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的现象学研究使他对这样一种现象深感着迷：注视某种鲜艳色彩然后移开视线，会诱发其互补色的后像：
“接近傍晚时我走进一家旅馆，一位体态端庄的年轻姑娘走了进来，她皮肤异常白皙，黑发，身穿鲜红色紧身短上衣。当她站在我面前不远处微暗的光影中时，我聚精会神地凝视着她。片刻后当她转身离去时，我看到面前白色的墙壁上出现了一张被明亮光线环绕的黑脸，而那个轮廓分明的人形的衣裙则显现为一种美丽的青绿色。”

在此，视觉的肉欲性（eroticism of vision）凸显出后像只有通过一种强烈而炫目的经验才能通达（在此还伴随着伴随视觉不稳定而来的对种族不稳定可能性的焦虑）。因为在通常情况下，“当目光从一个物体转向另一个物体时，图像的交替在我们看来是清晰分明的；我们并未意识到从最初注视的对象中获得的某种印记会转移到接下来的对象上。”相反，一个令人眩目的物体“会留下强烈而持久的印记”，并且其后像会伴随一系列色彩演变——从红到蓝再到黑。歌德解释说，在此过程中，“在受到强烈的外部印象之后，视网膜通过一系列振动恢复自身”。他特别热衷于追踪后像的各种持续时长——太阳的影像构成了这一时长的绝对极限。时间性入侵视觉的观念，依赖于将某种外力在视网膜上留下印记——一种只是逐渐消退的印记——这一概念构想。

布鲁斯特，普拉托和Gustav Fechner在研究后像时都因直视太阳而损伤了视力（普拉托甚至因此永久失明）。

布鲁斯特声称他可以通过闭眼来“刷新”后像，因为“外部物体的图像会抹去视网膜上的既有印记”。换言之，外部物体消灭了视网膜上的前序印记，以便为它自身的印记腾出空间。视网膜保留了印记，但仅是短暂留存，刚好足以与后续印记融合，从而使得“纯粹的当下”（a pure present）变得不可通达。

这种当下的不可通达性同样成为了哲学内部的主题。亨利·柏格森关于知觉与记忆的理论，在其表述上呼应了视觉生理学理论。后像理论预设了一种时间畸变（temporal aberration），即过去对当下时刻的不断入侵，眼睛在印记形成后无法立刻将其割舍、以及随之而来的两幅图像的叠印。在电影出现前夕及与之并行的时期，与后像在心理科学中的主导地位相呼应的，是哲学上对非线性时间性的执迷，并将其视作人类主体性最卓越的标志。柏格森的著作在这一维度上或许最为显著。

柏格森在《物质与记忆》（Matter and Memory）中强调了绵延（duration），等待，以及刺激（感觉）与反应之间的缝隙的重要性。知觉在其本质上并非主观的，而是寓于事物之中；它是外在于心智而非内在于心智的；它植根于实在界。然而，这种知觉只存在于理论之中，因为它不断被记忆所侵袭：

“这种与其对象相重合的知觉，与其说是事实，不如说只存在于理论之中：它唯有在我们被禁锢于当下瞬间之内时才可能发生。在具象的知觉中，记忆介入其中，而可感质的主观性恰恰归因于这一事实：我们的意识（它最初仅仅是记忆）将复数性的瞬间互相延展，并将它们收缩为一个单一的直觉。”

从这个角度来看，知觉仅仅是“回忆的契机”，“对我们而言，没有任何东西是瞬间发生的。在所有冠以此名的事物中，早已包含了我们记忆的运作。”

因此，人类的知觉经验在一种时间滞后（temporal lag），图像的重叠叠印以及过去与当下的不可分割之间为节点。就此而言，这是一种反常的时间性，一种无法被定义为瞬间之相继交替的非线性时间性。正如吉尔·德勒兹所言：“柏格森式的绵延与其说是由‘相继’（succession）界定的，不如说是由‘共存’（coexistence）界定的。”而这种奇特的时间性，在柏格森看来正是“人”的标志。

