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鑫 | 动物园中的卡夫卡——规则怪谈与控制社会

本文刊于《文艺理论与批评》2024年第2期


摘要：2021年11月间突然流行起来的《动物园规则怪谈》是一个具有高度隐喻性的文本，它仿照现代生产、生活空间中的规则文体，构造了一个安全感尽失的恐怖世界。从中可以解读出“规训社会”与“控制社会”这两种社会形态之间的生存困境，并因此呼应着卡夫卡一百多年前的现代性意识。借助德勒兹的解读，可以说卡夫卡在一百多年前的科层制时代预兆了控制社会的雏形，而规则怪谈则在当下的信息环境宣告了规训之于精神的可怕后果。

关键词：网络文学；规则怪谈；控制社会；卡夫卡；德勒兹

这位游客的恐惧，正是所有读者的恐惧。而恐惧的闸门打开了，就再也无法合上。越是不安，就越是依赖规则；越依赖规则，就会卷得越深，越发不安……构成了恶性循环。而在接下来的分析中，我们将看到，这个恶性循环跨越了现代、科层制与后现代的问题意识，以游戏和隐喻的方式，将对社会现实的洞察摆在人们面前。而这一切，与一百多年前的卡夫卡在精神上遥相呼应。

【安全区与精神空间】
现代生活中，每一条规则都是一条危险边缘的高压线，它下达各种禁止的命令，反向生产出一片安全区域，保障人的肉体安全。安全区内，做什么都可以；安全区外，没有人会为你的死亡负责。这就意味着，如果一个人要进入一个稍微有点风险的空间，他应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阅读规则。哪怕只是乘坐电梯，也不应该违反使用电梯的安全须知。关于规则最常见的说法之一便是：每一条规则背后，都有至少一条血淋淋的人命。

这不是一句虚假的恐吓，规则问题就是生存问题。汉娜·阿伦特在讨论20世纪中叶的技术条件时，曾用“海森堡人”这个隐喻来讲述人“不得不”屈居于技术环境之内的境况。对于测不准原理，阿伦特描述道：

……测不准原理断言，“有一些成对出现的性质，例如一个粒子的位置和速度之间存在这样一种关系，以至于对其中一个测量的精确度提升了，另一个的精确度就要打折扣”。海森堡从这个事实得出的结论是，“在我们选择了哪一种测量方式的时候，我们就决定了自然的哪一面要被测量出来，哪一面要被遮蔽”。

换句话说，测量永远会出现选择和偏差，无法完全还原客观情况。但与此同时，技术还是架屋叠床般地完成了此前人类无法实现的梦想——比如登上太空。但技术力越高、速度越快，被遗漏和丢弃的部分也就越多。于是这里就埋藏了巨大的风险。好比说“载人航天”是冷战时期美苏军备竞赛中诞生的顶级技术，可宇航员在太空中哪怕面临一点儿“真实环境”，都会死亡。现代生活中，类似的风险也遍布其间：生产车间、实验室、汽车、飞机、地铁……

正是这样的意识，开启了“规则”的叙事能力。当人们看到“禁止在电梯上蹦跳”就联想到各种电梯跌落的恐怖场景时，规则就已经变成了一类可以生产许多叙事的“元叙事”。通俗地说，它就是恫吓与脑补的双重运作（“自己吓自己”）：在一条规则背后，总是存在不止一种关于为什么会有这条规则的解释；而每个人读到规则后，联想的场景也不尽相同。因此，安全区不是一个客观区域，而是想象区域，它与规则的边界不完全重合，在每一个人的理解中都可能发生位移和变形。这些脑补的场景，不见得是建立规则的事故原因，却有可能变成新的事故。这非常符合常识：即使面对同样的规则，人们也能根据个人理解，做出完全不同的操作。但万幸的是，合理的规则设计总会留出足够大的安全区，让现代人在里面生存、喘息，保证人的想象与真实的安全范围尽可能重合。

