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黑格在较早的演讲中通过区分真正的寻求庇护者与虚假的寻求庇护者，来区分哪些他者受欢迎，哪些他者不受欢迎。这在一定程度上使民族主体能够想象自身的慷慨，因为它欢迎某些他者。民族是好客的，因为它允许那些真正的寻求庇护者留下来。然而，与此同时，它也把某些他者构造成已经可恨的人，即虚假的寻求庇护者，从而界定这种好客的限度或条件。把虚假的寻求庇护者构造成仇恨形象，也包含一种关于不确定性和危机的叙事。但正是这种不确定性和危机，使这一形象承担更多工作。我们如何区分虚假的寻求庇护者与真正的寻求庇护者？按照这一话语的逻辑，我们永远可能无法分辨差异，而他们可能混入我们的共同体。混入在这里作为一种技术而发挥作用。它把身体运动与身份形成联系起来。穿越一个空间，需要以某种特定主体的身份通过。这个主体的差异是不被标记的，也是不引人注意的。“通过”（passing）的双重可能性要求民族拥有权利与意志，继续寻找差异的符号，并为暴力侵入他者身体的形式提供正当理由。

事实上，我们可能无法区分差异这一可能性，很快就转化为另一种可能性，即任何进入的身体都可能是虚假的。因此，在这些身体到来之前，它们就已经被解读为对民族身体造成伤害的原因。那么，把庇护呈现为伤害，是如何通过不同仇恨形象之间的接近而发挥作用的？虚假的寻求庇护者这一形象，可能唤起“妖怪”（bogeyman）的形象。这一形象潜伏在民族之中，并萦绕于民族保卫边界的能力之上。妖怪可以在任何地方，也可以是任何人。它像当下的幽灵形象，使我们对未来做噩梦，而这一未来被预想为伤害即将发生的未来。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他”。这种仇恨形象会流通，并且确实会积累情感价值，恰恰因为它们没有固定的所指。因此，虚假的寻求庇护者这一形象脱离了特定身体。任何进入的身体都可能是虚假的，以至于他们“无尽”的到来被预想为“我们受伤”的场景。无法把恨还原为某个特定身体，正使恨能够在经济意义上流通，并且在某些他者与其他他者之间制造差异。这种区分永远不会“结束”，因为它等待着尚未到来的他者。这样一种“等待虚假者”的话语，使针对他者身体的暴力重复获得正当性。

黑格的演讲还通过与另一篇关于托尼·马丁（Tony Martin）的演讲在时间上的接近，而产生了某些效果。托尼·马丁因谋杀一名16岁男孩而被判终身监禁。这名男孩曾试图闯入他位于英格兰乡村地区的住宅行窃。黑格的一句话具有强大的流通能力。黑格认为，法律“更关心罪犯的权利，而不是被入室盗窃者的权利”。这句话唤起了一段未被明说的历史。在这里，“黏附之物”也可能是拒绝被字面化的东西。通过这样做，它把马丁定位为受害者，而不是罪犯。谋杀的受害者现在成了罪犯。由于谋杀而没有发生的犯罪，即入室盗窃，取代谋杀成为真正的犯罪，也成为真正的不公。这种受害者与罪犯关系的反转，变成了一种隐含辩护，即为杀死非法进入自己财产的人之权利进行辩护。

这句话的脱离，使两个事件黏附在一起，即入室盗窃和庇护。二者现在都成为防卫权的问题。因此，寻求庇护者这一形象与窃贼形象结盟。这种结盟完成了重要工作。它暗示寻求庇护者正在从民族那里“偷走”某些东西。一个形象的“特征”被置换或转移到另一个形象之上。或者我们可以说，正是通过这些形象之间的关联，它们才获得“自己的生命”，仿佛它们包含情感品质。窃贼成了外国人，寻求庇护者成了罪犯。与此同时，杀人者的身体，被重新命名为受害者的身体，变成了民族的身体。这个身体的财产与福祉受到他者被迫接近的威胁。因此，形象之间的结盟作为一种防卫叙事而运作。民族或民族主体必须保卫自身，抵御他者的“入侵”。这种防卫性叙事并没有被明确表达，而是通过形象之间的“运动”发挥作用。流通完成了它的工作。它制造出“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差异。在这种差异中，“他们”被构造为“我们”产生恨这一感受的原因或正当理由。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依附如何涉及痛苦与恨之间的滑移。在其中存在一种被感知到的伤害。他者，即窃贼或虚假者的接近，被感受为对个体身体，在这里是农民的身体，以及民族身体的否定性暴力。

