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你最近的书《女性主义和韧性政治》从理论上阐述了不断变化的福利文化，并表明反福利主义（anti-welfarism）如何削弱女性主义的团结能力。这本书强调了女性在福利方面被煽动接受不同的主体立场——将依赖性（dependency）作为替罪羊，鼓励母亲承担多重任务，指示年轻女性“要有韧性”，等等。这本书反对怀念过去的福利制国家，主张采取 “生产性、生殖性和补偿性”的方法。你能概述一下这种方法需要什么吗？

答：在《女性主义和韧性政治》中，我建立了一系列规训技术之间的联系，这些技术发展于当代新自由主义的理性框架，目的是“支撑”和动员规范的（normative）女性身份。这发生在性别更流动、更不确定的地方。我还想表明，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中那些歌颂新自由主义女性领导力（比如女性在董事会的成功）的诱惑如何成为广泛分化的一部分。

不断援引女性成功，会在它内部植入一种负面的询唤（interpellation）作用，这就好比女性成功认可女性赋权（empowerment）的同时，也惩罚了失败。当这种表达过程“向下”看向工人阶级的女性时，它就直接与反福利的精神相衔接。在右翼小报和各种电视类型中，处境不利的妇女被描述得很可怜——她们是依赖国家的人；她们在生活中做出了“错误的选择”；她孩子生太多了。这一切都以不修边幅和“贫穷”的外表为框架，形成了一个万花筒。在大众真人秀节目中，有很多残酷的、象征性的暴力。大众真人秀节目这种白话形式已然成为破坏福利社会理想的关键渠道。

女性体裁的分化活动会否认阶级团结的可能性。女性主体被反复提及，仿佛将她们视作一项“正在进行中的课题”。像《每日邮报》（The Daily Mail）或《太阳报》（The Sun）这样的右翼大众媒体通常将白人放在前台，将依赖福利的女性视为整个社会弊病的例证，这种加剧诋毁的潜台词里的“她”也暗指黑人。

问：你的研究与酷儿理论有着深刻的联系。你还谈到（在几年前《文化研究》的采访中）你在“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参与激进的女性主义团体，提到他们产生的东西（非传统工作的培训，如汽车维修，女性专用的迪斯科舞厅）和减少的东西（“还起草了关于谁可以写什么主题的无尽规则”，“谴责那些与男人有染的人，或者那些生了男孩的人”）。在你的研究中，酷儿理论和激进女性主义的不同遗产是什么？

答：这个问题更难回答，因为它跨越了我几十年的职业生涯和我个人参与女性主义政治的经历。有趣的是，尽管我回顾了70年代末和80年代不同女性主义团体之间的激烈争论，但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我真的想远离这种愤怒的政治方式。当然，这种方式随着社交媒体（特别是推特）变得更加激烈了。

我觉得我们接触到的那种相互诋毁式的辩论混淆了问题，没有让我们有时间和空间来重新思考真正发生了什么。我们经常感觉到，在一些问题上有一种太快的结束感，而这些问题本可以从一种更缓慢、更反思的辩论模式中受益。虽然我个人愿意在一些平台上发言，但我的技能和专长是在课堂上讲课，或坐在研讨会的桌子旁发言。同时，在这些地方，在公共平台和大学课堂上，当谈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比如当黑人女性觉得她们的问题在课程中没有得到解决、没有被倾听时，我绝对相信“白人女性必须倾听”，就像80年代初在伯明翰的时候哈泽尔·卡比（Hazel Carby）所说的那样。

我认为，朱迪思·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早期著作对我产生了如此深刻的影响（就像我们中的许多人一样）。那是在80年代末。“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理论”（Marxist-feminist）在家务劳动（domestic labour）方面走得很远，而精神分析的女权主义（psychoanalytical feminism）则陷入了对拉康的全盘认可，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对家庭生活的性保守立场，以及对“真正母亲”和“真正父亲”的需要。我们很容易忘记这些原则在拉康女性主义的影响范围内是多么根深蒂固，尤其在法国。