而《动物园》就是在利用这一点，并反其道而行之：它建构规则之间的矛盾、破坏所有的安全区。比如，我们可以在《员工守则》中看到这样的描述：

6.本园没有海洋馆，如果你的同事对你提起海洋馆并肯定它存在，马上停止对话。这个同事已经不是你认识的人了。

7.如果你看见了海洋馆，不要进入，告诉自己它是不存在的，马上离开。

……这正如一位网友评论：
……不同的规则指向的安全区域都不一样，甚至有的会前后矛盾，在此之前的规则怪谈中给人以安全感的，就是只要遵守规则就会安全，可是这个规则怪谈没有，前后矛盾的规则导致大家不知道该相信哪一个，仅有的这么一点安全感也就消失了。

他讲得非常准确，一旦安全区彻底崩塌，任何遵照规则的行动都无济于事，没有任何一块可靠的落脚之地时，人们便会陷入恐惧。

弗洛伊德在著名的《论“令人害怕的东西”》（“Das Unheimliche”）一文中提出，害怕的感觉来源于“被压抑的熟悉的东西”，比如逝去的亲人以幽灵的形态回来，玩偶突然崩开了线、变得面容可怖。这里，与恐惧相对的是“亲切”“熟悉”“在家”（“heimlich”有“关于家庭、住宅”之意），恐惧则表现为矛盾和异样。

关于规则的恐惧往往指向一个“自动”的技术环境，这个环境本质上是失控的。如果从弗洛伊德的分析出发，那么“自动”的机器本身就足够可怕——本来应该静止的东西以不可理解的方式运动，好像活过来一般——就像一个人初入工厂、面对庞大流水线可能会产生震惊与战栗。但接下来，他唯有适应它，对这种“自动”的恐惧产生麻木，甚至漠不关心，才有可能投入生产与生活。换句话说，现代人已经经历了“适应恐惧”（把“非家”的东西重新“在家化”）的二阶辩证过程，才能若无其事地生活在现代社会。因而关于规则的恐惧总是朝向具体的操作，“非家”（unheimlich）则更像是一层底色。

此时，规则的作用就是在麻木的基础上再次唤醒恐惧。规则告诉人们，违反规则的严重后果是受伤乃至死亡，它的酷烈程度不亚于古代的酷刑。于是，它造成了一种低于存在论的、赤裸的、关乎生死的恐惧：失去保护的恐惧（比如失去安全帽、口罩、隐私），被环境杀死的恐惧——这个环境甚至不用转变形态，以不熟悉的方式归来，它只要按照人们习惯的方式正常运转，就足够将人杀死了——就像流水线削去手指。只是，不同于酷刑，这种肉体刑罚再也没有崇高的指向——它背后没有什么法律、王权或上帝的意志，只能怪这个人头脑混沌、咎由自取。这是现代的危机本质，也是工业生产的可怖侧面。

因此，我们不妨将这种关于规则的恐惧视为“技术恐惧”（techno-fear），用来形容一种源自操作后果不可知的害怕，以区别于弗洛伊德意义上的“非家”的恐惧。“非家”的恐惧关乎存在方式，而“技术”的恐惧指向生命安全。现代人不可能弄清每一条规则的后果，只能把问题“外包”，交给专业的人或组织：希望自己活在对危险“漠不关心”的安全状态，只需要足够明显的高压线在自己可能犯迷糊的时候提示一下。于是，安全问题就转变为一个流程控制问题：如何保证人的正常活动、而不使他们过度焦虑？如何在适当的时机提醒？

正是在流程的各个环节之上，《动物园》展开了它的诡计：它通过不断引导和示警，把人从眼前的危险中拯救出来，带他们进入“更安全”的空间。但每一次引导，都整体地将人推向了“更危险”的处境。直到破碎的安全空间无法拼凑出一块完整的立足之地，人们才意识到文本的图穷匕见：这一切的根源是认知已经不可信赖了。

于是，事情变得可怕起来。大家可能都听过一个游戏，名字叫“不要想象一只棕色的熊”，游戏开始后，一旦脑子里出现棕色的熊，就宣告失败。这个游戏让人们注意到，人的意识最初只能接受肯定性的内容，无法接受否定性的内容。这正是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提出的观点：“否定性”是后天的、次级的，人们意识底层，只散落着一些杂乱的、肯定性的意义碎片。因此，越是极力否定某事，就越是在精神世界强化了它的存在。也就是说，人们可以在物理空间使用否定性规则反向划定安全区域；但却不能在精神世界复制这一做法：它只会起到反效果——只要在意识中种下危险的种子，危险便永远不会消失。它永远潜伏在暗处，伺机而动，随时会被记起。