我们可以看到，恨的情感性正使它难以被固定，难以被定位在某个身体、对象或形象中。正是这种困难，使恨这样的情感得以按照其方式运作。这并不是说恨本身是不可能的，而是说恨的运作方式，是它在由其他身体组成的世界中浮现出来。换言之，情感未能被定位在某个身体、对象或形象中，正使情感能够生产或再生产它们所产生的效果。

恐惧、身体与对象

现在，我想把我的情感经济模型具体联系到恐惧（fear）以及身体的物质化。值得注意的是，恐惧常被描述为与其对象有关的情感。因此，它看起来似乎并不按照我上文界定的经济意义来运作。事实上，恐惧经常与焦虑（anxiety）形成对比，因为恐惧被认为拥有对象（object）。例如，斯坦利·拉赫曼（Stanley Rachman）认为，焦虑可以被描述为对一种具有威胁性但模糊事件的“紧张预期”，或者一种“不安的悬置”感。而恐惧则被描述为对“可识别的威胁”的情感反应。

我想质疑这一模型，并提出恐惧与对象的“经过”（passing by）有关。比如，我们可以考虑，寻求庇护者“淹没”民族的叙事如何作为一种恐惧叙事而运作。恐惧制造出一种被压倒的感觉。恐惧并非被包含在某个对象中，而是由于无法被包含而被强化。如果那些被恐惧的他者“经过”，那么这些他者就可能进入共同体，并且可能无处不在。海德格尔（Heidegger）也指出，当恐惧不再被一个正在接近的对象所包含时，恐惧就会被强化。他说：有害之物作为威胁我们的东西，尚未处于可以打击我们的距离之内，但它正在接近。……当它接近时，这种“它可能发生，但又可能不发生”的状态会被加剧。我们说，“它令人恐惧”。这意味着，作为正在接近之物的有害之物，带有一种明显的可能性，即它可能停留在远处并从我们身边经过。但这并不会减轻或消除我们的恐惧，反而会增强恐惧。

关键在于，海德格尔把恐惧同尚未处于当下的东西联系起来。这里的当下既指空间意义上的此地，也指时间意义上的此刻。恐惧回应的是正在接近之物，而不是已经在场之物。正是恐惧的未来性，使恐惧对象有可能并不抵达，而是从我们身边经过。但恐惧对象的经过并不意味着恐惧被克服。相反，正在接近的对象可能丧失这一可能性，使令人恐惧之物变得更加令人恐惧。如果恐惧有一个对象，那么恐惧就能够被该对象所包含。当恐惧对象威胁着要经过时，恐惧便无法再被某个对象所包含。恐惧在其与对象的关系中，在其朝向对象的强度中，会因对象的丧失而被强化。我们可以把这种缺席描述为不完全在场，而不是像焦虑那样完全无处可寻。或者说，焦虑会附着于特定对象，而这些对象并非作为焦虑的原因获得生命，而是作为焦虑旅行的效果获得生命。在焦虑中，一个人的思绪常常在不同对象之间快速移动，而这种移动会强化焦虑感。一个人会想到越来越多值得焦虑的“事物”。从某个既定对象中脱离出来，使焦虑得以积累。换言之，焦虑倾向于黏附到对象上。因此，焦虑成为一种接近对象的方式，而不是像恐惧那样，由对象的接近所生产出来。恐惧与焦虑之间的滑移，正是由对象的“经过”造成的。

