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etz Edzard（1893-1963）德国画家

《别舍弟宗一》
宗一是柳宗元的从弟。这诗作于元和十一年（816），宗一将离开他的哥哥由柳州到湖北去。

零落残魂倍黯然，双垂别泪越江边。
零落句：零落残魂，指受尽摧残打击，空虚而无所着落的精神状态，即《南涧中题》所说“去国魂已游”的意思。黯然，形容离别时一种默默无言的感伤情绪。江淹《别赋》：“黯然消魂者，惟别而已矣。”迁谪他乡，客中送别，故倍觉黯然。
越江：即粤江，珠江的别名，是西江、北江、东江的总称。这里指柳江，因柳江是西江的支流。

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
一身二句：承前“零落残魂”，写自己政治遭遇的悲惨。去国和投荒为互文，言离开京都，被窜逐到荒远之地。投荒，即《左传》文公十八年“投诸四裔，以御魅螭”的意思。柳宗元于永贞元年（805）谪贬为永州司马，来到岭南，到作此诗时，正好是十二个年头。《旧唐书·地理志》：“（柳州）去京师，水陆相乘，五千四百七十里。”此云六千里，是举其成数。宋人黄庭坚《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投荒万死鬓毛斑”本此。

桂岭瘴来云似墨，洞庭春尽水如天。
桂岭二句：上句写自己相送处柳州之景可怖，下句言从弟所经之地风景迷人，从而引出下二句。从下文可知宗一乃往游湖北。由柳州往湖北当由柳江入湘水，至洞庭，更入长江。桂岭，泛指柳州附近一带的山。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地带，古时简称为桂，因秦朝曾置桂林郡于此。瘴，瘴气，指山林间因湿热蒸郁而形成一种能引起疾疫的气氛。

欲知此后相思梦，长在荆门郢树烟。
欲知二句：悬拟别后愁思之情。荆门，山名，在今湖北宜都县西北。郢，江陵，亦可作楚地代称。“荆门郢树”指湖北，宗一所游处。烟，因相距遥远，极目微茫，故云。

《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卢仝

日高丈五睡正浓，军将打门惊周公。
口云谏议送书信，白绢斜封三道印。
开缄宛见谏议面，手阅月团三百片。
闻道新年入山里，蛰虫惊动春风起。
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
仁风暗结珠琲瓃，先春抽出黄金芽。
摘鲜焙芳旋封裹，至精至好且不奢。
至尊之馀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
柴门反关无俗客，纱帽笼头自煎吃。
碧云引风吹不断，白花浮光凝碗面。
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
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
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
五碗肌肤清；
六碗通仙灵；
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
蓬莱山，在何处？
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
山上群仙司下土，地位清高隔风雨。
安得知百万亿苍生命，堕在巅崖受辛苦！
便为谏议问苍生：到头还得苏息否？

A. Ramachandran（1935-2024）印度画家

《童年时代》吕克特

想起我的童年，想起我的童年，
一首歌总难忘记；
已经多么遥远，已经多么遥远，
那过去的往事！

那燕子的歌唱，那燕子的歌唱，
唤回秋天和春天；
是否沿着村庄，是否沿着村庄，
现在还能听见？

“当我告别之时，当我告别之时，
大箱小箱都很重；
当我回来之时，当我回来之时，
一切都已空空。”

孩子们的嘴巴，孩子们的嘴巴，
以本能的智慧欢唱，
懂得禽鸟的话，懂得禽鸟的话，
像所罗门王*。
*所罗门为以色列王，以智慧著称。在阿拉伯民间故事中说他懂得鸟语。

我故乡的田野，我故乡的田野，
让我在梦中飞驰，
只要再有一回，只要再有一回，
逃往你这圣地！

当我告别之时，当我告别之时，
多么丰富的世界；
当我回来之时，当我回来之时，
一切都空空如也。

燕子回到村中，燕子回到村中，
空空的箱子装满，
如果心里空空，如果心里空空，
再也不会填满。

没有燕子送还，没有燕子送还
你哀悼的过往，
燕子却像从前，燕子却像从前
在村庄里歌唱：

“当我告别之时，当我告别之时，
大箱小箱都很重；
当我回来之时，当我回来之时，
一切都已空空。”

