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宣言》选段

“迄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中世纪，有封建领主、附庸、行会师傅、学徒、农奴……

从封建社会废墟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除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

我们这个时代——资产阶级的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简化了阶级对立。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个敌对的阵营、两个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

资产阶级在它取得统治地位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家长的、田园诗式的关系都摧毁了。它无情地撕碎了把人束缚在“天然上级”之下的封建关系的缤纷纽带，而把人与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己关系、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之外的一切联系都断绝了……资产阶级时代的特点，是不断地变革生产，不断地扰乱社会状况，永恒的不安与动荡，把以往一切稳定不变、墨守成规的旧关系连根拔起；所有固定不动、顽固不化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冷静地面对自己生活的现实处境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即资本的发展，现代工人阶级——无产阶级，也随之发展。这是一个只要能够找到工作就能活下去、而只有在ta们的劳动能为资本增值的情况下才会被雇佣的劳动阶级。ta们不得不把自己零碎地出售，成为一种商品，像市场上其他任何商品一样，随时受到竞争的冲击与市场波动的影响。

由于机器的广泛使用与劳动的高度分工，无产阶级的劳动已经丧失了一切个性，因此也就失去了对劳动的任何吸引力。工人成了机器的附属物，他只需要从事最简单、最单调、最容易上手的工作技能……

现代工业把家庭手工业师傅的小作坊变成了工业资本家的大工厂。成群结队的劳动者被集中在工厂里，像军队的士兵一样被组织起来，成为产业军的“列兵”，在一整套军官和士官的指挥之下。他们不仅是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国家的奴隶，而且是机器、监工，尤其是单个资产阶级资本家的每日每时的奴隶。这种专制的目标越是公开地宣称是为了利润，它本身就越卑劣、越可憎、越令人痛恨……

小商人、手工业者和农民也都在逐渐沦为无产阶级，一方面是因为他们那点微薄的资本根本无法和大资本的现代工业抗衡，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新式的生产方法使得ta们的专门技能不再有用。无产阶级由此从社会各个阶层不断扩展壮大……而ta们一诞生，就开始了与资产阶级的斗争。”

—— 引自《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与恩格斯，1848

2. 社会阶级

正如你在前文阅读《共产党宣言》选段中所看到的，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核心特征，就是社会日益分裂为两个主要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也可以称为资本家与工人阶级，或更抽象地称为资本与劳动。

对马克思而言，定义资产阶级的关键，是ta们对工业生产资料（如工厂、机器、设备等）的私人占有；而无产阶级则基本上除了自己的劳动力外一无所有，ta们无法独立获得任何生产资料或生计来源。正如前文所指出的，这与封建制度下的状况有显著不同——在封建社会中，尽管人民同样遭受剥削，但通常还能保证对封地或共有土地的基本使用权，从而维持最低的物质生活。

马克思指出，这两个阶级是在历史进程中同时发展而来的，并且彼此之间存在特定的依赖关系。工人阶级若要生存，必须在资本家拥有的工业场所谋得一份工作，靠出售自己的劳动力维持生计。事实上，由于没有其他生存手段，ta们只能被迫出卖自己的身体劳动力。反过来，资本家阶级若想生产商品并获取利润，也必须雇佣劳动者。没有劳动力，车间和工厂将无法运转，更谈不上盈利。

表面上看，这种互相依赖似乎构成了一种“平等互利”的关系，但马克思指出，在现实中，它本质上是一种单向剥削。其机制和后果也会在接下来的章节中进一步探讨。

马克思的阶级分析初看似乎是对社会结构的一种“粗线条”划分，即将社会简化为两个对立阶级。然而，这种划分并非用于细致区分社会中每一个人，而是为了揭示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根本机制。即便在马克思所处的年代，社会中也存在着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地位、待遇、收入等差异。但马克思并不关心这些细枝末节，而是强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结构的核心矛盾，在于谁拥有生产资料，谁依靠出卖劳动力谋生。

因此，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理论，并不是对“人是什么”的本质判断，而是对“人们在生产关系中做什么”的分析（Umney，2018）。无产阶级的作用是劳动，资产阶级的作用是雇佣并剥削这种劳动。在马克思看来，阶级首先是一种支配与被支配、剥削与被剥削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文化身份或价值取向。

