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与中国革命：妇女的社会主义建设（1949-1978）
Women and China’s Revolutions: The Socialist Construction of Women, 1949-78

作者：贺萧（Gail Hershatter，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历史系）
译者：陈荣钢

来源：同名著作（Rowman & Littlefield，2018）第八章，部分段落因平台审查有删节


对妇女来说，集体生活远非田园诗般美好。首先，妇女的劳动报酬通常低于男性，哪怕她们在诸如采摘棉花或采茶等工作中表现得比男性更好。男性通常每天赚取10个工分，而妇女则赚取7个到8个。每个人的日常工作分配由他们所在生产小组决定，这些决定反映了一种共同的假设——妇女的劳动价值低于男子的劳动价值。即使性别分工迅速改变，妇女承担了新的任务，但这种观念依然存在，也就是说，妇女所做的一切都不如男性所做的价值高。

此外，妇女在集体土地上的工作时间通常比男性短，但她们的实际工作时间更长。她们在照顾完孩子和准备完早晨的饭菜后，很晚才来到田里，并且在中午和晚餐前早早离开，回家做饭。他们经常背着小孩在田里劳动。

也许已婚农妇生活中最繁重的特征是她们从事的隐性夜班劳动。晚饭后到晚间生产计划会议结束后，妇女们在家纺线、织布，为越来越多的孩子们缝制衣服和鞋子。许多村庄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才通电，因此这项工作要在油灯的照耀下干到深夜。

已经过了育龄的年长妇女在集体时代也面临着新的生活需求。那些体力不再允许她们在田间赚取大量工分的妇女，从每天外出务农的媳妇那里接管了照顾孩子的任务。这种家庭分工使儿媳有可能赚取工分，但年长妇女的育儿工作只是没有报酬的家务劳作。

妇女生产的衣服和她们在集体时代工作的双休日是必不可少的事物，但并不算作劳动。它既没有报酬，也没有得到公开承认，因为它似乎发生在一个独立于集体的领域。当局专注于动员妇女的农业劳动，并在恩格斯的信念支持下，确信这样做有助于妇女的解放，但他们从未完全正视妇女的隐形劳动在多大程度上支撑起了整个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

运动时间和家庭时间：“大跃进”和饥荒


“妇女工作”指动员妇女从事田间劳动和其他集体任务，这是村一级的常规职责，由当地妇女执行，执行人往往是村领导层中唯一的女性，偶尔有妇联派出的工作组协助。但妇女工作在1958年至1960年的“大跃进”期间，随着对农村劳动力需求的增加而变得混乱，最终导致了国家灾难，造成数千万人死亡，经济严重受损。

短暂而疯狂的“大跃进”时期也是国家唯一一次认真尝试对农村妇女家务劳动的某些方面进行社会化的时期，但开始便是结束。随着“大跃进”的失败和1959年至1961年的“大饥荒”，这个项目被放弃了，家务劳动又回到了家庭，回到了社会的暗面。然而，在饥荒年代，妇女的隐性劳动对家庭生存至关重要。

毛泽东在1958年发起了“大跃进”，他对中国的发展速度感到沮丧，并相信社会重组将释放农民的能量，为经济突破提供动力。尽管党内许多人士对他的战略有严重的保留意见，但农民始终对楼房、电气化和丰饶食物的承诺充满热情。他们接受了毛泽东阐述的愿景，认为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就能实现。

在城市和农村，生产单位被合并为大型公社，提供规模化的经济，并结合生产和政府的职能。城市工厂的工作节奏加快了，但重组并没有改变城市生活的大部分方面。然而，农村的变化是根本性的。新成立的农村公社可以和一个县一样大，并有多达几十万人。公社被细分为拥有五千户以上的生产大队，以及可能囊括整个自然村的生产队。

突然间，在公社的管理下，农村人被要求与几十英里之外的人协调他们的日常劳动。许多男女接连几周离开他们的家乡，去从事雄心勃勃的灌溉和道路建设等基础设施项目。男人们搬出去做这些工作，承担起在熔炉中冶炼钢铁的项目（这是扩大和分散工业生产的“大跃进”的一部分），村庄开始遭受严重的劳动力短缺。1958年的收获季节到来了，但在许多地区，粮食都烂在了田里。

