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问官的争辩


法官走后，问官有点不高兴，但未发火。
他说，我和法官的谈话，既不礼貌，也不合乎事实。


他说，他们按法律办事，我应该相信苏维埃政权和法律。
我说，我没有什么不礼貌。至于合乎事实与否，他走了，没有同他谈。现在我可以问他(问官)。对法律，我不能相信或满意。我现在不怕因此扣上反苏维埃政权的罪名。过去我亲身经历过。现在我在怀疑。在此已一个多月，我不知为什么逮捕我。

我具体问了问官一下：“过去已处理过的，是否仍可逮捕？”
问官说，我被捕的原因，将来总会知道的。已处理过的，不能再捕人。如果找不到罪行，可以释放我。
我说，被捕的原因可能有，但根据是不会有的，现在我就知道。释放的话，我不敢抱任何幻想。听说俄国有句俗话，监牢的门窄得很，进时容易出时难。我亲身验证过，问官不敢作出释放人的结论，也没有人敢批准这个结论。
他说，这种看法不确切。我说事实胜于雄辩，问官举不出释放人的例子，也不能怪某个问官，他个人也可能无能为力。有些人今天处理别人，过些时候也可能自己成为被处理的对象。这话，我今天说的是空的，无济于事，我处于这个漂泊的低潮，被冲来冲去。问官不能帮助我，如果对我不多加枝节，比较实事求是，我就很感谢了。法官只起签署的作用，他也不能干出更多的事，不论他怎样想。正是“命运在捉弄人”！


问官听后耸了耸肩说，不谈这些事了，谈具体事吧。
我提到让他给我书看，允许给妻子写信，和妻子见面。他说，在这里不能看书，以后可以考虑。让我看报已是破例了。写信及和妻子见面问题不大，问题快结束了，结束后，他们将通知她，让她来。

最后的一次提审


在七月二十日左右的一次提审中，问官费德伦柯向我说，问题可以结束了，问我有什么问题。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次提审了，他不问我也要问他的。

我说：“我的问题或罪过是什么？是否要经过法庭？”
他说我没有什么罪，过去的事是过去了。在乌拉尔阶段没有什么事。将来是否经过法庭，现在还不知道，得报上级研究一下。
我说:“这就矛盾了，既然我没有罪，为什么不能定是否经过法庭？难道能审判无罪的人？现在不知道，要报上级是否报oco(特别会议)？”
他说，没有什么oco。
我说，什么时候取消了oco,没有oco了，由谁来解决？我希望问官能给我说得具体一些，将来究竟要我怎样？能有什么处分？我不抱幻想，但也不要瞒我！
他说，在提审过程中也谈了不少，他可以比较具体地说一些，我没有什么大问题，也没有罪，但乌拉尔地区是个重工业基地，我过去曾有过问题，受过处分，现在国际环境正好，为了国家安全起见我及我这样的人，需要换一个比较远的地方工作生活。这是他所能够告诉我的最具体彻底的事了。
我说，既然如此，为什么要逮捕我，再次经过监牢，给我以痛苦。如果需要换个地方，由民警局通知我一下，我安静地收拾一下换个地方就行了，为什么要现在这样干？
他说，对我这样的人，还是要审查一下，至于为什么这样作，不是象我们所说的那样，这是上级命令，他们是执行者。他说，他对我说的这些话，已经超出了他该说的范围。希望我不要再追问其他的事了。他在这两个月和我打交道的过程中，尽可能不给我更多的不快，但只能到这种地步他说，要我相信，两个月来一直是这样的。


我想可能是流放了。他们有权，权就是法律，就是根据。我只好逆来顺受了。从此结束了审查阶段。

>>Po.1445522
（↑中间这句“从来没有什么OCO。”有点恐怖......）
（整个组织突然“消失”了。明明是把作者第二次害进牢狱的东西，作者第二次被捕时，遇见了那么多人、那么多囚车，辗转那么多监狱，无数人的性命，一切都是因为OCO。现在却突然说，从来没有过这个组织。就像玩笑一样消失了......）

>>Po.1445523
（↑又看了一遍，问官的意思好像只是“没有”，不包含“从来没有”(Never)的意思。只说了一个普通的否定句。）
（但就是这个否定句也挺令人胆寒的，明明就有，亲眼让无数人坐牢，无数人死去，怎么说没有......如果不能说，至少也可以沉默或者直接坦白这个不能说，怎么会说“没有”，再保密也不应该是直接让一个组织蒸发消失啊......）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大牢情况