如果说“规则”作用于身体，“怪谈”作用于精神，那么规则怪谈就仿佛在用规训身体的方式规训精神，试图让它“不要去这儿”“不要去那儿”。但精神却只会在这个句式中认识到：“这儿”和“那儿”是存在的，并在意识到“不要”的命令之前，就已然抵达了那些空间。于是我们的问题变成：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交错？

【规训社会与控制社会的交叉点】

1990年，德勒兹写下了著名的《控制社会后记》一文。文中，他预言了一个万事万物都被“一个以数字（numerical，不一定是二进制）为语言的可变系统”控制的社会。在控制社会，万事万物都像电流一样，在不同的空间流入流出，而系统通过“开门/关门”来决定事物的流向。比如，人拿着门禁卡就能在规定的时间穿越一些区域；否则就会被拒绝在外。而最为关键的是，这个社会形态中的最小单位不再是“个人”，而是“信息”。于是，人不再是规训出来的、内核空空的原子人，而是依附于信息的、在各种机器的“开门”“关门”之间穿梭的精神流，这个精神之流不受肉体边界限制——用德勒兹的话说，这也对应着人从不可分的个体（individual）变成了分体（dividual）。总的来说，我们可以把它大致想象为一种人在信息环境（比如今天的互联网和大数据）中的存在方式。

不过，在整个社会真的迈入这幅“控制社会”的图景之前，人们仍然面对着福柯意义上的“规训社会”，即通过对人进行约束、规范、训练，批量地制造出适应资本主义规则的、具有经济价值的人。如果说控制社会把人视为一种“流量”，那么规训社会就还是把人看作“原子”。“原子”从家庭、宗族、地方等集体中脱离出来，接受现代社会的规训，变成一个无归无属的自由“原子人”，然后才能嵌入现代生产。

在这两种社会形态之间，德勒兹注意到了卡夫卡的作品，他将《审判》看作“规训社会”与“控制社会”的交叉点，认为在这个点上“司法展现了其最为恐怖的形态”13。众所周知，卡夫卡的作品通常被视为“现代性”的集中体现，里面有孤独的“原子人”、荒诞的官僚、绝望的存在者……进一步可以说，他的作品代表了一种“去中心化的科层制”，预言了法西斯主义，也破坏了法西斯主义：一方面，意识形态呈现出高度集中、无微不至的模样；另一方面，它却在科层制中被“去中心”了。正如长篇小说《审判》中的那篇著名的短文《在法的门前》所暗示的：每一位看守，都能假借“上层”的名义“卡住”要通过这道门的人，将任何一道门（场所）变成司法空间，这些“审判”没有任何总体性、毫不崇高、随心所欲，只为了眼前的可怜虫准备——但它合法。换句话说，科层制提升了社会效率，同时也内置了“去中心化”的潜能——只是这种“去中心”，完全靠每一位执行者意图的暴力性来实现，毫无崇高可言。于是，面对这一切的人掉出了主体的外部。于是，“司法展现了其最为恐怖的形态”。

而在这种重压之下，德勒兹观察到，卡夫卡用不断退行的方式逃避这一切：从人退化为乡巴佬、驼背侏儒、孩子、动物以至于甲虫——唯有如此，才能在这些框架中寻找缝隙、艰难逃生。于是，他从一只“独居于穴”的鼹鼠，变成了一只开凿洞穴、狡兔三窟的鼹鼠，把地下世界挖得四通八达。而这些隧道、为控制社会的“流动的蛇”的形态留下了先兆。

以今天的视角来看，德勒兹对于卡夫卡的分析带有某种“后见之明”。他大概率会同意，建立在“科层制”之上的社会就已经是某种形态的“控制社会”了。只是在具体操作中，人们还在用“规训社会”的方法维持着原本的惯性——人们还在假定“科层”与“意义”是一体的，它最终会把意义从顶层带到底层。可是，敏锐的作家嗅到，科层与意义彼此分离，各行其是。在科层里找意义，只能竹篮打水一场空。卡夫卡从这种矛盾性中诞生了。这也正如本雅明在评价卡夫卡时所说的：“我想到的是现代市民清楚自己是听由一架巨大的官僚机器摆布的，这架机器由权威操纵着，而这个权威对于那些执行器官来说也在云里雾里，而对于那些它们要对付的人们来说就更模糊不清了。”