从1957年初开始，“全国妇联”推行“三期”政策，规定月经期、妊娠期和哺乳期的妇女应该被分配到附近的旱田里从事轻体力劳动。妇女往往因疲惫和健康问题受到损害，包括流产和许多因产后过快返工而导致的子宫脱垂。地方领导人并不总是重视这些问题，哪怕是那些负责妇女工作的女性领导，也觉得把生产放在首位才最重要。

由于田地里非常需要妇女的劳动，当局对减轻妇女的家庭负担给予了极大关注。政策旨在将膳食、服装生产、助产士服务、儿童保育和面粉制造的领域集体化。如果这些举措能够持续更长时间，可能会深刻改变农村妇女的生活。例如，鼓励生产大队组织年长妇女为在田间工作的妇女提供儿童保育，并按照工分支付这些妇女工资。但是不管有没有儿童看护，妇女们都必须下地干活，这个时期的悲剧故事比比皆是，有的孩子被一直拴在床上，有的走丢，有的溺死，有的在母亲工作的时候被动物咬伤。

最雄心勃勃的政策是在许多生产队建立起了集体食堂（“人民公社大食堂”）。从1958年夏天开始，农民们把他们的食品供应交给生产队，砸掉他们自己的厨房炉子，把他们的炒锅和其他金属制品交给生产队冶炼成钢。一天的工作能保证所有男女劳动者在食堂吃上食物，并为老人和儿童提供特别服务。“大跃进”最受欢迎的小说之一《李双双》被拍成了电影，就讲述了一位性格爽直的妇女为提高本村食堂的饭菜质量做出了努力。

几个月下来，农民们吃得很饱。许多人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吃饱。全国各地传来产量的捷报，人们确信，共产主义的繁荣即将到来。可是，食堂很快就因大跃进带来的更大问题而倒闭。地方领导害怕被说自己落伍，就虚报当地的生产力。基于种种虚报和高层的决断，政府过度征用粮食。缺乏管理经验的干部酿成新制度的行政混乱。此外，国家还要偿还对苏联的一切债务，而苏联在1960年与中国决裂，部分原因也在“大跃进”战略的失败。再者就是自然灾害的影响。

由于食堂的食物供应减少，每天的饭菜开始以萝卜头、树叶和其他边缘营养来源制成的稀粥为主。妇女们与厨师争论公平分配的问题，争论是否可以将部分食物带回家给生病的家人。村民们囤积食物、偷窃食物，相互争斗。在某些地区，他们在国家征用之前就直接吃掉了田里的粮食。家务劳动社会化的计划被不确定的共产主义未来取代。1959年至1961年的饥荒是建设农村社会主义的最严重后果，也是世界上最灾难性的饥荒之一，半个多世纪后仍有政治争议。

在这种混乱和破坏中，妇女们竭尽所能来维持生命。她们四处搜罗食物。那些擅长织布、绣枕头或制鞋的妇女派她们的男人携带这些产品到更偏远的山区去换取粮食。山区比平原地区的定居点更穷，但山区土地的集体化程度较低，有时仍有粮食储备。许多村庄的有效生产单位缩减为家庭，这种未经授权的非集体化在饥荒缓解后的一些地区持续了数年。国家再次允许家庭耕种私人土地，养猪和鸡供自己使用，所有这些工作都由妇女主导。

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收成开始恢复到正常水平，种植业重新活跃起来，妇女在日常田间工作中的作用得到了进一步巩固。许多男人转而担任农业的监督和技术职务，在小型工业中工作以支持农业建设，或者成为城镇的工厂合同工。

生命政治、性与无意识
Biopolitics, Sexuality and the Unconscious

作者：阿伦卡·祖潘契奇（Alenka Zupančič，欧洲高等学院哲学、艺术与批判思想系）
译者：陈荣钢

引用[MLA]：Zupančič, Alenka. “Biopolitics, Sexuality and the Unconscious.” Paragraph, vol. 39, no. 1, 2016, pp. 49–64.

