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弗卢塞尔：《城市是图像洪流中的波谷》（1988）

如今，城市的三种空间相互交融，如同“模糊集”（fuzzy sets）。公共空间借助缆线（如电视）侵入私人空间。私人空间则借助机器（如汽车）挤入公共空间。城市实际上已不再包含泾渭分明的私人和公共空间，理论空间则已如此彻底地融入两者之中，以至于由于巨大的变化而变得无法辨认。神学意味着沉思冥想，它之所以神圣，是因为它超越了商业的洪流。由此，我们得到了周末、假期、退休和失业。理论空间不再局限于教堂和学校，恰恰相反，它与运动场、迪斯科舞厅和度假俱乐部联系在了一起。这些场所向从前的经济与政治空间开放。这个包含三种空间的城市图像，如今只在作为历史参照点时才有用。我们在思想和想象上是懒惰的，总是固守着陈旧的图像。当有人剥夺我们的私人空间、我们的政治参与、我们对神圣之物的信仰（尤其是我们对科学的信仰），并提出其他的城市图像作为替代时，我们会变得恼怒。当我们既认不出我们信赖的家园，也认不出我们先进的政治见解，更认不出我们那些深奥博学的学派之时，这便是新都市主义。

作为面具租赁店的城市

我们是聚集在城市中的个体。旧的城市图像就建立在这样的人类图像之上。这种人类图像已经变得不合时宜。一切都是可分的，因此不可能有个体（individual）。不仅原子可以被分裂为粒子，所有精神客体也同样如此。行为（actions）变成了“行为原子”（aktomes），决定（decisions）变成了“决定原子”（dezidemes），感知（perceptions）变成了刺激（stimulations），再现（representations）变成了像素（pixels）。最终是否会变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残余物，这是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人已不能再被看作是一个个体，而应被看作个体的反面，是一堆密集而离散的部件——他是可计算的。“自我”被看作是不同场域相互交错的一个节点，就像许多物理场与生态场、心理场和文化场相互交错一样。它呈现出来的不是一个内核，而是一个外壳。它将那些离散的部件维系在一起，将它们收纳其中。它是一个面具。由此可见，城市不再是个体汇聚的地方，恰恰相反，它成了场域中的一道凹槽，是分发面具之所。自我来到城市，不是为了与他人相聚，而是与之相反。正是在城市里，自我才作为“他人的他者”（the other of the others）而出现。

作为主体间关系场域的城市

将人类视为关系交织的新图像并不是容易被接受的事，而建立在这种人类学之上的城市图像也同样如此。大致上，我们必须想象一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网，一个“主体间关系场域”。这张网的丝线应被看作是通道，诸如再现、情感、意图或知识之类的信息在其中流动。这些丝线暂时地相互缠绕成结，发展成为我们所说的人类主体。所有丝线的集合构成了具象的生活世界，其中的结点则是抽象的推断。当这些结点解开时，我们便能认识到这一点。它们像洋葱一样，内里中空。“自我”（我）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性基点，具体的各种关系都缠绕其上。“你”这个称呼所指向的对象，便是我。这样一种人类图像不仅得益于精神分析和存在分析而变得清晰，它也与其他领域的概念相符，例如生态学（生物体是生态系统的结点）、分子生物学（表现型是遗传信息的结点）或原子物理学（物体是四种场力的结点）。如果我们坚持这幅主体间关系场域的图像——其中“我们”是具象的，而“我”和“你”是抽象产物——那么新的城市图像便会轮廓渐显。我们可以大致这样想象，在关系之网的不同位置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纺织成不同的密度。关系越密集，就越具象。这些密集之处在场域中发展为波谷，我们必须将其想象为来回振荡的形态。
【*】在这些密集点上，各个结点彼此靠拢，它们在相互对立中被现实化。在这种波谷中，人际关系中的内在可能性变得更为凸显。这些波谷对周围的场域（包括引力场）施加一种引力，越来越多的主体间关系被吸入其中。每一个波谷都是一个燃点，点燃主体间潜在性，使之现实化（actualization）。这样的波谷，就被称为城市（cities）。
【*英译者注】在此，弗卢塞尔认为，主体间关系构成了一个力场，正如行星的引力井会吸引其他物体一样，密集汇聚的主体间关系也会吸引其他的力和物体。为了进一步阐明弗卢塞尔关于波谷的意象，我们可以想象一条线，它代表了一个潜在关系场域中的振荡。这条线会被关系特别密集的极点所吸引，从而导致线向该方向弯曲。由此产生的波谷便是对该极点吸引力的一种衡量。

诚然，通过这样的描述，这个将城市视为“实现各种可能性的引力点”的新图像仍未完全成形。对此还须补充的是，我们必须想象，人际之网是与其他网络交织缠绕在一起的。例如，我们必须尝试想象主体间的结点。因此，“我”被建构在多重网络之中，如同中枢神经系统之于神经生理学网络，生物之于生态网络，物质身体之于电磁场和引力场。将所有这些关系场域还原为一个单一的场域、从而建立一个统一场论的希望被暂时搁置了。因此，新的城市图像并未呈现出一个非常清晰的模型，相反，它显得更具分形特征。我们将不得不学着与这种分形化的混沌（fractalized chaos）共存。