此外，恐惧与对象潜在消失之间的关系，比单纯与恐惧对象之间的关系更深刻。换言之，在恐惧中，处于危险之中的并不只是恐惧。对弗洛伊德而言，恐惧本身可能作为症状而发挥作用，即作为自我抵御危险的机制。在《抑制、症状与焦虑》（“Inhibitions, Symptoms, and Anxiety”）一文中，弗洛伊德重新讨论了小汉斯（Little Hans）个案。汉斯对马具有恐惧症式关系。弗洛伊德认为，这种恐惧本身是一种症状，它被“放在”另一种恐惧的位置上。后一种恐惧更加深刻地威胁着自我，即阉割恐惧。汉斯能够通过回避来“处理”他对马的恐惧，但他无法以同样方式处理他对父亲的恐惧。我们也许记得，在弗洛伊德关于无意识情感的模型中，情感本身并未受到压抑。受到压抑的是情感所附着的观念。因此，恐惧情感通过对象之间的置换而得到维持。

对象之间的置换也把这些对象联系在一起。这些联系并非由恐惧创造，而可能已经存在于社会想象之中。在弗洛伊德的模型中，对象之间的运动是心理内部的，并且向后追溯。它回指阉割（castration）这一原初恐惧。或者更具体地说，对象之间的横向运动，在这个例子中是马与父亲之间的运动，本身被解释为由一个观念的压抑所决定。而情感最初就附着在这个观念之上，即阉割的威胁。我则要提出，对象之间的横向运动把对象作为威胁符号黏合在一起，而这种运动是由多重历史塑造的。符号之间的运动并不以心理为起源，而是历史如何在当下保持活力的痕迹。

例如，我们可以思考，种族主义语言如何通过置换来维持恐惧，以及这种恐惧如何通过身体浮现出来。请看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黑皮肤，白面具》（Black Skin, White Masks）中的以下引文：我的身体被归还给我时，已经摊开在那里。它被扭曲、重新着色，在那个白色冬日里披着丧服。黑人是动物，黑人是坏的，黑人是卑鄙的，黑人是丑陋的。看，一个黑鬼，天气冷，黑鬼在发抖，因为他冷。那个小男孩在颤抖，因为他害怕黑鬼。黑鬼因寒冷而发抖，那种寒冷穿透你的骨头。那个漂亮的小男孩在颤抖，因为他认为黑鬼因愤怒而战栗。那个白人小男孩扑进母亲怀里说，妈妈，黑鬼要把我吃掉。

在这里，恐惧被感受为寒冷。它使身体因一种寒冷而颤抖，这种寒冷从身体表面进入身体深处，是一种“穿透你的骨头”的寒冷。恐惧既包裹着那些感受恐惧的身体，也把这些身体构造成被恐惧所包裹，仿佛恐惧来自外部并向内部移动。在这次遭遇中，恐惧并没有把身体聚合在一起。它并不是一种共享的感受，而是发挥作用以区分白人身体与黑人身体。白人儿童误认了黑人身体的颤抖，把它看成愤怒，并因此把它视为自己恐惧的“根据”。换言之，他者只有通过误认才被解读为令人恐惧。黑人他者又通过自己的恐惧反应回应这一解读，而这种恐惧是对白人主体之恐惧的恐惧。这并不是说恐惧来自白人身体，仿佛白人身体是恐惧的起源和作者。相反，恐惧打开了黏附于当下的过去历史。这些历史在关于“被吃掉”的童年幻想的反复演练中出现，而这些幻想又“承载”着社会规范作为关于他者的“真理”的价值，并使白人身体被构造成与黑人身体分离。