当视觉暂留被用来解释电影中的运动幻觉时，后像概念在其后随之带来的是瑕疵、匮乏、失效和疲劳的涵义。后像将人类的有限性与机器结合在一起——它变成了运动错觉的生物技术学支撑。19世纪关于后像的科学话语将其确立为一种反驳“视觉瞬时性”的证据。在视觉中，永远存在着一种铭刻（其证据存留在死亡的视网膜上，据推测被永久记录下来），因而在为接纳新印记而清空“石板”时总存在着一种延迟。这种延迟与印记和记录的隐喻，以及该过程中所涉及的时长紧密相连。这里攸关的是对当下的稳定表象是否可能的问题。在后像理论内部，那些在我们看来是瞬时即逝的，没有时长的——准确地说，即“当下”——实则被延迟所撕裂。对于人类主体而言，在根本的生理学层面上，过去与当下的图像是难分难解的。一方面，这种理论促使人们承认当下浸润着过去（普鲁斯特和柏格森的记忆理论）；另一方面，并且是与此同时，促成了一种对瞬时性的狂热执迷，执迷于孤立和分析瞬间，执迷于当下的可通达性（马雷，麦布里奇以及未来主义者）。

乔纳森·克拉里对后像的分析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后像的理论化使人类视觉受制于时间性与生理具身性（physical embodiment）。最重要的是，后像表明了视觉是可以与任何指涉物概念相脱离的：“对后像的特权化强调，使得人们能够将感官知觉构想为切断了与外部指涉物的一切必然联系。后像——即无刺激情况下的感觉在场及其随后的调制演变——为自主视觉（autonomous vision）、为一种在主体内部并由主体自身产生的视知觉体验提供了理论与经验上的证明。”此外，后像对视觉时间化的坚持表明，观看的行为与“人在时间中所体验到的自身主体性的流变过程”不可分割。这种主体性与视觉的结盟，与1500年代末至1700年代末统治视觉领域的暗箱模型中观察者的去肉身化（decorporealization）截然对立。

在克拉里的论证中，将视觉视为运作完备的暗箱功能的思维方式，与将视觉视为与肉体和时间性相连的生理现象的思维方式之间的断裂，正是标示着现代性诞生的历史断裂。他认为，视觉日益加深的肉身化与主体化导致了其日益加深的抽象化。作为主体的一种属性，视觉与指涉领域脱钩，从而向特定的社会规训与操控敞开。在克拉里看来，这正是现代性的工程所在——使主体适应由稍纵即逝的图像，可交换性与流动性所构成的新现实。在此，现代性被定义为符号与商品的流动，以及“海量新型视觉意象与信息的流通”。归根结底，对克拉里而言，现代性与作为审美运动的现代主义都是反指涉的。

档案将拓展并补充人类的视觉。正如雅克·德里达所指出的，若没有根本的有限性（radical finitude），就不会有档案的热望（archive desire，亦译作档案热）。尽管德里达将这种有限性与不仅限于压抑的遗忘（以及破坏性的死亡驱力）联系在一起，但在后像的案例中，根本性的有限性并不是遗忘，而是由于图像的滞留而未能/无法通达当下。图像累积并相互干扰。档案是对抗时间的一种保护形式，但在19世纪，它进而变成了一个难题，因为彼时攸关的是“将时间本身档案化”的问题（摄影，时间中的运动研究——马雷，麦布里奇——电影）。对瞬时性、瞬间、当下的执迷，导致了一种将“在场”（presence）档案化的自相矛盾的欲望。因为凡是能够被归档的事物，都会丧失其在场性，立即沦为过去。因此，被归档的与其说是一个物质客体，不如说是一种经验——关于当下的经验。而且，既然当下是时间中偶然性（contingency）的标志，19世纪的档案问题便参与到了关于偶然性的认识论博弈之中。如果后像阻断了视觉通达当下的途径，而这种失效又是人类有限性的标志之一，那么问题就在于：如何生产并维系一种档案技术，通过成功再现当下，来补偿甚至否定这种形式的有限性？电影正是参与了这种强迫冲动。