因此，巴特勒的两本专著雷鸣般向我袭来，而且带着如此纯粹的知识能量的力量。这两本书成功实现了许多突破，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规范的女性和男性”，并坚持深入解读弗洛伊德和拉康，直到他们能够回答一些紧迫的问题，比如女同性恋的欲望（lesbian desire）、异性恋的忧郁（heterosexual melancholy）、俄狄浦斯情结（the Oedipus complex）和规范的异性恋家庭生活的再生，它们大胆地使用“阳具女同性恋”的理念来挑战拉康。

这些著作对我作为社会学家的学术工作产生了影响。总是有一个社会心理因素，允许从精神分析转换到女性主义政治哲学，再到社会学。巴特勒对同性恋的理解非常深刻，不是作为身份（identity），而是作为流动性（fluidity）和不规则性（irregularity）。作为对规范的反复颠覆，她提供了一种可以积累的力量，通过若干意义的重新表达来实现权力。在这种衔接中，我们既能获得一种开放性，也有了许多结盟的能力，或者拿拉克劳（Laclau）和墨菲（Mouffe）的话说，有一种“等同链条”（the chain of equivalence）的偶然性。

问：你希望看到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是什么？是否有你认为它应该走的方向，但它没有走？例如，在最近的一次活动中，你提到文化研究将更多受益于与社会政策的联系，这让我印象深刻。这也提醒了我，我经常想，对于文化研究来说，一个更好的术语可能是“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

答：是的，你是对的，我一直认为，我们要在文化研究和社会政策及犯罪学领域之间建立更好的联系。这是因为现在所有与媒体和屏幕有关的东西都被赋予了巨大的权力，而且大众文化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具有支配性的影响。

例如，如果媒体把那些依赖福利或津贴制度的单身母亲妖魔化、贬损她们，把她们当成替罪羊，如果这些女性被依照某种准则归类为“失败女性”，那么我们也需要更多地了解这些刻板印象如何在基层发挥作用。为此，我们需要转向女性主义犯罪学和社会政策研究，以研究诸如领取福利金的女性如何看待自己，她们如何内化这些媒体上的刻板印象，并找到拒绝它们或与它们谈判的方法。

当然，也有一些研究将这两个领域连接起来，比如贝弗利·斯凯格斯（Beverley Skeggs）的精彩研究，但我认为重要的是与社会政策建立更积极的对话，因为福利社会及其消亡是问题的核心所在。

同样，不看到媒体的需求和文化理论的需求，又怎么可能研究社会政策？《女性主义和韧性政治》的第三章和妇女福利问题息息相关，源于斯图尔特·霍尔对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英国前财政大臣）所谓“人们靠福利过日子”的讨论。许多政治短语实际上是由《太阳报》这种小报起草的演讲稿构成的。

我在近期的博士生活动中提出，我们要与犯罪学和社会政策方面的同事更紧密地合作，这也是因为学生提交的许多论文跨越了这两个领域。例如，在研究Instagram上年轻女性（“迪拜网红”）的创业活动，探讨这是否构成“性工作”（sex work），抑或只是简单的生活方式表演时，我建议从算法和“点赞”的数字劳工技术的重心转移到社会法律领域。

我还认为，在这里，年轻的女性主义媒体和文化学者可以带来一些新鲜的能量，挑战这个领域的主流观点。我很高兴看到这种交叉融合已经在发生了。关于性工作的整体辩论，以及关于OnlyFans等色情目的的新兴网站的问题，需要密切的女性主义学术研究。

咦，这串居然一百页了( ﾟ∀。)旦
我很好奇真的有人会在看这个串吗……？不是看到字随便扫扫或者跳过绝大部分内容的那种？真的很好奇

谢谢所有满足我好奇心的大人们，谢谢🙏🏻

《楚辞·远游》：唯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闻。

鹧鸪天・杨柳东塘细水流／清・蒋春霖
杨柳东塘细水流。
红窗睡起唤晴鸠。
屏间山压眉心翠，镜里波生鬓角秋。
临玉管，试琼瓯。
醒时题恨醉时休。
明朝花落归鸿尽，细雨春寒闭小楼

尾犯／宋・柳永
晴烟幂幂。
渐东郊芳草，染成轻碧。
野塘风暖，游鱼动触，冰嘶微坼。
几行断雁，旋次第、归霜碛。
咏新诗，手拈江梅，故人赠我春色。
似此光阴催逼。
念浮生、不满百。
虽照人轩冕，润屋珠金，於身何益。
一种劳心力。
图利禄，殆非长策。
除是恁、点检笙歌，访寻罗绮消得。