我们可以在这里注意到，恐惧做了某些事情。它重新建立了身体之间的距离，而这些身体的差异是从表面上读取出来的。这种读取同时生产了表面，如颤抖和重新着色。但这里非常清楚的是，恐惧的对象仍然是黑人男子。他开始把这种恐惧感受为自己的恐惧，感受为对其存在的威胁。恐惧并非来自主体内部，也并不驻留在其对象之中。我们并不是因为他者本来令人恐惧而害怕他们。通过恐惧符号的流通，黑人他者“变成”令人恐惧的对象。但是，这个例子是否表明，恐惧确实被包含在一个对象中，在这里即黑人男子？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对的。恐惧符号的流通确实会对某些人造成封闭，并为另一些人造成移动。在这里，恐惧被包含在一个身体中，而这个身体从此成为恐惧对象。事实上，白人儿童表面上的恐惧并没有导致封闭，而是导致扩张。他拥抱世界的姿态，体现在他如何重新把自己确立为在家之人（being-at-home），即通过母亲的拥抱“回到家”。被恐惧压垮的是黑人主体。这个主体害怕白人儿童恐惧所造成的“冲击”。他被封闭进一个占据更少空间的身体之中。换言之，恐惧通过某些身体的移动或扩张，限制另一些身体。

但是，这种封闭是符号之间运动以及身体之间运动的效果。这种运动依赖于既有的联想历史，即黑人、动物、坏、卑鄙、丑陋。换言之，正是恐惧在符号之间的运动，使恐惧对象能够在当下被生产出来，即“黑人是”动物、坏的、卑鄙的、丑陋的。符号之间的运动，使他者能够被赋予情感价值。在这里，他者被赋予令人恐惧的价值，而这种赋值依赖于一段“黏附”的历史。这段历史并不需要被明说。封闭只是暂时的。只要黑人男子是恐惧对象，他就可能经过。事实上，他“经过”的身体性可以与恐惧在符号之间的传递联系起来。正是运动强化了情感。如果黑人男子经过，他就变得更加具有威胁性。他的接近于是被想象为未来伤害的可能性。因此，恐惧经济发挥作用，以封闭他者身体。这种封闭的“成功”依赖于它的失败，因为它必须始终保持恐惧的根据开放。在这个意义上，恐惧虽然看起来指向一个对象，却仍然作为一种情感经济而运作。恐惧并不驻留在某个特定对象或符号中。正是这种不驻留，使恐惧能够在符号之间以及身体之间滑移。这种滑移只会暂时地黏附在一起。它发生于某个符号与某个身体的依附之中。符号通过把某个身体构造成恐惧对象而黏附于该身体，而该身体则承受这种构造，并被一种最终变成其自身的恐惧环绕。

恐惧的横向运动，即符号之间转喻性的、黏性的关系，同时也是一种向后运动。恐惧对象会随时间相互替代。这种替代涉及对象的经过，而主体似乎正是从这些对象那里逃离。恐惧与焦虑通过从某个对象转身离开这一情感，创造出“我不是的那个东西”的效果。而这个对象在经过或被置换时，仍然构成威胁。在这种程度上，恐惧并不涉及对已经存在的边界进行防卫。相反，恐惧制造这些边界。它通过确立主体在恐惧中能够与之保持距离的对象来制造边界。这些对象成为“非我之物”，主体则似乎从这些对象那里逃离。通过恐惧，不仅自我与他者之间的边界受到影响，而且被恐惧的对象之间的关系也受到历史的塑造。这里重要的并不只是主体与对象之间的关系。历史通过使某些对象比另一些对象更显得令人恐惧而“黏附”下来。

恐惧的全球经济

我们可以更精确地思考恐惧通过哪些过程来保障集体形式。我的论点并不是说，存在一种心理性的恐惧经济，随后它变成社会的和集体的。相反，个体主体正是在与集体结盟的过程中生成的。正是情感无法被定位在主体或对象之中，才使它能够生成集体身体的表面。