吕克特（Friedrich Rückert，1788—1866）

弗里德里希·吕克特，一七八八年五月十六日生于巴伐利亚的施魏因富特。一八〇五年在维尔茨堡学习法学和古典语言学，一八〇八年去海德堡继续求学。一八一一年在耶拿当编外讲师，讲授东方和希腊神话。一八一六年在斯图加特担任科塔书店的《晨报》编辑，主编文艺栏。一八一七年去意大利旅行。一八一八年在维也纳跟德国著名的东方学者汉默-普尔格施塔尔学习波斯、阿拉伯、土耳其的语言和文学。一八一九年移居科堡。一八二二年至一八二五年主编《妇女袖珍丛书》。一九二六年任埃尔兰根大学东方语言学教授。一八四一年至一八四八年任柏林大学教授。以后回科堡附近的诺伊瑟斯庄园过安静的田园生活。一八六六年一月三十一日在该地逝世。

他是德国后期浪漫派诗人。最初的诗集《德国诗》用Freimund Raimar的笔名发表于一八一四年。其中《披甲胄的十四行诗》颇有名，是反映解放战争的爱国诗。以后又发表《诗集》六卷（1834—1838），是一位多产的诗人。他有杰出的语言学才能，懂几十种语言。他译过波斯、印度的文学作品（萨迪、菲尔杜斯、鲁米、哈菲兹、迦黎陀娑），他也曾于一八三三年根据拉丁文译本转译过中国的《诗经》。

他曾把波斯、阿拉伯的诗体嘎扎勒、玛卡梅引进德国诗苑。他有许多诗歌曾由舒伯特、舒曼、勃拉姆斯、李斯特、洛威、雷格尔、玛勒尔、施特劳斯等音乐家谱曲而传诵人口。

>>Po.1240454
把诗人简介也附出来只是想吐槽受过东方诗歌影响的诗歌风格真是明显，这首简直就像是中转德再转中的…而且这重复的确让人想起诗经。

刘叉（生卒年不详），河北地带人，籍贯详不可考。少时勇力过人，出入市井为任侠。尝因酒杀人，遇赦，浪游齐、鲁之间。曾做过韩愈的门客，和其他的宾客争吵，互不相下。一次，看到案上放有几斤黄金，是韩愈替人家写墓志铭所得的报酬。他说：“此谀墓中人所得耳，不若与刘君为寿！”遂取之而去。后又回到齐鲁一带，不知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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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卫词》王建

精卫谁教尔填海？海边石子青磊磊。
愿得海水作枯池，海中鱼龙何所为！
口穿岂为空衔石，山中草木无全枝。
朝在树头暮海里，飞多羽折时堕水。
高山未尽海未平，我愿身死子还生。

＞权亲自把盏，抚其背，泪流满面，曰：“卿两番相救，不惜性命，被枪数十，肤如刻画，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马之重乎！卿乃孤之功臣，孤当与卿共荣辱、同休戚也。”言罢，令周泰解衣与众将观之：皮肉肌肤，如同刀剜，盘根遍体。孙权手指其痕，一一问之，周泰具言战斗被伤之状，一处伤令吃一觥酒。是日，周泰大醉。权以青罗伞赐之，令出入张盖，以为显耀。

嗯。。（欲言又止）*微妙的表情*

王鑫 | 动物园中的卡夫卡——规则怪谈与控制社会

本文刊于《文艺理论与批评》2024年第2期


摘要：2021年11月间突然流行起来的《动物园规则怪谈》是一个具有高度隐喻性的文本，它仿照现代生产、生活空间中的规则文体，构造了一个安全感尽失的恐怖世界。从中可以解读出“规训社会”与“控制社会”这两种社会形态之间的生存困境，并因此呼应着卡夫卡一百多年前的现代性意识。借助德勒兹的解读，可以说卡夫卡在一百多年前的科层制时代预兆了控制社会的雏形，而规则怪谈则在当下的信息环境宣告了规训之于精神的可怕后果。