祝英台近／宋・周密
烛摇花，香袅穗，独自奈春冷。
过了收灯，才始作花信。
无端雨外馀酲，莺边残梦，又还动、惜芳心性。
忍重省。
几多绿意红情，吟笺倩谁整。
香减春衫，老却旧荀令。
小楼深闭东风，曲屏斜倚，知他是、为谁成病。

韩国“直女粉”和她们的同性恋幻想
Straight Korean Female Fans and Their Gay Fantasies

作者：权正敏（Jungmin Kwon，波特兰州立大学电影学院）
译者：陈荣钢

来源：Kwon, J. (2019) Straight Korean Female Fans and Their Gay Fantasies. Iowa City: University of Iowa Press, 1-17.

在许多国家，女性“粉丝”将已有文化文本“同性恋化”的行为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然而，我发现亚文化的一些方面被相对忽视了，也没有得到充分的描述。我们没有充分认识到它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这种低估让我想到“幻想”（FANtasy）这个词，它意味着一个“直女粉”创造并实现的幻想。

作为幻想的男同性恋身体

韩国女性对“男男情色”的狂热基于她们对男同性恋身体的迷恋。在同人小说中，“直女粉”通常构建男性角色之间的情爱关系，这种做法在本质上是对同性恋男性身份和关系的幻想。她们将男同性恋的身体物化，但“直女粉”和她们作品的受众对这种幻想的现实经验很有限。

尽管如此，边缘“粉丝”群体之外的社会已经逐渐认识到同人小说中被美化的、被浪漫化的同性恋者。这就是“幻想”的文本，是主流媒体市场的试金石。不管普通的同性恋群体如何解读这种小众文化，它都越来越多地确保了这种幻想在当代流行文化中的空间。

事实上，边缘流行文化文本中的同性恋幻想并非韩国女性的专利。它在西方和西方之外的地方已经有了几十年的历史。最受关注的是“斜线小说”（slash fiction）和上文提到的日本男同性恋漫画（Yaoi）。

斜线小说的起源被追溯到科幻世界，尤其是《星际迷航》（Star Trek）的多产粉丝，这档风行的电视剧始于20世纪60年代。

两位男主角柯克舰长（Captain Kirk）和斯波克（Spock）大副之间的深厚友谊和承诺，促使“女粉”去想象人物之间的情色关系。术语“斜线”（slash，可用作名词、动词或形容词）来自“粉丝”用来连接柯克和斯波克名字的“/”，写为K/S。这种非正统的叙事方式最初遭到了该剧主流“粉丝”的反对。然而，斜线小说逐渐收获了自己的“粉丝”，将自己打造成一支重要的、即使是衍生的文学流派。

学术界欢迎斜线小说写作者，认为这些“粉丝”的做法破坏了异性恋的等级制度，并在男性和女性的二分法之外重建了性别角色，从而实现了一个独特的女性平等主义梦想。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斜线叙事就成为一种女性色情或情色作品，这种形式被女性欣赏（占有两个男性的身体）。这种亚文化“粉丝”活动一度被边缘化，但在“粉丝”文化中扩大了自己的领域。尤其，随着数字媒体技术的发展，非专业生产变得更加容易，从而扩大了斜线小说的传播，并增加了“粉丝”群体的讨论。

斜线小说在非西方文化地区的对应物是日本男同性恋漫画。它在欧洲和北美确实有相当大的粉丝群，但其最大的受众群体在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和台湾。这种叙事通常采用现有的异性恋漫画故事，并利用角色来重述带有同性恋元素的故事。像斜线小说一样，这些改写的同性恋爱情故事通常由女性粉丝生产和消费。

虽然BL越来越多地被用作整个流派的总称，但我在这里要使用Yaoi，因为它在我的研究期间流行于韩国。在日本，Yaoi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当时打印机和复印机使漫画爱好者能够轻易地创造和分享他们自己的出版物。业余爱好者的漫画杂志被称为“同人志”（dōjinshi），这相当于西方文化中的“粉丝”杂志（也就是前文提到的fanzine）。