我想提出一种关于恐惧经济中什么在移动、什么在黏附的替代性解读。它区分不同形式的流动性，也区分不同类型的身体封闭、包含或拘押。

……正如我已经借助海德格尔指出的那样，恐惧对象可能经过，而这种结构性可能性正是恐惧的生活经验的一部分。尽管那些事件确实发生了，并且确实构成了一个对象，无论它多么像是经过，而这种经过已经在当下的生活经验中起作用，因为事件作为事件被媒介化了，但这种恐惧很快滑入焦虑。在焦虑中，问题不在于一个对象的接近，而在于对一个对象的接近。对事件的接近，即事件被重复并转化为一个拜物对象，包含各种形式的结盟。个体把自己与作为受攻击对象的民族结盟。当然，这重复了另一个结盟过程，即民族把自己与已经或正在受到攻击的个体结盟。

现在，关键并不只是这种结盟可能限制那些如今以个人化方式感到自己成为恐怖分子目标的个体的流动性。更重要的是，正由于这种结盟所起的中介作用，恐惧经验被生活为爱国的爱的宣言。这使“家”本身能够被动员起来，作为对恐怖的防卫。如果主体待在家里，那么通过美国国旗的广泛使用，家就被转化为民族的象征空间。这并不是说，国旗的意义对其流通来说是必要的，好像这些旗帜只能象征民族之爱。相反，我们可以思考国旗如何成为一种黏性符号。它的黏性使它黏附于其他“国旗符号”，从而制造出连贯性的印象，即民族“团结在一起”。国旗作为一种符号，历史上既象征领土征服，也象征对民族的爱，即爱国主义。因此，它在展示“同在”方面产生效果。在这种展示中，一个人与“某些他者”在一起，并反对“其他的他者”。

乔治·帕克（George Packer）在《纽约时报杂志》（New York Times Magazine）的一篇文章中很好地表达了这一点：“当旗帜像花朵一样盛开时，我发现它们像失踪者照片一样迅速触动情感。对我而言，这些旗帜并不代表松弛的自满，而代表警觉、悲伤、决心，甚至爱。它们唤起了与美国人的同胞感，因为我们一起受到了攻击。” 因此，从恐惧对象那里转身离开，可能包含转向家，转向一种“同胞感”。这种“转向”包含同伴关系符号的重复或重申。这种转向甚至可以被理解为强制性的。不展示国旗可能被解读为缺乏同伴关系的标志，甚至被解读为恐怖的来源。套用乔治·W. 布什的话，如果你不表明你“与我们同在”，你就会被看作“反对我们”。

恐惧通过爱来中介，而爱在这里是对民族的认同。这种民族通过爱的符号效果而黏附在一起。这样的恐惧并不一定使身体缩小。从恐惧对象那里转身离开，在这里包含转向家。由这种爱，即作为认同的爱所中介的恐惧，并不一定使身体缩小。它甚至可能通过对集体身体的认同，使身体占据更多空间。集体身体代表个体身体，并代替它行动。换言之，美国某些身体表面上的封闭，作为一种动员形式而发挥作用。待在家里使身体得以通过与处于战争中的民族的象征性认同而被动员起来。在乔治·W. 布什2002年的国情咨文中，这种认同的效果十分清楚：“仿佛我们整个国家照进一面镜子，看到了更好的自己。” 因此，美国被界定为被自身在镜中的反射所“捕获”。这种“被捕获”接近集体自恋。自爱变成民族之爱，而民族之爱使对恐怖的回应合法化，即保护那些“与我同在”的所爱他者。在这里，“同在”（withness）以“相似”（likeness）的符号为前提，而相似又成为生存的命令或条件。

莱蒂·沃尔普（Leti Volpp）指出，对9·11的回应促成了“一个新的身份类别，它把那些看起来像‘中东人、阿拉伯人或穆斯林’的人归为一类”。把这些群体识别为“可能是恐怖分子”，依赖于既已存在的刻板印象，同时也在当下生成了一个独特的“令人恐惧者”类别。我们可以准确地回想法农所描述的遭遇中关于黑人男子的刻板印象如何重复。这种重复通过把他者生成为恐惧对象而运作，而这种恐惧随后又被他者承受为自身的恐惧。

