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算子／宋・李流谦
生别有相逢，死别无消息。
说著从前总是愁，只是不相忆。
月堕半窗寒，梦里分明识。
却似瞋人不忆他，花露盈盈湿。

调笑令・其五・回纹／宋・晁补之
寸结。
肝肠切。
织锦机边音韵咽。
玉琴尘暗薰炉歇。
望尽床头秋月。
刀裁锦断诗可灭。
恨似连环难绝。

Parveen Shakir的一首抒情诗：残月，枯月，伶仃月。痴月，恒月，惶惶月。

《伤怀满溢，及月半盈》

伤怀满溢，及月半盈
别离夜，值此半轮月

纷纷愁绪，溶于昼间
夜色四沉，浮之残月

曾涉何处尸横野？
如此惶惶月

没身故巷旧忆喧
犹自无归伶仃月

枕边惊扰起
清梦碎，可怜月

何等惘然面
怔怔对痴月

但见浓云重重锁
料得孤悬月

止泪作光华
爱潮映枯月

纵有清晖夺目
终借日影方成月

临水自照见月颜
谁人正作水中月？

拂开榕枝影
得见何人，此中月？

云似软绸，轻柔摇曳
晓色将出，终获眠月

安枕长夜肩
迷离梦中月

枯叶凝落点点露
又疑碎映千千月

挥臂相辞别
终为离颜月

茫茫久徘徊
真情不移恒作月

夜深及子夜
正当安眠，吾之月

芜菁老师的上色自检表

好事近／宋・宋祁
睡起玉屏风，吹去乱红犹落。
天气骤生轻暖，衬沉香帷箔。
珠帘约住海棠风，愁拖两眉角。
昨夜一庭明月，冷秋千红索。

醉落魄／宋・赵佶
无言哽噎。
看灯记得年时节。
行行指月行行说。
愿月常圆，休要暂时缺。
今年花市灯罗列。
好灯争奈人心别。
人前不敢分明说，不忍抬头，羞见旧时月。

萨拉·艾哈迈德：爱、恨与恐惧的情感经济

情感（emotions）如何发挥作用，使某些主体与另一些主体结盟，并使它们共同反对其他的他者？情感如何在身体之间移动？在本文中，我主张，情感在个人身体和集体身体的“表面化”（surfacing）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这一过程通过情感在身体与符号之间的流通而发生。这样的论点显然挑战了一种假设，即情感是私人事务，情感只是属于个体，甚至情感是从内在产生，再向外移动并指向他者。相反，这一论点表明，情感并非单纯存在于“内部”或“外部”，而是生成了身体与世界的表面或边界本身所产生的效果。

情感，尤其是恨与爱，在划定个体主体的身体以及民族身体时起着关键作用。在这里，一个主体，即白人民族主义者，被呈现为受到想象中的他者威胁。这些他者的接近不仅被想象为会夺走主体的某些东西，如工作、安全和财富，而且被想象为会取代主体的位置。换言之，这些他者的在场被想象为对爱的对象构成威胁。这一叙事包含对历史的改写。在这种改写中，他者，如移民和奴隶的劳动，被遮蔽在一种幻想之中。

我们还可以注意到，将他者理解为可恨的过程，使想象中的主体与权利结盟，也使想象中的民族与土地基础结盟。这种结盟通过一种表象而发生。在这种表象中，主体的权利和民族的根基都被呈现为已经处于威胁之下。正是对恨的情感性阅读，把想象中的白人主体与民族捆绑在一起。普通白人男子感到“恐惧与厌恶”，白人家庭主妇感到“反感与愤怒”，白人工人“咒骂”，白人基督徒农民感到“狂怒”。这些针对他者的负面依附所具有的激情，同时被重新界定为对想象中主体的正面依附。这样的主体通过“白人”这一能指的重复而被聚合起来。所谓对“白人”的爱，或者说对那些可被识别为白人的人的爱，被用来解释这种共同的“共同体性”的内脏式仇恨反应。我们一起憎恨，而正是这种憎恨使我们成为一个“我们”。