个体无论多么复杂，其社会阶级并不能完全决定ta们的一切。但个体的生活轨迹、社会经验与命运，仍然在很大程度上被ta们所处的阶级位置所塑造。这样的分析方式，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对“阶级”的理解不同，也与某些社会学传统中以生活方式、文化品味或主观认同为核心的阶级划分有所区别（第六章中将详细讨论这些差异）。

马克思还指出，这种阶级结构带来了一个不断循环上升的动态后果链条：一方面是利润的单向积累，导致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而这种扩大又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两极分化；另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人被迫出卖劳动力，于是少数人只能依靠这些劳动力不断积累资本。

而且，不只是工人阶级被迫“为生存而工作”，资本家阶级本身也被迫不断扩张和再投资。资本主义不仅要求工人出卖自己，也迫使资本家不断增长，否则就可能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逻辑，是一个自我驱动、无止境的扩张过程，而这一逻辑正是以阶级之间的结构性不平等为基础的。

3. 工资劳动与劳动分工

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工业资本主义的核心场所是工厂、作坊和车间。资本家将工人集中在一个工作场所，提供设备、工具、原材料和初始投资，以便生产商品。

要理解什么是商品，我们首先要理解马克思如何看待“价值”（value）。他将价值区分为使用价值（某物能否满足实际需要）和交换价值（它能换得什么）。例如，一块巧克力的使用价值可能是它提供的能量或愉悦感，而它的交换价值则可能等价于两支铅笔。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这种交换通常以货币为媒介进行，因此一块巧克力可能售价一英镑，也可以买两支铅笔。金钱使所有物品变得可比。

所谓商品，就是为市场交换而生产的物品或服务，而非为生产者自身使用而制。简单地说，商品是为了被出售而制造的。尽管在所有社会中商品生产与交换都有所存在，但在资本主义下，商品几乎完全支配了人们的物质生活——人们主要通过市场购买来满足对食物、衣物、住所等的需求，而不是通过自主或社区性的生产方式。更重要的是，工人在工厂中所生产的商品，尽管投入了劳动，却完全归资本家所有，只有资本家才能获取其交换价值。这是因为，工业生产的社会关系是建立在“固定工资”的基础上的。在资本主义之下，劳动者不再通过土地或其他形式参与成果分享，而是以一种“工资劳动”的方式与资本家发生关系。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写：“人与人之间只剩下赤裸裸的利己关系、冷酷的现金支付”（Marx and Engels, 2008, p. 37）。

劳资关系成为纯粹的经济契约关系——工人是“自由”的，但这种自由仅限于他们可以在不同雇主之间选择出卖自己。由于ta们不再拥有任何生存手段，只能依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ta们事实上被迫接受雇佣。而资本家则必须购买这种劳动力来推动生产。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

“把生产者变成雇佣劳动者的历史运动，一方面表现为ta们从农奴制中解放出来……但另一方面，这些新近获得‘自由’的人，却只是因为ta们被剥夺了自身所有的生产资料及一切旧有的生存保障，这才不得不把自己出卖为商品。这段被剥夺的历史，写在人类的编年史上，是用血与火书写的。”——《资本论》，1990，第875页

因此，在资本主义下，劳动本身也成为一种商品，可以被买卖、以固定工资支付。如今工资已成为我们对“工作”的基本理解之一，以至于我们很容易忽视其在历史上的独特性与革命性。

工资关系的核心在于：工人对自己所生产的商品没有任何所有权或分享权。不论ta们多么高效、多么努力，ta们只能获得一份固定工资，而产品及其利润全部归资本家所有。更进一步地说，尽管工人拿到的是固定工资，资本家购买的并不是一个具体数量的劳动，而是“劳动力”本身。换句话说，资本家购买的是工人一天的“工作能力”，并试图以各种手段从中榨取最大价值。例如：延长工时、减少休息、压缩吃饭和上厕所的时间……这些都是马克思所说的对“工人时间的小偷小摸”（Marx, 1990, p. 352）。

在工资之外，工作时间本身成为了劳资双方最尖锐的斗争场域。此外，资本主义还以极高的管理密度来控制劳动过程，以实现生产效率最大化。在封建手工业行会中，工匠通常要从头到尾独立完成一件产品，如鞋或车轮，拥有完整的工艺流程知识。而在资本主义的工业制造中，劳动被分解为多个细小的环节，每位工人只负责其中一个重复动作，然后将工件传给下一位。这种对劳动过程的精细分工，不仅导致了去技能化、机械化，还形成了“脑力与体力”的分工——即“动脑者”负责监督与管理，“动手者”仅完成简单动作。这种分工也大幅削弱了工人的主体性。