与柏格森不同， Souriau援引后像并不是为了证明过去对当下的入侵，而是指出过去被当下所吸收，通过延长当下的跨度使过去瞬间“在场化”（presencing）。视网膜上铭刻下的“实际图像”是与记忆相对立的：“由于发光知觉的时长，物体字面上描绘出了自身的轨迹，并通过在我们这里留下的不仅是记忆，而且是一幅实际图像——对其连续位置的持续追踪，从而使我们能够极好地理解其本质。”在此，对时间中运动的感知具有索引符号的性质，并迫使过去成为当下经验的一种形式。

正如Marta Braun指出的，讽刺的是，对机器和现代技术总体上表现出极大热情的未来主义者，却偏爱绘画、雕塑、建筑这些传统的、占据等级统治地位的艺术门类。尽管如此，并与其宣言中充斥的无数矛盾一致，未来主义者拒绝了这些传统艺术在文化上公认的档案机构；F. T. 马里内蒂（F. T. Marinetti）在1909年的原始宣言中第十条主张：“我们将摧毁博物馆、图书馆、各种类型的学院。”他进而宣称：“博物馆：墓地！……确实一模一样，在那么多彼此素不相识的尸体间存在着邪恶的混杂。”博物馆窝藏着过去的沉重包袱，窝藏着无数历史的僵死尸体，这些只会让拥抱当下的年轻未来主义艺术家窒息。对同时性、瞬间、当下时刻的赞美，导致了消灭过去和消灭文化记忆建筑物的欲望。然而，在对布拉加利亚及其摄影作品的谴责中，这种反档案的冲动被延伸到了摄影与电影这些新兴的档案技术上。充满讽刺意味的是，未来主义者偏爱一种前现代的形式（绘画）来表现瞬间那种奇异的易逝性。

索引符号“可以说抓住了我们的双眼，并强行将其引向某个特定对象”。索引符号总是指向单一物——单一单元、个体、独一无二的事件。它们通过“盲目的强迫”将注意力引向对象。索引符号的功能是纯粹的指示、外延，它主要用作对存在的确认。它在语言中将痕迹留存在空洞的能指“这个”之中，随时准备承载任何单一实体。“这个性”、指涉性与偶然，连同将当下瞬间视为间断点的观念，在皮尔士的理论中合为一体。所有这些都是摄影图像的属性。尽管据我所知，皮尔士从未写过关于电影的文章，并且对摄影也仅有只言片语的提及，但摄影图像及其表象逻辑却始终纠缠着他的哲学步骤，并为他的话语中的张力与矛盾提供了底色。索引符号，既是符号又非符号，悬置在符号过程的门槛上；偶然对抗着法则，却又巩固了法则；当下瞬间——因沉没在巨大的时间连续统中而不可通达——却作为构成现代性可能条件的纯粹间断点而变得唾手可得。

借由摄影，瞬间得以被理清解开。作为皮尔士所谓的当下的间断点可以被捕捉下来——正如安德烈·巴赞（André Bazin）所说，被“木乃伊化”（embalmed）。照片将时间中的一刻孤立出来，并将原本稍纵即逝、无法归档的瞬间雕刻铭记下来。正如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在其1927年关于摄影的论文中指出的那样，照片“必定在本质上与其得以生成的那个时间时刻相关联”。但克拉考尔将这种对某一时刻空间构型的机械保存，与真实的记忆和历史进行了对比，后者只分离并存储与真理相关的具有重大意义的时刻。根据克拉考尔的观点，摄影的问题在于其意义的匮乏，它与纯粹偶然性的关联，以及它的脱节破碎：“摄影档案以假象汇聚起从意义中异化出来的自然的最后残片。”画报杂志累积了这些被剥夺了有意义语境的时刻，在其中，“世界变成了一个可供拍摄的当下”。