如果补充一些技术上的背景，就更容易体会二者的共鸣。大卫·格雷伯在其考察“科层制”的人类学著作《规则的乌托邦》中谈到，“科层”不是一开始就惹人生厌的东西，一百多年前，人类能设想的最发达的社会形态，就建立在最丝滑的科层制度上。而其中的代表，就是热火朝天的邮政系统。18—19世纪，邮政系统从军工走向民用，提供通讯服务。它秩序明晰、人员众多、办事高效，完全是一个精密、便捷的沟通体系。与此同时，这个系统采用的技术手段也非常先进高效。人们在城市中建立气压管道，利用蒸汽传播信件，一封信件从城市的一端丢进去，就能从另一端冒出来。科层系统与资本主义相互成就，进入了高度繁荣的状态。而当时的美国，已经被视为邮政系统高度发达的乌托邦。注重技术的社会主义者们（如列宁）也重视它。因此，在格雷伯看来，繁荣科层制正类似于今天的互联网，是一个高效控制一切的网络，而互联网正是实现控制社会的技术条件。

于是我们不难发现，《动物园》是控制社会的怪谈，它用规训话语挑战信息的可信度。如前所述，控制社会中流淌着信息，信息之于人的精神，先有“意识到”或“意识不到”，再有“肯定它”或“否定它”。可是在规则怪谈中，“意识到”就已经意味着身陷泥泞。因为整场游戏，就是建立在认知失败的前提下。这基本上在宣告：即使所有规则都在教你如何活下来，但一直往下阅读的你，仍然会因为对危险的意识，变得在劫难逃。本应保护人身安全的规则，却一点一点地碾碎了理性，只剩下一个不可名状的“它”：（略）

“它”是一个拒绝被认知的东西。当规则拒绝通向一个完整的实体，或一个神话般的空位（比如“精神”“上帝”“人性”）时，“它”（It）就出现了，带来一种边缘感和异质感。它从语言表意失败的地方前来，是外部（outside），是通信的噪声，是非-意义，非-能指，但又处处结构着可言说的边界。此时，世界反而从“它”活动的踪迹中生成了，但随即又在自相矛盾中破碎了。

因此，如果说卡夫卡嗅到了规训社会与控制社会之间的龃龉，那么《动物园》也是。只不过，卡夫卡身处规训社会，隐隐看到规训通向了控制；而《动物园》则身处互联网已经高度发达的控制社会，却反过来一头撞上了规训的条条框框。换句话说，最发达的科层制力量，把完整的世界拆得支离破碎；而最发达的控制力量，则让每条规训都变成一个新的认知边界，生成彼此矛盾的空间，源源不断地撼动着表象。二者都极早地嗅到了底层逻辑的晃动：当规训社会为了提升效率、借助科层制的力量控制一切，最后却在层层嵌套中取消了意义，生成“无根的主体”，因为对每一个微小的环节来说，“暴力”永远有“上面”的权力做背书，“上面”却没有具体的根源。而当控制社会反过来撞上规训，结果却是“无地基的世界”。因为控制只有流程，人的肉身与精神在流程中进进出出，感知到的环境也随着流程的变化而变化，它们仅以算法相连，有时甚至无法拼凑出完整一致的空间（诸如在利用手机号码定位对象的物理坐标时，容易出现误判，因为二者基于不同的流程），于是主体必须承受这种不一致带来的认知分裂。这种分裂敦促主体在流程的不同阶段遵循不同的逻辑，而不是通过“在手/上手”的秩序建造一个世界。本雅明认为卡夫卡“将社会结构视为命运”，而规则怪谈将理性本身视为危险。在这个意义上，《动物园》正是一桩极好的寓言。