福柯最广为人知的例子——边沁（Bentham）的全景监狱（Panopticon）。全景监狱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设计它的方式，以确保在任何时候，主体都绝对可见。重点还在于，要让全景监狱发挥作用，并不需要有人占据中心塔楼以观察囚犯。换句话说，即使没有人占据这个可以看到一切的地方，权力和控制的机制仍然完美地运行着，而且可以说，这种机制渗透到监狱的每一个单独牢房中。或者如福柯所言：“暴露在视野之下，并且心知这一点的人，要对权力的限制承担责任。他使它们自发地在自己身上发挥作用。他们在自己身上铭刻下权力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扮演两种责任（臣服和规训）。”

然而，这种权威的内化，只是弗洛伊德超我概念的一个方面，我们可以称之为“规训”（discipline）。另一个方面是“经济”（economy）。弗洛伊德认为，一个人越有美德，超我的行为就越严厉和不可信：“所以，最终恰恰是那些最圣洁的人，用最严重的罪恶责备自己。”弗洛伊德对此的回答是，持续的罪恶感并非来自于我们所犯的罪，而是来自于我们放弃的欲望，处在一个相互强化的循环中。超我逻辑的这两个方面——“规训”逻辑和“经济”的逻辑非常符合评论家描述的福柯晚期从“规训”到“安全”（security）的转变，后者的原则实际上就是经济。

科学界的左派转型：30年代英国和60年代美国的激进协会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Left in Science: Radical Associations in Britain in the 30’s and the U.S.A. in the 60’s

作者：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女性研究系、人类学系、环境研究系）
译者：陈荣钢

引用[Chicago]: Haraway, Donna Jeann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LEFT IN SCIENCE: Radical Associations in Britain in the 30's and the U.S.A. in the 60's. Soundings (Nashville, Tenn.) 58, no. 4 (1975): 441-62.


出于多种原因，我跟你一样，认为科学正在进入一个比公元前5世纪更严峻的危机时期，和当时一样，现在的科学也陷入道德危机和对纯粹政治价值的屈从，换句话说，现在的科学屈从于权力。
——西蒙娜·韦伊（Simone Weil，1909-1943）

马克思（Marx）说，对宗教进行批判始终是一切进步的条件。但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都没有看清，在我们这个时代，宗教精神中最倒行逆施的那一切，都在科学本身中得到了庇护。我们的科学向门外汉关上了大门，也可以说向科学家关上了大门，因为每个科学家在自己狭隘专业之外都是门外汉，所以今天的科学是日益官僚化社会的正确神学。
——西蒙娜·韦伊

比特币的社会生命
The Social Life of Bitcoin

作者：奈杰尔·多德（Nigel Dodd，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社会学系）
译者：陈荣钢

引用：Dodd, Nigel. “The Social Life of Bitcoin.”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35.3 (2018): 35-56.

在第一部分，我认为比特币表达了两种形式的货币“去中介化”（disintermediation），这与货币历史上银行与国家的分离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两种形式的去中介化都强调了比特币的政治吸引力，但我在第二部分要讲，比特币背后的意识形态本质上在于，它要把政治从货币中完全去除。因此，比特币持有者和黄金持有者之间存在着强烈的相似之处。在第三部分，我探索比特币作为一个社会空间的性质，借此，我的批判性研究将指出，比特币有许多它背后的意识形态试图否认的特征（社会组织、政治等级、信任）。最后，我将澄清比特币对我们理解货币的社会生活和未来的真正意义。

根据Satoshi Nakamoto（中本聪）的说法，大多数传统货币形式的根本问题是对中央权威的信任，这是使它们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Nakamoto试图通过使用区块链（由网络中的所有计算机或节点共享）来摆脱这种中央权威，通过它，每个币的交易历史多可以公开。同时，通过对公共密钥进行加密，隐私将得到保护。当然，通常比特币并不是真正的“币”，它只是一个基于账本的系统。