然而，尽管照片一直与这种“仓储”当下的狂热欲望联系在一起，但它更频繁地与一种对“过去性”的无情断言联系在一起——即“此曾在”（that-has-been）。在瞬时摄影（抓拍快照）中，人类视觉中通过后像机制模糊在一起的各个瞬间得以被分解剥离，但在这一过程中，它们不可避免地变成了过去。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将照片分析为“这里”与“那时”的奇特交汇：“我所看到的曾经在此，在这个延伸于无限与主体（拍摄者或观者）之间的处所；它曾经在此，然而立即被分离开来；它曾经绝对、无可辩驳地在场，然而已经被延宕推迟。”对巴特而言，照片顽固的索引性与观众的这样一种认知相联系：对象曾经在那里，在照相机前面，而图像携带着它的痕迹。但他同时也声称，在电影中，摄影的“此曾在”让位给了事物的“此在”（being-there）。观众总是将电影体验为现在时态，而在巴特看来，正是这一点赋予了电影一种摄影所不具备的“更具投射性也更‘具魔力’的虚构意识”，而摄影则被锁链拴在过去粗暴的既成事实之上。克里斯蒂安·麦茨赞同关于电影便于观众投射的这一评估，并进一步论证道：观众对电影非同寻常的情感与知觉参与，与电影基于其在场模式而产生信念（逼真感/现实印记）的能力密切相连。而这种体验当下的感觉归因于运动的表象——“观众总是将运动视为当下的存在（即便它复制的是过去的运动）”。对于观众来说，运动的图像就是“在此”与“现在”。似乎可以这样理论化：摄影被视作孤立当下时刻的表象（观众必须将其体验为已经过去的时刻），而电影表象则生产出了关于“在场”的观众体验。

但是，人们必须立即补充指出：在电影中，由于其可归档性以及随之而来的历史性的侵入，现在时态也存在某种不稳定性。一旦人们意识到一部影片可以被重温——即这种在场的体验可以被重复——它就变成了一份记录，更准确地说，是一份特定的历史记录（记录其自身的演出，其在文化史中的位置，其对某一事件的生产/保存）。在1990年代观看一部亨弗莱·鲍嘉（Humphrey Bogart）的电影，其体验无疑与在1940年代观看同一部电影截然不同（1990年代的观看附加了一层历史性带来的战栗快感）。Michael Chanan认为，电影对我们的历史感产生了激进的影响。电影向人们揭示了世界上此前遥远而无法企及的各个层面与事件；它使它们变得触手可及，但与此同时又经过了中介：“因为一台照相机恰好记录了它们，胶片所面对的那些时刻因此成为了某种全新秩序的历史时刻。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电影将当下转变成了一种即刻的历史（immediate history）；它从当下中铸造出历史。电影因此是一种全新的生产人类知觉的方式；也就是说，它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观看方式。”但是，如果假设电影记录下了随后变成历史的中立时刻，就等于假设了装置本身的某种透明性。更准确的说法是：摄影与电影生产出了一种承载着历史性的当下时刻之感，与此同时，它们又助长了我们能够通达纯粹在场与瞬时性的信念。正如德里达所指出的：“凡不再以同样方式归档的，就不再以同样方式被经验生活。可归档的意义，也预先被负责归档的结构所共同决定。”

在题为《关于长镜头的观察》（"Observations on the Long Take"）的论文中，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分析了电影中现在时与过去时之间的复杂关系，聚焦于对著名的亚伯拉罕·泽普鲁德电影（Abraham Zapruder film）——记录肯尼迪遇刺的8毫米胶片——的考量，这部影片或许已成为卓越的被拍摄的历史时刻范例。在帕索里尼看来，现实是一种我们尚无完备符号学与之对应的语言，他声称现实唯有在其发生之时并从单一视点才能被感知。长镜头复制了这单一视点，向我们呈现发生之时的现实。因此，长镜头永远处于现在时态：

“现实在其发生时被看见和听见，永远处于现在时态。
长镜头作为电影的基础与原初元素，因而处于现在时态。
因此，电影‘再现了当下’。电视直播是发生在当下的事物的范式性再现。”