这种叙事远非特殊。实际上，它向我们展示的是日常性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the ordinary）。在这里，日常性本身是幻想性的。普通白人主体是一种幻想，它通过对恨的动员而出现。恨在这里是一种激情性的依附（passionate attachment），并且与爱紧密相连。恨这种情感赋予普通主体以活力，使这一幻想获得生命。它之所以做到这一点，正是因为它把日常性构造成处于危机之中，并把普通人构造成真正的受害者。日常之物成为已经受到想象中他者威胁的东西。这些他者的接近被视为对人身和地点的犯罪。普通主体或规范主体被再生产为受伤的一方。他被他者的“入侵”所“伤害”，甚至受到损害。因此，他者的身体通过痛苦话语被转化为“被憎恨者”。这些身体被假定为对普通白人主体造成了伤害，以至于它们的接近被理解为负面感受的起源。事实上，这里的含义是，白人主体的良好感受，如爱、关怀和忠诚，正在被他者对这些感受的滥用所“夺走”。

那么，在这样一种关于伤害的叙事中，谁被憎恨？很明显，恨被分配到各种形象之上。在此例中，这些形象包括混血伴侣、猥亵儿童者、强奸犯、外国移民以及外国人。这些形象体现了失去的威胁，如失去工作、失去金钱、失去土地。它们象征着不纯的危险，或者说血统的混合与掠夺的危险。它们威胁要侵犯纯洁的身体。而这些身体只能通过不断重演被侵犯的幻想，才被想象为纯洁的。请注意，这种转喻式滑移正在完成某种工作。混血结合和移民变得可以被理解为类似强奸或猥亵的形式。它们被理解为对民族身体的入侵，而民族身体在这里又被表征为脆弱并受到损害的白人女性和儿童的身体。不同形象之间的滑移构造了一种相似性关系。使它们相似的，也许正是它们与“我们”的“不相似”。在这一叙事中，恨并不能在某一个形象中找到。恨发挥作用，是为了创造不同形象或仇恨对象的轮廓。关键在于，这种创造使这些形象彼此结盟，并将它们构造成一种“共同的”威胁。因此，重要的是，恨并不驻留在某个既定主体或对象之中。恨是经济性的。它在差异和置换关系中，在不同能指之间流通。

在这样的情感经济（affective economies）中，情感会产生作用。通过依附的强度，情感使个体与共同体结盟，或者说使身体空间与社会空间结盟。我们不应把情感看作心理倾向，而需要考察情感如何以具体而特定的方式运作，如何中介心理与社会、个体与集体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我将参照寻求庇护者和国际恐怖分子的形象，说明情感如何通过把各种形象黏合在一起而发挥作用。这种黏附（adherence）创造出集体本身的效果，即连贯性（coherence）。情感经济模型表明，尽管情感并不确实地驻留在某个主体或形象之中，它们仍然能够把主体捆绑在一起。事实上，更强地说，正是情感的不驻留性，使它们具有“捆绑”能力。

恨的经济

日常语言当然会把情感构造为一种明确的驻留形式（positive residence）。因此，我可能会说我“有一种感受”。或者，我可能会把一部电影描述为“令人悲伤”。在这种说法中，情感成为财产（property）。它成为属于某个主体或对象的东西，并且可以表现为某种特征或品质。我想挑战这样一种观念，即我拥有（have）某种情感，或者某物、某人使我以某种方式感受。我关心的是情感如何牵涉主体与对象，但并不明确地驻留在它们之中。事实上，情感之所以看起来像一种驻留形式，只是某种历史的效果。这种历史可能通过遮蔽自身痕迹而运作。显然，这样一种方法借鉴了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精神分析也是一种关于主体缺乏明确驻留的理论，而这种存在之匮乏（lack）最常被表述为“无意识”（the unconscious）。在论述无意识的文章中，弗洛伊德（Freud）提出了无意识情感（unconscious emotions）的观念。在那里，一种情感冲动被感知到，却遭到误解，并且附着到另一个观念（idea）之上。被从意识中压抑的并不是感受本身，而是这种感受最初可能与之相连的那个观念，尽管这种连接只是暂时的。精神分析使我们看到，情感性涉及运动（movements）或联想（associations）。通过这些运动或联想，“感受”把我们带到不同的意指（signification）层面，而这些层面并非都能够在当下被承认。这就是我所谓的情感涟漪效应。情感横向移动，通过符号、形象和对象之间“黏性”（sticky）的联想而移动。情感也向后移动，因为压抑总是在当下留下痕迹。因此，“黏附之物”（what sticks）也与历史性的“缺席的在场”（absent presence）联系在一起。在开头的引文中，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恨如何在形象之间横向“滑移”（slide），也如何向后移动。它重新开启过去的联想，使某些身体被解读为“我们的恨”的原因，或者被解读为本身就是可恨的。

