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第二学年的学习


1936年九月一日开学了。

班上除了有两个因为成绩不好，留级到新的一年级外，还是原来班上的同学，现在都是普通工科的二年级学生，亦即最后一年级了。
化学、社会学、制图、几何等学科都没有了，数学是微积分，物理已讲到光学，增加了材料力学，这是大学中最难最重要的课程。理论力学还继续讲下去。但对于我来说，学习已经没有什么大困难了。

我已成为名列前茅的优等生，除是假中享受了免费到休养所休息外，从这个学期开始，发了一个优等生证，凭这个证件可以在学校食堂吃午饭时，免费吃一个第三件。
一般第一是汤，第二是主食，第三是个甜的，如果汁、牛奶等。助学金增加了十个卢布，成为九十九个，据说是每年级增加十个名额。加上我暑假又挣了几个钱，所以，我的伙食大有改善，可以不象有些人那样靠多吃面包来补偿，我可以吃得好一些了。

在同班中，我和同学的关系也比较密切了，特别是有了几个比较接近一些的。
卓娅和我的关系也更密切了，在班里并坐在一起，已为全班同学所共认，即便偶而我们到校稍迟时，大家也留着并坐的空位。我们俩被人称为“相好”，而卓娅自己则进一步说我们是朋友了。有时业余作业也在一起做。
她并说，暑假约我到她家是想让她的父母看一看我。
她也谈到，读完普通工科后，将分成电力及热力专业系科，电力将只有三个班，即占学生的十分之三，而且数理化大都要在45分以上的，将来我们都可以入电力系。
她还说，大学生中有一种说法，“材料力学交了卷，终身大事就可办”。我们在二年级结束转入三年级电力系时，就可以定下我们的关系了。我说，我的年纪比她大十岁，而且是中国人，将来还想回国，她说，那都不成问题，不能影响她的看法，只要我对她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就行。
有一个星期天，她还约我到学校一块作作业，以后又让我送她回单身宿舍，毫不在乎。


总之，第二学年开始，使我在精神上、学习上又得到新的鼓舞。
但是，却没有想到意外发生的事，竟中断了我的学习。打破了我的一切幻梦。我又第二次无故地被捕了。

在伊万诺夫第二次被捕及以后


高尔基的来信


原来，1930年我们从莫斯科离开后，对于到高尔基去的人的情况，我们过了一年才知道一些，以后和胡冲谷比较要好的张光华因工作中四个指头被打掉，曾来过信，别的人都没有什么联系。
1936年十月下半月，忽然又接到了张光华的信，问候胡冲谷的情况及我们其他人，但未提到高尔基其他人的情况，这使我们有点怀疑。
不久，这个疑团打破了。我们也被捕了。


我们突然被捕


1936年十一月四日或五日的晚上十时，我们已经睡下但尚未入睡的时候，忽然有人敲门，进来了几个内务部门的人，宣布我们被捕了，并进行住屋内的详细搜查，搞了记录，让我们的邻居来作证，并签了字。一直到十二点以后，在深夜时才封了我们的门。
因为我们中间的张旭升已有老婆而且和我们住在一起，所以给他留了一间房，而将我们的东西都收拾到另一间，连我们为准备十月革命节买的肉，也都封在里面。

因为我们住的地方离内务部管理处只有十分钟的路程，所以，在深夜里我们只步行跟着那几个人到了内务部门的内牢，在那里再次进行了随身搜查，并分别关进了各个监房。
在屋内检查时，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搜查的，对于家中放的那些书却逐本查看了，只看作者及书名，拿去了布哈林的书，这便使我相信以前传说的布哈林被捕的消息，大概是事实了。

当时我们四个人，我、万志陵、胡冲谷、张旭升都被捕了。
原来的六个人，程小孩子投河死了，刘慰民于1936年春已经走了，但走后一直没有消息。
以后，我才知道，在当天晚上我们被捕的时候，在1931年来到伊万诺夫而一直未走的梁孝儒，和1935年劳改释放后到达伊万诺夫还不到两年的江一牟也同时被捕了，因为和我们不住在一起，所以当时我们都不知道。