二者都展示了某种绝境，也努力寻求希望，向外的希望。卡夫卡在与友人聊天时说：“我们的世界仅仅是上帝的一种坏情绪的产物，他倒楣的一天而已。”友人问：“这么说，除了世界这个表现形式之外，还是有希望的？”卡夫卡说：“噢，有充分的希望，无穷无尽的希望——只不过不属于我们罢了。”而在《动物园》的末尾，一个处在精神崩溃边缘的人留下字条：“团结，勇气，和绝不动摇的忠诚，是人类最大的优点”“时刻记住自己是人类，不是动物”。他们发出了相似的声音：绝望在这里（这个世界、动物园），希望在别处（别的世界、其他人），但不是完全没有。

【动物园中的卡夫卡】

一般情况下，孩子与大人之间似乎存在某种不可还原的秩序性。大人不应当重新变成孩子，正如人不可以重新变成动物。而“孩子”似乎正是二者之间的过渡形态，具有向着动物的可能。孩子可以像动物一样运用自己的肢体（比如趴在地上吃饭、用嘴叼东西），随时随地释放情绪，毫无忌讳地使用语言……他客观地具有不确定性（因而也有可能性）。它像一个不明朗的黑箱，只能像动物一样反复训练、形成反馈。在很多文化中，孩子可以是“it”，一个用物的代词指代的、尚且不足以成人的“小东西”。而当人们称赞某些动物的智力时，也常常说“智商相当于X岁的孩子”。换句话说，人类的童年期，正指向这样一个混沌地带。而所谓的成长，就是离开混沌、步入理性的“进步”过程。

但《动物园》却避开了这个混沌地带，同时“扭转”了不可还原的秩序。在动物园中，人与动物不存在必然的“分野”。人不知道怎么地就变成了“动物”，从“人”变成“兔子”“大象”“山羊”“水母”。甚至在变化之前，在他奔波于动物园、水族馆、警卫室、园长办公室之间时，他就已经失去了“人”性，沦为一只分类学上为“人”的、惊慌失措的动物。此时，“人”这个名字显示出极致的怪异性。他明明应该依靠理性，却只能在无知、茫然和混乱中打转，握着从地图上裁下来的边角瑟瑟发抖，堕入暗夜。此时，他还没有占据做帮凶的兔子、混淆视听的猴子、拯救被污染者的狮子、牺牲的大象或水母的名字，他只是一个“人”，而他的全部努力，就是确保自己的物种边界。而当物种边界需要靠“认知”来保护时，“不要靠近兔子”的规则（rule）与“要时刻相信自己是人类”的律令（LAW）就失去了区别，同样地承担起安全功能。

拉康认为，“人的固有性、人的起源、人性的起源是法律，是与法律（大写的法律）的关系”，它可以理解为精神分析上的超我，或美学上的崇高。而另一边，物种意义上的人却需要规则（rules）来保卫生命。人只有认出规则、接受规则，才能在一块安全区中被当作“人”来保护，否则就是一摊随时会因意外而飞溅的血肉（比如汽车的安全气囊就不适用于动物和体型不够标准的人类、也不适用不系安全带的人类）。因此，当规则宣称自己在保卫生命时，人无法直接接受或反对规则，只能接受或反对规则的“运用”；当为保卫人性与保卫生命画上等号、把人性设定为生存的基本前提时，动物性与人性便发生了短路，产生了巨大的暴力。

而更要命的是，这个人—动物必须为自己的恐惧负责。因为规则从一开始就植入了“免责”的险恶用心：“明明提醒了”“明明每一条规则都是那个情境中的最好选择”“我们做的一切都是让你保持人类（理性）的状态”“但你还是一点一点掉进去了，而且出不来了”。这些指控令人窘迫，因为在规则明确的前提下，失误会被视为一种愚蠢，可失误又是必然发生的。猎物掉进陷阱，作者露出獠牙：“好的，这一切就是故意的，这里没有理性，自始至终都只有‘它’”。

此时，只有安抚这个受惊的人类，令他坚信“它”可以重新被人关起来，才能成就一个圆满的、安抚人心的“好故事”。可是为了一个“好故事”，《动物园》也在此一分为二，“当我们遇见动物的名字，像兔子、猴子、白狮子、水母、大象，我们从屏幕前惊起，意识到这已远离人的大陆，通向对世界本质的无尽深思”；但另一边，崇高与伟大又必须在结尾接管这个故事，“一切为了人类”是一道律令（LAW），同时也是一条新的“规则（rule）”，二者边界的模糊让人对自身的肉体生命产生了新的崇高感。尽管这不过是恐怖绝境中对人性的“劝百讽一”——作为希望，足够真诚；作为救赎，远远不够。