为了提高效率、控制节奏，雇主还发展出一系列所谓“科学管理”方式。美国工程师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Taylor）在20世纪初提出“科学管理”理论，其中包括“时间-动作研究”，也就是测量一个工人在标准时间内可以完成某一重复任务的次数（如组装、裁剪等）。这种对时间的精确监控，不仅加强了对工人的管理控制，也削弱了工人基于经验的自主判断力（Braverman, 1998）。

随着机器的引入，劳动时间被进一步量化和节奏化。流水线的出现更是将整个生产流程变成了一条节奏统一的直线。工人固定在某一位置，只操作一台机器，完成机械的单一任务。最早的工业流水线由亨利·福特（Henry Ford）在20世纪初引入，用于量产T型汽车。车间中各零部件沿着流水线按固定顺序和速度流动，工人站在原地，被严格节奏控制。

你现在可以阅读社会学家米里亚姆·格鲁克斯曼（Miriam Glucksmann）的作品《流水线上的女人》（Women on the Line）中的一段节选。这是她在20世纪70年代对英国一家汽车零件工厂中女性工人的民族志研究。请特别留意她们在流水线工作中的时间感、管理控制，以及这种劳动对她们身体、生活与自我感知的影响。

《流水线上的女人》——米里亚姆·格鲁克斯曼

车间里几乎所有女性都是“操作工”，而所有操作工也确实都是女性，所以女性几乎全部处于相同的等级阶层。她们几乎全是移民：像杰拉尔丁、罗斯玛丽的妹妹这样刚从爱尔兰过来的年轻女性，或像爱丽丝和格蕾丝这样从印度和西印度群岛来到英国的年长女性……

工程师们和车间工人完全不同，他们是专业人士，关心的是自己的工作和流水线的运转，却对流水线上的女工漠不关心……我们在车间上最常看到的其他男性就是“时间测量员”。他们会用秒表来给新任务计时，或者在我们抱怨某些任务时重新测量旧任务的耗时；他们真的会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不断反复地测量同一个动作。我们之间有种“默契”，那就是：他们在计时时，你就放慢节奏……

虽然是我们女性在运转流水线，但我们本身也只是它的附属品。流水线的节奏具有自身的纪律，我们就像齿轮般安插进去。我们的每一个动作、每一秒时间都被流水线控制着，领班和主管根本不用开口提醒我们开始工作…

你没法真正对抗这种工作组织，因为它是机械化运作的……

即使我们是唯一真正有流水线工作经验的人，我们的意见也完全被忽视。新的设计和新设备被引进时从来不考虑我们。其实我们中的许多女性完全可以告诉工程师们：哪些机器可以设计得更舒适、哪些任务搭配起来更高效、流水线怎样运作更顺畅。但从来没人问过我们…在公司眼中，我们的工作既不需要技能，也纯粹是体力活。“谁都可以做”，只要有女性那种灵巧的手指就行。

很难用文字准确描述流水线的速度、工作的节奏，还有那些整天反复进行的细碎活计——一个个托盘顺着流水线不断传送，我们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以最快速度完成任务，整个车间的氛围都像打仗一样。根本没有时间放慢节奏，也没办法用“正常”速度做事。工作结束后，我常常要好几个小时才能让身体真正放松下来，摆脱流水线在体内的“轰鸣感”……

在流水线工作彻底改变了你对“时间”的感知。每一分钟、每一小时都过得特别慢，但一整天结束后，感觉却非常快，一周也很快就过去了……我们开玩笑说，我们仿佛是在“把人生提前消耗掉”，老是盼着“下班时间”或“星期五下午”的到来。

漫长的一天工作对生活的其他方面造成了极大的损耗。首先，你真的太累了，而且几乎没有多余的时间，因此必须有一个非常固定的家庭生活节奏。下班时间几乎都被购物、做饭、洗衣和打扫等家务占满了，而你必须尽快把这些事情完成，争取效率最大化。工作之外只剩下最低限度的“生活”……我已经没办法再和朋友保持联系，哪怕是我最亲密的朋友，因为我的身体实在承受不了。

流水线的速度会影响你整个人的身体状态。八小时的持续性身体压力让你全身紧绷。我们大家都感觉一样……很多女性开始服用安定（Valium）和利眠宁（Librium）来应对所谓的“神经紧张”。她们看起来都比自己实际年龄老，脸色苍白、疲惫、憔悴……每个人都在抱怨“被掏空了”。你必须时不时请假一天，好好补个觉。我原来以为为了睡觉而请假是种浪费，直到后来我才知道你真的需要那样做。