宣布被捕的理由及条款


我们被捕后的第二天晚上，我被提去审问。
内容很简单，问官说，根据苏联法律，逮捕人必须有逮捕手续。当天晚上曾向我们宣布过。

逮捕后，在四十八小时，即两居夜内，应该向被捕人宣布逮捕的原因及条款，他现在向我宣布，根据内务部门掌握的材料，我犯了苏俄刑法典58条第10款的罪行（注1），即反革命的反苏维埃宣传。

我问有什么具体表现，
他说，以后得详细审问，现在只是按法律向我们作这样的宣布，并让我签字。
我说，不知道具体内容怎么能签字呢？
他说，这只是通知性质的，是法律手续，签字不签字没有什么关系。
我说，既然如此，可以不签。
他说，签字并不等于同意，只是表明知道了，或通知了的意思。
我说，为尊重苏联法律，我就签个“知道了”。


第一次提审就到此结束。
现在有了法律了，这似乎是和1930年时的情况不同了。


（注1：苏俄刑法典第58条第10款规定：“为号召颠覆、破坏或削弱苏维埃政权或实行个别反革命罪行，而宣传或煽动者，以及散布、制作或收藏具有此种内容之宣传品印刷者，处——剥夺自由六个月以上。”并规定情节严取时可处死刑。）

初入内牢的情况


在二三年前扩建的州内务部办事处大楼的第一层，每个监房有十七、八平方米，四个铺位，其他情况和莫斯科的小监牢大致差不多。

每天六百克黑面包。二十克糖，早上茶水，上午一汤一稠粥，晚上是稠粥。吃不饱，也饿不坏。

室内很干净，还有两个柜，可放牙具及小东西。
室内没有大小便用的马桶，所以空气也不坏。每天去厕次数多，随时还可以要求去。
床上还有毡、枕头、被单，随时可以躺。看监的人也文明，没有听到过打、骂、吵、闹的事。
理发的、医生都有。只是不让看书、看报，和受审阶段一个样，限制较严。


被捕时，有几天，我很伤心。
比第一次被捕时还想不通。因为第一次被捕前已知中大有人被捕，估计自己也有可能被捕。这次则完全没有意料到。原来听到反对派头头的案件后，估计可能会牵涉到一些人，但我们只是前几年的事，已经处理过了，而且在性质上也根本没有象最近提出控诉的那种问题，而且地方党组织曾恢复我们的党籍，虽然未经国际批准，但说清党后可以解决党籍问题，我们以后也没有做过任何值得怀疑的事。

对于我个人，特别使我伤心的是，费了那么大的力气，经过了许多波折，进入了动力学院，希望趁年纪还允许的时候学点技术，现在这次被捕，不论后果如何，是不能继续再学技术了。
现在年纪已三十，如果这几年过去了，一辈子算任何希望都没有了，一切都完了，即令活着，也是庸庸碌碌地无任何意义了。

被捕的前两天，我还在学校里和同学们商谈怎样过十月革命节，而现在呢？他们会怎样议论我，把我猜想成什么样的人呢？尤其是卓娅，一个天真烂漫，充满信心和美好愿望的女青年，刚和我建立了友谊关系，而且为本班所公认，我的被捕给她带来何等意外的打击呢。......
又想到离家去国已经整整十年了，十年以来，不仅没有能够作什么事，而且一而再地遇到这种不幸的事。现在一事无成，前途茫茫，连给家中一个信息也不可能。家中的人可能还在梦中等我呢........
真是说不尽的矛盾，我的头这几天有点昏昏沉沉的样子，吃也是那样，不吃也是那样，睡也睡不好，白天也是迷迷糊糊的。甚至对同监房的人，我也不愿说我是大学生，而只说是车工，问我为什么事，我说自己也不知道。