过了不几天，在七月底，我坐了“黑乌鸦”囚车，路上什么也看不到，被拉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大牢，在那里耐心地等待上级的决定。
这个大牢的情况，和以前呆过的莫斯科及弗拉基米尔大牢大致一样，即在饮食居住的条件比较差，但自由性却大的多的。


书虽然不多，还是有一点可看，下棋，晚间讲故事，作报告，白天互相讲笑，有时还可以非法地弄到报纸看，什么都可议论，有巡回医生，时间过的快得多了。俄国人的特点，有点随遇而安，以为命该如此或听天由命，悲观发愁的人，倒是极个别的。
每天有半小时的放风，也较随便，还可以作操，跳跳，不象别处那样严。因此，时间过得快。

只是监房超员，又值七、八月正热的时候，两边通铺睡不下，后去的人只得睡在地上，但由于地板是水泥的，睡了几天就有好几个人病倒了，我去后，幸好有一个人将大皮袄给我当视子，所以还好。从九月起，天不那么热了，便都可以挤到通铺上去了。
人员经常在四、五十之间，正常情况仅二十四、五个人，还是可以的。在那里我一直呆到十一月初，前后共三个多月，才算得到了流放的通知。


在这三个多月的时间内，所见所闻的情况可多了。
下面仅摘述几点：

大牢内人员情况


大牢内的人员流动不太大，一般在那里要住三个月左右，也有较长一点的。


在这四、五十个人中，大致可分为三部分人，比较多的是二十、三十几岁的年纪轻一些的，是各种刑事犯及生活犯，如盗窃、失职、贪污，还有个别杀人犯。
当然，属于这类的也有年纪大一些的。但没有或很少如1937年那样的言论犯，由于说了什么话，而被定为反革命的。


第二部分人数较少，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关的，如通敌、叛国、侦探嫌疑，算是政治犯了，还有几个从中国回去的原白俄侨民。在三个月里，仅在我的牢间内，我就遇到了四、五个白俄侨民。
据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从1946年起，苏联政府号召在中国的俄侨回苏联，不咎既往，只要愿意回去的，一律以苏联公民看待，安排工作。不少人回去了，也安排了工作，有的全家回去了。但从1948年底1949年初，陆续不断地对他们进行逮捕，就象1937年对中东路的原工作人员那样。在这几个人中，是从哈尔滨、青岛、上海回去的。

他们大都是商人，比较特别的，是一个从哈尔滨回去的年轻人，才二十岁，未结婚，父母还未被捕，一个是从上海回去的，已四十多岁了，据说他在上海怡和洋行(英国人的)工作，能讲英语，也略懂中文。
他谈到中日战争时，中国军人的叛国卖国行为，说美国从远地，经过印度、缅甸、云南空运到四川的汽油，被他们用船私运到上海汉口，卖给日本空军，用来反对中国。说在武汉失守时，苏联曾派了一个空军志愿军大队在武汉附近反对日本空军很有效，后来日军勾结中国守卫这个空军大队的军队，夜间袭击驻地，从此，苏联不再支援了，日本空军得以任意空袭。

这些白俄的罪名，大部分是叛国、间谍等，是缺席判决，即oco(特别会议)那样的机关处理的，刑期都是不少于十年的。
他们的怨言不少，说是受骗了。


第三部分人也是比较少数，但也有好几个人，是和我一样的，在1937年被判过刑而未死的，1946年释放的肃反扩大化的受害者，是原判为五年而呆了八、九年的不幸的人。今天又倒了霉。
真是岂有此理。这样的人，前后有十来个人。


经过我们的相互谈话，交换意见，大家得出了几点共同的看法：

1.这又是一个运动。不管过去有罪无罪，释放后怎么样，都得移民，这是上边的命令，是无可奈何；
2.仍然是由oco判决，即莫斯科特别会议；
3.流放地点是西伯利亚，人口稀少的地方。曾经有人就这样被送走了。

我们这样人中，有几个值得略为提一下：


一个瘸子原是莫斯科的党的工作人员，入党较早，1937年判刑五年，在沃尔库特时，曾和鲁也参相识，很能说，腿是在煤矿中受伤才成为瘸子的，妻子仍在莫斯科，释放后不能回那里落户，只得在离莫斯科一百多里的地方落户口，而常住在莫斯科，他曾讲过小人物搞贪污的情况。
后来，他到乌拉尔走亲戚，又被捕了。