20世纪80年代中期，Yaoi成为“少年/男孩之爱”漫画杂志的子流派。当时，一群年轻的日本女艺术家开始在流行的少年足球漫画《足球小将》（キャプテン翼）中描绘两位年轻男性主人公之间的同性之爱。尽管这些人物原本具有真实的男性气质，但在Yaoi文本中通常会在某种程度上被女性化。研究日本男同性恋的社会学家马克·麦克莱兰（Mark McLelland）认为，“雌雄同体”（androgynous）的角色允许女性读者离开“家庭制度给她设定的性别歧视角色”。

一般来说，这种同性但不同性别的爱情故事被幻想和浪漫化。然而，在许多情况下，Yaoi故事包括对同性男性性交和性暴力的过度描述，如强奸或乱伦。此外，由于拥有“雌雄同体”的角色，Yaoi创作者也尝试不同的“性别扭曲”（gender-bending）情节，如男性怀孕。

斜线小说和Yaoi是非常相似的两种文本类型，它们都由“粉丝”创作，以男同性恋的爱情或情色故事为特色，被女性生产和消费。当然，它们之间也有一些不同之处。例如，它们有不同的社会接受程度。Yaoi是一种相对主流的流行文化形式，在日本的大书店里可以买到，而且它的“粉丝”喜欢公开阅读它。相比之下，斜线小说在某种程度上被边缘化了，它的“粉丝”在地下，是一个封闭的社区。

同样，Yaoi的创作者比斜线小说的创作者更容易描述男性主角的特征并建立可行的故事。事实上，斜线小说使用既定的角色，“指向丰富的故事世界和角色历史”，如此复杂，以至于不熟悉原始文本复杂性的读者可能无力创作新的故事。

尽管内容不同，但斜线小说和Yaoi基本上都为生产者和消费者提供了非常相似的乐趣：“视角转换/多重认同、同性恋主角、平等主义的爱情关系以及对性活动的生动描述。”事实上，这两种类型的作品已经相互影响。68%的Yaoi读者表示他们也阅读斜线小说，而且大量的Yaoi“粉丝”居住在北美和欧洲。

许多人试图解释为什么这种幻想在斜线小说和Yaoi中得到体现，不仅不断被创作，而且还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有人认为，写作和阅读这些类型的动机源于对现有异性恋浪漫类型的不满，比如有人认为创作动机源于陈腐的爱情婚姻和害怕失去童贞的被动女性角色。在Yaoi作品中，男同性恋没有异性恋纠缠的顾虑，没有传说中的“婚前摘花”，没有婚礼策划，没有照顾孩子的负担。尽管如此，同性恋伴侣也有自己的痛苦需要忍受（例如两个男人在友谊和爱情之间矛盾），这使女性读者耳目一新。作为男性，主角处于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中。他们的关系没有反映现实和异性恋小说中固有的性别权力不平衡。另外，女性可以通过用女性自己的目光欣赏男性的身体。她们甚至可以同时物化两个美丽的男性身体。此外，她们还可以自由地控制和操纵这些身体。

这些都是斜线小说和Yaoi流行的原因。总的来说，现有的色情文化以异性恋男人和他们的性欲为中心，通常把女性的身体作为客体。撰写自己的同性恋情色小说是“直女”们表现自己欲望的一种方式，表达并享受她们性行为中被忽视的方面。


社会心理学家杰西卡·麦卡琴（Jessica McCutcheon）通过采访同性恋色情制品的女性观众，发现了女性喜欢这类文化产品的三个原因。首先，受访者对新的类型持开放态度。她们厌倦了“直男”色情制品，所以她们转向其他类型。第二，如果她们特别喜欢同性恋内容，那是因为她们发现同性恋角色之间的关系比“直男”色情片中男女演员之间的关系更亲密。这一发现与第三个原因有关——作者认为，以男性为导向的等级制度是异性恋色情制品的基础，它导致了对女性身体的物化和奴役。在同性恋色情片中，人物之间的关系更加平等，因为他们是同一性别，他们的“前戏”互动性更强。

受访女性认为，与以男性为中心的“直男”内容相比，同性恋色情作品赋予性爱场景更多真实感。在“直男”内容中，女性角色看起来是在为钱而演戏，而不是真正的享受自己。在这种情况下，BL研究者大友柚木（Rio Otomo）认为，阅读和写作同性恋色情内容创造了一个自由的空间，女性可以在其中表达她们的性欲，而不牵涉到她们自己的身体，因为她们的身体几乎总是父权制男性目光的客体，但在这里没有“父权制的幽灵”。