事实上，只要精神分析是一种关于主体在当下有所缺失的理论，它就提供了一种作为经济的情感理论。它把情感理解为涉及差异与置换（displacement）关系，并且不具有确定的正面价值。也就是说，情感像一种资本形式那样运作。情感并不明确驻留在符号或商品中，而只是在流通过程的效果中被生产出来。我使用“经济的”（the economic）这一说法，是为了表明情感在社会场域和心理场域中流通并被分配。我借用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在《资本论》（Capital）中，马克思（Marx）讨论了商品与货币的运动如何在“货币-商品-货币”（M-C-M）这一公式中创造剩余价值（surplus value）。也就是说，通过流通和交换，货币获得更多价值。或者如他所说，“因此，最初预付的价值，不仅在流通中保持完整，而且增加了自身的量，给自身添加了剩余价值，或者说实现了价值增殖。而这一运动把它转化为资本。” 我在这里辨认出一种相似的逻辑。符号之间的运动转化为情感。马克思通过资本家与守财奴的形象把价值与情感联系起来：“这种无限度的致富冲动，这种对价值的激情追逐，是资本家和守财奴所共有的。” 激情推动资本积累。资本家感兴趣的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占有越来越多的财富”。我提出的激情理论，并不是把激情理解为积累的驱力，无论积累的是价值、权力还是意义，而是把激情理解为随时间被积累起来的东西。情感并不驻留在某个对象或符号中，而是对象与符号之间流通的效果，也就是情感价值随时间积累的效果。换言之，某些符号会因为在符号之间移动而增加情感价值。它们流通得越多，就越具有情感性，也越显得像是“包含”情感。另一种理论化这一过程的方式，是通过与“商品拜物教”（commodity fetishism）的类比来描述“感受”（feelings）。感受出现在对象之中，甚至作为具有自身生命的对象而出现。但这只有通过遮蔽它们如何被历史塑造才成为可能。这些历史包括生产史，如劳动与劳动时间，也包括流通或交换的历史。

当然，把情感理解为经济的这一论点，并没有遵守马克思主义关于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重要区分，因此它依赖的是一种有限的类比。在某些方面，我的方法也许更接近精神分析对差异与置换的强调。前文已经说过，精神分析把差异与置换理解为无意识的形式或语言。我的方法与精神分析的分歧，恰恰在于我拒绝把这种经济认定为一种心理经济，尽管它也并非不是心理的。也就是说，我拒绝把这些差异与置换关系重新归还给“主体”（the subject）这一能指。这种“归还”不仅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很明显，也在拉康（Lacan）把“主体”设定为缺席与丧失的恰当场景时表现出来。正如拉普朗什（Laplanche）和庞塔利斯（Pontalis）所说，如果拉康把“主体”界定为“能指的场所”（the locus of the signifier），那么，正是在“一种主体理论中，能指的场所安顿下来”。这种把主体构造为“安顿之处”（settlement）的方式，即便安顿下来的东西缺乏在场，也意味着能指的悬置语境受到了主体轮廓的限定。与此不同，我把恨作为情感经济来说明，显示情感并不明确地栖居于任何身体或任何事物之中。这意味着，“主体”只是经济中的一个节点（nodal point），而不是经济的起点和终点。这一点极其重要。它表明，恨等情感的横向运动和向后运动，并不被包含在主体的轮廓之内。因此，无意识并不是某个主体的无意识，而是在场的失败，或者说未能在场的失败。这种失败构成主体与对象的关系性，而这种关系性通过符号的流通而运作。由此可见，情感经济必须被理解为社会的、物质的，同时也是心理的。事实上，如果情感的运动对于区分“这里面”（in here）和“那外面”（out there）本身的形成至关重要，那么心理与社会就不能被确立为恰当的对象。相反，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所描述的物质化（materialization），即“边界、固定性和表面的效果”（the effect of boundary, fixity and surface），涉及一个强化（intensification）过程。换言之，情感价值的积累塑造了身体与世界的表面。