—— 格鲁克斯曼，2009年，第46–71页

格鲁克斯曼在这里描绘了她对“时间”的身体性体验——她感到自己的身体和感知完全被流水线的节奏和控制所支配，以至于自己就像是一颗嵌入齿轮系统的螺丝钉。她还特别指出了流水线女工的经验知识是如何在制度中被贬值的，无论是相对于工程师还是时间管理人员（即用秒表监控她们劳动节奏的“时间研究员”）。

在马克思对阶级结构的分析中，这些岗位——无论是女操作工、男工程师还是时间测量员，都仍然属于工人阶级的不同分支，因为他们都不拥有生产资料。然而，这段文本明确揭示出一个更精细的“劳动分工中的分层结构”：一方面是代表资本监督生产流程的岗位（如工程师、管理者），另一方面是直接执行体力劳动的工人。这种“阶级内部”的差异，并不是抽象发生的，而是通过性别、年龄，以及对移民劳动力的依赖来具体表现的——这些移民大多来自前英国殖民地。

在这样的安排中，“劳动”与“阶级”的实际运作是被不断细分和具体化的。“做劳动”与“做阶级”是日常经验中的具体现象，而不仅仅是理论分类。正如社会学家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所指出的：“种族……是阶级被‘经验化’的方式，是人们体验阶级关系的媒介”（1980，p. 314）。这一视角强调了阶级并非孤立结构，而是与种族、性别等社会结构互为交织的关系场。

你将在本书接下来的章节中，更深入地探讨这种交织性（intersectionality）以及资本主义如何通过性别、种族和国籍差异，结构化地组织劳动与剥削。

4. 利润与积累

在上一节中，你已经了解了资本家如何通过各种手段最大限度地“榨取”工人劳动，从而获取最大的经济价值。马克思指出，工人创造的价值始终高于ta们获得的工资。事实上，工人常常在工作日的头几个小时里就已经“赚回”了自己的工资，而接下来的时间，基本上就是在为资本家“无偿劳动”。换句话说，工资劳动关系的本质，在于工人获得的报酬低于ta们创造的实际价值。这部分“差额”，也就是剩余价值，正是被资本家拿走并转化为利润的部分。

正因为如此，马克思认为，资本与劳动之间通过工资制度建立的关系，不是一种公平交换关系，而是一种剥削关系。尽管资本家阶级常常宣传利润来自于企业家冒险精神和组织才能，但没有工人，机器和工厂本身并不会产生任何新价值。当工厂夜间停工，或者在罢工期间停止运转时，就不会有任何新价值的产生（Allen, 2011）。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财富创造者”是工人，而利润的本质来源，是对工人劳动时间未获补偿的那一部分的掠夺。他曾尖锐地指出，资本“像吸血鬼一样，只靠吸食活劳动而生存，而且吸得越多，它就活得越旺盛”（Marx, 1990, p. 342）。

而这些利润并不会归还给劳动者，而是被资本家重新投入新的生产活动中，例如购买更多原材料、扩大工厂规模、雇佣更多工人、引进更高效的机器等。资本主义的基本动力机制，就是把对工人剩余价值的剥夺不断积累为利润，再反复投入生产，继续剥夺、继续积累。

这一过程不是一次性的交易，而是一个不断循环、永无止境的积累链条：货币被投入生产，工人的剩余劳动被抽取，利润产生，利润被再投资…商品不过是这个剥削循环的媒介，其实际用途或价值在资本主义逻辑中是次要的。

正如马克思写道：
“资本家的真实目的从来不是使用价值，也不是某一次交易的利润，而是不停歇的利润制造过程本身……价值的不断增值，正是靠不断地将货币反复投入流通来实现的。”
——《资本论》，1990，p. 254–255

此外，资本家还必须不断推动这一利润-再投资的循环，否则就会在竞争中被淘汰。在资本主义经济体中，竞争机制要求资本家开发越来越激进的剥削方式，不断寻找新市场、压缩成本，加速资本流通速度，以便更快更高效地实现利润。