关键词：网络文学；规则怪谈；控制社会；卡夫卡；德勒兹

这位游客的恐惧，正是所有读者的恐惧。而恐惧的闸门打开了，就再也无法合上。越是不安，就越是依赖规则；越依赖规则，就会卷得越深，越发不安……构成了恶性循环。而在接下来的分析中，我们将看到，这个恶性循环跨越了现代、科层制与后现代的问题意识，以游戏和隐喻的方式，将对社会现实的洞察摆在人们面前。而这一切，与一百多年前的卡夫卡在精神上遥相呼应。

【安全区与精神空间】
现代生活中，每一条规则都是一条危险边缘的高压线，它下达各种禁止的命令，反向生产出一片安全区域，保障人的肉体安全。安全区内，做什么都可以；安全区外，没有人会为你的死亡负责。这就意味着，如果一个人要进入一个稍微有点风险的空间，他应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阅读规则。哪怕只是乘坐电梯，也不应该违反使用电梯的安全须知。关于规则最常见的说法之一便是：每一条规则背后，都有至少一条血淋淋的人命。

这不是一句虚假的恐吓，规则问题就是生存问题。汉娜·阿伦特在讨论20世纪中叶的技术条件时，曾用“海森堡人”这个隐喻来讲述人“不得不”屈居于技术环境之内的境况。对于测不准原理，阿伦特描述道：

……测不准原理断言，“有一些成对出现的性质，例如一个粒子的位置和速度之间存在这样一种关系，以至于对其中一个测量的精确度提升了，另一个的精确度就要打折扣”。海森堡从这个事实得出的结论是，“在我们选择了哪一种测量方式的时候，我们就决定了自然的哪一面要被测量出来，哪一面要被遮蔽”。

换句话说，测量永远会出现选择和偏差，无法完全还原客观情况。但与此同时，技术还是架屋叠床般地完成了此前人类无法实现的梦想——比如登上太空。但技术力越高、速度越快，被遗漏和丢弃的部分也就越多。于是这里就埋藏了巨大的风险。好比说“载人航天”是冷战时期美苏军备竞赛中诞生的顶级技术，可宇航员在太空中哪怕面临一点儿“真实环境”，都会死亡。现代生活中，类似的风险也遍布其间：生产车间、实验室、汽车、飞机、地铁……

正是这样的意识，开启了“规则”的叙事能力。当人们看到“禁止在电梯上蹦跳”就联想到各种电梯跌落的恐怖场景时，规则就已经变成了一类可以生产许多叙事的“元叙事”。通俗地说，它就是恫吓与脑补的双重运作（“自己吓自己”）：在一条规则背后，总是存在不止一种关于为什么会有这条规则的解释；而每个人读到规则后，联想的场景也不尽相同。因此，安全区不是一个客观区域，而是想象区域，它与规则的边界不完全重合，在每一个人的理解中都可能发生位移和变形。这些脑补的场景，不见得是建立规则的事故原因，却有可能变成新的事故。这非常符合常识：即使面对同样的规则，人们也能根据个人理解，做出完全不同的操作。但万幸的是，合理的规则设计总会留出足够大的安全区，让现代人在里面生存、喘息，保证人的想象与真实的安全范围尽可能重合。