因此，我们可以追问，情感符号的流通如何塑造集体身体的物质化，例如“民族身体”。我们已经看到，在我们可以称作“仇恨言论”的东西中，恨如何在不同形象之间滑移，并把它们构造成一种“共同威胁”。但是，情感的滑动运作不能让我们预设极端主义话语与再生产民族的“日常”工作之间存在任何对立。我们可以以英国保守党前领袖威廉·黑格（William Hague）关于寻求庇护者的演讲为例。2000年4月至6月之间，另一些演讲也在流通中。由于时间上的接近，也由于一些带有黏性的词语和语言以有所差异的方式重复出现，这些演讲与关于“寻求庇护者”的演讲“黏附”在一起。在寻求庇护者演讲的例子中，黑格的叙事相当可预期。他使用了“洪水”和“淹没”（swamped）这样的词语。这些词语在庇护与失控之间建立联想，也在庇护与污物、污水之间建立联想。因此，它们通过动员恐惧而发挥作用，即动员一种被他者实际或潜在的接近所“压倒”的焦虑。近期，英国时任内政大臣戴维·布伦基特（David Blunkett）也重复了这些词。他使用“淹没”一词来描述，如果寻求庇护者的子女在当地学校就读将造成怎样的影响。当他受到批评时，他把“淹没”替换为“压倒”（overwhelmed）。这里的假设是，“压倒”可以化解“淹没”的含义。但我们可以看到，它仍然唤起了被他者占据或接管的感觉。它把民族构造成仿佛是一个主体，一个“无法应对”他者在场的主体。在这里，词语产生效果。它们制造出关于他者的印象，即他者入侵了民族空间，并威胁其存在。

通常，黑格在较早的演讲中通过区分真正的寻求庇护者与虚假的寻求庇护者，来区分哪些他者受欢迎，哪些他者不受欢迎。这在一定程度上使民族主体能够想象自身的慷慨，因为它欢迎某些他者。民族是好客的，因为它允许那些真正的寻求庇护者留下来。然而，与此同时，它也把某些他者构造成已经可恨的人，即虚假的寻求庇护者，从而界定这种好客的限度或条件。把虚假的寻求庇护者构造成仇恨形象，也包含一种关于不确定性和危机的叙事。但正是这种不确定性和危机，使这一形象承担更多工作。我们如何区分虚假的寻求庇护者与真正的寻求庇护者？按照这一话语的逻辑，我们永远可能无法分辨差异，而他们可能混入我们的共同体。混入在这里作为一种技术而发挥作用。它把身体运动与身份形成联系起来。穿越一个空间，需要以某种特定主体的身份通过。这个主体的差异是不被标记的，也是不引人注意的。“通过”（passing）的双重可能性要求民族拥有权利与意志，继续寻找差异的符号，并为暴力侵入他者身体的形式提供正当理由。

事实上，我们可能无法区分差异这一可能性，很快就转化为另一种可能性，即任何进入的身体都可能是虚假的。因此，在这些身体到来之前，它们就已经被解读为对民族身体造成伤害的原因。那么，把庇护呈现为伤害，是如何通过不同仇恨形象之间的接近而发挥作用的？虚假的寻求庇护者这一形象，可能唤起“妖怪”（bogeyman）的形象。这一形象潜伏在民族之中，并萦绕于民族保卫边界的能力之上。妖怪可以在任何地方，也可以是任何人。它像当下的幽灵形象，使我们对未来做噩梦，而这一未来被预想为伤害即将发生的未来。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他”。这种仇恨形象会流通，并且确实会积累情感价值，恰恰因为它们没有固定的所指。因此，虚假的寻求庇护者这一形象脱离了特定身体。任何进入的身体都可能是虚假的，以至于他们“无尽”的到来被预想为“我们受伤”的场景。无法把恨还原为某个特定身体，正使恨能够在经济意义上流通，并且在某些他者与其他他者之间制造差异。这种区分永远不会“结束”，因为它等待着尚未到来的他者。这样一种“等待虚假者”的话语，使针对他者身体的暴力重复获得正当性。