在想象不同的权力关系时，这些充满幻想的粉丝重新定义了男性和女性的气质、性欲，也重新定义了亲密关系、关怀和相互性的关系。基于此，这些女性的主要幻想对象是男同性恋的身体，而不是女同性恋的身体。

当然，由粉丝创作的“女女情色”叙事确实存在。斜线粉丝中的“femslash”和“saffic”都是这个意思，后者是由“萨弗”（“sapphic“）和“小说”（“fiction”）构成的词。此外还有“百合”（ジャンル，Yuri）、“少女/女孩之爱”（shōjo-ai）等词汇。不过，它们的作者和读者人数较少，在学术界的关注度较低。

亨利·詹金斯认为，女性创作者的日常经历已经包括了一定程度的同性关系。一位受访者，也是一位斜线作家告诉詹金斯：

这些女性大多都有长期的女性友谊。如果我们想看到强大的“女女关系”，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在自己的生活中寻找。对我们来说，这是稀松平常的事。“斜线”是一种很遥远的东西，一种彻彻底底的幻想。我们不认识如此践行关系的男人，所以我们想在虚构中看到它。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女性可能会幻想小说中的禁忌，也就是“男男关系”。我们应该在某种程度上把异性恋女性对男性同性恋情色的偏爱看作基本常识。她们对男性的身体感兴趣，并且在日常生活中与其他女性经历了大量的“同性恋式的”互动行为。

女性想象出一个乌托邦式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男性与男性之间的恋情不受社会或身体的限制，这使得早期研究性幻想的文化理论家认为，这种类型颠覆了二元性别和性别角色等级制度的主流体系。这种概念对后来的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然而，有些人对这种研究方式表示反对。他们认为，从长远来看，对既定性别和性结构的抵制没有什么实质效果，反而会使女性和性少数群体被边缘化。

研究韩国女性媒体消费的学者指出，我们可以看到儒家思想的五个重要特征，它们系统地影响了韩国女性的生活。

1. 将妇女的角色限制为家庭主妇，并将其置于家庭空间；
2. 通过包办婚姻将女性纳入父系家庭结构；
3. 尽可能多地生育儿子并成为理想母亲，这也是一种压力；
4. 要求对公婆履行孝道，以及
5. 强调贞洁，并禁止再婚。

在前现代时代，教育是男性的专利。自19世纪末以来，现代教育在理论上对妇女开放，但一开始对许多女性而言并不现实。不过，韩国政府的公民启蒙计划从60年代开始增加了女性教育。现在，几乎所有男性和女性都在平等的基础上接受小学和中学教育。自2009年以来，进入两年制和四年制大学的女性高中毕业生比男性毕业生多。

这些数字表明，教育中的性别不平等问题可能已经解决。但事实上，在教科书中，男性通常被描述为负责非家庭的社会角色，而女性往往被描绘为做家务和照顾孩子。人们普遍认为男学生在数学、科学和体育等逻辑活动领域具有优势，而女性则被认为适合情感和艺术学科，如文学或音乐。所以，传统的性别角色依然存在。
韩国教育制度想象了家庭妇女在儒家价值观中的位置。在这一传统中，一个核心的，甚至是最核心的问题是，一个家庭需要产生一名男性继承人来继承家业。因此，妻子和女儿是往后排的，应该牺牲自己来维持家庭并支持男性亲属。社会把“贤妻良母”的传统观念灌输给妇女。直到最近，许多女孩和单身女性的生活目标都是成为传说中的贤妻良母。结婚后，女人属于她的婆家，与她的出生家庭脱离关系，这意味着她应该照顾她丈夫的家庭，但没有义务为原生家庭做同样的事情。即使她继续工作挣钱，也仍然要完全负责家务、照顾孩子，她的丈夫只是帮手。事实上，根据韩国国家统计局2014年的一项调查，双职工家庭的妻子每天花3小时13分钟做家务，而丈夫只花41分钟。