而《动物园》就是在利用这一点，并反其道而行之：它建构规则之间的矛盾、破坏所有的安全区。比如，我们可以在《员工守则》中看到这样的描述：

6.本园没有海洋馆，如果你的同事对你提起海洋馆并肯定它存在，马上停止对话。这个同事已经不是你认识的人了。

7.如果你看见了海洋馆，不要进入，告诉自己它是不存在的，马上离开。

……这正如一位网友评论：
……不同的规则指向的安全区域都不一样，甚至有的会前后矛盾，在此之前的规则怪谈中给人以安全感的，就是只要遵守规则就会安全，可是这个规则怪谈没有，前后矛盾的规则导致大家不知道该相信哪一个，仅有的这么一点安全感也就消失了。

他讲得非常准确，一旦安全区彻底崩塌，任何遵照规则的行动都无济于事，没有任何一块可靠的落脚之地时，人们便会陷入恐惧。

弗洛伊德在著名的《论“令人害怕的东西”》（“Das Unheimliche”）一文中提出，害怕的感觉来源于“被压抑的熟悉的东西”，比如逝去的亲人以幽灵的形态回来，玩偶突然崩开了线、变得面容可怖。这里，与恐惧相对的是“亲切”“熟悉”“在家”（“heimlich”有“关于家庭、住宅”之意），恐惧则表现为矛盾和异样。

关于规则的恐惧往往指向一个“自动”的技术环境，这个环境本质上是失控的。如果从弗洛伊德的分析出发，那么“自动”的机器本身就足够可怕——本来应该静止的东西以不可理解的方式运动，好像活过来一般——就像一个人初入工厂、面对庞大流水线可能会产生震惊与战栗。但接下来，他唯有适应它，对这种“自动”的恐惧产生麻木，甚至漠不关心，才有可能投入生产与生活。换句话说，现代人已经经历了“适应恐惧”（把“非家”的东西重新“在家化”）的二阶辩证过程，才能若无其事地生活在现代社会。因而关于规则的恐惧总是朝向具体的操作，“非家”（unheimlich）则更像是一层底色。

此时，规则的作用就是在麻木的基础上再次唤醒恐惧。规则告诉人们，违反规则的严重后果是受伤乃至死亡，它的酷烈程度不亚于古代的酷刑。于是，它造成了一种低于存在论的、赤裸的、关乎生死的恐惧：失去保护的恐惧（比如失去安全帽、口罩、隐私），被环境杀死的恐惧——这个环境甚至不用转变形态，以不熟悉的方式归来，它只要按照人们习惯的方式正常运转，就足够将人杀死了——就像流水线削去手指。只是，不同于酷刑，这种肉体刑罚再也没有崇高的指向——它背后没有什么法律、王权或上帝的意志，只能怪这个人头脑混沌、咎由自取。这是现代的危机本质，也是工业生产的可怖侧面。

因此，我们不妨将这种关于规则的恐惧视为“技术恐惧”（techno-fear），用来形容一种源自操作后果不可知的害怕，以区别于弗洛伊德意义上的“非家”的恐惧。“非家”的恐惧关乎存在方式，而“技术”的恐惧指向生命安全。现代人不可能弄清每一条规则的后果，只能把问题“外包”，交给专业的人或组织：希望自己活在对危险“漠不关心”的安全状态，只需要足够明显的高压线在自己可能犯迷糊的时候提示一下。于是，安全问题就转变为一个流程控制问题：如何保证人的正常活动、而不使他们过度焦虑？如何在适当的时机提醒？

正是在流程的各个环节之上，《动物园》展开了它的诡计：它通过不断引导和示警，把人从眼前的危险中拯救出来，带他们进入“更安全”的空间。但每一次引导，都整体地将人推向了“更危险”的处境。直到破碎的安全空间无法拼凑出一块完整的立足之地，人们才意识到文本的图穷匕见：这一切的根源是认知已经不可信赖了。