黑格的演讲还通过与另一篇关于托尼·马丁（Tony Martin）的演讲在时间上的接近，而产生了某些效果。托尼·马丁因谋杀一名16岁男孩而被判终身监禁。这名男孩曾试图闯入他位于英格兰乡村地区的住宅行窃。黑格的一句话具有强大的流通能力。黑格认为，法律“更关心罪犯的权利，而不是被入室盗窃者的权利”。这句话唤起了一段未被明说的历史。在这里，“黏附之物”也可能是拒绝被字面化的东西。通过这样做，它把马丁定位为受害者，而不是罪犯。谋杀的受害者现在成了罪犯。由于谋杀而没有发生的犯罪，即入室盗窃，取代谋杀成为真正的犯罪，也成为真正的不公。这种受害者与罪犯关系的反转，变成了一种隐含辩护，即为杀死非法进入自己财产的人之权利进行辩护。

这句话的脱离，使两个事件黏附在一起，即入室盗窃和庇护。二者现在都成为防卫权的问题。因此，寻求庇护者这一形象与窃贼形象结盟。这种结盟完成了重要工作。它暗示寻求庇护者正在从民族那里“偷走”某些东西。一个形象的“特征”被置换或转移到另一个形象之上。或者我们可以说，正是通过这些形象之间的关联，它们才获得“自己的生命”，仿佛它们包含情感品质。窃贼成了外国人，寻求庇护者成了罪犯。与此同时，杀人者的身体，被重新命名为受害者的身体，变成了民族的身体。这个身体的财产与福祉受到他者被迫接近的威胁。因此，形象之间的结盟作为一种防卫叙事而运作。民族或民族主体必须保卫自身，抵御他者的“入侵”。这种防卫性叙事并没有被明确表达，而是通过形象之间的“运动”发挥作用。流通完成了它的工作。它制造出“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差异。在这种差异中，“他们”被构造为“我们”产生恨这一感受的原因或正当理由。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依附如何涉及痛苦与恨之间的滑移。在其中存在一种被感知到的伤害。他者，即窃贼或虚假者的接近，被感受为对个体身体，在这里是农民的身体，以及民族身体的否定性暴力。

我们可以看到，恨的情感性正使它难以被固定，难以被定位在某个身体、对象或形象中。正是这种困难，使恨这样的情感得以按照其方式运作。这并不是说恨本身是不可能的，而是说恨的运作方式，是它在由其他身体组成的世界中浮现出来。换言之，情感未能被定位在某个身体、对象或形象中，正使情感能够生产或再生产它们所产生的效果。

恐惧、身体与对象

现在，我想把我的情感经济模型具体联系到恐惧（fear）以及身体的物质化。值得注意的是，恐惧常被描述为与其对象有关的情感。因此，它看起来似乎并不按照我上文界定的经济意义来运作。事实上，恐惧经常与焦虑（anxiety）形成对比，因为恐惧被认为拥有对象（object）。例如，斯坦利·拉赫曼（Stanley Rachman）认为，焦虑可以被描述为对一种具有威胁性但模糊事件的“紧张预期”，或者一种“不安的悬置”感。而恐惧则被描述为对“可识别的威胁”的情感反应。