因此，资本主义有一个内在的、永不停息的驱动力，那就是无限的扩张与加速。正如加拿大学者娜奥米·克莱因（Naomi Klein）所说，这是现代经济的根本逻辑：“要么增长，要么死亡”（2014, p. 21）。这种逻辑与非资本主义社会组织生产的方式截然不同。在资本主义中，生产活动越来越脱离满足社会需要的目标，而变成了纯粹服从于资本自我增殖的系统性命令。它不再追求社会价值，而是为了自身而存在。

政治理论家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对此深刻总结道：
“资本主义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拥有一种明确的系统性方向性：即资本的积累。从原则上讲，资本家的所有行为，都是为了扩张其资本。就像工人被逼着出卖劳动力一样，资本家本身也被系统性压力所驱动。每个人满足自身需求的努力，都被套进了一个更优先的目标——那就是资本不间断自我扩张的结构性逻辑。马克思在这方面的洞见极其犀利。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本身变成了‘主体’，而人类只是它的棋子，只能在系统的缝隙中想办法求生，靠喂养这个‘怪兽’来换取生存。”
——Fraser, 2014, pp. 57–58

这种积累与扩张的内在冲动，并不仅仅源于个别资本家的动机或贪婪，而是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构性特征。即使资本家本人想要“减速”，也往往做不到：因为ta们同样受到市场竞争的约束和纪律的惩罚。

这种力量已经制度化为一种所有权形式，即股份公司（corporation）。股份公司从法律层面就被赋予了一个根本使命：持续增长、持续盈利，以保障股东的回报，而不是承担任何社会或环境责任（Bakan, 2004）。

与此同时，许多国家的“亲资本”政策也将GDP增长置于首要位置，往往忽视了平等、福祉或可持续性问题。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就是一个无情的、抽象的系统机器，它以利润、积累和对增长的盲目崇拜为核心逻辑，哪怕是在毁灭社会与自然的过程中也不知收手。

爽摸了一个小时但现在又要工了，悲

章和二年中／唐・李贺
云萧索，田风拂拂，麦芒如篲黍如粟。
关中父老百领襦，关东吏人乏诟租。
健犊春耕土膏黑，菖蒲丛丛沿水脉。
殷勤为我下田租，百钱携偿丝桐客。
游春漫光坞花白，野林散香神降席。
拜神得寿献天子，七星贯断姮娥死。

远别离／唐・李白
远别离，古有皇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潇湘之浦。
海水直下万里深，谁人不言此离苦。
日惨惨兮云冥冥，猩猩啼烟兮鬼啸雨。
我纵言之将何补，皇穹窃恐不照余之忠诚。
云凭凭兮欲吼怒，尧舜当之亦禅禹。
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
或言尧幽囚，舜野死。
九疑联绵皆相似，重瞳孤坟竟何是。
帝子泣兮绿云间，随风波兮去无还。
恸哭兮远望，见苍梧之深山。
苍梧山崩湘水绝，竹上之泪乃可灭。

春日登楼怀归／宋・寇準
高楼聊引望，杳杳一川平。
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
荒村生断霭，古寺语流莺。
旧业遥清渭，沉思忽自惊。

念奴娇・书东流村壁／宋・辛弃疾
野棠花落，又匆匆过了清明时节。
刬地东风欺客梦，一枕云屏寒怯。
曲岸持觞，垂杨系马，此地曾轻别。
楼空人去，旧游飞燕能说。
闻道绮陌东头，行人曾见，帘底纤纤月。
旧恨春江流不尽，新恨云山千叠。
料得明朝，尊前重见，镜里花难折。
也应惊问，近来多少华发？

念奴娇・书东流村壁／宋・辛弃疾
野棠花落，又匆匆过了清明时节。
刬地东风欺客梦，一枕云屏寒怯。
曲岸持觞，垂杨系马，此地曾轻别。
楼空人去，旧游飞燕能说。
闻道绮陌东头，行人曾见，帘底纤纤月。
旧恨春江流不尽，新恨云山千叠。
料得明朝，尊前重见，镜里花难折。
也应惊问，近来多少华发？