于是在这时候，我们又想起被漏掉的孩子。如前所述，没有什么比孩子更能介于“人与动物”“他与它”“理性与非理性”之间了。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孩子在场，或者这个规则怪谈就以孩子的视角来写，它将立即变成一段冒险、一篇童话。在很多读者看来，孩子与“它”高度相似，它们都会直白地袒露情绪：“成功了会笑，失败了会哭”，而“它”似乎也有着“稚嫩的笔记”（《保安室留下的字条》）。如果理性不能与“它”沟通，那孩子或许可以；如果成年人在理智的围墙中瑟瑟发抖，那孩子或许可以让他闭起眼睛，牵着他的手，把他带出绝境。

一个有着过度解读的风险，但不得不提，且非常有趣的巧合是，在精神分析中，它（It）正对应着弗洛伊德的常常被翻译为“本我”的那个概念：Es。“Es”是一个复杂而含混的概念，但有研究认为，“Es”就应当干脆利落地译为“它”。在德语中，它是一个日常使用的词汇，也能指不分性别的儿童，代表了某种童年期。而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中，“Es”代表了“不被意识到的心灵内容”。此外，Es也不以“我”为边界，而是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流淌、相互感染，接近荣格的“集体无意识”。换句话说，它不光可以是“我”的童年期，更可以是所有人类的童年期。这里暗藏着一些启示：人类用理性压抑了童年，但在理性失效的环境中，人未尝不可能打开从小孩到大人的“不可还原的秩序”中的更多岔路。于是，一个矛盾出现了：被压抑的“它”可能会重新归来，可“它”也需要被重新关起来。然而，矛盾中也孕育着“无穷无尽的希望”，就像无穷多的别的世界一样，这里也有无穷多的不确定性。

因此，唯有在即将结尾之时，我们才有可能回到标题：“动物园中的卡夫卡”。卡夫卡是一位在现代世界中被损害、被侮辱的，随时会退行到光怪陆离的动物世界的“孩子”，也由此洞穿了现代世界的不同形态。现代世界是恐怖的，但孩子的眼睛能看到别的东西。所以，当孩子穿行于动物园，“它”指出了在人性与动物性之间并不非此即彼的地带，在这里，个体不拒绝向人性的升华，亦不忧心向动物性的退行，而是勇于释放无知与好奇，并因此获得一些无畏。而这份不够理性的勇气本身，有可能将人们带离恐怖，带向规训与控制的逃生门。

吉尔·德勒兹：《控制社会后记》（1990）

在规训社会中，人们总是从头开始（从学校到军队，从军队到工厂）；而在控制社会中，人们从来不会真正结束任何事物，无论是企业、教育系统还是军队，都处于一种永恒的流动和转移状态，以某种相同的调整方式并存，形成一种普遍的变化系统。在卡夫卡（Kafka）的《审判》（The Trial）中，他将自己置于两种社会形态的交汇点，展示了最恐怖的司法形态。规训社会的表面无罪（apparent acquittal，即在两次封闭之间的自由时刻）和控制社会的无尽延宕（limitless postponements，即在不断变化中的不确定性）都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法律模式。如果我们要问为什么我们的法律系统如此犹豫不决，自身陷入困境，那么原因就在于我们正在从一种模式转变为另一种模式。在规训社会中，人们会拥有两种身份：一种是个人签名（the signature），代表个人的独立性；另一种是数字（the number）或行政编号（the administrative numeration），代表他们在集体（mass）中的位置。这是因为规训从不会认为这两者之间有任何冲突，同时也因为权力能够将大众化和个人化融为一体，并在这个身体中“铸造”每个成员的个体性（individuality）。福柯从牧师对信众的权力中看到了这种双重支配的起源，既是羊群又是羊羔，但反过来，统治权（civil power）以非专业的牧师（lay “priest”）的方式塑造着自己。