我想质疑这一模型，并提出恐惧与对象的“经过”（passing by）有关。比如，我们可以考虑，寻求庇护者“淹没”民族的叙事如何作为一种恐惧叙事而运作。恐惧制造出一种被压倒的感觉。恐惧并非被包含在某个对象中，而是由于无法被包含而被强化。如果那些被恐惧的他者“经过”，那么这些他者就可能进入共同体，并且可能无处不在。海德格尔（Heidegger）也指出，当恐惧不再被一个正在接近的对象所包含时，恐惧就会被强化。他说：有害之物作为威胁我们的东西，尚未处于可以打击我们的距离之内，但它正在接近。……当它接近时，这种“它可能发生，但又可能不发生”的状态会被加剧。我们说，“它令人恐惧”。这意味着，作为正在接近之物的有害之物，带有一种明显的可能性，即它可能停留在远处并从我们身边经过。但这并不会减轻或消除我们的恐惧，反而会增强恐惧。

关键在于，海德格尔把恐惧同尚未处于当下的东西联系起来。这里的当下既指空间意义上的此地，也指时间意义上的此刻。恐惧回应的是正在接近之物，而不是已经在场之物。正是恐惧的未来性，使恐惧对象有可能并不抵达，而是从我们身边经过。但恐惧对象的经过并不意味着恐惧被克服。相反，正在接近的对象可能丧失这一可能性，使令人恐惧之物变得更加令人恐惧。如果恐惧有一个对象，那么恐惧就能够被该对象所包含。当恐惧对象威胁着要经过时，恐惧便无法再被某个对象所包含。恐惧在其与对象的关系中，在其朝向对象的强度中，会因对象的丧失而被强化。我们可以把这种缺席描述为不完全在场，而不是像焦虑那样完全无处可寻。或者说，焦虑会附着于特定对象，而这些对象并非作为焦虑的原因获得生命，而是作为焦虑旅行的效果获得生命。在焦虑中，一个人的思绪常常在不同对象之间快速移动，而这种移动会强化焦虑感。一个人会想到越来越多值得焦虑的“事物”。从某个既定对象中脱离出来，使焦虑得以积累。换言之，焦虑倾向于黏附到对象上。因此，焦虑成为一种接近对象的方式，而不是像恐惧那样，由对象的接近所生产出来。恐惧与焦虑之间的滑移，正是由对象的“经过”造成的。

此外，恐惧与对象潜在消失之间的关系，比单纯与恐惧对象之间的关系更深刻。换言之，在恐惧中，处于危险之中的并不只是恐惧。对弗洛伊德而言，恐惧本身可能作为症状而发挥作用，即作为自我抵御危险的机制。在《抑制、症状与焦虑》（“Inhibitions, Symptoms, and Anxiety”）一文中，弗洛伊德重新讨论了小汉斯（Little Hans）个案。汉斯对马具有恐惧症式关系。弗洛伊德认为，这种恐惧本身是一种症状，它被“放在”另一种恐惧的位置上。后一种恐惧更加深刻地威胁着自我，即阉割恐惧。汉斯能够通过回避来“处理”他对马的恐惧，但他无法以同样方式处理他对父亲的恐惧。我们也许记得，在弗洛伊德关于无意识情感的模型中，情感本身并未受到压抑。受到压抑的是情感所附着的观念。因此，恐惧情感通过对象之间的置换而得到维持。

对象之间的置换也把这些对象联系在一起。这些联系并非由恐惧创造，而可能已经存在于社会想象之中。在弗洛伊德的模型中，对象之间的运动是心理内部的，并且向后追溯。它回指阉割（castration）这一原初恐惧。或者更具体地说，对象之间的横向运动，在这个例子中是马与父亲之间的运动，本身被解释为由一个观念的压抑所决定。而情感最初就附着在这个观念之上，即阉割的威胁。我则要提出，对象之间的横向运动把对象作为威胁符号黏合在一起，而这种运动是由多重历史塑造的。符号之间的运动并不以心理为起源，而是历史如何在当下保持活力的痕迹。

例如，我们可以思考，种族主义语言如何通过置换来维持恐惧，以及这种恐惧如何通过身体浮现出来。请看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黑皮肤，白面具》（Black Skin, White Masks）中的以下引文：我的身体被归还给我时，已经摊开在那里。它被扭曲、重新着色，在那个白色冬日里披着丧服。黑人是动物，黑人是坏的，黑人是卑鄙的，黑人是丑陋的。看，一个黑鬼，天气冷，黑鬼在发抖，因为他冷。那个小男孩在颤抖，因为他害怕黑鬼。黑鬼因寒冷而发抖，那种寒冷穿透你的骨头。那个漂亮的小男孩在颤抖，因为他认为黑鬼因愤怒而战栗。那个白人小男孩扑进母亲怀里说，妈妈，黑鬼要把我吃掉。