在这种沉痛的情绪下，勉强诌了三首“咏怀”


一、系狱
再看系狱心凄凉，
城门失火池鱼殃。
青壮年代正好时，
却陷图圄消时光。

二、自感
人生失意事非常，
谁知我身几处伤。
自心忏悔犹未已，
旧案重提太荒唐。

三、怀乡
背井离乡已十年，
外患内忧更蔓延。
万般愁绪向谁诉，
满腔热泪何处潜。

>>Po.1443320
（↑这次被捕感觉是最痛心的一次.......[ ´ー`]）
（明明生活好不容易步入正轨了，暑假、卓娅、修养所，这些新出现的时间人物地点似乎还在眼前，如在梦中，而且才刚刚开学，就突然被捕了。一切幻梦都被残忍地斩断了。）

内牢见闻及特别会议(OCO)的传说


我所在的内牢里还有三个人。


一个是老中学教师，五十岁左右，据说是因为老问题，即革命前，年轻时曾和社会革命党有过关系，现在他们想往新帐上拉。但他说，他没有任何敌对苏维埃政权的言行。
他已在那里呆了四、五个月了。后出席过一次法庭审判，法庭未能给他定下罪名，又把案件退回内务部复审，这还是我初进监的时候。虽然没有释放他，他还颇为乐观。又过了些时，他忽然得到通知说，他的案件将转入特别会议(oco)。他听后大为伤心地说，这可完了。
他还说，oco设在莫斯科，那里有几个人，根据内务部各办事处上报的案件，一议论就可缺席判决。他说，前几年，在政治管理局的时代，有各种特别委员会，都是采取缺席判决的。现在改为内务部了，在莫斯科的部有oco。到那里去的案件，都是按各地办事处提的结论，简单地就判了。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oco，同时也在自己的心里，打上了一个不愉快的烙印。


第二个，是市建筑局的一个党干部，可能还是工程师，已呆了两、三个月。
据他说，内务部想把他打成经济反革命指责他工作上的一些问题。但他说，工作上有问题，是难免的，情节也有轻重，但他没有任何反革命的事。
他说，他初进来时，整个月都坐卧不安，饮食难进。那时天气还不冷，监牢中常有苍蝇，他没有办法，只得学着用手抓苍蝇，以转移自己白天的注意力，他还当场向我们表演，当苍蝇正在面前飞过时，一伸手就可以抓住了。以后，他渐渐想开了，就听天由命等待了。


第三个是我进去后不久去的，是莫斯科体育学院的学生，家在伊万诺夫。
几个月前，曾被捕过，说他有反革命行动，他坚决不承认，也没有可靠的证据。一个星期后，他宣布绝食，而且还很干脆，就连糖水也不喝。他的身体原来很好，经过了十来天绝食，已不能起床，医院要给他注射，他也不接受。
后来才把他释放了，但不让他离开伊万诺夫。他在家里养了两、三个月，现在身体好了一些，又把他逮捕了。
他说，绝食没有什么希望，但他准备将来还要这样作。

>>Po.1443334
（↑[ ´_ゝ`]就连狱友的精神状态都很绝望......）

我的问题的审问内容


我被捕一个多星期后，才开始提审。
问官有好几个人，有时二、三个人同时参加审问，这和第一次在莫斯科被捕时有所不同。

前后两个月左右，先后问了许多次，有时一个问题分几次问，可能是想找出我的回答之间的一些矛盾。每次或长或短都作些记录。

问的内容，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在莫斯科学校的事，大致简要地又重复了一些，另一部分是在伊万诺夫的情况，没有什么东西，无非说我们几个人有时谈论一些过去的事，以及谈论一些革命及政治斗争的现实问题。