Nakamoto的想法吸引了许多人。这基于四个非常诱人的想法——第一，比特币网络是去中心化的、扁平的，既没有等级制度，也没有单一的权威点；第二，比特币为货币管理的关键问题（如通货膨胀）提供了可靠的技术解决方案；第三，比特币不需要信任他人，无论是专家、政治家还是普通人（只需要信任技术）；第四，比特币是无负债（debt free）货币，就像黄金一样。

比特币可以可以与与之相关的（各种）货币理论分开。这就是比特币意义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同时具有政治和金融的含义——奇怪的是，这种货币背后的理论既作为一种逃避国家监控的（准无政府主义）货币手段，又作为一种金融资产（或价值储存），不仅有可能与黄金相媲美，而且有可能超越黄金，因而吸引了人们的关注。然而，这就是比特币背后的意识形态和其实际操作的现实鸿沟，也是本文开始的三个故事相遇的地方。

Brett Scott在谈到比特币的水平主义（horizontalism）时抓住了其中的一些利害关系。他曾提出，比特币体现了一种“卢梭式”（“Rousseauean”）金融方法，这可以与中央银行的“霍布斯式”（“Hobbesian”）旧世界进行对比。换句话说，比特币已经用一般意志取代了主权。Scott随后对这一观点进行了限定，他认为比特币也可以被看作是“技术利维坦”（“Techno-Leviathan”），他将比特币定义为“一个被神化的加密主权”。

这种对比特币的阐释在Scott那里并不矛盾，而是反映了比特币自身特有的模糊属性，它是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网络。一边是无结构的、准无政府主义的、准自由主义的空间，不受国家监管（就像开头“比特币独立宣言”中说的那样）；另一边则是一个简单用机器代码取代人类能动性（agency），从而取代人类自主性（autonomy）的系统。

脑机启示录
The Apocalypse of a Wired Brain

作者：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1949- ）
译者：陈荣钢

引用[MLA]：ŽIžek, Slavoj. “The Apocalypse of a Wired Brain.” Critical Inquiry, vol. 46, no. 4, 2020, pp. 745–763.


我们所说的「脑机」是指我们的心理过程和数字机器之间的直接联系，通过机器作为中介，我们将能够直接共享我们的心理过程（经验）。在它的早期阶段，我们只能推测，在「奇点」这个共享思想和经验的空间，我们沉浸其中的过程将如何组织？主体和/或机器将如何决定「获得连接」/「断开连接」？连接的范围将如何决定？机器的知识有多少会被我获取？我将以何种方式、与谁共享经验？

我们应该记住，这些也是具有最重要政治意义的问题。「奇点」承诺了一种沉浸在集体心灵空间的新主体经验，但我们经常忽视，「奇点」也是一个巨大的机器网络，它嵌入到我们的社会统治关系之中。我们会被机器控制吗？一部分人类会不会与机器保持特权关系？用简单粗暴的术语来说吧，「奇点」的（最终）崛起将如何影响资本主义和社会权力的形式？

当媒体对我们生活的数字化（digitalization）所带来的威胁展开辩论时，焦点通常是索莎娜·祖波夫（Shoshana Zuboff）所谓的「监控资本主义」（surveillance capitalism）：

知识、权威和权力掌握在监控资本手中，对他们来说，我们只是「人形的天然资源」。我们是今天的原住民，我们对自决的要求已经从我们自己的经验中消失了。

我们是被监控的人，不仅是物质性的存在，也被剥削，参与不平等的交换。因此，「行为剩余」（behavioral surplus，剩余价值的对等物）这个词在这里很合理。当我们在网上冲浪、网购、看电视节目的时候，我们得到了我们想要的东西，但我们付出了更多。

我们把自己暴露无遗。在数字的「大他者」面前，我们让我们的生活细节和习惯暴露无遗。当然，矛盾的是，我们体验到这种不平等的交换，这种真切奴役我们的活动，却也是我们对自由的最高行使。有什么比在网上自由冲浪更自由的呢？仅仅通过行使我们的这种自由，我们就产生了被收集数据的数字「大他者」所占有的剩余价值。