威廉·弗卢塞尔：《城市是图像洪流中的波谷》（1988）

如今，城市的三种空间相互交融，如同“模糊集”（fuzzy sets）。公共空间借助缆线（如电视）侵入私人空间。私人空间则借助机器（如汽车）挤入公共空间。城市实际上已不再包含泾渭分明的私人和公共空间，理论空间则已如此彻底地融入两者之中，以至于由于巨大的变化而变得无法辨认。神学意味着沉思冥想，它之所以神圣，是因为它超越了商业的洪流。由此，我们得到了周末、假期、退休和失业。理论空间不再局限于教堂和学校，恰恰相反，它与运动场、迪斯科舞厅和度假俱乐部联系在了一起。这些场所向从前的经济与政治空间开放。这个包含三种空间的城市图像，如今只在作为历史参照点时才有用。我们在思想和想象上是懒惰的，总是固守着陈旧的图像。当有人剥夺我们的私人空间、我们的政治参与、我们对神圣之物的信仰（尤其是我们对科学的信仰），并提出其他的城市图像作为替代时，我们会变得恼怒。当我们既认不出我们信赖的家园，也认不出我们先进的政治见解，更认不出我们那些深奥博学的学派之时，这便是新都市主义。

作为面具租赁店的城市

我们是聚集在城市中的个体。旧的城市图像就建立在这样的人类图像之上。这种人类图像已经变得不合时宜。一切都是可分的，因此不可能有个体（individual）。不仅原子可以被分裂为粒子，所有精神客体也同样如此。行为（actions）变成了“行为原子”（aktomes），决定（decisions）变成了“决定原子”（dezidemes），感知（perceptions）变成了刺激（stimulations），再现（representations）变成了像素（pixels）。最终是否会变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残余物，这是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人已不能再被看作是一个个体，而应被看作个体的反面，是一堆密集而离散的部件——他是可计算的。“自我”被看作是不同场域相互交错的一个节点，就像许多物理场与生态场、心理场和文化场相互交错一样。它呈现出来的不是一个内核，而是一个外壳。它将那些离散的部件维系在一起，将它们收纳其中。它是一个面具。由此可见，城市不再是个体汇聚的地方，恰恰相反，它成了场域中的一道凹槽，是分发面具之所。自我来到城市，不是为了与他人相聚，而是与之相反。正是在城市里，自我才作为“他人的他者”（the other of the others）而出现。

作为主体间关系场域的城市

将人类视为关系交织的新图像并不是容易被接受的事，而建立在这种人类学之上的城市图像也同样如此。大致上，我们必须想象一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网，一个“主体间关系场域”。这张网的丝线应被看作是通道，诸如再现、情感、意图或知识之类的信息在其中流动。这些丝线暂时地相互缠绕成结，发展成为我们所说的人类主体。所有丝线的集合构成了具象的生活世界，其中的结点则是抽象的推断。当这些结点解开时，我们便能认识到这一点。它们像洋葱一样，内里中空。“自我”（我）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性基点，具体的各种关系都缠绕其上。“你”这个称呼所指向的对象，便是我。这样一种人类图像不仅得益于精神分析和存在分析而变得清晰，它也与其他领域的概念相符，例如生态学（生物体是生态系统的结点）、分子生物学（表现型是遗传信息的结点）或原子物理学（物体是四种场力的结点）。如果我们坚持这幅主体间关系场域的图像——其中“我们”是具象的，而“我”和“你”是抽象产物——那么新的城市图像便会轮廓渐显。我们可以大致这样想象，在关系之网的不同位置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纺织成不同的密度。关系越密集，就越具象。这些密集之处在场域中发展为波谷，我们必须将其想象为来回振荡的形态。
【*】在这些密集点上，各个结点彼此靠拢，它们在相互对立中被现实化。在这种波谷中，人际关系中的内在可能性变得更为凸显。这些波谷对周围的场域（包括引力场）施加一种引力，越来越多的主体间关系被吸入其中。每一个波谷都是一个燃点，点燃主体间潜在性，使之现实化（actualization）。这样的波谷，就被称为城市（cities）。
【*英译者注】在此，弗卢塞尔认为，主体间关系构成了一个力场，正如行星的引力井会吸引其他物体一样，密集汇聚的主体间关系也会吸引其他的力和物体。为了进一步阐明弗卢塞尔关于波谷的意象，我们可以想象一条线，它代表了一个潜在关系场域中的振荡。这条线会被关系特别密集的极点所吸引，从而导致线向该方向弯曲。由此产生的波谷便是对该极点吸引力的一种衡量。

诚然，通过这样的描述，这个将城市视为“实现各种可能性的引力点”的新图像仍未完全成形。对此还须补充的是，我们必须想象，人际之网是与其他网络交织缠绕在一起的。例如，我们必须尝试想象主体间的结点。因此，“我”被建构在多重网络之中，如同中枢神经系统之于神经生理学网络，生物之于生态网络，物质身体之于电磁场和引力场。将所有这些关系场域还原为一个单一的场域、从而建立一个统一场论的希望被暂时搁置了。因此，新的城市图像并未呈现出一个非常清晰的模型，相反，它显得更具分形特征。我们将不得不学着与这种分形化的混沌（fractalized chaos）共存。