育儿问题直接关系到妇女的职业道路。在韩国，妻子通常在孩子出生后停止工作。她们不再工作并非只为了“坐月子”，还为了照顾孩子，而照顾孩子的责任被认为完全由她来承担。在这种意识形态背景下，女性留在家里抚养孩子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因为社会和政府对工作母亲的支持不对等。即使妇女恢复了她们的职业，她们也没有太多的选择，只能从事兼职或技术含量较低的职位。

这种情况最终人为地使女性在就业市场上低人一等。私营公司和公共部门的雇主都更喜欢男性候选人，因为他们在结婚或生育后不会停止工作，并有机会晋升管理职位。这一现实最终使女性不愿意继续为工资而工作。在性别歧视的社会中，这是严重的恶性循环。结果在2016年，男性就业率为73.1%，女性只有51.4%——尽管男性和女性拥有同等的教育背景。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WEF）2015年的“全球性别差距指数”（GGI），韩国在136个国家中排名第115位。“世界银行”（WB）报告称，在2009年至2013年期间，韩国的人均GDP为25,977美元，与西班牙（29,118美元）相似，但后者在“全球性别差距指数”中排名第25。
尽管韩国是一个发达国家，也是“经合组织”（OECD）的成员国，但根据“全球性别差距指数”的数据，议会和部长职位中的女性占比非常低，两性之间的收入差距非常大。综合来看，所有这些信息表明，一个发达的经济体系并不一定能缓解韩国的性别不平等，而基于儒家思想的性别歧视仍普遍存在。
由于这些结构渗透到整个社会，这些结构正促使年轻一代的女性走上另一条道路，而不再遵从传统的安排。2013年，一项研究调查了13岁至24岁的青少年，问他们是否应该结婚。62.9%的男性做出了肯定的回答，而女性只占45.6%。另一项调查发现，69.1%不想结婚的女性指出了受儒家影响的家庭体系中的不公平义务和性别角色。随着婚姻变得可有可无，女性的结婚年龄从1990年的24.8岁增加到2015年的30.3岁，离婚率翻了一番，从1990年的约45,700例增加到2015年的约109,200例。

换句话说，越来越多的女性正在无视儒家的理想，设法为自己的人生铺路。这种趋势最终将重新定义既定的、以男性为导向的家庭和婚姻制度，并引发女性在公共领域的地位变化。

相应地，性行为对女性的意义也在发生转变。在韩国的公共领域，性和性行为长期以来一直是禁忌话题。尤其，女性不应该谈论它们。1982年，一家报纸报道，78%的女大学生认为她们在结婚前不应该失去贞洁，而只有15%的男学生认为他们也应该有这样的标准。丈夫可以有婚外情，而妻子则不可以，“贤妻良母”的理想普遍存在。

然而，女性不再受到这样的性模式束缚。据报道，2014年，大多数女大学生的第一次性经历是在20至23岁之间，也就是典型的本科阶段。与1982年的调查结果相比，这是惊人的变化，表明女性对自己的性行为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并且可以讨论与性有关的话题。

当女性观看的时候
When the woman looks

作者：琳达·威廉姆斯（Linda Williams，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电影与媒介系）
译者：陈荣钢

引用：Jancovich, Mark. Horror, the Film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2001: 61-67.

每当电影屏幕上出现恐怖的画面时，小男孩和成年男性可能会把“观看”（look）视为一种荣誉，而小女孩和成年女性可能会遮住眼睛或躲在约会对象的肩膀后面。

女性拒绝观看有很好的理由，其中最重要的理由在于，她经常被要求见证自己在面对强奸、残害和谋杀时的无能为力（powerlessness）。拒绝观看的另一个很好的理由在于，女性在银幕上被赋予的认同感太少。

劳拉·穆尔维（Laura Mulvey）在《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Visual Pleasure and Narrative Cinema，1976）一文中很好地诠释了这个问题。男性对女性的支配性观看没有给女性自己的观看快感留下任何位置，她的存在只是为了被观看。

劳拉·穆尔维指出，电影中男性对女性的观察涉及到两种形式的控制，即对女性“缺乏”阴茎所构成的阉割威胁的控制。一种是虐待狂式的偷窥（sadistic voyeurism），通过活跃而强大的男性角色来惩罚或危害女性；另一种是恋物癖式的过度评价（fetishistic over-valuation），通过对女性身体的、过度的完美审美来控制阉割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