清稗类钞·饮食类·蝦仁豆腐》)

下次要做来吃，虽然只能做无鸡汤版本但是感觉虾仁豆腐紫菜煮一起会好吃

听世界读书日的播客分享，很受触动，虽然迟了三天但决定来给上一年度看过觉得不错的书颁奖并推荐：

最佳诗集：《另一个，同一个》博尔赫斯
最受影响与启发：《女性主义理论与流变》台版
最想安利的小说：《微物之神》阿兰达蒂·洛伊
体验最好的经典：《牡丹亭》

《独裁者的厨师》、《你的夏天还好吗》、《The Last Soviet Generation》以及《我的世纪，我的野兽》也挺不错的，获得提名……会不会有点太多了？

>>Po.1241346
上一年度的诗集竞争非常激烈，包括《月光落在左手上》《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都是毋庸置疑的佳作……但，唉唉！毕竟诗歌很看个人喜好…然后再拉踩一下草叶集和魏尔伦，前者实在讨厌后者一般。

兰波不参赛因为上一年度的兰波译本看得挺费劲，并且严格来说兰波是上上个赛季的冠军所以不参赛。呃，和波德莱尔并列冠军…上上个赛季更激烈啊，荷尔德林和里尔克，佩索阿，阿多尼斯都是在上上个赛季的，诸神之战了属于是( ﾟ∀。)

>>Po.1241353
好吧还漏了几位国内的诗人，只能说诗集竞争元年就是很激烈的，今年至少截止目前我感觉都麻麻地，看后面半年有没有优秀选手了

>>Po.1241275
还有咸蛋黄！应该再加点咸蛋黄

《磷火》缪勒（Wilhelm Müller，1794—1827）

在深深的山谷里面，
一团磷火引诱我前往：
我怎样找到一条出路，
我一点也不放在心上。

对于迷路我已经习惯，
每条路通向一个目的地：
我们的欢乐，我们的痛苦，
都无非是磷火的游戏！

穿过山溪干涸的山沟，
我安然走下曲折的道路……
每一条小河都归向大海，
每一种痛苦也归向坟墓。

《望夫石》王建

望夫处，江悠悠；化为石，不回头。
山头日日风和雨，行人归来石应语。

山头二句：宋人黄叔度以为这二句“语意皆工”，于古今咏《望夫石》诗中，宜为第一。陈师道谓：“江南有望夫石，每过其下，不风即雨”，疑诗人于其处得句（见陈师道《后山诗话》）。

总督（Doge）为威尼斯共和国（起自697年）和热那亚（起自1339年）的首脑。一七九七年统治结束。从一一七七年起，威尼斯总督每年在耶稣升天节乘坐画船航行在亚得利亚海上，将一只戒指投入海心，举行象征性的婚礼（大海的婚礼），表示大海结婚后，即从属于威尼斯这位新郎，而威尼斯也就掌握海上贸易的大权了。

《水夫谣》王建

苦哉生长当驿边，官家使我牵驿船。
辛苦日多乐日少，水宿沙行如海鸟。
逆风上水万斛重，前驿迢迢后淼淼。
半夜缘堤雪和雨，受他驱遣还复去。
夜寒衣湿披短蓑，臆穿足裂忍痛何？
到明辛苦无处说，齐声腾踏牵船歌。
一间茅屋何所值，父母之乡去不得。
我愿此水作平田，长使水夫不怨天。

施畅 | 内卷社会的逆袭叙事及其情感结构——基于男频修仙网文《凡人修仙传》的考察

摘要：“逆袭”是中国网络文学的重要叙事母题，尤其体现于卷帙浩繁的男频修仙网文。修仙世界既是实力至上的分层社会，也是高度竞争的内卷社会，修仙者对优质修仙资源展开近乎惨烈的争夺。修仙主体是自我驱动、自我规划的“功绩主体”，借助“实用攻略”与“神奇方案”突破修炼瓶颈，从而克服持续竞争所带来的倦怠感。网文作者化解矛盾的神奇方案，揭示了社会转型时期的特定情感结构——“例外向常态的妥协”，即冲破世俗的“例外”最终转变为被世俗理解的“常态”，致使原本鼓舞人心的逆袭人生滑向某种理固宜然的成功故事。