从这个视角来看，在泽普鲁德影片的每一次放映中，肯尼迪将永远，一次又一次地在现在时态中死去。对帕索里尼而言，正是蒙太奇将长镜头的绝对当下转化为了过去——蒙太奇借用Channan的术语来说，将当下翻译为了“即刻的历史”。尽管帕索里尼将电影（cinema）定义为“当下的再现”，然而，“一旦蒙太奇介入，当我们从电影走向影片（film）……当下就变成了过去：出于电影学的（cinematographic）而非美学的理由，这一过去永远以当下模式呈现（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历史现在时）”。对帕索里尼而言，使电影话语成为过去时的并不是其可重复性，而是话语内部的某种东西——即剪辑（cut），它协调了两个独立的在场，并将它们重新构形为一个历史性的、也就是有意义的当下。他甚至更进一步宣称，剪辑等同于死亡，在个体传记的层面上，死亡将“我们那无限、不稳定、不确定因而在语言上不可描述的当下，转化为清晰、稳定、确定因而在语言上可描述的过去”。对帕索里尼如同对克拉考尔一样，当下时刻充斥着偶然性，因而充斥着无意义（meaninglessness）。在长镜头中，电影化身了鲜活现实的无意义性。剪辑，如同亥姆霍兹刚死尸体的死人眼睛一样，将图像固定了下来。

但是，如果历史现在时不是一个可以被成功归档的当下，那它还能是什么？现代性中攸关的，不仅如克拉里所论证的那样是一种流动、流通与加速交换的逻辑，更是一种档案的逻辑，尤其是时间的可归档性逻辑。摄影将当下时刻呈现为过去；电影将当下转化为即刻的历史（历史现在时）；两者都致力于处理“将当下档案化”这一充满问题与自相矛盾的任务。对当下和瞬时性的执迷，在这一时期的广泛话语中清晰可见——在未来主义者、苏里奥与波德莱尔的美学、马雷、麦布里奇与皮尔士的话语中皆是如此。难题变成了如何理论化瞬间，如何思考其表象的可能性。面对当下看似不可避免地被过去所污染，人们如何能够维系“当下的可通达性”——将其作为对现代性至关重要的纯粹出发点？在这一方面，现代性与所谓后现代性之间并不存在激进的断裂。对不可能的瞬时性的迷恋依然伴随着我们，甚至可能更为执拗，并由一连串不断涌现的新表象技术——摄影、电影、电视、计算机——所佐证，这些技术似乎使瞬时性更充分地处于我们的掌控之中。电视对灾难“现场直播”（live）报道的痴迷——灾难作为偶然性、机遇、瞬时性的终极再现——正是这种将当下作为表象极限的持久关注的症状体现。

电影诞生于一个围绕偶然性，决定论与意义展开激烈博弈的时代，它同时体现了这两种认识论。在其主导性的历史演进中，电影变成了偶然的叙事化、当下的历史化。它所带来的巨大愉悦与迷恋，毫无疑问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偶然性的诱惑、其指涉性的许诺，并因而归功于其通达当下的途径。然而，这样一种诱惑与许诺本身携带着无意义的威胁。在叙事中，与资产阶级个体观念相联系的偶然性、单一性与独特性，能够与由其必死性所担保的意义捆绑在一起。皮尔士所赞叹的世界多样性与繁复性的全部美丽与迷人，皆可成为上演这种意义的壮丽而肉欲的背景幕布，成为受到节制之可能性的场域。偶然性的诱惑、对一个万事皆有可能发生的当下时刻的迷恋，得到了安全的调配与安置。当下——作为时间中偶然性的标志——由此被塑造成了可忍受，可阅读，可归档，并且尤为重要的是，令人愉悦的存在。