问的人，有的态度很和气，仿佛是谈心似的，还问一些生活情况，有的则板着面孔，似乎在吓唬人，虽然动了声色，但也不那么张牙舞爪。
和我从其他三个同监房的人听到的情况不尽相同。据他们说，有时提审还象样，有时则拍桌子大骂。但没有听说打人，或动刑。


有一次我问他们，将来怎样处理我们。是否要经过法庭审判。
他们说，他们的责任只是提审，弄清问题，再交给法官，看是否构成犯罪，然后由他们决定怎样处理，是进行法庭审判，还是释放。
我问，是否要送到莫斯科去，回答说，他们不知道。
我说，还有释放的可能吗？他们说，怎么会没有呢？没有罪，就会释放。


大概在一月间，即被捕后两个多月，有一个较高级的军官来提审我。
之所以说是高级，我从两方面判断：第一，是提审的那个屋子很阔气，相当大，连桌椅也不一样；第二，是在这个人两旁，还坐着过去审问我的两三个人，低声下气，唯命是从，显然是他的下级了。
他把过去问的又简单地重复了一下，以后，问我还有什么问题或补充。他最后说，审问到此结束，我没有什么间谍、里通外国、暗杀、破坏的罪行。最后如何处理，将转给法庭，或转给莫斯科，要我耐心地等待一下。
我问他，如果转到莫斯科去，我就什么也不能提了。他说，也许不转到莫斯科去，问题就是今天签字的最后记录的东西。
我怀疑是要转到oco了，但未敢问，因为怕他们反问我怎么知道oco的，而且，他们转到什么地方，我问了也无济于事。所以，只得听天由命了。


在这期间，有一次提问时，问官给我看《真理报》上有关西安事变的消息，算是例外地照顾我了，同时问了一些有关中国共产党及和西安事变有关人物蒋介石、张学良的情况。我也知道了这个消息。

转入伊万诺夫大牢


大概在二月间，宣布我的问题审查结束后不久，我们坐着囚车，被转到城边的伊万诺夫大牢。


我住的监房，仍然是四个人一间的，里边很干净，有床铺等和内牢基本一样。

吃的东西则不如内牢，但和我同房的两个人，外边每周都有亲属送来比较丰富的食物，我们也可以沾点光，所以，对我来说，反而比内牢还吃得饱一些。


同监的其他三个人，一个是化学工程师，同时又是伊万诺夫工程技术大楼的负责人，还不到四十岁，结婚才三、四年，只有一个小孩子。
据他说，开始说他是经济反革命，以后又说他不是，但知道别人。他两者都不承认，已经呆了几个月。内务部门给他施加压力，曾动员他的妻子进行了一次会见，他妻子痛哭流涕地向他请求，他忍着眼泪向他妻子说，他不是坏人，也不知道别的反革命，要她相信，他不能自己向自己身上栽罪名，也不能诬告别人。如果有真理，他就可以出来重新团聚，如果万一不能出来，希望她不要伤心，鼓起勇气，照顾孩子，将来也会团聚。

但以后，我在被发送阶段见到了他，他还是被判了五年劳动改造。

第二个是会计师，是在外县一个工厂工作。
据他说，他在去年十月革命节时和几个人喝酒，有人醉了，他也醉了，不知说了什么话，以后被人告发，现在也说不清谁告发的，也交待不清说了什么话。现在被官布为反苏维埃集团，已被捕三个多月。将来究竟如何，只好让“上帝”摆布了。

第三个是火车司机，据说是晚上在车站内调度车皮时，出了事故，好在行车速度低，撞车损失不大，但原因弄不清楚。
他家中很困难，几口人只他一个人工作。


我进去一、两天，由于闲谈及下国际象棋的关系，和他们很快都相当熟识了。

上述前两个人都从家得到不少吃的东西，如白面包、糖、黄油、乳酪等。
他们除了让我吃饱外（加上牢内的东西），也给那位司机一些补给品，叫做监牢中的“患难相逢，同舟共济”。