于是，事情变得可怕起来。大家可能都听过一个游戏，名字叫“不要想象一只棕色的熊”，游戏开始后，一旦脑子里出现棕色的熊，就宣告失败。这个游戏让人们注意到，人的意识最初只能接受肯定性的内容，无法接受否定性的内容。这正是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提出的观点：“否定性”是后天的、次级的，人们意识底层，只散落着一些杂乱的、肯定性的意义碎片。因此，越是极力否定某事，就越是在精神世界强化了它的存在。也就是说，人们可以在物理空间使用否定性规则反向划定安全区域；但却不能在精神世界复制这一做法：它只会起到反效果——只要在意识中种下危险的种子，危险便永远不会消失。它永远潜伏在暗处，伺机而动，随时会被记起。

如果说“规则”作用于身体，“怪谈”作用于精神，那么规则怪谈就仿佛在用规训身体的方式规训精神，试图让它“不要去这儿”“不要去那儿”。但精神却只会在这个句式中认识到：“这儿”和“那儿”是存在的，并在意识到“不要”的命令之前，就已然抵达了那些空间。于是我们的问题变成：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交错？

【规训社会与控制社会的交叉点】

1990年，德勒兹写下了著名的《控制社会后记》一文。文中，他预言了一个万事万物都被“一个以数字（numerical，不一定是二进制）为语言的可变系统”控制的社会。在控制社会，万事万物都像电流一样，在不同的空间流入流出，而系统通过“开门/关门”来决定事物的流向。比如，人拿着门禁卡就能在规定的时间穿越一些区域；否则就会被拒绝在外。而最为关键的是，这个社会形态中的最小单位不再是“个人”，而是“信息”。于是，人不再是规训出来的、内核空空的原子人，而是依附于信息的、在各种机器的“开门”“关门”之间穿梭的精神流，这个精神之流不受肉体边界限制——用德勒兹的话说，这也对应着人从不可分的个体（individual）变成了分体（dividual）。总的来说，我们可以把它大致想象为一种人在信息环境（比如今天的互联网和大数据）中的存在方式。

不过，在整个社会真的迈入这幅“控制社会”的图景之前，人们仍然面对着福柯意义上的“规训社会”，即通过对人进行约束、规范、训练，批量地制造出适应资本主义规则的、具有经济价值的人。如果说控制社会把人视为一种“流量”，那么规训社会就还是把人看作“原子”。“原子”从家庭、宗族、地方等集体中脱离出来，接受现代社会的规训，变成一个无归无属的自由“原子人”，然后才能嵌入现代生产。

在这两种社会形态之间，德勒兹注意到了卡夫卡的作品，他将《审判》看作“规训社会”与“控制社会”的交叉点，认为在这个点上“司法展现了其最为恐怖的形态”13。众所周知，卡夫卡的作品通常被视为“现代性”的集中体现，里面有孤独的“原子人”、荒诞的官僚、绝望的存在者……进一步可以说，他的作品代表了一种“去中心化的科层制”，预言了法西斯主义，也破坏了法西斯主义：一方面，意识形态呈现出高度集中、无微不至的模样；另一方面，它却在科层制中被“去中心”了。正如长篇小说《审判》中的那篇著名的短文《在法的门前》所暗示的：每一位看守，都能假借“上层”的名义“卡住”要通过这道门的人，将任何一道门（场所）变成司法空间，这些“审判”没有任何总体性、毫不崇高、随心所欲，只为了眼前的可怜虫准备——但它合法。换句话说，科层制提升了社会效率，同时也内置了“去中心化”的潜能——只是这种“去中心”，完全靠每一位执行者意图的暴力性来实现，毫无崇高可言。于是，面对这一切的人掉出了主体的外部。于是，“司法展现了其最为恐怖的形态”。

而在这种重压之下，德勒兹观察到，卡夫卡用不断退行的方式逃避这一切：从人退化为乡巴佬、驼背侏儒、孩子、动物以至于甲虫——唯有如此，才能在这些框架中寻找缝隙、艰难逃生。于是，他从一只“独居于穴”的鼹鼠，变成了一只开凿洞穴、狡兔三窟的鼹鼠，把地下世界挖得四通八达。而这些隧道、为控制社会的“流动的蛇”的形态留下了先兆。