一个医生也是1937年被捕的，是很高明的外科手术大夫，是亚美尼亚共和国的“御医”，在第一次劳改期间由于是一个大医生，没有受折磨，还保养得很好。
后两次在牢内作演讲，讲生理及手术。


一个哲学兼历史学教授和我们情况一样，为人很开朗，修养也好，还保持了好身体。他对中国革命及历史情况很熟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发表了很多有关中国的材料，如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他都很了解及分析得很好。他经常鼓励我，说我将来一定能回国。


其他还有几个知识分子，如工程师、建筑师、教员也是这样情况，和我的关系也不错。

>>Po.1445526
（↑[ TдT]终于有集体讨论了......。）

（跟作者一样的“第三类人”看起来都很有入狱经验了，此处肯定了OCO不会轻易消失，这次坐牢仍然是由OCO判决的。）
（因为是纪实文学，其实我不是很想知道OCO这顶笼罩在万人透顶的乌云是如何运作的，我只想作者平安无事，然后快点回国......。人能没事就好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我很快知道了。

这也是意中事，只是时间上的先后而已。大家也都议论过。我一方面很高兴，另一方面对自己的命运也很悲愤，但是人多了，也只是谈一谈而已。但总的说来，我的希望还是增加了，相信将来总有可能回国。苏联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驱逐蒋介石政府驻莫斯科大使的消息，也同时发表了。

我大下象棋

到大牢后不久，我就和一些人熟悉了，特别是过去和我同命运的人。而这些人差不多都会而且好下棋，这是在狱牢中消磨时间的最好方法。所以，牢里下棋成了风，时间更过得快。
过了一些时候，我们曾组织了一次象棋比赛。参加的有十几个人，有东西的拿出一些来吃，如白面包、糖、黄油等。我聚精会神地参加了比赛，经过几天的比赛，我居然得了头奖，还吃到了一些东西。


大牢中的其他案件

其中有比较特殊的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乳品管理处的大贪污案。据说受牵连的有几十个人，他们中间的头头，即是州管理处的负责人。听说，他们的头头曾提出拿一百万卢布给法官等一批人来勾消这个案子，而法官等要求二百万卢布，他们在讨价还价不休。我听了简直使人不能相信。不知此案以后如何了结！
第二件是一个管钱的出纳，自己贪污了几万卢布（一次工资）而自己作了假伤，被判为失残，劳改五年，后来因为他的老婆回娘家买房子而被揭发，从劳改营中调回复审。真是，做假的人，还是很容易暴露的。


和莉沙会面

在十月下半月，我这个牢房中的穷人，忽然收到了食品。他们说，妻子来了，将要会面了，要我准备，并且批流放的判词也快下来了，他们的经验就是这样。
果然，不久，守卫通知“准备见面”。我见到了莉沙，守卫很有礼貌，会见是在一间房内，不是过去听说的隔着铁窗。守卫给我们搬来了两张凳子，他坐在旁边较远的地方，让我们谈话。

我把简单情况告诉莉沙，说明可能是流放，不会有其他不幸的象1937年那样的事。大概十一月可能走，到地方后，即打电报给她，她将来可以去哪里，重新团聚。她哭了，我劝她心放宽一些，不要怕，自己好好照顾自己，准备不久即可相见。
莉沙谈了我被捕后的情况，她的困难，只得暂时在基建处做临时工。女房主人对她不太好，但主人还可以，所以还住在那里。以后守卫说，时间快到了，有话抓紧说。莉沙还带了几件防寒的衣服，让我注意身体，到地方就给她消息。

她走时，总算心里有了个底，不那么悲伤了。

所谓“判决”

十一月初我们监房中同时有三、四个人被召出去，向我们宣布判词，仍然是OCO(特别会议)的，还是三十二开大小的纸，说流放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另外的人是诺沃西比尔斯克(新西伯利亚)，这次更简单，连本人签字的手续也不要。

据俄国人说，这次用的字眼是放逐的意思，可能较自由一些，沙皇时代，列宁及俄国共产党和其他不听从沙皇的人，放逐到西伯利亚就是用的这个字眼，要到那里落户，大概要作那里的居民了，但是“没有期限”我听了，不禁打了个寒噤。
“没有限期”几个字却是非常可怕的，“什么时候才能回国呢？”这对于我是特有的最沉重的。但也无可奈何，随他去吧！到那时候再说吧！只要“青山还在”！