齐泽克：爱情，发生在幻象崩塌之后

在他看来，爱情不是寻找能够填补自我匮乏的客体，不是一场条件匹配的双向适配，而是一次穿越幻象的决断，是直面人与人之间本体性的裂缝之后，依旧选择朝向他者的行动。爱情自带失衡、断裂，甚至灾难般的破坏性，舒适的合拍仅仅是爱情的开端，远非爱情本身。

一、爱情幻象：我们爱上的，往往是自己建构出来的崇高客体

齐泽克沿用拉康的精神分析框架提出，欲望始终由幻象支撑，我们坠入爱河，首先是坠入一套自我编织的幻象。所谓崇高客体，并不是对方本身就具备完美的特质，而是我们将自身内在的匮乏、未被实现的期待、对完满的幻想全部投射到他人身上。对方变成一个载体，承载我们对救赎、慰藉、完整自我的全部渴望。这就解释很多亲密关系的开端：我们为一个人着迷，很大一部分迷恋来自幻想的加持，我们看见的不完全是真实的他者，而是经过欲望加工之后的形象。

幻象本身不是骗局，它是欲望得以运转的必要条件。没有理想化的投射，很难产生浓烈的爱慕。但幻象自带致命的局限，它需要回避对方身上那些粗糙、矛盾、无法被我们消化的“实在界”部分。为了维持幻象，我们会下意识筛选对方的特质，放大共鸣，忽略分歧，刻意回避那些会打破美好想象的细节。当代的情感环境更是在不断加固这种幻象：婚恋软件把人拆解成标签与参数，我们依照自己的偏好筛选对象，追求三观、审美、趣味的高度重合，试图找到一个最大程度契合幻想的人。

齐泽克在这里抛出尖锐论断：倘若你爱一个人拥有充足的理由，那这并不是真正的爱。我喜欢你因为你温柔、有趣、和我爱好一致，这种建立在条件之上的爱慕，始终是有前提的。一旦这些理由消失，爱意就随之摇摇欲坠。以理由为地基的亲密，爱的不是对方独一无二的存在，而是对方身上能够满足我的那部分属性，只要出现另一个具备同等甚至更优条件的人，这份情感就可以轻易转移。很多人混淆了“彼此适配”和“爱”，合拍可以制造愉快的相处体验，却无法构成爱情最核心的内核。

二、不存在性关系：相爱永远无法消弭主体之间的鸿沟

拉康的命题“不存在性关系”被齐泽克反复阐释，这是理解他爱情观的基石。这句话无关生理层面，指向存在论的事实：两个主体永远不可能完成彻底的融合。无论多么浓烈的爱恋，也无法抹平人和人之间根本的隔绝。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完整进入另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完全读懂对方全部的隐秘、创伤与欲望，彻底的灵魂合一本身就是一种幻想。

我们常常把爱情的目标设定为消除隔阂，追求全然透明、毫无秘密的亲密。于是在关系之中，我们执着沟通、渴求共情，一旦出现无法互相理解的时刻，就会认定感情出现危机。可在齐泽克眼中，隔阂不是爱情需要修复的bug，而是人与人相处的固有底色。再深刻的联结，也保留着彼此无法抵达的幽暗领地。暴力有时恰恰伪装成爱：当我们执着要完全读懂、同化、改造对方，强迫他者贴合我的认知框架，便是一种温柔的精神施暴，我们拒绝接纳他者的陌生，只想把对方改造成我的世界可以容纳的模样。

这也衍生出现代普遍的“双人孤独”困境：两个人共享生活空间，维持恋人的身份符号，拥有大量共同回忆，可彼此最核心的欲望已经分道扬镳。外在关系形态完整，内在精神却彼此隔绝。人们依旧陪伴、忍让、履行恋人的义务，却不再真正回应对方独有的欲望。很多关系不是毁于剧烈争吵，而是陷入这种安静的双人孤独，靠着过去的幻象与社会习俗勉强维系。