以今天的视角来看，德勒兹对于卡夫卡的分析带有某种“后见之明”。他大概率会同意，建立在“科层制”之上的社会就已经是某种形态的“控制社会”了。只是在具体操作中，人们还在用“规训社会”的方法维持着原本的惯性——人们还在假定“科层”与“意义”是一体的，它最终会把意义从顶层带到底层。可是，敏锐的作家嗅到，科层与意义彼此分离，各行其是。在科层里找意义，只能竹篮打水一场空。卡夫卡从这种矛盾性中诞生了。这也正如本雅明在评价卡夫卡时所说的：“我想到的是现代市民清楚自己是听由一架巨大的官僚机器摆布的，这架机器由权威操纵着，而这个权威对于那些执行器官来说也在云里雾里，而对于那些它们要对付的人们来说就更模糊不清了。”

如果补充一些技术上的背景，就更容易体会二者的共鸣。大卫·格雷伯在其考察“科层制”的人类学著作《规则的乌托邦》中谈到，“科层”不是一开始就惹人生厌的东西，一百多年前，人类能设想的最发达的社会形态，就建立在最丝滑的科层制度上。而其中的代表，就是热火朝天的邮政系统。18—19世纪，邮政系统从军工走向民用，提供通讯服务。它秩序明晰、人员众多、办事高效，完全是一个精密、便捷的沟通体系。与此同时，这个系统采用的技术手段也非常先进高效。人们在城市中建立气压管道，利用蒸汽传播信件，一封信件从城市的一端丢进去，就能从另一端冒出来。科层系统与资本主义相互成就，进入了高度繁荣的状态。而当时的美国，已经被视为邮政系统高度发达的乌托邦。注重技术的社会主义者们（如列宁）也重视它。因此，在格雷伯看来，繁荣科层制正类似于今天的互联网，是一个高效控制一切的网络，而互联网正是实现控制社会的技术条件。

于是我们不难发现，《动物园》是控制社会的怪谈，它用规训话语挑战信息的可信度。如前所述，控制社会中流淌着信息，信息之于人的精神，先有“意识到”或“意识不到”，再有“肯定它”或“否定它”。可是在规则怪谈中，“意识到”就已经意味着身陷泥泞。因为整场游戏，就是建立在认知失败的前提下。这基本上在宣告：即使所有规则都在教你如何活下来，但一直往下阅读的你，仍然会因为对危险的意识，变得在劫难逃。本应保护人身安全的规则，却一点一点地碾碎了理性，只剩下一个不可名状的“它”：（略）

“它”是一个拒绝被认知的东西。当规则拒绝通向一个完整的实体，或一个神话般的空位（比如“精神”“上帝”“人性”）时，“它”（It）就出现了，带来一种边缘感和异质感。它从语言表意失败的地方前来，是外部（outside），是通信的噪声，是非-意义，非-能指，但又处处结构着可言说的边界。此时，世界反而从“它”活动的踪迹中生成了，但随即又在自相矛盾中破碎了。

因此，如果说卡夫卡嗅到了规训社会与控制社会之间的龃龉，那么《动物园》也是。只不过，卡夫卡身处规训社会，隐隐看到规训通向了控制；而《动物园》则身处互联网已经高度发达的控制社会，却反过来一头撞上了规训的条条框框。换句话说，最发达的科层制力量，把完整的世界拆得支离破碎；而最发达的控制力量，则让每条规训都变成一个新的认知边界，生成彼此矛盾的空间，源源不断地撼动着表象。二者都极早地嗅到了底层逻辑的晃动：当规训社会为了提升效率、借助科层制的力量控制一切，最后却在层层嵌套中取消了意义，生成“无根的主体”，因为对每一个微小的环节来说，“暴力”永远有“上面”的权力做背书，“上面”却没有具体的根源。而当控制社会反过来撞上规训，结果却是“无地基的世界”。因为控制只有流程，人的肉身与精神在流程中进进出出，感知到的环境也随着流程的变化而变化，它们仅以算法相连，有时甚至无法拼凑出完整一致的空间（诸如在利用手机号码定位对象的物理坐标时，容易出现误判，因为二者基于不同的流程），于是主体必须承受这种不一致带来的认知分裂。这种分裂敦促主体在流程的不同阶段遵循不同的逻辑，而不是通过“在手/上手”的秩序建造一个世界。本雅明认为卡夫卡“将社会结构视为命运”，而规则怪谈将理性本身视为危险。在这个意义上，《动物园》正是一桩极好的寓言。