另一方面，在控制社会中，重要的不再是签名或数字，而是代码（code），一种密码的形式。规训社会通过口号（watchwords）进行管理（既可以看作一种整合[integration]，也可以看作一种抵抗[resistance]）。控制社会的语言由代码构成，它代表着获取信息或者阻止信息的通行证。我们不再面对个体或者大众（mass/individual pair），而是面对“分散的个体”（dividuals，或译作“分体”），一个由样本、数据、数据集或“数据库”组成的大众。也许货币是最好的例证，它区分了这两种社会——规训社会始终把黄金作为数字化标准的铸币，控制社会则与浮动的货币汇率和由一套标准货币系统决定的变化有关。在规训社会中，鼹鼠（象征紧闭空间）是代表性动物，而在控制社会中，蛇（象征开放和流动）是代表性动物。我们从一种社会形态转变到另一种，也就是从鼹鼠变为蛇，这种转变不仅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制度上，也发生在我们的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上。在规训社会中，人们的能量输出是间歇性的（discontinuous）；而在控制社会中，人们的能量输出是波动的（undulatory），像是在轨道中，在连续的网络中流动。无论在哪里，波动式的运动已经取代了旧的运动方式。

社会类型（type of society）通常与各类机器类型（types of machines）相匹配——这并不是说机器是决定性的因素，而是它们体现了那些能产生和使用这些机器的社会形态。旧有的主权社会（societies of sovereignty）使用简单的机器，比如杠杆、滑轮和时钟；近代的规训社会配备了涉及能量的机器，其中被动的风险是熵（即无序，能量耗散），主动的风险是破坏；控制社会使用的是第三种机器——计算机，它的被动风险是干扰，主动风险是盗版和病毒入侵。这种技术进步体现了更深层次的资本主义变异，这种变异众所周知，可以简单地概括为——19世纪的资本主义是集中式的资本主义，目标是生产（production）和财产（property）。因此，他们把工厂视为一个封闭空间，资本家拥有生产资料，也逐渐成为其他封闭空间（如工人住宅、学校）的主人。

在某些情况下，市场被征服，可能是通过专业化（specialization），也可能是通过殖民化（colonization），或者是通过降低生产成本。但在当前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已经不再直接参与生产，而常常把生产活动外包到“第三世界”，甚至包括纺织、冶金、石油等复杂的行业。这就是所谓高阶生产（higher-order production）的资本主义。它不再购买原材料，也不再销售成品。它购买的是成品或零件。它要卖的是服务，要买的是股票。这已经不是为生产而生产的资本主义，而是为产品（product）而生产的资本主义，换言之，就是为了销售或推销的资本主义。因此，它本质上很分散，工厂已经不再主要，而被公司取而代之。家庭、学校、军队、工厂不再是明显的类比空间，它们过去更接近所有者——无论是国家还是私人权力，现在却更接近只有股东的单一公司，向编码的数字靠拢——无论是可变的还是不可变的。

艺术也已经离开了封闭空间，转入了开放的银行回路。市场的征服不再通过规训训练，而是通过掠夺控制权（grabbing control）；不再依赖降低成本，而是通过设定汇率；不再是通过专业化生产，而是通过改造产品。因此，腐败获取了新的力量。营销已经成为了企业的核心或者说“灵魂”（soul）。我们被告知，企业有灵魂，这可真是世界上最恐怖的消息。如今，市场运作已经成为社会控制的工具，形成了我们这个无耻世代的主导力量。控制是短期的，周转快速，但也连续、无限制；规训则是长期的，无限、不连续。人不再被封闭，而是被债务奴役。确实，资本主义让世界上四分之三的人处于极端贫困的状态，这已经被看作是一种常态，因为贫穷而负债，因为人口过多而被禁闭（confinement）。但是，控制不仅需要处理边境的侵蚀，还需要处理内部贫民区或者棚户区的动荡。

三、方案

控制机制的概念，让我们能在任何给定的瞬间确定开放环境中任何元素的位置——无论是保护区里的动物还是公司内的员工，就像电子项圈一样。这并不一定只是科幻小说的构思。瓜塔里（Felix Guattari）构想了一座城市，在这座城市里，一个人离开他的公寓、街道或社区，需要使用他的电子卡来解锁障碍。但这个电子卡也可能在某一天或者某几个小时内被拒绝使用。关键不在于设置障碍，而在于追踪一个人的位置，不论这个人的行为是合法还是不合法，都以此达到广泛的调控效果。