倪湛舸认为，当代修仙（修真）小说之所以能够成功出海，是因为“自我修炼”（self-cultivation）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主题之一，也是新自由主义席卷全球背景之下每个人的共同命运——作为新自由主义主体，人们自我克制（self-possessed）、自我治理（self-governed）、自我进取（self-enterprising），不断提升实力以应对无尽的挑战。

大众文化是“创造总体性的社会观念”的场所，是“意指的政治”彼此争夺、诱使人们按照某些特定的方式观察世界的竞技场。

慕强心态的另一个结果就是窄化了人们对自身、对世界的认知。一旦遭到不公正的待遇，个体更倾向于将之归咎于自身的等级低微或实力不够，故而当务之急就是“自我提升”，然后再拿回那些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或者索取那些自己一直渴望的东西。

韩炳哲认为，现代社会的每个人都是一个功绩主体，就好似你自己成为自己的雇主，无论鞭策你自己，还是放弃你自己，都只跟你自己有关。功绩主体的特征之一是“成败只能归因于自己”。成功自然值得庆贺，而落败只能归咎于自身——埋怨自己为何没有身具灵根，为何错失仙缘，为何为心魔所困致使大道难以通达。对富有进取心的修仙者而言，迟迟未能突破瓶颈顺利进阶，意味着对自己的人生丧失控制，伴随而来的是难以克服的低自尊与羞耻感。个体更倾向于反躬自省，将其归咎为自己“没天赋”或“不够努力”，而无力将之转化为一个公共议题（如修仙资源分配不均）。作为封闭权力结构中孤身奋斗的原子化个体，成与败都只能归结为个人努力的差异。

逆袭叙事对实用攻略的强调，很有可能导致一套固化的“攻略化思维”。个体努力钻研制度体系，为的是寻找漏洞、寻找捷径、寻找高性价比赛道，以便更好地提升自身实力，进而在竞争中胜出。

韩立试图弄懂修仙的全部门道，不断调整自身去适应规则，同时努力寻找规则中的漏洞与突破点（譬如“伪灵根”之人如何实现结丹），以此服务于自身的奋斗目标。当攻略化思维成为支配性逻辑，它会将批判的剑锋指向自己，“如果没成功，一定是我攻略做得不够”。这一逻辑令人“反求诸己”，默认了制度体系合法性的同时削弱了个体的批判性思维能力。然而问题在于，真实的人生充满了失误和受挫，但攻略化思维所追求的是生命历程中的每一步都“成功”且“正确”，它会迫使我们以一种近乎狭隘的方式面对人生的岔路口：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固然可喜，但也更容易陷入“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的巨大恐惧之中。

男频修仙网文构筑了一个高度竞争、日益内卷的修仙世界，也刻画了慕强及个人主义的普遍心态。当一切都在期待并鼓励我们成为人生赢家时，所有的蔑视以及践踏失败者的逻辑都似乎成为必然。男频修仙网文的主角反抗的基本上是强者对自己的压迫，而非剑指修仙制度本身对弱者的不公与压迫。以“升级”为支配性逻辑的男频修仙网文复刻并强化了当前世界的现实境况与不良心态，更多展现的是一套暴力掠夺、赢家通吃的竞争实践，其局限性在于“没有超越性的共同追求”，“导致权力和力量到达巅峰之时，就是极度空虚之时”。然而晚近以来修仙网文的多元化、“反类型化”也让我们看到了另一种可能——主角在修仙历练中仍能坚持情怀、不忘初心，并常以戏谑、调侃、吐槽的方式对现实予以迎头痛击。修仙目标不只是升级，修仙世界也远不止一种生活方式。或许我们有必要提醒自己，人生与修仙相似，不应只是循环往复、难以挣脱的轨道，而应是充满无限可能的旷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