通信的逐步发展方向是增加额外的中介层（口语、书写、电报、电话、互联网），但它在这里被缩短了，绕过这些附加层的直接链接，因此不仅更快，而且更准确。例如，当我想到什么时，我将不必把我的想法翻译成语言符号，粗暴地简化意义，我的伙伴将直接感知到我的想法。或者引用马斯克的话说：

如果我向你传达一个概念，你将从根本上参与协商一致的心灵感应。你不需要用语言表达，除非你想在对话中增加一些点缀或其他东西......但对话将是概念上的互动，这一层面现在还很难想象。


还有什么比把这个想法延伸到性爱领域更合情合理的事呢？「你可以把一次伟大的性爱体验保存在云端，以后再享受，或者，如果你不是一个太注重隐私的人，你可以把它发送给一个朋友来体验它。」

意识的外部论（externalist）理论首先批评这种观点——我的自我意识不在我的大脑中，它植根于我个人的身体存在。它只有在这个范围内才有意义。只有在这里，我的具体存在才有意义，它包含了我与他人的互动。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我们（人类）的「最高」成就植根于我们的终极限制（失败、死亡、性）之中，也就是说，植根于这些我们无法逃避的、通往「更高」精神存在的障碍之中。但是，我们不能认为只要没有这种障碍，这种「更高」的层次就能实现。这是一种幻觉。我们可以用一种悖论来解释。正是这些障碍产生了完美的概念，而完美本身也是障碍。如果我们消除了这个障碍，我们就同时失去了完美。

新事物将通过这种消除而出现，但它不会是摆脱了死亡和性的创造性精神。后人类的最终崛起不仅会迫使我们掌握一种新的生命形式，它还会迫使我们重新定义「什么是人类」本身。这种重新定义将特别涉及这些障碍的作用。在人类生活中，有限性是构成超验性的根本。我们不得不接受这一点。

我们在内心生活和外在现实之间划出距离，这距离往往是我们用来感知自由的一种尺度。我们的思想恰恰是自由的，因为它们与现实之间存在距离，所以我们可以把玩它们，进行思想实验，做梦，在现实中不会产生直接的后果，没有人能在那里控制我们。一旦我们的内心生活与现实直接相连，我们的思想就会在现实中产生直接的后果，或者可以直接被现实中的一部分机器控制，并且在这个意义上不再是「我们的」了，我们实际上就进入了一种后人类的状态。因此，幸存下来的主体将不再是内心体验的载体，无法承载感情、激情、恐惧、梦想和希望，而其他一切都可能被淹没在「奇点」的集体空间中。

连接的代价：数据如何殖民人类生活并将其用于资本主义

The Costs of Connection: How Data Is Colonizing Human Life and Appropriating It for Capitalism

作者：尼克‧库德瑞（Nick Couldry，LSE媒介与传播系）；尤利西斯·A·麦吉亚斯（Ulises A. Mejias，纽约州立大学奥斯威戈分校全球参与研究院）


在数据殖民主义时代，与他人连接需服从对人类生活的持续跟踪，这个过程直到最近才被称为监控。

著名计算机安全专家Bruce Schneier说：“互联网的主要商业模式是基于大规模的监视。”从卡夫卡到奥维尔，无所不管的专制国家是20世纪文学作品中的一个母题，但Schneier指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在公司的日常运作中建立起与基本自由（如自主权）相冲突的程序，这些程序就是监视。对人类主体的追踪是数据殖民主义的核心，它与所有形式的自主和自由、以及最基本的自我完整性不相容。

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在扩张，开发新的资源，寻找新的盈利方式，谋求新的市场。根据马克思的经典理论，这种扩张一直建立在劳动关系剥削人类生产的基础上。但是，近来，导致资本主义投入的物质本质发生了巨大变化。以数据形式侵占人类生命——即数据殖民主义的基本行动产生了一种新的可能性。资本主义在没有结束对劳动的剥削和对物质本质的改造的情况下，通过吸收新的或重新配置的人类活动（无论是否被视为劳动）来扩大其剥削生命的能力。