当我们调动起必要的想象力去构想这幅城市图像时，一个显著的方面便是它的非物质性。在这幅图像中，既没有可辨认的房屋，也没有广场，更没有庙宇，而只有一个由金属线构成的网络，一团混乱的缆线。在科隆城中走一走，能让这幅图像变得稍微具象一些。即使是海涅，当他意指那座神圣大教堂应倒映出神圣光辉时，也是要我们力求超越，去看到关系场域的倒影。首先引人注目的是那些市集摊位，它们提供着用于身份认同的面具。人们将自己等同于一件衣服、一双鞋、一个炖锅，并以此作为自己的身份。当一个人初次穿着这些衣服、顶着这口炖锅开始起舞时，他才成为他向来所是的那个人。这样的市集摊位构成了整个科隆。到处都有这样的面具出售。人们戴着电视图像的面具（将自己等同于它，并在它的内部认同自己）、戴着党员头衔、学术头衔、家庭关系、艺术取向、哲学意图的面具跳舞。科隆将自身揭示为人类关系场域中的一个波谷，在其中，各种关系被汇集于面具之中，以便将其内在的可能性现实化。科隆的居民是密集而离散的点群，他们戴着“科隆式”面具跳舞。科隆的房屋、广场和大教堂都被看作是表面现象，是凝固的、物质化的面具，是一种考古学意义上的厨房垃圾。

作为投射之投射的城市

新都市主义将去往何方？科隆的问题何在？那里提供的面具并非以对话的方式、而是以别的方式产生，它们是被强加的，哪怕人们可以从众多选项中进行选择。新都市主义是一种城市规划的尝试，在这种规划中，面具从人际关系中以对话的方式浮现，并最终再次被关系吸纳。新的城市将是这样一个地方——在其中，我们作为“我”和“你”应相互认同；【*】在其中，身份认同与差异会相互催生。【**】

【*英译者注】我将德语词gegenseitig译为“相互地”（reciprocally），目的是为了指出弗卢塞尔关于主体性以对话方式产生的概念，与系统论中自创生（autopoesis）和结构耦合（structural coupling）等概念之间具有相似性。在后者的情形中，系统与环境之间，或两个系统之间的关系之所以是相互的，是因为每一方都会影响另一方，并在对方的发展中扮演一个角色。

【**英译者注】此处呼应了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的说法：“制造了差异的差异”。对弗卢塞尔和贝特森而言，乃至对整个系统论而言，正是做出区分这一行为，首先创造了系统的连贯性，并建立起系统内部的关系场域。

这样的城市要求人际关系达到一种最佳的离散分布。“邻居”和“隔壁”的概念应从“他者”中产生。它还要求，人际关系的缆线应当可逆地铺设，而不是像电视那样捆绑成束。要像电话网一样，是真正的、从而可应答的网络。这些都是技术问题，应该由城市规划师和建筑师来解决。人们不仅需要具备必要的能力，还需要理论性的、“信息学”的知识和设备，例如可逆的“迷你终端”（Minitel）和人工智能。如同每一场革命，城市的革命也由技术决定，但影响会延伸到更广阔的领域。它要求我们必须在生存层面重塑自我。我们必须停止意图辨认我们自己和他人，转而去寻求辨认他人，并在他们之中重新发现自己。我们必须冲破自我的胶囊，将自身投入具象的主体间性之中。我们必须从主体蜕变为投射。新的城市将是人与人之间各种投射的投影。这听起来是乌托邦，它当然是，因为新的城市无法在地理上定位。它无处不在，只要人们相互敞开。但正因为它听起来是乌托邦，所以它才是现实的。正在浮现的关系性世界观以及由此而来的人类学要求我们进行乌托邦式的思考。我们没有任何可继承的模型，必须重新规划它。