这里虽然也是四个人关在一个小房间，据说也有较大的房间，但比起内牢好得多了，其优点有：


1.每天放风一次，二十分钟，严格执行，有时白天未放，晚上也要放。而且可以随便走动。

2.可以看书，而且有新的书籍，每一星期，有人抱一些书来，让我们自己挑，以后再更换。
记得有一次，我见到一本译自德国人的有关宇宙飞行的新书，从物理、数学、天文几方面论述，相当系统，其中也谈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往国炮击巴黎的大炮所发出的炮弹，要高飞四十公里的抛物线。
我初次获得这方面的一些基本知识，还是从这本书学到的。我相当细心地阅读了这本书。

3.可以下棋，而且那位会计师的水平比我还高，很可以消磨时间。

4.有家属的可送东西，两星期洗一次澡，换被单。
内有暖气，干净，没有臭虫、虱子。

5.形式上经常有法官去巡察。问犯人有无意见，可写申请，虽然不解决问题，但颇有点人道主义的味道。

第一次被押送


经过两个多月比较好一些的伊万诺夫监牢生活之后，有一天，我被叫了出去，此外还有其他一百左右的犯人。
这是将要被押送了。


这时我在队中，见到了其他三个人和江一牟、梁孝儒两人，但不准说话。
站好队后，押送武装士兵，站在两边。由武装队长下令士兵上刺刀，并向我们宣布押送时的纪律，不准说话，不准乱队，凡向左、向右三步者，即以逃跑论处，押送士兵可以不加预告开枪射击。总之，象煞有介事，如临大敌。
以后，大家低着头，开步走了，走向火车站，所走的道路都是熟悉的，而且还从我们工厂旁边经过。


看来，和我住了六年半的伊万诺夫，就这样悲伤地离开了，虽然来时的心情也是不痛快的，但如今更是在不快、悲伤的心情中被押送走的。


到火车站上了囚车，里面铁栏门形成的小间，好象装咸鱼似的，尽量塞满了人。我也不知到了什么地方，有人说可能到了弗拉基米尔，那里有个古老的大牢，在那里等判决。

幸亏火车走的时间不太长，而且好在是北方的四月，天气不热，不然，在火车中会把人闷坏的。

>>Po.1443340
（↑[ ´_ゝ`]“第二次被捕”这个部分真的很压抑......）

（内牢-伊万诺夫大牢-弗拉基米尔大牢。三次关押，两次转监，其中内牢坐了三个月，伊万诺夫大牢坐了两个月，都是没坐几个月就突然转监，从这里开始就有点四处流放的意味了。）
（更别提这次是突然无缘无故地被捕.......第一次至少还知道是关于东大学潮的事情，并且是被请上车、开车到内牢、看到“被捕人室”字样才知道自己被捕了，没那么兴师动众。第二次直接强行抓人，为什么被关起来也不知道，仅仅是笼统地给了一句法条，关多久、关到哪、怎样释放都不知道，只要是关于未来、以后的问题都得不到具体的回答。无比绝望的境地。）

弗拉基米尔大牢


弗拉基米尔是俄国古老城市之一，现属于新兴的伊万诺夫州。
我们依然排着队，在武装士兵的押送下，从街上走过，略为瞻望了这个古老的城市，没有什么大建筑，房子高低不齐，石子马路。
街上人不太多，有的人望我们一下，有的人也不注意，可能也是司空见惯了。


弗拉基米尔大牢是个古建筑了，沙俄时代就有而且是出名的。
这个大牢建筑有点象莫斯科大牢，三层楼，大房子，小浴池，没有什么其他设施，两边的大板通铺，不要说毛毡、枕头和单子了，就是连个草垫也没有。
生活条件比伊万诺夫大牢差得太远了。

除了面包、糖的定额相同外，吃的东西可差了。
一个大房子里二十多人，两个大通铺。外边送来的食物也很少，所以，只要在那里呆过一段时间，就会处于半饥饿状态。
生病时，还有医生巡回治疗，也可以开个病号饭，吃得稍为好一些，而且可以每天喝到四两牛奶。