我们认为，数据扩大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践范围，但方式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扩张潜力的认识。在这种新兴的资本主义形式中，人类不仅成为生产过程中的参与者，而且成为可以转化为生产价值的原材料。人类生活以抽象的模式变得更像资本主义生产要素的种子或粪便，它们曾经只是人类与土地互动循环的一部分。人类生活向原材料的转变与工业资本主义（即殖民主义）之前的剥削历史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原材料的概念本身就有深厚的殖民根源。原材料指的是可以无阻力剥削/开采的物质。在殖民主义之前和顶峰之时，原材料通过奴隶制，即人类身体以奴隶的形式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原材料。历史学家警告我们，虽然很多人认为奴隶制是前现代的，工业资本主义是现代的，但不要把二者的发展隔绝开来。种植园和工厂长期共存。把人当作纯粹的财产，刺激利润最大化、会计精确度和数据优化的理性，并将这些理性与现代理性联系在一起。

人类的数据实际上不是原材料，但商业界经常想象它是原材料。人类生活首先需要被配置，以便“自然而然”产生数据这样的资源。
一个人的行动或属性的瞬间数据是没有价值的，除非它能与关于其他个人、行动、瞬间和属性的数据相结合，产生数据点之间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要确保基础设施建设。

基于互联网的连接世界是一个新型的权力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有从“生活流”中攫取的数据流，可以激活一个隐喻的按钮。装置、平台、应用程序、人工智能系统重新配置人类生活，使其不断为数据的收集作出贡献，从而有可能产生利润。

这种数据关系的结果当然不是一种新的奴隶制，因为没有什么能比得上那个制度的可怕暴力。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前后的连续性。在新的条件下，今天，人的生命正在成为榨取的对象。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主义能够走向更高的规模和更一体化的运作。

什么是数据殖民主义？

数据殖民主义指全球攫取过程的延伸，这一过程始于殖民主义，一直延续到工业资本主义，最终发展为今天的新形式。现在被侵占的不是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而是人的生命，将人的生命转化为数据。生命被降格了，它不断受到监视和监视，还使它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投入。换言之，数据殖民主义是一种新兴的秩序，它通过数据关系来挪用和攫取社会资源，以获取利润。

举一个与社交媒体相去甚远的例子：物流学科。物流的目标是利用连续连接的数据流来组织在全球商品链中跨时空生产的所有方面。如果说物流的目的是使生产合理化，那么最近物联网的发展则是为了将消费（我们购买产品后对产品的处理）纳入一个数据处理/利润攫取的扩展链条。

专业知识的消亡：反对既有知识的运动，以及它为什么重要
The Death of Expertise: The Campaign Against Established Knowledge and Why it Matters

作者：托马斯·尼科尔斯（Thomas Nichols）
译者：陈荣钢

来源：译自同名著作第一、第六章和结论。详见Nichols, Thomas M. (2017) The Death of Expertise: The Campaign Against Established Knowledge and Why it Matter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有删节
【*】为译者注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情况起了变化。公共空间越来越多地被一群知识贫乏的人主宰，其中许多人是自学成才者，他们蔑视正统教育，轻视经验。
一种知识分子「格雷欣法则」（Gresham’s Law）【*】正在积聚势头。过去的法则是「劣币驱逐良币」，现在我们生活在「错误信息排斥知识」时代。
【*】简单说就是「劣币驱逐良币」的法则。

公共广场上的一些冲突是可以预见的噪音，现在被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放大了。互联网收集对事实的陈述和不成熟的想法，然后在整个电子世界播送一切糟糕的信息和推理。（想象一下，如果每个小镇上的每个怪人都拥有自己的无线电台，20世纪20年代会是什么样子。）

也许人们并不比一百年前笨，并非更不愿意听信专家的意见。只是，我们现在能听到他们所有人的意见了。

此外，知道一些事情的人和知道其他事情的人之间不可避免会发生一些冲突。第一批猎人和采集者可能会就晚餐吃什么发生争论。随着人类有所成就的各领域逐渐成为专业领域，分歧必然会增加，并变得更加尖锐。