流放被押送出发


我们回监房后，向大家讲了情况。有几个还在等着。这次出发不再集中，只让我们随时准备，未和家属见面的，也都见面了，我们实际上没有什么可准备的。过了几天，就被发送了。


我们被发送时，领有干粮。一共有几十个人，都是同命运的人，挤到一个车上，人多于位置，挤得很。我们只嫌车走得慢，不如早到为好。车走了两昼夜，来到了新西伯利亚。
我们下车后，排着队在街上走，我和另外两个人，因身体已弱得很了，头发晕，眼发黑，蹲下去就起不来，不能走了。押送我们的人，让我们出了队，坐在路旁休息，又弄来了一点水，以后才慢慢地走了。
大牢是转运站，木板通铺，已很冷，吃的很不好。


过了两天，守卫人员宣布有卸土豆的工作，谁能去干时可以吃饱，吃饱就是报酬条件。我们的人中去了二十多个，回来时，这些“同病相怜，同舟共济”的人，还给未能去的人带来一些熟土豆，我们大家才算吃了一顿饱饭。
以后又从南方来了一些人，和我们是同一类的，经过编组，又继续向东前进。


到达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在车上又闷了两天，到达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这是边疆区的中心。


这里的大牢很大，三、四层楼，我们被安置到大牢角一层处，象个火车站的监房，依然是通铺，但旁边有暖气管，虽不很热，还有点暖气，对我们这些穷哥儿们来说，总算好一些。

吃的和乌拉尔一样，比前一站好一些。放风时间较长，因为是单独的一个院，管得也不严，即使这样也觉得精神上好一些，等着分配到各地区。
第三次的六个月监牢生活，真是使人厌烦透了。

这几天内，大家相互谈得很多，经历是大同小异。
过去劳改的地方，都是极北方，有几个就是在这个州的极北部，叶尼塞河流入北冰洋的地方，诺内尔斯克，那里是个有色金属矿，很大，有镍和铜，现在又回到原来的北方了。

人员中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有干部、工程师、教员，而且有的是党员。

久别重逢，见到鲁也参


在大牢中等待分配时，又来了一批人，忽然见到了从1937年冬在北极农场相别的鲁也参。
1930年在莫斯科相别，1937年又在北极相遇，相别，过了十二年又在此相遇，而且将相别。

他们是从南方来的，也是再次流放到这个边疆的。
他的精神倒还好，比我强一些。我们谈了一些别后十二年来经历狂风暴雨仍然幸存的情况。他还带着吃的东西，是在苏联南方被捕后一个女相识送给他的。以后我先释放，前后相处只有两、三天，彼此握手告别说：“后会有期。”


内务部门的人两次找我谈话刚到大牢不久，守卫找我出去，领着我弯弯曲曲上了楼。见到一个三十多岁的军人。

他向我说不是提审，而是找我谈谈情况。他问了我的专业，能干什么。过去作过什么，以便内务部门考虑将来分配到什么地方工作。又问我多年来见过中国人没有，和他们有无书信来往。中国话是否忘了等问题，我简单地回答了他，心情有点不耐烦，他又问我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我感到有点奇怪。所以我转而问他，他认为我的态度怎样？他说，他希望我讲。我说，这是我第三次受处分了，但我从来未反对过苏维埃政权，即是说，对我的处分是错误的。我问他的看法。
他笑了笑说，他觉得我不反对苏维埃政权，但我的处分，他无法改变。他问我愿否作点帮助苏维埃政权的事来用实际行动表示自己的态度。我说，如有可能，愿意这样干。但目前无可能，也不愿干。因为地位所限。他说，不是现在，而是以后。即是说，如果遇到听到有反苏维埃政权的人，希望能告诉他们一下。我说，我不很明白他的意思。他具体地说，他们希望我能到一个地方，那里可以找到工作，那里有少数中国人，情况比较复杂，他们俄国人不了解。当我和他们接触时，如果遇到坏人，即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人，能够告诉他们，这是维护苏维埃的人应该干的事。希望我考虑一下再说。

回来后，我同一个原来是老党员的工程师大致谈了这些情况，他说，完全拒绝不好，他们可能采取报复手段，而且我们是老党员，如果真遇到反革命，还是应该告诉他们的，但只要凭良心办事，应付一下还是可以的。但自己要有自己的原则和主张。