三层楼及二层楼的一部分，关的是所谓政治犯，一楼是民事及刑事犯。还有两个女监房，她们则更自由，放风时可以随便内外讲话，叫喊，而且可以说调情的话。
此外，还有些人唱歌，有时几个人合在一起唱。常听到的是沙俄时代犯人们唱的歌曲，“春天来了，但不是为我”，调子虽然简单，但颇为凄凉。另外一首是三十年代有声电影《生活里程》中孤儿们唱的很悲伤的歌曲。

监牢里没有书籍可看，消磨时间的方法除了扯淡聊天外，就是下棋。牢房里有两付用面包自作的很精致的国际象棋。还有一付自作的扑克，那是偷着玩的，因为在牢房内只有下棋是合法的，扑克是不准玩的。

除了这座大牢房以外，据说还有数量不多的单人牢房，以及比较严格的军人牢房，是专门关重要政治犯的。
听说，刺杀列宁的女青年社会革命党人克普兰，本应判处死刑，但根据列宁的指示，没有处死，而判处了终身监禁。她就是在这里服刑的。这个年仅三十多岁的女人，据有人看到，已经像白发苍苍的老妇一般了。据说她整天地沉默无言，如同一个无感情的人。当然她也无人可以说话。

我们的大牢房间


在我呆了二，三个月的大牢房间里，人数在二、三十之间，人员流动性不大。

面对面两个通铺，基本上是两类人。一类是牧师及其他信宗教或与宗教有关的人，一类是党员干部及其他人，其中有一些是知识分子。我是属于后一类的。
“物以类聚”，两行通铺也基本上是这样划分的。


在宗教界人中有两个较特殊的，一个自称是浸礼教小牧师的人，是个会计师，每天深夜总要独自一个人起来对普墙角祷告一阵。他人很乐观，知道的东西也很多。
一个是较高级牧师，年纪已经五十多岁了，白发苍苍，胡须很长。他也知道很多东西，而且下得一手好棋，似乎是个文人。他们那一行的人都很尊敬他。

我曾同他们用一天多的时间，进行过一次反对宗教的探讨和辩论。我所提的反对宗教的理由和根据，他们差不多都知道，并有自己的解释。
他们把宗教分为庸俗的和哲学理论的。并说庸俗的宗教，是宗教学作为向一般人宣传用的，有很多是不对的，但哲学理论的宗教学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在党员等人中间，也有两个人是比较特殊的。


有一个比较高级的领导干部，自己始终不说是干什么工作的，只说是党员。他知道很多党内斗争的情况和联共党的历史，还知道好些国际的事。
他曾后露一些他对政治的看法，曾说，我们这些人，包括宗教界人士也在内，除了个别人可能通过法庭判决外，基本上都将由oco判决，是缺席判决，没有释放的希望，不管你有无罪行或者有无事实。
这个人讲得不多，比较沉默，但很乐观，仿佛什么事情他都知道似的。

另外一个是党校的教员，自以为是无辜的，每天乱说，已经有点神经病的样子。
他后来进行了绝食，监牢没有办法，把他送到医院，已经奄奄一息，几乎死了。后来我听说，答应他很快能解决问题，他回到牢房后瘦得可怕。但神经病并未减轻。
据上述那个高级干部说，他是个不大懂事的书呆子，过去只知道啃书本，现在弄成神经病。他被判刑后，到不了劳改营就会死去。答应他很快解决问题是骗他的。在这个时候，任何绝食，都不会起丝毫的作用。

关于图哈切夫斯基等的案件


1937年七月，原国防副部长图哈切夫斯基及乌克兰军区司令雅基尔等八名高级将领，以通敌叛国罪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这件事使我们在牢中的人非常震惊。