从一开始，控制机制的社会技术学就不可或缺，并且已经在取代那些自声称陷入危机的封闭式规训场所。或许，我们会看到一些古老的、源于旧有主权社会的方法，看到它们重回舞台，但必须要做出必要的调整。关键是这个变革已经启动了。在监狱系统中，我们试图寻找一种“替代”的刑罚，至少对于轻微犯罪来说，使用电子项圈让罪犯被迫在家里静待一段时间。在学校系统中，连续的控制和终身学习理念已经逐步取代了传统的大学研究。企业也出现在各级学校教育中。在医院系统中，“没有医生或病人”（without doctor or patient）的新医学理念正在应用，以识别出潜在的病人和可能的风险对象，但这并不代表个体化，而是用可以被控制的“分散的个体”代码来替代身体或数字身体。在公司系统中，不再是通过旧有的工厂方式，而是采用新的方式处理金钱、利润和人员。

虽然这些只是小例子，但它们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制度危机的含义，换言之，一个新的统治体系正在逐步、分散地建立起来。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关乎工会的职能，它纠缠在对规训的反抗历史中，困扰在封闭空间中——它们是否能够自我调整，还是会让步于针对控制社会的新型抵抗形式？我们是否已经能够勾勒出这些即将到来的形式的轮廓，这些形式能否威胁到市场营销的旨趣？很多年轻人奇怪地自我标榜“进取心”（motivated），他们重新倡导学徒制和长期培训。他们希望自己能发现自己服务的对象是什么，就像他们的前辈发现规训的蛛丝马迹那样。蛇的曲折可能比鼹鼠的洞穴更为复杂。

>>Po.1241021

＞是这样，虽然我觉得是作者也没有去想内容，但恰好是这种无法被推理出合理结果的“规则”成为了魅力本身。能被推理出的…虽然有推理的趣味，但没有这种后现代破碎秩序的醍醐味。其后众多对范式的复刻要么回归成推理游戏，要么换汤不换药。现象只能出现并停留在首篇的爆火。

＞现代人依赖“规则”，规则带来的安全感支持起一片现代精神空间。但一旦规则本身变成不可依赖的，秩序混乱崩塌后安全感也随之丧失，现代人就会回归到恐惧之中……不过也不能说现代人，人就是需要构建秩序的，从古代创建神话体系解释世界开始就可以说是一种秩序，宗教更是古早的秩序体系。所以说搞后现代的多少还是沾点疯呀( ﾟ∀。)
只是说到了现代这样叠屋架床构建出来的规则实在是多，相对的被创造出的未知危险领域也更多——一个坐电梯的计算机科学家未必知道那台电梯的工程学。所以现代人对已知秩序的依赖性格外强。

＞“规则”是人们赖以认知世界的基础，其实想想最近混乱的无法完全认知的世界观都很火，除了本篇分析的动物园外我觉得道诡异仙也算。固然作者可能是无法自圆其说吧，但混乱得恰到好处（

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唐・柳宗元
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
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
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
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

蝦仁豆腐者，以豆腐腦泡水中三次，去豆氣，入雞湯煨之。起鍋時，加蝦仁、紫菜。亦號芙蓉豆腐。 (《清稗类钞·饮食类·蝦仁豆腐》)

下次要做来吃，虽然只能做无鸡汤版本但是感觉虾仁豆腐紫菜煮一起会好吃

听世界读书日的播客分享，很受触动，虽然迟了三天但决定来给上一年度看过觉得不错的书颁奖并推荐：

最佳诗集：《另一个，同一个》博尔赫斯
最受影响与启发：《女性主义理论与流变》台版
最想安利的小说：《微物之神》阿兰达蒂·洛伊
体验最好的经典：《牡丹亭》

《独裁者的厨师》、《你的夏天还好吗》、《The Last Soviet Generation》以及《我的世纪，我的野兽》也挺不错的，获得提名……会不会有点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