过了两天，又找我进行第二次谈话。

我说，我未干过这样的事，但见到或听到真正反苏维埃政权的人或事，根据我的信念，我将向内务部门报告。但是我干不了的事，不干，也不要让我干，没有见到的事或人，我也不报告。行，就这样。不行，随他们的便。请他们另想办法。他说可以，我不愿干的事，他们也不要求。


他说，我将到离这里不太远的煤矿区，叫伊尔什，那里可以找到工作。从此地到一个火车站，到那里内务部门报到。
他给我拿出一百卢布的钱，说是路费及十来天的生活费，以便在找到工作以前用。我说他路费要多少，他说，大概四十个卢布。我拿了五十个卢布说，除路费外，我可以有五、六个卢布，够买两天面包吃的就行了。他说，明天将释放我，让我搭晚上的车，自己走。

离开大牢去流放


次日，十一月中旬的一天下午，值班的狱卒招呼我带着自己的一个“讨饭”式的包袋，离开了大牢，还带了点面包，自己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车站，买了到扎奥则尔内的票。
在车站内外转了一回，算是多少有点自由的样子，才搭上十点钟的晚车。


从此结束了第三次大牢的生活，开始了又一段前途未卜的飘泊生活。


上车后，很快就对付着坐在座位上睡着了。次早醒来，据说，已快到站了，收拾了自己的口袋，准备投入新的奔波。

>>Po.1445924
（↑其实，到这里，已经离回国不远了。）

（这本书还剩三章（三个部分），下一章是西伯利亚阶段，过了这一章就已经回国了。[ ´_ゝ`]真是不容易......）
（我只看得出来这次的问官态度缓和了，减少了许多废话，只问作者有没有见过坏人，而且还暗示作者可以用揭发坏人来表明立场态度，好像能争取些什么，但不能明说？不过作者确实不认识什么坏人，而且只是一心想要回国。）

在西伯利亚阶段
(1949-1955年8月)


我在西伯利亚差不多共呆了六年。这在政治上，今后工作及生活上对我都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从四个方面，即生活，接触的人，生产技术及政治局势分别叙述。先从生产方面开始。


几年的生活情况


到达分配区及找工作


1949年11月中旬的一个早上，约七点钟时到达了扎奥则尔内车站，这是一个不大的车站，是本边疆省的一个区，相当于中国省内的一个县。西伯利亚铁路上的长途特快车在这里不停。这里有政府区一级的各种行政机构。

11月中旬，在西伯利亚已经够冷的了，虽然尚未入严冬，满地冰雪已不融化了。我只穿了一个秋短大衣，皮鞋，破帽，感到比较冷。下车后，知道机关还未办公，外边冷，不敢出去，只得在候车室内等着。
八点以后，往区内务部门办事处去报到，找到了专员，他给我发了一个流放证明，是打字的，他说，这个流放证明就是身份证，代替公民护照，可以在本区内任何地方找工作，落户口。限制条件就是不经过区内务部门的同意，不能到本区以外的地方去。其余找工作居住，其他个人生活他们都不管，我都有自由。只是找到工作后，告诉他们工作单位，让他们知道就行了。

后来他又说，离这里七公里的地方，就是伊尔什煤矿区，有公共汽车可到。那里有中国人，也可以找到工作，他们也可帮你的忙，你们是老乡。

我出来后，找到小饭馆吃了一顿不大好却饱的饭。几个月没有坐在桌子上吃饭了，有点不太习惯。
以后花了三个卢布，买汽车票到了伊尔什。下车后，我即打听那里有中国人，人们告诉我离此地不远的一个土窑子里有一家。我穿着的破旧衣服，经过几年薰得发黄了，背着个破袋子，象个讨饭化子一样，来到那一家。那位中国人问了我的情况，说他那里窄小，不方便，让我到煤矿工人中国人住的集体宿舍去，那里可以暂住一下，并找工作。我按着他指的路，走了约二里地，才找到了那个宿舍。

>>Po.1445927
（↑“几个月没有坐在桌子上吃饭了，有点不太习惯”......读到这里一阵心疼。）

屋里有二十来张床，房子很大，有两个炉子，因为就在煤矿旁边，烧煤不受限制，倒觉得怪暖的床上还铺着草垫，单子，都是用钢管焊的单身小床。
屋内有几个人，是倒班白天休息的。他们问了我的情况，干什么的，中国那个省人。他们大部分是山东人，都坐过牢，释放后到这里来的，关于这一点以后再谈。