六月曾发表过图哈切夫斯基降职的消息。接着红军总参谋长或总政治部主任克玛尔尼克自杀，我们还看到内务部长亚戈达的像片被摘了去，以后又宣布他调职。
真是一时间满城风雨。我们在监牢里，虽然消息很闭寒，也颇有大难临头之感。


图哈切夫斯基等人，是红军中很有名望的人物。

图哈切夫斯基当时在军中是仅次于伏罗希洛夫的重要人物，有“红军的大脑”之称。在当时苏联政权比较稳固的情况下，究竟是什么原因，才对这样重大的问题，那样仓促地决定，并快速地处决这样重要的人物呢？真是令人难以理解。当时，我们对这些事也无从了解。我们不知究竟会发生什么事。


以后，当我们被发送到北方不久，在这年末或1938年初，就听传说，图哈切夫斯基等人被杀是有问题的，可能是中了敌人的反间计，有的说是伪造证据。
以后又经过一段时间，听到的传说就比较具体了，说是德国特务机关捏造他们几个与外国勾结的假文件，故意在捷克泄涌给当时的捷克总统毕尼斯。毕和苏联当时很要好，便转给了斯大林，而苏联政府根据这个假文件，就把他们杀了。

颇有点三国演义中蒋干中计的味道。
当时我们这些旁观者议论，认为不应仓促从事的说法是对的。可是，错事已经铸成了。


另外，在我们被判决前后，监狱里的人，在显著地逐渐增加，这也使我们颇感不快。

特别会议(OCO)的判决


1937年六月间的一天，我被带到一个小房间里。
那里只有一张桌子，几把小椅，一个人坐在旁边，一个人在对面，让我坐下。问了我的名字后，交给我一张纸，三十二开大小，上边用打字机打了几行字，大致是：


“姓名(俄文的)(中文姓名，用括号)1906年生，因反革命托派活动，经特别会议决定，五年劳动改造，期限自被捕之日算起。”

宣读人-签字，读过了-(本人签字)

年月日


这就是五年劳动改造的判词。

我对那个人说:“我不能签字。”
他说：“那你就签个拒绝签字也行。这只是个手续，表示你知道了。至于你签字，不签字，签个拒绝，都没有关系。判决就是判决，一样生效。”

这就是oco的判决形式及内容，手续也这么简单，两行字，两、三分钟的时间就宣判了。人的生命，命运就这样轻易地定下了。


在我被宣判的前一、两天，那个党员干部也通过同样的方式被宣判了。除了名姓，出生时间不同外，其他的都和我的判词一样。
他说，俄国过去有一句话，叫做“没有的事，也没有法庭可判。现在加了一句，“但有特别会议。”


他告诫我，要我不要太奇怪。他说oco是在莫斯科内务部下组织的三人小组，参加这个组织的是较大的人物，部长级或更大一些的，下设秘书组具体办理事务。他们从各地内务部门送来的成千上万的案件，然后加以分类分组，按格式把案件编成号，向三人小组作个汇报，一星期或十来天一次，然后决定五年或别的期限，以后即用向我们宣判的方式，发往各地宣布。另外他们编一个略为详细的“卷宗”将随着我们本人，作为“犯人个人卷宗”送到我们的服刑地点。
而各地送交莫斯科的详细记录，就留在莫斯科，编上号，就成为我们的罪行档案，“永世”保存在莫斯科了。

他说，特别会议的判决特点是，
(一)缺席判决，本人什么都不知道，更无从说明或辩护；
(二)三人小组也不看各地的详细材料，只由秘书组分类，他们点头；
(三)判词不提具体罪行，而是统一格式；
(四)期限是有条件的，根据情况可以随时延长。
所以五年到期，可能放，也可能不放，要看当时的情况。去年判的三年，今年是五年。不见得三年的就比五年的早出来。法庭判十年的，不见得我们就比他们先出来。
他要我有思想准备，(五)无处上诉。