所有这一切都用图像来言说。它关乎城市图像、世界图像、人类图像、交往的面具。这无法避免。我们无法再用推论式的方式去描述世界和身处其中的我们。推论式的话语和文字已不再适用。一切皆可计算，而点状比特的集群是无法描述的。然而，这些点群可以被计算，算法可以被编码为图像。因此，世界和身处其中的我们变得不可描述，却是可计算的，并正因如此而能够再次被再现。为了想象它，我们必须调动一种建立在计算之上的想象力。我们拥有必要的设备。本文试图将算法的合成图像编码为语言。当代的人际关系将日益将自身编码为此类图像。我们的视角、想象、情感、意图、知识和决定，都必须日益呈现为此类图像的形式。通过这种方式，所有创造性学科（如科学和政治）都将成为艺术形式。本文是一次不充分的尝试，试图将政治（新都市主义）提升为一种艺术形式。

W·J·T·米切尔：《世俗的占卜：爱德华·萨义德的人文主义》（2005）

我把萨义德对图像和视觉再现的“恐慌”，与拉康（Lacan）（我敢肯定萨义德不喜欢他）所谓的“想象界”（the Imaginary）联系起来，同时与萨义德写作中最具特色的姿态联系起来（那种“困惑”或迷惘的时刻，那种抵达思想极限并在自己的论述中承认这一遭遇的时刻）。这当然是一种常见的修辞手法——“预叙法”（occupatio）的一种形式，说出那些不能说或不愿说之事。但它也是一种深刻的伦理姿态，一种对权威的搁置，一种对不确定性的公开承认。

……萨义德希望将所有这些神话与图像都看作是人类的创造物，因此能被理性理解，也因为它们首先就是人造的。但栖身于这些图像的体系之中，恰恰意味着被非理性所困扰，被人类想象力的异化产物的神秘力量所困扰，这就是萨义德在福柯著作中发现的那个“暴虐的反馈系统”。

人类最终无法对自身的创造物维持一种知识/权力关系，反而发现自己沦为他们亲手造就的可怕体系（社会、经济和政治的）的受害者。这便是《新科学》带来的奇特而忧郁的教训。维柯的悲剧叙事告诉我们，在怀疑主义兴起和迷信复苏并最终重新陷入野蛮之前，人类只是短暂（在“人的时代”）从神与英雄的时代中浮现出来。

乔治·卡提卜：《通往1984之路》（1966）

1956年，当奥威尔的早期小说《让叶兰飘扬》（Keep the Aspidistra Flying，1936）在美国出版之际，批评家安东尼·韦斯特（Anthony West）发表了一篇充满敌意的文章，并指出：“唯有隐藏的创伤才能解释这种毫不留情的悲观主义。”

韦斯特提到的悲观主义源于《1984》的世界观，但他认为奥威尔的全部作品，包括他的早期小说都贯穿着这种悲观基调。韦斯特认为，这种悲观主义基本上是一种虚妄。奥威尔对贫困的绝望，“更多是一种因为自己不够富裕而感到自卑与被轻视的情绪”。当奥威尔在《如此欢乐童年》（Such, Such Were the Joys，1952）中控诉早年寄宿学校的经历时，韦斯特评论道：“奥威尔描绘的、试图压制他的体制，其实正是为他这样的男孩提供赢在起跑线的机会。”

韦斯特甚至断言，奥威尔因为英国未向纳粹投降而感到“被欺骗”——只有一场空前的灾难才能满足他的病态心愿。韦斯特说，奥威尔在这种懊丧之中“构建普遍毁灭的幻想，聊以慰藉”。他认为，归根结底，要真正理解《1984》，就必须将它视为一部毫无价值的作品，唯一的意义在于它可以作为乔治·奥威尔精神病理学的一个注脚，这是一部比他任何其他作品都更深刻揭示其根本病态的作品。

不是只有安东尼·韦斯特一个人质疑《1984》的悲观主义是否过于极端、不符合哪怕现代史上最糟糕事件的实际情况，并主张只有通过对奥威尔本人的攻击才能解释这部作品的黑暗情绪。姑且不论奥威尔其他作品可能的夸张成分，《1984》确乎显得走得太远，以至于受到了广泛的质疑。

包括艾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在内的一些评论者甚至将该书称为“残酷的神秘主义”（the mysticism of cruelty）。韦斯特显然以攻击奥威尔为乐、既不解释清楚，也不抱持同情。相较之下，多伊彻则试图解释奥威尔的极端主义。

多伊彻认为，奥威尔的疾病无疑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写出这样一本令人恐惧的书。多伊彻说：“但是，奥威尔的幻灭和悲观主义的内在逻辑不在于作家的死亡之苦，而在于生前的经验和思想，在于他从被打败的理性主义中产生的抽搐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