在这里，恐惧被感受为寒冷。它使身体因一种寒冷而颤抖，这种寒冷从身体表面进入身体深处，是一种“穿透你的骨头”的寒冷。恐惧既包裹着那些感受恐惧的身体，也把这些身体构造成被恐惧所包裹，仿佛恐惧来自外部并向内部移动。在这次遭遇中，恐惧并没有把身体聚合在一起。它并不是一种共享的感受，而是发挥作用以区分白人身体与黑人身体。白人儿童误认了黑人身体的颤抖，把它看成愤怒，并因此把它视为自己恐惧的“根据”。换言之，他者只有通过误认才被解读为令人恐惧。黑人他者又通过自己的恐惧反应回应这一解读，而这种恐惧是对白人主体之恐惧的恐惧。这并不是说恐惧来自白人身体，仿佛白人身体是恐惧的起源和作者。相反，恐惧打开了黏附于当下的过去历史。这些历史在关于“被吃掉”的童年幻想的反复演练中出现，而这些幻想又“承载”着社会规范作为关于他者的“真理”的价值，并使白人身体被构造成与黑人身体分离。

我们可以在这里注意到，恐惧做了某些事情。它重新建立了身体之间的距离，而这些身体的差异是从表面上读取出来的。这种读取同时生产了表面，如颤抖和重新着色。但这里非常清楚的是，恐惧的对象仍然是黑人男子。他开始把这种恐惧感受为自己的恐惧，感受为对其存在的威胁。恐惧并非来自主体内部，也并不驻留在其对象之中。我们并不是因为他者本来令人恐惧而害怕他们。通过恐惧符号的流通，黑人他者“变成”令人恐惧的对象。但是，这个例子是否表明，恐惧确实被包含在一个对象中，在这里即黑人男子？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对的。恐惧符号的流通确实会对某些人造成封闭，并为另一些人造成移动。在这里，恐惧被包含在一个身体中，而这个身体从此成为恐惧对象。事实上，白人儿童表面上的恐惧并没有导致封闭，而是导致扩张。他拥抱世界的姿态，体现在他如何重新把自己确立为在家之人（being-at-home），即通过母亲的拥抱“回到家”。被恐惧压垮的是黑人主体。这个主体害怕白人儿童恐惧所造成的“冲击”。他被封闭进一个占据更少空间的身体之中。换言之，恐惧通过某些身体的移动或扩张，限制另一些身体。

但是，这种封闭是符号之间运动以及身体之间运动的效果。这种运动依赖于既有的联想历史，即黑人、动物、坏、卑鄙、丑陋。换言之，正是恐惧在符号之间的运动，使恐惧对象能够在当下被生产出来，即“黑人是”动物、坏的、卑鄙的、丑陋的。符号之间的运动，使他者能够被赋予情感价值。在这里，他者被赋予令人恐惧的价值，而这种赋值依赖于一段“黏附”的历史。这段历史并不需要被明说。封闭只是暂时的。只要黑人男子是恐惧对象，他就可能经过。事实上，他“经过”的身体性可以与恐惧在符号之间的传递联系起来。正是运动强化了情感。如果黑人男子经过，他就变得更加具有威胁性。他的接近于是被想象为未来伤害的可能性。因此，恐惧经济发挥作用，以封闭他者身体。这种封闭的“成功”依赖于它的失败，因为它必须始终保持恐惧的根据开放。在这个意义上，恐惧虽然看起来指向一个对象，却仍然作为一种情感经济而运作。恐惧并不驻留在某个特定对象或符号中。正是这种不驻留，使恐惧能够在符号之间以及身体之间滑移。这种滑移只会暂时地黏附在一起。它发生于某个符号与某个身体的依附之中。符号通过把某个身体构造成恐惧对象而黏附于该身体，而该身体则承受这种构造，并被一种最终变成其自身的恐惧环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