这些都是和法庭判决不相同的。


怎么办？俄国有句俗话，“人的人生，讨饭篓和监狱是难免的。”只有鼓起勇气，准备经受最严酷的考验了。

焦中等待发送


oco判决后没几天，我被转入另一间中房，
那里都是已判决的，包括oco及法庭判决的两种人都有在那里我见到同时被捕的其他五个人，除和我在一起的三个人外，江一牟梁孝孺两个人也在内，他们的判词也都是和我的一样，虽然后两个人根本和反对派一点关系都没有。

oco判决的无理，从此更可证实。真是，从何说起？
江一牟以前不知为何判的刑，到此不到两年，又以毫不相于的原因，判劳改五年。但大家都是“同命运的”，也就“命该如此”，也不值得有什么情绪，让他去吧！


这里比较自由了，监牢宣布，发送时间在一星期后，各犯人可以给亲属打电话，让他们送东西、衣服、食品及见面。
我们孤零零的，谁也没有。只有张旭升、梁孝孺有俄国老婆，他们打了电报去，三、四天内，两个人都来了，送了些东西、食品、见了面，无非是洒泪而别。

监牢内集中了四、五十人，大多数是法庭判决的，罪名是第五十八条第十款、第十一款的居多，即反苏维埃宣传的个人及集团。他们自称为说怪话或多嘴人。
刑期可不少，八年的、十年的都有。我当时曾看到有些人的判词，根据那些内容判八年十年，觉得实在不太相当。但有点却是事实，即中国人的一句俗话“祸从口出”，倒是证实了。不过有人说，八至十年不一定比我们的五年长！这也是新数学。

我见到了其他几个中国人，彼此都不谈什么，也没有什么可谈的，只好各人为自己的命运奋斗了。
我自己这时候不管是白天也好，晚上也好，还是不断地思前想后，越想越不通，有时简直是一点也想不通。这是什么时代？是在干什么？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谁是自己人，......但自己呢，只有鼓起勇气，来迎接未来的挑战，如果气馁下去，将只会象那个党员干部所说的，到了劳动集中营就会死掉！那就任别人给你贴上一个什么标签，也就完了。


因此，只得鼓起勇气向前看，于是作了一首《西江月》借以自勉。


少驹投身霜雪，征途路远山遥。犹似小舟迎波涛，何曾惧危思饱。
风疾劲草始见，岁来松柏后凋。那怕天涯踏荒郊，屹立宁折不挠。


这样，准备走最艰难的道路。

（↑[;´Д`]接下来要去北极圈了，也就是苏联极北地区。）

到达第一发送站


1937年七月间，我们一批几十个人，经过了搜查、点名之后，排起队，象来时一样被押送到弗拉基米尔车站，又象装咸鱼似的装到囚车里去。


天气正热，闷的真是不得了，幸而从小窗口还能得到点甘露般的水。
夜来临了，也无所谓睡、躺，因为无从躺起，大家你靠我，我挤你，各听其便的歪着。

第二天到了站，下车又转入另一个大牢据说是在维体克，即以后改名为基洛夫的城市。
这里人多，很乱，是个转发站。听说，一部分将由此发送西伯利亚，一部分发送极北方。两处气候都是不好，远处极边的地方。谁也不知道哪里好一些，实际上知道也没用。
在这里只呆了两三天，是等分组遣发的。这里每天有进有出。


在洗澡及临时监房中，打架、抢东西、动刀子的事，天天都可以看到，真是使人毛骨悚然。
有一次一个五十来岁的牧师，因拒绝两个土匪一样的人抢东西（其中一个竞拿出一把匕首吓他，但没想到他却是个力士），反过来用那个土匪手握的匕首，刺入他自己的胸中，接着又把另一个土匪打倒。狱中守卫进来，把那个死活不明的土匪抬了出去，另一个转了房间，就这样了事。
“人命如儿戏”，这就是我到劳改营前夕得到的第一印象。我也只有等闲视之了。
那位老牧师居然一点也不动声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