他们说，有空床位，我可以住在那里。关于我工作的事，我是要手艺的，可以到工厂里去，不必下煤窑。我就找了个空床，休息了一下，以后起来，在炉上倒了一杯现成的开水，配着干面包，吃起我的“午饭”来了。
这时进来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年纪较大的人，见到我这个生人，便和我谈了起来。几分钟后，就说“老疙瘩，不要吃这个干'列巴’了，到我家去玩一会儿，就离这里不远”。
（注：“列巴”系俄语面包一词的音译。）
我和他走了，他介绍了他的俄国老婆，就去打开水，动手包饺子，很熟练。我倒不好意思起来。很快做好了，让我吃。我说，初见面，不相识，就让我吃饺子。他说，人出了门，既不能背着房子，也不能背着锅，大家都是一样，吃了再说。这还是半年多来，第一次吃饺子哩！


这个人就是以后和我多次打交道的李玉书。


真是“到处有坏人，也到处有好人。”我一直坐到晚上，又吃了点东西，他送我回宿舍，让我第二天还到他家去。
我回到单身宿舍，满暖和地熟睡了一觉。

第二天早起，吃了块面包，就到这里的机电修配厂去找工作。这是个很小的厂子，我拿出了我的流放证明，厂长看了，问了我的情况，过去干什么。以后他说，检查工长，他们那里只有一个名额，已有人了，不能再用我。但暂时可以当车工。
我说，好多年未干车工了，有点困难。但如果没有适当的工作，只有干车工了。当时找到了秘书兼人事干事，办了入厂手续。
以后他问我有无住处，并给我开了个介绍信到第三煤矿的单身宿舍去住。那里离工厂很近，只有五、六分钟的路。我第二天晚上就去上二班。
我回到中国人的单身宿舍，向他们告别，并感谢他们，又向李玉书告别了，感激他的照顾。他让我上班后，休息天到他家去玩。


这样，总算比较顺利地找到了工作。

又当车工


从1935年八月考入伊万诺夫动力学院不干车工到现在已经十四年多了，经过了多少风浪，现在已是四十多岁的人了，手脚都不灵活了，现在又当车工，各方面都很不习惯，而且还是小车床，连工具、辅具也没有。
经过工长的帮助，总算慢慢地开动了车床。工件是些不大的，一时又不能熟练，和我一起工作的都是些年轻人。过几天后，虽然逐渐好转，但总是不行。

苏联又是计件工资，做一件，算一件钱，头半个月，只挣了一百个卢布左右。以后直到1950年三月，每个月只波动在二百至四百五十卢布之间，从未超过这个数字，这点钱仅够两个人的日用生活饮食而已。
三月间，因小卧铣床上活多，只有一个铣工，我过去当技术检查工长时曾帮助调整过铣床，所以我能转到上边工作。那里活轻些，但工资却多些，可以达到四百五十卢布的水平。


伊尔什的情况


伊尔什是本区的一个镇，但由于这里是个产煤区，有三个煤矿，所以就和一般的市镇不同。这里有学校、药房、饭铺、商店、电影院、图书馆、邮政局、储蒸所、锅炉房、单身宿舍、机电修配厂、基建局、矿务管理局水泵站，还有象样的小市场。离这里三、四里路还有一个南矿区，火力发电站也在那里，附近有集体农庄。所以是人口较多，不亚于一个小城市。
这里还有政府行政机构——镇苏维埃。


莉沙来西伯利亚


我到达伊尔什的次日，即打了电报告诉莉沙，并说详情信告。以后给她写了封信，说明我找到了工作，虽然不很满意。也写了西伯利亚及伊尔什的情况，并问她如果想来此，即可收拾东西准备，如果怕冷，可以明年春天再来，并说，生活可能暂时有困难，要她思想上有所准备。后来她回信，说即刻就来，不怕任何困难，并让我找房子住处。

我向李玉书谈起这件事，并征求他能否将他房子中的一小间租给我们。他完全支持，并提出在目前我工资低的情况下，生活又困难，每月暂出五十个卢布的租金，水及用煤完全不用另外出钱，以后我们的情况好转时，再将房租增加到每月一百个卢布。


这样，莉沙在十二月中旬，天正冷的时候，来到了西伯利亚。我到车站去接她，并雇了车子，将行李拉来，在李玉书家安下了自己的小家庭，又团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