当我们调动起必要的想象力去构想这幅城市图像时，一个显著的方面便是它的非物质性。在这幅图像中，既没有可辨认的房屋，也没有广场，更没有庙宇，而只有一个由金属线构成的网络，一团混乱的缆线。在科隆城中走一走，能让这幅图像变得稍微具象一些。即使是海涅，当他意指那座神圣大教堂应倒映出神圣光辉时，也是要我们力求超越，去看到关系场域的倒影。首先引人注目的是那些市集摊位，它们提供着用于身份认同的面具。人们将自己等同于一件衣服、一双鞋、一个炖锅，并以此作为自己的身份。当一个人初次穿着这些衣服、顶着这口炖锅开始起舞时，他才成为他向来所是的那个人。这样的市集摊位构成了整个科隆。到处都有这样的面具出售。人们戴着电视图像的面具（将自己等同于它，并在它的内部认同自己）、戴着党员头衔、学术头衔、家庭关系、艺术取向、哲学意图的面具跳舞。科隆将自身揭示为人类关系场域中的一个波谷，在其中，各种关系被汇集于面具之中，以便将其内在的可能性现实化。科隆的居民是密集而离散的点群，他们戴着“科隆式”面具跳舞。科隆的房屋、广场和大教堂都被看作是表面现象，是凝固的、物质化的面具，是一种考古学意义上的厨房垃圾。

作为投射之投射的城市

新都市主义将去往何方？科隆的问题何在？那里提供的面具并非以对话的方式、而是以别的方式产生，它们是被强加的，哪怕人们可以从众多选项中进行选择。新都市主义是一种城市规划的尝试，在这种规划中，面具从人际关系中以对话的方式浮现，并最终再次被关系吸纳。新的城市将是这样一个地方——在其中，我们作为“我”和“你”应相互认同；【*】在其中，身份认同与差异会相互催生。【**】

【*英译者注】我将德语词gegenseitig译为“相互地”（reciprocally），目的是为了指出弗卢塞尔关于主体性以对话方式产生的概念，与系统论中自创生（autopoesis）和结构耦合（structural coupling）等概念之间具有相似性。在后者的情形中，系统与环境之间，或两个系统之间的关系之所以是相互的，是因为每一方都会影响另一方，并在对方的发展中扮演一个角色。

【**英译者注】此处呼应了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的说法：“制造了差异的差异”。对弗卢塞尔和贝特森而言，乃至对整个系统论而言，正是做出区分这一行为，首先创造了系统的连贯性，并建立起系统内部的关系场域。

这样的城市要求人际关系达到一种最佳的离散分布。“邻居”和“隔壁”的概念应从“他者”中产生。它还要求，人际关系的缆线应当可逆地铺设，而不是像电视那样捆绑成束。要像电话网一样，是真正的、从而可应答的网络。这些都是技术问题，应该由城市规划师和建筑师来解决。人们不仅需要具备必要的能力，还需要理论性的、“信息学”的知识和设备，例如可逆的“迷你终端”（Minitel）和人工智能。如同每一场革命，城市的革命也由技术决定，但影响会延伸到更广阔的领域。它要求我们必须在生存层面重塑自我。我们必须停止意图辨认我们自己和他人，转而去寻求辨认他人，并在他们之中重新发现自己。我们必须冲破自我的胶囊，将自身投入具象的主体间性之中。我们必须从主体蜕变为投射。新的城市将是人与人之间各种投射的投影。这听起来是乌托邦，它当然是，因为新的城市无法在地理上定位。它无处不在，只要人们相互敞开。但正因为它听起来是乌托邦，所以它才是现实的。正在浮现的关系性世界观以及由此而来的人类学要求我们进行乌托邦式的思考。我们没有任何可继承的模型，必须重新规划它。

所有这一切都用图像来言说。它关乎城市图像、世界图像、人类图像、交往的面具。这无法避免。我们无法再用推论式的方式去描述世界和身处其中的我们。推论式的话语和文字已不再适用。一切皆可计算，而点状比特的集群是无法描述的。然而，这些点群可以被计算，算法可以被编码为图像。因此，世界和身处其中的我们变得不可描述，却是可计算的，并正因如此而能够再次被再现。为了想象它，我们必须调动一种建立在计算之上的想象力。我们拥有必要的设备。本文试图将算法的合成图像编码为语言。当代的人际关系将日益将自身编码为此类图像。我们的视角、想象、情感、意图、知识和决定，都必须日益呈现为此类图像的形式。通过这种方式，所有创造性学科（如科学和政治）都将成为艺术形式。本文是一次不充分的尝试，试图将政治（新都市主义）提升为一种艺术形式。

W·J·T·米切尔：《世俗的占卜：爱德华·萨义德的人文主义》（2005）

我把萨义德对图像和视觉再现的“恐慌”，与拉康（Lacan）（我敢肯定萨义德不喜欢他）所谓的“想象界”（the Imaginary）联系起来，同时与萨义德写作中最具特色的姿态联系起来（那种“困惑”或迷惘的时刻，那种抵达思想极限并在自己的论述中承认这一遭遇的时刻）。这当然是一种常见的修辞手法——“预叙法”（occupatio）的一种形式，说出那些不能说或不愿说之事。但它也是一种深刻的伦理姿态，一种对权威的搁置，一种对不确定性的公开承认。

……萨义德希望将所有这些神话与图像都看作是人类的创造物，因此能被理性理解，也因为它们首先就是人造的。但栖身于这些图像的体系之中，恰恰意味着被非理性所困扰，被人类想象力的异化产物的神秘力量所困扰，这就是萨义德在福柯著作中发现的那个“暴虐的反馈系统”。

人类最终无法对自身的创造物维持一种知识/权力关系，反而发现自己沦为他们亲手造就的可怕体系（社会、经济和政治的）的受害者。这便是《新科学》带来的奇特而忧郁的教训。维柯的悲剧叙事告诉我们，在怀疑主义兴起和迷信复苏并最终重新陷入野蛮之前，人类只是短暂（在“人的时代”）从神与英雄的时代中浮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