重要的是，“恐怖分子”这个词黏附在某些身体上，因为它重新开启了过去的命名历史。与此同时，在关于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叙述中，它又滑入其他词语，例如原教旨主义、伊斯兰、阿拉伯、压迫性、原始。事实上，在真理和世界的制造中，转喻的滑移能够作为关于术语之间因果关系的隐含论证而发挥作用，例如伊斯兰与恐怖主义之间的关系。但这种运作方式并不需要明确陈述。转喻所完成的工作意味着，它可以重新制造联系。它可以把“恐怖分子”和“伊斯兰”这样的词黏合在一起，即便一些论证看似在拆解这些联系。“这不是一场反对伊斯兰的战争”这样的表述，与“伊斯兰恐怖分子”这样的描述共存。后者重新把这些词黏合在一起，并把它们的同时出现构造成不仅仅是时间上的巧合。符号之间的滑移也涉及把符号“黏附”到身体上。那些“可能是恐怖分子”的身体，就是那些可能“看起来像穆斯林”的身体。

鉴于该事件成为一个对象，并以防卫之名允许了某些针对他者的暴力与拘押，我们需要追问，安全（security）在恐惧的情感政治中扮演什么角色？重要的是，安全与“非”联系在一起，也就是与“非我”或“非我们”联系在一起。迈克尔·狄龙（Michael Dillon）曾提出这一点。安全并不只是保护一条已经存在的边界，恐惧也并不只是对我们所不是之物的恐惧。正如我在上一节所说，焦虑与恐惧创造了边界本身的效果，也创造了“我们不是的东西”的效果。这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我们转身离开他者而发生，而我们把他者想象为我们恐惧的原因。边界正是在一种感觉中被建构并受到管控的。这种感觉认为边界已经被越过。为了被识别为恐惧对象，也为了使对象能够被置换，他者必须过于接近。边界的跨越是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边界才首先得以被确立为边界。这就是为什么恐惧政治与仇恨政治会被叙述为边界焦虑。恐惧使用“洪水”和“沼泽”的语言，使用被不适当的他者入侵的语言，而民族必须抵御这些他者。因此，我们可以思考不安全在政治构成中的本体论地位。必须预设事物本身并不安全，才能为使事物安全这一命令提供正当理由。

更具体地说，正是通过宣布安全危机，新的安全形式、边界管控和监视才获得正当理由。我们只需想想，在政治中，危机叙事如何被用来为“回归”某些价值和传统提供正当理由，而这些价值和传统被认为正受到威胁。并不是说这些危机只是存在着，然后恐惧和焦虑作为这种存在的必然效果而产生。相反，至关重要的是危机本身的生产。宣布危机并不是“无中生有”。这种宣布通常会使用真实的事件、事实或数字。例如，离婚率上升被用来宣布婚姻和家庭处于危机之中。但危机宣告会读取那个事实、数字或事件，并把它转化为一个拜物对象。这个对象随后获得自身生命。换言之，它可以成为宣战的根据，而战争所反对的，是被解读为威胁来源的东西。通过把某物指定为在当下已经受到威胁，那一事物本身就被确立为“真理”。我们必须在未来为这一真理而战，而这种斗争又被回溯性地理解为生死攸关的问题。

事实上，正是对死亡的恐惧，即对自己、所爱之人、共同体和人民之死亡的恐惧，被这样的叙事生产出来，以保存或维持既有之物。因此，我可能为自己恐惧，为我们恐惧，也可能代表他者恐惧。

乔治·W. 布什在2002年国情咨文中对安全的强调，包含把民主公民身份转化为警务：“当政府努力保障我们国土安全时，美国将继续依赖警觉公民的眼睛和耳朵。”在这里，公民身份被翻译为一种邻里守望形式。公民必须“留意可疑的他者”。公民身份成为管控邻里边界的方式。公民作为警察的角色，又被翻译为爱的命令。在这一命令中，爱成为共同体的基础，也成为我们未来的保证：“我们的国家也需要公民努力重建我们的共同体。”