三、爱的事件：爱是一场打破自我秩序的例外与灾难

齐泽克提出爱的事件，真正的爱是一场突如其来的事件，它会打乱你原本安稳的生命秩序，它不是精打细算权衡利弊之后做出的最优选择，而是一次无条件的决断。爱具备例外性，它区别于普世的善意与温柔，我们平等善待周遭众人，但爱情是独一份的挑选，在茫茫人海之中唯独将某个人提升到特殊位置，这份选择打破世俗的价值标尺，制造出自我世界内部的失衡。

这也是为什么齐泽克会说，真正的爱近似一场灾难。它不是安逸的互相抚慰，它会动摇旧的自我，逼迫我们走出固有的认知舒适区。幻象式的爱情是希望对方适配我；而爱的事件，意味着我的整个存在都因为他者发生震荡。它会暴露我的脆弱、我的偏执，击碎我原本完整的生活规划。很多人畏惧真正的爱情，恰恰是惧怕这份扰动，比起迎接充满不确定性的他者，我们更愿意停留在安全的幻象之内，守护好原本安稳的自我。

需要厘清的是，灾难不是指互相伤害、内耗折磨。这里的“灾难”指向对自我封闭性的瓦解：我不再固守自我的全部边界，允许一个异质的生命闯入我的世界，甘愿承受理解的失败、差异带来的刺痛，接纳关系之中一切不可控的风险。追求舒适安全的匹配，恰恰在回避这份爱的事件，我们想要的是一个不会扰乱我的伙伴，而不是一个会重塑我的他者。

四、穿越幻象：在认清全部裂缝之后，依然做出爱的决断

幻象是爱情的起点，却不能是爱情的终点。齐泽克最为核心的概念穿越幻象，是亲密走向成熟的关键一步。所谓穿越幻象，不是彻底抛弃所有理想化感受，变得冷漠现实，而是剥除自己投射上去的幻想滤镜，直面对方全部的实在：看见他的自私、局限、矛盾，看见那些并不美好、无法被美化的部分，看清我们之间永恒无法消弭的鸿沟，却依旧选择朝向这个人。

穿越幻象之后，爱不再建立在“你完美契合我的期待”之上。我们不再幻想对方能够救赎我的匮乏，不再把恋人当成填补人生缺口的工具。我们接受对方是一个分裂的、不断变化的独立主体，他不必完成对我的拯救。爱意不再依附一系列条件、理由、标签而存在，即便那些吸引我的特质褪色，即便现实带来重重阻碍，那份朝向他者的决断依旧留存。

阮郎归・耒阳道中为张处父推官赋／宋・辛弃疾
山前灯火欲黄昏，山头来去云。
鹧鸪声里数家村，潇湘逢故人。
挥羽扇，整纶巾，少年鞍马尘。
如今憔悴赋《招魂》，儒冠多误身。

贺新凉・梅／宋・俞国宝
梦里骖鸾鹤。
觉三山不远，依前海风吹落。
浮到五湖烟月上，刚被梅香醉着。
粲玉树、轻明疏薄。
十万琼琚天女队，捧冰壶、玉液琉璃杓。
来伴我，荐清酌。
恍然梦断浑非昨。
问溪边竹外，新来为谁开却。
无限冰魂招不得，拟把离骚唤觉。
待抖擞、红尘双脚。
万里瑶台终一到，想玉奴、不负东昏约。
留此恨，寄残角。

三年别／唐・白居易
悠悠一别已三年，相望相思明月天。
肠断青天望明月，别来三十六回圆。

南歌子／宋・张元干
远树留残雪，寒江照晚晴。
分明江上数峰青。
倚槛旧愁新恨、一时生。
春意来无际，归舟去有程。
道人元自没心情。
楚梦只因沈醉、等闲成。

《安吉拉·卡特的精怪故事集》

安吉拉·卡特
4个笔记

睡王子

◆ 2026/09/23发表想法

我擦。

原文：众人都认定姑娘是对的，于是处死了老太婆。
他们把老太婆的骨头做成短梯，供姑娘爬到床上。姑娘把老太婆的皮做成地毯，铺在地上，又把她的头做成盆，好在里面洗脸。
就这样，姑娘嫁给了王子。这是她的宿命。