随着专家和其他公民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社会鸿沟和他们之间的不信任感也越来越大。无论多么先进，所有的社会都对受过教育的精英有着潜在的怨恨，对民间智慧、城市传说和其他非理性但正常的人类对现代生活的复杂性和混乱的反应有着持久的文化依恋。

民主政体嘈杂的公共空间总是很容易对既有知识发出挑战。事实上，他们更倾向于挑战既有的事物，这是他们「民主」的特征之一。

女性主义、家庭，以及新的、多种媒介的母性
Feminism, the Family and the New Multi-Mediated Maternalism

作者：安吉拉·麦克罗比（Angela McRobbie，伦敦大学金匠学院媒介、传播与文化研究系）
译者：陈荣钢

来源：Feminism and the Politics of Resilience: Essays on Gender, Media and the End of Welfare (2020, Cambridge: Polity)第一章，初版引用McRobbie, Angela. 2013. Feminism, the Family and the New 'Mediated' Maternalism. New Formations, 80, pp. 119-137.


Instagram、Facebook和《每日邮报》重现并在许多方面取代了传统的女性杂志的形式。现在的媒体实时更新，读者把目光放在迷人的女性名人的照片上，她们要么还在怀孕，要么就是孩子刚出生后展示着她们苗条的身材——“健美的产后身体”。从而，女性观众被邀请进入这种重复观看的模式。

这种权力格局在数字时代和社交媒体时代得到了加强，并变得更加复杂。这种影响因新自由主义治理术牢牢扎入家庭领域的方式而变得更加复杂——建立舒适的聚合场所，成为一种“日间电视”的政治，侵蚀了公共和私人、政治和娱乐的原有界限。

德勒兹（Deleuze）将“传播控制”（“control of communication”）描述为生命政治权力的有力形式。在当代传播空间里，流言八卦和突发新闻混在一起，以至于“趣味效应”常常严重影响和减弱了真正重要的问题。界限被侵蚀，道德变得混乱。政治话语离不开核心人物的外表、年龄或性欲的琐碎评论。同时，老式的、更加匿名和正式的政治参与模式被个性化需求取代了——那些与社会民主的官僚模式，那些幕后追求女性主义政治议程，都被取代了。

取而代之的是将一切活动个人化，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冠以名字和面孔，在全球范围内获得宣传、追随者和“点赞”或“点踩”。这反过来又需要自我品牌和自我宣传的模式，减少了传统政治活动的公共服务层面。如果一个人想参加公共辩论，那么似乎没有选择，只能将自己投入到娱乐领域。今时今日，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几乎没有哪个方面能免于这种自我宣传的要求。这对近年来出现的、更加品牌化和个人化的女性主义产生了影响，这些女性主义立即被附加到某些名字和职业上。女性主义者大声疾呼，然后马上就能被识别，女性主义演变成了一种严重的命名或签名活动。

这就是Facebook首席运营官谢丽尔·桑德伯格出版《挺身而进：女性、工作和领导意志》的背景。这本书用“挺身而进”一词来提醒女性，不要在母性的召唤下从心理上脱离工作和职业道路，而是呼吁职场女性将自己定位在领导岗位，这样她们就会被别人注意到。这本书在美国产生了广泛影响，但它其实是上世纪70年代一种女性主义的变体。

她建议女性寻找好丈夫，愿意分担家务和照顾孩子，她还建议在婚姻和家庭方面采取“谈判策略”，试图找到将成功的母职和“职场成功”相结合的方法。向这个新自由主义世界中心地带传递的自由女性主义信息是，在生孩子的早期，妇女可以继续在经济上保持活跃，而且非常成功，只要学会“挺身而进”，她们就不会吃亏。