二者都展示了某种绝境，也努力寻求希望，向外的希望。卡夫卡在与友人聊天时说：“我们的世界仅仅是上帝的一种坏情绪的产物，他倒楣的一天而已。”友人问：“这么说，除了世界这个表现形式之外，还是有希望的？”卡夫卡说：“噢，有充分的希望，无穷无尽的希望——只不过不属于我们罢了。”而在《动物园》的末尾，一个处在精神崩溃边缘的人留下字条：“团结，勇气，和绝不动摇的忠诚，是人类最大的优点”“时刻记住自己是人类，不是动物”。他们发出了相似的声音：绝望在这里（这个世界、动物园），希望在别处（别的世界、其他人），但不是完全没有。

【动物园中的卡夫卡】

一般情况下，孩子与大人之间似乎存在某种不可还原的秩序性。大人不应当重新变成孩子，正如人不可以重新变成动物。而“孩子”似乎正是二者之间的过渡形态，具有向着动物的可能。孩子可以像动物一样运用自己的肢体（比如趴在地上吃饭、用嘴叼东西），随时随地释放情绪，毫无忌讳地使用语言……他客观地具有不确定性（因而也有可能性）。它像一个不明朗的黑箱，只能像动物一样反复训练、形成反馈。在很多文化中，孩子可以是“it”，一个用物的代词指代的、尚且不足以成人的“小东西”。而当人们称赞某些动物的智力时，也常常说“智商相当于X岁的孩子”。换句话说，人类的童年期，正指向这样一个混沌地带。而所谓的成长，就是离开混沌、步入理性的“进步”过程。

但《动物园》却避开了这个混沌地带，同时“扭转”了不可还原的秩序。在动物园中，人与动物不存在必然的“分野”。人不知道怎么地就变成了“动物”，从“人”变成“兔子”“大象”“山羊”“水母”。甚至在变化之前，在他奔波于动物园、水族馆、警卫室、园长办公室之间时，他就已经失去了“人”性，沦为一只分类学上为“人”的、惊慌失措的动物。此时，“人”这个名字显示出极致的怪异性。他明明应该依靠理性，却只能在无知、茫然和混乱中打转，握着从地图上裁下来的边角瑟瑟发抖，堕入暗夜。此时，他还没有占据做帮凶的兔子、混淆视听的猴子、拯救被污染者的狮子、牺牲的大象或水母的名字，他只是一个“人”，而他的全部努力，就是确保自己的物种边界。而当物种边界需要靠“认知”来保护时，“不要靠近兔子”的规则（rule）与“要时刻相信自己是人类”的律令（LAW）就失去了区别，同样地承担起安全功能。

拉康认为，“人的固有性、人的起源、人性的起源是法律，是与法律（大写的法律）的关系”，它可以理解为精神分析上的超我，或美学上的崇高。而另一边，物种意义上的人却需要规则（rules）来保卫生命。人只有认出规则、接受规则，才能在一块安全区中被当作“人”来保护，否则就是一摊随时会因意外而飞溅的血肉（比如汽车的安全气囊就不适用于动物和体型不够标准的人类、也不适用不系安全带的人类）。因此，当规则宣称自己在保卫生命时，人无法直接接受或反对规则，只能接受或反对规则的“运用”；当为保卫人性与保卫生命画上等号、把人性设定为生存的基本前提时，动物性与人性便发生了短路，产生了巨大的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