当下通过防卫共同体来获得保存，而防卫对象是想象中的他者。这些他者可能以无法预期的方式成形。这种“尚未性”（not-yetness）意味着防卫工作永远不会结束。这种防卫由对未来的焦虑和恐惧所生成，并使消除或排除那些未能以规范形式物质化的东西获得正当性。它被理解为一场生存斗争。只要我们不知道其他他者会采取什么形式，不知道那些未能以作为规范而被生活的形式物质化的人会采取什么形式，对新兴形式进行持续监视的政策就会作为一项持续的生存工程而被维持。

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深化对国际恐怖分子形象在恐惧经济中所起作用的反思。关键在于，为民族内部拘押他者的权力扩张以及战争本身向其他民族的潜在扩张提供正当理由的叙事，依赖于一种结构性可能性，即恐怖分子“可能是”任何人，并且“可能在”任何地方。“可能是”恐怖分子的叙事，即恐怖分子是“隐藏在阴影中”的人这一叙事，具有双重锋刃。一方面，恐怖分子形象作为幽暗的形象，作为“一种无法具体说明的可能发生之物”，从特定身体上脱离出来。另一方面，正是这种可能是，这种脱离，又使那些被解读为与恐怖主义相关的身体之流动性受到限制。这些关联包括伊斯兰、阿拉伯、亚洲、东方。恐惧黏附在这些“可能是”恐怖分子的身体上，也黏附在“流氓国家”的身体上。而“可能是”打开了拘押的权力。虽然这种恐惧会黏附，它也会在这些身体之间滑移。正是恐怖分子可能从我们身边经过这一结构性可能性，为这些情报、监视以及拘押权的扩张提供正当理由。恐惧在这里发挥作用，通过扩展某些身体的流动性并封闭另一些身体来运作。而这恰恰是因为恐惧并不明确驻留在任何一个身体中。正如塞缪尔·韦伯（Samuel Weber）所说，“当恐怖主义被定义为国际性的，它就变得难以定位、安置、人格化和识别”。正是这种困难，为国家权力的扩张提供了正当理由。

和靖祠与故宅皆无梅／宋・艾性夫
得见梅花即见逋，我来竟日觅梅无。
却于无处分明见，月满孤山水满湖。

减字木兰花／清・龚自珍
人天无据，被依留得香魂住。
如梦如烟，枝上花开又十年！
十年千里，风痕雨点斓斑里。
莫怪怜他，身世依然是落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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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廓形

天仙子／宋・程垓
惨惨霜林冬欲尽。
又是溪梅寒弄影。
矮窗曲屋夜烧香，人已静。
灯垂烬。
点滴芭蕉和雨听。
约个归期犹未定。
一夜梦魂终不稳。
知他勾得许多情，真个闷。
无人问。
说与画楼应不信。

十二时・忆少年／宋・彭耜
素馨花、在枝无几。
秋入阑干十二。
那茉莉、如今已矣。
只有兰英菊蕊。
霜蟹年时，香橙天气。
总是悲秋意。
问宋玉、当日如何，对此凄凉风月，怎生存济。
还未知、幽人心事。
望得眼穿心碎。
青鸟不来，彩鸾何处，云锁三山翠。
是碧霄有路，要归归又无计。
奈何他、水长天远，身又何曾生翼。
手拈芙蓉，耳听鸿雁，怕有丹书至。
纵人间富贵，一岁复一岁。
此心终日绕香盘，在篆畦儿里。

醉花阴／清・庄盘珠
小雨乍晴天气冷。
渐渐清明近。
断梦去无踪，似趁游丝，飞过秋千顶。
年时只恁恹恹病。
更旧愁新恨。
人静一庭闲，荡破斜阳，响落风筝影。

眼儿媚・杨柳丝丝弄轻柔／宋・王雱
杨柳丝丝弄轻柔，烟缕织成愁。
海棠未雨，梨花先雪，一半春休。
而今往事难重省，归梦绕秦楼。
相思只在：丁香枝上，豆蔻梢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