书中没有出现“日托”的字眼，更不用说“国家提供的托儿所”了。桑德伯格的语气积极、欢快、令人振奋，是全心全意的女性主义，因为她真诚地希望改善女性的生活。但是，在她的笔下，没有任何描述非精英就业世界的词汇，比如贫困和失业、儿童保育的高成本和低质量、白人中产阶级精英妇女对移民妇女的低薪家务劳动的依赖（其中许多人为了谋生会与自己的孩子分开，因此自己无法提供“高质量的育儿”）。

书中完全没有提到女性带薪产假在美国的缺席，也没有提到雇主提供托儿所的必要性。桑德伯格甚至没有提到当地社区或自助的婴幼儿照护，只有一道坚持不懈投入漫长工作的事业阶梯。隐约之中，桑德伯格是在对像她这样的年轻女性说话，她们都在名牌大学上学，有特权，主要来自白人中产阶级。桑德伯格所描述的女性主义也是一种舒适的新自由女性主义，这种政治力量保护和加强女性人口中相对精选的部分，也保护了她们业已存在的特权和社会地位。在她们加入母亲行列的时候，在国家退出和减少公共开支的时候，这种特权和地位尤其突出，因为她们现在承担着比以前更大的道德责任。

这是一种根本去政治化的女性主义，其保守性最明显地体现在它对争论和对抗的回避上。它只要求在谈判桌上占有一席之地，但这已经成为新自由女性主义的公众形象。

新的家庭主义（以及它在社交媒体上对母性的美化）是反女性主义的，因为就公共话语而言，国家资助全日制托儿所的可能性已经消失在地平线，也不再可能按照斯堪的纳维亚社会民主政府几十年前开始的路线提供学前和课后教育。现在我们只能找到的私人解决方案（如住家保姆），但这只适用于极少数已经高飞的企业女性，对她们来说，女性主义只是女性野心的同义词。

新中国”的工业化与地方性饮食文化
Industrialization and Local Foodway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作者：雅各布·克莱恩（Jakob Klein，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人类学与社会学系）


大多数家庭的收入来自农业劳作和城镇受薪劳作（如“打工”）两个方面。截至2007年，三分之一的家庭不再自己种植大米。尤其是那些在外工作的月影塘村村民，更加依赖购买的食品。

然而，几乎所有家庭都保留有菜地。比如，稻田主要由女性来看护维持。这些土地不使用化肥和杀虫剂，每天供应蔬菜。

这非常有利于将以村庄为中心的社会网络扩大到村外的移民劳工网络。乡村与城市之间频繁的来往伴随着食品的交换。女性常为家庭提供蔬菜和其它食品，年轻的移民劳工在农忙时节回乡帮农，有时也从城镇带回包装好的食品。

因此，外出务工人员从外部工作中获得的收入不再破坏自给自足的供应模式。相反，他们让家庭留在农田里，而农田又生产出持续移民的身体，并将他们的道德和农村的食物捆绑在一起。

这种捆绑给予外出务工人员“安全的净失业期”。

清朝中国的一妻多夫制与卖妻：生存策略与司法干预

Polyandry and Wife-Selling in Qing Dynasty China: Survival Strategies and Judicial Interventions

作者：苏成捷（Matthew Sommer，斯坦福大学历史系）

一妻多夫制和卖妻代表了补充家庭收入和维持生计的策略的两端。在一妻多夫制的一端，外部男性成为妻子的第二任丈夫或第一任丈夫的结拜兄弟，并完全融入夫妻家庭，他与妻子同床共枕，以换取对妻子家庭的帮助。因此，一妻多夫制是一种通过扩大家庭规模来维持家庭的策略，从而提高劳动者与消费者的比例。

在光谱的另一端，妻子会被永久送到她的买家家里，以换取现金。她可能摆脱贫困，与新任丈夫一起重新开始生活，而她的第一任丈夫（即卖方）将获得一笔救急现金。孩子们通常陪伴母亲暂时或永久进入她的新家。简言之，卖妻是一种通过拆散家庭来生存的策略，并在此过程中创造了新的婚姻模式。

处于光谱中间位置的是各种更加非正式的做法，比如在丈夫的同意下，妻子会与一名或多名男性发生性关系，以换取物质支持。