有五头奶牛的小老太婆

◆ 她回到家朝卧室里望，只见里面坐着一位少女，眼如玉髓，唇如暗石，面色好像浅色的石头，眉毛犹如两只互相伸着前爪的黑貂。透过她的长裙可以看见她的身体，透过她的身体可以看见她的骨骼，透过她的骨骼可以看见水银般蔓延的经络。那株植物变成了一位美丽得无法形容的少女。


注释：第八章至第十三章

◆ 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认为最不祥的意象莫过于雏菊上的血迹。雪地上的鲜血则更直接地触及了人们的内部感官。渡鸦、鲜血、白雪——在北欧故事中，这些元素代表了无法满足的欲望。

◆ 罗姆母亲的举动部分是出于怜悯，因为在罗姆不知道的情况下，他的心上人弃他而去；所以最后是小伙子自己可怕地死去，他结果了自己的性命，唱着：我进入了自己钻出的大腿，我的力量回到它发源的地方（第27页）。

-- 来自微信读书

■《安吉拉卡特的精怪故事集》⭐⭐⭐⭐

收集了很多故事，没想到还看了挺久（虽然是零零散散地看点睡前故事）。都是安吉拉卡特收集的各地小故事，收集来的所以没有改编，也就没有安吉拉卡特特有的阴暗华丽文笔，不过还是很有意思。风格和你能想象的各类非子供向改编童话一样。适合随便看看，挺好玩。
世界各地非子供向的格林童话一千零一夜蒲松龄小故事酉阳杂俎小故事之类的，因纽特人的故事在其中最为猎奇( ﾟ∀。)

《卡拉马佐夫兄弟【上海译文出品 著名翻译家荣如德经典译本】（套装上下册）》

荣如德
28个笔记

一 费奥多尔·巴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

◆ 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甚至恶人，要比我们想象中的他们幼稚得多、天真得多。其实我们自己也一样。


四 老三阿辽沙

◆ 不过，你去吧，上那儿去找到了真理，就来告诉我。离开人世去另一个世界的时候，如果确实知道那里是怎么个样子，心里终归要好受些。再说，到修士们那儿去也比在这儿跟一个老酒鬼和小娘们待在一起体面些……尽管你是个天使，什么也不能使你动心。想必，那儿也没有什么能使你动心，我之所以允许你去，就指望着这一点。你的智慧没让魔鬼吃掉。你像一团火，烧上一阵子也就熄灭了，等治好了病会回来的。我将等着你，因为我觉得你是世上唯一不责骂我的人，我亲爱的孩子，这一点我感觉得到，我不可能感觉不到这一点！……”他甚至抽抽搭搭哭了起来。他容易动感情。他心地邪恶，感情脆弱。


五 长老

◆ 他部分地已经是当代青年，也就是说，禀性正直，渴求真理、寻觅真理并且信仰真理，而一旦有了信仰，便切盼立刻全心全意地投入，切盼迅速干一番大事业，为此必定愿意牺牲一切，乃至生命。不幸的是，这些青年并不懂得，在很多情况下，舍身也许是所有的牺牲中最轻而易举的，而从自己风华正茂的生命中拿出五六年来埋头苦学，做点学问，哪怕只是为了十倍地增强自己的力量，以便为他追求的真理服务，为他心向往之并且引为己任的大事业服务，——这样的牺牲对于他们中许多人来说几乎完全做不到，实际情况往往如此。

◆ 他十分清楚地懂得，俄国老百姓饱尝劳累和忧患之苦，尤其是一贯遭到不公正的待遇，一贯身受自己的和人世间的罪过折磨，他们最大的需要和安慰莫过于目睹一件圣物或一位圣者，对之匍匐膜拜。“如果说我们周围是罪过、不义和诱惑，那么地上某处终究有一位圣者贤人；他那儿有公道正义，他知道真理；这就是说，真理在地上不会消亡，那么它总有一天会来到我们身边，像预言所许诺的那样统治整个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